徐鑄成回憶錄 · 附錄 「陽謀」親歷記
前幾年，我曾拜讀一本偉大的著作，其中，有一篇談到「陽謀」，涉及我和當時的《文匯報》，當然，由此開始，還使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陷於羅網，成為「史無前例」的一場浩劫的前奏。
事隔三十年，現在，早已雨過天晴，風和日麗，一切從實事求是出發，我應該把三十年前親歷的過程，不加修飾地加以敘述，希望能引出教訓，讓後人評議。
為了使讀者了解「陽謀」的前因後果，我想從1956年講起，按時間的順序，根據記憶，儘可能詳細而扼要地將我親身所受一一記錄於下。
1956年5月，《文匯報》「自動」宣布停刊，職工除一部分肅反對象（其中有黨員）留滬繼續檢查外，其餘都遷往北京，參加《教師報》。我被任為總編輯。
《文匯報》所以停刊，原因有二：
一、當時上海的第一書記（有名的「一言堂」）認為上海報紙太多，不便於控制，主張《文匯報》停辦。根據之一：剛調來的一位黨員副總編曾對人說：「我到《文匯報》的使命，是改造和消滅《文匯報》。」二、教育部正擬模仿蘇聯，創刊《教師報》，乃派人和我們商定，吸收我們全部人員。
《教師報》創刊後，我的心情是平靜的，以為不論從事業的前途，還是從個人的前途看，這是「社會主義改造」必然的結果。加上當時教育部負責聯繫和幫助《教師報》的副部長柳湜（後也「擴大」成為「右派」）、葉聖陶遇事坦率好商量，和我相處得很好。舉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匯報》副總編某同志，曾把自寫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長審閱，立即被批駁回來：「《教師報》的稿件，應由徐總編輯審決，除非徐鑄成同志認為應由部長審閱的稿件，並經他簽過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還。」
那年夏天，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曾去前門飯店看一位香港來的政協委員，在樓梯口巧遇《人民日報》的鄧拓同志，他熱情問我：「鑄成同志，你是哪一天抵京的？」
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
鄧拓同志聽了「哦」了一聲說：「我是聽到你在主持《教師報》了。」接著他說：「我認為《文匯報》停下來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別的報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當晚，我回家反覆沉思，《文匯報》究竟有哪些特點，值得鄧拓同志懷念呢？
人代會後不久，我被邀去中南海聽了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同志的報告，闡發中共中央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精神（以後簡稱「雙百方針」），很令人鼓舞。他在報告中還提到俞平伯的「新紅學」論，認為這是對他粗暴的批評，當場表示對俞先生道歉，我聽了很受感動。
過了幾天，又聽到一位黨員副總編輯傳達關於劉少奇同志兩次對新華社的講話，講話的大意是新聞工作以後不要生硬照搬蘇聯的經驗，報紙應注重消息（新聞），創造中國特點。劉少奇還建議，新華社不妨自己辦一張報紙，與《人民日報》比賽。
又過了若干天，鄧拓同志果然把《人民日報》實行改版，貫徹中央「雙百」方針。「副刊」上也刊載不少以前從未有的新題材，如雜文、喜劇等等。聽欽本立同志說，鄧拓同志已邀請蕭乾同志為副刊顧問，幫助充實文藝作品，並組織作家來討論如何貫徹「雙百」方針。
當時，我家住在東四十條西口，和欽本立同志住的《人民日報》集體宿舍只隔二三家門面。他常於公餘來我家談天。原《文匯報》的北京辦事處，在燈市口朝陽胡同三號，那時已改名《教師報》城內記者站（《教師報》報館在北太平莊建有辦公大樓、職工宿舍），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編委兼新聞部主任）負責。
她有時也來我家，約欽本立（她參加《文匯報》，原由欽向我推薦）一起來交談對《人民日報》之新改革以及「雙百」方針提出後之新面貌，甚為鼓舞。但那時我心如止水，安心於《教師報》工作，絕沒想到《文匯報》有朝一日會復刊的事。《教師報》每周出兩期，發行五十萬份以上，我也很高興。重要社論，大多由葉聖陶先生執筆，他的文風清麗而曉暢，沒有時行的教條氣，深得讀者的歡迎。我除每周主持兩次編前會議外，公餘的時間較多，除讀書報外，可以在城內及四郊名勝遊覽，甚覺安適。
大約在6、7月間，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同志前來報社訪問（那時北太平莊尚屬遠郊區，《教師報》四周，還有大片大片的田疇或矮屋）。寒暄後，他向我問道：「你近來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緒甚好，安居樂業。」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說表面的話，你這位老辦報的人，在這一家一周出兩張的專業性報里泡著，能安得下心嗎？」接著他對我說：「現在中央為貫徹長期共存的精神，決定把《光明日報》還給民盟，請章伯鈞任社長，原總編輯常芝青同志為中共老同志，中央決定撤出來，想請你擔任總編輯，讓我來徵求你的意見。」我連忙搖頭說：「你知道這一台戲是不好唱的，我有我的『班底』，現在都在《教師報》，單把我一人調去當主角，這台戲怎麼能唱？」他聽了想大概也有道理，不再談下去了，談了些別的，就告辭而去。後來怎麼請出儲安平的經過，我就不知道了。
又過了一些時候，有一天傍晚，我應邀去波蘭大使館參加國慶雞尾酒會，我正和常芝青同志（那時他已調至《大公報》任黨委書記）站在一起，我拿了一隻冷盤，並隨手接過了一杯酒，相互交談。他不經意（大概以為我已知道了）地說：「中央已決定《文匯報》復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聽我說「沒有」，他就不談下去了。
我聽到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裡，立即打電話把欽本立和浦熙修同志約了來，把這一尚待證實的消息告訴他們，大家都高興。浦二姐在京人頭最熟，立即掏出小電話本，打了幾個電話，向幾位有關方面的人打聽，都說毫無所聞，時已深晚，他們兩位就告別回去了。
第二天，恰好當時《教師報》管理部主任的嚴寶禮進城來看我，得知這一消息，自然也極興奮。我們立即同車到辦事處，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結果，主張向「老領導」夏衍同志去打聽，打電話到文化部約他在燈市口的萃華樓飯莊便餐，夏衍同志很關心我們，欣然赴約了。
哪裡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確訊，只說：「聽到一些有關《文匯報》的消息，也未能證實，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電話，他也不清楚，看來中央還未完全決定，你們靜靜候著吧。」
第二天浦熙修忽然想起，說她有陸定一同志辦公室的專用電話，不妨試試，直接問問他（她和陸定一同志在重慶時期即有工作聯繫）。
陸定一同志回答：「這事中央已有決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關於新聞工作，主要由副部長張際春同志管，等時機成熟，他會打電話通知你們，你們安心等候著吧。」
這樣，一塊石頭落了地。
沒有幾天，張際春同志的電話果然來了，約我和浦熙修二人翌晨9時在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面談。
翌晨，我們同到中南海，張際春副部長立即出來會見，在座的還有中宣部新聞局長王同志（這位同志以前曾屢次在新聞界聚談中見過多次，曾在解放之初任山東《大眾日報》總編，可惜，一時記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沒有別人。張際春同志對我們說：「中央已決定《文匯報》復刊，所以請你們兩位來，作為正式的通知。希望你們儘快寫好兩個方案：一、《文匯報》復刊後的編輯方針；二、《文匯報》復刊計劃，包括房屋、機器設備和職員搬遷，以及復刊時要多少資金等，希望開列清楚。中央盼《文匯報》早日復刊，因此希望你們抓緊，送給我們，轉呈中央審批。」他還問我們有什麼具體要求。我說：「《文匯報》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編輯幹部，現分散在各機關，我希望中宣部能幫助我們爭取一部分人回來；因為辦報好像一個戲班，單靠主角是唱不好戲的。第二，《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欽本立同志是和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請《人民日報》支持，讓還給《文匯報》？」張際春同志說：「第一點，你們可開列一名單，我們將盡力向有關單位爭取。第二點，欽本立的問題，必須《人民日報》鄧拓同志肯放，我們決定告訴他，你們是朋友，不妨先和鄧拓同志商量。」接著，他拿出一封信，對我說：「你說要過去班子的人歸隊，我想起前幾天有人投書給中宣部，說他原在《文匯報》，現在進出口公司工作，用非所學，要求歸隊。我們正想辦法安排，你們就把他帶回去吧。」
回到辦事處，嚴寶禮兄已在等著，我們簡單談了經過，請他準備寫一份復刊計劃草案，他認為這事好辦，找幾位管理部的科長談談，可以如期寫出。
編輯方針怎麼寫，我很躊躇，當晚，把欽本立、浦熙修同志請來，一起商量。大家認為，中央如此英明地決定《文匯報》復刊，大概認為《文匯報》與知識分子一向有聯繫，應以宣傳「雙百」方針為重點。但如何宣傳，我心中無底，欽、浦兩位也提不出具體意見，所以陸續談了兩天，我還難以落筆。
正在我為難之際，欽本立來對我說：「鄧拓同志對《文匯報》非常關心，如果你願意，是否與鄧拓同志約期談談？」自從1949年新政協會議以來，我對鄧拓同志的品格、態度，就特別感到欽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對《文匯報》評價相當高，所以極願向他討教，當即請欽本立同志約好日期、地點，我決定登門拜訪。
第二天，本立就來說：「鄧拓同志很高興跟你和浦熙修同志暢談，明天晚上他已決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時間在王府井金魚胡同《人民日報》他的住宅里，接待你們兩位。」
我們準時找到鄧拓家中，鄧拓同志滿面熱情地接待我們。在客廳前落座後，我簡單地談及《文匯報》復刊的打算，談起編輯方針，我說只有一點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傳中央的「雙百」方針，至於如何具體地一條條寫出來，我思想上還不成熟。
鄧拓同志對我像極熟的老朋友一樣，立即滔滔不絕地談了幾點他的看法：
我們《人民日報》已千方百計鼓勵知識分子鳴放，但知識分子看來還有顧慮，不能暢所欲言。你們《文匯報》，歷來就取得知識分子的信任，你們首先要說服知識分子，拋開顧慮，想到什麼說什麼。使廣大知識分子思想上的障礙消除了，他們才能盡其所長，為社會主義建設盡其力量。我看，這應是《文匯報》復刊後主要的編輯方針。
其次，我們被帝國主義封鎖，也自己封閉多年，你們應多介紹各國科技、文化發展的新情況，以擴大知識分子的眼界，以利於他們研究、提高水平。
也要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們有什麼困難，你們可以反映，再如室內外環境應如何合理布置？業餘生活知識分子喜歡種花養鳥等等，你們也不妨辟一個副刊，給知識分子介紹一些知識，談談這些問題。
應同時注意廣大農村知識分子。毛主席講過：三大改造完成後，不可避免地在廣大農村會出現文化高潮，過去《大公報》所載的旅行通訊，這形式很受讀者歡迎。你們不妨派一部分記者，深入各地農村採訪。我一向反對由各級黨委介紹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說；這樣，必然報喜不報憂，只說好的，不談問題。你們不妨直接派記者到基層了解情況，寫出旅行通訊，這會有利於得到真實新聞，有利於文化高潮的來到。
最後一點，我認為《文匯報》也應注意國際宣傳。目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影響，還只能偏重於蘇聯及東歐國家；《文匯報》和《大公報》，因歷史的關係，更可以影響日本、東南亞及西歐各國。在這方面，《文匯報》有不少有利條件，比如，通過香港《文匯報》，多進口些最新國際書刊，總之，對這方面多發言，多報道，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
以上是鄧拓同志對我們談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親切，切中我們的問題。他為我們設想，如此深入而周全，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當時，我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我回到家中後，第二天一個上午，即基本按鄧拓同志的意見，寫好了《文匯報》復刊後的編輯方針計劃。下午，分頭打電話給本立、熙修兩同志，他們也完全表示同意。
正好，翌日中宣部新聞局長那位王同志來電催詢，我說一切已準備就緒，只等張部長接見。
張際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予延見。我們把擬好的《文匯報》編輯方針及復刊計劃面交給他。張際春同志特別詳細地看了編輯方針，看畢即對我們說：「很好，很好，你們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計劃著手籌備復刊工作。」後來，我們回滬後，黨中央的批示下來了，除了「照准」二字外，還加了一句附文：「要讓徐鑄成同志有職有權。」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謝黨對我的信任。
關於欽本立同志的調回問題，我們曾一再要求，鄧拓同志答覆「先由你們借調，以後再辦正式調動的手續」。
中宣部將《文匯報》復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同志，原《文匯報》副總編輯有劉火子、唐海兩同志，柯靈同志在1938年即參加《文匯報》。郭根同志原在1946—1947年間任《文匯報》總編輯，那時他在山西任教，特函熙修同志表示希望「歸隊」，因此我上報的副總編輯有下列幾位：欽本立、柯靈（負責副刊）、浦熙修（兼北京辦事處主任）、劉火子、郭根、唐海。顯然把欽本立列為「第一副總編」的地位。
復刊的方針、規劃和主要負責人選，經中央核准確定後，地點曾有過一度反覆：留在北京呢？還是仍遷回上海？既然復刊後《文匯報》的讀者以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內容以文化教育為主，自然以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領導為宜，機器、器材及大部分職工已搬到北京，就地覓址復刊，也免於再搬遷的耗費。更重要的，我們對於那時上海領導的「一言堂」（指柯慶施）早有些戒心。曾向張際春同志請示，他說：「中宣部沒有直接領導一家報紙的先例，我們曾向沈雁冰部長徵詢歸文化部業務領導的意見，他表示十分同意，但茲事體大，他無權決定。」
正在這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同志因公來京，姚溱同志特地做了一次安排，由他約西民同志、浦熙修同志及我四人，在浦的辦事處客廳里進行坦率交談。姚溱同志勸我們早日決定搬回上海出版，說上海是《文匯報》的發祥地，再說，在哪裡出版，都歸中央領導，中央一打電話，上海就立即知道了。石西民先自謙地說：「我調滬不久，很多老朋友未及一一訪問。對《文匯報》，我們關心不夠。今後，有事希望隨時找我談，我如不在，也可和分工管報刊的副部長白彥同志談。總之，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我們當盡力代你們解決。」姚溱同志還說：「為了與中央級報紙具有同等待遇，今後中央的宣傳大綱，可以及時發給你們，你們也可以訂閱新華社的『大參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備了幾樣菜，我們四人邊酌邊談，心情十分舒暢。在這一席「三國四方會談」上，基本上打消了我們留京復刊的打算，而姚、石兩位同志，後來也確實履行了各項「諾言」。
為了加強在首都的採訪，決定擴大北京辦事處的編制，商請夏衍、姚溱、羅列（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三位同志為北京社外編委，以便就近指導北辦的工作。
另外，還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分別請各方權威人士及《文匯報》老同事，那時在京任相當重要工作的同志（如張錫昌、秦柳方等）參加，發表他們對《文匯報》復刊後的意見和希望。很多位對《文匯報》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張奚若、章乃器、陳劭先、翦伯贊、侯外廬等先生都欣然應邀參加，發表了極寶貴的意見。
教育部的柳湜副部長等，以《教師報》的名義設宴款待我們，慶賀《文匯報》的復刊，並對幾個月的合作，表示感謝。
留京該辦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於8月初飛上海，著手於復刊的準備工作。在我之前，嚴寶禮同志已回上海，接洽館址及職工宿舍以及搬遷的各項具體工作。
我們的意見，復刊後的《文匯報》，應該有一定水平的質量，必須有好的內容，而我們本身的見識有限，應廣泛要求各方面的專家共同來辦好這張報。經多方懇請，決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羅竹風、陳虞孫、李凱亭（體委負責人，《體育報》主編）等為社外編委，定期開會，為《文匯報》撰寫專文並出主意，協助審定稿件，平時，我也向這些專家登門求教。
到8月底，籌備工作大體就緒，職工也已回到上海，經過一個月認真的試版（共先後四次），我認為「操練」已成熟，自己看看樣版也有自信了，於是決定是年（1956年）10月1日（國慶節）開始正式復刊。
新復刊的《文匯報》，力求革新，企圖打破蘇聯式老框框，內容主要以貫徹「雙百」方針為主，多姿多彩，除刊載各方面專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之外，還連載了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回憶錄（系長江同志介紹，經本報翻譯）。老一輩革命家朱德同志及魏文伯、陳同生等同志的詩詞，也特寄我報刊載。編排、標題也有所革新，使讀者喜聞樂見，耳目一新。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為落實鄧拓同志的建議，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情緒，如書齋如何布置，如何綠化環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極受讀者歡迎。編者黃嘉音同志，編輯《西風》月刊，富有經驗且有豐富學識，經柯靈同志介紹，特請他兼任主編。
我們編輯分工，除我總覽全局，著重抓一版——社論及要聞版外，欽本立同志協助我的工作，並全局掌握二、三版學術性論文，貫徹「雙百」方針（欽已兼任本報黨組書記）。他還經常聯繫北京辦事處的工作，幾乎每晚和浦熙修同志通話，有時還與《人民日報》聯繫，副刊各版，由柯靈同志負責領導。劉火子同志及郭根同志主持新聞版版面。各外勤新聞組，則由唐海同志負責。
我還接受鄧拓同志的建議，派記者赴各地採訪，撰寫旅行通訊，如派黃裳同志赴滇，派宦邦顯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都寫出了極有內容、富有文采的報道，並就地組織作家撰寫作品，深受廣泛的歡迎。這就是後來被指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證，這是後話。
鄧拓同志曾先後寫給我三封長信表示讚揚（這些信，都被報社運動辦砸開我的抽屜，全搜去）。欽本立同志赴京把關係正式轉來時，曾對我說，鄧拓同志曾對《人民日報》同志說，應全力支持《文匯報》及俄文《友好報》。我當時除由衷地感激外，也體會到鄧拓同志如此支持我們，是因為他目光遠大，著眼於我國新聞事業的革新與不斷前進，他真不愧為一位學識豐富、有膽有識的中國現代新聞界先進人物，《文匯報》當時取得的一點成就，都與他的指導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我自己回顧，在我主持《文匯報》工作的三十餘年中，認為有兩個「黃金時期」令人難忘，一個是抗日戰爭後從1946年到翌年被封的這一段時期，另一段就是復刊後的《文匯報》，直至黑風匝地起為止。不論內容的充實、生氣蓬勃，也不論是編輯部陣容的整齊，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沒有好結果，留下令人難忘的回憶。
1957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我接到市委宣傳部一個通知，要我於翌晨去參加在錦江飯店舉行的一個座談會，內容沒有說明，只說會議很重要，必須本人準時參加。
第二天我去參加，見到文化、教育、新聞、出版、電影界代表人士陳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羅蓀、周信芳及金仲華、舒新城、吳永剛、石揮等，還有一個宣傳部文藝處的幹事姚文元（當時文藝處長為張春橋，《解放日報》總編輯由楊永直繼任，這次會議，楊也參加）。由石西民部長做簡短講話，說中央即將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並邀請黨外人士一起參加，今天到會的，都是黨中央邀請的對象，因時間匆促，我們昨天才得到中央電告。務望各位同志原諒。我們已訂好車票，今晚7時火車出發，各位辛苦些，會畢即回去料理公私事務，整理好行裝，以便準時登車。
上車時，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車上打了個招呼，按他當時的地位（更不談文名了），似乎和其他去參加者不相稱。我想，他大概是作為部里的幹部去開會的吧。
第三天上午到了北京，上海的代表全部安排在阜成門外百萬莊招待所里，這一帶，當時還很空曠，周圍房子疏落，空氣也很清新，嚴冬已過，春寒仍有餘威。
當天下午，即赴政協禮堂，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很清晰。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國內形勢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等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絕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從錄音里聽到他在講話時，不時引起鬨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馬寅初等同志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
聽畢，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約赴中山公園聊天，我們覺得「雙百」方針實在正確，黨真英明，都認為今後更應響應黨的號召，為社會主義建設多盡力。正如《傅雷家書》所載，他當時給他兒子信中所寫的，他衷心感到社會主義的可愛，感到社會主義國家很多，而「毛澤東全世界只有一個」（天下無雙）。可見他那時正是最熱愛共產黨、熱愛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講到這裡，我想插一段話：在解放戰爭時期，他看到一本介紹「蘇聯內幕」的書，其中有一段序言，以事實說明蘇聯在史達林領導下，並不那麼自由，他徵得我的同意後，譯登在《文匯報》。而按當時的邏輯，說蘇聯有一點點缺點，就是反蘇，反蘇就是反共，因此引起不少進步人士的圍攻。大概因為這個原因，在1948年左右他即遷居昆明。當時，我在香港主持《文匯報》，他寫信給我，希望將歐美新出版的書籍雜誌，擇要寄給他。上海解放後，我聽說他已由昆明遷居香港，曾去函勸他早日回來。他回滬後，即租住在江蘇路，離我住的愚園路很近。但他很少出門，閉戶譯書，而每出版一本，即托人帶贈給我。1956年《文匯報》復刊前，我登門造訪，我對文化、文藝方面知識淺薄，而深知傅雷同志是這方面的專家，見識博而廣，我希望他多予指教和幫助。那時的傅先生，和幾年前已判若兩人，他參加了作協主席團，並在上海市政協學習小組任組長。對《文匯報》的復刊及所訂方針，他極表贊同，除積極為我設想外，還推薦林風眠、沈知白先生及錢鍾書、楊絳伉儷，力舉這幾位是我國文學、藝術界的真正行家，希望我多向他們組稿。我當時深有體會，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優良的傳統，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親眼看到真、善、美，才服從真理，投身於這個事業。傅雷先生就是一位傑出的典型人物。誰知後來竟也中了「陽謀」，陷於羅網，到「史無前例」這一幕開始，竟被殘酷迫害，並與夫人雙雙被迫自盡，我深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終生負疚！這是後話，下面還有補充。
我們那天回到百萬莊，第二天上海小組分組座談，康生還特地作了啟發報告，希望大家暢所欲言。以後，我們又與各地代表按不同系統分組座談意見和體會。聽說也有不少代表對「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尚有疑慮，譬如，有人說：「要我發言，先要給我一張『鐵券』。」上海電影名演員石揮同志還以滑稽的口吻道：「這正如京戲《甘露寺》所說的，是賈化（假話）。」
我因為百萬莊離市區較遠，在市區開小組會時時間較多，也為了就便與北辦同志聯繫工作，在招待所（記得與孔另境同志同住一室）住了兩天後，即搬到北辦居住。
有一天（3月10日）下午，我飯後在燈市口一帶散步，剛回到北京辦事處，《解放日報》的楊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著，說「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見我們新聞界一部分代表，我到處找不著你，現在約定時間已到，我們趕快坐我的車去吧」。我沒有坐定，即相隨乘車赴中南海，到了一處院落（記得並非1983年的「毛主席故居」），院牆粉刷陳舊，一大間客廳，中間放著一張長桌，四周圍著座椅，如此簡單而已。（比之1980年以後看到的各地行宮，有天淵之別。）
我們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門口等候，聽到康生逐一介紹，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對於主席的讚賞，我心中湧起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我們大概已是最後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華、鄧拓、王芸生、舒新城，其餘還有幾位我不認識。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其他首長沒有在座，也沒有中宣部的陸定一和周揚同志，僅有康生陪同接見，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著金仲華同志，鄧拓同志則坐在我們對面。
康生先講話，說：「今天，毛主席邀請新聞出版界一部分代表來談談，各位有什麼問題請主席回答，請提出來。」會上沉寂了片刻，鄧拓同志輕輕對我說：「鑄成同志，你先開個頭。」我就說：「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抓鬆了，會犯修正主義的錯誤，請教主席指示，該怎樣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們當年打仗的時候，一點打仗的經驗都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作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毛主席接著說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出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了會慢慢學進去，像瓶子裝油，倒出來，總會漏一點，慢慢就學懂了。魯迅學馬列主義，是創造社、郭沫若逼出來的嘛，他原是相信進化論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年輕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主席這最後一句話，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寫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話不放，怎麼會受到他老人家的賞識，認為他的片面性較少呢？
接著我發問的，是金仲華同志，他認為政府對紙張控制太緊，自從各報開展「雙百」方針的宣傳後，報紙的讀者大大增加，而政府所按定數配給，報紙困難越來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況，讓有關方面設法減輕各報的困難。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好解決，有關部門當然也有他們的困難，我不具體了解。」正好在這時，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錢俊瑞同志夾著一個皮包，匆匆趕到，進入會場。毛主席風趣地說：「錢武肅王的後人來了，這問題請他給你們解決。」錢俊瑞開始有些惶然，經主席扼要說明問題，錢俊瑞答應向各方面了解，適當增加各報社的紙張供應配額。
以下，還有幾位提問，主席一一做了答覆，內容已摘要載於前幾年毛主席誕辰時補發的毛澤東同志與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不須再贅述。
還記得出版界的舒新城同志說：從三大改造以來，各地有些無知的農民工商戶，紛紛把一些書籍出售，甚至拆散當廢紙賣，使珍貴文物散失，幹部出面制止也無效，請主席注意這一嚴重問題。毛主席風趣地回答：「你倒很注意為共產黨說話。」
後來，毛主席問道：「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麼具體困難沒有？」
我說：「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意義上，是高價徵求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我認為這就是高價徵求批評。」
毛主席說：「你的意見很對，很好，說下去。」
我接著說：「我們《文匯報》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收到來信很多，批評相當尖銳，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我們故意放一放，好讓大家把意見說完，等以後再開展討論。但在上海卻遭到了圍攻（指張春橋組織的圍攻），請問主席，我們該怎麼應付？」
毛主席說：「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這樣，批評、反批評、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是辯證法嘛，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興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見約談兩個小時，我們辭出後，我立即趕到北辦，向全體同志詳細談毛主席對《文匯報》的評價以及毛主席對新聞出版界的談話，當時即由記者姚芳藻同志詳細記錄，當晚即密封寄一份給上海編輯部，並向北辦人員傳達，大家聽了很受鼓舞。
那兩天，毛主席還分別接見教育、文藝各界代表人物。
大概在12日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體代表開會，由陳望道同志匯報毛主席接見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談話，徐平羽同志（當時的上海文化局局長）匯報毛主席接見文藝界代表的情況，我則匯報毛主席接見新聞出版界的情況。記得姚文元這個「小八拉子」正坐在我旁邊，我匯報畢落座後，曾低聲對他說：「毛主席還表揚你的文章呢。」他臉紅地點點頭，掩飾不住其得意之色。
在此以前，新聞界曾舉行小組討論會，我曾去參加，趕到遲了十分鐘，主持會議的鄧拓同志忙招呼我坐在他的旁邊，親切地問道：「鑄成同志，請你多發表意見。」我說：「我實在想不出什麼意見可談。」
所以，這次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無論大會或小組會，我都沒有發言。
在大會進行期間，鄧拓同志即告訴我，中國新聞記者訪蘇代表團即將在本月內出發，「團員人選已決定，請你任副團長」。我很感惶恐，怎敢當此重任呢？後來想，有團長負責，我掛個空名，大概也負不了什麼責任，就欣然答應了。
大會將閉幕時，鄧拓同志去告訴我，訪蘇代表團一周內即將啟程。我焦急地說：「報館的事和我的家事應該讓我先回去安排一下呀。」鄧拓同志說：「那天會閉幕即回滬，三天內務必趕回北京。」
我在飛滬途中，看到青翠的泰山，高聳於群山之上，想起《論語》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一句話，我當時想，毛主席的英明和目光遠大的確在世界「群峰」中，無與倫比。
留滬實際只有兩天，匆促安排好公私事務，編輯工作自然由欽本立同志全權處理，經理部則我雖兼任社長（停刊前稱管理委員會主任），一向不大管，由副社長兼經理部主任嚴寶禮同志全力主持。
第三天（3月24日）上午離滬飛京。那時，民航還沒有大型飛機，滬京班機，中途要在南京、合肥、徐州、濟南停靠，全程要飛五六小時。第二天中午，去訪晤鄧拓同志，哪知短短三天中，「行市」變了，原定任訪蘇代表團長的林朗同志（俄文《友好報》總編輯）不去了，改派我為團長，由徐晃（原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部長）、盧競如（俄文《友好報》副總編）為副團長，團員共十二人，另有兩名翻譯。我聽到這消息，真是「受寵若驚」，非常惶恐。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一向被稱為「老大哥」，怎麼可以讓我擔任團長呢？（全團十二名代表中，只有我和《光明日報》的張同志兩人非黨員。）我堅決向鄧拓同志表示，不敢擔負此重任。鄧拓同志說：「這是中央決定的，你不必謙遜了，中央還決定徐晃同志為代表團黨組書記。我已關照徐晃同志，黨組開會時，除討論純黨內問題外，其餘都要請團長列席。」我聽後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黨如此信任。總之，我那一段時期的心情，也仿佛如傅雷同志在「家書」中所表達的，對黨和毛主席的熱愛、崇敬，達到了最高峰。
這次中國新聞工作訪蘇代表團是蘇聯外交部新聞司和蘇聯對外友好協會共同邀請的。當時，我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是龔澎同志，也是熟朋友，博學多才，性格開朗。我去外交部拜訪，她要我向蘇聯外交部部務委員兼新聞司司長伊利切夫問好，並托我帶禮品贈送給他。
我向鄧拓同志（當時兼任中國新聞協會會長，我是常務理事）問及代表團此行的主要任務。他說：「關於蘇聯辦報經驗，我們前年已去《真理報》學習了一段時期（指第一屆中國新聞工作者訪蘇代表團，鄧拓同志任團長，參加的代表有《解放日報》總編張春橋，回滬大作報告，還出了一本書，大談蘇聯報紙如何如何干預生活等等先進經驗），已夠多了，你們此去，不必再注意這一方面，而著重去了解各地情況，增進兩國友誼。」
已訂好三天以後的機票。在這三天內，天天召開全團會議，談出發前的準備工作，特別請戈寶權同志來詳細介紹蘇聯的生活習慣，以及交際場合應注意的事項，並傳授了若干常用的俄語。
3月27日，代表團出發。那時蘇聯的「圖一〇四」噴氣巨型客機剛參加中蘇民航，每周來回一次，我們沒有趕上航班，坐的是螺旋槳的小飛機，只有二十四個座位。我們於清晨六時許登機，旋即起飛，乘客只有代表團十四人，等於是我們的專用機。沿途停烏蘭巴托、伊爾庫斯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斯維爾特洛夫斯克、喀山等站，都停機進機場休息，共走了二十五小時，28日上午八時許始抵莫斯科（蘇聯時間上午零時許），受到伊利切夫及文化部副部長和《消息報》《真理報》等報的盛大歡迎。《消息報》總編輯致歡迎詞，我代表全團致答詞。時當深夜，莫斯科春寒入骨。旋被招待赴蘇維埃旅館下榻，此為當時最高級賓館，我住的房間有三室，兩套衛生設備。招待人員告訴我，今年彭真率代表團來蘇訪問時，即住在這間房內。
這篇文章專門談1957年那場「陽謀」的詳細經歷，我們訪蘇的見聞，我不想多談（一部分曾登於當年5月底至6月上半月的《文匯報》，後來我被揪出批鬥，才被夭折。寫出的部分有十餘篇，已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我的《徐鑄成通訊遊記選》），只簡單談些我印象最深的幾件事，和赴蘇訪問的日程安排。
第一件事，我們團到達的當天晚上，恰好匈牙利事變後新上台的首領卡達爾到蘇訪問，蘇共中央特為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的歡迎酒會，我們被邀請參加。當我們走近主席台時，看清楚幾位蘇聯領導人如赫魯曉夫、莫洛托夫、馬林可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全都神采奕奕，笑容滿面。想不到我們回國後不久，蘇聯即發生所謂「五月會議」，其中大部分都被赫魯曉夫指為反黨分子，從此被趕下了台，或降職，或貶居。上月看報，知道莫洛托夫上月（1986年11月）年九十六歲才逝世，他晚年一直領養老金過著悠閒的生活，前兩年還恢復了他的黨籍。可見蘇聯在史達林逝世後，肅殺的氣氛畢竟不同，而且即在史達林時期，黨外的知識分子也並未遭到劫難，比之我們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以及許多開國元勛都一一受冤蒙難，被迫慘死，可見青出於藍了。
在那晚的會上，還會見了不少蘇聯作家如西蒙諾夫、波列伏依等人。
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總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達爾對中國很感激。當蘇聯朋友把我們向卡達爾介紹時，他對我團代表一一熱情握手，還和我擁抱。
第二件事是赫魯曉夫的會見。在臨走前幾天，陪同我們的蘇聯外交部人員就告訴我們：「赫魯曉夫同志可能要接見你們。」直到預定動身的那天，還音訊杳然。大家幾乎絕望了，副團長盧競如上街去買些東西（她曾留蘇多年，俄語講得非常流暢，甚至各地的方言也能說，所以，我有些講話，特別請她翻譯），尚未回旅館，伊利切夫同志於下午7時特來面告：「赫魯曉夫立刻要接見你們。」時間匆促，連盧競如同志也沒有能趕回來就匆匆趕到蘇共中央辦公大廈，好在前幾天已和我駐蘇大使館文化參贊商量好，準備向赫魯曉夫提出哪些問題。文化參贊特關照大家，不要你一句、我一句地提問，該問的問題，應由團長一人提出。到了赫魯曉夫辦公室（很大而陳設簡單，會客桌上，只擺一架飛機模型），賓主坐下後，我把大家擬定的三個問題依次談完了。在談話中間，他還風趣地說：「毛澤東同志上次來蘇，只在莫斯科停留，這一回（即將召開的各國共產黨會議），我們要『報復』一下（指伏羅希洛夫正在華訪問，受到熱烈的歡迎），請他到蘇聯多參觀幾個地方。」接著他說：「你們大概很關心我們開墾生荒地的情況吧？」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談他的開墾計劃和已獲成就。他答覆我提的三個問題，大約只花了半小時，而他主動談及墾荒問題，卻娓娓談了一小時半，可見他對此很得意。
會談後，就在他辦公室里和我們全體合影留念。合影時，我靠他站著，他還挽了我的手。我們回到旅館，急急吃了晚飯，急忙收拾行李，匆匆趕到機場，登上圖一〇四飛機，在開機前五分鐘，蘇聯外交部人員才趕來分送每人一張剛沖洗出來的照片。這張照片，「文革」中害我吃了不少苦頭，被造反派抄家時抄去，指為我的反動「罪證」，迫使我多次嘗到「噴氣式」的味道。
蘇聯人民對我們確是十分友好的。我們所到之處，不僅官方熱情接待，一般工人、群眾，也非常親切。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我們接觸過不少頓巴斯工人，他們對我們都很熱情，有一個曾對我說：「什麼老大哥、小弟弟，中蘇兩大國好比是孿生的一對兄弟，如果中國同志需要，要我脫下最後一件襯衫我也心甘情願。」多麼樸實而美好的感情！安排我們的參觀生活，接待人員也十分周到。我們在莫斯科十幾天後，即分兩路到各地參觀，我和盧競如帶的一路，團員有邵燕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劉克林（《大公報》）等，另一路參觀中亞細亞及蘇聯亞洲部分，由徐晃副團長帶隊，相約在列寧格勒會合。我們這一路共參觀訪問了俄羅斯歐洲部分，波羅的海、白俄羅斯、烏克蘭及黑海、裏海一些地區共十個加盟共和國，為了節約時間，全用飛機旅行，只有莫斯科到列寧格勒一程坐火車。中間曾安排我們到旅遊勝地索切去休息了三天。我們回莫斯科參加「五一」盛典後，蘇聯外交部和對外友協還要安排我們去雅爾達旅遊休息一段時間。那時國內整風運動已全面展開，鳴放已進入高潮。大家認為這是難得的機會（如延安整風一樣），怕錯過鍛煉、改造的時機，因此婉言謝絕，決定於5月9日回國。
這次訪問，共歷時四十四天，加上回京後又清理團內事務，耽擱數天，那時，所謂「鳴放」高潮已接近尾聲了。在莫斯科時，看到《文匯報》，認為有些標題太尖銳，火氣太大，根據我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有些題材尖銳的新聞，標題應求平淡。反而內容一般，標題不妨「打扮」得突出些，這是老編輯的一般的常識。為什麼這一段《文匯報》標題如此「火上加油」，我很不安。到京的當晚，即和本立同志通了「長途電話」，說了我的看法，問他為什麼標題火氣這麼大？他對此含糊答覆了。（直到「文革」以後，原《文匯報》參與編輯的同志告訴我，在那一段時期，編輯部負責人幾乎天天接到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匯報》加溫再加溫。原來這也是引蛇出洞，「陽謀」的一個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去訪問鄧拓同志，先向他匯報了訪蘇的經過，他說：「徐晃等同志已對我談了，總之，你們這次出國很成功，完成了任務，加強了兩國人民的友好，任務完成得很出色。我們還是談談報紙工作吧，你們出國後，《文匯報》在貫徹『雙百』方針及幫助我黨整風方面，幹得很好，所以很受讀者歡迎，聽說發行數已接近二十萬了。」我說：「有些標題太火辣辣，我總不放心。」他說：「這些，是小毛病，不要緊。」接著，他對我說：「我們《人民日報》也有計劃想提高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緊，比如，我準備寫一組題目，共十篇社論，但報上去一直沒有消息，寫好的社論稿，大部分扣壓了，其中只發了二篇，把我的計劃全搞亂了。」接著，他悲憤地說：「有時，我真想辭去《人民日報》的職務，另外去干一張報。」
留京的最後一個晚上，曾在辦事處設便宴與全團同志歡敘話別，感謝他們的合作。那時，浦熙修同志正參加全國政協東北考察團，尚未回京。我向來每次進京必去訪問的夏衍、姚溱兩位「老領導」，這次因為時間實在倉促，未及拜訪，至於章伯鈞、羅隆基等民盟的首腦，連影子也沒有見過。
飛回上海後，即以全部精力開始寫《訪蘇見聞》，差不多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有時去報館看看，打算在《訪蘇見聞》寫完後，再正式上班。
當時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白彥同志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去參加即將閉幕的上海宣傳工作會議（也仿中央的慣例，吸收黨外代表性人士參加，幫助黨整風）。
我說，我正在趕寫《訪蘇見聞》，而《文匯報》現在黨員與非黨同志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沒有什麼意見可談，堅決回絕了。
第二天，白彥副部長又來，說：「會開得很熱鬧，你一定去聽聽，因為會議快要結束了，我們不準備發給你出席證，你拿我的出席證，今天下午一定去參加吧。」說畢，即掏出他的出席證交給我。
盛意難卻，我當天就去了。發言者確是爭先恐後，發言的內容，差不多全集中在消除黨群間的隔閡即拆牆問題（聽說這一名詞，最初還是中央某首長提出來的）。
記得那天會上給我印象最深的發言，是一位大專校長的發言，說他如何毫無實權，一切由黨委書記說了算等，他還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有一次這個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赴京，還貼出堂堂布告，說他在離職期間，校務由校長代理云云。
我由此觸發，要求在第二天大會上發言，大意說：「牆」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語言，黨與黨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進行工作。我舉《文匯報》一例，說我和欽本立等同志，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述相商，《文匯報》就不再存在「牆」的問題。可見，領導的黨員，至少要懂一點本行業務，如果完全外行，那就「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了。
現在，領導應該懂行，已成為常識。可是我那天的一番發言，卻闖了大禍，被指為大毒草，說是推廣「反黨經驗」。而且，隨後不久展開了反右鬥爭，「偉大領袖」還進一步指出：外行領導內行，是必然的規律。
當時，欽本立同志問我這個發言要不要見報？我說當然見報。我認為問心無愧，是一片熱情，想介紹《文匯報》黨內黨外坦誠合作的事實，來平息大會上的爭論。即用以後發明的動機、效果統一論來檢驗，也是站得住腳的。但一聲令下，反右運動匝地而起，這就成為我的重要「罪證」之一了。
運動是從一位國民黨員寫的一篇文章開始的。接著，是6月初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作為正式序幕。我當時心裡還很坦然。《文匯報》復刊的編輯方針，是經中央審批的。《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也是偉大領袖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親口對我肯定並表揚了《文匯報》，可見這裡指的一個時期，是指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以後，而這次會議剛閉幕，我就到蘇聯去訪問了四十四天，回京在5月中旬，所謂大鳴大放的高潮已經過去，而且回滬已近5月下旬，到6月初這一「號角」吹起時，我趕寫《訪蘇見聞》，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麼責任呢？有什麼可檢查呢？
鄧拓同志十分關心《文匯報》和我，在《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發表前，就電告欽本立同志，希望我們爭取主動，先自我檢查。我怎麼樣也想不通，如何落筆？到深夜才勉強湊成一篇社論，大意說我們響應號召，展開「雙百」方針的宣傳，想不到引起讀者這麼大的反響。這就被偉大領袖指出：「《文匯報》寫了檢討文章，又寫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線的新聞和文章。這當然是好的，但是還覺不足。好像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見《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同一篇宏文中還明白指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原來，這一切，都是聖明領袖的偉大戰略部署早已定好了的。
上海的運動，從「拋」出陸詒等同志開始，市委宣傳部還希望我「揭批」陸詒，「立功贖罪」，我斷然拒絕。過了幾天，才由一位復旦大學教授開始點了我的名，我知道風慢慢刮大，但還沒有想到雨點，真會降到我身上來。
欽本立同志說：「我們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長。」見面後，石西民同志對我說：我是了解你的，但我做不了主，必須請示柯老。
於是，我們又設法去面見那位「一言堂」（柯慶施）。他開頭就說：「這事不能由你一人負責。我已對欽本立說過：『你的一隻腳早踹進右傾泥坑裡了。』又對我說：『你自己從思想上挖挖，我想辦法搭一架梯子，好讓你下樓。』」接著，他說了一段話，使我驚心動魄。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自我檢查，還常常會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以為了不起了。」原來，他對知識分子是這樣的看法，真對毛澤東思想深通三昧，不愧後來稱為好學生了！
正在此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我赴京出席。
初到京時，我曾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們這四位「酒仙」，照例每入京必聚飲一次的）。宋雲彬兄嘆氣說：「我在杭州已被批過幾次，恐怕此次在劫難逃了！」我還寬慰他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你是人所共知的黨的老朋友，如果我們也被打成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挺身擁護黨？」雲彬只慘然一笑說：「天下已定，以後不會有什麼萬一了。」葉、鄭兩位也說：時局真有些看不透，究竟要發展到什麼地步？
過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報》登了一條署名「新聞」，說我去年在民盟新聞小組談過，《文匯報》復刊後，將一切聽羅隆基的指揮。真是白晝見鬼。新聞界的朋友，都知道我這個人很倔強，從來不盲目接受什麼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會這麼笨，會當眾說出心裡的打算。
但這是一個信號，一場大風雨就要降臨了！（事實證明，這也是一個預設的安排，不是那篇堂堂宏文中，就說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與《文匯報》編輯部是民盟系統的「兩帥」，「兩帥」之間還有一個能幹的「女將」浦熙修麼？編得多麼巧妙！）
我翻閱1957年當時的日記，可以看出，運動完全是「有領導、有計劃」進行的，而且早就做了精心的安排。綱領性文件自然是《關於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一宏文，比幾年前我們聽到的錄音，已經過大改動、大補充，這是盡人皆知的。鬥爭的對象，也一步步有計劃、按步驟推開。就民盟範圍來說，先是製造一個「章羅同盟」，集中力量鬥爭章、羅兩位，從而牽及浦熙修。在差不多時間，也以我為重點之一，然後一步步推開，到各省市的民盟負責人（名之曰「章羅聯盟」代理人）。同時，揪開新聞界中的盟員（自然，從兩篇宏文發表後，《文匯報》成為網魚的重點）。最後牽到基層。
鬥爭的方法，也非常講究「技巧」。當集中鬥爭章、羅的時候，除積極分子外，已點過名的，也用種種方法威脅鼓勵他們參加批判、揭發，予他們以「立功贖罪」。這種一步步深入的方法，後來就成為「文革」時「揪出、火燒、油煎」直到「徹底打倒」的藍本。所以，我和巴金同志回憶「文革」的遭遇時，在好友葉以群被迫害致死後，他也不得不隨眾舉手，高喊「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自絕於人民的葉以群！」到後來，他自己也被揪出來了。這個滋味，我在1957年反右派中已嘗夠並深有體會的，經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說出「供詞」，以便他們擴大鬥爭面。（滋味就是這樣！）
7月初，上海統戰部的劉述周同志到辦事處來看我。說「毛主席十分關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見，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別提到你，說徐鑄成的包袱很重，但無論什麼樣的包袱，丟了就好了。所以，特別叫我來傳達他的意見」。
我把是年7月5日的日記，照抄如下：
這幾天的教育，對我特別深刻，從來京後，反右鬥爭步步深入，無論什麼會場，都是反右鬥爭的戰場。三星期來，我的體會一天比一天深刻，對自己的認識也一天比一天提高。我初來京時，還沒有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後來，經過不斷鬥爭、檢查、分析，才開始認識了，搞得滿身大汗。黨對我還是採取幫助和保護的態度（註：當時正在《北京日報》大禮堂舉行全國政協反右鬥爭大會，每天開一次會，主要是批鬥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黨罪行！」對我則為「批判徐鑄成的錯誤言行」，顯然有區別。大概我還是放在「火燒」階段，浦熙修同志早已列入「打倒」對象了）。一方面幫助我真正認識錯誤，從這裡汲取應有的教訓，一方面儘量保留餘地，給我交代改悔的機會。李維漢同志親自啟發我，柯慶施同志和石西民同志也經常關心我的問題。（註：劉述周同志說：他們經常有電話問起我的近況。）劉述周同志更一次一次幫助我分析問題，還自己到辦事處找我，幫助我。黨對我的愛護，真可說是無微不至了。毛主席說要我放下包袱，可是，我還是解不開包袱，不是沒有決心，也不是有顧慮，而是不知從何解起。因此，迂迴曲折了一個時期，多挨鬥了幾次，特別是昨天，受到的教育更深刻些（註：會場的火力更猛）。幾天來，皮膚下面刻刻在發火，心往下沉，半月來幾乎沒有好好睡過（那時天天晚上要寫檢查，以備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寫不出一個字，每晚要抽兩包煙，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亂上綱，湊寫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難眠，每晚必出幾身冷汗，汗衫濕透，入睡至多只有兩小時）。嘴裡發膩，吃不下東西，飯菜到喉頭就卡住了。陶陶（指現在已病死的我的長媳，那時她和我的大兒子常來看望我）說我瘦多了……今天的檢查，我是什麼都抖出來了，相信我已認識自己的錯誤，同志們的意見不多，是否算是通過了，我不知道。
為什麼在日記里我特別提到李維漢同志的啟發呢？他是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部長，就在劉述周同志親自來轉達毛主席如何對我關心談話以後兩天，他又來北辦找我，說：李維漢同志對我也十分關懷，已約定即日見面。於是我們同車到中央統戰部。見面後，李維漢部長問我檢查得怎樣了。我說：我苦苦思索，實在是什麼都倒出來了，但還得不到同志們的諒解，說沒有交代清楚和章羅同盟的關係。他說：我知道你和章羅沒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貫對黨有感情的，為什麼把報引到這條道路上去？受了什麼人的鼓勵報才這麼辦的？你應該講講明白。我說：「我這個人，脾氣很頑固，向來沒有什麼人會誘導我走邪路。《文匯報》如果辦的方針不對頭，一切責任在我。」他說：「你的思想不用太褊狹，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麼人接觸過？有意無意受到什麼影響？」我心想：《文匯報》復刊方針、計劃是黨中央審批的，鄧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關心《文匯報》，但這些，我能講嗎？萬萬不能講。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說：「我平素最欽佩的是傅雷、宋雲彬兩位，關於文藝學術問題我知識不夠，有時向他們求教。主意還是我自己定的。」這間房子裡，本來只有李維漢、劉述周和我三個人，講到這裡，我忽然看見旁邊一間小屋裡，有兩個人在記筆記。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了。
宋雲彬同志先我陷入羅網，而傅雷同志則因我這一句話，可能要受牽連了，自己追悔莫及。
當時我被斗的戰場，主要有二，一是廣州小組（我是廣東省選出的代表），一是新協召集的會議。上午在人大小組，「火力」不大，很多代表只是「表個態」，記得有一次蔡廷鍇將軍發言說：「你以前一向和我們民革的同志常來往，為什麼最近和章伯鈞、羅隆基這些人搞到一起去了？」如此等等。主戰場在新協，每天下午一場，而且每次批鬥後，主持會議的人必說：「這次交代不老實，明天大會繼續批鬥，浦熙修、徐鑄成要端正態度，老老實實徹底交代！」
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到7月底才結束，作為新協主席的鄧拓同志一次也沒有參加。我於7月31日乘車回滬，鄧拓同志關照唐海一路陪我，大概是怕我尋短見吧。
8月1日傍晚回到上海。不久，又由上海新協出面，召開了會議，又展開了疲勞戰術要我交代「罪行」，檢查根源。大概共開了四次大會，三次都被主持者說是沒有觸及政治問題，態度不老實，到第四次交代時，我把他們所提的批判和暗示都寫了上去，大概算是「老實」了，不再開會窮追猛打了。
「柯老」（柯慶施）自然不再「挽救」了。不久，他召開了一次會議，集中了那時已確定的所有的「大魚」，一臉秋霜地訓了一次話，說：「你們的出路只有一條，繼續檢查交代，爭取重新做人。」右派的一頂帽子，已飛上我的頭頂。
《文匯報》的社長和總編輯，早已換了人。對我的具體處罰，是降職降薪，工資級別從八級降為十四級。
從是年9月起，先在市政協集中學習，後來，又在上海顓橋辦了一個專政學習班，半天勞動，半天檢查。下半年，又轉入新聞辦的上海社會主義學院，邊學習邊勞動，後才被分配到上海出版局工作。
我沾了「頭面人物」的光，處分算是寬大的。這次「陽謀」發動者定有指標，全國知識分子（當時說有五百萬），其中有百分之五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加上各級層層加碼，一籠子裝的大魚小魚，總不下幾十萬尾吧。《文匯報》被列為「陽謀」的重點，比例當然更高，其中北辦原有記者十餘人，除了三人倖免牽及外，幾乎一網打盡。
他們大多妻離子散，一部分還發配到北大荒及其他邊遠地區，受盡了種種折磨和人身污辱。大約為《文匯報》遭殃而自盡的，先後有十餘位，其中，最使我終生負疚的是梅煥藻同志。他中英文流暢，長期任《大公報》駐印記者，勝利回國後，任當時《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先生的秘書，而傾心進步，當《文匯報》因經濟困難招讀者股時，他是《大公報》內少數積極應募者之一。後來，《大公報》北遷，他自願留在上海。《文匯報》1956年復刊時，我再三登門邀請他任社長辦公室秘書。平時，他工作十分負責、認真，但從不參與編輯部事務，他心直口快，有時對《大公報》的要員，也表示不滿。罡風匝地時，有位原《大公報》要員調《文匯報》任總編輯，曾找梅煥藻同志談話，問他對運動有何看法，他只說了一句：「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一言既出，立即受到圍攻，要他交代，他走出會場，立即跑上屋頂，跳下樓了！他是《文匯報》第一個壯烈犧牲者！
1959年，我和沈志遠同志被列入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但「帽子」雖然摘了，痕跡依然被留著，被列入「另冊」。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我還被「兩報一刊」公開點了名，說「大右派」徐鑄成把持的《文匯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最賞識的報紙云云。同時又多次被批鬥。
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
我只記下身歷「陽謀」的經過，未加分析、評議，一切留待歷史來做結論吧。
有一點想法值得提一下，從那次「陽謀」後，知識分子從此閉口不言，真是萬馬齊喑了，這大概是「殺雞儆猴」的戰略部署吧。這次「陽謀」的如願以償，為以後的「史無前例」做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