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鑄成回憶錄 · 第三章 主持筆政 （1938—1948年）

1938年　三十一歲 我有一宜興同鄉儲玉坤，在南京政大新聞系畢業班時，曾來《大公報》實習。畢業後，即入《新聞報》工作，佐編教育版。去年底《新聞報》宣布接受敵軍檢查，老編輯郭步陶先生（後郭老先生受香港新聞專科學校之聘，任校長，迄今桃李滿天下。我於1939年秋亦兼任教師）等四人憤而辭職，儲玉坤即其中一人。1937年底李子寬兄告我《正報》籌備創刊之議，並囑先和玉坤面約，請其任國際新聞編輯。 大約在1月20日，儲玉坤忽來訪我，說《文匯報》即將出版，他已應聘任國際版編輯，並說，此來是奉嚴寶禮等先生之命，擬請我為該報寫社論的。我問：「每月寫幾篇？」答覆是每日一篇。我又問：「言論有沒有限制？」答覆是：「題目和內容，一切由你決定，報館保證不加刪改。」至於報酬，則「目前因營業沒有把握，暫以每篇四元計酬。俟營業發展後，改為每篇十元。我們內部職工，亦暫以四折計薪的。」我問明了創刊的大約日期，答應俟稍做準備，即按日交稿（言明每日寫好後，即打電話通知報館，立即派信差來取）。 我去找同在孤島賦閒的老同事楊歷樵兄，請他幫寫國際問題。我們均有甲冑生蟣之感。他答應每月寫十篇。如此，我每寫兩篇，有一天休息，得有構思之餘裕。 到了1月25日，送來了《文匯報》創刊號。一看字模和格式，就知道是《大公報》的印刷廠代印的。而館址為福州路四三六號，分明是原《大公報》營業部的舊址。 報紙標明為英商，報頭下寫有發行人兼總主筆克明H．M．Cumine，第一版刊有克明署名的發刊詞《為本報創刊告讀者》。有一段說：「本報本著言論自由的最高原則，絕不受任何方面有形與無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設法排除之。」顯然，他是擔任保鏢的角色的。 我寫的社論於1月28日即開始登載。 當時，上海紛傳敵人漢奸正籌組南京傀儡組織，梁鴻志、溫宗堯等躍躍欲試。我寫了一篇社論《告若干上海人》，對那些民族敗類，作最後的警告。第三天，《文匯報》即遭暴徒拋擲炸彈襲擊。營業部職員陳桐軒遇難，蕭岫卿、畢祉芬被炸傷。 是時，我的三兒復侖出生，在廣慈醫院。取名復侖者，熱盼恢復淪亡之意也。 楊歷樵兄告我，他有次赴舊《大公報》編輯部，李子寬以閒談的口氣向其詢問：「《文匯報》的社論，很像是《大公報》人寫的，你知道是誰麼？」我對歷樵說：「就該明白告其真相。我們都是已被遣散了的人，難道還要受社規約束麼？」 就在《文匯報》被炸的那天下午，政之先生忽派汽車來接我。那時他喪偶未久，有人為他介紹顧維鈞先生之令侄女顧俊琦女士（光華大學畢業），已結成俊侶。政之先生正在滬等待吉期。 我受到他這樣的寵邀（兩家相距只隔一條馬斯南路），很感意外。 入座後，胡先生含笑問我：「《文匯報》的社論，很像是我們自己人寫的。你知道是誰寫的嗎？」我立即回答：「是我學寫的，胡先生一定看出它的膚淺、幼稚罷。」他答道：「不，不，寫得很有文采，構思也很深刻。就是有些地方，太激烈一些，怕出問題。」 我連忙接著說：「已經出了問題了，報館今天已被敵人投擲炸彈，並留下『警告信』……」 胡先生說，這些，他已在晚報上看到了。他接著問我：「嚴寶禮這個人靠得住嗎？是一時投機，還是決心想幹下去？我想，我們想投資和他們合作，所以請你來商量，你看這些人會不會變卦？」 我說：「我剛才打電話給儲玉坤，請他問問嚴寶禮，社論要不要寫下去？要我寫，還是保持原有的態度？後來，儲來電話，嚴已明確說明，社論仍照舊寫下去，保證不更改一個字。這樣看來，嚴寶禮這個人是有些魄力的。」 胡先生說：「好，鑄成，我相信你的判斷。明天，我就叫子寬找嚴寶禮談合作。我們也投資一萬元，唯一的條件是你進去負責編輯部，另派王文彬進去任本市編輯兼採訪科主任。」 「經理部派什麼人？」 他說：「只要你抓緊他們的言論方針就夠了。經理部方面，我不準備派人，我們不計較圖利。」 李子寬和嚴寶禮的商談很順利。據子寬告訴我：「《文匯報》原來的資本是一萬元，而實際只收到七千元，所以經營已感困難。《大公報》代印的排印刷費，分文未付。所有用的白報紙，全由《大公報》墊上，亦未交付代價。所以，我們不加股，他們顯然難以維持下去。至於你和文彬的參加，他們更求之不得，他們正缺少幹練的主持人。現在名義上的總編輯胡惠生，只在《民報》編過各地新聞，缺少掌握全局的才能（按：子寬幾年前亦曾在《民報》兼任編輯）。」 我問：「難道嚴寶禮會無條件接受合作嗎？」 「他們只提出一條，他們的資本要作為原始股，升值為兩萬元。」子寬兄答。 「胡先生同意了？」我問道。 「完全同意了。」子寬兄答。 我屈指一算，《文匯報》原來只有七千元，變成了兩萬。《大公報》一萬算作一萬，反而落得二對一的比例，我想胡先生的算盤素來是精刮的，如何願吃此筆眼前虧？也許是他說的，只要抓住魂靈頭，經濟上不予計較吧？正如《三國演義》里的周瑜打黃蓋，都是為了民族利益，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吧。 總之，我於雙方合作談妥後，就立即進《文匯報》「走馬上任」。時間大約在1938年2月20日，距《文匯報》創刊不足一個月。 我「履新」的那天中午，嚴寶禮特請我吃飯，約儲玉坤作陪。嚴先說了些「久仰」和「一切仰仗」的客套話，還談了幾個具體問題：一是我的月薪，規定為四百元。但他說：「目前經濟困難，暫按四折付薪；現在全體職工，都是按四折計薪的。我們已向全體職工宣布過，一旦廣告費達到月收五千，即改按五折發薪。如銷數超過一萬，廣告費亦月入萬元，就十足發薪。」第二，希望我進《文匯報》後，也像在《大公報》一樣施展才能，他願意把「發起股」讓給我和儲玉坤各一千元，實收五百元。我笑著說：「我是素無積蓄，多年來一直是寅吃卯糧的。」他說：「不要緊，我先墊上，以後分十個月在薪水裡扣好了。」 我當天到編輯部觀察一下，由寶禮兄陪同，第二天即去上班。我自己除主持言論（包括社論和短評，後者全部由我執筆）外，還親自主編要聞版。各版的稿子，都送我過目，然後交胡惠生蓋章發交排字房。 為了訓練新手，我經寶禮同意，從《大公報》舊同事中，調來程玉西做要聞版練習編輯，幫助試編短欄新聞。主要讓他主持編輯部總務，如登記來稿及讀者來信，並作為與經理部之橋樑，開單向經理部領取稿紙、筆墨等等。 我抱定宗旨：洋商報是中國人辦的，以宣傳抗戰、宣傳愛國主義為言論方針。儘管口氣上還用「華軍」「日軍」字樣，但堅決反對侵略，對漢奸聲討毫不留情，決不如《大美晚報》等「中立之態可掬」。其他如本市新聞，副刊亦能配合「皮裡陽秋」的抗日基本步調，如西北八路軍傳來的聲音，以及史沫特萊的見聞錄等等，陸續發表。 我接手一個月後，銷數即直線上升，突破一萬大關，且漲勢有增無已。廣告亦劇增，甚至經常發生排隊、爭取早日刊出之現象。到4月之後，發行數激增至近六萬份，超出一向冠於上海各報之《新聞報》（它因接受敵方檢查，為愛國同胞所鄙棄，發行跌至五萬餘）。 由於銷數激增，廣告版面大，自然相應地要擴大篇幅，最多時增至日出五六張，平常亦保留四張之上。 要聞擴大為兩版，本市新聞兩版，並增加教育版、體育版、經濟版；副刊除《世紀風》外，增闢了《燈塔》，一度請江紅蕉氏來主編。 各版也急需添補人才。先後入社者，有經濟版之魏友棐（兼寫經濟方面社論），體育新聞之周峻，國際助編兼翻譯徐緒昌，本市新聞編輯周起苞及助編邵季良，法律顧問版編輯張寄涯及嚴獨鶴之弟嚴蔭武。要聞方面，先由嚴寶禮兄介紹其蘇州同鄉朱雲光（曾做過《時事新報》編輯），並介紹其摯友（兩路局時，嚴為稽查處職員，同事好友義結金蘭，有十兄弟。「八一三」後路局遣散大部員工，嚴寶禮、余鴻翔、周名賡等志同道合，乃集遣散費發起創辦《文匯報》）余鴻翔從我學習，練習編輯要聞。外勤也先後添了胡惠生介紹之胡道靜，嚴寶禮介紹之馬直三（亦十兄弟），其中比較得力者只有沈壬生兄。 我的用人方針，抱用人唯賢態度，頗能五湖四海。只要是愛國而有一定文化程度又願意學習的，即使沒有一點新聞基礎也先吸引進來，教其邊做邊學。原外勤中之有經驗者唯邵伯南（紅葉），但因不容於克明（非堅決開除不可），寶禮兄與我商酌，派其赴漢口當特派記者（不久即由董老介紹，赴解放區工作，在新聞界卓然有成）。另一方面，即使是原《大公報》好友，因交遊不慎而不宜留此崗位者，亦商得子寬兄同意，勸請其辭職，計先後有王文彬兄、許君遠兄。本市主編則委胡雄飛介紹之吳農花擔任。 編輯工作繁重了（每版要審閱大樣，並抽審小樣）。同時因楊歷樵兄調至香港《大公報》任職，乃請儲玉坤、魏友棐分寫純國際及經濟方面社論。以後又由子寬兄介紹，請李秋生、費彝民兩兄分寫社論。我亦學張季鸞先生榜樣，每篇社論必細加潤色，以期風格、筆調之一致。我每周一般寫三篇。 1939年　三十二歲 「七七事變」之後，日寇大舉侵我，已如弓箭脫弦。我乃向《大公報》借薪一百元，匯給我父母親，以備應變之需。我父親忠厚老實；加之，高級職員一般欺壓下屬。迨日寇逼近保定時，高級職員及其眷屬，開一列專車匆匆開往漢口，可憐我父親冒烽火尚去車站上班。至則人已闃然，不得不退居家中。敵機來轟炸時，和我母躲在床下避彈。風聲日緊，乃隨一家鄰居逃難至博野縣一荒僻小村中。賃居一貧苦戶老夫妻家中，約三五月。迨平漢路可通車北平，急急奔至北平。我那時始得到父親來信，即專函懇託留居天津租界之舊《大公報》副經理王佩芝兄，請其派人至京聯繫，並請其代購船票，送他們回滬。是年春暖時節，雙親安抵上海。從此一家團聚，三兒都已茁壯，雙親得以享含飴弄孫之樂了。 是時報館業務大發展。據寶禮兄請一英國會計師來館查賬，根據收支情況，資本每股（各面額為十元）實值應為三百八十餘元。營業之發達可見一斑。 查董事會成約，職員薪水，早應發全額，但董事諸公以經費周轉困難為由，改為七折發薪；同人體諒時艱，亦以所得已不菲。如校對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不下於《新聞報》之水平。 從去夏營業開始猛起，克明之薪給，即由其代理人方伯奮（名義上華董之一）提出，每月由三百元增至一千元，另聘其子小克明為董事會秘書，給薪三百元。克明在跑馬廳租有房子，月租二百元，亦由《文匯報》支付。 照例，無功而受如此厚禮，應可滿足矣。但克明不甘心做「保鏢」，想實際抓權，甚至抓言論權，這就勢必爆發我和他歷時半年的鬥爭。詳細經過已載拙著《報海舊聞》及《舊聞雜憶》續編中，茲不贅。總之，鬥爭的焦點是克明企圖將《文匯報》辦成租界當局的報紙，我和大部分同事，則力爭將《文匯報》真正辦成人民的喉舌，宣傳抗日，宣揚民主，對抗敵偽之壓迫，揭露其欺騙的報紙。 而一部分中方董事，則或多或少同情克明之欺騙。 其次，是來自國民黨方面之企圖收買與控制。先是CC之潘公展派人出面，時潘在重慶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名義是當時尚未落水的周佛海）。他們向嚴寶禮餌以饋送一部印報機（系潘以前主持之上海《晨報》用的轉筒機）。後來嚴與之幾經商酌不見交出機器，李子寬與潘駐滬代理人宓季方相熟，向之探詢究竟。宓謂此機已押入銀行，押款為五萬元。如《文匯報》要這部機器，可先墊付此款。 我對寶禮兄談：「《文匯報》自籌印刷設備，實為長久之計。因戰事總有完結的時候，屆時《大公報》要復刊，《文匯報》應早做未雨之綢繆。但目前上海明精廠自造之捲筒機，每部不過兩萬元。外國進口新式套印機，亦不過近十萬元。一部舊機器，索取五萬元『押金』，無乃藉機敲詐，支援何從說起！」寶兄亦極以不然。以後即不再談此事。 接著來的是孔祥熙。孔有駐滬代表胡鄂公（舊國會議員，後聞曾參加中共），曾偕錢納水找嚴寶禮密談，並來編輯部與我點頭招呼。我事後問嚴：「他們來此何事？」寶兄說：「亦來談合作之事。」我問具體條件如何？他說：「具體數目尚未談及，只推薦錢納水來當副主筆。」那時《譯報》《導報》均已創刊。我和《導報》的惲逸群兄為老友。（「八一三」前，上海各大報每周舉行一次「星期五聚餐會」，假九江路綢業工會樓上舉行。我和子寬代表《大公報》參加；成舍我、薩空了及惲代表《立報》參加。）他為新聞及共同對付外商事，常在電話中和我交換意見。我談及胡鄂公來「接頭」事，惲兄談：「此人出賣風雲雷雨，要當心上當。」我即將此言轉告嚴。以後即未談判下去。 最後一次「進攻」，來勢更猛。具體聯繫者由《大美晚報》中文部主任張似旭先生，介紹中央銀行一負責人來談判。條件為投資十萬元，說明是宋部長（時宋子文，正任財政部長）派來商談合作的。對等條件除派一編輯主任外，要參加一名副經理兼會計主任。我和嚴商議決立予峻拒。因太阿倒持，不啻將《文匯報》出賣給國民黨。 峻拒的後果是嚴厲的。當時法幣的黑市外匯已跌至八便士左右（官價為一先令兩便士半）。他們可以給受日寇檢查的報紙（如《新聞報》《時報》）照給官價外匯，而對熱烈擁護抗戰的愛國報紙《文匯報》則不允給分文官價外匯。結果是我們所用的白報紙，要用比《新聞報》高出三分之一的價錢去向黑市購買，這不啻置《文匯報》於死地（黑市外匯尚在繼續猛漲中）。 《文匯報》以後陷於經濟困難，雖有其他原因，如經營不善，廣告部人員「招攬」報紙廣告，收入一部分被中飽等等。而致命傷則在中央銀行之有計劃的打擊報復。 經過這次打擊，《文匯報》雖仍極受讀者歡迎，（如有一次清晨我偷偷回家，步行經過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見池塘邊、草地假山邊之靠椅上，紛紛有人埋頭讀報，我一一低首細看，幾乎全是看《文匯報》的。我看到讀者如此熱愛，熱淚不禁潸然而下。）但由於上述原因，經濟上反日感支絀。有一天，董俞律師忽來編輯部，我知道他是華北大漢奸董康之侄。事後我即警告寶禮兄，少與這類人來往。 不久，克明即以嚴寶禮開空頭支票為由頭，下「令」免去其經理職，不少華董信其鬼話，說克明由其嬸出資五萬元，由他來「親自整頓」《文匯報》。實則，他已以十萬元之代價，將《文匯報》出賣給汪偽，而居中拉攏者，即為董俞「律師」。 這事發生後，某三位中國董事，尚受克明之欺騙，還請我到新新旅館三〇三號（董事們吃喝玩樂的地方，亦即《文匯報》的「搖籃」）去，一再向我解釋，說此事只對付嚴寶禮一個人；對「老兄」，克明還是器重的。但我們從多方了解，克明已受汪偽巨款收買，還由汪偽派給克明一個總編輯（此人後來任南京傀儡組織的「部長」），所以，以編輯全體同人為主誓死反對克明此舉。最後，編輯部二十餘人同事，在《申報》（是時《申報》已掛美商牌子復刊）、《新聞報》刊出啟事，寧為玉碎，決不與克明合作，玷污《文匯報》的光榮。 此事，董事中的徐某，曾在新聞出版史料上寫文否認，該刊不加調查，遽予刊出。事實上，此事千真萬確，正如太陽是從東邊升起一樣。同《一個建議》的社論出籠經過，都曾在我的腦海中牢牢銘刻，決不會淡忘，也不容否認，是事實總不容抵賴或歪曲。後來我看到惲逸群日記，清楚記著：「《文匯報》《一個建議》的社論，查悉確非該報主編自撰或授意，系該報編輯儲某所寫。」可見黨是調查得很清楚的。 《文匯報》停刊後，胡政之先生寫信給我，希望我速回《大公報》，任港版編輯主任。以後，又連電催詢。那時，編輯部同人中，柯靈、周起苞已在《大美晚報》中文版工作。徐緒昌也有其他工作。我到7月底（《文匯報》於5月上旬停刊）才擺脫一切，乘荷印之「芝沙達尼」號啟行。 船行三天半，駛入香港，胡先生已派庶務主任徐國振在碼頭接待。旋即赴館，晤及張、胡兩先生（時季鸞先生親自主持重慶版，因肺癆加劇，隔幾月即來港就醫，張夫人及公子士基則仍留港）。 那時，張、胡二位年各五十有零，已退居二線，輕易不動筆，不親日常工作，致力於培養後一代；且為推我（編輯主任）和金誠夫兄（經理）擔負起第一線任務，創造一切條件。我到館三天（頭兩天胡先生還問問我社論寫什麼題目，看看小樣）以後，就放手不管，不僅各版大小樣均歸我審閱，社論稿（除我自寫約一周三篇外，執筆者尚有楊歷樵兄、袁道沖老先生和李純青）統由我修改、潤色。我當時戰戰兢兢，而精神很愉快。一如在孤島時的發揮全力，且精神沒有孤島時的緊張。暇時可輕鬆地自己翻讀書報，努力於進修。 時香港各報，堪與《大公報》匹敵者，唯金仲華兄主編之《星島日報》。我每天看報，首先與《星島日報》比較，看社論哪家寫得切題，有深度，看哪家有幾條獨家新聞或特寫新聞，看哪家的標題生動、醒目而恰合分寸。一般講，這兩家報章辦報都認真而精益求精；評次伯仲，則《大公報》以精密細緻勝，《星島日報》則以態度進步勝。是以兩報銷路都為「外江」報（指抗戰爆發後創刊之報紙）之首兩位。《大公報》讀者多在政界、工商實業界及中年以上知識分子，而青年則多愛讀《星島日報》。 《大公報》港版同事，計有蔣蔭恩兄任翻譯兼編國際新聞，要聞版編輯為李俠文，本地新聞編輯曹世瑛，體育新聞編輯為章繩治，副刊編輯為蕭乾（不久即赴英任特派記者，由其燕京同學楊剛接編），英文翻譯有梁寬（厚甫）及馬廷棟、梁邦彥等，外勤記者則有麥雋曾、戚長城、張覺可等六七人。還有管資料之張篷舟等，不過二十餘人。我初到館辦公時，館址在皇后大道中商務分館隔壁之二樓，辦公地點有約二百平方米大小面積，我獨用一辦公桌，編輯部尚不甚擠。 《大公報》港館於1938年「八一三」周年創辦。我到港，趕上一周年紀念。10月雙十節時，香港各界熱烈紀念，並獻金捐助抗戰。適季鸞先生來港，看到第二天本市新聞版大樣之標題一般化，即順手提筆划去原標題，親筆寫了兩行「可歌可泣雙十節」「人山人海獻金台」，鏗鏘有力，而信手拈來，意義深遠而扣人心弦，洵為標題之上品。 某次，報館在當時香港最豪華之酒家——金龍酒家聚餐，曾攝影留念。我細數在座諸人，包括經理部、廣告員，連張、胡兩先生、蔣蔭恩夫人及張篷舟公子小晶晶（均不工作）在內，只有三十九人。可見港館用人之精練。以區區二十餘人之編輯部，每日編報三四張，可見工作量之大及同人工作情緒之飽滿。翌年，美國密蘇里大學即授《大公報》以獎章（時東方報紙僅大阪《朝日新聞》獲此榮譽）。 當時國內尚在抗戰初期，國共關係尚屬「蜜月」時期，在港之「外江」報每兩周必舉行敘餐一次，由各館輪流做東，交換時局看法，以及商量應付新聞檢查之共同辦法並裁決報價及廣告費等問題。我到香港後，即經常由我及金誠夫兄代表《大公報》參加。輪到《大公報》做東時，政之先生偶或參加。此外各報社參加者，為《星島日報》之金仲華、邵宗漢；《珠江日報》之黎蒙；《立報》之成舍我、吳范圜、薩空了；《國民日報》之陶百川、陳訓悆、王新命；國新社之惲逸群；中央社之盧祺新及編輯英某（忘其姓名）。此外尚有「榮記」（當時吳鐵城為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兼管港澳事務）之機要秘書汪公紀亦經常參加。敘餐空氣融洽。敘餐前後，例有「雀喜」，誠夫、仲華、范圜及中央社之英某，向例為方城之積極參戰者。某次，席間敘報年齒，我與仲華、訓悆、宗漢為同庚（均1907年生），齊舉杯為賀。而世事滄桑，仲華、訓悆兩兄均已成為古人。回憶前塵，不勝悽然淚下。宗漢亦於1989年6月謝世。 我忌食魚腥及牛羊肉，而粵菜獨以魚腥為勝。所以我不參加宿舍之伙食團，且熬夜每至天色熹微，午間難以起身。每日午後盥洗畢，即令工友赴對門之「士多」購豆奶一樽、麵包一枚充飢。然後盤山穿過兵頭花園下山，至報館看報、審稿，構思次日社論題材。迄下午4時，例至哲人咖啡館與仲華等家敘談。有時覺午晚餐（晚餐例有酬應）單調，則赴堅道「菜根香」吃一頓素餐。後來，張竹平氏在皇后道大華大廈開設大華餐館，專售下江菜及蘇揚點心，我的「民生問題」才基本得以解決。 1940年　三十三歲 張竹平，這位曾在上海報壇叱吒一時的猛將（先曾任上海《申報》經理，佐史量才有功，後創辦英文《大陸報》及申時通信社等所謂「四社」），那時卻隱於商賈，雖未著犢鼻褲、當壚賣酒，卻也便裝笑臉迎接賓客，招徠生意。他在堅道租了一幢三層樓洋房（我1980年赴港小住時，堅道一帶亦已成寸金地，舊房早已拆去，高層建築成「石屎」［按粵語：水門汀］樹林矣）。三樓給政之先生居住，底層賃予季鸞先生，他自居二層，恰如兩「大」之間的一塊「三明治」了。 春間，鄧友德兄亦調來香港，任國民黨中宣部駐港代表。據謂離滬前已創辦一通信社，安置舊《文匯報》編輯部尚未得職業之人員，由李秋生兄任總編輯，程玉西任編輯主任。減輕我精神上之內疚，我甚德之。由此兩人成為摯友，幾乎每天必見面一次，交換對時局看法。他是四川人，特由重慶聘來一家廚（友德伯父孝可老伯為四川耆宿，曾參加辛亥四川保路會，被「屠戶」趙爾豐關禁數十日，激起成都罷市，是為辛亥武昌起義點燃一火種），燒得一手地道的川菜。如無應酬，友德必招待我至其九龍寓所便餐（友德尚未婚）。一瓶黑牌威士忌在手，美饌適口充腸，輒至微醺始返館舒紙寫社評及短評。蓋自是以後，我雖無家，等於有家矣。 有一事最令我終生難忘者。是時張先生每來港，必與抗日將領方振武將軍密談終日忘倦。我和誠夫兄亦因此與方將軍相熟。方夫人亦好客，每去必先日備有魚翅等美味款待。春日近午，我方矇矓盥洗，張先生忽來電話，謂：「叔平先生今天在其公館（九龍界限街）請我吃飯，也請你和誠夫作陪。鑄成，我為了讓你痛痛快快玩半天，今晨我已代你把社評寫好了。你早一點下山過海來罷。」我放下電話，想到張先生正在療養，對我如此愛護，不覺滿眼熱淚。 到了叔平先生客廳，方夫人及季鸞先生、誠夫兄及另一位張先生正圍坐打牌，方將軍旁觀。言暄片刻，張先生即起立讓我：「鑄成，你代我打幾圈，我正想和叔平先生聊聊天。」 我對此道實在不精，而季鸞先生又一離客廳不回，眼見我的籌碼逐漸低下去，心裡越急越輸。直到飯後，張先生始入局再戰，約累計之，我反勝為輸，共輸了張先生近二十元籌碼。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低頭看報，張先生忽來館，笑著對我說：「鑄成，我究竟本領比你強。昨晚我接手，反敗為勝，贏了二十餘元。不能平分，給你十元。」我面紅口窘。張先生急打岔說：「好玩嘛，你買聽好煙抽抽。」 當時，日軍北進（對蘇作戰）抑南進？南下中南群島，與英荷作戰的爭論相當激昂。香港也許出於主觀願望吧，主南進論者占優勢。胡、張兩先生不輕信幻想，認為香港終難久守。胡先生與桂系李、白、黃（旭初）諸人，素結有交情。1933年曾過漢赴桂參觀匝月，歸津披露《訪廣西雜記》，對廣西標榜之「三自」政策（自立、自治、自防）頗多讚許。因此他親赴桂林，覓好地皮（在七星岩後側），建造簡單之木屋，作為館址。然後回港，將港館遷至利源東街之普通商店之樓房。省下資金，購四部平版機、鑄造排字房鉛字，並運去字模，然後陸續將一部分人員運去，準備出桂林版，以作香港職工預設之退路。編輯部調去者，有蔣蔭恩、李俠文諸人。管理部有李為群、戚家祥諸人。 那年，我在香港又與飄萍夫人湯修慧先生見面。她以民族大義為重，毅然拋開《京報》館及所有產業，隻身到港，賴賑濟委員會（委員長為北洋老官僚許世英）每月發給之百餘港元艱難度日。她有一長婿郭根，青島大學畢業，中、英文均極有根底，但為人訥訥謹厚。湯先生向我介紹，我即延入《大公報》，頂蔣蔭恩兄缺，編輯要聞。 是年我開始學跳舞，動機倒不是為趕時髦。香港常有人請舞宴，事前必徵詢參加者有無舞伴。如無，則主人必多請一位閨閣女士參加。在宴會中，樂聲即起，對對翩翩起舞。我不習邯鄲學步，輒使有一女士陪我在席上枯坐，情態極尷尬。後下決心練舞。適香港有速成跳舞學校，每人納五元，一月可成。我繳費去學，豈知伴舞者咸屬「過氣」舞女，只機械地教「蓬擦擦」（狐步）或兩步的華爾茲舞。我意興索然，旋即放棄。一日，梁邦彥兄（清華後期同學，1941年赴新加坡入英國BBC廣播公司，後不幸在炮火中殉難）對我說：「徐先生，你如決心學跳舞，我姐夫曹亮及姐姐梁淑德（均燕京畢業）精於此道，我願介紹去學。」 從此，我和曹亮伉儷成了朋友。他們曾啟發我說：「跳舞，先要會欣賞音樂，懂得節奏；明白跳舞就是各種步子的音樂節奏化，不要死記住『蓬擦擦』的聲音，則變化自如，就不難登堂入室了。」他家有不少音樂唱片，開起留聲機，放出爵士樂，他們夫婦即手把手教我跳舞，果然，沒有幾天就學會了。去舞場實習，每支音樂都能應付自如了，別的朋友誰都不會相信，我的跳舞原來是黨員老師教會的（他們倆都是黨員，對黨做了不少貢獻）。後來聽沈體蘭說，他先在租界英國學校教書，他的進步，完全靠曹亮同志的引導。在「那個二十年」中，曹亮夫婦曾被陷入潘漢年冤案的陷阱，被幽禁達十餘年。但願他們倆幸福健在！ 1941年　三十四歲 宜興旅港同鄉新春聚宴，參加者有財政學家賈士毅，國際問題研究所之徐明誠，他們夫婦名義上在國際所工作，暗中則受漢年同志領導。還有商務之丁某，教育界之周某等。商定今後每一季度聚餐一次，交換家鄉消息。後明誠夫婦成為我的好友，不時邀請我到其府上（住九龍新界界限街）吃徐太太潘麗華女士做的家鄉菜。 友德兄主辦《中國評論》，請我和成舍我及程滄波（接金仲華任《星島日報》總編輯）和甫由南京「回歸」之陶希聖，由海外歸來之吳頌皋任編委，我兼任總編，由郭根負責日常編稿工作。 噩耗傳來，季鸞先生6月9日病逝於重慶，我痛失良師，悲悼之極。曾一周不參加宴會，不跳舞，以誌哀悼。除社評外，曾編寫《張季鸞先生年表》，刊諸報端。《國民日報》之王新命撰文，語含譏刺，余痛「小人之不欲成人之美」，為文痛駁之。 徐明誠兄曾與朝鮮及台籍志士暗中有情報來往，11月間，他得朝友密訊，知敵人集中大批飛機，準備發起突襲。明誠電告重慶及延安。我政府由駐美武官郭德華通知美政府，美政府方與日野村特使密談，意謂我從中挑撥，不信此情報。及珍珠港一聲巨響，美艦隊化為灰燼，則悔恨已晚矣！ 「一二·八」清晨，我方矇矓入睡，忽九龍遠處傳來炮聲，以為英軍在演習，沉睡如故。工友急聲將我叫醒：「徐先生，不是演習。是敵軍開始進攻了！」我即披衣登陽台遙望，果見新界方面白煙滾滾，翻入上空。 自是以後，即日夜在空襲及炸彈威脅中。彈不甚大，蓋意在造成島上恐怖空氣也。 我每天傍晚，仍堅持上班編報，工友情緒甚高昂，按時操作。每天一同摸黑下山赴館者，為趙恩源、郭根、章繩治三人。在《舊聞雜憶》中記同下山者為李俠文、馬廷棟，系記憶錯誤。蓋是時李兄早已調往桂林館，馬兄則在港有家，不住宿舍，早斷聯繫了。有一次，正過兵頭花園，忽聞頭頂噓噓聲響，未及臥倒，數丈外已落下一彈，幸炸力不大耳。 恩源及夫人徐文蘭，甫調到香港（恩源主編要聞），即陷於火網，亦奇遇也。 政之先生在渝甫開完參政會（補張先生缺），因事來港，亦陷入重圍。聞12月9日，重慶曾派來飛機，按名單接名人回重慶。政之先生未聯繫上，而方叔平則不列入名單中，曾申言：「我抗日有名，敵人決不會放過。」但以不在「數」內，卒未被允登機。後隨陳策等繞道衝出九龍，終罹於難。而飛機實空，乃載滿箱籠及馬桶，此孔二小姐帶十幾條洋狗之風潮所以掀起也。 是時，胡先生實躲在德輔道金城銀行內，蓋政之先生與周作民私交素篤，《大公報》與金城關係密切。與胡先生同在金城避難者，尚有我國化學工業奠基人范旭東夫婦（范先生甫由美到港，即遭逢太平洋大戰）及何廉先生。 我向例於上班前去看胡先生。至13日，九龍已失陷，日寇與英防軍隔海射擊。我經胡先生同意，於是日宣告港版停刊。我寫一社評，題謂：《暫別港九讀者》。大意希望與讀者互勉，在任何情況下，保持民族大義和中國人之氣節。末引文天祥《過零丁洋》詩作結：「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當晚炮聲徹夜，德輔道沿海一帶大樓彈痕累累，宛然可見。翌晨，我往慰胡先生及范先生夫婦。范先生先贊我社評寫得有力，文辭得體，後喟然議論曰：「任何國家之政府，好比大廈之屋頂，端賴柱石之堅固。如《大公報》言論公正，影響國內外，則不啻在輿論界立下一根柱石。同樣，我們永利、久大，能為化工界煉出新產品，為國際所公認，則亦在化工界為中國樹立一柱石。柱石既多而挺堅，任何政府方有基礎。其不適應者，自然倒垮，而不影響立國之柱石、根本。」他又說：「我昨天聽了一夜炮聲，覺日本人炸藥之爆炸力並不大，我們完全可以追上他們。」 在敵人炮火威脅之下，毫不以個人之安危為念，而時刻不忘如何振興祖國。我肅然起敬，至於淚下。 不幾天，胡先生即冒險雇一小船，直駛廣州灣，轉回桂林，只有我和誠夫兄送行。 薩空了兄與我商議，各報出臨時聯合版。後以《國民日報》拒不參加，乃作罷。 旋敵軍強渡成功，強力威脅港府，拖延十二日，港督楊慕琦俯首投降。 敵軍占領香港後，四出搜查，家家閉戶。其人少者，輒被流氓搶劫一空。聞跑馬地一舞女宿舍被敵軍闖入，鶯燕多有遭蹂躪者。 某日，敵軍報道部長多田派兵至宿舍，強迫我與誠夫兄赴其報道部（設在娛樂戲院二樓），威脅《大公報》限日復刊。我問計於旭東先生，得其指示應付之策。旋於第三日之清晨，與誠夫兄及郭根、黃致華（外勤記者）四人於晨光熹微中化裝為流氓，乘敵軍疏散難民船在油麻地碼頭登輪。別了，香港。 四人中唯黃致華能講粵語，一路狼狽，到廣州又停滯七日。經過情形，我事後在桂林《大公報》寫有《廣州探險記》記其梗概，全文轉錄如下（曾載《徐鑄成通訊遊記選》）。 一個意外的機會，使我在廣州勾留了七天。這一途程中，我整天喘不了氣，整天低著頭，過著像非洲原始地帶探險一樣的生活。但自己是一個新聞從業員，雖在這樣的環境下，也沒有忘掉新聞記者應有的觸覺，因此耳聞目睹，或搜集了不少材料，足夠我今天寫一篇不長的探險記。 沒有空氣　沒有青年　廣州，在我不算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我第一次到廣州，是在二十年前的夏天。那時，海珠橋還未造成，而市面的一派熱鬧景象，不亞於上海。我那時對廣州的印象，是建築整齊，馬路直闊，是中國人以自己的力量組織的最好的城市。 三年前我到香港，而廣州已淪陷，我知道這個熟識的城市，曾經敵機數月的殘酷轟炸，但在我的記憶里，始終還保留著她美麗的影子。長堤的夜月，荔枝灣的清風，以及黃花崗的自由神像，一切都是那麼逗人回憶。我始終不信敵人「共存共榮」的口號，對於香港漢奸報兩年來「繁榮廣州」的記載，也從未予以留意。但憑我直覺的想像，以為這個美麗的都市，至少總還留著一個軀殼，讓她的愛慕者可以作一番憑弔。但事實竟把我這一線幻想也打破了！ 在長堤下船，露出了敵兵的檢查網，荷著一肩行李，踏上岸，我的視線就開始模糊了！馬路上像剛剛發生過大火災，沿堤的房屋，什九隻剩下頹垣殘壁，江邊是密密鐵絲網，路上橫著木柵，只有敵人的軍用車來往奔馳。 找到一個地方歇足後，馬上懷著好奇的心情，往西堤、海珠橋、太平路、一德路、惠愛路一帶作了一番巡禮。每經過一十字路口，便被敵兵偽警搜查一次。想不到敵軍侵占廣州快三年，空氣還是那麼肅殺；不，豈僅肅殺，把眼睛溜向任何一個角落，哪裡找得出一線陽光、一分空氣？街上稀落走著的那些同胞，也和我一樣低著頭，緊著足步，通過一道道「關口」，我在他們的眉宇間，看到他們長期在沒有空氣的環境下生活的痛苦；三年的苦經驗，還沒有齧斷他們的神經！ 忽然，一輛嶄新的汽車也在「關口」前停住了，走出一個衣冠楚楚的人，閒適地走到敵兵的門前，照樣被嚴密地搜身，又若無其事地上汽車走了。這該是一個「新貴」罷，在這雪亮的汽車裡，我看到了他失去靈魂的後影，但在敵兵的眼光里，卻並沒有抬高他奴才的身份。兩天後，我在長堤一家「豬業組合」的門前，看到不少豬籠，籠是那麼小，把豬的全身都束縛住了，只有一個露在外面的長嘴巴，還在張牙弄舌，一對眼睛，還透出恬然自得的神氣。 走遍了全市，看不見一個青年，廣州只有小孩和三十歲以上的人。這些老年、中年人中，少數是早失了靈魂，多數是把靈魂深深地埋藏著，非空氣不能生活的青年們，都背著靈魂跑了。 繁榮了售吸所　愛群酒店依然矗立在江邊，這是廣州唯一可以辨認的殘骸；但門前冷落如洗，入晚也只有幾點疏落的燈光。永安堂的大廈，被漆上《廣東迅報》的招牌。此外，太平路上以及長堤附近僅存的高樓，都改成了台灣大酒店，「電氣組合」，「商船會社」；偶然點綴著一兩家小旅社和煙紙店，也都奄奄一息。過了海珠橋，便是「警戒區」，再也找不到一家商號和住宅。 西壕口一帶，有幾方里的地方，還有一片瓦礫堆。沙面在不久前被占領，每一個出口，都有三四重兵把守，禁止出入。對面沙基路的牆上，卻粉刷著偽廣東省黨部的標語：「我們要感謝友軍，把沙面奪還中國！」 從江邊往裡走，惠福路、一德路一帶，行人似乎比較多一些，也有幾家茶館、酒店、雜貨店等等；而最多的，卻是售吸所，平均每隔五家門面，便有一家售吸所。在這一段區域內，據說敵軍是不許隨便進出的，門前豎著「駐在軍司令部」的木牌，寫著「軍憲不得立入」，但若干小巷內，「××料理」和「××售吸所」是望衡對宇的。 到了惠愛路，氣象又完全不同。那裡所有的商鋪，什九都是日本人開的。街上來往的，除了敵軍外，便是三三兩兩紅綠衣裳的木屐女人。街口上搭著幾座牌坊，據說是準備「慶祝新加坡陷落」而搭的，花綠的彩布，不耐風露，已有些褪色了。 偽政府的門前，站著兩個偽軍，像一對風中的干蠟，看樣子今天還沒有去過售吸所。 就在這一對干蠟頭上，懸著大幅的標語，寫著四句汪逆兆銘最近說的話：「政治獨立，軍事同盟，文化交流，經濟提攜。」 文化的「交流」　好，就看他們的文化交流罷。 先從報紙看起。現在廣州最大的報紙，是「興亞機關」的《廣東迅報》，除了前面一大堆同盟社電訊外，副刊有兩三個，都登滿著《煙花的生活》《敗柳殘花記》《老千的秘密》一類的小說；另外還有《醫藥問答》，問的答的，都不出性病的範圍。其次，是偽黨部的《中山日報》和什麼《粵南日報》《民聲報》等等，大小不下七八種，每天的標題，千篇一律，不外「皇軍已迫近新加坡」之類。 雜誌不算少，大部都是「興亞機關」的「協榮印書局」出版的，我所看見的，有《新東亞》《新婦女》《小朋友》《東亞書刊》幾種。在《新東亞》上，最精彩的一篇文章，題目好像是《二百六十萬年後的世界》，說那時的人都已不是胎生而是卵生，而且生了雙翼，所以街市都是在空中。可惜沒有說起那時的空中都市中，有多少富麗堂皇的售吸所。 《新婦女》上，開頭便登著一篇《日本的新年》，描述日本的風俗如何合乎科學，近乎人情，簡直就像二百六十萬年後的新世界一樣。後面，卻有著《育嬰常識》《避孕指南》《食量節省法》等等，算是指導那些「胎生」新婦女的。 偶然在一個書攤上，買到一本「國定」初中歷史課本。所謂「國定」，是經過南京「教育部」審定印行的，這裡面卻有不少妙文。舉一個例，有一篇敘述中國近代的歷史，大意說，「中國素來是虛心接受外國文化的。歐風東漸，是接受歐美的文化；現在，日本的王道文化，是世界最進步的文化，我們應該全部採納。聖人說，殷因夏禮，百世可知也，就是這個意思。」最後的結論曰：「嗚呼，乾綱丕振，世運大昌，而王道大行，雖千百年無以易矣。」下面還有一個註解：「乾綱者，天皇之大權也。」又一篇述日本的維新史，說「今上御極，國威益振」，又來一個註解：「今上，在本文中指昭和天皇。」 恕我不願再用這清白的紙，寫這些齷齪的字。聰明的讀者諸君，你們可以從這些不堪的字句中，看出汪兆銘這批漢奸的面目與心肝。他們不僅想出賣自己，出賣國家，連小孩們的靈魂都想批發出售。他們說，這是「文化交流」呀！ 銀幕上的鬼影　在這低氣壓下我也曾冒險看了幾場電影。 正面都是些兩三年前的上海片或香港片，而新聞片卻可大開胃健脾。 有一次，是映的「大東亞戰事」爆發後的南京動態，從這裡看到不少牛鬼蛇神。第一個出現，自然是那個「面白無須」的小丑，穿著一身軍服，腰裡很不自然地握著指揮刀，看樣子，倒真有幾分像一個特務機關長。第二個是褚逆民誼，一口湖南官腔，說三個字停頓一下，身上披著一套大禮服，但依然掩不了太極拳師的江湖架勢。第三個是林逆柏生，一副洋場惡少的面目，指手畫腳，仿佛在那裡變戲法。說老實話，我真沒有聽懂他們說些什麼話，銀幕的光忽明忽滅，聲音像啾啾地鬼叫，叫得我一根根汗毛都豎起來了。 又一次，是映著敵機出動轟炸香港，敵軍舉行「香港入城式」，還有敵軍進占上海公共租界的情形。最後，有東京的所謂「大詔奉戴大會」，看到淺草公園裡擠滿著發狂的人，東條英機挺著胸，提高嗓門在演說，他的姿勢，似乎想竭力模仿希特勒，臉上確也有一堆小鬍子，只可惜身材太矮，演說的技巧也不夠，聽來蠻不是味。 一個典型　在廣州，我遇見一個偽警的隊長，他是我所見的僅有的年輕人（我不敢說他是青年，怕污濁了這個字）。但我得感謝他，後來我能安然地離開這個魔窟，曾得他不少幫助。 一個矮小的身材，臉上和手上都長滿疥瘡，說一句話，便得抓上幾抓，嘴裡鑲著幾個金牙。他當然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但憑他的聰明，不久便猜中我是一個讀書不成棄而經商的走私販子。 有時，他喝醉了酒後，會露出應有的驕傲，滔滔不絕，敘述他的威權和得意：「老實告訴你，我在這裡真不含糊。我們雖有幾個隊長，但只有我的日本話說得最好，他們都和我交朋友，憲兵隊長、密探長，都很熟，常在一起吃飯。老哥，放心，你要做什麼生意，都交給我，絕對錯不了。」說著，便舉起生滿著瘡的手從口袋裡摸出一把片子：「你看，這是他們給我的名片。」 有時，他又裝著很愁苦的樣子，說他生活如何苦，每月只有二三十元軍票，應酬又大，他的良心又好，從不仗勢欺人，敲詐別人。他說：「還不是為了吃飯，才不得已做這事？別人也一樣，何必去欺負人，找黑心錢？唉，哪一天和平就好了。」說到這裡，話鋒一轉：「今天又請他們吃飯，花了三十塊，實在周轉不過；老哥你方便，再借給我五十元好麼？」說著又把那隻疥瘡手伸過來了！ 直到現在，他的影子還留在我腦子裡，我擔心他的一身瘡，更擔心他千方百計找的幾個錢，夠不夠經常到售吸所去「應酬」。 珍重寄語　一個夜晚，我摸黑穿過八個警戒線，去訪問一個十年前熟識的朋友。他是一個日本的老留學生，二十年來，他在廣東的軍政界相當活躍過；自從廣州淪陷後，大概因為家累太重，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又搬回這個鬼墟，過著沒有空氣的生活，在街頭開了一家小的布店，苟延殘喘。 當我摸清了門牌，推門進去時，一眼便看他戴著老花眼鏡，坐在賬台上，他聽見我的招呼，馬上以驚惶的眼光向我掃來。 「哦，是你，真是想不到。」說著他能夠讓我理解的國語。 這一家稱為店的布店面，只有一間。兩旁的架子上，縱橫放著不滿五十匹的布；中間的櫥內，有些針線、竹尺、牙粉之類；電燈發出昏黃的光，一隻黑貓在矮凳上打呼。 他放下算盤，把我邀到後樓的一間小屋內，先問了幾句別後的經過，和兩月來H埠的情形，一面張羅著沽酒燒菜。等到三杯酒下肚，便打開了他不斷的話匣子，一句一話，是如此的沉重，像鉛丸似的擲向我的心弦。 「想不到你一個外江人，竟大膽到這地方來。」 「是的，但我是一個難民呀！」 他點一點頭，又喝了半杯酒：「朋友，我已兩年不喝酒了，因為在我，在此時此地，酒已失了它的麻醉作用，而且妻子們也擔心我酒後的放言。但，今天，你來了，我不能不痛快喝一次。是的，誰想得到我們會在這裡見面？」我為他的真誠，壓住了應有的答語，默默地看著他的皺紋中，又透出了十年前的神態。 「你到了兩天，大概已看出了一個輪廓了罷？乾脆告訴你，這裡不是一個人住的地方，你就是把神經完全麻痹了，也無法生活下去。以我這間小店來說，房錢只有十六塊法幣，而一切捐稅加起來，卻要一百多張軍票。 「布，買的人很少，來源更難。貨都要向上海去採辦，但自己不能直接去辦，先要把錢交給日本鬼子的『組合』，過幾個月再來貨，由他們定價，由他們給貨。總之，本錢是我們的，他們占了一倍以上的利錢，我們分一些殘骨。」 「不也有幾家酒樓旅館開得很神氣麼？」 「你以為是中國人開的？不錯，本錢都是中國人的，但『股東』卻大部是日本鬼，所有像樣一些的店，都有浪人強迫加入乾股，握著實權，這就是經濟提攜呀！」 「以前在香港、在廣州未淪陷前，也曾聽到些人說，日本鬼打來，總不能叫我們老百姓沒有飯吃，老著臉，生活總可以維持的。現在我們都明了，這簡直是夢想。除非你開煙館，開賭場，休想有一家安寧，它們決不讓你安心吃一碗飯。就是那些漢奸，也何嘗不提心弔膽，刻刻怕鬼子們翻臉不認人？」 「那麼，為什麼你不走呢？以你的能力，到後方哪裡都不怕找不到職業；再說，我們在祖國懷抱里，喝一口白水都是自由的。」 「是的，我遲早要走的，我就是想喝一口久未沾唇的自由的白水。我過去也曾幾次想走，一則籌不出這一家的路費，再則，我總想等這裡的光復。現在，太平洋戰事爆發，戰事一時難了，我是決心要走了。」他說的是那麼堅決，又幹了一杯酒，接著說： 「朋友，你不要看這裡的人麻木了，你留心看，他們在街頭走，熟人見了都不敢打招呼，他們受盡種種凌辱，但，你看他們，都把牙齒咬緊了下唇！ 「我告訴你，這裡不是以軍用票流通市面麼？但大家彼此的往來，都還用法幣；你要離開廣州一里，便絕對看不見軍用票，大家用的藏的，都是中央銀行的法幣。」 他的酒越喝越多，話也越說越多，使我沒有插言的餘地。 「朋友，我再告訴你一個故事。以前，楊希閔、劉震寰他們的軍隊打到廣東，把廣東人盡情劫掠凌辱；但到後來，革命的勢力樹立，鄉民群起協助革命軍，幾乎把他們全殺光了。現在大家心中的火，何啻大過以前的百倍，大家忍住眼淚，摩拳擦掌，在等待這個機會的來臨呀！」 是的，我確信這個機會總會來的。我帶著微醉，臉上被他的狂焰所灼熱，離開了這家小店。我們在門前不敢說話，但心裡都說：「我們到內地再會！」 我向廣州揮手　離別廣州那天，我從長堤到黃沙渡頭，經過了七次嚴密的搜查，幸而我的廣東話能勉強應付過去，最後，渡江到廣三車站。在廣三路沿線，看到敵軍三三兩兩，都像野獸，在擇人而噬。 車上的開車的、車隊長，都是穿著軍服的日本人，車上簡直沒有穿長衫的人，但眼光卻是那麼憂鬱。 在那天的深夜，輾轉覓得一條小船，偷渡過敵軍的封鎖線。我呼吸了自由的空氣，不禁哼出一段戲詞：「蹈龍潭，闖虎穴，逃出羅網！」同時，我向拋落在後面的廣州揮手！ 上面這篇通訊在桂林《大公報》刊出後，讀者反響頗為強烈。幾個月後，還接到不少讀者的來信，說他們是輾轉看到這一篇《廣州探險記》後，才下了決心，從淪陷區回到後方的。 這裡，我要有幾點補充：在具體情節內，有些不老實。比如，真正指引我們離開魔窟的，是旅館的一位茶房。我卻「移花接木」，說是那個滿身疥瘡的偽軍無意中幹的好事。再如，對我沉痛發泄敵偽統治痛恨的人，是一位精神貧窮的中年知識分子，而不是開布店的老於世故的人。而離開淪陷區，是在三水附近的西南鎮，是混在難民中，經過步行十幾里的「無人區」，真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到了蘆包，才僱到一條小船。到清遠，停了一宿，得以轉乘小輪，經五日夜才到韶關的。所有這些，都是在戰時環境內，為了迷惑敵人，保護那些善良的同胞，使的一些小狡獪，而基本事實和當地的現實氣氛，卻完全是真實的。 我們到了清遠，正感到下一步不知如何走。一位青年走上來問：「你們是不是香港《大公報》來的？」原來，他是我們的清遠通訊記者，他已在碼頭上打聽幾天了。到韶關時，馬上得到駐粵記者陳錫余兄的熱情接待，可見《大公報》在南方各地區，也扶植了不少新聞人才。 在韶關逗留了三天，免不了有廣東新聞界朋友的款宴。我和誠夫平安到達韶關的消息，當天即由中央社發表。 韶關那時是廣東「後方」的重心，李漢魂的粵政府，以及余漢謀的戰區司令部都設在這裡，大小機關的牌子，觸目可見。而戰時繁華，頗極歌舞昇平之盛，回想十天前在廣州所見所聞，甚有感慨。 1942年　三十五歲 從韶關到桂林，可坐火車。在衡陽停了兩晚（由駐衡記者吉朋信照料），當即轉乘湘桂鐵路車到達桂林。 知胡先生已先月平安抵桂，為之欣然。 在城內營業處（採訪部亦在此辦公）略事休息，即步行至星子岩。 星子岩者，乃七星岩後側一獨立小山。《大公報》社即建址於是，山有岩洞，可以安放機器房，並可為職工躲警報之用。館舍雖木結構，亦楚楚整齊。編輯部、經理部、工廠及職工宿舍，簡單而完備，並有一小禮堂供酬應、集會之場所；平時可為職工業餘文娛之地，胡先生及文彬兄（王文彬，時為桂林館副經理，駐桂逾三年，和各方關係很好）擘畫有方，尤足見胡先生之遠見。 胡先生在山麓一角，建有小洋房，可以俯觀全館。 誠夫兄即在經理部旁安置宿舍。我即下榻編輯部旁一房間內。 從城內至星子岩，需經東江橋（時用粗木建成），折向七星岩旁，路經廣西醫院，然後至祝勝里（該處大概原來為一墟集小村，至此已發展為一繁庶市集；「祝勝」命名，可見為戰時產物）。到了這裡，等於行船已到了碼頭，必須「上岸」步行，路燈已無，曲徑一線，僅可通行。星子岩一帶原為墳場，離《大公報》社半里許，即在墳堆中踏出一條小路，並自行車亦無法通行了。 到了桂林後，幾乎每星期至少要進城兩次，大都為參加酬應，必至下午8時左右回館。我那時年壯好飲，桂友每喜稱為「香港酒家」，而三花酒的後勁實在是厲害的。是以每次酬應，最後必酩酊大醉。但精神的作用，往往是難以解釋的。回星子岩，沒有別的選擇，一是沒有代步，必須一步一步走到。二是過了祝勝里，就一片漆黑，必須在祝勝里買好一盞紙燈籠，（那時幣值天天狂跌，也記不清是五分的代價，還是五角，抑或五元？）還要設法預備一枝粗木棍，以便在陰黑甚至泥濘中一步一點，過憲兵五團附近的小石橋，走過一段怪鳥磔格的懸崖峭壁下，最後到星子岩前的一段墳地，則有時還傳來遠處的狼嗥聲。必須帶一根木棍，除為了指路外，也兼以防身。到了報館，往往鞋子都來不及脫，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了。到10點半模樣，工友把我叫醒。一把熱手巾，居然神志恢復，集中思想寫社評和審閱稿件，直到天色微明（當時桂林的印刷條件是土紙、平版機，加上要等中央社最後一批稿子，等新聞檢查處發回檢訖稿，等到看最後一版大樣時，天色已大亮了）。 預備工作是早就要做好的。大約正午12時半起身，盥洗、午餐，即在編輯部翻閱各報及雜誌；還有重慶、衡陽、昆明各地送來的報紙、刊物，然後思考明天的社評題材，並告訴負責資料工作的羅承勛兄，請他先為我準備所需的書報參考材料，以備晚間執筆。當然，等到深晚，忽然傳來一個重要新聞，臨時趕寫出一篇社評，也是常有的事。 初到桂林時，編輯主任蔣蔭恩兄主持版面，我只抓言論；不需入城，空閒時間較多。這段時間，我看書較多。幾個月後，蔣蔭恩兄受聘為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到成都去了。編輯工作由我兼顧，還定期邀集採訪部記者鐵慶燕、陳凡、曾敏之、黃克夫、易錫和諸兄下鄉來座談（採訪部由文彬兄兼領）。 要聞編輯是李俠文兄，國際編輯馬廷棟兄，英文翻譯主任楊歷樵兄，本市新聞編輯是何毓昌、章繩治。 不久，增出晚報，由楊歷樵任主編，郭根為新聞編輯，羅承勛為副刊《大公園地》編輯。我也偶以「銀絲」為筆名，寫些雜文之類小品。 《大公報》自1926年復刊後，一直只有一位總編輯——張季鸞先生1941年逝世，到1942年2月，才由董監事會決定，任王芸生為渝版總編輯，曹谷冰為經理。任我為桂林版總編輯，金誠夫為經理，王文彬為副經理。 那時，桂林成為有名的文化城，空氣比較「寬鬆」，而各方人物薈萃，文化、藝術繁榮。我商得政之先生及誠夫兄的同意，言論方針力主自由民主，政治上與重慶保持距離，一般不轉載渝版社評，保持獨立思考。社評除自寫外，還請好友千家駒、張錫昌（是我中學同學，時在「工合」工作）等執筆。渝版同事子岡每以渝版登不出的內幕新聞寄來。我們幾乎每周必刊出一篇子岡通訊。這與社評並成為桂林版的兩大特色。加之，外勤記者一般思想活躍，寫出的新聞稿和特寫，能抓著癢處，文句清新，受讀者重視。桂林版發行等於桂林各報之總和，日銷達六萬餘份，不僅桂、湘、粵到處暢銷，即與重慶等距離之滇、黔各地，亦幾成桂版之市場。 那年10月初，我方在編輯部閱報，忽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你是徐總編麼？我是蔣經國。我想到《大公報》拜訪，車子怎麼走？」我答：「對不起，《大公報》在山坳里，無路可通車，我到城裡去拜訪你吧。你下榻在哪裡？」放下電話，我即步行至勵志社招待所訪問，一番寒暄後，他拿出一份手稿，原來是他悼念好友已故贛南屬上猶縣縣長王后庵的。我看情意懇切，文辭清新，答應及早刊之報端。他致謝後，還說贛南一切皆在試驗，如有機會，希望高明去參觀指引。這是我和這位蔣公子的第一次交往。以後，他即赴渝公幹，回贛後不久，又寄來他寫的悼念另一位縣長——南康縣縣長王繼春先生的文章，我也在報上發表。 他這兩篇情文並茂的文章，不先在《正氣日報》刊出，而希望在桂林《大公報》發表，這也可反映桂林《大公報》影響之大。 1943年　三十六歲 新年剛過，胡先生告我：陪都新聞界將應邀飛美參觀，芸生兄亦在名單之列，希望我即日飛渝，代他主持筆政。 我於年初成行，編輯部由誠夫兄兼管。 坐的是中航班機，只有一個引擎，六個座位。清晨離桂，歷五小時，中午始到達重慶珊瑚壩機場，即乘來接之小車赴李子壩。這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坐飛機。 到渝以後，才知事情發生變化。蔣先生聽信媒孽者之言，已用紅筆把芸生的名字勾掉了。我連忙航函向胡先生請示。旋得復函：「既來之，則安之。乘機在渝多多探測氣候，對將來主持桂版，未始無益。」這樣，我就留下來過了那年的春節。 我先去參政會拜訪由蘇回任不久的邵力子先生，他是我國新聞界的前輩，承接談一時許，並於翌日設便宴款待。作陪者有王世傑先生及王雲五先生等。 由鄧友德、陳訓悆兄引導，也去侍從室拜候了陳布雷先生，他也是我國新聞界的前輩，又是張季鸞先生的多年至交。在20年代初，他以「畏壘」的筆名，為上海《商報》寫社論；季鸞先生則在《中華新報》主筆政，署名「一葦」，都風靡中外，有「一時瑜亮」之稱。布雷先生一再謬獎，謂故友季鸞曾鄭重談及，我與芸生為其得意之傳人。布雷先生併力勸我參加國民黨，他自己願破例當介紹人。我婉謝其意，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義。布雷先生莞爾而笑，不以為忤。 我還訪問了戴季陶先生及董顯光先生（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等，禮貌、形式而已。 請徐盈兄介紹拜訪周恩來先生，已約期矣，臨時徐盈兄來談：周副主席忽應國民黨代表約談，不得不改由另一同志接談。我應約到上清寺中共辦事處。接待者為當時負責與國民黨政府商談整編問題而在渝逗留半年之八路軍某師師長（林彪）。滔滔約談兩小時有半。 那時在民生公司任職之邵尚父兄，原為漢口兩湖分館《大公報》時代的老同事，堅邀我上某山在民生公司宿舍歡度春節。舊曆初五後回到李子壩，即束裝、購票，準備取道貴陽回桂。在貴陽曾赴省府拜吳達詮（鼎昌）先生，並晤及清華老校友周寄梅先生（名貽春，戰時由達詮先生延攬，任貴州建設廳廳長）及嚴慎予兄（時任省府秘書長）。 在築勾留三天，即乘車赴金城江，轉乘黔桂、湘桂路火車返桂林。 在渝時與友德兄約定，結伴同作東南之行。他的最終目的，是至淪陷區邊界，接取由上海來的未婚妻。我此行則為由滬接取妻兒，並接運一批《大公報》陷滬眷屬。 回桂後埋頭工作、讀書幾個月，與友德約好，定6月中由桂啟行，相約沿途不拜訪友人，以免酬應。編輯部工作仍托誠夫兄兼管。 友德到桂後，即出發韶關。翌日，乘郵政車（當時，一般公路車用木炭作燃料，獨郵車用酒精，行駛有定時，亦賣票搭客，取費較昂）南駛，當晚抵贛州。投宿互勵社旅社。在市上餐館果腹後，曾巡禮市區，見市面繁榮，四民安定，遠非大後方其他中小城市可比。標語尤多朝氣，如四城均有大幅標語：「歡迎你來參觀指教！」城門向里一面，則懸：「歡迎你再次光臨。」令人有親切之感。 旅途勞頓，第二天起身已近8時，茶房來倒洗臉水時說：「蔣專員已在門外等候兩小時了。」我惶恐出迎；他堅留一周，參觀新贛南。經再三商酌，決留居三天，詳情已載拙著《風雨故人》，茲不贅述。總之，蔣經國先生在贛南勤政愛民及禮賢下士之精神，迄今猶留深刻印象。 離贛州後，即赴雩都東北約百里之銀坑。當時江西公路局設在這裡。總工程師過之毅先生（無錫人）是鄧友德兄的老朋友。我們向公路局商借一部酒精車，終點為皖南屯溪，備載運由上海出來之眷屬。去屯溪時，由公路售票搭客。回程車費及司機一切費用，由我們負擔，得公路局之特許。又因那時福建正蔓延鼠疫（黑死病），入境前必打預防針及斑疹傷寒預防針。我們為此在銀坑耽擱十天，中間發高燒兩天。 自銀坑出發，司機即聽我們指揮。第一天即宿寧都，作為長途準備，並約同本車旅客座談商定約束數事。循建寧、泰寧直駛邵武。我們即拜訪協和醫學院，在此下榻。旅伴則投宿附近客棧。翌日清晨，謝別協和院長，即登車循山路至崇安宿頭。蓋是時贛、閩、皖各省平地，咸為敵人侵占，公路交通，不得不在崇山峻岭中另闢蹊徑也。過分水關，公路直上直下，見不少公路客車，寸步維艱，每上升一步，即以木卡墊住，喧嚷之聲不絕。我們在上饒投宿。市面房屋大半斷牆殘垣，成為廢墟。蓋此處為後方交通要衝，敵機頻來狂炸也。 曾迂道至《前線日報》，參觀一晚，使人耳目一新。得結識宦鄉（鑫毅）兄。 以後，經玉山入浙境之常山、開化而至皖南之屯溪，休息五天。 那時，屯溪為戰時皖南之政治中心，進出江南淪陷區必經之地。設有屯溪《中央日報》，社長為馮有真兄，與友德及我均為好友，照拂極周至。總主筆李秋生、總編輯程玉西及採訪主任沈壬生則均為《文匯報》舊侶，設宴話舊，往往忘倦。即由《中央日報》職員代為安排轎子及雜用之物。蓋過績溪，公路已破壞，必須乘轎或步行。汽車及司機即在屯溪安置，留待回程之用。 經徽州到績溪途中，仍用汽車送行。黃山在望，苦於不能抽暇登臨。至績溪，遙望這蔥綠山城，此胡適之先生故鄉，亦無緣遊覽。 以後五天，在楊溪、甲路、河瀝溪、廣德、流洞橋覓荒村小店投宿。每日約行五六十里，此原始之交通，甚為緩慢，卻也有一好處，能準時到達預定地點，不似汽車之動輒「拋錨」也。途中每涉遐想：徐霞客遍游全國名山幽勝，所憑者大概亦賴此原始交通工具也。 第六日至張渚，則為我的故鄉——宜興一大鎮。此地已陷於「陰陽界」口，市面極為煩囂。在此碰到好多長期未見之親戚朋友。此地亦為蘇南之綠洲，蘇南各行政及工商、金融機關咸設點，於是，更增加戰時之畸形繁榮。 據朋友見告，由江南淪陷區入內地者，咸經過張渚，所帶的「良民證」都棄置一旁。有專門機關收集，換一照片，蓋上假圖章，即可潛入陷區。我乃謀之友德，冒險作上海之行。 我有一職業習慣，出門所見、所聞及所感，輒寫為通訊。計自離桂後，已寄回通訊——《東南之行》十餘篇。自冒險入陷區直至回抵張渚，共寫了《陷區進出記》十篇，先在桂林《大公報》刊出後，重慶《大公報》亦轉載（見《徐鑄成通訊遊記選》），並散記於《杜月笙正傳》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茲不再復記）。有一點須說明者，所記之人物地點，則多故意失實，則為對敵鬥爭之需要也。有一點最令人難忘。混入陷區後，第一站即宿蜀山之東坡小學，行李甫安頓，即入市尋店午餐，在市中心石橋上，忽迎面走來一紳士模樣之人，彼此注目而視（我已易便裝），對方忽認出「你是徐……」，剛出口，我急答以「我是吳某某」。彼此一笑，蓋對面相逢者即第三師範之老同學呂冕南（宜興教育家呂梅笙先生介弟）。乃相偕在館子覓一清淨座頭，低聲罄敘契闊。冕南時為東坡小學校長，暗中參加抗日工作也。 在滬時，曾常與嚴寶禮兄（時表面經商，常出入於張渚陷區間，名義上販運木材，實為國民黨中宣部東南專員處工作）晤談。記得我們曾在八仙橋附近密談兩小時。我問其《文匯報》是否準備恢復？嚴兄答：「你如能仍回主持編務，我雖任何困難，必在勝利後恢復《文匯報》。」因約定二事：一、《文匯報》勝利後復刊，決擺脫英商，擺脫舊董事會，不接受官方投資；二為勝利以後，我決儘可能脫離《大公報》，回《文匯報》主持筆政。 仍循原路回到屯溪，到時，聽到三戰區方面消息，敵軍小股出動，「掃蕩」了張渚直至廣德邊境，到處焚燒殺掠。我們僥倖早走了一周，未遭此難。 坐上汽車，離別屯溪這個皖南山城。我和友德所帶的「隊伍」已逾二十人，浩浩蕩蕩，坐滿了大半車。空餘的座位，售票給急需西上的朋友，過贛南，蔣經國先生又盛筵款待我們，一坐就是三桌。還招待遊了贛州名勝郁孤台和章貢二水合流處的八境台。 回到桂林，已是初秋。那時美方對華援助漸趨積極，飛虎隊所轄之空軍數量擴充，還投入大量費用，建造可以停B25型大型轟炸機跑道之機場。一時，盟軍開始反攻及轟炸日本本土之勢大起。 美國、英國新聞處早已在桂設立分區，不時送給《大公報》不少特稿。我們由國際新聞編輯黎秀石兄與之聯繫。 1944年　三十七歲 春間，敵軍又開始對我進攻，宣稱要打通「大陸走廊」。先在豫南調集重兵。當時豫南人民，正處「蝗、黃（黃河泛濫）、湯（湯恩伯部之無紀律）」之水深火熱之中，敵軍發動不久，即攻陷豫省全境，乃移其鋒鏑指向湘北，薛岳部旋亦敗退湘西，牆子河全線崩潰，敵軍長驅直入，進圍衡陽。方先覺部死守孤城，曾引起湘、桂人民之熱望。而敵前鋒已逼近桂境之黃沙河矣。 桂林在李濟深將軍、李任仁先生等發起，並經田漢、洪深等文化人熱烈贊助下，號召軍民舉行國旗獻金，誓死保衛大桂林。我曾應田漢先生之約，去劇宣隊做時事分析動員。《大公報》桂版之社評，亦滿腔熱情，宣傳抵抗到底。腔調之激烈，似已遠越《大公報》之傳統。 旋遭重慶當局之制止。組織中之民眾保衛隊伍，亦遭解散。而開來之中央援軍，乃為湯恩伯部，到桂後即宣布強迫疏散人民，以掃清視野為名，到處焚燒搶掠。致火車站之秩序混亂以及拋兒、別妻、一家離散之慘況，尤到處可見。總之，「前方是潰，後方是搶」，可以概括所謂湘桂戰役。 《大公報》於10月13日宣告暫時停刊，我於是日晨步行至將軍橋搭電工廠之便車離桂。當離別星子岩時，軍隊已進駐，一夜之間，館方及職工所飼養之豬、雞，盡被殺光。我的新居布置好不久，柳亞子、梁漱溟、任二北三位先生曾親書對聯惠贈，亦盡遭回祿而喪失。 從桂林到獨山，不過數百里，卻周轉跋涉，歷時十餘天。過柳州時，適遇楊歷樵兄之長公子（在湘桂鐵路任醫生），知湘桂路有撤退眷屬專車，乃告別電工廠旅伴，改乘專車行。豈知從此以後，寸步維艱。蓋過柳州站，即屬黔桂路範圍。每抵一小站，必索「買路錢」，否則供水、揚旗，均受阻礙。最給人刁難者，每至車頭用煤耗盡，必開回柳州站補充，列車棄置一間道旁，職工家屬多在山溝水潭中換洗衣服，動歷一晝夜不聞開車消息。每到夜晚，眷屬均在車廂內展開地鋪。我以一「來賓」身份，乃至無立足地，只能縮足枯坐以待天明，其艱苦為生平所未經。 迤邐至南丹之南一小站，車又停止不前，車頭又摘下回柳州去加煤了。 同車青年，多有徒步赴南丹，希轉搭「黃魚」車赴獨山者。我亦將隨身行李托同車者照看，隨青年們步行。循路軌走七八里。巧遇南丹站長王先生，其夫人為黃季寬（紹竑）先生之妹，蒙其款留一晚，翌晨與黃夫人內侄女結伴同至南丹汽車站，又巧遇電工廠車，在六寨拋錨一夜後，才平安抵達獨山。稍停三日，僱車裝載由桂運出之機器、材料、雜物，盡一日夜到達貴陽。 我經此變局，對後方的軍事、政治乃至社會、教育各方面，殘餘的一點信心，損失殆盡了。軍事上的上下無紀律，前方望敵後即潰，後方則見財物便搶劫一空。聞桂林最後逃出者言，到了「空室清野」之後，士兵多搶換便衣，紛紛逃離隊伍；有少數遭捕獲者，則兩手均套滿戒指及釧頭，蓋擄獲已滿，圖回歸家鄉矣。此種情況，已為後方之譏刺。此外，尚有數事令我觸目驚心者：一為新聞界撤退列車（其中多桂林《掃蕩報》職工及眷屬）行至柳州站時，忽後面來一列火車，將此車猛烈碰撞，全車血肉橫飛。《掃蕩報》總編輯鍾期森（在漢口時曾參加范長江之「青記」）一家遇難。倖存者中有《大公報》同事何毓昌兄（他有齊人之累，未與其他職工同撤退），因枯坐車隅行李堆中，撞車時將其震醒，渾身是血，撫摸知自己並未受傷，蓋所濺者皆同車人之血也。第二，我過南丹甫二日，金城江（當時黔桂間極戰事頻繁之碼頭，而房子大抵為竹坯木結構）在一夜之間大火蔓延，夷為一片廢墟，傷亡不知有幾百千人！第三，我到獨山時，即聞美機誤以為六寨為敵軍占領，大舉集中投炸，全墟成火海，屈指計之，距我投宿時甫二夜，我曾目擊墟內我軍事機關不少。至此，又添了不少枉死鬼矣！第四，沿途我曾聞單身或一二逃難者，行經偏僻山徑，往往遭持木棍刀叉者之攔路搶劫，往往只因為有一襲毛線衣而遭殺害者。「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於此可見抗戰七年，後方之民間秩序和道德喪盡矣！ 到貴陽後，與妻兒聚晤。《大公報》一部分眷屬早於敵軍過全州時，即疏散至柳州。桂林吃緊，又移居貴陽，租得一廢工廠車間居住。是時長兒在此讀中學，三兒隨母補習，一家重聚，互慶再生。 貴陽為誠夫兄曾工作舊地（回《大公報》港館任經理前，曾任黔省府機要秘書兼《貴州日報》社長），故舊很多。我們安抵貴陽後，承達詮先生設宴為洗塵壓驚，並有省府及《貴州日報》友人酬酢多日。《貴州日報》總編輯為我表兄朱虛白，要聞編輯金慎夫為誠夫兄介弟，相知有素，暢談竟日。約留築五日，即雇定一卡車北行。 長兒白侖，時在貴陽國立臨時中學讀書。以該校管理馬虎，伙食極壞而不注意清洗，白侖染上痢疾，久治不愈。嘉稑恐其孤身在外，不易調攝，乃令其退學，一起帶往重慶。 《貴州日報》經理趙先生廣交遊，我托其代購貴州當時最有名之「華茅」（茅台）兩瓶，以便沿途獨酌解憂。 五日後安抵重慶，渝館已為桂館職員租借三江村（李子壩報社對面）為宿舍，竹牆土坯，沿嘉陵江構築約七層，且門面甚堂皇，可見山城工匠工藝之精巧。 為了安置桂館職工，胡先生（斯時，政之先生已繼季鸞先生後，任國民參政員，移居重慶，住金城銀行建造之紅岩新村）特在渝館創刊《大公晚報》，由我主編。我未到前，由谷冰兄代理。先期到渝之郭根任要聞編輯。某日，忽以主標題未按谷冰意製作，立以「不服從上級命令」之罪，宣布開除。以後不久，原桂館廣告主任戚家祥及戚家柱等均因撤退時「利用職務，私做生意」之罪名，連同渝館廣告主任李孝元一併開革（二戚及李均為誠夫兄親戚）。可見有「殺雞儆猴」之意。 差不多同時，政之先生特約誠夫和我至紅岩新村談話。大意謂，渝、桂兩館，好比同根連枝。現桂館已以兵災而停業，等於二房子弟來依靠長房。你們要善於「以小事大」。他們兩位是很有心機的，「譬如谷冰有事來見我，我雖滿腹心事，必整容含笑接談，以免引起多心。此意，望你們兩位，好好體會。」 很明顯，他是要我們了解寄人籬下，處處以忍讓為先。 我除埋頭主編晚報外，幫助日報每周寫一到兩篇社評。此外，百事不問，業餘也很少進城，即鄧友德（時任重慶新聞檢查處副處長）、陳訓悆（時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等熟朋友也很少來往。谷冰與中央社社長蕭同茲很有交情，常請中央社高級職員來李子壩吃飯，我和誠夫兄敬陪末座而已。 是年，國民黨政府陷於內外交迫，極度困難時期，郭沫若先生髮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以古喻今，說明重慶政府之分崩離析，仿佛李自成退出北京後情況，敵軍攻陷獨山後，一度威脅都勻，不僅貴陽震動，即重慶亦人心惶惶。官場中傳出消息，即遷都峨眉，亦必抗戰下去。而一部分公務員則表示：寧餓死重慶，決不再逃難。幸威脅都勻的日寇旋即撤退，轉而南下，進兵鎮南關，以實現其打通向中南半島之陸上走廊。人心始稍定，中共代表及民盟等第三方面人士，則提出建立聯合政府之主張，和者甚眾。 我在是年年底，曾兩度進城。一為友德約至其集體宿舍便餐，同席有許孝炎及前《京報》總編潘仲魯兄，仲魯為公弼之介弟，是時精神極頹唐，每餐必飲，每飲必醉，終日昏昏。不久即聞棄世，聞年僅四十餘。 另一次為路明女士贈票，往觀其主演之話劇《孔雀膽》（郭沫若先生新創作）。路明與其姊徐琴芳及姐夫陳鏗然均我桂林好友，曾同學京戲於莫敬一先生，他們向以「大師兄」稱我。是夕，我偕嘉稑及小兒復侖往觀劇，見前座有一女士偕一女兒，到處招呼，後經鄰座介紹，始知即聞名新聞界之浦熙修女士。此為我首次識荊熙修女士，想不到以後曾共事二十餘年，且同遭風雨，同陷「陽謀」，熙修被賜以「能幹的女將」之嘉名，及十年浩劫中，且被冤死，嗚呼！ 1945年　三十八歲 晚報由徐盈任要聞編輯（原任渝館採訪主任，時改由王文彬接手），羅承勛任副刊編輯。彼此心領神會，工作極為愉快。陸詒等專任晚報記者。子岡、曾敏之等每用特寫形式為晚報寫稿，時增特色。晚報無評論，我負主編名義，甚得悠閒之趣。副刊偶登雜文，觸著當局痛處癢處，友德不時電囑「火燭小心」，布雷先生則時有警告。好在闖禍不大，留意而已。 約8月十一二日，當日的晚報已出版，我正在誠夫兄客房與同鄉親戚李中孚（亦誠兄至戚）閒談，忽電訊房（可收國內外無線電訊，而不能發報）來告，適截接東京電訊，日皇已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矣。我與誠兄商量，立即印發號外。不久，李子壩鞭炮聲相繼，遙聞上清寺、牛角坨一帶隱約傳來鞭炮，聲如熱鍋爆豆，噼啪一片。大兒白侖在南開中學讀書，時甫放假回家，聞訊即跑步至上清寺觀光，傍晚回來，告以上清寺一帶，人山人海，遊行慶祝隊伍不絕。他還看到有參政會隊伍，黃炎培、左舜生、傅斯年及李璜等民主人士，列隊步行至國府，向蔣主席報喜。總之，原來抑鬱之山城，忽然霧開雲散，滿城鼎沸矣！ 翌晚，國府禮堂舉行慶祝晚會，芸生兄去參加。據談是晚最主要節目為京劇《群英會》，演至「有請蔣先生」，這位白鼻子小丑蔣干先生在「推推」小鑼聲中出場，一座軒渠。在座之蔣主席怫然離席而去。提調不慎，相信不是有意開此玩笑，而來此一鬨堂，宜乎蔣先生不終場而離去矣。此殆為歡慶勝利聲中一小插曲也。 慶祝高潮漸漸平息，而百萬下江客，急於結伴還鄉，而上天無路，舟車短缺。而各走門路，東下者究屬少數。在《大公報》中，記者張鴻增已赴芷江（朱啟平、黎秀石早已隨美軍赴密蘇里艦準備參加盟軍受降典禮），將隨先遣人員赴南京，李子寬、楊歷樵、陸詒則已動身赴柳州，準備搭乘湯恩伯部隊之軍用運輸機赴滬（時當局已決定派湯恩伯集團軍由美軍空運上海，接收江南一帶淪陷區）。時報館董監事會決議，派我及李子寬兄赴滬，儘速籌備復刊上海版。從國民黨中宣部方面得知，9月2日晨將派一架專機，運送重慶新聞界人士，每報限一人，赴寧參加預定於3日舉行之受降典禮。 在收拾簡單行李預備出發之際，吳達詮先生（時已調渝任國府文官長）忽送來一稿，乃蔣主席電邀毛澤東先生來渝面商國是者。我即發刊頭條。旋侍從室陳布雷先生來電話，謂此訊應由中央社統一發表。但晚報已拼版，婉卻之。晚報一出，讀者爭購一空。後聞此電本為達詮先生向蔣先生建議而得嘉允者，是以達詮先生甚得意，電文發出後，即抄送晚報發表。 9月2日上午7時，即離別妻兒，乘小汽車準時到達九龍坡機場，呆候至10時，美籍飛機師未來，無法開機。我清晨只喝一杯豆漿，兩隻包子，至此腹飢難忍，乃購一廣東月餅充飢。費二千元法幣（當時可買一匣最好的土製香菸「華孚牌」）。 11時許，乘客始登機，兩發動機先後開動，飛機旋即升空，向東飛去。 這機為美軍的一架運輸機，機艙內有兩排座位，可坐十一二人；中間及後部則存放行李。同行者有《中央日報》總編輯陳訓悆，《新華日報》之徐邁進，中央社總編輯曹蔭稚，《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國民黨中宣部派赴上海之專員詹文滸，《時事新報》社長張萬里，《商務日報》總編輯陳落，代表《新民報》之趙敏恆，連我共十人，蓋都為各報負責人，名義上去參加受降典禮，實為各自報社之籌備出版，圖捷足先登也。 同行大都為我之熟友，特別是舍我兄為我北平時同業，蔭稚兄則在漢四年經常晤聚，訓悆更為在滬、在港共同對敵作戰之好友。機艙中相敘暢談，儼如舉行一茶話會，時時笑聲哄然。 過三峽，俯看神女峰在足下挺立，別有一種姿態。旋經宜昌、沙市，則昔日港口，幾成一片焦土。過武漢時，飛機特繞行一匝。此為我旅居四年之舊地，殘破已不易辨認，只江漢關大樓依然矗立江邊。 過九江、鄱陽湖時，機上人員忽緊張來艙巡視，同機者訊問何故，彼默然以指示窗外，則一個發動機已停，僅賴一發動機支撐前進。同機咸暗暗著急。 幸支持至5時許，飛機已到南京上空。機上人員來告，將在城內明故宮機場著陸。 下機後，見持槍戒備者仍為日兵，眾咸心中惕然。《大公報》張鴻增兄及中央社在寧人員在機場迎接，即乘車至原國民大會堂，臨時招待所即設於是，有少數國軍警戒也。 我向張鴻增問南京物價如何？答稱「便宜之至」。我即告以飢腸轆轆，急需果腹。彼謂新街口有一家豪華餐廳，應有盡有。乃偕同驅車前往。坐席甫定，即先叫兩色點品。然後閱菜單，標價之便宜，為天外來客所難以想像。乃大裝闊氣，先要一瓶法國三星白蘭地，開一聽英國香菸三炮台，然後點了五菜一湯，大都為1942年離港後久未品嘗之佳肴。我與鴻增兄對酌而談，知明日之受降典禮，因岡村寧次多方推諉，尚須延期二三日。 是時南京行市，法幣對偽幣之一般黑市交易，為一比二百五十元左右。店伙結算賬目，共為六千零幾元偽幣，合法幣不足五十元。余慨然付之，連小賬不及在重慶上機前所購一個月餅之代價。想不到在重慶視如廢紙之法幣，居然身價千倍矣！ 受降典禮已改期，我回滬之心如箭，何必在此空磨時間？離酒館後，即直接驅車至下關火車站，購訂一頭等車包房票，代價亦不過合法幣五元。非徒為扮闊氣，蓋我看車站維持秩序者，仍為持槍之日兵，頭等車較安全也。 回至國民大會堂，見到陳落兄，彼謂受降典禮已決定延期，亦想早日赴滬，不知當天的火車票好買否？我莞爾反問：「你今晚想去上海麼？不用買票，我請客，我訂有包房。」 然後即收拾行李，與陳兄偕行。 到下關車站，告別了張鴻增兄，即出票昂然走進頭等車廂。以二十元偽幣，買了一疊上海的小型報，茶房端來咖啡，我即與陳落兄相對躺坐沙發，披閱小報，儼然豪富生活矣。 一夜只矇矓合眼片時，清晨即到上海北站，即攜便行李，與陳落互道再見。出站後，見停有三輪客車，客座在前，蹬者在後，聞為上海流行之「孔明車」（蓋羽扇輪車，可以觀景也）。我即以五百偽幣之代價，雇了一乘，直駛至復興公園附近之家中。 我已離家兩載（1942年冒險回滬接取嘉稑及兩個兒子），心中忐忑，不知雙親及次兒如何生活。到萬福坊弄堂口，見弄口群兒中有一絕似福兒，彼不加招呼，即奔入弄內。 抵家，則雙親康健，福兒茁壯，歡然侍立。母親說，適間福福登樓，說聲：「爸爸回來了！」即朝天跪下，說：「謝天謝地，一家得救了！」蓋家中僅剩家用三千餘元，孩子亦茹素吃苦，日夜盼我回來，以舒其祖父母之困愁也。我聞之心酸淚下，即以法幣五元，令福兒往購冰磚兩大塊，汽水四瓶。孩子雀躍至呂班路（今重慶南路）購買，還找回來很多錢。孩子邊啜邊笑，對祖母說：「要是爸爸沒回來，怎麼會花這許多錢買這許多東西。」母親亦說：「這孩子很懂事，功課很勤奮，平時天天問我還剩多少錢？連一根棒冰，他也捨不得買。」 午後，與寶禮兄通電話，他旋即來萬福坊訪問，帶來「三炮台」兩聽。並謂：「陳厚仁已知你回來，今晚他已在新雅訂座，為你接風。」厚仁為《大公報》及隨後之《文匯報》廣告員，即當年介紹寶禮兄來與子寬接洽印報事者。 傍晚，即與寶兄偕福兒同往南京路趕宴，各道契闊。我看窗外即新新公司，從四樓至三樓，懸有蔣先生的巨像，四周綴有五彩電燈，上書「歡迎勞苦功高之蔣委員長」。蓋淪陷區人民，八年脫離祖國，望祖國旌旗如望歲。我一路見到，鬧市口如大世界、跑馬廳等地，均高搭松柏彩牌樓，上懸「還我河山」「光復日月」等匾額，人民之心情，於此可見一斑。 福兒從未逢此盛宴，菜來即下箸不止，到後面上有大菜，則雲腹飽已吃不下矣。蓋主人見其杯空，即傾倒橘子水。小孩見杯滿即痛飲，肚子已脹滿也。即令侍役偕往小便，歸後仍窮啜不止。我見此，不禁暗暗落淚，知淪陷區近年生活之苦楚。 聞《文匯報》已於是日復刊，先出四開一張。寶兄謂先由玉坤及雲光諸兄編輯，「亟盼吾兄回來主持也。」我說：「《大公報》命我籌備上海版復刊，一時難以擺脫。」 第二天的《文匯報》，即刊出我由渝回滬消息。宦鑫毅（鄉）兄及徐明誠兄即相偕來訪，知這幾年他們在上饒多所接觸也。 下午，葛克信兄亦來訪，知吳紹澍兄亟盼與我晤面。當約定翌晨至其寓所訪問。蓋紹澍兄在滬秘密工作多年，是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市長錢大鈞尚在渝未到任）。吳併兼「中央軍事專員」、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三青團市主委，時稱謂「紅過半爿天」「五子登科」之接收大員也。 按時往訪，雨兄（吳字雨生）倒屣相迎。第一句話即說：「我已將《正言報》復刊，懇請我兄來全權主持，我決不稍加掣肘。」我笑以此來為復刊《大公報》，《大公報》當局決不會放我婉答之。他問我住房是否已定？要不要代覓一花園洋房或公寓？我又婉謝之，答以父母一直在滬，老家尚可容身。記得子寬兄（已先日抵滬）曾為館址及白報紙事發愁（當時白報紙一律封存，非經特許，不得搬動）。我乃向雨生請對《大公報》幫忙，他說「房子好辦，南京路江西路口有一幢房子，本為敵商所開之大可樂咖啡館，我關照他們（三青團）讓給《大公報》罷」（即復刊後《大公報》館址）。關於白報紙，雨兄亦允由市府發一通行證，可以自由起用（寶兄也藉此通行證，為《文匯報》購進並搬運紙張）。 我自1932年在漢口與雨生認識，相交十數年，雖政治認識不同，知其為人正直仗義。1939年他過港來滬，與馮有真兄共創《正言報》，即邀我主持筆政，我婉拒之，不圖此時雨兄尚如此念舊，為《大公報》之復刊，幫了這麼個大忙也（南京路「大可樂」之房子，恐非幾百條大「黃魚」頂不到手也）。 經過了兩天，湯恩伯到上海，要人都到大場機場歡迎，先期到滬之國民黨軍，列隊過鬧市，儼如舉行勝利入城式，湯及其將領，滿面得意之色，自以為勝利英雄。我憤甚。在當晚即寫一社論，刊之翌日《文匯報》，題目是《明黑白，辨順逆》。大意謂上海淪陷八年，絕大多數人民忍飢受辱，堅持漢節。請歡迎和被歡迎者，彼此捫心自問，究竟誰應當臉紅？ 有一天，與柯靈兄相見，他說「馬夷初（敘倫）、夏丏尊、鄭振鐸、傅雷諸先生聞兄回來，擬設席接見，聽聽後方見聞，時間即定明晚，席設巴黎新村傅公館」。我欣然應之。 到時除上述諸先生外，還有周煦良、徐中舒及柯靈兄，都是八年中堅貞不屈、向敵偽鬥爭的民族精英。那天，各位先生先分析了勝利後的形勢和自己的理想，然後要我談談後方近況。我具體報告了目擊的湘桂大潰亂的情況以及近月中共及民主人士對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最近發展，舉座訝然。夷初先生接著說：「想不到爛到了這步田地。」傅雷先生說：「那我們應考慮今後鬥爭的方向。」接著，在座的都熱烈發表意見，氣氛熱烈高昂。我談到正在籌備復刊的《大公報》上海版，準備以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為主要編輯方針。馬先生說：「聽說《大公報》與政學系有關係，你的方針能貫徹麼？」我說：「戰後，我們不能再背上『抗戰第一』的包袱，應以爭取民主自由為宗旨，我必以去就力爭其貫徹到底。」這番話得到在座諸公的贊成，夷初、振鐸、丏尊、煦良諸先生並允為復刊後之《大公報》上海版任星期論文特約撰稿人。 那時《大公報》的籌備工作一步緊似一步，除館址已在南京路新址粉刷、改裝外，編輯部亦已租定民國路（今人民路）出「紅金牌」香菸之菸草公司建造之大樓，亦在修繕中。但機器裝運需時，上海版丞待覆刊。是時《申報》與《新聞報》復刊問題，尚在陳布雷及杜月笙等協議中，子寬兄及與汪仲葦先生情商，在《新聞報》未確定復刊期前，先為《大公報》代印（當然，編輯部亦暫借《新聞報》內編報）。 是時，《文匯報》及《前線日報》，都因自己館址尚未裝修完成，編輯部均暫借上海《中央日報》館（原敵偽時之《中華日報》社）內發稿，我有時去和寶禮兄及宦鄉兄碰面。 《大公報》（上海版）於是年11月1日復刊。當時編輯部採用「精兵」主義。一則，《大公報》舊職工大部尚在重慶，因交通困難暫不能東下，而必須留足空額；二則，編輯部人員必須純正。留處孤島之新聞界熟手，難以識別是否曾「落水」。除我自己主持編輯及言論外，決請楊歷樵兄（亦與子寬兄一起由柳州乘飛機到滬）任翻譯主任兼編國際新聞，並撰寫國際問題社評。朱啟平兄適由美軍尼米茲總部回國述職，我將其「截留」在上海，編輯要聞。原《文匯報》之周福寬兄編本市新聞，魏友棐則延入編經濟兼寫經濟問題之社評。《大公報》留滬同事季崇威任經濟記者。副刊《文藝》，則由李子寬兄介紹其親友蔣天佐兄（聞名之左翼作家）主編。此外，記者只能在內地來滬記者中物色。當時由渝桂等地來滬新聞界人士，大都被招待住在牛莊路附近之中國飯店內，我去應酬過幾次，當聘請原《廣西日報》記者王坪及原重慶《益世報》之周雨兄為記者。總共算來編輯部不足二十人，所以很多事是「一人而兩用焉」。 《時事新報》亦請《新聞報》代印，編輯部亦暫在該館工作，其總編輯朱虛白，我之表兄也。 我的辦公室暫借《新聞報》總編輯室。報界前輩李浩然先生即曾在此編報達數十載，室不廣，一寫字檯、一躺椅、一座椅，四壁書架皆列滿圖書及舊報合訂本（按年次排列）。為我服役之老工人，年已五十向外，健談，閒時常與我絮絮談往事。說：「李先生每晚來上班時，必先打一中覺。及各版送來審稿已滿桌，排字房來催稿時。我輒攪好一把熱手巾，將李先生叫醒，李先生即在躺椅上就燈審閱稿件，審畢，加蓋一圖章，命余發交排字房。一時無續稿來，又躺下發出呼呼聲。他處事優哉游哉，哪裡像你這樣忙法，又寫又編！」 浩然先生與張季鸞為同鄉同學，昔年我常聽季鸞先生稱道：「李伯虞先生之品德文章，為新聞界所少有。」而暮年落寞如此。汪漢溪亦以善識別人才聞名，而用非其材，又重於營利觀點，伯虞先生終不能發揮其所長。聞之愴然！ 約一個月後，《新聞報》之汪伯奇，《申報》之史詠賡與國民黨方面之陳布雷談妥條件——《申報》由潘公展任社長兼總主筆，陳訓悆任總編輯。《新聞報》由錢新之任社長，程滄波任總主筆，趙敏恆任總編輯，詹文滸為總經理，史詠賡及汪伯奇均任董事會掛名副主任職，而杜月笙則任兩報之常務董事。 《大公報》已無法借《新聞報》代印，及與滬西靜安寺路地帶路口西一印刷所交涉，暫時代印。編輯部亦搬至該處。 1946年　三十九歲 春初，嘉稑偕幼子復侖由渝來滬，長子白侖則留在重慶南開中學（已改稱南渝中學）讀書。 當時，舊政協已告一段落，發表了會談紀要；蔣主席還發表了四項「諾言」，國內表面上一派好形勢，內戰避免有望。不料恰在這舉國喁喁望治之際，昆明發生屠殺學生慘案，重慶則連續有滄白堂事件、校場口事件，頑固派企圖公然破壞和平，撕毀政協決議。而美特使馬歇爾來華，美國在海空方面幫助國民黨政府運兵東北，接收蘇軍撤出後之大片地區。內戰烽火，已首先在東北融融點燃，並有蔓延成大規模內戰之勢。《大公報》（上海版）復刊後，以鮮明之態度，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呼籲堅持政協路線。不論在言論上或新聞內容上，都鮮明貫徹此立場，因而大受讀者之普遍歡迎，訂報者在南京路發行所櫃檯前排成長龍。此在《大公報》歷史上為從來未見，發行數迅即突破十萬。 我們天天自寫社評，不再轉載重慶版的。態度也有顯然之區別。如上述滄白堂事件、校場口事件及其他類似事件之發生，重慶記者子岡、徐盈、曾敏之、高集等立即以真相（渝版扣發）發電致滬；我們及時以顯著標題登出，並寫社評或短評強烈抗議。星期論文由馬敘倫、鄭振鐸、夏丏尊諸先生輪流執筆，也大義凜然。這樣的鮮明態度，已受到讀者之信任及支持。舉例言之：當昆明血案發生之翌晚，有一青年來編輯部，指名要見我。我出見，此青年著美式軍裝，說明剛搭飛機從昆明來，下機後即直至《大公報》。他說：「昨晚，昆明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之大慘案，軍警、特務公然包圍大學，開槍屠殺，死傷學生甚多。我已將當時情況寫好一新聞稿，連同學生所發傳單標語，一起藏在懷內。現昆明已戒嚴，電訊及陸空交通控制極嚴，防止走漏真相。我為《掃蕩報》記者，所以能不受檢查，乘美機來滬。但我是有血氣的中國人，義應披露真相，特寫此稿，請先生過目。」說畢，即從裡衣內掏出他所寫的一疊稿子。我答應不改變內容第二天刊出，並請問其「尊姓大名」，這位迄今我還不認識的陌生青年，含笑鞠躬辭去了。我回到編輯部，請啟平整理潤色，全文在要聞版頭條刊出。我即趕寫一社評，氣憤質問當局。 這是全國第一家報紙揭露昆明血案真相的消息。過了兩天，中央社昆明電，才改頭換面，掩蓋真相（說是兩派學生內訌），發表此一消息。 《大公報》（滬版）這樣嚴肅的態度，自然引起了頑固派之不滿。以「瘋子」聞名新聞界之南京《救國日報》主編龔德柏在該報公然說我是中共的要員，識者均一笑付之。 是年2月，胡政之先生甫由美（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首次大會）返渝，即飛來上海，當晚約我談話，說：「重慶方面有你的朋友，也有芸生的朋友；芸生的朋友都說你有政治野心，一面拉著《文匯報》不放手，一面極力推著《大公報》向左轉。他們說這是你有政治企圖的證明。」我即答：「別人怎麼說我，我不在乎。胡先生對我有什麼看法？」政之先生說：「我對你自然是相信的。但覺得你的言論態度，似乎太激烈些。要知道，我們報館有三百多職工，一旦把當局逼急了，把我們的報封了，幾百職工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你想過沒有？」我憤然說：「我諒當局不敢出此下策。再說，我主持上海版的言論態度，並沒有越出民間報應守的範圍。我來到上海，體會到廣大曾是淪陷區的人民，都對後方回來復刊的報紙，作再認識的辨認。看看哪一家是真民間報，哪一家是假民間報？我們回滬復刊以後，發行數迅速突破十萬。而《時事新報》也原是上海的老報，復刊後門前冷落，聽說銷數不過數千。此中的消長，不值得我們大加深思麼？」胡先生默然，後來他慢慢說：「等芸生回來，我們一起研究研究。」 3月初，王芸生兄由渝抵滬，我即寫信給政之先生，請准辭職。大意說：「《大公報》為你們三位先生（指吳、張、胡）苦心經營，我無權冒險。《文匯報》是我的一支筆『寫』出來的，如遭不測，則我成我毀、於心亦安。請放手讓我去試試。……」信去後，政之先生即派子寬兄懇切挽留，無結果；政之先生又約至其家懇談三小時。余縷述理想。並反問：「五年以後，《大公報》將如何立足？以何為依據，先生想過這根本問題沒有？」胡先生默然，只是說：「你另起爐灶，不如這裡現成爐灶方便。再說，嚴寶禮這個人投機性強，你能和他合作到底嗎？」他看我決心難以動搖，末了說：「這樣罷，我准你請假半年，前去一試，《大公報》是你的老家，隨時歡迎你回來。」這樣，我就和待了前後十八年的老家分手了。 我已於去年11月中，介紹宦鑫毅及孟秋江兄參加《文匯報》（宦兄離開「前線」後，本有意入《大公報》，因政之先生無意重用，乃由我轉介於寶禮兄）。宦並推薦陳虞孫兄，並以副總主筆名義參加。孟秋江負責採訪部，所用記者均由其推薦。徵得我同意，繼續聘用。 我決心實踐宿諾，完全回《文匯報》。先與寶禮兄「約法三章」：一、報頭下署「總主筆：徐鑄成」；二、編輯部一切用人升黜、調動，由我全權決定，經理部不得干涉；三、自我參加之日起，《文匯報》不應接受任何帶政治性的投資，報館或記者不得接受任何津貼。蓋我認為，此為民間報之根本，且用以防患未然也。 並與宦、陳、柯靈兄商定，以4月一個月為充實、調整幹部，計劃改版，充實內容之計劃期。5月1日，即實行改版擴充張數，以新面目與世人相見。 是時《文匯報》已搬至圓明園路一百四十九號新址，該處原為英海軍俱樂部。太平洋大戰爆發後，由日海軍報道部占用。勝利後，由中央社接收作分社社址。中央分社社長馮有真原與吳紹澍合辦《正言報》，此時因派系糾紛發生矛盾。《文匯報》孤島時社址（在福州路）此時被占為《正言報》社址，馮為示好於寶禮兄，乃將中央社之一層（二層）讓予《文匯報》用。後《文匯報》購備印報機，又商之馮有真，占用後樓倉庫之一角。寶禮艱苦經營之毅力與苦心，殊可佩也。 購機器之資金，由任筱珊氏所出（約百兩黃金）。是以《文匯報》當時最大之股東為任氏，後因資金周轉，寶禮兄常商請虞順懋（虞洽卿長子）幫助；積久成為僅次於任氏之大股東。董事會初由任筱珊任董事長；後《文匯報》民主色彩日益鮮明，乃請其老上司張國淦老先生出面（任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曾久任滬寧、滬杭甬兩路局局長，時張國淦任北京政府內務總長兼交通總長）。 再說那年4月那一個月，我和宦鄉、虞孫、柯靈諸兄，緊張地從事改版工作。新延聘的人員，有以下幾個來源：一是我的朋友，如張錫昌兄原是我中學時代的高班同學，我主持桂林《大公報》時，曾請其撰述學術論文；這次請他來擔任主筆，主要寫關於經濟、文化及社會問題的社論。再如秦柳方，也是無錫三師分校的同學，我請他來編輯經濟版。後來他陸續介紹了壽進文、楊培新、王思曙、王易今、欽本立諸兄，大抵都是重慶《商務日報》的進步分子。二是由《大公報》跟我轉來的，有郭根、金慎夫、王坪、李肇基等人。三是由金仲華介紹的，有李龍牧、劉火子等。四是由其他進步人士介紹來的，有梁純夫兄等。五是以前曾在別報工作，因慕《文匯報》進步之名，自願來參加，經我面談約定的。計先後有胡鍾達、劉湖深、程光銳、李夢蓮、鄭心永、李碧依等。到了是年底，郭根辭總編輯職，自願赴平當特派記者；適是時《時事新報》改組，我乃請馬季良兄來任總編輯，夏其言、麥少楣兩位記者一起轉來。這是人員的補充經過，時間有先後，不是改組時一同參加的。 原編輯部人員，朱雲光兄已辭職從教，儲玉坤兄則參加《申報》任主筆。 關於分工，我和宦鄉、虞孫兄掌握全面之言論，編輯、社論、短評（後改稱「編者的話」）統由我潤色。在初改版之一個月，我天天掌握各版版面（特別是要聞版）。一個月後，我與宦、陳兩兄輪流值班，即一人管版面，一人寫社論，一人寫編者的話，如此周而復始，遇重要問題，則三人同值班，同熬夜。 總編輯初由郭根擔任，金慎夫為編輯主任。 副頁各版統由柯靈兄負責，設計版面，並推薦編輯人員。 採訪部則由孟秋江兄全權負責。 馬敘倫、鄭振鐸、傅雷（夏丏尊先生已臥病）諸先生改在《文匯報》撰寫星期評論。 各版編輯，除要聞外，劉火子編本市，黃裳編社會新聞，李龍牧編國際，梁純夫編新聞窗（及時對新發生之國內外新聞，刊出背景及來龍去脈，此為我國新聞界之首次嘗試）。柯靈因集中精力處理讀者的話版，副刊《世紀風》請唐弢兄來主持。 5月1日社評——《我們的自勉》，鄭重說明本報之立場為：要求民主，擁護經濟建設，扶植民族工業。反對一切獨裁、壟斷、剝削及違反自由、民主的現象。同時，並創刊了《半月文摘》。 我並於若干日後，以個人署名，發表本報今後之宗旨，為爭取民主，反對內戰和獨裁；使本報成為一真正獨立的民間報，代表人民利益說話，而不是依違兩可、在黨派間看風色、行市之所謂中立報紙。我並闡發此意：如所謂國民大會，政黨間對此問題，容有妥協。作為民間報，則只問是非曲直，國民大會從產生到組織，始終是非法的。作為民間報，不能因政黨間之暫時妥協而改變反對到底之態度。 改版初期，適值上海推行警管區制，此種形同保甲法之危害人權辦法，我報堅決反對，連續揭露讀者來信並撰文表示堅決反對（因而遭到停刊一周之處分）。以後如攤販問題、臧大咬子事件，莫不表示我報之鮮明立場。尤其是馬敘倫、包達三、簣延方、雷潔瓊等各界代表赴京請願，發生了特務毆打代表之駭人血案。《文匯報》始終堅定站在正義一邊，如實報道。所以，去年（1986年）紀念下關慘案四十周年時，親自參加請願，在下關被毆之雷潔瓊先生在紀念文中，猶念念不忘：「當時站在人民一邊，態度最堅決者，厥為上海之《文匯報》及重慶之《新華日報》。」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改版不久的《文匯報》，已成為廣大蔣管區內的一盞明燈了。 作為一個旁證，據《大公報》梅煥藻兄（時任胡的秘書）向我透露，胡政之先生每天到報館，必先索《文匯報》，從頭至尾細看，然後讀《大公報》及其他各報。《文匯報》不僅立場公正，態度鮮明，而且版版紮實，內容充實，朝氣蓬勃。宜乎對此報壇多年宿將有如此吸引力也。 銷路直線上升，寶禮兄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除難以敷衍馮有真諸老友外，國民黨政府對白報紙的配售，獨對《文匯報》卡得很緊。《文匯報》用紙，一大部分要取給於黑市，而黑市價格不穩（法幣已大量貶值），往往一兩倍於配給價。於是報館現金甚緊。銀行又不肯兌款，僅賴少數錢莊如「福源」等給以少量周轉。迄是年下半年，經濟上已陷於捉襟見肘之地步。甚至職工薪給，亦至拖欠累月。當時物價一日數變，薪水遲發一月、半月，職工實際收入，不啻打一個折扣。《文匯報》所定薪給，本遠低於「申」「新」「大公」，而職工寧枵腹堅持工作，不得不謂是受愛國、愛民主之精神所鼓舞。以後，寶禮兄與我及宦、陳諸兄商議不如求助於讀者。乃發起徵募讀者股，每股十元，共徵集一萬股，公開登報說明緣起。 當時經理部由寶禮兄之姻親范煙橋任秘書，周名賡任會計主任（嚴之兩路局同事），而由葛克信（時任市政府參事）介紹張正邦入館任副經理。張曾擔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候補委員，在經理部經常散布空氣，說《文匯報》如何為共黨說話，蘇北難民（還鄉團）如何氣憤，將來搗毀《文匯報》機器等言論，經理部中一部分不明真相者，為之人心惶惶。 《文匯報》銷數已在上海躍居第四位，僅次於老牌報紙《申報》《新聞報》及《大公報》，當時之官報、半官報，除申、新兩報由國民黨控制外，大型報還有胡健中主持之《東南日報》，軍方之《和平日報》（《掃蕩報》改名），馬樹禮主持、由曹聚仁主筆之《前線日報》；還有青年黨機關報《中華日報》（崔萬秋主持），再加上馮有真之上海《中央日報》，吳紹澍之《正言報》，無慮一二十種，進步報刊僅《聯合晚報》《新民報》均為晚刊。《文匯報》在日報中有孤軍作戰之勢。 是年10月的一天，胡信達先生（陳銘樞之秘書，常為李濟深做聯絡工作）忽來訪，說李任公已由南京秘密來滬，亟想與我見面。乃同乘車至愚園路一一二五號（近江蘇路口，原為偽中央儲備銀行總經理漢奸錢大櫆的豪華公館，是時已被接收，改為軍事高級將領之招待所），李任公即出客廳相迎。任公為我在桂林時所舊識，時在時局動盪時找其談話，甚為豪爽。 見面寒暄後，李任公即滿口稱讚《文匯報》辦得好，代表老百姓說話。並說：「勝利前我與煥章（馮玉祥）、志舟（龍雲）幾位黨內民主派人士秘密商定，戰後決從事反獨裁、爭民主運動；第一步計劃集資辦一宣傳民主之報紙。現在，看到你們的《文匯報》，宗旨基本上與我們宿願相符，大家覺得沒有再辦一張報的必要了。」李並含笑說：「再說，我們也找不到像你這樣一位辦報內行呀。」 任公又細問《文匯報》的經濟情況及實際困難。我答以《文匯報》困難雖不少，但團結一致，決心與困難做鬥爭。又一再說明我與嚴寶禮兄曾有約定，決不接受任何方面之政治性投資及補助，否則，恐當局將乘虛而入。任公又問及《文匯報》讀者股徵募情況。我告以讀者應募者極踴躍。但《文匯報》讀者，大都為窮學生及勞動人民。即十元一股，亦往往幾人拼著認購，情況至為感人。目前，已認購者約占徵募額之三分之二弱。任公說「雲南興文銀行在滬有分行，我請胡信達君介紹其經理李澄漁和你們面商協助辦法，李為龍志舟親戚，甚可靠」云云。 我問任公：「南京還回去麼？」他笑答：「我已幾次向蔣先生堅辭軍事參議院長職務，未得應允，只說不妨先去上海休養休養。我一離開，就不打算回去了。在此看看風色再定行止罷。」 任公並說：「龍志舟對老兄亦很欽佩，他有一小兒子正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學新聞，準備學成回國後，命其拜你為師，在《文匯報》學習，在實際中磨鍊本領。」我笑稱不敢。並介紹嚴寶禮兄之毅力，任公囑胡信達先生一起向李澄漁介紹聯繫。 第二天下午，我們和李澄漁先生見面。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風度翩翩，而極誠懇。問起我們的讀者股，說未經售出股份，全部由興文銀行包下，即日可將股款交納。寶禮兄談起報館時感「頭寸」周轉不靈，澄漁說：「這好辦，今後可與興文銀行來往，靈活辦理，辦法於我回滬後約寶禮兄面談。」他說明，第三天將飛赴香港，有事聯繫，至多停留三五天即回滬。 第三天的《大美晚報》頭版頭條刊載出驚人新聞：是晨飛出之中航飛機，因香港啟德機場被濃霧籠罩，視線不清，乃飛往馬尼拉企圖著陸，也遭遇狂風暴雨，不得已又折返香港，不幸飛機誤觸一山頭，因而人亡機毀（這一段時期，中航機不時出事。前此沒有幾天，一架中航客機在青島上空墜毀，「四小名旦」魁首，被譽為小梅蘭芳之李世芳即不幸罹難）。我看到這新聞，即為李澄漁兄擔心；看到所載之遇難人名單，澄漁的名字，果赫然在內，為之愴然不止。 在這一時期，還在《文匯報》上發生一場論戰，延續近月。起因是傅雷兄一篇文章。傅雷博覽中外文籍，於文學、藝術尤有卓識，我往往登門訪談請教。有一天，他對我說：看到美國作家根室新出版的《蘇聯內幕》，內容很紮實；有一篇序言，談到蘇聯社會有些消極的一面，所舉例證十分令人信服。他說：「很想把這篇序言譯出來，你們《文匯報》敢不敢登？」我說：「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文章，我們一定登，以廣讀者見聞，引起討論嘛。」 過幾天，文章刊出來了，因此引起一場論戰，當時的一般邏輯，說蘇聯社會還有缺點（哪怕僅是次要的缺點），就是反蘇，反蘇就是反共、反人民，這就是大逆不道；這文章一刊出，反駁、責罵的文章如雪片飛來。當然，也有同意傅雷觀點的，如施復亮先生即寫文支持，但大部都是反對意見。我們連續登出了周建人、許廣平等先生的文章；論爭持續匝月。傅雷先生對我說：「我有許多理由和論據，予以答辯，但我不想給你們添麻煩，默爾而息，就此打住吧。我們應多留些精力，去繼續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啊！」 是年，我四十歲初度，寶禮兄發起為我祝壽，樓上下開席十餘桌。畫家丁悚、吳湖帆等即席合作一《壽星圖》，寶禮兄等並延評彈、雜技界為助餘興。《大公報》舊友谷冰、芸生、子寬、誠夫諸兄亦來舍。是時，我家與寶禮兄家合住愚園路七四九弄十五號一花園洋房內。 1947年　四十歲 是年春初，鄧友德兄自南京來，下榻福州路都城飯店，約我見面，知南京將改組行政院，張群任行政院長。他被任為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局長為李唯果。他說，《文匯報》現處境甚危急，不妨由我去京周旋一番，以緩和空氣。 我即以編輯部托宦兄主持，並告訴寶禮兄。翌日晚，即與友德兄相偕赴寧。友德堅挽下榻其公館，其夫人曾在1943年同由上海入內地，亦可稱熟友。夫婦款待甚周至。 第二天，參加張岳軍就職後首次記者招待會。我與岳軍先生在漢時有數面之緣。我向之道賀，他也客套一番。 我報辦事處有常駐記者鄭永欣、黃立文、黃裳三兄，負責發行工作的有分館主任余鴻翔兄及職員姚宗乃等，聞余到寧，設席表示歡迎。據鴻翔兄談，南京讀者極歡迎我報，銷數逾二千，僅中央大學即達五百餘份，學生冒一切危險，集體輪流來分館取報。可見青年之熱情。 在京勾留期間，適逢中央社成立二十周年，我特往祝賀，與其社長蕭同茲、總主筆陳博生及總編輯曹蔭稚兄等周旋一番。 在京並晤及《新民報》老友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及《新京日報》社長石信嘉等。 抽暇並與友人孔羅蓀及姨妹朱嘉樹，同游玄武湖五洲公園及五台山名勝。 歷三日返滬。 時上海特別市長已易為吳國楨氏，市新聞局長為朱虛白。 不久，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換了方治（希孔），此人為有名之CC頑固派骨幹。從此，對工人、學生之鎮壓，更加嚴厲。 吳國楨雖時時出面鎮壓工潮、學潮，但平心而論，他還保持一派西方「民主」風度。我舊日記內保存一些記錄，記某日吳國楨約我談話，我率直與之辯論；又有數次，吳打電話給我，質問某一新聞來源。余即答以新聞道德，新聞來源必須守秘，有什麼問題由我負責。吳即說聲「再見」，掛上電話。而這位方治先生，則一味玩陰謀、施詭計。從此，上海將陷於多事之秋矣！ 記得勸工大樓慘案（梁仁達烈士被暴徒毆打犧牲）發生之次日，方治在某晚報發表談話，說某律師並未參加這次勸工大樓會議。《文匯報》故意誇大事實，甚至造謠，意在煽動學潮、工潮（大意如此）。我即根據秋江報告，於翌晨發表一文《是誰造謠？》駁斥方治，以某律師親筆信製版刊出作證據。 在這一段時期，我經常接觸者，除上述馬敘倫、鄭振鐸、傅雷、李濟深等先生外，有郭沫若、茅盾、田漢、翦伯贊、黃任之、沈衡山（鈞儒，衡老所住寓所，適與我住的愚園路七四九弄為對門）、包達三、張伯、郭春濤、鄧初民諸先生。《文匯報》每周舉行座談，經常由宦鄉組織、主持。上述諸先生及各界開明人士如周信芳、歐陽予倩先生等常應邀參加。我有時亦到會主持。在一星期座談，一直由陳尚藩兄一人記錄，頗為詳盡，甚受讀者之歡迎。 郭老在南京和談期間，常以雜談形式，記其見聞及所感想，寄《文匯報》之《世紀風》發表。回滬後，我和宦鄉兄請他主持六個周刊（每星期天刊載星期座談）、一律以「新」字為冠，計有《新思潮》（郭老及杜守素主編）、《新文學》（郭老及楊晦、陳白塵先生主編）、《新經濟》（張錫昌、秦柳方、壽進文主編）、《新青年》（李平心主編）以及《新教育》《新婦女》，陣容極為整齊，副刊除原有之《世紀風》外，增加《筆會》，主要刊載純文藝創作，由唐弢主編。新聞版面，則辟《文化街》，集中刊載文化娛樂新聞，由梅朵、陳欽源等主編。 反動派於高壓失靈以後，企圖軟化《文匯報》，曾先後三次施展其收買陰謀，第一、二次由我硬頂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張國淦老先生一鼻子灰。我曾寫有《一次「鴻門宴」》詳記其經過，茲轉錄如下（見拙著《舊聞雜憶續篇》）： 一次「鴻門宴」 像寫劇本一樣，記這段舊事時，有必要先交代幾個登場人物： 第一個是虞順懋。《文匯報》於抗戰勝利後復刊，當然用不著再掛「英商」招牌了，那些舊股東也大都切斷了關係。資金從何而來呢？嚴寶禮自己沒有錢，主要靠兩個人支持：一是任傳榜，曾在北洋時代當過滬寧、滬杭兩路局局長，他和嚴有點親戚關係，嚴當初進路局，就是他引薦的。他投資二十根「條子」（二百兩黃金），《文匯報》第一次置備的印報機，就是用這筆錢買的。他膽小，不敢出面，特別在《文匯報》反獨裁、爭民主的態度日益鮮明以後，他怕國民黨找他的麻煩，特地請他的老上司張國淦老先生（任當局長時的交通總長）掛個董事長的名義。 另一個就是虞順懋。當時是三北輪船公司的經理，也不像其父虞洽卿那樣精明，是個「大少爺」，似乎也不那樣反動。20年代末期，他曾和李任潮（濟深）將軍換過「蘭譜」；1947年李因反蔣潛往香港，就是由他資送去的（這些，我曾親自問過任潮先生，得到證實）。他和嚴是南洋公學時的同班好友，嚴在經濟困難時，總向他商量，只要他手頭寬裕，有求必應，積久便成為當時《文匯報》的第二位大股東。 第三個是江一平。提起此人，「老上海」大概都知道（1980年我去香港，聽說他早病死在台灣）。他早年畢業於東吳法學院後，憑著花言巧語，加上模樣也不算難看，和比他大十來歲的虞洽卿的大女兒虞澹涵結了婚。憑著這點裙帶關係，立刻就成為上海的名律師；不久又由虞的提攜，當了公共租界的「華董」，儼然也是「聞人」了。寧國府成立後，他又和CC頭目們勾勾搭搭，開口「果老」（陳果夫），閉口「立公」（陳立夫），以此出賣風雲雷雨，仿佛是CC系的三流政客了。他沒有對《文匯報》盡過一分力，卻時刻想憑藉虞順懋的關係，對我們進行盤算，對外招搖。 第四個叫吳則中，是「劉姥姥」吳稚暉的堂房侄孫，陳果夫任國民黨組織部長時，他曾任過秘書。因此，比起江一平，「果老」就叫得更響了。抗戰中期，他曾任吳紹澍的「江蘇監察使」署的秘書長。他和嚴寶禮兄是怎麼認識的，我不大清楚。他常以嚴的知友自居，在《文匯報》日益傾向進步那幾年，他經常以透露「機密」的方式，嚇唬嚴寶禮。可以說，每一次國民黨反動派對《文匯報》施展陰謀，布下陷阱，幕後都可以看到他和江一平的幢幢鬼影的。 介紹了這幾個「關鍵」「人物」後，就可以開始談正文了。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當局為了控制輿論，特別對當時文化中心的上海，下了一條「規定」，凡不曾在上海出版過的報刊，一律不准在上海創刊或復刊。明眼人都知道，這項「規定」，目的在於制止《新華日報》和其他進步報刊的出版，因為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自己的報紙如《前線日報》《和平日報》《上海中央日報》《東南日報》以及青年黨的《中國時報》，都從未在上海出版過，卻都順利出版了。進步報紙，唯一能夠在上海創刊的是《聯合晚報》，那是因為主持人用了美國新聞處的名義去登記，他們怕美國人，幾經曲折，不能不點頭。 《文匯報》在抗戰時有鬥爭的歷史，他們沒有理由不讓復刊。儘管這樣，直到1947年5月被封，他們一直沒有發給我們「登記證」。自從1946年3月我重回《文匯報》，和宦鄉、陳虞孫、柯靈等一起主持編輯工作後，不久就因反對警管區制被罰停刊一周。至於麻煩、警告，以及「蘇北難民」要來砸毀的威脅，更是經常不斷。 1947年初，他們認為擴大內戰、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準備部署「萬事俱備」了，決心公開撕毀和談面具，逼走中共代表團，停止民盟等民主黨派的活動，非法地單談召開「國大」。使他們感到頭痛的問題之一，是輿論尚未一律。在他們統治區域內，《文匯報》的影響，似乎未可輕視。 一天下午，嚴寶禮兄對我說：「江一平明天在家裡請我們吃飯，他要我請你務必準時光臨。」我問：「有什麼事麼？」他說：「沒有什麼，大概好久不見了，想請你敘談敘談，我們明天坐車一起去罷。」 江那時住在高乃伊路，一幢花園洋房。我們到時，院子裡已停著好多輛嶄新的汽車。進入客廳，則赫然看到CC首腦陳立夫，上海的CC頭子潘公展，市長吳國楨和警備司令宣鐵吾，還有虞順懋及主人江一平。他們都笑臉相迎，寒暄握手。我心中一怔，意識到這一席酒是不尋常了。 餐廳里擺著一桌酒席，酒過三巡後，江一平即開口發言。他說：「《文匯報》是我們老舅（指虞順懋）和我一起開辦的，寶禮負責經營，十分得法。鑄成先生主持編輯，煞費苦心，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前一時間，我因為事忙，沒有管報館的事，因此，有些言論，不符合黨國的方針，引起各方誤會。現在，《文匯報》銷路很大，影響極廣。不客氣地說，《文匯報》的聲光，比《大公報》還大了。我決定今後自己來管。今天『立公』、吳市長、宣司令和公展先生都光臨，希望多加指教。各位都知道，《文匯報》規模簡陋，經濟困難。我自己沒有錢，敞開來說，請政府投資十億，擴充設備，提高職工待遇，好好幹起來，一定能為黨國的宣傳，發揮不可估計的作用。」 我一面聽，一面心中盤算，這個襲擊，來勢真猛，顯然，他們暗中已經商定了這筆骯髒交易，用著突然襲擊的方式，想逼我當場屈服。好在我在重回《文匯報》時，就和嚴寶禮兄約定了兩條：一、編輯、言論方針和編輯部的人事進退、調度，一切由我決定，經理部無權干涉；二是在報頭下，刊出「總主筆：徐鑄成」。後者，就是為了預防萬一，萬一報館要改變態度，我就辭職，這六個字不見了，讀者就會明白底細。此刻，要擋住他們的陰謀，首先要公開揭露那個流氓律師買空賣空、招搖撞騙的伎倆，然後毫不含糊地表示自己的態度，讓他們死了這條心。 江講完後，陳立夫也以為這筆交易要做成了。所以很表現了「諒解」的態度，接著開口說：「我們不怪《文匯報》，是我們對不起《文匯報》，這樣對抗戰宣傳有功的報紙，房子也被人搶占了（指吳紹澍搶占四馬路原《文匯報》館址，辦《正言報》），鑄成先生是辦報能手，道德文章，一向是欽佩的，今後還望多多為國家盡力。」接著，吳國楨、潘公展也簡單說了幾句幫腔的話，只有宣鐵吾沒有開口。 虞順懋比較單純，他以一口寧波腔說：「阿拉這邊，嘸啥閒話好講，寶禮哥不會講話，請鑄成兄談談吧。」 我就不客氣地說：「各位想必知道，《文匯報》是寶禮兄苦心經營的，順懋兄不時在經濟上大力支持，得以維持至今。」這樣，我先把江一平撇開了。接著說：「至於我，不客氣地說：是個奶媽，《文匯報》是用我的墨汁餵大的。一平先生剛才談的，當然是一句笑話。我曾再三和寶禮兄約定：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政治性投資。各位都知道，我是《大公報》出身的，我之所以毅然脫離《大公報》，主要因為胡政之接受了二十萬美金官價外匯（當時黑市美金一美元合『法幣』二千元以上，官價只有二十元，給官價外匯，等於白送），我當然不會容忍《文匯報》比它更不乾淨。」 「《文匯報》所以有今日，主要是我們明辨是非、黑白，敢於說真話，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決不許顛倒黑白，成心說瞎話。但是，因為不明真相，在某些記載上，無心的錯誤是難免的。因此，今天能會見各位有關當局，我很高興，希望以後多供給我們一些真實消息，以減少這類錯誤，我們是很歡迎的。」 這一席話，使大家的臉色都尷尬起來了。沒等終席，陳立夫首先站起來，說另有約會，吳國楨和潘公展跟著也一同告辭。獨獨宣鐵吾留了下來；當江、虞、嚴等出去恭送陳等時，他蹺起拇指對我說：「佩服佩服。老實說，我本來以為你是共產黨的。聽了剛才一番話，才知你是血性愛國的好漢；今天這個場面，你能頂下來，真不容易。我宣鐵吾對不起你，曾封了你們七天門；今後，你再怎麼罵我，我要是再動手，不是人養的。」我說：「言重了，我只是憑良心辦報而已。」以後，我們有一次「星期座談」，好像談的是物價問題，發一張請柬給他，他居然親自來參加。 當然，他說這番話，並非真是同情我的態度，而是由於反動派內部的尖銳鬥爭，站在軍統的立場，看到CC首腦們碰了一鼻子灰，感到高興罷了。 在主人一臉沮喪中，我們離開江家。嚴寶禮兄說：「則中約我去談幾句話，我們一同彎到他家去坐坐好罷？」到了那裡，嚴忙將剛才發生的一幕，約略對他談了。吳失望地說：「鑄成兄，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立公』這個人是很深沉的，就此善罷甘休麼？你太單純了。」我說：「出賣良心的事，我是斷斷不做的。以後有什麼後果，我等著接受。」 我回到報館，當時看到宦鄉、陳虞孫，就拉在一邊，把這一幕的經過，都給他們談了。 過了約一星期，嚴說要回蘇州去休息幾天。又過了幾天，他回來了，找我密談說：「這次我是被則中拉到南京去的，他叫我事前不要告訴你。我也無可奈何，接受了他們的條件了。」我聽了如轟雷貫耳，忙問是怎麼回事？他說：「我到了南京後由吳鐵城（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秘書張壽賢出面談判。他們的條件是：一、由政府『投資』二十億元；二、他們派一個人來當副編輯主任。他們逼我立即決定，我來不及徵得你的同意就答應了。」我嚴肅地說：「那就等於自殺。反正我沒有簽字，我還是照樣辦下去。」他急了，忙問如何善後。我說：「這個退堂鼓好打，你寫信給張壽賢，就說我不同意，決不承認這些條件。我看他們也沒有辦法，要威脅，也只會威脅我，不會威脅你的。」 又過了大約十天，張國淦約我和嚴去談話，說陳布雷前一天到他家訪問，拿出一張中央銀行的空白支票，說：「請你轉交給徐、嚴兩位，他們要多少錢，自己在支票上填罷。」張說：「你知道我只是一個掛空名的董事長，做不了主，他們不會聽我的話，好在你和鑄成也是熟人（陳一直以張季鸞為老友，說我和王芸生是張的『傳人』，時常表示『關心』，我和他認識和接觸的經過，另文詳談），有事，你何妨直接找他。」 張還說：「看來，他們對《文匯報》逼得很緊，一連來了三次（上兩次的經過，我們向他報告過），你們要小心了。」自然，陳布雷並沒有來找我，接踵而來的，是國民黨反動派乾脆把《文匯報》封了（勒令永遠停刊）。在此前後，中共代表團被迫撤回延安，內戰加劇，偽國大的鑼鼓日益喧天。 這一幕「鴻門宴」及以後的幾幕小戲，恰恰過去十年，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把我「刷」了出來，有一個該負責任的人「揭發」我（陳虞孫叫嚴「揭發」的，時我被迫離開《文匯報》，陳當總編輯），說我在解放前，曾三度企圖出賣《文匯報》。我看到那天的報，氣得發抖，寫了一封信給鄧拓，大意是說：「在運動中，什麼樣的污水潑在我頭上，我不在意，相信黨總會搞清楚的。這件事，太顛倒黑白了。」接著，我簡單地敘述當時的經過，最後說：「請你按常理想一下，我出賣《文匯報》有什麼好處？錢都落進別人的口袋；而我呢，當時我唯一的『財富』，就是『徐鑄成』三個字，為什麼要玷染它呢？即使最自私的人，會幹這種蠢事麼？」 那時，張國淦老先生正在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大約過了三四天，《人民日報》上刊出一條廣告，是張國淦啟事，大意說：「閱某日《文匯報》某某人對徐鑄成的揭發深為駭異。當時我忝為《文匯報》董事長，據我所知，事實恰恰相反。」 張老先生此舉，是否由於鄧拓同志的訪問，不得而知，因為我當時和事後從未和他見面，而且不久他就逝世，但這種挺身而出，仗義辯誣的精神，是令人可敬可感的。 特別是鄧拓同志，試想，在運動正在狂風急浪的時候，在他自己主編的中央報刊上，登出這樣一條廣告，要具有多大的膽識，要甘冒多大的風險啊！ 也許，這件事也是一個原因吧，不久他被斥為「文人辦報，死人辦報」，終於被迫離開了《人民日報》。後來，又寫出了《燕山夜話》和同吳晗、廖沫沙同志合寫《三家村札記》這些流芳百世的宏文。 在我，當時不僅對他個人滿懷感激和敬意，而且更加相信中國共產黨。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培育出這樣挺然不拔的青松。 這裡要加以說明的：在1957年「反右」狂飆中，我在京（正參加全國人大）看到那篇所謂揭發，氣得渾身發抖，我對那時憑空潑來的滿頭污水，並不在意，相信共產黨和歷史，終會澄清是非，辨明真相。但這個「揭發」太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了。當時即函鄧拓同志說明真實情況。 十年動亂剛過，我就私下寫出這事的經過，原想留之子孫，以說明我的冤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雨過天晴，撥亂反正，我即據此寫這篇《一次「鴻門宴」》，刊之1979年香港《文匯報》，後收入四川版《舊聞雜憶續篇》。 反動派三次收買的陰謀破產後，即企圖扼殺《文匯報》《聯合晚報》及《新民報》三家進步報紙。據解放後所見檔案，從那年（1947年）3月以後，新聞界黨（國民黨）團（三青團）聯席會議即討論和決定，相機查封這三家報紙。等到和談徹底破裂，逼走中共代表，片面召集國大，準備全面內戰。他們已撕下民主的最後一層偽裝，扼殺三家報紙，已如弓上弦、刀出鞘了！ 拖延到5月，國內局勢日益緊張，作為國民黨經濟、文化的心臟——上海，由於政治上的白色恐怖，經濟上的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騰，一日數變，激起工潮、學潮之不斷發生，此起彼伏，如申九罷工、交大學潮，最後發生復旦大學學生被軍警、特務搜捕事件。前去採訪的我報記者麥少楣被特務圍毆。翌日——5月25日《文匯報》《聯合晚報》《新民報》三進步報紙被反動政府封閉。反對派並逮捕了麥少楣和《聯合晚報》的記者姚芳藻等三人。經旬日營救，麥少楣終於經中央社記者陳香梅女士保釋了出來（她們都信仰基督）。 被封前一天的《編者的話》，對市當局提出抗議和質詢，是我和宦鄉等商酌後執筆的。 過了一天，《大公報》刊出了一個短評，題為《請保障正當輿論》（聽說是該報總編某君親自執筆的），大意說：「三家報紙已被封閉了。今後希望政府切實保障正當輿論……」這是一支冷箭，射向手腳已被縛住的對手。很明顯，它是影射這三家報紙是不正當的輿論。明白說，是「為匪張目」的報紙。這是《大公報》歷史上罕見的卑鄙評論。我看了真是又傷心，又痛心。 第一個站出來抗議的是《密勒氏評論報》。它提出「中國今天只有兩張真正的民間報，一張是中間偏左的《文匯報》，一張是中間偏右的《大公報》。應彼此扶持、支援，而不應冷眼旁觀，更不應投井下石！」 第二個起來嚴正抗議的是《觀察》的儲安平先生。他以個人署名撰文說：「我和徐鑄成先生是小同鄉，但這人很傲氣，《觀察》請他當特約撰述人，連覆信都不寫。雖然如此，我還要說幾句公道話，《大公報》的短評，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太違犯起碼的新聞道德了！」 《文匯報》被封的翌日，我接到軍統頭目王新衡的一個電話，問：「你預備到香港去麼？」我答以並無此項打算。他說：「你如仍住在上海，安全是沒有問題的。」顯然，他們是怕我去香港辦報。 此外，宦鄉、陳虞孫兩兄也沒有受到威脅；寶禮兄則每日仍按時到《文匯報》原址辦公，他還留有一部分職員，辦廣告公司業務。我們三人，不時仍在圓明園路見面，交換意見。其餘如孟秋江、馬季良、柯靈、劉火子、唐海諸兄，則先後赴香港去了。另有些如程光銳、楊重野、李夢蓮則已化裝前往華北解放區。 過了幾天，國民黨已故元老葉楚傖先生之公子葉元兄忽來圓明園路訪問，說他領有一《國民午報》的執照（一直未出版），願與《文匯報》同人合作，編輯方面，由《文匯報》舊人負責。嚴、宦諸兄均同意這樣變相復刊的辦法。商定總編輯人選，由朱雲光兄出面，採訪則請原《前線日報》之某先生負責。商定後，我還與葉元兄親自去青浦朱家角，轉乘小火輪駛過澱山湖直至吳縣之周莊，在此水鄉住一宿，「一請諸葛」，即承雲光兄俞允。我們冒烈日回滬，此行正當盛夏，途中霖汗沾襟、驕陽當空，而過澱山湖時，則風景如畫，彩虹貫空，此印象迄今猶留存腦際。 當我們正在緊張籌備、出版有日之際，某小報忽刊出一花邊新聞，題為上海將出現新的民主報紙。新聞大意謂上海不久將出版一新的報紙，聞其編輯部實際負責人為有名的民主報人徐鑄成氏云云。 當《國民午報》預定創刊的前一天，突接上海市政府通知：「《國民午報》著不准出版」。這個我們曾灌以心血的報紙，就這樣胎死腹中了！ 在《文匯報》剛被扼殺的次日，吳紹澍兄來家訪問，備至安慰，然後說：「你這回可以幫我的忙，到《正言報》去主持筆政了？」我慘然地回答：「我好比新喪的孀婦，你就勸我改嫁，太不近人情了。」吳說：「雖然如此，你不要否認我來勸你的事，這樣，三青團中人，就不會加害於你了。」小型報《鐵報》曾載其事。郭根兄在北平看到這篇新聞，特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我這幾年的經歷，題為《記徐鑄成——我所知道的一自由主義報人》，可以從旁了解我的一切，茲轉錄如下： 一 在報壇寂寞的今日，偶然翻起剛剛由上海寄來的《鐵報》（7月30日的），那上面赫然有這樣一個標題《徐鑄成封筆》，吸引著我的注意。我讀了下去： 徐鑄成昔為《大公報》台柱，所撰社論犀利無匹，其後忽與王芸生有所扞格，遂拂袖而去，《大公報》當局對徐乃嘖有煩言，以是借題難之，要亦不為無因。溯抗戰勝利之初，《大公報》籌備復刊，徐氏由渝蒞滬，襄贊擘劃，貢獻殊多；及脫離《大公報》，乃專任《文匯報》總主筆；顧未久而《文匯報》乃以言論偏激，遭受停刊處分；徐氏心緒，遂復大惡。別報有延徐主持筆政者，徐輒婉辭，迄今猶無東山再起之訊。有詢其未來出處者，徐氏答曰：筆已塵封，不欲專度剪刀糨糊生活矣。徐氏好唱曲，暇輒寄情管弦，以舒其胸鬱勃焉。 這幾句報道中儘管有不少的錯誤（例如關於徐氏脫離《大公報》的原因），但我於讀罷後，不禁隨著一聲嘆息，掩著報紙，陷在起伏的回憶的思潮中。 二 徐鑄成三個字是隨著《文匯報》三個字的起來而起來的。其實，他在報界已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而且這長長的年月，一直是為了《大公報》而消磨了的。由最初的國聞通訊社的記者做起，而駐外特派員、而編輯主任、而總編輯。他這樣在《大公報》的機構里按部就班地工作著，但他的名字並未在報紙上露過面，因之他一直是默默無聞的。 真像拜倫的故事一樣：「我一覺醒來，發覺我已是名聞天下了。」徐鑄成三個字發了亮而是在《文匯報》創刊的時候。 「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以迄於滬國軍撤守，上海各報一致停刊內遷，《大公報》亦分別撤往武漢和香港。是時輿論界有志之士，深覺上海猶有兩租界可布置崗位，不可盡拋此「江東父老」於不顧。於是相約組織一新報社，並聘一英人做經理，掛起洋商招牌，以求生存。 這個新組織起來的報社就是《文匯報》。它是利用了《大公報》未能撤退的機器和地址以至於大部分人力而起家的。其實在事實上無異是《大公報》的別動隊，而徐鑄成就是奉命留滬主持《文匯報》筆政的。 上海民眾當國軍撤退輿論消沉的黑暗悲痛的時期，《文匯報》突於此時出刊，它大膽地說出民眾所欲說的話，最要緊的是它發揮抗戰要旨報道國軍作戰消息以及政府軍政大計，使這個「孤島」在精神上得到與大後方取得聯繫，真如大旱之後得甘霖，令人興奮萬狀。尤其徐鑄成所撰的社論成為滬人每日必讀的文告，犀利熱情，勇敢的筆鋒給予黑暗中的滬人不可名狀的鼓舞以至於安慰，於是徐鑄成三字不脛而走，《文匯報》因之一紙風行，銷數突過十萬大關。 「文匯像是一顆彗星掠過黑暗的天空。」多少人在這麼說著。 三 但隨著國軍作戰不利，敵人與漢奸逐漸向這成為「孤島」的兩租界施展壓力，尤其新聞界成了最顯著的目標。威脅與利誘像一把剪刀的雙鋒向報人伸了過來。 《文匯報》因為是所有洋商報紙中最大的一個，而且它團結著最大多數的有志之士，遂自然而然成了黑暗勢力最痛恨的一個目標。 《文匯報》被投過兩次炸彈，整個營業部炸毀了，職員中一死數傷。但它屹立不動，繼續努力。 總主筆的徐鑄成收過兩次駭人的禮物：一次是一隻血淋淋的手臂，附上幾句話：「若再寫社論，有如此手！」一次是一籃馨香撲鼻的水果，仔細檢查之下，每隻果子都打了毒針。 在那個恐怖的時辰，滬上報人被暗殺的日有所聞，但除了極少數的降敵之外，大多數是抱著奮鬥到底的決心，以後到了最壞的情況的時候，幾家報館編輯部的人員就全部留宿在編輯室內，有時一兩個月足不外出。僅賴電話與家屬親朋通消息。 這一段抗戰史上可歌可泣的史實，當時傳到了大後方，就成為了夏衍先生新劇本《心防》的題材，我想每個中國的新聞記者都應該引以為驕傲的。 最可痛惜的是這個報人報國的時機未能彌留多久，汪逆精衛終於「組府還都」了，兩租界當局都倒了過去，於是「洋商」招牌也掛不住了。所有支持抗戰的大小報紙一律停閉，至此「孤島」整個陸沉，也就結束了上海報人這段光榮奮鬥的歷史。 《文匯報》停刊較早，它是首先遭受了敵偽的分化陰謀的打擊，敵偽在無計可施之時，就以大量的紙彈集中向《文匯報》的洋經理進攻，這個洋人畢竟不如中國人有骨氣，中彈投降，於是《文匯報》所有編經兩部職員在徐鑄成領導之下，發表了一個義正詞嚴的聲明，明告社會此中內幕，並決心全體撤退，使偽《文匯報》也無從產生。 這是《文匯報》第一次的停刊。停刊後，徐鑄成即赴香港，嚴經理卻仍留上海，做著地下的文化工作，不久被捕，嚴刑不屈。當我於光復後踏進《文匯報》的會客室時，迎面就是掛著蔣主席頒給他們的獎狀。 「文匯真像是彗星，一掠就不見了！」當時黑暗的孤島，人人心裡有著這樣一個嘆息。 四 《文匯報》的光榮促成了徐鑄成的成功，他這番由滬轉港，受到了張季鸞先生熱烈的讚賞，立即把《大公報》香港版總編輯的大任托給了他，而且口口聲聲認為託付得人。其時當上海孤島陸沉後，海外的香港在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文化活動的中心，各黨各派，以及敵人漢奸都在這兒做著製造輿論的工作，《大公報》仍然以其持中的一貫立場周旋其間。這期間，徐鑄成的筆完全是代表著報館本身，是是非非都應當算在報館的賬上。 而作為他個人的表現，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圍的期間。 日軍攻占九龍後，香港彈丸之地立刻變成一個小小的孤丘，排炮和炸彈一齊向這海中孤懸的一點集中發射，全港陷入極度恐怖的深淵。報紙當然全部停刊了，人們在四處逃難和掩避。即以《大公報》而論，大部分員工都躲入地下室，整日整夜蟄伏一隅，飲食行廁都不敢走到地面之上，而徐氏獨能鎮定應付，以輕快的心情，率領著一小部分年輕的同人，仍然過著正常的生活日程。在炮火包圍之下給大家說說笑笑，並且每日按時「說書」，他的記憶力特強，口才尤佳，他能把幾部完完整整的彈詞如《描金鳳》《玉蜻蜓》以及《楊乃武與小白菜》等等繪影繪形地講出來，使人聽了如醉如痴，把一切眼前的恐怖和危險都忘得乾乾淨淨。他每日經常地從山坡上的宿舍，冒著炮火到市區與新聞界取得聯繫，有兩次曾經被對岸的日本炮手發現了當作目標，炮彈立刻在身邊炸開來，幸而吉人天相平安無恙。 日軍侵占香港後，環境的險惡要比炮火的威脅更為厲害。炮火是可以躲避的，而日本人的「訪問」卻是無法拒絕的，日本人首先要想把《大公報》「復刊」，把條件等等甚至薪水這樣細微的節目都提了出來。 這確是一個大難，卻也是一個人格的試驗。 夜裡，徐氏輾轉反側，終宵未曾合眼，在他的腦里在盤算這個不能不立即答覆的問題。終於決定了：化裝出走。 我終生忘不了那個淒風苦雨的早晨，一行四人：徐氏和金經理誠夫以及一個廣東同事和我。四個化裝的「粵籍」難民登上了開往廣州的汽艇，四個人中三個人是既聽不懂廣州話更不會說一字一句，硬著頭皮衝去。 我迄今猶在心中感謝那位珠江碼頭上的紅衣女郎，她是一個翻譯，憑她幾句話，把我們從日本憲兵的留難中解救出來，她說：他們是多年在外的廣東人，所以連本鄉話都不會說了，現在因為皇軍解放了他們的故鄉，才趕了回來。 五 由廣州而韶關而桂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可說除了地皮外，香港的一切全都移來桂林，於是這個一向閉塞的小城竟承繼了香港遺產，而變為戰時中國的文化城。 這個文化城的造成，建築師應該說是由香港內移的文化人，而報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主力，那個時候，桂林新聞界的蓬蓬勃勃，雖不敢說是絕後，但確已是空前。領導群倫的是《大公報》，主持《大公報》桂版筆政的就是徐氏。 這裡我要插幾句題外話：一般認為《大公報》的成功，是由於胡政之先生的經營以及張季鸞與王芸生先生的文章，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並非全部。我覺得《大公報》的成功，大部在於中層幹部的健全。以全國報館來說，沒有一家擁有像《大公報》那樣素質高的中堅分子，無論是內勤與外勤。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歷史既久，無形中在上層之間有一種官僚主義的作風在養成，因此上中層之間隔膜愈趨愈深，兩層之間鮮有談話，更說不上什麼感情的交流。於是中間分子全仗自己暗中摸索道路，走通走不通就全靠個人運氣了。 但是在桂林館由於徐氏個人性格的影響，上中以至下層之間竟打破了這種人為的牆壁，好像整一個報館生活在一個大的廳堂里，上自經理總編輯，下至工廠的工人學徒都可自由自在地共同工作談話以及玩耍。整一個報館的空氣，是那樣地融洽無間。 桂林《大公報》是抗戰中期比較最滿人意的一張讀物，嶄新進步的作風，敢說敢言，是文化城的支柱，更重要的是維繫著大東南半壁的人心。我覺著這個寶貴的收穫主要就是靠著徐氏自由民主的作風以及他個人熱情的吸引力。因為在他領導與維護之下，中層分子可以儘量發揮自己的能力。 我舉幾個記憶猶新的例子。 如火如荼的桂林報界向貪污宣戰運動，自始至終是由《大公報》的內外勤領導進行著的。中間有關方面千方百計地威脅與恫嚇，例如某當局曾數度親臨《大公報》，指名抓人，但都經徐氏抵擋過去。他說寫那些文章的，就是他本人，如果要抓，就請抓他。 再如震動一時的子岡通訊，那都是些在重慶所不允許發表的，而每周寄到桂林來刊載。甚至渝館曾幾次關照不要登，但仍舊改一改登了出來。 就由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能維護幹部，才能運用幹部，從而才得精誠團結把事業發揚光大起來。 六 桂林陷落前的最後日子，也是《大公報》最偉大的時代。他的社論真是賽過幾師雄兵，他的副刊成為真正人民的園地。但最後的時間終於來臨了，一部分中堅幹部雖曾要求徐氏領導他們組織一個《大公報》戰地版，隨著國軍轉戰前線，決不撤退，但徐氏礙於社命，無從答應。堅持到了最後的最後，終於忍痛放棄了這個辛苦經營三載的精神堡壘，全體員工徒步南行，參加了有名的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難。 等到逃到大後方之後，才知道沒有了桂林《大公報》，就沒有了可看的報紙了！這是貴陽一家報紙所說的話。 再等到逃到了抗戰大本營的重慶之後，像是從一場春夢裡驚了醒來，桂林時代成了記憶中的好日子，讓苦難的桂林人在秋雨連綿的雲霧重慶，想念著，追思著。 那是個不能忘記的憂鬱的時日。《大公報》各處的人馬都退集到了這唯一剩下的最後據點——重慶館，僧多粥少，於是不協調的老病大作，上中層之間的牆壁日益加厚，甚至上層之間也隔起許多夾板來。 在這許多的夾板之中，徐氏緘默起來。再聽不到他的笑聲，也再聽不到他的議論。 七 「勝利」把他解放了，他奉社命飛滬恢復《大公報》滬版。同時《文匯報》諸董事亦集議恢復《文匯報》。這樣，兩張報紙都需要他主持，他在晚間是兩處上班，但一人精力畢竟有限，所以《文匯報》在復刊之初顯得沒精打采，這顆重來的彗星並沒有吸人的亮光。 於是等到王芸生氏來滬後，他就堅決辭掉了《大公報》，走出了他這二十年來的家園。對於徐氏脫離《大公報》，一時成為上海新聞界的新聞，曾有許多記者來訪問他，在《人物雜誌》上有這樣一篇訪問記，他說明他出走的原因：「《大公報》雖然是我的家，但我不能做主，有妨礙到報紙立場的話我不能說，不說又於心不安。我主持《文匯報》，可以說我應說的話，成於我，毀亦於我，可以心安。在抗戰時間為了勝利第一，許多應說的話未能說，但是勝利以後，民主建國既然是大家所公認的，報紙應當反映民意，說話應當配合這個方向，沒有理由再使我們不自由發言，總不能說裹著小腳就不向前走？」 徐氏一旦以全部精力用在《文匯報》，《文匯報》這個彗星立刻光芒萬丈，銷數扶搖直上，在極短的時間內，它的聲音響徹了全中國。在擴版之初，徐氏就確定了《文匯報》的態度，他寫著：「一張真正的民間報紙，立場應該是獨立的，有一定的主張，勇於發表，明是非，辨黑白，決不是站在黨派中間，看風色，探行情，隨時伸縮說話的尺度，以鄉愿的姿態，多方討好，僥倖圖存。」《文匯報》有此基本的立場，而中堅幹部又都有這種共同的認識——即徐氏所說：明黑白，辨是非，面對真理，有所愛，有所憎。這就是促成《文匯報》起來的最重要因素。 在這裡，我還想附帶說幾句插話。《文匯報》之所以成名已如上述，但如果沒有經理嚴寶禮氏驚人的魄力，這張報紙根本就不能產生。嚴和徐的關係，說句笑話，真可說有些「管鮑遺風」。抗戰數載，徐一人獨自在後方工作，留在滬濱的家庭，便一直由嚴照料著，柴米無缺，安度過了長長的黑暗的歲月，所以後來徐決心脫離《大公報》，而「冒險」與嚴合作，這也未嘗不是一個有力的因素。 八 然而這二度復活的《文匯報》，仍然是短命的。它夭折於抗戰時期，又夭折於建國時期。好像命運註定它就是一顆彗星。生命只是一閃的。 《文匯報》停刊後，徐氏曾去南京活動過一番，但終於決定不復刊了。在那時期，《正言報》主持人以友誼深厚，曾力邀徐氏加入該報，徐氏以這樣一句妙語作答：「我剛剛新喪，你就勸我改嫁，未免在人情上說不過去。」頗有寄沉痛於幽默之慨。 末了，我再抄一段徐氏對《人物雜誌》記者所談的話，以見其對目前中國新聞界的看法： 「目前新聞界發展到極可怕的時期：黑白顛倒。中國文人傳統的精神：春秋之筆，董狐之筆，貶褒極嚴，史家認為真理所在，振筆直書，雖殺其父子兄弟，在所不顧。這種傳統精神是可貴的！中國之有近代報業不過百年歷史，雖然在內容上技術上還很落後，但近幾十年來，的確有不少仁人志士如孫中山、梁啓超、宋教仁、于右任、邵力子諸先生投身新聞界，奮如椽之筆，啟迪民智，開創革命先河。《大公報》張季鸞先生曾經說過：『平常待人和氣，遇有大事雖六親亦不認，決不袒護，決沒有不敢說的話。』這次抗戰，陷區報人很多與黨派沒有關係，然而都有奮鬥精神，誅伐醜類，雖死不辭，前仆後繼，大義凜然。勝利以後，報人或者由於生活所迫，或者由於言論受制，失去了這種傳統精神。過去，有些報紙像鴕鳥一樣，對有些事情避重就輕，但還沒有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可是，現在卻發展到對於血淋淋的事實都加以抹殺，反口噬人。這對於下一代青年記者養成不顧真理，歌頌暴力不以為恥，反以說謊為當然。這影響太大了！新聞界的遭遇，的確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以作為噤若寒蟬或顛倒黑白的理由！」 （8月16日於北平） 文中提到我曾於《文匯報》被封后去南京走了一趟的事，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在被封約半月後，寶禮兄找我，說吳則中（嚴的朋友，曾當過陳果夫的秘書，前述《一次「鴻門宴」》中曾提及此人）說，「南京方面有意讓《文匯報》復刊，你不妨去活動活動。」我說：「這也是綁架後企圖迫令屈服，無條件，決不會讓復刊。」寶禮說：「明知如此，你也該去一趟。則中說：『《文匯報》如不去人，就說明與政府對抗到底，就將有下一步了。』」不得已有南京一行。車上，見到《新民報》的鄧季惺，聽說《聯合晚報》的王紀華也去南京了。 到了南京，仍由鄧友德兄接至其公館下榻。果然，寒暄幾句後，他就開門見山提出了復刊的條件：一、由政府資送宦鄉出洋，政府只派一人參加《文匯報》任副編輯主任；二、政府加股若干億，並派一會計主任。 我當即嚴詞拒絕，說：「復刊應是無條件的；有條件決不復刊，再說《文匯報》由我負言論責任，所登文章，均經我親自審過，有什麼責任都由我一人負責。」 在南京住了一天，即關照辦事處為我訂次日的火車票。友德勸我去見布雷先生一面，並乘車陪我去。至則布雷先生未睡中覺，在客廳等候著。他開口說：「鑄成兄，你已決定不談復刊的事了？」我說：「你是報界前輩，設身處地，也不會作接受任何條件的復刊。」他說：「老兄今年幾歲了？」「虛度四十一歲。」布雷先生說：「我們國民黨人自己也有所不滿。但國民黨再腐敗，二十年天下還能維持。二十年後，老兄的鬚眉也斑白了，就這樣等下去麼？」我說：「但願天下太平，我願做一個太平之民，閉門讀書。」 當晚，我即回了上海，向嚴、宦、陳諸兄談了此行的經過。 是年晚秋，值叔祖逸樵公八十大壽，我曾回宜興家鄉祝嘏，遇不少親友及父老，對《文匯報》之封閉，咸對我安慰，並蹺拇指說：「宜興有光，出了你這個硬骨頭。」 在家鄉逗留一周，略游故鄉山水。 1948年　四十一歲 吳紹澍一再勸我赴南京及蘇杭遊覽，我婉卻之。我亦偶應其請，為《正言報》撰寫小文。是時《正言報》之態度，亦譏彈時事，儼然國民黨中一反對派別之報紙矣。 2月，紹澍又來電話，謂日內將有台灣之行，堅邀同往。我詢其是公事還是私人招待？彼答純為私人旅行，是應台糖公司經理沈鎮潮之邀約。三日後，同坐中航機飛台，下榻台糖公司宿舍。 是時，台北尚少三層以上房屋。省政府大廈（原日治時總督府）巍然高聳。市區房屋，一般為二層日本式庭院，秩序井然。 曾赴北投試溫泉，並游新竹、桃園。 暇時，赴《大公報》駐台北辦事處看報，與呂德潤、嚴慶澍兩兄晤談台灣近況。 2月29日上午，各報均出報甚遲。慶澍告我：「因昨天為『二二八』一周年，工人均以怠工沉痛紀念殉難者。」 又我在台北期間，忽見報載許壽裳先生（時任台大文學院院長）被一學生闖入其家中刺死。慶澍則據確悉，系特務所為。 四天以後，又乘火車環島至嘉義、台中、關子林等地遊覽，憑弔鄭成功遺蹟。關子林之溫泉熱度尤高，可以治各種風濕病及胃腸病。台灣每一溫泉，均標出水質、成分及可治哪些疾病，蓋均為日籍醫生所調查。在台北參觀台灣博物館時，見南洋調查實物資料甚富，台灣調查尤細。見一古樹橫斷面，按年輪標明年代，說明系幾千年前之古樹。日本人埋頭研究之精神，殊令人欽佩，抑亦可見日本之南進，用心已積久矣。 我們還游台南及高雄。高雄氣候尤悶熱，僅著短衣，猶淋汗如洗，仿佛江南八月的酷暑。見海港形勢頗宏壯。隔宿即折回南投，轉登日月潭，雇小舟在此人工湖上蕩漾半日，曾登一小島，看高山族姑娘表演木樁舞。晚間，曾在旅舍賞月，清風徐來，至足怡人。 那時，一般旅舍尚為日式建築，晚間懸一大帳，旅客咸席地同眠。紹澍兄對我說：「明日將為我們游台之最後一天。我想作最後的懇請，你回滬以後，就到《正言報》主持筆政罷。」我說：「現在，此室只有你我二人。我想問句心裡話：據你估計，國民黨統治還能維持多久？」他徐徐答道：「我看，總還有五年吧。」「我不這麼樂觀，至多兩三年必垮台。即使是五年，現在也如一桌殘席了，你何必拉一個不相干的朋友去湊熱鬧，抹桌子呢？」接著我反問：「即使還有五年，那也一晃而過。五年後你將何以自處？想過這問題沒有？」他喟然嘆一口氣說：「我這樣的人有什麼辦法！額角頭上刻著國民黨三個字，又被人稱為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員，人家會要我麼？」 我說：「我不是共產黨，你是知道的。但這幾年我交了不少進步朋友。據我所知，中共已明白宣告，不咎既往，只要贊成革命，誰都是歡迎的。」他說：「勝利前我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時，曾與馬夷初有聯絡，又曾多次支援過譚平山先生。史良是我上海法學院的同學。他們都可以為我搭線，可惜都到香港去了。」我說：「只要你有此心愿，有機會我給你通通消息。」 第三天，仍由台北搭機返滬。上海那時仍是春寒料峭。那年我像過了兩個盛夏。 回滬不幾天，陳訓悆兄忽找我，說剛從南京回來，布雷先生托致意，想請我參加《申報》，「潘公展讓出總主筆兼職，請你繼任。如同意，中央對《申報》的言論尺度可以放寬」。我謝乃兄的盛意，並斷然說：「我是唱慣了麒派戲的人，要我改唱正宗譚派，是改不了了。」訓悆本老友，只說：「我將此意函告家兄。」 3月初，忽馬季良兄來寓訪問，彼此次回滬，乃護送華崗同志過滬赴蘇北、山東解放區者。他告我在港國民黨已成立革命委員會，已在籌備出版一機關報。李任潮先生力邀我赴港主持。我說：「我不是國民黨員，生平也從未辦過機關報。李先生的盛意，只能心領了。」他說：「小K（潘漢年同志的別稱）的意思，也認為你去最合適。」我說：「我要去辦，就辦《文匯報》，別的我不考慮。」第二天，約定與寶禮、宦鄉、虞孫商談。他們都同意我先去香港與李任潮見面。如願合作，即共同出資，創辦香港《文匯報》。商定後，寶兄即秘密托人訂好飛機票。馬季良以任務未畢，開了夏衍和張建良的在港地址，說可由建良及早見到潘漢年。 臨行前夕，至安福路鶴園訪紹澍兄，告以將有香港之行，詢其所談之事已否決定？他懇切請我務必向馬敘倫、譚平山轉達他轉向的決心。 到港，下榻九龍飯店，即按址去訪問張建良兄。漢年不輕易在公開場合露面，由建良從中聯絡。又去拜訪夏衍先生，夏衍即請我在附近粵菜館共餐。夏衍不吃雞鴨及烹調之瓜類，我則忌食魚腥及牛羊肉，點菜乃煞費苦心矣，亦談助之資料也。夏衍告我，極歡迎《文匯報》來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紅。因港當局對進步刊物處處刁難，《華商報》（時夏衍先生主持）天天在風雨飄搖中。《文匯報》應準備頂上去。如態度也一如《華商報》，則恐有被一網打盡之虞。 翌日看到漢年先生，他對《文匯報》，亦與夏衍先生有同一看法，談到與民革合作事，他說：「任潮先生對你很推重。你的提議，他會同意。民革左翼有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三位，與他們合作好，事情可順利進行。別人的意見，你就不必多管了。」 至半山羅便臣道訪謁李任公。任公港寓僅兩開間一幢三層樓，無花園空地，生平清儉簡約可見，當在客廳接談。任公聞余為報事專程來港，極表歡忭。我提出創刊香港《文匯報》，由雙方各出十萬元為開辦費之計劃，任公亦表完全贊同。他說：「目前，辦報之議尚在初步，因有陳維周（陳濟棠胞兄）之子樹渠頗有資財，他也署名參加民革；在荷李活道建有一樓四底之市房，併購置一架平版印刷機，願租予報館應用。現在，由你來負責創辦《文匯報》，影響必甚大，我完全贊成。」任公即囑秘書電邀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三人來談。即留我共進午餐，得見其夫人及公子。 飯後，劭先、此生、龔彬先生先後到。劭先為桂林時舊識，此生、龔彬初見，均端莊有學者風。任公即詳談我之計劃，當約定由我等四人全權籌備，我說明，此事基本商妥，我尚須於三五日內飛返上海，與寶禮兄共商籌備資金及員工、設備等問題。 時上海《文匯報》老同志孟秋江、唐海、劉火子、陳朗諸兄聞余抵港，咸約集於告羅斯他酒店，開酒會歡迎。聞《文匯報》有在香港出版之議，極為歡迎。火子、唐海、陳朗均在《新生晚報》工作，表示《文匯報》出版有期，即辭去新生職務，全力投入《文匯報》之籌備工作。 那時，香港《大公報》早於幾個月前復刊，由胡政之先生親自主持，費彝民兄任經理，編輯部骨幹，則大部分為桂林版舊人。而使我駭異者，編輯態度一反《大公報》傳統之「中立」立場，如稱共軍為「匪軍」，中共為「匪黨」（從國民黨「清共」以來，季鸞先生始終堅持只稱為「共軍」或「殘共」也），令人不勝憮然！ 忽接彝民兄請柬，當晚即至金龍酒店赴宴。至則政之先生親來參加。同席者有歷樵、俠文、廷棟、陳凡、羅孚諸兄，皆同事多年之舊友。酒過三巡，政之先生笑謂：「鑄成，歡迎你來港恢復《文匯報》，大家熱鬧些。」我說：「此來僅為訪友。辦報，談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匯報》底子薄弱。要在香港辦一報館，哪有此力量？」蓋我知胡先生已注意《文匯報》創刊消息，故作此試探。我因計劃全無把握，非故作狡獪也。 政之先生並謂：「我已恢復當年創業時精神，每晚親自審閱稿件，撰寫社評，上下山均步行。」我說：「這種精神，殊使晚輩欽敬和效法。但上下山還是叫一輛的士好，不服老但應珍惜身體，戔戔車費何足計。」胡先生哈哈大笑，說：「我要鍛煉身體。」是日盡歡而散。 我由秋江兄引導，遍訪沈衡山、郭沫若、章伯鈞等民主人士。他們聞《文匯報》有來港出版計劃，咸熱烈鼓勵。當晤及譚平山及馬夷初先生時，即以紹澍有傾向民主之意告知。他們聞訊，說這是好事，決將此意轉告中共方面，並希望我回滬後繼續向紹澍多做工作。 蓋那時還不了解政治上的一套步驟，故此事未先向漢年先生說明，而紹澍亦托先向譚、馬兩先生代達其意也。 在港接洽事大體已告一段落，即訂購中航機票返滬。 抵滬即投身緊急籌備。資金，寶禮兄在港存有一萬港元；虞順懋聞李任公參加（彼在1928年之際，即與任公換有蘭譜），乃欣然願出大部股金。工人均由上海調去，排字房設備亦由上海運去。經理部職員大部在當地聘用；編輯部人員除已在港者外，一般少由上海帶去，以節旅費開支。大體商議就緒，即與寶兄分頭準備。我還和宦鄉兄商定，請其赴港，名義為經理，實際在編輯部共同負責，如此，有利外界觀感，宦兄然之。 與紹澍約定見面，告以「搭線」事已代為奔走。紹兄極感激。我進而發問：「將來如對方問及，紹澍有何項實力？上海易手之際，可發揮什麼作用？我將何以答對？」紹澍兄謂：「我有兩個極相知朋友，擔任滬郊旅長，屆時可以起義。」我深記之。他又說：「我與招商局總理徐學禹為至交，曾披瀝胸臆，彼對現狀亦深感不滿。明午我約其便飯，介紹與兄一談如何？」我答應之。翌日，我們約在四川南路一僻靜之西餐館見面。我自我介紹，為一無黨派之報人，一切為愛國出發。徐學禹先生連聲說：「久仰，久仰。」然後他坦然說：「要我公開轉向，其勢辦不到，也於事無補。有一消極辦法，到必要時，我可將招商船隻，儘量調往香港。如此，可利於下一步驟。」我與徐君為初交，未便深談下去，且我也未負任何使命也。談至此，即握手道別。 正當我準備再次赴港之際，某小報忽刊登一花邊新聞，大意說「徐鑄成是有名的民主報人，當局聞其近曾赴港，已密切注意其行動，並已通知機場、碼頭，一經發現，相機扣留」云云，該小報本有當局背景。看此一新聞，顯有威脅口氣。我乃打電話給紹澍，請其化名代購一機票；並請其屆時駕車送我登機。蒙欣然照辦。 3月底如時抵港，仍住九龍飯店，是時馬季良兄早已返港（彼曾回蘇州原籍，清理其祖產），乃相偕訪張建良兄，請其轉告小K（漢年），並訪陳劭老，請即轉告任公，已順利返港及在滬籌備經過。陳劭老與宋雲彬兄合租一三層樓面，地近海邊不遠。劭老好客，陳夫人善治江西菜。自是常約我去便餐。鄰室之雲彬兄亦桂林時好友，每次必舉杯來與我對飲。彼對《文匯報》出版，亦極為贊成，欣然願助以一臂。 我與劭老及季良，先就人事上做一初步部署，以便向任公報告，並急於向港政府申請登記。內定董事長為李任公（登記時用別名），董事為蔡賢初（廷鍇）、虞順懋、嚴寶禮、徐鑄成。另設一社務委員會，劭老為主任，我為副主任，委員為嚴寶禮、陳此生、梅龔彬、馬季良。並定我為總主筆，馬季良為總編輯，柯靈（時在香港永華電影公司任編劇）為副總編輯。嚴寶禮為總經理，宦鄉為經理。並由我出面登記，為督印人。 初步安排好後，即過海至羅便臣道，向任公請示。任公細看名單，連聲說：很妥當，當即定局。 有英人傑克，向在上海工部局任職，為寶禮兄好友，我也見過幾次。在我與克明齟齬時，傑克頗不直克明所為。是時，他已調港在港府任職，我乃寫一申請書，托其代遞，並請其從旁多催促，以便登記早日發下，傑克欣然領命，為此，我曾幾次請其共餐。 陳樹渠在荷李活道的房子，極為狹小，每層不過八十平方米，坐落在一條斜坡山徑的旁邊；二樓以上，另有側門出入。印報機器尤為老式，已在底層安裝好。我估計，每小時至多可印出報紙四五千張。我和馬季良兄及已到港的發行科主任戚家柱議定一大體規劃；底層除機器外，只有一小間作發行科用。二樓為編輯經理部統用，基本上前半間作編輯部，後半間歸經理部用。三樓為排字房，四樓則作為工人宿舍，好在《文匯報》館址一向侷促，在香港這寸金地，更是「螺螄殼做道場」了。 有阮維揚者，原在上海開康元玩具公司，是時在港營金銀股票業，兼開小印刷公司（專印商品包裝紙及廣告紙），與寶禮兄為熟友。我來港以前，寶兄即一再囑託，凡經理部用人，可請阮維揚介紹。我乃前往訪問，當承介紹其侄阮大成君，謂其交遊廣闊，市面熟悉，招攬廣告無問題；又介紹徐既仁君，說人極靈活可靠，我乃試用阮為廣告科主任，所用廣告員亦由其介紹。徐既仁為庶務主任。 登記證5月底即已發下，應積極籌備創刊，而寶禮兄來函，上海事繁，一時不能來港。宦鄉兄處亦表示上海一時不能脫身。我以一書生兼管經理部事務，真不勝狼狽。後寶禮兄介紹丁君匋來當副經理，他看到《文匯報》經濟困難，每不願為我分挑重擔。 當時經濟確甚困難；寶禮兄處撥來之一萬元，我已訂好三十噸白報紙。任公處只撥來幾千元。蓋民革初成立，即有錢者認股亦僅在紙上。高佬蔡（蔡廷鍇賢初先生）交股三千元，尚有一附帶條件——介紹一位會計主任。初期《文匯報》之會計主任唐小姐，辦事極認真負責，即賢初先生所介紹。任公對《文匯報》十分支持。他看到認股者遲遲不交款。乃托人向黃旭初說項，將其桂林的住宅出售，得港幣一萬元，率先交股。即使如此，民革應交之股款十萬元，到《文匯報》創辦已三五月，只交來不足三萬元。至上海《文匯報》之十萬元，我也只收到現金二三萬元。所以，在籌創之日起，我即天天如過大年三十夜，因職工之生活——開門七件事，必須維持，而機器之「糧食」白報紙及油墨等等，尤常感捉襟見肘。綜我在《文匯報》負責閱十月（4月底開始籌備，9月初創刊，翌年2月底離港北上）中，在經濟上投入最大者，首推龍雲先生。由李一平先生出面，向龍在港之蕭先生及公子龍繩祖先後收交股款不下五萬元。其次為詹勵吾先生，彼為余鴻翔兄之同鄉好友，經鴻翔介紹，在《文匯報》經濟最困難時，一次即加股兩萬元。我離港後，勵吾又與張稚琴兄合作做生意，挹補《文匯報》，詳盡我已不知。至後來介紹張稚琴兄來任總經理，帶來股款五萬元，則我已離港，未曾經手。總之，在我負責香港《文匯報》之閱十月中，在經濟上支持《文匯報》最有力者，厥為龍志舟將軍。對《文匯報》濟急解困，每遇「斷炊」之際，必得一平先生及蕭先生奉龍將軍之命，及時接濟。香港《文匯報》不致餓死在搖籃里，龍先生支持最多，其次為詹勵吾兄及梅文鼎先生（由梅龔彬兄專程赴澳門，募來一萬港幣濟急），此皆余即沒世亦感激不忘者。願《文匯報》之後來者，永遠勿忘在篳路藍縷時曾給予大力支援之「恩人」。 在籌備之初，我和馬季良兄及唐海、陳朗（已脫離《新生晚報》）及胡星原（原《聯合晚報》記者，已約定參加《文匯報》）、戚家柱等即遷居荷李活道二樓，白天緊張籌備，入夜即席地而臥。他們為優待我及季良，勻出兩張桌子，讓我們鋪席而臥。每晚必沖涼，二樓前有一水喉，高度不及膝，每晚輪流曲身就水喉沖涼。是時室內燈火必關閉，免「有傷風化」也。及今回憶，此中苦境，別有一番風味也。 編輯部人員，陸續補齊。由滬調來者有梅朵、陳欽源；前者編《彩色版》，後者編《筆會》。金慎夫任編輯主任，楊培新主編經濟版，已在中國銀行工作的王思曙則任經濟新聞記者。此外，米谷任美術編輯，任嘉堯佐黃立文編各地新聞，姚芳藻等任記者。此外，由各方推薦延請者有公劉、石方禹、唐君放等，均年輕而有才氣。楊卓之原為上海《文匯報》寫東北通訊，頗博得讀者好評，是時在港，入館任國際版編輯。人員雖少，可稱濟濟多才。蔣文杰由宦鄉兄介紹入館，亦編國際新聞。外勤主任改由唐海擔任，孟秋江則任審報科主任。 周刊各版，仍請郭沫若先生主持。他與侯外廬先生主編哲學周刊；茅盾先生主編文學周刊；宋雲彬兄主編青年周刊；千家駒兄主編經濟周刊；翦伯贊先生主編歷史周刊；孫起孟先生主編教育周刊。陣容之整齊，可稱一時無兩。郭老還特別熱心，主持一座談會，並發表演說，希望發揚《文匯報》特色，在港島提高學術質量。茅公正在創作《清明前後》，我徵求其同意，先在新聞版連載。 香港《文匯報》於是年9月5日創刊。社論最初由我及陳此生兩人執筆；我一周約寫四篇。以後陸續延請加入撰寫者，有千家駒、吳茂生、胡繩、狄超白、金仲華諸先生。每日必有幾篇短評（編者的話），皆由我執筆，趕評每天所新發生之問題，緊扣時間性，發表看法及意見，頗受讀者歡迎。我那時白天為經理部操勞，晚上寫作及審稿、撰寫，工作恆至晨曦初上，每天平均只能入睡四五個小時。我座位背後，為報館之保險柜。每至精神不繼，兩眼昏昏時，輒靠保險柜之柄打一個盹（我常說是「換電」），然後又精神振作，繼續執筆。回憶我在新聞界服務六十年中，這一段為最辛苦勞累之時期。時我正在壯年（四十有一），同事強半為青年，有一股朝氣鼓勵我前進。如以後為編輯部租賃之雲咸街宿舍，僅一大一小兩室，小室由我及季良兄下榻，其餘十餘位單身青年均擠住一大房間，排列床鋪如沙甸魚，而天已大明，尚談笑不肯入睡。 《文匯報》創刊後，瞬即受到知識界、工人、學生之熱烈歡迎，發行由一萬餘突破至兩萬五千（當時《大公報》一萬三，《華商報》一萬餘）。因為陳樹渠這架「老牛破車」的印報機，無力印出這麼多報紙，我乃商之《新生晚報》的黎蒙先生。黎氏原為太平洋大戰前香港《珠江日報》的社長，為人和藹、開明，與我及金仲華均為好友（1942年起曾任《廣西日報》社長），《新生晚報》的編輯部主持人梁寬兄與我更為老友。我一經提出請代印的要求，立蒙應允，且所索的代印費，十分公道（當時《華商報》與《文匯報》，被港英政府認為危險報紙，無人敢接這筆生意），黎蒙兄的慷慨幫助，解決了我一大問題。從此，三分之二以上的報紙（兩萬份）即請《新生晚報》代印。 但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經理部在報館創刊之頃，寶禮兄曾來港主持三五天，旋即回歸上海，由副經理丁君匋代理日常工作。嚴走後不到一周的一個昧爽，我剛回宿舍。倦極倒頭便睡，發行科長戚家柱忽來將我叫醒，「快起來，白報紙要斷檔了」。我漫應之：「那你快僱車到九龍倉去提取好了。」他發急答應稱：「丁君匋不告而別回上海去了，臨行把押有幾十噸紙的棧單交押給別人了。」我聽了大為驚異，馬季良也驚醒起身，願為我分憂。 回到報館，看到丁坐的辦公桌玻璃板下，壓了一張便條，潦草地寫著幾行字：「鑄成先生：弟有事須趕速回滬，不及辭別。所經手向世界書局移用之二千元，已將棧單交其作抵，請即往贖取。」顯然，他是看到《文匯報》經濟困難，維持不長，怕塌下來壓傷他的頭，因此，搶先溜了，還撒了一泡爛污。 怎麼收拾呢？馬季良兄願和我分頭設法去四處奔走。我在朋友朱旭華處以大一分的利息（如無力償還，每元每月交息一角）借到一千五百元，季良也借來約千元。這樣，把丁的借款本息都償清了，贖回了棧單，得以解決機器的「糧食」問題。 丁的目光短淺常懷危懼問題，我也早有所覺察，曾開誠布公和他談過兩次話。我說：「天塌下來，有我頂住，不會壓到你身上。《文匯報》朋友很多，而且讀者如此熱烈擁護，決不會聽任我們有困難不伸手。再說，我們今天在困難中做些好事，人民是不會虧待我們的。」想不到他還是想不通，拍拍屁股就一聲不響走了！ 第二天，我宣布楊培新兄調經理部，任副經理。我仍兼掌總經理，主要負責籌款。我規定一個制度，收入即解銀行，留少數零星開支。銀行支票，必須蓋報社圖章及我個人私章；報社圖章由副經理保存，銀行空白支票則由會計主任唐小姐保存。 從《文匯報》創刊後不久，國內戰局有急轉直下之勢。東北最先發動圍攻錦州。守軍范漢傑部全軍覆沒。從此開始圍攻長春孤軍之計劃，並聚殲瀋陽開出之廖耀湘部十餘萬。繼遼瀋之後，大軍又入關開始平津戰役。同時，在徐州、蚌埠附近，亦展開有名之淮海戰役。國民黨軍到處損兵折將，呈土崩山倒之勢。軍事失利，影響經濟及人心之維持。推行金圓券，搜索民、商之黃金、外幣，物價一刻數漲，更加速南京政府之土崩瓦解。 在此之時，《文匯報》消息靈通，評論則客觀分析形勢，指出發展之必然趨勢。如圍困長春守軍時，中央社曾發出電訊，謂守城將士，表示堅與城共存亡，主將且發出致「校長」電，表示「來生再見」。中立各報咸大為宣傳。我寫《編者的話》，指出其必然結果是放下武器。又如金圓券剛發行時，香港各當地報紙雖不信大陸經濟會根本好轉之宣傳，而大多相信通貨膨脹可穩定一個時期。我報獨從根本上判定不能消減危機。我連日寫《編者的話》，指出金圓券壽命多不過三個月。讀者咸信服我報信息準確，判斷有預見。 當時，我報在上海秘密設有記者站，由欽本立兄負責，我並按時直接匯款作經費。他組織了不少專家，為我們撰稿，浦熙修即其一。她在寧被捕，經營救出獄後，即移居上海。期間不斷為香港《文匯報》撰稿。此為浦熙修與《文匯報》發生關係之開端。 李一平先生是我經常見面的熟朋友，和他同住一幢大樓的居停黃居素先生也常會面談酌。黃先生是國民黨的元老，曾佐廖仲愷先生推行三大政策。30年代以後，即不問政事，息影香島半山幽靜一角，而和我談國內外政局，則了如指掌，殆有心人也。 我幾乎每周必過海兩三次，走訪郭老、茅盾、翦伯贊、侯外廬諸先生，徵詢對《文匯報》意見，有時陳劭老留飯，大都是外廬先生留飲白酒，侯夫人並親調山西麵食款待。有一次，侯夫人說：「你們《文匯報》，幾乎常常引起我們家的矛盾。」我愕然不解所以。外廬先生莞爾笑道：「她是給你開玩笑。我們一家人，清早起來，都搶著先看《文匯報》。她是誇獎你的《文匯報》辦得好。」這也可見當時香港知識界一般的評議。 到是年12月初，馬季良兄忽向我提出辭職，謂將赴美辦報，然後赴巴黎與陳安娜女士結婚。我說：「現在全國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們都準備『青春結伴好還鄉』，你怎麼忽思離國遠去？」他苦笑道：「我自有不能回國的原因。」他曾有一次談到他與江青的關係，說重慶和談前，江青曾到重慶治牙，「忽打電話約我一晤，當即婉言拒絕。」我以為這段公案，早已「一了百了」了，何必還有顧慮？懇切堅留。第二天看到小K。他說：「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堅留了。」幾十年後，我才恍然欽佩季良的先見之明。 後來，全館職工舉行宴會，為季良餞別。並特請照相館攝影留念。 我一直珍藏這張照片。但到了十年動亂「破四舊」打、砸、抄前夕，和其他三張珍藏的照片偷偷地焚毀了。一張是黎秀石贈我的密蘇里艦受降典禮現場攝影；一張是毛澤東、蔣介石兩先生在重慶見面的攝影；一張為東北軍調時林彪與杜聿明合影。這些照片，都留下歷史的鏡頭。我怕被紅衛兵抄見，指為「別有用心」，罪加一等，因之清出付之一炬了。這是後話。 是年底，香港黨組織已秘密開始送民主人士北上。第一批出發者為李任潮、沈衡山、郭沫若、彭澤民諸先生。當時香港政府十分不友好，而台灣海峽又不平靜，他們出走極守秘。漢年先生告訴我，並囑早日做好北上準備。所以李、白兩將軍請黃季寬來港企圖與任公聯繫，季寬到港後即四處打聽任公下落，我只得推說一無所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