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鑄成回憶錄 · 第五章 坎坷生涯 （1958—1976年）

1958年　五十一歲 古諺說：「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我實足年齡五十歲，也好像明白了過去四十九年所做的一切，全是錯的，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 年初，仍在農村勞動。春節以後，領導上通知將全部轉入甫在創建的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學習。開始，同學思想上還有些想不通。過慣了「破帽遮顏過鬧市」的被孤立生活，一旦置身在一般群眾之中，如何能適應呢？ 3月初，終於全部搬入嘉定縣外岡鄉的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仍是上午學習，下午參加體力勞動。 特別為我們設了一個第九班集中學習，其餘八個班為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黨外人士以及各區知名人士。校舍純由學員自己建造。市委書記魏文伯任校長，由黨校副校長李某實際負責。 時，三面紅旗已高高掛起，「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鋪開，我曾奉命與陳仁炳同學一起參加上海市政協組織的赴江蘇大躍進參觀團。先到蘇州，曾被邀請參觀畝產兩千斤之驗收，田裡稻禾黃澄澄一片，的確長得結實，有農民偷偷地泄漏消息，說大都是從另外兩塊地里割下稻禾放進這塊田裡的。 在參觀團在場目擊下，縣長親自監督「割稻驗收過秤，畝產為兩千零二十斤」雲。 在蘇州，又看到許多小高爐大煉鋼鐵，入夜到處火光熊熊。還有許多新發明，如以烘燒餅爐煉鋼，名為「遍地開花」雲。 嗣後，從鎮江過江，至揚州參觀兩日，乃沿運河至淮安、淮陰參觀，則大躍進又更上幾層樓，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豪言壯語已越說越豪壯了。所參觀之試驗田，則動輒以指標「一萬斤」「兩萬斤」寫為木牌，插之田頭。最為驚人者，淮陰一農業試驗場試驗田所種的一畝麥田，標出保證畝產七十六萬斤，且寫有具體措施：土地深翻一丈，將土全翻開，然後一層肥料一層土，如千層糕似的填入田內。結果如何，我們自不及參觀。記得那時看《人民日報》，曾載偉大領袖答記者問：大躍進後中國的糧食吃不完怎麼辦？「最高指示」答道，可以改我國農田為三分之一耕種，三分之一休耕，三分之一改為綠化，多種樹木花果。我們還至泗陽參觀，則當時當地農民，多半住在一半露出地面之土坑內，幾乎每家門前，見有浮腫病者以粗如麻袋的大腿伸出躺倒，嚮導解釋，說是血吸蟲病患者雲。還到邳縣參觀項羽古蹟。該縣大躍進之唯一突出創造，為土法製造之滾珠軸承雲。 我這次被派參加參觀團，純為接受三面紅旗之現實教育，以有利於加緊自我改造。 在蘇南北參觀匝月，併到南京進行參觀總結，然後返滬。參觀團團長為周谷城氏。 1959年　五十二歲 自江蘇回滬後，則見各機關、學校大煉鋼鐵之產品，堆置路旁，路人咸名之曰「狗糞鐵」，鋼鐵廠都不敢問津。而為了搜集大煉鋼鐵之原料，家家鐵門、鐵柵、鐵器，幾無孑遺，而原外僑商店之鋼製百葉窗，亦拆卸一空也。 9月，社會主義學院第一期結業，我被調離《文匯報》，調至上海市出版局工作，在審讀處負責審讀歷史及教育書刊。代局長羅竹風、審讀處處長許銘、副處長張景選及同事夏晝、王知伊等對我並不歧視，交談如常，我精神備感寬慰，有「樂不思蜀」之意焉。 初至出版局時，羅竹風甫赴民主德國萊比錫參加圖書博覽會。回國後在局內全體會議上作報告，先談萊比錫所見所聞，後提到路過蘇聯，說：「我在蘇聯只住三天，所知當然不及在座之徐鑄成同志。」徐鑄成與「同志」二字連在一起，我聞之如觸蛇蠍，幾疑聽覺出了毛病。 10月，出版局黨委開會，宣讀中央文件，宣布第一批「已經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我亦在其列，又一次當場被稱為同志。 我兩年前「戴帽」時，受降職降薪的「寬大」處分，撤去《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並撤銷全國人大代表等公職，薪給被降下六級。時我母親尚健在，每月收入，輒賴出售舊衣補貼。後由石西民批准，為港報寫稿，得以幫助。「摘帽」後，滿以為可以稍加調整，不想載入「另冊」如昔。有一次，市委統戰部曾找我「交心」（匯報真實思想），我坦白說：「摘帽後別無所求，但望薪給略加恢復，因實際生活困難纏人。」結果待遇如故，政治上受歧視如故，原來很熟的朋友，相見若不相識如故。因此，有「脫帽」而「帽」痕宛在之嘆。當時上海有一馬列主義專家，大概得到我們「腹誹」的密報，曾公開作報告，說帽子要除根，只有老實學孫行者。孫行者歷盡八十一次磨難，決心修煉成佛，等到到了西天，帽痕自然除去，唐僧的緊箍咒再也不起作用了。善哉斯言！但轉而自念，修成正果，談何容易，即如法力高超如唐三藏，自以為立足點已根本轉變，不也在後來，見了美女就動心，即棄腳底踹了牛糞的女子如敝屣了麼？從此，我再也不做非分之想，決心老老實實「改造」，將安分守己以沒世矣。 1960年　五十三歲 仍在上海出版局工作。不久，市政協（我在前年已被任為市政協委員）響應周恩來總理號召，增設文史資料辦公室，廣泛徵求老年人士寫出親身經歷，不拘體裁，不強求觀點一致。我被任為辦公室副主任。下午往辦公，上午則仍在出版局工作。 當時，政協有學習小組，我被派參加老年組學習。同組學員，頗多不尋常人物，如復旦老教授楊武之先生（楊振寧博士之尊人）及蕭純錦先生（即魯迅所指斥之楊蔭榆時代女師大之教務長），還有嚴獨鶴先生、李儲文先生等。還有一位奇特的將軍，那就是在天津解放時頑強抵抗的陳長捷將軍。他在撫順戰俘營被寬大特赦後，即「分配」來上海政協任專員，一天到晚，埋頭於寫他的經歷。那時的學習、討論，大概都是照搬「聖諭廣訓」和《人民日報》已闡述的論調，誰也不敢暴露任何真實思想。比如，有一次，上面布置討論「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問題，大家也照《人民日報》的腔調，「狠批」了一陣。休息時，楊武之、蕭純錦兩位先生私下對我說：「我們誰也沒有這個思想，我相信上海人誰也不會有此思想。小組裡如此鄭重地討論，豈非瞎子摸象，無的放矢？」 但也有極少數過分天真的人，如我的好友沈志遠先生，「帽子」剛摘去，統戰部的人即找他「交心」，要他匯報真實思想感情，他天真地說，他只有兩點想不通：一、為什麼天安門一定要掛史達林的像，使中蘇關係更多了一個疙瘩！二、目前農業生產還容許保留自留地，為什麼分配上不容許有自由市場的流通渠道？真是禍從口出，「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上海那位「一言堂」就認為這兩點，都是對外對內的要害問題。從此以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位馬列主義專家所說的，對沈暗中念念有詞，並假借別的「罪名」，又狠批了他達半年之久，緊箍咒念得他滾地、翻騰、抓頭、抓耳，實在無法忍受了。後來，他終於在「文革」前一年就仰藥而與世長辭了，哀哉！這是後話。 1961年　五十四歲 記得去年新春，名彈詞歌唱家徐麗仙曾唱出《六十年代第一春》，膾炙人口。今年是1961年，倒過來看，還是1961。這對我印象極深。 是年，市委宣傳部石西民部長親自抓《辭海》的重修工作（就在1957年毛主席召見部分新聞出版工作者談話時，據說是舒新城先生親自接受重修《辭海》的任務。為此，上海特別成立了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特包租下外白渡橋堍的浦江飯店，集中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學者，分組討論詞目的確定及釋文撰寫工作。羅竹風局長被調去負責綜合編輯工作。我和沈志遠兄也調去分別參加政治經濟及近現代史組的工作。 從此以後，我幾乎可整天不去出版局了。上午去浦江飯店，下午到政協參與文史工作。 去浦江，至少有兩個優點是別的地方辦不到的。一是伙食特別好。當時已到「三年自然災害」的「頂點」，豬肉已成奢侈品，一般居民憑票供應極少量的豬肉。而在浦江，仍每桌四菜一湯，大盤的雞魚鴨肉（有些還是從外地調撥來的原料）。為此，專家們甚為安心工作，我注意不時有些居士或釋士們，也不再茹素，而大快朵頤了。二是市委特許，凡參加浦江工作的，可以不參加任何政治學習，這無疑是一大解放。 1962年　五十五歲 仍在政協文史辦公室半天工作，曾為阮玄武（國民黨時代曾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葛敬恩（曾任青島市長，1945年接收台灣時，為陳儀之先遣人員首領）等代寫其口述之史料。旋得全國政協通知，希望組織有關金法朗案的資料。我乃親自訪問北洋皖系要人李思浩氏，記錄其所談史料，每月兩次。時李已年高八十四歲，猶健談。談及段祺瑞兩度當國時情景，輒眉飛色舞。每次談後，歸即記其細節。 《辭海》近現代史釋文編寫工作，我和陶菊隱先生分任北洋軍閥時代及國民黨統治時代的編寫。亦參加現代史黨史部分之討論。當時已多禁忌，如30年代不能多提，如正面人物不能涉及其缺點；現存人物除毛澤東外，一律不收入，蓋尚未可蓋棺定論了。總之，一切要以毛選及其注釋並胡喬木之《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為根據。辭書雖為工具書，亦不能脫離政治，應為當前政治服務云云。故修訂多年，迄難定稿。 秋間，我又被約參加《辭海》審定稿之討論，後內部出版《辭海·修訂本試行稿》，以徵求各方面之意見。 是年，次兒福侖與西安馬瑞蘭結婚。次兒初在北京解放軍防化部隊服役；後受我牽累，下放至福建，曾參加三明鋼鐵廠之基建。旋自願入西藏工作，乃與在藏之瑞蘭結識。不久，身臨前線，指揮連隊，參加對印自衛反擊戰爭。 1963年　五十六歲 港友集我在《大公報》發表之逸事、掌故，在港出版單行本，並代取名為《金陵舊夢》。我僅得一冊，後且為市政協某領導索去，迄未歸還。 是年8月，長孫女時雯出生，歲月蹉跎，百事無成，我開始有第三代矣！ 1964年　五十七歲 上海「左」傾思潮更抬頭。羅竹風因在《文匯報》寫《雜家》一雜文，遭文痞姚文元連續批判。上海的「一言堂」柯慶施且在正式大會上點名批判，並革去其出版局代局長之職務。出版局乃將我調至成立不久的「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工作。「文獻」者，蓋集各出版社被認為有問題的人之「收容所」也。時正籌議影印老《申報》，我即被指定擔任索引工作。亦「廢物利用」也。 6月，長孫兒時霖出生。甫三個月，三兒復侖及三媳張士慧即將此寧馨兒送至上海，交我及老伴育養。從此，得含飴弄孫之樂。朝晚哺以牛乳，不以為勞。 1965年　五十八歲 是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發表姚文元之《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般知識分子，思想大為震動。旋《文匯報》邀集若干學人座談，討論歷史上有無清官問題。蓋撒網釣魚也。 各機關團體也奉命做此討論。 不久，《文匯報》即公開點出周予同、周谷城、賀綠汀、李平心、李俊民、羅竹風、周信芳等八個人的名字，賜以「反動學術權威」之稱。而在各機關討論中，凡認為清官是歷史客觀存在、清官總比貪官好者，概被指為立場反動。而認為清官比貪官影響更壞者，後來大都封為造反派。 聞《文匯報》編輯部特設小組專管其事，且設小排字房以便保密雲。 是年秋冬之際，我由市政協派往青浦「開門學習」，共一月余。同學有滿濤、錢君匋、馮英子等，並曾深入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時「後十條」「二十三條」已普遍傳達學習，工農出身及視為成分較好者，咸動員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我們則奉命去農村開門學習。 那時，我的長孫方一歲余，牙牙學語，十分茁壯，逗人喜愛。我在青浦期間，暇輒想念愛孫。每晚公餘，常摸黑至電話局打長途電話，話筒中聽到「公公」的叫喚聲，即心甜如蜜。晚上人靜，且長途電話半價收費也。 1966年　五十九歲 是年6月24日，為餘六十初度，至戚尚來我家，杯酒祝壽。 3月20日，毛澤東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發表了講話。他說：「我們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這就說明他對知識分子都當作階級敵人對待。就在這事以後，在上海文化廣場曾舉行一次學術界的大會，當時任上海市委候補書記的張春橋曾當眾發表講話，大意說，知識分子口頭上也講學習馬列主義，其實學不進去。他們是一學就懂，書本一放就忘得一乾二淨。這儼然是聖人們嫡傳人的口吻，我還記得1957年反右之初，當時的「柯老」曾找我談話，最精彩的一段話我牢牢記得。他說：知識分子的習性，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懶於深刻檢查自己，問題成堆就難挽救；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 可見從好學生到張書記，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 緊接著，是《文匯報》發表姚文元寫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實質》，一場沒頂的災禍，已降臨到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及廣大人民的頭上了。首先遭難的是吳晗、翦伯贊、鄧拓、廖沫沙、姚溱以及李平心、傅雷這一批知識分子的精英。 緊接著，發表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張春橋等為副組長，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等為小組成員，康生等為顧問。中國空前的一場浩劫開始了。 接著而來的是「拋出」彭、羅、陸、楊四位原中央負責同志，接著是「點出」「四條漢子」。 《五一六通知》發出以後，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方針。由康生之妻曹軼歐找到北大的造反派聶元梓等人，貼出了據說是巴黎公社以來的最革命的大字報。 當「揪出」彭、羅、陸、楊以後，我以為毛主席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所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今後革命的主要對象在黨內」「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旁」，這一下，是揭出謎底了。豈知狂風驟雨，不僅沒有從此停歇下來，反而更加翻江倒海似的迫臨大地。 從北京開頭，掀起了反工作組的狂潮。劉少奇、鄧小平等老革命，都被迫處於半停職——「戴罪任職」的地位，而造反派的聶元梓儼然成為革命的旗幟，北京各校各派的小將如蒯大富、譚厚蘭等亦應時而起，囂張一時。 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從此以後，提起毛主席，必加四個「偉大」，林彪被封為副統帥、自然的接班人、「親密戰友」。他所精心編制的《毛主席語錄》乃成為人人不離手的「紅寶書」。 毛主席多次親自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小將，掀起了全國大字報、大批判、大串聯等所謂四大民主的高潮，又號召「破四舊」，掀起了各地抄家的高潮。 終於，《我的一張大字報》揭開了謎底，全國才恍然大悟，圖窮匕見，原來，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指的現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於是，全國人民視為神聖的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變成一堆廢紙了！ 在「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時，上海出版局領導曾暗示我，要在運動中接受教育，積極參加。所以，工作組開入「文獻」後，並未觸動我。我安心接受教育，努力鑽研雄文四卷，準時上下班。一般革命群眾，也視我為過時的「死老虎」，棄置一旁。 是年，我的長媳朱益陶懷孕，春間來滬分娩，生下我的次孫時霆。因為我家要帶領長孫時霖，時霆由其外公、外婆撫育。 1967年　六十歲 我生於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今年，花甲重逢矣。 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高潮迭起，上海也組織起各種造反司令部。市委領導同志先後被「揪出」「火燒」「油炸」，最後被「徹底打倒」。王洪文脫穎而出，儼然成為僅次於張春橋、姚文元之上海革命首長。 是年1月，《文匯報》造反派首先奪權，經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肯定，認為是最最革命的行動，被稱「一月革命」，又稱「一月革命風暴」，各機關乃紛紛效法。 11月，長兒和長媳來信，請我親送次孫時霆赴京。我乃向「文獻」造反派請假前往（時當權之造反派為「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版司」）。 我長子家住北京中關村宿舍，工作則在阜外之北京建築設計院，我在京留住幾日，中間曾抽空赴保定勾留三日，看望三兒三媳。在京期間，只在中關村附近小作徘徊，未敢越「雷池一步」。12月初回滬銷假。 不圖禍從天降，有一天（12月8日）清晨，忽被「版聯」造反派頭頭揪出（後知版聯——全稱上海工總司出版系統總聯絡站，他們想藉此奪版司的權）。版聯並謊報上海革命委員會，說我是文獻版司的「搖鵝毛扇」者之一。 當天下午，版司頭頭即秘密將我送往《文匯報》。《文匯報》造反派立即予以隔離審查。張春橋並在報端發表談話，說造反派內部已混入壞人。他並報請中央「文革」小組，開始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從此在全國逐步推行。 我在《文匯報》隔離審查了五十五天，被關在一個洗澡間裡。在浴盆上加上一塊木板，作為床鋪。窗以紙糊，入夜寒風透窗而入，寒徹心肺，共被造反派開大會批鬥了四次。沒有挨打，但每次必「坐噴氣式」，稍一抬頭，即被強力按下。 在「獄」，適逢紅太陽大壽，一片「萬壽無疆」口號聲，在斗室中也震耳欲聾。革命群眾並吃了壽麵。自此以後，我等牛鬼蛇神，每餐必排在革命群眾後面。買到飯菜後，必須先向寶像低頭請罪，然後低頭就食，如基督徒之畫十字焉。 在隔離中，白天尚可在館內行動，並於上下午各清洗廁所一次（但不准看大字報）。有一靠邊者有次代我洗刷，被革命群眾發覺，立被批鬥一次。 1968年　六十一歲 我在隔離中度過了新歲。迄是年春節，始獲釋放回家。仍每天赴「文獻」接受批鬥。自然，已歸入牛鬼蛇神一類。「文獻」共有工作人員一百餘人，靠邊者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張春橋曾對「文獻」下過評語：「廟小鬼神大，池淺王八多。」因為我們這些牛鬼蛇神，被造反派統稱謂「王八蛋」也。 「文獻」之牛鬼蛇神，一律歸在並無窗戶之垃圾間裡，不許看別的書，而勒令反覆學習雄文四卷。罰作每日勞動二次，我仍被派清掃廁所。 凡「清」出新的牛鬼蛇神，我們必列隊低頭陪斗，有時還陪「坐噴氣式」。 是年夏，曾全部赴北新涇附近之華漕公社勞動，離市區有二十餘里，步行前往。幫助夏收近一月後才全部放回。該公社地處西郊機場附近。放回時，先列隊繞各大隊示眾一圈。每過一大隊部，造反派必集牛鬼蛇神開批鬥會，選一「走資派」，如宋原放、方學武等為批鬥對象，其餘則低首陪斗，會後如趕群羊，下令跑步快走。共被批鬥近十次，其後一路快跑，一直回到各自的出版社。是日，我們快步疾行近四十里，歸家腿痛難忍矣。 又幾次派赴曹家渡一帶幫修馬路，又定期赴橋樑工廠幫拉鋼筋。監督我們勞動的頭頭，是一個敵偽時曾當過「和平軍」的造反派（因他不在反革命的「線」內）。他還在批鬥牛鬼蛇神的大會上，開口、閉口，以「無產階級革命義憤」進行揭發批判。 平時除早請示、晚匯報時，我們必須在寶像前低頭請罪外，還必須朗讀《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我們儼然被看作戰犯矣。是年秋，我母親忽患中風病，癱瘓床褥。按革命紀律，牛鬼蛇神家屬一律不許醫生上門診治。我乃請到一位朝鮮醫生，一周來打兩次梅花針；而那時我領發的生活費每月只有五十元，只能靠賣舊衣抵補。 1969年　六十二歲 歲末年初，上海新組織起來的工宣隊（全稱「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入新聞出版系統，掌握了各社的實權。辭海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科技出版社和我們的「文獻」四社，被集中在科技出版社內實行軍訓，進行批鬥。所有四社的牛鬼蛇神，一起集中在科技辦公大樓的地窖內。地窖陰濕而黑暗，白天也要開電燈。四壁潮濕，壁上滲出滴水；無足夠的長條凳，「牛鬼」多坐在水缸邊上，就昏黃的電燈，默讀毛選。工宣隊員不時來監督，催交認罪檢查報告。每星期必須寫出一份「思想匯報」交工作隊批審，並不時指名被押解至二樓，聽候革命群眾批鬥。 清早即集中軍訓（革命群眾也要參加）。由工宣隊連長叫口令，領讀最高指示，然後帶全隊人馬到打浦橋一帶跑步，約半小時後才回來。 廣場上豎立一寶像，革命群眾早請示，晚匯報。我們這些囚犯則必須低頭向紅太陽請罪，還須朗讀《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等最高指示。 有幾天，地窖中也暗地流傳私下從革命群眾處聽來的一件「韻事」。聽說有一天清晨，一個素來為工宣隊重用的造反派，忘了敲門，走進工宣隊連長辦公室，只見那位連長同志，強按一個素來積極革命的女青年在亂搞「關係」。他連忙關門退出。不久，這位造反派便被禁閉了，「罪名」是偷看機密文件。 不久，大概工宣隊團部也聽到些風聲，把這位連長同志撤回郵局，另換來了一位連長。 但是，平心而論，第一批派來的工宣隊員，大部分還是廠里的生產能手，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對人——即使是對囚徒，也比較關心。以後，每況愈下，輪換來的儘是些口號喊得響而生產吊兒郎當的了。 春節間，他們發明了新花樣，各隊組布置忠字室。「文獻」共分四組。每組在科技二樓有一房間。革命群眾買來許多金色紙和五色花紙。中間自然是一幅寶像，上面用熠熠發光的金紙，描剪出「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四行金字。正中放一大盆用紅紙束好的萬年青。四壁則貼了五顏六色的標語和紙串。各組競相比賽忠字室布置得莊嚴而豪華。所有搭梯、爬高等重勞動，自然全指揮囚徒們來奴役勞動。 又不久，我們在「忠」字室勞動時，看到廣場上革命群眾正在跳怪模怪樣的舞。後來聽說，是新發明的忠字舞雲。 里弄里的革命情緒也很濃郁。那時，我還住在華山路的枕流公寓裡。這裡，住有不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頭面人物，如葉以群、朱端鈞、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素為造反派所側目。「文革」初起，抄家之聲不絕。居民日夜心驚肉跳。這一地段的里弄乾部，特別積極。清隊開始後，即下令所有「黑六類」的人前往報到，報到時必先令背一段語錄。紅衛兵小將在旁監視，如有遺忘或背錯一個字，鞭笞之聲即隨之而來。枕流公寓的「黑六類」，必公開貼出認罪書。每周六晚上，必著令在辦公室門前聽候傳訊，並預先寫好一周思想匯報。等輪到後，先向寶像鞠躬致敬，然後背一段語錄。革命同志審畢思想匯報後，訓斥一番。等命令退下後，才如假釋之囚徒回到家中。第二天一早，還要清掃大樓，再排隊赴後園清掃垃圾及枯枝敗葉。 「文革」初期，大樓里被迫自盡者有三人，一為公用局的一個電機工程師，為有名的專家。一為有名的篆刻家吳某——為王福盦之高徒。另一即葉以群同志，我還看到他的最後一面。那天清晨，我匆匆趕去上班，看到以群在六樓走廊里徘徊（他家住在二樓），我和以群本在解放前即熟識，此時彼此都低頭無語。我忽憶及一書本未帶。乃回家攜取，再出時，隔壁的小孩驚駭地告訴我：「一個人從樓梯間窗口跳下去了！」我從窗口（我住在六樓）望去，見一屍橫在馬路中，鮮血四濺。等到我由電梯下去時，救護車已「噹噹」開到了。 我的家共被抄了四次——《文匯報》造反派來抄兩次，「文獻」一次，里弄革命派也來抄一次。最徹底的是《文匯報》第一次。那時我還在隔離審查中。深夜把我叫醒，勒令套上寫有「大右派」字樣的硬紙枷。十幾名造反派手持鐵棍鐵棒，押上一輛敞車，直駛華山路。時月色大明，而寒氣逼人。到了枕流公寓，大門已關。忙叫人打開，直登六樓我家，令我帶枷站立在我母的床前，英雄們則翻箱倒櫃抄了一夜，天光大亮才畢事。臨行寫了兩份清單，要我畫押，結果兩份清單都由造反派頭目帶走了。他們仍把我押回《文匯報》，關進隔離室。里弄抄家的一次，空氣最嚴峻。我的孫兒，時不足三周歲，每喜收藏寶像，而相當聰慧，出於幼稚的階級感情罷，常常學寫「毛主席萬歲」等字樣，硬指為大人教導其塗抹的，有辱寶像的尊嚴，罰我們老夫婦在壁角跪了半小時以請罪。 我母親受不了兒遭受此凌辱，終於是年十月逝世。草草成殮，送至龍華火葬場，親友也無一人敢來弔喪。我母勤勞一生，逢此亂世，病不能治，齎恨以歿，哀哉！ 而《文匯報》造反派卻看中了我的兩間住房。原來，《文匯報》社址的大樓內，有一層本分配為電台所用。那時，還住了電台兩家高級職員。造反派為了「一統天下」，特經市革會同意，另撥了一兩間房子，勒令我家搬出枕流公寓，由電台職員搬進去居住。執行這個換房命令的，是一個姓王的工人而成為造反派小頭頭的。他用「掉包」的手法，把自己的家搬至撥給我的房子去住了，而強令我家搬至延安中路八七三弄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灶披間裡，且鼓動四鄰對我監督。 我住進這「七十二家房客」式的斗室後，每天仍去「文獻」接受批鬥。在此前後，中央「兩報一刊」先後發表了《批判中國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新聞路線》等兩文，公開點了我的名，說我所把持的《文匯報》，是中國赫魯曉夫所最欣賞的報紙。這自然提供了工宣隊、造反派對我批鬥的根據。 是年6月，根據最高指示，知識分子應全部下鄉，進行「斗、批、改」，並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時稱「五七指示」）。不論「黑七類」還是革命群眾，一律趕下農村。出版系統是下到奉賢縣的新橋公社。我所在的「文獻」則到第四大隊。該大隊特地騰出幾間堆放稻穀及農具的房子安置我們。房子為泥土地，大家席地為鋪，晚間只能緊挨著睡，擠如沙丁魚。白天即坐在鋪上學習。每小組有一工宣隊領導監督，下午則幫助田間勞動，伙食自辦。 革命群眾開會時，我們這些「黑七類」分子，則被勒令去勞動。我也學會了編織草簾，並與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為廁所（即大口的糞缸）上加蓋一個稻草棚。勞動則鋤草、插秧、挑糞，無一不首當其衝。而且每隔一兩天，必開一次批鬥會。記得劉少奇同志被開除出黨後，工宣隊立即召開大會，宣讀最高指示後，傳達中央「文革」的文件，歷數「叛徒、工賊、內奸」的「罪行」，當然，要聯繫實際，揪我出來，批鬥我與赫魯曉夫勾結的修正主義罪狀，以作鬥爭的活靶子。 有一次鬥爭會，最使我啼笑不得。原因是一位革命群眾，在休息時間向一個工宣隊員大講其京劇《法門寺》里賈桂的故事，還學著蕭長華如何念狀，我聽不順耳，插嘴說毛主席所以引用這齣戲，是說這個太監賈桂見了縣太爺都不敢坐，說是「站慣了」的，以說明有些中國人見了帝國主義者，也「站慣了」，不敢與之並起並坐是「賈桂思想」。 這一多嘴，就引來了一場大禍。馬上四處貼出大字報，並立即召開批鬥會，說我是有意「放毒」。 如此，一直到年底，還全體步行到二十里外的「五七幹校」（那時，上海新聞出版「五七幹校」還在海灘建房草創階段）去開了一次大批判會。 1970年　六十三歲 年初，我們這一連，即併入「五七幹校」，稱第十連。「五七幹校」由團本部直接領導，政委韓某某為空四軍團級幹部，領導一切。此外，尚有工宣隊及革命群眾代表，組成一「勤務組」。 到「五七幹校」的第一晚，即對我開了一次大批判會（全校共有學員近兩千人）。當時，「一打三反」運動方在開始，大概還沒有找出「一打三反」的新對象，乃找到我這個「死老虎」批鬥一番，以樹立革命聲勢。大會在領讀最高指示後，先由工宣隊代表上台批判，其次是當地生產大隊代表，後是軍宣隊代表發言。工農兵次序分明，革命聲勢大振。工宣隊代表，就是我們第十連的連長。聽說她的批判稿，是「文獻」一個「紅」筆桿（原是有名的貪污分子）捉刀的。論稿的警句，說我是「沒有國民黨黨籍的國民黨分子」云云。 批判大會時，工宣隊員勒令我坐在一張小凳上，畢恭畢敬，低頭接受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會後，還連夜開全連的小會，要我匯報大會對我的教育如何深刻等等活思想。 幹校的勞動強度很高，一面要建造大量房子——各連住房都為竹子為樑柱的土坯牆、覆以稻草的簡易草棚，而能容納兩千多人吃飯及開會的大飯廳，結構亦頗為複雜而艱巨。最費勞力的是開墾、平整二百多畝土地。幹校就建立在奉賢海灘上，是新圍堤的鹽鹼地，蘆葦叢生，還雜以許多小丘陵。開墾之初，必須先割去蘆葦，然後在學校北端開挖一條人工河，從三里外引入淡水。再開小溝，引人工河水入灘涂，逐漸沖刷去土內鹽鹼，然後先種一年瓜類、棉花及豆類作物。第二年才勉強可試種稻麥。丘陵概需鋤平，工程浩大。革命群眾一般是半天勞動，半天開會學習。沉重的勞動，強半落在「黑七類」分子肩上。 我雖年過花甲，也照樣要參加搬運磚石、平整土地、樵割蘆葦及挑糞擔水等重體力勞動。 平時清晨五時半起身，集合到海濱跑步軍訓半小時。早餐後，又按連集合學習語錄及最高指示半小時，名曰「天天讀」。以後或開大小批鬥會，或從事勞動。 幹校學員中，本有不少技術人員——尤其是科技出版社，他們曾設計不少平土機、機動車及人工插秧機等「土法上馬」的機器。工宣隊、軍宣隊聞訊後，下令一律不准試驗。說知識分子下鄉，本為勞動改造，利用機器，豈非偷懶，豈非逃避改造？ 「一打三反」運動，後來揪出了不少現行「反革命」。我記憶中最突出的有兩件：一是有個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工作的同志，平時愛好收藏版本。對《毛澤東選集》的歷次版本，都加以收藏，並比較其異同。造反派就說他蓄意侮辱紅太陽，因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還抓進監獄，關了近兩年。另一是《解放日報》的一個當權派，忽被揪出，指為現行反革命。他有口難辯，於深晚摸黑跳進一個糞池，企圖自盡。後被人發現，救上來了。此外，五花八門，遭陷害或造反派內部相互傾軋的事，幾乎月有所聞。 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與電影系統幹校隔河（即那條人工河）為鄰。有時我們去勞動，不時經過電影系統幹校，見那裡的大字報也非常熱鬧，也常常揭出新的「反革命」。最經常見到的是揭批瞿白音「罪狀」的大字報。 工宣隊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監督得特別嚴厲。是年秋季，我的老伴要赴京看望大兒子。我特向工宣隊連長請三天假，擬回家送其上車。這位女連長非常嚴格，只准假一天。頭一天勞動收工後步行至柘林，乘車到西渡渡江至徐家匯，趕到「小窩」的家中已是黃昏。第二天晨光熹微即須動身，以便趕在出工前趕到幹校。所以，我只好托一位至親，送老伴及孫兒上火車。 是年冬，林「副統帥」第一號命令已下達。幹校各連隊，天天在清晨進行拉練，並嚴格防空軍訓，一聲口令，立即要在原地滾下田裡隱蔽處；旋又一聲號令立即爬上堤。指揮我們軍訓的那位副連長姓吳，聽說原是乞丐出身，因此階級感情特別深。但這樣每日示範操練，不久便下肢生病，經送至上海醫治，說是長了癌，要截去兩腿，結果如何，不得而知。 1971年　六十四歲 嘉稑去京後，把大孫兒送至保定其父母處，在北京又住了幾個月，5月初回到上海。 幹校每月放假一次，學員連頭帶尾，可以在家休息四天。一長行鐵棚車，中間放了幾張長凳，年長的革命群眾可以安坐。我們這些「黑七類」分子，只能手攬吊繩，擠在車中搖晃。 是年9月中旬起，幹校的空氣有些不正常。先是工宣隊、軍宣隊開會，以後是黨、團員開會；最後，一般革命群眾也被召集去聽報告。田間勞動，只剩下「牛鬼蛇神」們參加。我還是想，這對我們絕不是好兆頭，大約一場新的風暴又要降臨了。幸而過了兩天，適逢照例的假期，我回到家中，照例要先到里弄委員會遞交「思想匯報」。晚上入睡前，老妻輕聲對我說：「林彪死了，想必你們幹校都知道了。」我連忙搖手喝住：「不要亂講，絕沒有這回事，一定有人造謠。」因為事關最最革命的副統帥，輕信謠言，也是「罪該萬死」的。老妻卻還是喋喋不休，說里弄的人都知道了，絕不是謠言。里弄乾部還傳達，只囑咐不要對外國人講。並說林彪及其一夥是叛國投敵，在飛機上被打死的。 我聽了很解恨，但還不敢全信。我們里弄以東不遠，是上海音樂廳。我溜去一看，櫥窗里放的那張開陳列載有林副統帥玉照的《人民畫報》仍在。記得放假前，我曾在幹校圖書室看到這本《人民畫報》，封面是彩色的「林副主席在學習最新指示」照片，拍攝者署名記不清是什麼，反正大家知道是「敬愛的文藝舵手江青同志」親自拍攝的作品，還突出了光禿禿的頂，埋頭在「活學活用」最新指示。上海音樂廳還陳列著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幾位「無產階級司令部首長」活動的照片。這就使我更狐疑此消息可信的程度。 假期滿後，我仍照例背著行李，到徐家匯坐上校車，歷兩小時回到幹校。 幹校的學員忽然大大減少了。聽說，沒有「政歷」問題或問題不大的，一律已調回原單位工作。學員總數由兩千餘人減少到三四百人。原有十六個連，縮編成三個連：一個是第四連（新聞系統），一個是第三連（出版系統），還有一個第一連，大都是戴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帽子沒有摘帽的，以及各式各樣被認為「壞分子」的人。這個連，還要乾重勞動，如運磚瓦、造房子（那時，幹校的大禮堂已翻成木結構磚瓦的，此外，如校本部等也已改建成磚瓦房），挖池塘蓄水，植水浮蓮、水花生，餵豬餵雞、鴨等勞動（那時，幹校的飼養場已成立）。 我雖「名氣」很大，究竟還是「沒有國民黨證的國民黨員」，一向被認為是「死老虎」。蒙恩典編入第三連，而且可以和革命群眾——都是留有不同長短的「歷史尾巴」的，一起「天天讀」（語錄），一起「天天唱」（樣板戲），並認真學習了。 而團本部一向革命氣概岸然的那位軍宣隊韓政委，忽然不見了。因為他是空四軍出身，而空四軍軍長王維國是積極參與陰謀的林彪一夥。韓政委聽說去學習並「說清楚」了。團本部轉而由一位姓王的工宣隊團長和一位姓沈的工宣隊政委領導著。 在組內學習開始，先由連長報告林彪一夥反革命事件的經過和林彪「折戟沉沙」於蒙古溫都爾汗的過程（後被稱為「九一三」事件），然後小組進行討論。在會後，又聽到議論紛紛，說空四軍軍長王維國是林彪的死黨，參與謀害紅太陽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向林密報毛的行期。是王洪文在錦江飯店死死把王維國纏住，偉大領袖才得以脫身，繞道回到北京的。所以，論功行賞，王洪文不久即調到北京，成為「中央首長」，而且聽說已特擢為預定的「接班人」了（從此，陳阿大、戴立清等流氓分子紛紛彈冠相慶，真有「貂不足，狗尾續」之慨，這是後話）。 我們的小組只有五六人，討論相當敞開，主要是分析林彪反革命路線「左」的實質。大約不過三五天，上面又發下文件，仍由連長逐句宣讀，指出林彪一夥的罪行實質是右，不是極「左」。連偉大統帥都要謀害，豈非右到了極點？連長還逐句傳達了偉大領袖從南方某山洞寫給「江青同志」的一封信，說明不僅他老先生早已看出林彪一向居心險惡，他是不得已被林彪抬出來做「鍾馗」的（為的要捉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些「鬼」），而且說明，江青也早看清了，希望她以後再也不要「上當」等等。 總之，學習的風向從此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舵，由批「左」變為繼續深入批右。從此，發言只是為了表態，背誦「兩報一刊」的社論。我們這些「死老虎」，又變成鴉雀無聲了。 1972年　六十五歲 仍在幹校學習，被人們稱為「老山東」（已在幹校苦熬三個寒冬），但連長顧念我年老，以後不去田間勞動，專管工具間；工作是收發鐮刀、鐵、糞桶、水桶等，並於學員用畢交還時，洗刷乾淨工具及糞桶等等。 還曾臨時調去老虎灶幫燒開水，因為我戴著深度眼鏡，水燒開時鏡片模糊，一次給各連灌十幾隻熱水瓶時，將手燙傷了。連長特恩准將我仍調回工具間。附帶一個任務，是每天傍晚待報紙來時，去收發室領取報紙，一一分發各小組。此外，時間悠閒得多了。那時幹校已另造好了幾間平房，一部分存放各出版社多餘的圖書（大部分是古書及闡述造反道理的「理論」「文藝」新書，自然，也來了大批郭沫若先生的新著《李白與杜甫》），一部分房間闢作閱覽室。學員並可每人每次借出二冊，在寢室閱覽。那時，寢室由於房多人少，每室至多只住二三人，盡可搬取多餘寫字檯，作為書桌。我的大部分時間，從此花在溫習古書上。幾個月中，我曾細讀前四史及《莊子》《列子》等古籍，精神上得到寄託。 同時，我的「生活費」也由每月五十元改發一百元，生活也「富裕」起來，除大都留作家用外，有時買一包「前門牌」過過癮了（平常還是吸每包二角二分的「勞動牌」；在生活費調整前，一向抽八分錢一包的「生產牌」）。 1973年　六十六歲 老伴因長兒眼睛工傷，去年就再赴北京，幫助長媳照顧好第二個孫兒時霆。我每次放假回家，只能枯守在陋室里，有時赴親戚朱家以消磨長日。 秋天，校本部忽宣布，說為了工作需要，決定再調一批人回各自的出版社。我意外地也在名單之列。當天即卷好鋪蓋，「再會吧，五七幹校！」（我似乎很流連這個海濱學校），向來送別的同學們揮手。 上海文獻出版編輯所已被取消了，一部分回原單位，大部職工則併入辭海編輯所。 我到滬的第三天，前往辭海編輯所報到。各出版社的實權，仍操之工宣隊之手。我被分配在資料室工作，實則仍為「廢物回收利用」也。 在資料室的具體工作，是看古書，從裡面找出語詞，製成卡片，以備修改《辭海·未定稿》之參考。 當時，批林已聯繫到批孔。林彪的罪行，怎麼牽連到孔子呢？原來，據說在林彪「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之時，曾作過一首詩，自稱要「韜晦」，而《論語》也確實有韜晦的字樣。於是，發動了批孔老二，並認為所有儒家都是保守的，反對革命的，而所有歷史上的改革派，全是法家。於是商鞅、秦始皇、韓非、王安石等都行時了，被尊為法家，即歷史上的正面人物。當時，傳出偉大領袖的一首詩：「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丘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將子厚返文王。」 被指為「不是好文章」的「十批」，明指郭沫若先生舊作《十批判書》。自然，郭先生緊張了。 我那時翻讀古籍，當然，四書五經以及被指為儒家（如韓愈、蘇軾等）的著作都被視為禁書了。我從《商君書》開始，看了《韓非子》《荀子》等書。後來聽說紅太陽又曾推崇「三李」，於是，大批古詩選也開禁了。和儒家不搭界的舊史書，大可涉獵。從此以後，我就以大量時光，消磨在史籍里，主要細讀了有關南北朝的十部史和《元曲選》等文學作品。回家無事，也在昏黃的燈光下，看《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以及王船山（被封為法家）的《讀通鑑論》《宋論》，不忘隨手抄制卡片。 7月中，蒙「落實政策」，許我搬出延安路八七三弄這間灶披間，令我搬至重慶北路重北新村兩間住屋。 不久，老伴即由北京回到上海。經過多年勞動改造以後，總算有一個可以安居的家，可與老伴朝夕聚首了。又不久，仍按十四級待遇，恢復我「反右」後的工資。 1974年　六十七歲 每天仍到「辭海」去上班。繼續做卡片。上面倡議編輯《漢語大辭典》，把我們這些所謂「控制對象」，集中在一間朝北的小房子辦公（人稱這間房子為「北極閣」），大家為《漢語大辭典》提供原始資料。當時，運動仍頻繁。每次運動初起時，工宣隊員必在「北極閣」中找人去「談心」，以探求「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雲。 是年，我的三個兒子，四個孫兒（小者甫四歲）都由媳婦們陪同，來滬探親，我和老伴初嘗兒孫繞膝之樂。 1975年　六十八歲 「批林批孔」運動，鑼鼓敲得更響。「辭海」園內，也傳抄郭沫若先生一首題為「呈毛主席」的新作：「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困窮隅。豈甘樗棟悲神墨，願竭駑駘效策驅。猶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祝歸趨。」 這位可敬的學者，也受不了空氣的壓迫，投「降表」了。但一般的看法，他究竟與現代的馮道有別，被並列為「四大不要……」是有失公道的。 但江青、張春橋輩卻更加猖狂，從「批林批孔」，轉為「批周公」「批現代大儒」「批宋江」，一步步發展，圖窮匕見，「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陰謀，已越來越路人皆知。 後來，又提出「反對經驗主義」「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全面專政」等謬論，「四人幫」的野心更加露骨。 是年9、10月間，掀起了一股「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們「辭海」園（它確有一個樹木繁茂的花園）內，也由工宣隊奉命鼓動，又貼出一大批大字報。我記得第一張貼出的，題目儼然是「揪出還鄉團的總頭目！」大家心裡明白它的目的所指。工宣隊還在各科室強迫寫大字報。我們這個北極閣也不例外。工宣隊和革命群眾擬定了一個「批判」大綱，分幾個小題，批「三株毒草」。著令「廢物」利用「材料」們限期寫出。我到期沒有交。我向領導我們的工宣隊「請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應該是左派的事。我是全國有名的大右派，也來寫大字報，豈非為運動抹黑？」他聽了點點頭說：「你講的很有道理，那你就不寫吧。」我用了一點狡獪，免於受良心的譴責。 1976年　六十九歲 是年，中國三位老一輩的革命家——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後逝世，全國震悼、悲痛萬分。 尤其是周總理的逝世，首都人民排滿十里長街，流淚、痛哭哀送靈車的遠去，充分反映全國人民的哀思。 由於「四人幫」窮凶極惡地限制追悼會，禁止人民在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激起了震撼大地的「四五」運動。 記得周總理逝世消息傳到上海的那天，我方下班，一位退休工人攔住說「趕快去買黑紗戴上！」各里弄群眾，則自動集合開追悼會。可見普天同悲，全是發自內心深處的。「四人幫」及其上海餘黨想壓也壓不住。 我午後無事，向例在飯後去南京西路「凱歌」茶室。花一毛錢喝一杯咖啡，以消磨午休的時間。 10月的一天，我到「凱歌」買了票，端了咖啡，找個空位剛坐下，準備細細品嘗。只見四座的人，紛紛交頭接耳，低聲議論。「不會是真的吧？」飄來的大都是這句話。也有大膽兒的說：「這些赤佬，早該有這一天！」 一位同桌的座客，看我目瞪口呆，神色茫然，默默用手指指對面的牆。只見有一條用白紙寫的大標語：「打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還有一條較小的，是「江、王、張、姚『四人幫』已被捕了！」不少人圍著看，年紀大的看一眼似乎嚇著走開了。沒有多久，來了幾名警察，把這兩條標語都撕下了，還大聲轟開行人，一面說：「這都是謠言，快走開，不許亂說！」我還記得，被撕去的標語，末尾都署名為「交大革命群眾」。 我向同座的點點頭，他們也報以一笑，彼此心照不宣，沒有交談一語。 回到「辭海」的「北極閣」，也有人在交頭接耳。顯然，也聽到什麼了，但誰都沒有大聲說什麼。 第二天，大家才傳開了，說「四人幫」前三天已被捕，目前正關押在什麼地方。這消息，是交大一位同學接到他高幹父親的來信，首先在校內外披露的。而這個學生和幾個一同刷標語的同學，則已被公安局拘捕了。 當天下午，「辭海」負責人——稱「領導小組」召開全體職工大會，仍由工宣隊頭頭當主席，而由名義上的第一把手作報告。他是「文革」中第一批「結合」的所謂老幹部，所以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頗有感情，平時做報告時，開口「敬愛的江青同志」，閉口「康老」「張、王、姚三位首長」。提到上海的頭頭，則言必稱「馬老」（指馬天水）或「景賢同志對我如何指示」，「（王）秀珍同志對我們的工作如何關心」等等，表示他是經常和這幾位「首長」見面而蒙信任的。他也是紹興人，平常他以「革命首長」儼然對人說話時，總使我不由聯想到阿Q的言必稱趙太爺。自稱是「柿油黨」的神氣。 那天他還是以「滿懷無產階級革命的義憤」，首先申斥「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亂聽、亂傳謠言，「我們一定要追查」。接著說：「中央局勢十分穩定，革命形勢很好，四位首長照常負責，馬老已應召於前晚進京，昨晚還和景賢、秀珍兩位通了電話……」就像「此地無銀三百兩」一樣，會散後，下面「竊竊私議」反而更多了。 其實，那幾天上海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空氣萬分緊張，調兵遣將，主要是動用王洪文所「精心培養」的「文攻武衛」民兵隊伍，即他們所稱的「第二武裝」——有最精良的新式武器，準備負隅抵抗；已決定了炸毀機場、電廠和自來水廠，炸斷長江口及其他水陸交通要道的計劃，由徐景賢、王秀珍負責指揮，「分兵把口」。預備一經證實「四位首長」被捕的消息，馬上發動「巴黎公社式」的政變（他們叫革命）。先控制報紙、電台。他們連《告全國人民書》和《告世界人民書》也起草好了。 但是，就在他們準備發動「巴黎公社式」暴動的緊急關頭，各機關、各團體乃至各里弄的婦孺老幼，一齊出動上街遊行，敲鑼打鼓，各舉各色旗幟：「打倒萬惡的『四人幫』」「清算王、張、江、姚『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等口號，真是響徹雲霄。以後，連民兵們也捲入遊行的隊伍。這樣如醉如狂的熱烈、憤怒隊伍，經常首尾相接，足足持續了三天三夜。使公共車輛無法通行。接著，上海人民廣場開了有百萬人參加的聲討「四人幫」大會。 在這空氣下，徐景賢等的「巴黎公社式」幻夢，當然化為泡影了。 不久，北京派來了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駕馬車」的新領導核心。在萬眾喁喁，渴望除惡務盡的期望中，卻一再強調求穩，連對浮在面上的「餘黨」「餘孽」，也力示寬大，不抓不辦。有些民憤極大的，「說清楚」甚至不「說」就照常工作了。這樣的「仁慈」使小民們冷了半截。 至於那些「柿油黨」，自然照樣「柿油」，有的還繼續盤踞機要部門。這情況，到兩年後才開始有所改變。 第六章 遊歷著述 （1977—1987年） 1977年　七十歲 自從「四凶」擒捕，天日重光。我在市政協的獻詩會上，曾填了一首《好事近》：「雨過風光好，四下陰霾盡掃。天朗氣清雲淡，旭日當空照。燕舞鶯啁春意鬧，到好繁花笑。策馬陽關大道，心紅人不老。」詞不工，聊舒滿腔興奮耳。 但「左」的思想積久，難以扭轉。個人崇拜，仍為痼疾。偉大領袖變成英明領袖。而「吹、捧、拍」之風仍盛，「交城縣出了個華政委」之歌聲，到處傳唱，儼然成為正統領袖。而兩個「凡是」，幾乎成為鉗制一切的新鎖鏈，廣大人民嚮往自由、安定、幸福之想望，變成了失望。 我仍在「辭海」做《漢語大辭典》之資料工作。當時，出版系統之工宣隊，被撤回原廠。「辭海」新造之資料大樓已經竣工。 是年6月，長兒白侖、長媳朱益陶來滬，特宴客一席，歡宴至親，為我廣祝七十初度，並共慶十年動亂之收場。 1978年　七十一歲 香港《文匯報》已創刊三十周年，決定出紀念冊。派姚宗鼐、吳羊璧兩兄來滬約稿，我寫了《三十年前》寄去，旋即在紀念冊中刊出。這是我塵封二十一年後之首次開筆。從此，經常為香港《文匯報》寫《舊聞雜憶》短篇連載。香港三聯書店編輯出書，老友余鴻翔（憩雲）兄為之作序。 不時去市政協參加恢復不久的文史資料工作，為辦公室副主任之一。 是年冬季，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撥亂反正，開始糾正過去一切冤、假、錯案。鄧小平同志復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號召全國人民，調動積極性，參加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同時，全國響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思想大為解放。這一次三中全會所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成為開創一個新時代的標誌。 1979年　七十二歲 仍在「辭海」工作。是年《辭海》修訂本正式出版。在此以前，我參加近代史組的修改工作，集中在陝西南路一大樓里，緊張工作幾個月。 香港好友余鴻翔、羅承勛兩兄特饋贈十八英寸彩色電視機一台，由梁占元兄遠道帶交，老友厚情，令人感激。 1980年　七十三歲 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歷史室葉、朱兩同志來訪，約寫近代新聞史料、掌故及個人經歷，欣然應命。經整個春天和盛夏之埋頭寫作，於秋初交稿，定名為《報海舊聞》，計二十五萬餘字，於年內出書。後東京第一書屋翻譯出版了日文版兩冊。 是年夏天，我函招四個孫兒、兩個孫女，都來上海歡度暑假。時住處僅兩間，四孫皆席地而臥，而一門融融，享受天倫之樂。 忽忽暑假將過，送走了各路「小英雄」，本想休息一陣，而政協恢復工作，每周兩次，討論頗費準備。8月初的一天下午，市政協召開各民主黨派少數人會議，我也被邀參加，空氣似頗為隆重。會上，統戰部長張承宗同志宣讀「中央六十號」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宣布對章乃器、陳銘樞、黃紹竑、龍雲、曾昭掄、吳景超、浦熙修、沈志遠、黃琪翔、王造時、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及我等二十二位「在國內外較有影響的愛國民主人士」屬於「錯劃」，應予改正。同時宣布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等五人仍「維持原案」。我聽完報告，心頭感激。三中全會之春風，終於吹去了壓在頭頂的一片烏雲矣！ 想到二十三年來的風風雨雨，竟這樣收場，心有悵然。「維持原案」仍留了一個尾巴，心中不免泛起一陣寒意。歲末，偶遇陳仁炳兄，他神情漠然，與我相顧無言。 照例，各民主黨派人物要發言表態，自然是熱烈擁護。但也有人取瑟而歌，勖勉我們這些「犯」過「錯誤」的人，以後謹緊記兩條：一、不忘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二、勿忘「西安」和「延安」的區別。以後，要我發言，我表示對黨的有錯必糾、實事求是的態度，由衷地感激。隨後，不無激動地說，含冤二十年，人生有幾個二十年歲月白白流失？我們這二十二人中，有三分之二已經不堪折磨，離開人間，我是倖存者之一，今後為報答黨和國家，將更加實事求是、努力工作，力戒少說空話、大話、套話，以赤忱做出貢獻。至於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之分，有時也難以區別。請問像「文革」十年所犯之失誤，是一個指頭還是四個、五個指頭？同樣，當時號稱兩個司令部，究竟哪一個司令部是「延安」，事先誰有識力敢於區別？ 發言後，有一兩位民主黨派開明人士，向我熱烈握手道賀。 8月中旬，忽接香港《文匯報》由正副社長李子誦、余鴻翔出面，來函、來電邀請我和嘉稑赴港遊覽，並參加9月初舉行的三十二年報慶。時間緊迫，幸得統戰部同志大力支持，於9月1日乘飛機南行。過穗時，又蒙《羊城晚報》吳柳斯同志等深夜機場迎接，並有香港《文匯報》駐穗記者及老友陳朗兄多方照拂。香港報館並已派有專人迎候，我夫婦乃於9月3日平安抵港，余鴻翔、王家禎、曾敏之等老友在車站迎候，同至報館休息。 屈指從1950年一度來港以後，已有整整三十年與港九闊別。初入港境，即為上天台山之劉、阮，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二三十層之大廈，密如「石屎林」，而車水馬龍，地下鐵道、海底隧道以及縱橫交錯之高速公路，密如蛛網。即如《文匯報》館，也已由好萊塢道之小樓遷至灣仔道自建的十三層大廈，而環顧周圍，尚似巨人國中之侏儒。而館內一切設備，俱已電腦化矣。 我至此不由興嘆，過去三十年，國家之命運也如我個人命運一樣，光陰白白流失！不僅流失而已，且關門夜郎自大，自己神化自己，天天搞階級鬥爭，以至國民生產，破壞至「崩潰邊緣」，而恰在這一段時期，世界已進入電腦、人造衛星時代，正如歷史上歷次技術浪潮一樣，大大推進了生產力之發展。回憶1950年我離港時，香港的面貌大體上與上海相仿佛，現在則差距懸殊，香港已成為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生產則與新加坡、韓國、台灣地區並稱亞洲四條小龍。神州大陸人民至此，瑟縮變成窮「親戚」矣！ 初到香港的半月，忙於同業酬應，從而了解香港報紙、廣播、電視（統稱大眾傳播、簡稱傳媒界）的發展近況。每晚我還饒有興趣地看一套固定的電視節目《話說當年》，它把歷史上那一天的大事，諸如香港建埠初期的概貌風俗人情；大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激烈過程，乃至墨索里尼、希特勒如何興起；慕尼黑會議的插曲，以及丘吉爾如何受命於危難之際，出面力挽危局；如羅斯福如何以如炬之目光，介入歐洲戰爭；即對史達林參加對法西斯作戰，史達林格勒一役挽救文明世界之危亡，也有舊資料如實地再現於熒屏。對我國國內的大變化，如蔣家王朝土崩瓦解，解放軍進入北京，大軍渡江，上海解放的情景，也有客觀的攝影報道。這對我這個老新聞記者，不啻重溫舊夢。《話說當年》對香港的歷史變化，所收集之活動資料更詳。我最感興趣的是1941年底太平洋大戰爆發，日本侵略軍攻陷港九時的情景，以及1948年那時的香港鏡頭。這些舊事，引起我的回憶和深思。那兩個時期，我都在香港主持一家報館的筆政，備嘗甘苦。那時香港新聞檢查極為嚴厲，新聞動輒被開天窗，社論有幾天全篇被「槍斃」，只能留一大塊空白。副刊那時有文藝沙漠之稱。江太史之詩詞及遺少們之妙對等等，充斥版面。 現在，我看到各報生氣蓬勃，據同業說，新聞自由之程度，甚至超過美歐各國。副刊亦百花競放，有一定的質量，此皆香港歷代新聞界堅韌鬥爭的結果，也與祖國之變化分不開。但我想，經濟發展，離不開思想活躍。有了自信，就敢於放手任人批評了。這個事實，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我所下榻的《文匯報》宿舍，地處灣仔，三十年前，這一帶本為住宅區，現（1980年）已大廈相連，堂館相接，成為鬧市。附近之跑馬地、銅鑼灣，昔日電車轉彎處，人跡稀少，現已成為市中心之一。有名之北角，外江人聚居特別多，與九龍之旺角，咸稱熱鬧中心。至於昔日之繁華鬧市如中環，以及九龍之彌敦道一帶，更為寸土寸金地，四五十層之大樓及紙醉金迷之購物中心——如新世界商業中心，則成為世界遊人採購奇珍異寶之集中地點。我及老妻曾由友人伴同，入內躑躅，恍如步入迷宮，往往如劉姥姥之入大觀園。見所陳列之珍品，標價有高至百萬港元者，為之咋舌不止。 據報紙記載，香港已成為世界旅遊中心之一。港府每年收入，來自旅遊消費者占相當部分，約達幾十億港幣。香港原為一荒島，甚少古蹟、名勝可言，以何種奇幻，吸引如此眾多之遊客？友人告我：一為自由港，遊客來此採購世界各地物品，甚至比產地為便宜。二則近年大事人工造「名勝」。我在香港歷時約百日，曾參觀這樣的人工古蹟、名勝有三處。 一為宋城。面積不過數畝，而城池儼然，其中市肆、店伙、小販，俱宋時服裝、格式，蓋按《清明上河圖》等歷史資料所仿製也。尤令我敬佩者為蠟人館，凡塑造歷史人物——自傳說中之軒轅氏、神農氏、燧人氏、三皇五帝直至近代偉人如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等都一一塑成與真人大小仿佛之蠟像，共有四百幾十尊，且各有其特殊之背景陳設，如越王勾踐之臥薪嘗膽，如梁紅玉之擊鼓戰金山等，無不神志宛然。我看後之感想，以為此種陳列館，可以滿足未到中國之遊客望梅止渴，且對出生海外、尚未深研祖國歷史之少年、青年，客觀上起了一種愛國教育作用。 二為海洋公園。港府及港紳集資幾億港元，在荒山坡上開闢的特殊大型公園。我驅車前往，見大門前車輛如流水，而秩序井然，毫無雜亂及果皮、紙屑亂拋現象。購票入門，票分兩種：僅游前部者為三元票（1980年時）；兼游後山，則為十元，報館派總編輯金堯如兄之秘書劉偉昌君同游做嚮導。前部為動植物園、鳥類館、兒童遊樂場等普通遊樂設施，花木亭台，亦楚楚有致。購全票者，登半山纜車場，格局儼如一小型車站，進入口處，則有兩條鋼索，係數十輛圓形纜車，不停地駛向天空。每乘可坐四人。空車進站後，即很快入座，或一人獨坐高歌，或情侶雙雙倚坐，或一家四口合坐，均悉聽其便。登車後關上小門，纜車即拋向天空，跨越兩座山巔，始到達後山。途中只見彩色纜車在空中穿梭飛舞，蔚為奇觀。後部規模更大，面積廣數百畝。有海豚表演場，有十分舒適之觀覽梯形座，可坐幾百人，面對一碧綠之水池。每天表演數次，海豚六七尾，不時升出池面，或相互比賽；或有馴養者授以各種物體，頭頂弋水而過；或有女郎騎在背上，起伏上下。看台上有不少外籍兒童，拍手稱賞。後部共有堂館十餘處，最令人讚賞者為水族魚類館，館中心為一巨大玻璃圓筒，高有十數丈，寬亦數丈。四周有石級，盤旋而下，可以清楚看到各水層海魚活動之情況及各種珊瑚及海藻之類植物。聞此水族館，規模之大，收蓄種類之多，冠於亞洲。我默視觀客中，有不少為日本及歐美遊客，可見其吸引力之大。 走馬觀花一過，我們老夫婦已腿痛腰酸，幸後部有特設之餐廳部，設備亦仿佛市區之第一流西餐館，而取價特昂。 是日所見，飽開我眼界。遊客中歐美遊客占相當比例。聞公園開闢以來，門票及餐館等之間接收入，已足可償還幾億元開辦費而有餘，可謂動足腦筋，招徠遊客矣。 最難得者，園內清潔如洗，我從未發現有一落葉、紙屑、菸蒂及痰漬。 三為太空館。坐落在九龍尖沙咀瀕海，乃利用拆除九龍舊火車站遺址而新建者。我們到港之初，甫正式開館，而預售門票，輒須三日以前。我夫婦仍由劉偉昌君伴往，館廣數十畝。入館以後，先至展覽館，有以各種圖表及實物模型，展示各種天文、地理知識。約半小時後，輪到進入太空館，館為球形，上布日月星辰，下則為可以俯仰輪轉之軟椅。坐後必須用皮帶束緊。仰視上空，恍如置身月色皎潔之星空。展覽開始，先為游九大行星，然後轉入太陽系外，如坐人造衛星，遨遊太空，遠及各個星系，則見大小星隊，閃爍而過。真如《莊子》之大鵬展翼，一衝九萬里矣。嗣後，又環遊全球。上空先後出現亞、歐、美、非各國之景色，如中國之長城及絲綢古道，如埃及之金字塔及人面獸身像以及巴黎之凱旋門，倫敦之西寺，美國之自由神像及摩天大樓，一一出現在眼前，並配有各自之景色。最令人驚駭者，為置身非洲之天然動物園，猛獅、暴虎及各種猛獸，咸怒吼張口伸爪在目前。還深入斷層石壁，適遇海嘯地震，石塊崩騰下墜。斯時我及老妻，不禁閉目側身，如身臨險境。總之，在太空館歷半小時，無刻不在驚奇震駭中。聞這兩套影片，系從海外有名天文館所翻制，需同時有幾十部放映機在各個角度放映，才能如此逼真，參觀者有不少外國遊客，更多的是各中學師生，由老師率領前來。蓋此為學習天文地理知識之好場所。比之學校書本學習，事半功倍矣。 此外，我們曾漫遊附近小島，假友人別墅憩息一宵；便中參觀養老院，鰥獨孤老均頤養於此。聞年過七十者，無論其子女為百萬富翁，或赤貧無助，港府每年每人例發一百元，名為敬老費。數雖戔戔，亦足以表恤老憐貧之意。至入養老院家無後人者，則所需概由社會募款支付。老人咸茗茶歡談，飯食亦多可口。聞春秋日，港府例派人派車，免費送老人至太平山等處風景點旅行。 我們又曾數次漫步濱海之維多利亞公園，地廣寬闊，游泳池、網球場悉具規模。此外，則草地蔥綠如茵，花樹成林。中秋夜亦曾去觀燈，幾乎萬人空巷，提燈參加者途為之塞，聞該地如按地價出售，收入當不貲。凡此皆引人思考；資本主義制度誠為剝削制度，但開放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又急速發展，亦有餘力著眼於人民之福利，未可以社會制度落後，而閉眼否定一切也。 即如香港之道路建設及市政管理，亦頗多優點足以為人取法者。香港房屋新建者比比皆是，但從不妨礙交通，打樁、建築，咸局限在一定範圍內，不許占用尺寸公地。不得已礙及行人道者，則就地構造臨時通道以便行人，片刻不使交通受阻。即山上道路修建或翻修，必另築便道，不使行車有一刻妨礙。不似內地之動輒隔斷交通，阻塞動輒數月。此點我體會最深。1980年前後，我在滬住家重慶北路，曾因修造房屋被截斷達數年之久，建築物資，更狼藉四周半邊馬路。使附近居民長期處於狼狽狀態。惜乎近年赴港考察者多未鑒及此。我在港百日，也曾與《文匯報》領導共同接待多批各省參觀、考察團，成員多為黨員首長，甚至有除領導「內行」外別無所長。真正的專門人才，如市政「里手」，則是不出國門一步，宜乎多年來關門自大，無從借鑑矣。 有一次，我曾赴九龍遠郊之沙田，參觀香港中文大學，陪同者有港報副總編輯王家禎兄及劉偉昌君。三十年前，沙田為一荒蕪小村，現則三十餘層之大廈成片，附屬建設，有公園、學校、託兒所以及商場、菜市及其他公用設施，無不完備，儼然成為一新型之衛星城矣。 中文大學在沙田以北之山上。大學原為近十年所建，系以新亞、聯合、崇基等三書院發展而成。新亞書院為吾師錢賓四先生慘澹經營所創立，是以學校之圖書館尚以賓四命名。賓四先生則已年邁退休，在台北構築精舍，仍著書立說矣。 學校的寧靜空氣，以及濃厚的學術空氣及自由氣氛，給我一股新鮮印象。有一地區，張貼很多大字報，所涉及之問題，皆多對校內各項興革之意見，亦有對政治發表坦率意見者。 我參觀之重點為該校新聞傳播系，蒙系主任及傳播中心主任余也魯先生導引參觀美術教育室、廣播教育實驗室及電視拍攝並放映設備，還有電腦排版及印刷設備，參觀了數據存儲和傳播的體系，歷數小時。余也魯先生還為我召集座談會，與該系師生交換關於發展大陸、香港和台灣傳播事業及新聞教育的意見。談話很坦率誠懇，使我很受教益。 後來，我又到幾家設備較新的報館、電視台參觀。我猛然像從舊世界跳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以電腦、人造衛星、光導纖維、遺傳工程為中心的時代了。 回顧一百多年來的中國近代新聞史，也隨技術、設備的革命而一步步飛騰。機器的開始傳入中國，帶來了以《申報》創刊為代表的飛躍；電氣的推廣，帶來了從梁啓超到于右任、宋教仁的躍進；無線電和電傳照相的應用，使中國新聞界邁入張季鸞、戈公振的時代。現在，我們閉關自大了三十年。恰在這一段時期，世界已進入比前幾次技術革命更迅猛的電腦時代了！而且來勢之猛，有瞬息萬變之勢。我們只有迎頭追趕，趕上新飛躍的勢頭，才能與時代相適應。信息社會，是新時代的特徵之一。新聞傳播事業如不徹底更新，流連於舊模式，仍受窯洞文化的禁錮，那將是自絕前進之路。 這個問題，使我沉思、苦惱了好幾天。 是年10月1日，為香港《新晚報》創刊三十周年。該報的血緣，源於1944年重慶創辦之《大公晚報》。總編輯羅承勛兄亦《大公晚報》舊侶。他請我寫一專欄。我義不容辭，且如久未登台之舊藝人，一旦有機會放聲高歌，自然不願輕易放過。於是以「海角寄語」為欄名，每天一篇，每篇千餘字，輒於晚間應酬畢後，深夜濡筆寫成，頗引起讀者之重視與歡迎，欲罷不能。12月回滬後，又連續寄稿數年，直至羅兄離職後始結束。後香港文藝書屋匯集其一部分，出版專冊。 內容大率為回憶「左」傾二十年之舊事，亦有談及對新聞之希望者。蓋我自「改正」之後，即抱定不計較過去之態度，一切恩怨，俱付諸汪洋大海。但認為經驗不可不吸取，過去「左」的根子不可不挖根刨盡。否則，一日如有適當氣候，毒根又將萌發新瘤，毒害國家民族。 在其他報刊上，也曾發表文章，希望香港報界能形成一健康的輿論中心，對國內政治，善意批評監督；尤其對「三中全會」以來之路線，希望耐心期待，勿過分評頭品足，此國家唯一出路所系。 迄12月上旬，即束裝賦歸。途經廣州，又由陳朗兄挽留旬日，在暨南大學講學一周。又承暨大招待去從化溫泉遊覽兩日。見報，知上海復旦大學已聘為兼職教授。回上海《文匯報》任顧問，則早已發表矣。 回滬以後，曾為《世界經濟導報》寫一連載，題為《香港見聞》，略述所見所感。 是時，正值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十惡」大會。看到江青、張春橋仍氣焰囂張，咆哮法庭，若有所恃，不勝氣憤，乃為港報「海角寄語」寫一篇《他站在哪裡？》略抒所感。後聞有些一貫正確者大不以為然。其實，要撥亂反正，尊重法治，必須正本清源，絕不可再不顧事實，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也。 1981年　七十四歲 受香港《明報》之約，兼為該報寫通訊。辟專欄名《上海書簡》，筆名為金戈，蓋各取鑄成二字之半邊也。 在港《文匯報》續寫之《舊聞雜憶》，由香港三聯書店編次成冊出版，書名《炸彈與水果》。 是年春，值母校無錫師範成立七十周年，特偕老妻赴錫參加。同班同學管文蔚、華洪濤亦專程到會祝賀。住無錫賓館，參觀林彪在錫時所建造之地下室。又暢遊惠山及黿頭渚等處名勝。 又承旅遊局及《無錫日報》友人之招待，派車送我們老夫妻至宜興，暢遊善卷洞。時值天雨，匆匆在宜興城內一過。三十年暌別之故鄉，未能向父老拜訪，趕回無錫，翌日即由錫返滬。 是年3月，飛京參加浦熙修同志追悼會。哀此戰友，患癌後在「文革」中竟被醫院趕出，不治而逝世。聞其在全國政協從事文史資料工作時，尚每天記日記，並曾上書周總理，請嚴格審查其一生雲。參加追悼會者有幾百人。其女公子袁冬林君告我，陸定一同志因病住院，特專函冬林，大意謂在渝時曾共同戰鬥，1957年狂風席捲時，身為中央宣傳部長，不能加以庇護，請冬林在靈前代致歉疚之忱。又名畫家華君武同志亦來函，謂當「反右」鬥爭時，他曾畫一漫畫，題為「猶抱琵琶半遮面」，以譏諷熙修。亦請代向熙修遺容致歉。 在狂風飆起時，熙修且被輕浮之筆調，賜為「能幹的女將」，當時定一先生並未親歷其事，而內疚如此。與君武同志發自內心之悔疚，真誠十分感人。蓋彼此都為極「左」思想之受害者，一聲懺語，足慰死者於泉下矣！ 在京勾留數日，聞作家白樺受批判，一貫正確者磨刀霍霍，意圖以掀起一場運動為快。曾寫短文，抒其憤懣，刊之《明報》。幸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諸公及時制止，未起波瀾。 曾抽空赴保定探望三兒媳婦及長孫，重遊古蓮花池公園及光園舊跡，真不勝今昔之慨矣！返滬乘火車，初過南京之長江大橋。 是年冬，香港中文大學聯合美國東西文化中心（在檀香山），發起在香港舉行新聞教育討論會，我及其他九人被邀參加，費用概由邀請者負擔。我國關係方面已復電應約。後聞有一貫正確者從中作梗，卒失信而未能成行，而台灣應邀之五人，則已將首途赴港矣。 秋冬之際，開始寫《杜月笙正傳》，在上海《青年報》連載。刊登之日，郵局發報處門前常排成長龍。後因恐主持者心旌不寧，乃於刊出第八章後宣告腰斬，嗣再補寫五章，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書。 廈門大學抗戰前本有新聞系。此時議恢復，劉季伯先生主其事。函請香港《文匯報》介紹我先往講學。金堯如兄乃函其大學時代之老師張立先生（廈大歷史系教授）到滬面邀。我和老妻乃乘車前往。晤廈大黨委書記曾鳴先生及正副校長。初住五老峰之凌峰樓（教授住宅），後以上下不便，移住山下之賓館。 我對曾鳴等先生陳述管見，認為目前已進入電腦時代，新聞教育應走快一步，設立新聞傳播系，以培養能適應四個現代化對內對外之宣傳人才。曾先生等深善是說。 曾對中文系師生做學術演講。原擬做三講，兩講未畢，則見《廈門日報》刊載，本年全國政協增補委員名單，我亦在其列。旋廈大亦得北京電通知，請促余速赴京開會。 廈門風景秀麗，空氣清新，初冬氣候尤為宜人。來廈數日，余夫婦僅游南普陀、鼓浪嶼等處，其餘勝景，尚未及一一登臨。接訊後，不得不連夜登程，先趕回上海，然後單獨飛京。至則開幕式已過，參加大會及小組會。我及陸詒兄及清華同學吳志強兄同住一室，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地距中關村不遠，有直達車可通，休息日可與長兒白侖、長媳益陶及次孫時霆歡聚。 1982年　七十五歲 六十年前，我方小學畢業，暑假後考入無錫省立第三師範。是年家鄉西城牆新辟城門，城樓懸有蔡孑民先生題字，下署：「壬戌之秋」。運用蘇東坡《赤壁賦》舊文，信手拈來，不落痕跡，對我印象甚深。光陰如白駒過隙，轉瞬已歷一花甲矣！ 四川人民出版社徵得香港三聯書店同意，出版《舊聞雜憶》正續篇，樣書及稿酬已寄到。 暮春3月，應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赴杭看《杜月笙正傳》清樣。下榻葛嶺下之新新飯店，地臨里西湖。每於讎校之餘，推窗一望，則西湖波光如鱗，白堤如帶。「夾枝楊柳爽枝桃」，堤上如一彩帶，桃花正當怒放時節，紅、白、粉紅色相間，斷橋上下，中外遊人如蟻。 每當日出和白兔東升之際，輒攜老妻躑躅於孤山、西泠印社、放鶴亭及蘇堤一帶。孤山麓重新雕成之鑑湖女俠秋瑾石像剛落成樹立，石基下已有不少花圈。我曾目擊三五青年自遠跑來，訝曰：「何來一婦女像，一定是劉胡蘭之塑像。」其中一人似較為老練，亟更正說：「劉胡蘭不會是婦人，一定是黃道婆的紀念像。」青年對歷史的無知，可勝浩嘆！這都是十年浩劫之後遺症。推而廣之，解放後中學不重視歷史課程。我寫《辭海》秋瑾條釋文時，本書「近代革命烈士」，乃被審稿者紅筆划去，改書為「近代民主主義革命者」。可見「左」傾思想，源遠流長矣。 在西湖暢遊十日返滬。 初夏，余也魯先生同他的老師傳播學專家W．宣偉伯教授及夫人來滬講學，《文匯報》設宴款待，余送之返錦江寄寓。余先生邀我單獨談話，欣然曰：「聞先生將協助廈門大學創辦新聞傳播系，計劃如何？」我說：舊大學新聞系，輒紙上空談，學生畢業後不能立即投入實際工作。按我的想法，廈大不乏在海外之畢業生，擬發起募款，為廈大建立一規模相當，近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傳播系，電腦設備雛形齊全，便於學生在學習中，逐步掌握電腦等最新傳播媒介。也魯先生極興奮，慨然說：「募款費時，且無把握，先生果願出面創辦傳播系，我可與國外基金會聯繫，無償、無條件捐贈一批必要設備，並可物色英文及傳播學專家，來廈大講課。」 不久，廈大王洛林教授來滬，聞而亟贊之，回廈即向曾鳴先生及校長等進言。廈大乃再邀我赴廈面商。 我到廈數日內，適項南先生視察閩南抵廈，邀我與曾鳴先生同往廈門賓館晤談。項南先生本為余解放初期舊識，同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為人有卓識而富氣魄。長談三小時。項南先生對我籌創傳播系，首先設立國際宣傳及廣告專業之意見，極為贊成。並說，此事為當務之急，即明年開始招生，將至1987年始有學生畢業。為四化大業計，為時已甚亟矣。 後經與曾鳴先生及學校各部門領導細細商酌，決成立新聞傳播系籌備委員會，推我為主任委員，劉季伯、未力工先生為副主委。所有教務、人事、基建等部門負責人為委員。 磋商甫告一段落。福建省政協秘書長顧耐雨先生及福州市政府秘書長林萱治先生——為解放前《文匯報》舊友，聯電邀約赴榕講學和遊覽。 廈大特派車並請張立教授伴同赴福州。 廈門、泉州、漳州一帶，稱為福建之金三角，物產豐富，人物蔚起。廈榕間為一級公路，車行甚速，過集美後，即向泉州疾馳，一小時余抵泉州，在泉州飯店打尖。 泉州為有名之僑鄉，亦為宗教聖地之一，由張立先生一高足導引，參觀泉州古寺，登石塔，並展覽弘一法師遺物。弘一手書屏條、方額及所刻篆印，均造詣極深，真不愧為近代之高僧也。匆匆一過，繼續就道，不久即福州在望。此歷史名城，林則徐、林琴南、薩鎮冰諸名賢之故鄉，心嚮往之久矣！ 顧、林兩先生及政協副秘書長兼民盟省委副主席吳修平先生盼候已久，即招待下榻於附有溫泉之東湖賓館。 與顧耐雨先生一見如故，坦率交談，嗣後，我即以顧老稱之。據修平談，福建冤假錯案之平反工作較徹底，顧老與有力焉。 在省政協大樓共講兩次。福建省政協大廈之高敞寬大，為我所經各省市之冠。七樓大廳可坐千人，我的第一講為《新聞「烹調學」》。是時我對大眾傳播之意見，已日趨條理化。大要認為要革新我國新聞事業，一須趕上電腦化時代之新潮流，熟練掌握自採訪到印刷一系列新工具。二須本於實事求是之精神，重視宣傳效果。因此在採訪、寫作、編排、言論各個環節，都要尊重事實，尊重大眾傳播之客觀規律，反對教訓人、滿堂灌之模式，而視讀者為知心朋友，以平等之態度，耐心擺事實，說清道理，以求得讀者之愛讀、信服而引起共鳴。我總結這一套理論，名之曰「新聞烹調學」。恰如廚丁掌勺，不管原料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都應力爭適應讀者口味。使讀者翻開報紙，即覺珍饈滿桌，而大碗小盆搭配有致。每菜色、香、味俱全，吸引讀者垂涎欲滴，食指大動。 如每菜都貼上社會主義標籤，而做教條主義宣傳，則恰如廚師每菜必加上大把辣味，則顧客必望而卻步矣。 是日聽講者除新聞界外，有大學教授，有中小學老師，還有大量民主黨派成員。會後聽反映，一般認為針對性強，說理透徹，對各項工作，都舉一反三，有所啟發。 第二講為如何改進對台灣宣傳工作，亦應講求實事求是，不誇大自己之長，亦不抹煞對方之優點，更不應以幸災樂禍之口吻，誇大對方之天災人禍。福建為宣傳前線，更應努力加強祥和空氣，創造聲氣相通之條件。 省政協十分重視我的兩次講話，事後編入學習資料中。對黨外人士之言論如此重視，在我，亦為罕見。 以後，連日參觀漆器廠及玉雕廠，見巧匠精雕之花鳥蟲魚，栩栩如生。大塊田黃雕制之玉器，尤價值連城。漆器如脫胎複製之大件石獅、古器，亦與原件不爽毫釐。 在市區游福州西湖，市內三山。並驅車同游鼓山。山丈為縷述左宗棠治閩故事，知左氏之遺愛猶長流民間。省政協及福州市府特治素筵款宴。林萱治兄並帶來葷菜多件，以增酒興。是日，杯盤狼藉，主客盡歡，不知落日之西沉，回城已萬家燈火矣。 是年初冬，偕研究生賀越明君同游武漢，蓋參加武漢大學之校慶也。寓東湖招待所，適與《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名畫家方成同志為鄰，同席暢談，有時且同車出遊，重溫解放前在上海之友情。此招待所規模殊大。紅太陽曾駐蹕於是——另有一建築群，「百萬雄師」（武漢一「造反組織」名）鬧「革命」時，聞謝富治、王力亦移居於此。蓋飽記歷史之風雨也。而招待所地廣數十畝，樹木森森，面向東湖汪洋一片，自然景色亦絕佳勝。 30年代，我曾在武漢工作整四年，對我亦有第二故鄉之感情。武大慶祝告一段落，即由武大吳肇榮、吳高福兩位先生及《湖北日報》之雷剛、《長江日報》之陳修誠諸先生陪同，過長江大橋至漢口尋覓舊蹤。先至大智門，我還依稀認識方向，果找到宏春里。吳肇榮先生亟贊我記憶力之強。里弄宛然舊貌，內部房子已改修。旋至江漢路以東之三教街欽一里，則舊巢房屋仍在，而里弄外已成估衣集市，從滬穗運來之時裝攤販相接，對門原有之世界旅館則不復存在矣。而太平洋飯店大樓依然矗立，已改作某公司矣。 又至原金城銀行所建之金城里，為余在漢居住最久之地，當時為最新式之公寓款式。至則房屋依舊，而窗敗欄斷，非復五十年前面貌矣。又至隔街之漢潤里，尋《大光報》及《大公報》漢口館舊址，亦能辨認出地址門牌。隨行之兩報記者，在我站立各「舊巢」前，為攝影留念。 在江漢路之璇宮飯店，為當年花柳煙花之場，現則已改修成為接待外賓之招待所。我等亦在大門前合攝一影。 翌日傍晚，又偕雷剛及賀越明兩君，再往漢口尋夢，在江漢參加夜市，並至因紅太陽照臨而聞名之老通成吃豆皮，味亦平平，所售之罐裝原汁雞湯，實快朵頤。 飯後赴漢劇院看戲，適是日主角陳伯華無戲，由新角演新編劇，漢劇之特色仍保留。回憶五十餘年前，陳伯華初露頭角，藝名「小牡丹花」，而牡丹花則為老輩演員之藝名。我當時曾看其演出《採花趕府》《活捉三郎》等戲，嘆為觀止。及今道及，真如白頭宮女話當年矣。 在武漢其餘的日子，曾在武大新聞系籌備組與教師們座談，我談對發展我國新聞教育的意見。又應華中工學院院長朱九思先生邀約，向正在培訓的各縣宣傳幹部作了一次講話。 《湖北日報》約去座談一次，總編輯樊坤同志虛懷若谷，親自做了筆錄，並邀請我去看武漢歌劇院試演的歌劇《編鐘歌舞》，耳目為之一新。 還去《長江日報》編輯部座談，受到該報負責人陳修誠、胡文新諸先生熱忱的接待。 在武漢遊興已闌，買舟東下，先與江蘇省記協王寄忠先生及《新華日報》高羽先生函約，擬過寧時勾留三日。到南京後，厚蒙接待。先後曾參觀太平天國天王府、孫中山之臨時總統府並游中華門、棲霞山及玄武湖、莫愁湖等風景，再次領略六朝及近代遺蹟。 1983年　七十六歲 開始寫《哈同外傳》，每天寫一段，即交《新民晚報》發表（後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編次成書出版）。 初春，民盟總部在無錫舉行東南各省市宣傳幹部座談會，約我前往參加，並作了講話。住市中心之無錫飯店。翌日，宜興縣政協秘書長俞志厚先生及《宜興報》之許周溥兄駕車來接，我得有機會再至「故鄉做客」。下榻縣委招待所。 飯後休息片刻，即溜至南大街豆腐花小擔飽「脹」了三小碗，蓋此皆兒時所喜嘗，而他鄉雖間亦嘗到，總不如故鄉風味，所謂「月是故鄉明」也。承俞志厚先生親引導參觀周孝侯廟殘址。「十年動亂」中破壞僅存軀殼。而撫摸四壁，周處親書「雲龍風虎」及王羲之所書碑碣幸獲存在，為之釋然。聞縣當局及父老正努力於修復原樣工作。 第二日，全日在《宜興報》講新聞近代史略及「新聞烹調學」，常州、鎮江及長興、湖州報界及部隊宣傳幹部鹹派人來參加。案前有大型錄音機七八架。可見我國三中全會以後，各地方報亦日趨健全，主持者亦虛心好學。 在故鄉三日，得交不少新友，並與敦本小學同學萬元祥兄晤談。總角之交，都已白頭矣。 第四日又趕回無錫，參加無錫民盟支部之歡宴。主持民盟中央此會者，為老友馮亦代兄。 初夏，應《鎮江日報》總編姚傑先生及編委余中奇兄之邀，偕老伴赴鎮小住三日。得暢遊金、焦、北固及招隱山等遠郊三山，風景尤為秀麗，無怪梁昭明太子棄「皇太子」之尊如敝屣，隱居此山，修纂光照千古之《昭明文選》，而東晉音樂家戴顒亦隱此山，譜《廣陵曲》也。 在鎮亦曾談「新聞烹調學」，南京記協負責同志及興化、揚州報亦有人來聽。南京大學學報編輯亦來聽講。 是年秋，廈大新聞傳播系正式成立，招第一批新生。我請商一仁女士偕往，不日，余也魯先生亦偕夫人來，與曾鳴、劉季伯、未力工、潘潮玄等諸先生共議教育大綱，以及向外引進人才、器材諸問題。籌委會改稱系務委員會，我任主委。 一切商定後，應項南書記電邀，再度赴榕。下榻溫泉賓館。聞廈門海濱一帶，風景幽絕，二十年來，一直為「廈門前線」。現則密布祥和空氣，部隊逐步調撤。旅遊部門爭取建造旅遊堂館及景點。項南書記重視教育，劃五百餘畝交廈門大學，作建立傳播大廈及擴充其他文科教育設施之用。聞之極興奮而鼓舞。 當時國內忽又掀起一股批判「自由化」風潮，甚至層層檢查。廈門美術學校之石膏女像，亦有人主張「砸爛」者。項南在閩堅決抵制。 送別也魯先生後，我亦旋乘機直飛北京，參加政協大會，途中曾寫《空中賞月》雜文，以譏彈「左」得可愛之英雄。此一陣罡風，卒由中央負責同志之英明決斷，得以煞住。 是年夏季，曾應浙江人民出版社袁倫生先生之邀約，偕妻再至西子湖邊，暢遊十日。下榻杭州飯店，整理稿件，發《新聞叢談》稿。有機會參觀改建之康莊、劉莊（皆在後湖，為1958至1959年「自然災害」期間所改建之行宮）。又參觀林彪出亡前所營之「地下宮殿」。輒誦《阿房宮賦》之警句「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盡泥沙」，「秦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反覆吟詠，深為獨夫興嘆。 回滬，又曾為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舊聞雜憶補篇》稿。 並曾於盛夏偕嘉稑赴京，參加民盟中央錢偉長先生所主持之學術講座。我主講之題目為《新聞藝術》，共分十講，每講兩小時，每周五次，共講兩周。講壇借北京師大課室。參加聽講者有百人，來自近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大率為新聞幹部及新聞教育工作者。我下榻休息，則在東直門附近海運倉賓館，兒、孫咸來歡聚。賀越明君則偕行作為有力助手，協助民盟同志布置討論，甚受學員之尊重。後武漢大學新聞系教師，根據錄音，整理成書，交上海知識出版社出書，頗獲好的反響。 是時，我的長媳朱益陶染有肺癌，我夫婦曾往醫院慰視。無奈病發時已至晚期，化療、中醫均無效。是年隆冬，不幸終於病逝。長兒白侖，遭此喪偶痛苦，自己又雙目近於失明，次孫時霆甫上高中，一家悲痛，自不待言。我夫婦老年痛失此賢孝家婦，亦忍不住老淚橫流也。 1984年　七十七歲 新春2月，應蘇州大學中文系邀約，講課兩周，住專家樓，蓋原東吳大學外籍教授之住宅也。憶1945年送白侖兒來上東吳高中時，覺房舍優美，花木布置井然。此次重來，四周教育大樓輪廓依然，草地亦依然蔥綠。四周合抱大樹無慮數百株。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良好基地也。 我在古屋樓頭，輒涉遐想：假如在解放之初，院系調整之時，能保存私立和教會大學之名稱，而僅改革其課程及人事。諸如「東吳」「金陵」「燕京」「嶺南」「華西」等校名，並無「階級」意義，且有傳統的學風，則不僅在開放中，增長引進及信息交流之便利，且可以鼓勵千千萬萬老畢業生——大部為老中年各門專家之積極性。而見不及此，當時「一刀切」之結果，三十年後之今日，補救為難矣。 在蘇州大學講課三次，主要為談古典文學及新聞報道文學之語法修辭。空餘時間，並游附近之滄浪亭及網師園。我幼時曾熟讀蘇子美之《滄浪亭記》，故對此古園特有感情。網師園則小巧玲瓏，一亭、一石、一花、一木，皆布置獨具匠心。站在任何角度，或從任何窗口望去，都成一幅中國畫之山水畫圖。我在姑蘇大小園林中，最偏愛網師園。因地較偏僻，遊人亦不如獅子林、拙政園、留園、西園之擁擠。選桌靜坐，一壺清茶，從四面門窗中欣賞中國畫活的畫頁，其樂趣誠無窮也。 當時，夏衍、陳白塵諸兄正在蘇審定大百科全書電影戲曲卷，特趨往旅舍拜訪。 蘇州熟友陳雪樓、孫國寶及表弟周維鈞頻來校訪晤。講課畢後，並相偕至楓橋參觀寒山古寺，蒙性空法師邀入禪堂，款以香茗、乾果。見康南海書法，蒼勁可愛。 旋至附近之楓橋鎮，看其鄉辦工業，已有絲織廠、塑模廠等多家，工業總產值已達幾千萬元。且在深圳設「窗口」，產品遠銷港澳。蓋斯時三中全會所決定的開放政策，農村推行承包責任制已初見成效。楓橋加緊步伐，鄉民之生活，已見顯著改善，公共福利亦已規模初具。我們夫婦及諸友窮一日之光陰，遍訪工廠、花木培養場及農民住宅，興趣甚濃，想此處為蘇南推廣承包責任制及試辦鄉鎮企業之先進點。回蘇大後，亟將所見、所聞、所感，連寫兩篇通訊，寄香港《明報》發表。 後幾日，移住市中心的樂鄉飯店，又與楓橋鄉之幹部座談，了解該鎮工業創立之經過及遠景規劃。便中游觀前街及玄妙觀，亦已修繕一新，玄妙觀之特色小吃，亦漸次恢復「文革」浩劫前之舊貌矣。在蘇州共勾留十日。 4月，接合肥《安徽日報》邀請，並承安徽新聞刊授大學聘為名譽校長，乃與復旦大學之王中教授（新聞系主任，亦被聘為名譽校長）先後前往。參加了刊授大學開學典禮，並「面」授了兩次課。暇時，出遊逍遙津公園，瞻仰包孝肅祠並附近之廉泉。又尋訪張遼「威鎮逍遙津」遺蹟。 合肥為我國中等城市，市內馬路寬闊，到處樹木成蔭，市內新建房屋甚多。 我及王中先生並參觀《安徽日報》社，在編輯部舉行座談。 因合肥火車班次少，經長途電話請南京《新華日報》代訂好寧滬客票。昧爽，即乘汽車離合肥出城，在路邊小店吃白粥、油條，風味遠比上海為好，而取價公道。途經吳敬梓之故鄉——全椒，未能停車展謁名文學家墓道。 到南京後，即由《新華日報》總編輯高羽先生招待。旋即趕往車站，乘直達車回滬。 回家度夏。盛暑甫過，忽接《湖北日報》函邀，樊坤同志親為布置，再游武漢三鎮，並暢遊鄂中各縣，遠至宜昌，參觀甫落成之葛洲壩，上溯至奉節，來回暢遊三峽。樊先生並計劃兼游荊襄及秭歸，展游屈子及王昭君故居。盛情極可感。 由雷剛兄來滬迎接，我欣然就道。至武漢，寄寓武昌飯店，地近江邊，眺望黃鶴樓，重建即將竣工，五層高閣，屹然挺立。 到漢，始知樊坤先生已有出訪任務，由《江漢早報》總編輯冉中先生及雷剛兄伴我出遊。 到漢之第三日，即由《江漢早報》派車隨行。由漢陽登程，中午在沔陽打尖。一路車輛如梭，且多新式之旅遊車。蓋多為第二汽車廠出品，兼之農民生活大改善，有力出資坐此較華麗舒適之旅遊車矣。 抵荊州已傍晚，覓旅舍休息。荊州為三國時名城，尚保存城垣。現有人口十萬，除當地居民外，尚有一部分在沙市工作之工人，早出晚歸，卜居於此。而城內柏油路四辟，居民大樓已接成整齊大街，空氣清新，誠大都市生活者所無法享受。 翌晨，參觀博物館，其中陳列有古楚時遺物如吳王劍等，並有一具完整之古屍，衣飾皆楚時裝束，彌足珍貴。又參觀一古城樓，格式仿佛《三國演義》插圖中所見，還保留一古街道，長約一里，聞將改造成一條楚街，一切商店、民居，皆仿楚時格式。將來建成時，必能吸引大批旅遊客人，比之香港宋城，則真景真色，超邁遠矣。游畢，即繼續登程，穿行沙市，未多停留，蓋留待歸程時細細參觀也。 當晚直抵宜昌，《江漢早報》記者早在桃花嶺飯店訂好房間三間。我獨住一房，一切設備均現代化，尤其招待人員服務周到熱情，為國內旅館所少見。早晚餐均熱菜、熱湯、熱飯。烹調亦屬上乘，看我年邁，每餐還特為預備可口之麵條，至足感也。宜昌街市沿江長二十餘里。1945年勝利復員時，余與同業在空中過此，一片殘垣頹壁，僅餘之小屋，亦零星殘破。今則見大樓成片，半山所建之公園，青翠可愛。真換一人間矣！ 參觀葛洲壩，先在展覽館看模型，聽講解，後至壩址現場參觀二江過船閘，規模遠比1957年我所見之蘇聯伏爾加水閘為宏大。發電站下水勢奔騰，如千軍萬馬之怒吼。第二期工程尚未竣工，而所發出之電，已遠濟漢、滬電力之不足矣。 到宜昌之第三日，與冉、雷二兄同游上游之三游洞名勝。又游三斗坪，聽指揮同志介紹三峽大壩建造規劃。大壩將高達一百七十五米，人工湖儲水則抬高達一百五十米。預計裝機發電能力為一千三百多萬千瓦，即比目前世界最大的水電站——巴西、巴拉圭合建大水電站發電量還多四十多萬千瓦。葛洲壩屆時與之相比，則「小巫見大巫」了。 所可慮者，三峽水庫一旦建成，壩西水位將抬高約八十米，這樣，將形成一個人工內海，不僅鄂西的秭歸、巴東一帶將沉入海底，川東的巫山、奉節、萬縣等縣大部地區，亦將受淹，影響直至涪陵、重慶，將嚴重影響生態平衡。此則不可不及時妥善考慮也。 我溯三峽直至奉節的那天，聞李鵬副總理帶了一小班子，親至宜昌、三斗坪一帶仔細複查。可見興建三峽大壩的計劃，已日益提上中央之議事日程了。 我們從宜昌西上，直至夔門所在地的奉節縣。時值皓月當空，萬里晴空，江水微波，沿岸暢遊了三峽勝境，特別是矗立千丈高山之巔的神女，月色如罩上一層薄霧，有翱翔太空、藐視人間之勢。 奉節為一舊式城市，新建市房極少。我們所住的縣政府招待所，簡陋仿佛如解放前一舊式客棧。而從江邊到達，約歷經五六百級台階。幸有一縣府吉普車迎接，可少上一半台階。 第二天清晨，步行至沙跡中之碼頭，乘渡輪至白帝城，時值枯水季節，從山麓至山巔白帝廟有彎曲崎嶇九百餘級石階。當時有不少退休老幹部，來此度「安慰」旅行，平均六十餘歲，大都望而卻步。我則以機會難再，賈勇前進，有雷剛兄及縣青委一幹部攙扶，走走停停，終於到達山頂。瞻仰昭烈帝託孤壁畫及泥塑，曾打油七言絕句一首，以志感： 桃園高義傳千古，草對遠謨棄敝屣。 白帝託孤空惆悵，船山評議有深意。 憶讀王船山《讀通鑑論》，對劉備憤於關、張之殞命，不聽武侯及趙雲等之勸阻，悍然興兵伐吳，從而破壞了諸葛亮在草廬時即立下之「東聯孫權，北討曹操」之基本戰略方針。致遭彝陵大敗，將諸葛亮苦心積累的一點本錢——人才與資材，毀於一旦，遺千古之恨。 王船山（夫之）曾不勝感慨地說：「劉備平日視諸葛如股肱，但究不及對關張之桃園手足情深也。」又劉備在託孤時，曾對孔明說：「阿斗可輔則輔之，否則君自代之。」王船山讀至此，批一評語曰：「疑之深矣！」 我完全同意這看法。劉玄德因私交而不顧全局，有這樣好的遠見卓識之良輔，到頭來還存懷疑之意，此劉備之終於被稱為「先帝」，而不及魏武、吳大帝之豁達大度也。 在奉節宿了兩宵，各人買了兩筐川東有名的甜橙，仍乘輪東下。我特於甲板頂頭房間，靠窗留一座位。每夜月徹圓，照三峽山嵐險峰，輪廓可辨。我又一次溫習了這天下奇景。 回到宜昌，仍住桃花嶺飯店，因我們出發前，即曾預訂也。時已晚八時以後，餐廳正在清掃桌椅，聞我們來，服務員個個笑臉相迎，重新放好桌椅盤箸。廚房也重新生火，特為我們重煮熱飯，烹飪熱菜，還不忘為我另制一盂爛面。我們由衷感激，有回到「家中」之樂。 又在宜昌補參觀了兩天。聽說川東、鄂西將另建立一三峽省區，以宜昌為省會。 會見《宜昌報》（專區報紙）及《宜昌市報》（市屬報）的總編輯。我特為《宜昌報》寫了一篇文章，希望注意開拓信息，辦好電視、廣播，以適應未來的新形勢。 我以身體疲倦，婉謝了秭歸和襄樊的旅行盛情邀請，徑赴當陽，參觀當年三國時古戰場。至則旅社、飯莊乃至百貨商場，頗多以長坂坡命名，想見兩千年來，小民對「常山趙子龍」及「燕人張翼德」的崇敬。市內還有「劉後主墓」，小抔黃土，顯系後人製造，因這位阿斗，晚年在許昌養老，受封為安樂公，有「此間樂，不思蜀」之名言。何來歸葬鄂中之根據乎？ 並暢遊了關陵，看到「文革」後重新修復的不少碑碣，為之感慨系之。憶幼年每讀《三國演義》，至走麥城及水淹七軍各節，即掩卷不忍卒讀，深深致恨於孫權、呂蒙、潘璋輩。近年聽名說書藝人袁闊成在廣播中說《三國演義》情節敷談生動，故事基本根據「演義」而參考陳壽之《三國志》及有關野史。毫無時下藝人亂放噱頭之惡習。自開書以後，我即被吸引，每至此檔書開講之際，即「洗耳恭聽」，如是者數月。但到關羽嚴拒東吳聯姻之提議，孫權遂聯合曹操，南北夾攻荊襄，我也不願再聽下去了。等到「跳」過火燒連營，白帝託孤一段，再繼續收聽。 檢查我的原因，則和童年時不一樣了。我是恨關公的輕狂自大，自以為出身好——販賣棗子的勞動人民，而看不起「三世公卿」的孫權，口出「虎女焉配犬子」的狂言，悍然斷交。使孫權憤而北聯曹魏，南北夾攻荊襄，致呂蒙用計，潘璋設伏，麥城被擒。 兼恨劉備之小不忍則亂大謀，堅拒孔明、趙雲等之苦勸，遽發大軍，遭到彝陵大敗，蜀漢實力，毀滅殆盡。諸葛在草廬對時即定下之聯吳、伐魏的基本政策，被拋棄得乾乾淨淨。 從此，三國鼎立之局，開始動搖，雖經孔明七擒孟獲，六出祁山，也只能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收場。我之不忍卒聽，蓋悲於千載以後，亦有「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之事例，同樣懷疑良輔，同樣自毀長城，自掘墳墓而以為得計者。古代明君，每以歷史為鑑，信然！ 憑弔當陽古蹟後，翌日即至沙市參觀二日。此為三中全會後被稱為開放中等城市的典型之一。全市工廠林立，馬路平整。我們曾先後參觀其發電廠及紗織廠、熱水瓶廠，多能引進先進技術，不斷改進其產品，降低其原料及能源消耗。其不斷前進之經驗，足供全國中小城市之借鑑。參觀畢，即循原道回至武漢。 武漢大學新聞系本年成立，第一班新生早已入學，主持者吳肇榮、吳高福兩先生堅挽至該校講學一周。我為全體師生共講課三次，分別為我國新聞事業之過去、現在及未來展望。 接受該校劉道玉校長之聘，任新聞系兼職教授。並將研究生賀越明君搜集編次之《徐鑄成新聞評論選》稿，交武大出版社出版。 時樊坤同志已出國訪問回漢，為縷述國外新聞傳播事業之見聞，甚擴眼界。 在漢事畢，即飛回上海。 1985年　七十八歲 今年，大概是「驛馬星」當頭了。 正月，政協大會閉幕後，即應《天津日報》之約，到天津小住一周。 天津，是《大公報》的發祥地，20年代到40年代，天津民諺有「天津新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也是我在新聞界「初出茅廬」練功、學藝的地方。我曾在這裡當編輯及政治記者達兩年有半。從1951年參加赴朝慰問團在此集中並整休後，已暌別了三十四年。下車進入市區後，即有「遊子歸來」之感。 住在馬廠道招待所，當時《天津日報》李夫兄等正在籌創《今晚報》，我曾先後去《天津日報》講了三次話，說明我對晚報的看法。 鞍山道《天津日報》社，原來是溥儀出關當「滿洲國」傀儡前的「小朝廷」之一的張園舊址。現在，可以尋覓的痕跡已不多了。地已墊高，原來溥儀曾在台階上與外賓及遺老們照過相，現在台階已只存三級，非復當年之氣概矣。李夫兄等請我在該報食堂便餐，我事後為港報寫了一篇《張園赴宴記》，蓋紀實也。 我急於巡禮一下《大公報》舊址，乃由《大公報》老同事張高峰及《天津日報》劉書申諸兄陪同，先至舊日租界看四面鐘對過舊址，則房屋輪廓依然，已修繕改為天津鞋業工會會址。對面之德義樓四面鐘已不復存在，修建別的大樓了。便道至「小松街」我當年的住所，則舊房仍在，未便敲門闖入，不知住幾家人家矣。 復至原法租界三十一號路「九一八」後搬進的《大公報》舊址，則門前懸有「天津京劇二團」的招牌。那天為星期日，劇團領導均未上班，遂懇商守門人員放我們入內參觀，入則房屋格式如舊。哪裡是經理部，哪裡是編輯部，哪裡是張季鸞先生寫出蜚聲中外社評的地方，歷歷如在目前。而目前，正有一位小青年在練功，掛上髯口，在原總編輯室舞弄大刀，身段頗見功夫。《天津日報》派有攝影記者隨我拍照。我請這位未來的名武生與我合攝一影留念，他再三不肯。我對他說：「我青年時也和你一樣，在此苦練基本功，我們原是『同行』呀！」 那幾年天津建設突飛猛進，首先解決了唐山大地震所遭到餘震破壞而建搭的防震臨時房問題。其次，是大力組織人力、物力。開闢引灤入津工程，解決了居民飲水、用水問題。處處可見李瑞環市長的識見與氣魄。張、劉諸兄還伴我到海河邊參觀，只見碧水漣漣，兩岸行人道花圃則種花木甚多，信為夏季市民納涼的好地方也。 所住招待所為市政協所轄。陳冰同志特設宴款待。陳在1957年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十年「文革」結束後，即來津任市委書記。現任津政協主席。 招待所為一園林，有亭台花石之布置。最使我驚奇者，天津已有溫泉，洗臉、洗澡，龍頭一開，熱水即汩汩流出。又聞天津地下已發現煤層，煤的品質不亞於開灤，蓋即與唐山煤層相連者。此皆近年所發現。有煤有大港油田之油，加以塘沽碼頭擴大，天津發展前途之樂觀，可以預卜。 乘火車回上海。塵裝甫卸，忽接廈大來電，謂余也魯先生即將偕一批傳播界人士來廈講學一周，盼我前往主持迎接。即約賀越明君偕往。時廈門新建之國際機場已落成，廈京、廈港、廈滬航線新辟，清晨起飛，一小時許即抵廈門。當時上海尚春寒料峭，廈門則溫暖如初夏，到處百花怒放，草綠鶯啼矣。 到廈之第三日，也魯先生一行八人即乘輪抵廈，如香港中文大學鄭惠和博士、電視台孫郁標女士、浸會書院教師張同先生等皆初識，而一見如故，朝夕討論海外傳媒教育發展近況。大家喜稱他們一行為「海外八仙」（其中恰有一位「何仙姑」），來閩傳「道」送經也。翌日，他們即分別向廈大新聞傳播系師生講課，我主持紹介，並恭謹聽講，記錄筆記。為時五日，即同乘旅遊車前往福州。途經泉州，曾訪問附近之華僑大學，並在開元古寺參觀數小時，抵榕已萬家燈火矣。即下榻西湖賓館，承項南先生即時延見，並設宴款待。 送別「八仙」後，我和賀越明君仍移居溫泉賓館，由顧耐雨、吳修平先生招待，並重晤林萱治兄，留三日徑飛返上海。 在家中休息約半月，即蒙西安之西北新聞刊授學院電邀，前往講學。航班延誤，至翌午始到達，有該校之陳布南先生迎接。次兒福侖一家在西安落戶，他也偕長孫女時雯同至機場迎接。聞開學典禮已開始，即相偕徑赴會場，我趕得上在會上講了話。以後，又上下午一連講學兩天，聽講學員近千。該校並當場錄了音。 西安古都，我以前從未到過。果然街市寬敞，城樓齊整，為現在保存城郭最完整之都市。我在西安勾留一周，下榻於大會堂，為迄今西安設備最現代化之旅舍，距次兒家僅咫尺，兒媳及孫兒、孫女輩時可侍奉飲食。幼孫向向且於課餘來旅舍伴宿，得享天倫之樂。 於講課之餘，得暢遊驪山華清池及半坡人遺址，並細細參觀了秦始皇兵馬俑，仿佛重溫了秦漢直至唐代之歷史。慨嘆這位以焚書坑儒遭百代唾罵之暴君，不僅建立「同文、同軌」之偉績，且創建了如此燦爛之文化。「後人哀之而不鑒之」，只在「焚書坑儒」上遠遠超邁之，而美女與行宮，規模則差近阿房，將使百世以後，「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城內大小雁塔，及碑林等勝跡，亦一一參觀。我國古文化之發達，於此可見一斑。 承《陝西日報》之請，得嘗餃子宴之風味，大小餃子無慮數十種，每樣嘗一口，即大飽口福矣。 仍乘蘇制客機返滬，幸未照例誤點，如時回到家中。 我在赴西安前兩天，民盟蘇州市委，約我去了一天，向民主黨派講了一席話。順便，遊了西園和虎丘側面新建成的萬石公園，看到不少假山和盆景的珍品。 由西安暢遊歸來，蘇州友人孫國寶及楓橋農工聯合企業派車邀我游蘇一周，我與嘉稑偕一保姆同往。 重遊寒山寺，蒙性空長老合十迎于山門，並款以果點。後赴楓橋鎮觀光。一年來，鄉鎮工業又有顯著發展，鎮上商業亦更加繁盛。為招徠遊客而建造的楓橋賓館已將次落成，主持者含笑對我說：「你如遲一個月來，即可下榻此處，不必住市內矣。」寒山影劇院則早已建成，規模不亞於上海二等劇場，建築費聞達五十萬元。劇場後曠敞，並新建旅舍十餘間，有劇團來演出時，招待演員，平時可公開營業。 楓橋新建設尚有敬老院，收容全區孤寡老人五十餘人，請十幾位婦女照顧其生活。老人二人一間，被褥帳子均潔白，每室有一架收音機，全樓有一彩電。老人們都對我說：「想不到老來交運，享此清福了。」 據楓橋鎮主任人員說：這一年中，除上列建設外，還辦了以下幾件事： 一、提高民辦中小學教師薪金，共增加八萬八千元。 二、獨生子女津貼，共增十三萬四千元。 三、軍烈屬補助金，共增十三萬五千元。 四、擴大醫療基金，撥二十萬元。 在蘇期間，還去東山遊覽，參觀雕花樓，併到聞名中外之紫金庵參觀，宋代名藝人雷潮所塑的十六尊羅漢，尤栩栩如生，即衣帽褶紋及挑幡等，無一不生動自然，而羅漢的喜怒哀樂，神態各異，真正可說是巧奪天工。其餘八尊，聞出自明代匠人之手，雖亦精巧，而高下判然矣。又游席氏花園。東山席家代出名流，30年代至40年代之席德懋、德炯昆仲，即著名於財政金融界。 5月1日，友人《宜興報》總編輯許周溥兄親自駕車來迎，乃告別蘇州諸友，徑回我宜興故鄉，下榻宜興賓館。地濱西氿，臨近岳堤廢址，為原任氏花園之舊址而加以擴建者。來游宜興山水之中外賓客，大都在此駐足。 丁蜀陶都，現為故鄉最繁庶之地。我們曾參觀紫陶館及陶器館，興奮地看到吾宜陶業不僅質量大大提高，且發展了均陶、彩陶及工業陶幾個新品種。而據縣當局報告，在工業總產值中，陶業只占百分之八左右。於此可見故鄉城鎮工業近年之飛速發展。 我們特請《宜興報》記者陪同，訪問了丁蜀附近之湯渡及湖鄉。此皆曾遍撒我童年足跡之地，湯渡僅一石拱橋還是七十多年前舊物。其餘房屋（一般已新蓋二樓二底之新瓦房）、人物（都新鮮衣著，器宇軒昂）皆是另一番景象。湖為鄉政府所在地，變化更大。我1943年深入淪陷區過此時，一片瓦礫堆，僅餘一條狹徑可通。現則柏油公路，四通八達。市內頗多三層以上之建築，鄉政府對面之湖影劇院，堂皇寬廣。聞此鄉今年工農業總產值已達八千萬元雲。 在湖鄉近張公洞一山麓，有鄉人數百，正在開挖一山洞，積土滿谷。據介紹，此洞之發現，經過甚奇。山旁本有一小洞，經常冒氣流水，水甚清洌，鄉人勞動之餘，輒盛水飲用。一日，收工後，有三五小學生，冒險鑽入，入則漆黑茫然。膽大者傴僂前行，至數十步處，忽天際露一線光明，再前行，則頂上開朗。此情此景，恍如漁人之發現桃源。是夕，各家晚炊已熟，不見小孩，四處尋找，恐被野獸所傷，有一農人發現，在其收工時，仿佛有幾個小孩，在洞口遊玩，家長們即燃火把，擎鋤將洞掘開，則聞笑聲喧然，小兒輩方游跳正歡。乃由家人一一領回。 鄉政府聞訊，派人到滬請專家來測定，認為抑系一水成岩洞，有開挖價值。鄉政府即集資自己開發，已掘出泥土數萬擔，上有不少奇突之鐘乳，且有後洞，水路出口，將次掘通雲。 地方經濟發展，人民有餘力從事風景點之開發，此為一個證明。 翌日，我們又至張渚鎮太華鄉訪親，至則萬竿修竹，青翠欲滴，鄉人名為竹海。聞友人談，該處雖盛夏無熱浪，且無蚊蚋，信為消暑之勝地。 據許周溥兄見告，宜興除陶、竹、絲為特產外，近年已發現有煤礦、大理石礦，且已從事開採。此外，並發現礦泉，已設廠試製礦泉水。以礦泉水製造之「善卷啤酒」已少量生產雲。 17日，《湖州日報》總編輯許學東兄（亦復旦新聞系畢業生）駕「小麵包」來迎，乃暫別故鄉，乘車經長興赴湖州。許周溥兄原籍吳興，亦相送返其故鄉。 長興與宜興接壤。我幼年仰望南山銅官，只知長興為山鄉。今車過此，見風景之秀麗，市井之繁庶，不減宜興。因車拋錨一次，午時在長興鐵鐘飯店打尖。飯店高五層，有電梯上下。地當十字路口，有紅綠燈指揮交通。凡此，皆宜興所少見也。飯後略休息，許學東兄為述其故鄉掌故（學東，長興人），娓娓動聽，因知長興亦人才輩出。南北朝之陳霸先、陳叔寶父子亦長興人。明文學家歸有光及《西遊記》作者吳承恩亦同時服官長興。是以長興人每嗜談之。 到了湖州，在招待所安排好行囊後，即出發觀賞市容。湖州是有名的絲綢之府，馬路開寬，大商店、工廠林立。且「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人才蔚起。記得國民黨統治時代，據統計，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籍湖州者，占總數四分之一，其聞名近、現代史者，有張靜江、陳其美（英士）、戴傳賢及陳果夫、立夫兄弟。等而下之，則有徐恩曾（中統局最早的局長。曾留美學工程，為當時工程師學會副會長）及舊上海聞名之潘公展、錢新之（永銘）等。 陳其美先生是辛亥革命功臣之一，首任光復後上海都督，而且後來反對袁世凱軍閥獨裁統治極為堅決，被袁派刺客暗殺。所以，上海老西門鬧市，立有英士紀念碑。杭州西子湖濱，矗立英士銅像。新中國成立，風雲初展，這些紀念碑、銅像都被推倒。聽說湖州之陳英士墓亦遭破壞，使關心歷史者為之嘆息。我到湖州後，聞陳英士墓園已經修復，足見中共三中全會實事求是精神之貫徹，亟驅車至碧浪湖觀看。地在湖州南門外硯山之南麓。至則墓道修建一新。墓前石獅、石碑，亦修繕恢復原樣。石碑中為孫中山先生題額「氣壯山河」。其旁分別為林森先生及蔣中正先生題字。最使我驚奇者，有蔡元培先生一聯： 軼事足征，可補遊俠貨殖兩傳； 前賢不讓，洵是魯連子房一流。 顯然是對英士參與陶成章被刺案有微詞。蔣介石先生當年建立此碑，對此聯照樣刊鐫，此與蔡先生之諒直，具足為尊重事實，尊重歷史，不為賢者諱，不為親者諱之典範（案英士為滬軍都督時，蔣先生為其最親信之袍澤）。 硯山對面之碧浪湖，聞昔日湖面開闊，一湖碧水，夏日荷葉亭亭。惜在「大躍進」年代，大造農田，因而湮沒，僅留一灣濁流，聞市當局正規劃恢復，俾闢作風景點，為市民游息勝地。 在湖州四日，做了一次演講，還遊了潛園、飛英塔等名勝古蹟，並參觀絲織廠及王一品湖筆店，為兒孫輩各買了一套毛筆，鼓勵他們好好練習書法。 由《湖州日報》副總編錢先生陪同，驅車至南潯鎮參觀一天，遊了小蓮莊花園，以及有名江南之嘉業堂藏書樓，並參觀了張靜江先生及其大哥（南潯有名之巨商、四匹大象之一）之故居。所有見聞，已詳記於拙著之《錦繡河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茲不贅。 在湖州之第五日，浙江人民出版社楊淑英同志駕車來接至杭州。 至西湖已萬家燈火。寓南山路湖濱之賓館。先集中精力，整理近年所作懷念好友之篇章及遊記，輯為《風雨故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早晚仍徘徊湖濱，欣賞西子媚色。過去一年來，西湖又有較大的變化，將原來荒無人跡之阮公墩，開闢整理成景點；曲院風荷原為蘇堤畔之一泓小池，現則擴展成占地數百畝之花園，且利用原有附近一帶之舊亭台而加以修繕，景色天然成趣，自成一格局。最大變化，為將斷橋及湖濱六公園一帶公私所占房屋，盡加拆除，擴寬馬路，布置新景點，使游目為之一舒。憶從1924年我初游西湖時，即覺湖濱公園至斷橋間，有不少民房雜建於此，仿佛西子喉頭，被物卡住；歷年來此類房屋日益增多，思想上覺得有無可奈何之感，此次當局下定大決心，清掃一切占地，實為一大快事。但願有這麼一天，將西湖湖山其餘所被占土地，盡數還之人民，使西子眼目清亮，益增嫵媚，則為萬世所造福也。 另被軍隊占用多年之淨寺，亦已退還，並重加修葺。惜雷峰塔舊址，尚未清除完畢，而雷峰塔是否重建，議尚未決。鄙意以為寶俶、雷峰二塔，如西子之一雙玉手，斷其一腕，終為一大憾事。誦古人詩，有「浮屠會得遊人意，掛住斜陽一抹金」，「煙光山色淡溟濛，千尺浮屠兀倚空，湖上畫船歸欲盡，孤峰猶帶夕陽紅」，輒為之神往。 袁倫生兄等又伴我重遊劉莊等處勝景，並在孤山一帶躑躅一周，遊興得以略盡。 六日後，乘車回滬。計此行共歷時二十二日，凡寫遊記、通訊二十三篇（皆寄香港《明報》發表）。蓋此行所見，新鮮事物極為豐富。我從張季鸞、胡政之先生學得一習慣，每日有所見、所聞、所感，夜深則必趕寫成篇，「不留宿債」。二十年被迫擱筆，好不容易「熬」到此太平盛世，更以一吐為快矣。 回到家裡當晚，即接南昌長途電話，江西人才開發學院，促我及早赴贛。我說：「剛由江浙遨遊回來，想休息一段時期，盛情邀約，緩日再來吧。」對方說：「我們上月就邀請，承你應允，所以講座早做了安排，報紙已刊出，報名聽講者極踴躍，你辛苦一趟，盼早日就道，我們準備今日即派人來接你。」記起我赴蘇前夕，確曾由《江西日報》來邀過。怪我疏忽，竟把這檔事忘懷了。於是，第三天就乘車前往。到了南昌，休息一天，知劉賓雁主講的講座尚未結束，乃抽空兩天，先作廬山之游。 那天天氣晴朗，初夏的驕陽已灼人，一路疾馳，汗濕衣衫，兩小時余即到了匡廬之巔，則我所寄寓的蘆林飯店已為濃霧籠罩，而涼氣逼人，連忙取出毛衫披上。開窗即琴湖在望。旋至美廬別墅參觀。看題名即知為當年蔣介石先生及宋美齡先生之別墅。正房兩層，園內仍保留當年蔣先生夫婦與馬歇爾將軍密談處。憶及當年馬歇爾七上廬山，報紙曾大字刊載寄予厚望，而和平卒未能挽救，內戰終於全面展開。看此遺蹟，不勝今昔之慨。 解放後改充行宮，名「蘆林一號」別墅。後又覓地另築一美輪美奐之行宮，代號為一〇二工程。時當1960年，正「三年自然災害」頂峰時也。三中全會以後，已改名廬山博物館，使後人知所警惕。 又遙望廬山最吸引遊客之仙人洞，欣賞「無限風光在險峰」之奇景。並直下半山，參觀胡先驌先生艱苦經營之植物園，展謁胡先生像。胡先生博學而耿直，與胡敦復、明復昆仲共倡中國科學社，為我國自然科學組織之始。先驌先生，亦「五七戰士」也。 翌日下山至九江，在甘棠湖休息，有浸月亭，皆白居易《琵琶行》中出典也。車繞游東林寺，見石碑鐫《三友圖》，記陶淵明當年常策杖來游，神情宛然。 傍晚即回南昌，下榻省委招待所，乃舊勵志社原址而加擴建者。地廣樓多，樹木森然。我所住為最後一幢，推窗即贛江在下，穿流而過，來往風帆如織。據服務員告我，不遠處即方誌敏烈士就義之地。 回南昌之日，中共江西省代表大會方勝利閉幕，選出萬紹芬同志為第一書記。女同志膺一省重任，此為創舉也，不可不記。 在人才學院上下午講學兩日。又應民盟江西省委會之約，談了一次。 暇時並瀏覽百花洲等名勝，並參觀八大山人故居。在市區稍作鳥瞰。 劉賓雁曾來過訪。我深佩其耿直敢言，乃與訂交，並與姜惠龍兄等一起合影留念。 在南昌遇一意外之事。某日下午，我方苦暑，步行至招待所前之市口，飲冰淇淋一客。方回寓所休息，忽聞槍聲砰然二響。後服務人員告我，適聞有一某省委兼管司法之衙內，被其司機刺殺於車內，蓋司機新婚，不堪衙內凌辱，乃在停車購買汽水之際，返身將其槍殺於車內，自己亦舉槍自戕。黨風、民風如此，可發一嘆！ 我本擬便中一游贛州舊地，因道路顛簸而中止，乃就近作臨川之行。1960年我隨上海市政協參觀團曾遍游贛省各地，對撫州留有深刻印象，未及多留。想乘此機會，一償宿願。 臨川為我國偉大文學家湯顯祖之故鄉。其著作《玉茗堂四夢》，幾百年來尤膾炙人口，海外近以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並稱為東西兩大劇作者。 至撫州，見市容整齊，買賣興隆，遠非二十餘年前可比。最繁盛處，建有巍峨之玉茗堂劇院，其頂層，並設有湯顯祖紀念館（計劃將單獨建一專館）。詳細展覽一過。見湯氏手跡《滕王閣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其詩曰： 韻若笙簫氣若絲，牡丹亭夢去來時。 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消魂不遣知。 樺燭煙消泣絳紗，清征苦調破殘霞。 愁來一座更衣起，江樹沉沉天漢斜。 想見在他生前，《玉茗堂四夢》，尤其是《牡丹亭》已到處排演。受到士大夫的擊節讚賞。也可見當時滕王閣一直成為贛省文化之中心。順便提一下，滕王閣廢址已清掃開闢，省府已規劃重建此閣，不久當與岳陽之岳陽樓、武漢之黃鶴樓並為長江三大偉構矣。 是晚，撫州市文化局及採茶劇團，特為我請劇團彩演《牡丹亭·驚夢》一折，盛情可感。 翌晨，游撫州公園，展謁湯臨川先生墓道。並承文化局邀集座談會，得以詳聞湯臨川及王臨川（安石）先生軼聞，我當場詳細筆錄。 回到南昌後，即訂票東歸，又承江西人才學院同志送至上海。 這一下，總算宿債盡了，可以小休了。時將屆盛暑，天氣悶熱，開一瓶家鄉的善卷啤酒消暑。想不到區區一瓶飲料，竟把我這個當年「四大酒仙」之一「打倒」。翌晨，即赴華東醫院診治，斷為小中風，病因體力、腦力皆超負荷所起。檢查我的血壓及心臟，則完全正常。 又針灸，又吃藥，約匝月之久，腿力漸見恢復。又開始每晨做丟了多年的太極拳，以增強鍛煉，身體算是基本正常了。醫生囑咐，以後千萬自己注意，勿再任性而為，干那些超出老年人可能練的事情。我也想，應該自己保重，爭取多活幾年。不是「活命哲學」，而是為了能親眼看到國家的富足、強盛、自由、幸福。多不容易盼到有那麼一天，日麗風和，充滿希望（而不是前此的空想、幻想），我怎麼忍心撒手而去呀！ 本來想，從此不再寫東西，以免動腦傷神。但實踐幾天的結果，整天待著，手足反而無所措，似是行屍走肉。真像張季鸞先生生前的名言：老記者而不「記」，變成純粹的老者了。再說，用慣了腦子的人，一旦不用，失其調節，反而會影響身體的健康。 大約停了一個月，我又恢複寫作，先是每天一小時，後來加到兩三小時，為《明報》《今晚報》《江漢早報》寫些短文。後來，深深感到筆滯了，想到什麼，不能「信筆直書」，再不像以前那麼流暢了。不是哪一個字記不起來，就是某一句成語、詞彙，明明寫對，會發生懷疑。再不，一個極熟極熟的朋友，音容如在目前，名字卻想不起來。必待「清夜自思」，才恍然記清楚。 我猛然悟到，老年人的大腦皮層，大概像一個篩子，如不常用，網眼會越來越大，以至於把腦子裡所殘存的一些東西，盡行「漏」掉了。古人所說的「江郎才盡」，大概就包含這個原因，腦和筆不常用，就澀滯了。 發現這個毛病，連忙適當地恢復正常的寫作生活，一天限寫一兩千字。給香港《華人》雜誌寫回憶文章就是這段時期開始的，哪裡知道，「自述」正文寫了幾節，就為殷洪喬所誤，我又沒有複印存底的習慣，只能就此算數了。 是年冬天，我還應《宜興報》的邀約，策杖回家鄉一次，並為港報寫了幾篇通訊。 1986年　七十九歲 2月，赴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好友們咸謂我精神煥發，不減當年。長孫時霖已在河北水專任教，特由滄州趕來伴侍。 會議期間，與老友羅承勛兄快晤，並承在中關村新設之烤鴨店設宴款待，極為感激。 我在去年曾開始寫《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已在《中國建設》連載一年。在京期間，范用、倪子明、戴文葆諸先生見訪，約定由北京三聯書店整理出書。 返滬後，即補寫「張傳」五章，並將全書清校一過，將書稿及所附照片，寄戴文葆兄。 又，福建人民出版社排印中之《徐鑄成通訊遊記選》（賀越明君所搜集整理）將次出書，囑寫注釋，又寫釋文近萬言。 4月中，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又來函邀請赴廈，並由我所帶的研究生黃星民君伴同前往。在廈十日，由研究生朱家麟、黃星民、陳金武三君朝夕陪伴，並輪流購備早餐，十分可感。由教師姚嬿嬿君陪同，赴美籍教授布萊德·蕭夫婦歡宴。蕭先生年逾花甲，曾長期任路透社遠東分社主任，近年執教密西根大學。經歷與我相仿佛，是以暢談終宵忘倦。 在廈期間，參加廈大全校運動會。在系內，對全系師生講學一次。 抽暇並偕朱、陳二君專車赴漳州遊歷二日。所寫《真正的宋城》《木綿庵參觀記》等通訊，已收入《錦繡河山》，不重複。其實，漳州之行，雖短短二日，收穫極為豐富，只以節制精力，未及一一寫出。如漳州女排訓練基地，為「五連冠」之搖籃，如高甲戲排練場，為漳州木偶之製作、排演場。我們多曾前往細細參觀，感受很多。漳州之八寶印泥廠及有名之水仙種植地，亦曾訪問。如在往年，必可為港報寫寄十餘篇通訊了。思之，不勝有「美人遲暮」「寶刀已老」之嘆。近年，我最讚賞京劇《群英會》中老將黃蓋的四句「定場詩」：「二十年前在戰場，好似猛虎趕群羊。光陰如箭催人老，不覺雙鬢白如霜。」我的二十年寶貴光陰，卻在「運動」中白白流失了！ 6月24日，為我八十初度。按舊俗，特在附近餐館，備酒三席，宴請至親近族子侄。《文匯報》多年老友多位，特設盛宴祝嘏，《文匯報》總編輯馬達兄及黨委同志，亦在上海大廈設筵款待我們老夫婦。市委宣傳部潘維明部長亦欣然參加。 8、9月間，應宜興旅遊部門之邀請，組參觀團再次回故鄉，被接待下榻南山群峰中之別墅（似名翠碧山莊）。建築為新構，有泉石之勝，而環境幽靜，空氣清新，朝晚時間群鳥啾啾。 我曾隨團游新辟之慕蠡洞（即我去年所見正在開挖之山洞，相傳春秋時范蠡治吳以後，偕西施來宜興隱居附近山中，故以是名）。我曾由表侄女朱海芳攙扶，暢遊是洞。洞中鍾乳千姿百態，其奇幻不減善卷，後洞亦有水路可通。 並遍遊了玉女山莊。憶童年在湖上廣善小學時，曾遠足至庚桑（張公）洞及玉女潭。當時在荒蕪中見一泓碧水，泉聲滴滴可聞。並曾游附近之海會禪寺，聽高僧講法。現玉女已修繕成景點，我策杖遍游，殊勾起兒時回憶。聞海會寺只留廢墟矣。游畢，在大門前餐廳飲茶談天。 1987年　八十歲 1月，赴京參加民盟中央全會，我辭去中委職務，被選為中央參議會委員並被推為常委。是次會議在豐臺京豐賓館舉行，休息期間，偕時霖孫游正在拓寬、修繕之盧溝橋參觀，並在「盧溝曉月」之碑前，攝影留念。時鵝毛大雪日夜不停，四下房屋樹木，如罩上一大塊白布，茫茫蒼蒼。自1931年我離津赴漢工作後，五十多年未逢此大雪。一片縞素，象徵懷念「七七」抗戰初期為國捐軀之二十九軍將士也。 3月，又赴京參加政協會。新聞組委員仍住遠望樓賓館，計在此居住已歷四次矣。賓館服務周到，服務人員咸笑臉相迎，有「賓至如歸」之樂。 休息期間，中國社科院基建規劃會開新聞小組會，石西民為組長，我及李莊、方漢奇諸同志為委員。開會審查基本工程項目有二。 羅承勛兄及三聯書店范用兄等在交道口某飯店設宴為我祝壽。承勛兄並賦詩二律為壽： 金戈報海氣縱橫，六十年來一老兵。 早接瓣香張季子，晚傳詞賦庾蘭成。 大文有力推時代，另冊無端記姓名。 我幸及門慚墮馬，京華眾里祝長生。 桂嶺何曾鬢有絲，巴山長夜史如詩。 江南風雨揮戈際，海角歌呼奮筆時。 萬里神州歡五億，廿年噩夢痛三思。 老來一事尤堪羨，依舊冰河鐵馬姿。 4月初返滬。 港友查良鏞、卜少夫、陸鏗、胡菊人諸兄發起，在港辦筵為我祝壽兼紀念我新聞工作六十周年紀念，在台北之陳紀瀅兄、在美之李秋生兄及梁厚甫兄等諸老友咸欣然將趕到香港參加。我亦已辦好籤證手續，訂好5月3日機票，準備出發。由於在港之某先生處理不當，使得臨時忽發生變化，不能成行，只能奉命去電婉辭。而香港方面已訂好賓館，聞曾敏之、易錫和兩兄且準備至深圳迎候。聞之異常不安。 更令我抱愧、內疚者，陳紀瀅兄已專程從台抵港，攜來禮物，長途電話催問究竟，使我愧難作答。 6月24日，值我八十整壽。先一日，民盟上海市委會與《文匯報》在錦江飯店聯合舉行座談會，為紀念我壽辰及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年舉行慶祝，參加者有：中共上海市常委毛經權，他代表市委致祝詞；蘇步青、談家楨等代表民盟致詞祝賀；《文匯報》總編輯兼社長馬達、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龔心瀚，亦先後致詞；廈門大學黨委書記未力工及福建人才開發學院主任潘潮玄，他們特由閩趕來參加。此外發言及參加者尚有柯靈、鍾沛璋、陸詒、夏其言、欽本立、馮英子、陳念雲、束紉秋、閔孝思、呂文等同志。賀越明則代表我的學生髮了言。新華社記者的發言極使我感動，他說：「不僅要文品好，尤貴在人品高。」民盟中央副主席馮之浚、秘書長吳修平特由京趕來參加。座談會後，特舉行壽宴，《文匯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及《聯合時報》並送了禮。錦江飯店經理並送了祝壽蛋糕。 香港《文匯報》連日以顯著地位，報道慶祝會盛況。李子誦、金堯如、曾敏之三兄並聯名發來賀電，全文為： 德登耋壽，文播神州。以民主勇士之姿，挾風雲舒捲之筆，六十年來，論政立言，可謂不負平生之志。兩報壇建樹，更征愛民愛國之誠。弟等忝列同行，追隨有日。特電申賀，藉表敬意。 是日，香港《大公報》《明報》《信報》等亦刊載消息。陸鏗兄等並專發賀電。 《宜興報》亦發表新聞及賀詞，尤見光寵。 27日，《文匯報》老友，並另設壽宴，慶祝我老夫婦。洪荒兄並為我畫了一幅極為神似的漫畫。 中國新聞社為此也向海外發了新聞。 綜憶我過去八十年的生活，經歷了前清王朝、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執政、日寇軍事入侵、新中國成立後這五個時代。簡單劃分，在舊時代生活四十二年，新時代已三十八年，差不多各占一半，可謂歷盡滄桑矣！ 童年記憶，還有些殘留在腦海里。比如，辛亥革命前，猶記得曾隨大人唱的山歌：「川鄂鐵路人民造，賣給外國激起大風潮。……呀、呀、呀得兒喂，倒運盛宮保（指盛宣懷）。」後來，我在書櫥角落，還撿到許多本用紅白洋紙印好的薄薄的小本子，印有這些山歌，還刊出「革命首領孫文」以及黃興、黎元洪、程德全等的肖像，顯然是從上海流入這個小城市的宣傳品。於此，可見當時同盟會中部總部曾做了不少革命宣傳的工作。辛亥革命後，我記得宜興城內，有幾天全城斷市，我們家這個破牆門也緊閉了好多天。 以後，直到1924年江浙戰爭以前，一直過的是艱難而「太平」的日子。 1927年大革命浪潮席捲江南，接著是「四一二」反革命屠殺，不久引起宜興暴動。我則已於早一年到北京上學去了。 1927年秋，我半工半讀，跨入新聞界的大門。從此與新聞結了「不解之緣」。1929年調至天津《大公報》任編輯。記得那時最吸引我的是塔斯社的新聞，特別是《真理報》總編輯拉迪克的社論和聯共書記布哈林的文章，文辭簡練而富於說服力。想不到若干年後，他們都被揭露為一貫仇視布爾什維克的反黨分子。在槍決以前，還刊出他們的「供詞」，自己直認不諱，侃侃詳談他們的叛黨經過。我當時很不解他們會是這種人，更不解他們怎麼如此「坦白」。 直到幾十年後，自己陷於「陽謀」，特別是經過十年浩劫，才深刻體會「認罪」「坦白」是個什麼滋味！ 我進入新聞界後的六十年，也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前三十年，有十年是當一般記者、編輯。以後的二十年則「挑大樑」當了報館的總編輯（或總主筆），主持一家報的筆政。一直自勉、自信，「勤勤懇懇辦報、老老實實做人」，以前輩為榜樣，努力做一個稱職的報人。 後三十年，則二十年白白浪擲，被迫「冰凍」，被調至出版界做一個反面教員。後十年，欣逢大地回春，撥亂反正，我才重新調回到新聞界。可惜年已衰邁，只能做力所能及的著述工作，寫些通訊遊記，做一名老記者。並努力在新聞教育工作上，盡其綿力。十年來，出版了十七本書，寫了不少拙文，當了三四所大學的兼任教授。如此而已。 古人說：「是故擇業不可不慎也。」這話，我想想頗有道理。比如說，美術家每多長壽，因為他們經常寫字作畫，可以陶冶性情，且可鍛煉眼神筋骨，甚符合養生之道。音樂家則易動激情，難以自制，所以高壽者不多見。新聞工作者長期俾夜作晝，飲食無定時，作息無秩序，所以易損健康。翻閱我國近代新聞史，可以無愧稱為報人的，寥寥可數。王韜存年最長，六十九歲，梁任公五十二歲，戈公振四十五歲，鄒韜奮四十九歲，張季鸞五十四歲，胡政之五十七歲，類多不過「中壽」。而新聞記者必須明是非，辨黑白，敢於秉筆直書，我國又一向無新聞自由之習慣，因而被害者更屈指難數。如宋教仁存年僅三十一歲，黃遠生三十二歲，史量才五十六歲；其餘如鄧拓、金仲華、范長江、浦熙修、楊剛、儲安平等優秀新聞工作者，在「文革」中被迫害離開人間時，有的剛年近六十，有的還不到五十。正在才華煥發時，不幸已做了古人了！惲逸群長期受迫害，熬到天日重光，甫過七十，即不幸逝世！ 我並不自悔以新聞為職業。從中學時代起，即立志以新聞為終身事業，即使後來歷盡坎坷，亦從無悔意。 我走入新聞界時，正當中國新聞事業處於新舊交替之際。舊一代的報人，正努力於新聞規範化，使採訪、編排、言論各方面改革趨於定型，以張季鸞、胡政之兩先生苦心經營的《大公報》可為代表。其貢獻在力求翔實，講求新聞之效果。新的一代，則致力于思想之奮進，對讀者，偏於注入式的灌輸，不講宣傳實效。在此模式下，重視新聞的客觀規律，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的辦報觀點。 我能活過八十，而且能目擊「四害」盡除，天日重光，殊非始料所及。又有機會能夠在老年奮力寫作，作育後人，比之前輩及同輩，應該說是難得的幸運者了。 司馬溫公曾自豪地說：「事無不可對人言。」我摭拾這一名言，湊成一絕句以自慰： 胸有是非堪自鑒，事無不可對人言。 清夜捫心無愧怍，會將談笑赴黃泉。 昔人易簀時，每稱「去見上帝」；近人則好稱「去見馬克思」；我平生既無宗教信仰，又自問不配有堅定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只有魯迅說的「地母」可為歸宿了。 1987年12月22日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