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鑄成回憶錄 · 第二章 步入報界 （1927—1937年）

1927年　二十歲 暑期，又與朱百瑞約好，會於北京，一起再考國立大學。先報考北大，寓於北大三院附近之騎河樓大溝沿妞妞房一小公寓內。榜發，均未蒙錄取。後遷居和平門外香爐營橫街一公寓，報考師大，仍用徐錫華名，幸與百瑞同被錄取國文系。亦選英文系課程，如沈步洲先生之英文短篇小說及鮑明鈐先生之「雄辯術」。 國文系教授大都為國內有名大師，如吳承仕、錢玄同、朱希祖、高閬仙（步瀛）、劉文典、劉毓盤諸先生，均屬權威教授，魯迅則於上半年離去赴廈門。 當時，北京各報銷數最廣者，為《晨報》《世界日報》，《京報》聲望已不如飄萍在世時。因關心南方正在發展之革命形勢，人們多從《順天時報》窺之，明知該報為日人主辦，對我國不懷好意，亦從此測知片段的南方情況。 《益世報》北京版及報界前輩朱洪主持之《北京日報》則全無生氣，銷數幾百份而已。 晚報有《世界晚報》及《北京晚報》（季迺時主持），前者以張恨水之連載小說而聞名。此外，尚有小型報，以《群強報》發行最廣，多刊戲目廣告及小市民關心之平民生活及市井新聞，販夫走卒如洋車夫等每人手一張以消閒。 課餘無事，與百瑞合譯一中篇小說，用我名由舅父介紹於《國聞周報》，竟蒙錄用分兩期刊出，得稿費二十元。蓋是時舅父（朱幼珊）已兼任國聞通信社北京分社編輯矣。 我謀求新聞工作益亟，曾應徵為日日新聞社駐北京特約訪員，稿雖在上海各報刊出，而報酬闃然，因而中輟。秋間舅父告我：國聞社缺一抄寫員，只傍晚工作二三小時，月薪二十元，供一頓晚餐。我聞而心動，托舅父介紹，一則可跨入新聞界之門，二則可紓經濟之困厄。 旋即上班，社址在西單附近之船板胡同。時天津《大公報》已聲譽日隆，在華北儼然有異軍蒼頭突起之勢。國聞社實兼作《大公報》之北京記者站。分社主任為金誠夫先生，另有編輯、記者共六七人，抄寫除我外，有戚先生及陳先生。不久，我舅父與主任發生爭吵，因而被辭退，幸未株及我。時社長鬍政之先生家住國聞社分社內，津館務雖忙，恆一周來京一次，料理家務，並常為《大公報》採訪特稿。 我剛進師大不久，張作霖即進京住順承王府舊址，而自封為安國軍大元帥，任孫傳芳、張宗昌為副帥，並在中南海組織大元帥府，接管北京政權。內閣改組，任劉哲為教育總長，並下令合併北京各國立大學，稱京師大學校，劉哲兼管。如北大改為京師大學第一文理學院，女子大學為第二文理學院，師大為第一師範學院，女師大為第二師範學院，法政大學為法學院等，院長為張貽惠、徐炳昶、白鵬飛等，大率維持原校長人選。而劉哲常輪流到各院召全院學生演講，並加強了院內外巡邏，學生夤夜被捕者時有所聞，名為「防止赤化」，軍閥獨裁恐怖乃籠罩全北京上空。 時有宜興同鄉路阿林（小名），為百瑞老家對門鄰居，來京任奉系官僚財政次長張振鷺之秘書。家庭布置舒適，不時邀請百瑞及我至其公館做客，而盛讚我二人為一對有為之青年。我們也因此稍減客居之鄉思，並略知一些奉系軍閥官僚集團之內幕，時予已在國聞社開始工作矣。 我看到國聞社所發給各報之新聞，大率為各衙門例行之「宮門抄」，缺少新聞意味，乃不顧幼稚，寫一長信給胡政之先生，認為北京政局終將遞變，北京勢將失其政治中心之地位，而仍將永為全國之重要文化中心。國聞社似應適應此即將來到之變化，及時改變採訪重點，逐漸注意各種文化活動。 下周胡先生來京，晚飯後，約我至其書房談話，說：「你的信很有見地，我也久有此意，苦於無從著手。」旋問我在師大功課忙否？能否抽出更多時間為國聞社工作？我答重要功課大都選在上午，且學校紀律鬆弛，缺課可自己補習，胡先生說：「聞晏陽初在定縣搞的平民教育促進會甚有成績。我想請你去參觀一趟，為期三五天，回來寫一報道，以作為你設想之嘗試。」我欣然願即出發，胡先生即手書介紹信，並關照國聞社庶務曹鳳池，速為我印「大公報記者」名片，並預備旅費，儘可能及早出發。 時我母親已由故鄉偕妹遷居保定。我先到保定拜叩父母，雖為小房蝸居，已可獨家生活，不必寄人籬下矣。 母親燒家鄉菜，父親忙於購選保定有名之滷雞及雞雜碎饗愛子，一門融融天倫之樂。 第二天清晨，即乘便車赴定縣。 定縣自漢即為中山靖王封邑，為元明清官商入京必經之要邑，我久聞其名，以為必甚繁庶；及下車站一看，與想像大異。城垣確很遼闊，而城內荒村茅店，田疇縱橫，時北方已初雪，大車在白茫茫一片積雪中緩緩而行，歷一小時許始抵達平教會。 時晏陽初先生已赴美募款，由其副手湯茂如、陳築山先生熱忱招待，並導引至各實驗場地參觀。晚間歡宴，主要人員都參加，計有熊佛西、瞿世英諸先生，一切款設及桌椅，都不亞於北京。 晏陽初先生早年留學美國，畢業後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正酣，及渡海親赴法國視察。見我國華工服役前線，運送給養，十分難苦，而什九為文盲，離家數萬里，恆以難得祖國消息為苦。晏氏周曆前線，聽華工縷述遭際，十分同情，乃一一代作家書。後發現羅列千餘常用字，教華工學習，勤慧者三月即可自寫家信，表達胸臆。晏氏推度甚速，收效如彼響斯應。大戰結束，乃發展此經驗，提倡平民教育，在廣大農村推廣，並擴展教育內容，教農民自教、自學、自治、自強，並引歐美新品種，鼓勵農民改良農牧，增加收入。定縣為其第一大規模試點（以後在四川也增試點）。50年代初，曾與梁漱溟先生提倡之鄉治，同被批判為改良主義，為欺騙農民、阻礙革命之逆時代舉措。而世界公論，則推崇晏氏為20世紀世界十大偉人之一。記得1949年9月舉行開國的政協大會，學生界首席代表晏福明聞即為陽初先生之公子，殆鼓勵其背叛家庭歟？1986年，晏先生以九十餘高齡，跋涉萬里，歸國觀光，盛讚現代化之新面貌，其愛國熱忱，可見老而彌篤！並謂倘有機會，當再回國參觀。 我在平教會參觀三日後，復乘大車至十餘里外之一窮山溝（俱在城垣之內），訪問以土法提倡村治之米迪崗先生昆仲，其同志凡十餘輩，聞來外客，咸群集招待，共議當晚以餃子款客。各家湊集白面（平時咸以包穀雜糧度日），而急切無處覓豬肉（定縣當時半月才殺一次豬，敲鑼叫賣）。正在躊躇無計之時，忽有一人闖入，謂鄰村死一馬，可商割馬肉和白菜作餡，於是群情始帖，一頓馬肉餃子，大餉賓客。當時北方農村之貧困，可見一斑。 大體了解米氏村治之構思後，翌晨即道別回京，趕寫《定縣平教會參觀記》，寄呈胡先生。政之先生即分刊4—5日的《大公報》，並親撰社評介紹。大意謂中國知識分子學成後多注目城市，而中國之前途，端賴知識普及，知識分子應移其目光於廣大農村云云。我的參觀記及胡先生之社評，並由《國聞周刊》1928年1月號轉載。此為我作參觀報道之發始。前年賀越明搜集我生平著作，編寫《徐鑄成通訊遊記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列此為首篇。 從此以後，胡政之先生正式聘我為國聞社記者兼天津《大公報》記者，以文教為中心，展開採訪活動。師大功課儘量選在上午，下午則從事新聞活動。 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我的採訪經驗不多，從哪方面入手？如何提綱挈領、取得新聞線索呢？我知道，北京有一個華北體育協進會，為華北各省市體育運動的最高協議和領導機構。由張伯苓先生為會長，馬約翰、董守義、袁敦禮諸先生為委員。而總幹事郝更生先生實際主持日常工作，他是師大體育系的教授，和我有師生之誼，乃專程去訪問，陳述我的想法。郝先生極表歡迎，因為協進會的工作也需要宣傳，彼此一拍即合。我不時去他家做客，他的新夫人高梓女士，領導各女校體育，與郝更生先生留美同學，同攻體育專業，對我的訪問，也極表歡迎。由此，北京各大中學有什麼重要比賽，華北地區將舉行哪些運動會，我事先都掌握情況，預先做好布置。1928年在太原舉行華北球類比賽，1929年春瀋陽舉行的華北運動會，我都親往採訪，為《大公報》體育版放出異彩。我自己調查研究，做好充分準備，固然是重要原因；而郝更生之幫助，也是一個因素。其餘，如各大學舉行重要校際比賽，或有引人注目之運動會，我都自往作現場報道，在國聞社發稿，頗受各報重視。 1928年　二十一歲 春間，百瑞弟得家書，其太夫人已徵得嘉稑同意，允與我訂婚。我喜極而賦一結儷詩，寫之絲帕上，並寄去一長信，傾吐多年愛慕之心。旋得嘉稑覆信。從此，情書往來不斷，訂為白首之盟。 是年，北伐軍攻克京津，改北京為北平。旋蔣介石及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及其他重要將領先後到北平，共同赴西山敬謁孫中山先生靈柩。我的採訪範圍擴大，曾寫有《西山謁靈記》及其他不少採訪稿件。如天安門舉行「北平各界慶祝平津底定大會」，吳稚暉、白崇禧、方振武及馮玉祥代表郭春濤均參加，群眾近萬人。我曾寫有詳細報道，頗為平津各報所採用。再如，北平各界曾在前門內舉行孫中山先生銅像奠基典禮，北平政治分會主席張繼主持，甫自海外歸來之林森（子超）先生亦參加，長髯飄飄，風度不凡。我曾請問其「尊姓大名」，林先生笑而出名片示我。我肅然自愧識見之簡陋。 當時平津及華北各省，幾乎盡落入山西閻「老西」控制之天下，西北軍（第二集團軍）在攻克平津之戰鬥中，厥功最偉，從冀中突破奉軍防地，逼得張作霖匆忙結束北京政府殘局，退往關外（被日本軍閥炸死於皇姑屯車站），而蔣介石此時決定了「扶閻抑馮」的謀算，突令西北軍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等部停止前進，讓閻錫山部開進平津，接收平津冀察地盤。這就種下了以後國民黨連年發生內戰的主要原因。 當時山西幫幾有「雞犬登仙」之感，特別是閻老西的五台小同鄉。有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舉此可見一斑。我父親有一個同事（同為保定車站的文書雜職），他大概也是一位五台籍人。當晉軍已開出娘子關之際，忽請假回家，不知如何夤緣時會，到晉系控制華北之初，忽被發表任為平漢鐵路局局長。真是一步登天，儼然政壇紅人了！有些保定車站的司員，向我那位久任段長的姨夫道喜，說某人曾是您的部下，現在當然不會忘了您的栽培，您一定要升遷了。我姨夫連忙搖手，說：「不，我曾在他手下當差的。」這真是官場現形記的一段好材料。也可見晉系當時雞犬齊飛的一個寫照。 當時，馮系只得了北平市長（何其鞏）的一個空銜，上面還有閻錫山的平津警備總司令的控制，還有張蔭梧、楚溪春等憲兵司令等機關掌握實權。張繼以「黨國元老」做了幾個月北平政治分會空頭主席後，就拂袖離平，實際也由閻掌握。 國民黨黨務公開了，成立了北平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為谷正鼎，他是接近魯籍國民黨元老丁維汾的「大同盟」的一個派系，介於蔣及汪精衛的改組派之間。時丁維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所以時有「蔣家天下丁家黨，宋氏一門三部長」之諺，後來陳果夫、立夫兄弟先後掌握組織部，這才被改稱「蔣家天下陳家黨」。 除谷正鼎外，那時的北平市黨部委員，尚有張清源、吳鑄人等，在師大還未畢業的同學黃如金任組織部長（抗戰勝利後曾任吉林大學校長），另一同學曹鰲則任工運部長。這就給我擴大採訪範圍提供了機會。《大公報》復刊之初，即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方針，所以對「黨務」新聞，不感興趣；但黨務牽連到社會各方面，如有一次北平電車工人全體罷工，我就先從黨部工運科找到了線索。還有一次，第二國際的代表樊迪文（荷蘭人）到平，在市黨部發表演講，我的記錄稿，成為《大公報》重視的稿件。 那時，「五卅慘案」尚未解決，日寇尚侵占濟南及膠濟路沿線，激起全國人民更強烈的反日義憤。北平也組織了反日會，由曹鰲任總幹事。這裡面有不少新聞，如抄查日貨，拘捕私下販賣日貨，或以日貨改裝為國貨出售之奸商活動等等。我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天天去反日會採訪，曹鰲以同學的關係，提供了不少便利。 有一件事，迄今對我還是一個謎。北平有一所交通大學，原是唐山交大的分校。那時學生起而要求獨立，發生風潮。記得該校學生會的主席為于斌，已結婚，家住在府右街口該校附近的一個小公寓裡。他們小夫妻還請我到家中吃了一頓便飯。我們往來很密，這位於斌先生已屆畢業，對我說畢業後準備赴意留學。他和後來紅極一時的于斌主教，是否是同一人，或僅是姓名巧合呢？這個謎只有上帝能解答了。 1928年4月，我奉派赴太原採訪華北籃排球比賽的新聞。我是隨郝更生等主辦人員和運動員一起出發的。那時從北平到石家莊，火車正點要歷約九小時，郝更生與北京及平漢路當局一再交涉，才撥了幾節車皮（當時各實力派紛紛扣留車輛，路局能使用的車皮很少），第一批3月31日上午8時出發，到石家莊已是日落西山，下榻於小客店。石家莊那時還很荒蕪，車站附近，矗立著辛亥時被袁世凱暗殺的吳祿貞烈士銅像。此外車站附近，只有零落的小店。從北平出發前，一位冀南籍朋友告訴我，石家莊的鬧市區在西部，那裡飯館及各種商鋪林立。他還告訴我一個秘訣，到石家莊的大菜館吃飯，只要把兩角錢暗下塞在跑堂的手中，彼此心照不宣，會有不少好吃的菜「飛」來。 我在小旅店安放好行李後，即步行到鐵道以西躑躅。原來那裡是古老市區，街道狹小，乞丐成群，雜以紅男綠女，氣氛相當繁雜。我購了幾件土製的日用品，即找到一間有三層三開間店面的飯店走進去，跑堂殷勤引進一小間，倒茶並洗臉後，開單子叫菜，我要了一小杯白酒，點了栗子白菜、罈子肉等兩味小菜。我記住朋友的「秘訣」，私下把兩毛角票墊在菜單下，遞給跑堂，他向我微微點點頭。等酒菜端上後，隔壁正在猜拳暢飲，大吃大喝，而一小盤、一小碟「美味佳肴」，如現批烤鴨、炒腰花等紛紛向我的桌上「飛」來了，真使我大快朵頤。這種「飛」菜的經驗，以後在別的碼頭，沒有再經歷過。 第二天清晨，又由郝更生先生齊集分住兩小店之運動員，坐上正太鐵路的二等車廂，重上征程。 那時正太路還是窄軌，車廂比別的鐵路狹小了好多，加上沿線山巒起伏，車行顛簸、曲折，而窗外則時而巍巍青山，時而懸河天降，一路風景，奇幻秀麗，美不勝收。 我們坐的是路局指定的一節車廂，車役服侍周到。我曾去別的三等車裡巡禮，則乘客擠得滿滿的，很少空座。山西人喜歡抽旱菸管，且車廂內發出那一股「熱撈」氣，使人聞而欲嘔。我和幾位老鄉閒嗑了一陣，就轉回來了。 沿途經過井陘、娘子關等站，過了陽泉，不久就到達太原。 我那時雖初當記者，也已學習張季鸞、胡政之先生的習慣，出門即寫旅行通訊，按日向讀者儘快報道一路所見、所聞、所感（此習慣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後，1957年下半年以前）。 茲摘錄1928年4月6日《大公報》刊出的我此行的第二篇通訊如下（題為《正太道上》）： 正太車站在平漢車站對面，而秩序之整亂，亦適成反比。列車七八輛，甚為整齊。乘車就座，行李存放均有定處，茶水伙食供應亦有定時，秩序井然。每站到站時刻，亦鮮有參差，此實予吾人以極好之印象。…… 正太每日客車，往來各二列，由石家莊開太原之第一次為快車，上午七時二十分開行。余等所乘者為慢車，上午九時三十分開行。同行諸君（包括運動員與職員、新聞記者），精神咸非常高興，緣車外之新環境，處處引人入勝。獲鹿一帶氣象與平保（保定）一帶仿佛，然田麥已高出一寸余，或因地勢高而土肥之故。自此迄距太原六十公里之榆次站，此三百餘里，車無時不在高山邃谷中盤轉，經山洞凡二十有三，長者至三里余，短者亦十餘丈，車軌更多隨山勢而曲折，車身常呈弧形，在後一輛車中往往可見前一輛車之側面，蓋高山穿行殊不易，且水源為車站擇卜之一要素，山中水少，自不能不遷就。聞車軌弧形建築頗不易，因而軌須高低得當，以避其側倒。正太路車軌鋪設不僅整齊，且頗美觀。同行有清華大學工程學教授劉君，每讚不絕口。…… 於此，吾人知正太路之所以採用窄軌，非必盡為慮與他路發生不良之關係（當時軍閥割據，動輒將各路車輛扣留運兵，甚至以此漁利）。實緣車道曲折太甚，車軌如再放寬八寸（如一般路軌），其工程費將達數倍以上。路局初未料收此意外之後果，外間軍隊乃至鐵甲車等因此不能向晉省長驅直入也。 車行速率不甚高，每小時平均為十五英里，然乘車無一困厭者，此實因窗外之風景，無一刻不引人入勝也。高原景色固多壯偉，然秀麗處亦不減江南山水，惟色調有不同耳。萬仞峭壁綴以若干蔚色蒼柏，白鴿迴翔其上，更時有碧桃銀杏夾雜其間，益增嫵媚。娘子關一帶曲折更甚，山勢更奇峭，山谷間一片黃沙，時有山夫策驢而過，山中多村落，村民似多天真，或因無戰爭經驗故歟？首陽西有一村，方在舉行類似廟會之盛集，男女多衣紅著綠，更有不少老太太穿天青禮服，排坐檯階，小孩則佇立不轉瞬，此種熙熙攘攘之景象，雖車行僅一瞥，實深銘刻於腦海。有「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之慨。…… 下午七時零二分，車按時抵太原，大會籌備處張武成君等均到站迎候，照料異常周到。乘洋車入城，經兩度軍警之盤問，為有運動會招待證，未加檢查。入客棧後，必先填履歷表，經軍警親來查問後，始可出外自由活動。聞平時檢查更嚴。 客寓尚清潔。記者不慣住炕，幾經周折，覓得床板一副，布置被褥，甫上床，即入甜夢。合前夜睡眠片刻，共不足六小時也。 我這次還寫了《太原鱗爪》等好多篇通訊，從此養成了每次出訪必將所見所聞寫為通訊的習慣。張季鸞、胡政之兩先生不以觀察淺薄而摒棄，每篇都在《大公報》刊出。這給予我很大的鼓勵，我每次寫作，只署名「本報記者」，《大公報》也無額外酬金之例。所以，寫作的動機，不為名，也不為利，只是恪盡一個新聞記者應盡的職責而已。 關於那次華北球類運動會的經過，我已詳細寫了《初出茅廬》，刊載在拙著《報海舊聞》中，茲不贅。 另外，有兩點可以補充的：一是我那時只是一個年輕好動的青年記者，也喜愛運動。那次運動會期間，曾組織「號外」墜球隊（即後來之排球，規則沒有現在那麼嚴謹，每方有九個隊員，分三排上陣）。由平津各報記者組成，曾與女子錦標隊比賽，雖然是失敗了，也打贏了幾個球。當時曾被攝入新聞鏡頭。《大公報》和《國聞周報》都曾刊出。於此，可見我當時的「雄姿」。 第二，當時同行的記者，有北平《晨報》的滕樹谷及天津《庸報》的聶某等人，另有專業攝影記者宗維賡等人（宗在30年代迄40年代間，很有名於滬港電影話劇界）。這位滕樹谷老兄，當時也不過二十有零，喜歡在運動員中吵吵鬧鬧，滑稽突梯，如此而已。想不到30年代初期，卻成為上海新聞界的「有名人物」。 那時，《時報》的創辦人狄楚卿（葆賢）無意再經營報業，將《時報》盤售給南洋歸國富商黃伯惠氏。黃氏特在四馬路貴州路口建造四五層的《時報》大廈，將編輯、經理等部全由「平等閣」搬入（平等閣在四馬路望平街口），並向美德訂購了最新的三色捲筒機（是為我國報紙採用多色印報機之始）。 30年代，國民黨政府在滬舉行第二屆全國運動會，滕樹谷特來採訪，隨來者有天津《大公報》特約訪員章繩治君（甫由北平匯文中學畢業）。由於採訪活躍，同受黃伯惠先生「青睞」，同被「挖」入《時報》，一任編輯體育版兼採訪，一任記者。在運動會期間，《時報》以大量篇幅，刊載會內外新聞及「花絮」，並且日以木刻大字，套紅刊之報首，以吸引讀者。 滕君花樣百出，其拿手傑作，為將打破大會多項全國紀錄之游泳女將楊秀瓊賜名謂「美人魚」，每日刊載大幅照片，並每日刊登楊秀瓊之「起居注」，這樣的「噱頭」一時很能迎合部分讀者的低級趣味。 以後，全國運動會閉幕了，黃伯惠叫滕樹谷跑社會新聞，他更充分發揮其「天才」，無中生有，以小誇大，儘量製造驚人的「消息」，特別喜歡在女明星周圍轉，搶鏡頭，造消息。劇影中人很討厭他，名導演蔡楚生鄙視其人，特創造一劇本，以滕的影子作為可笑的主角。凡看到此影片者，即明白一個無聊文人的影子「躍然」如在目前。 滕不因此痛改前非，反加緊製造謠言，以為報復，對名影星阮玲玉之「桃色」新聞，更加工渲染，連篇播之報端，此「人言可畏」一代明星隕落之緣由也。 我由此事，更深刻認為新聞記者之人格、品德和報社的報格之重要。《大公報》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之四「不」主義，在當時實是一種有針對性的社規。最近，我看到台灣九六高齡之前輩報人曾虛白先生的談話，說「不黨、不私、不賣」實為新聞界之普遍規律云云，深合我心。 以上是回憶華北球類運動會聯想起的一段故事。 1929年　二十二歲 春4月，又隨郝更生先生及平津各校運動員，專車赴瀋陽採訪華北運動會新聞。我當時仍在北京師大讀書，半工半讀，在國聞通信社工作，是時國聞社分社主任為曹谷冰兄。 那時，東北「易幟」（廢除五色旗，改懸青天白日旗）未久，張學良剛新除楊宇霆、常蔭槐二人，被推為「東北保安軍總司令」，君臨四省。而張作霖屍骨未寒，國讎家恨，逼使張學良勵精圖治，建築葫蘆島港，修造與南滿路並行之鐵路，引用新進有為之人才創辦東北大學，吸引劉風竹、臧啟芳等為教授，致力培養人才。我們到沈後，即住在北陵新建之規模宏大的東北大學宿舍里；華北運動會即在建築現代化（當時水平）的東北大學大操場舉行。 為了採訪好華北運動會新聞，胡、張兩位特請何心冷兄另車赴沈，作為我的「助手」。心冷兄原為國聞社上海分社骨幹，1926年《大公報》創刊前，特調到天津，任副刊《小公園》編輯，兼任採訪主任、本市新聞版編輯。可以說，除了張、胡兩先生外，他是《大公報》開闢草創時期最有力的功臣。他的未婚妻李鐫冰女士為《大公報》有名的三才女之一（其餘兩位：一是駐英法特派記者呂碧城女士，一為編婦女周刊的蔣逸霄女士），心冷兄本與鐫冰女士（鐫冰為李子寬之胞姐）約定是年春暖花開，江南草長時回滬結婚，政之先生商請其推遲婚期。以如此老資格之同事，作為我的「助手」，可見報館當局對此次運動會之重視。 北陵離市區有一二十里。我與心冷兄約定：我住在北陵，採訪所有新聞。心冷則日夜守在國聞社瀋陽分社內，負責接聽電話，拍發天津電訊及其他聯絡事宜。 此次華北運動會的採訪，我們抓緊一分一秒，利用方在試驗階段之無線電話，取得比太原球賽更輝煌之成果，其詳情已見拙著《報海舊聞》。還有幾件瑣碎見聞，可以一談： 一、我們於會後曾赴瀋陽市區巡禮，曾到日僑密集之「日本地」觀察一番，見區內馬路平整，房舍清潔、整齊，而市面盡為日商鋪子，日本軍警密切注視行人，虎視眈眈，其鄙視華人之程度，遠較天津、漢口之日租界為甚。我當時看了，有不寒而慄之感。 二、我們也曾經過「帥府」（為張作霖父子所住之府第），則餘威猶存，行人過此者，輒由衛隊揮令在對過行人道俯首默默而過。我曾抬頭覷視，看到圍牆甚高大而遼闊。近門處有一大廳，蓋即商決東北大事之所謂「老虎大廳」歟？ 三、張學良氏曾兩度到華北運動會場，但未致詞，開幕詞由副會長（東北大學副校長，校長由張少帥兼任）劉風竹代致。張學良於歡宴會上曾蒞臨，夫人于鳳至女士亦參加。我席位離張略近，見其鬚髮毿毿，面目黧黑，精神委頓。聞其心緒不好，嗎啡針毒甚深雲。 四、過「帥府」不遠，覓得浴室。其優等室供兩人獨用，布置設備，比天津之高等浴室，殆有過之。我和心冷兄，披瀝談心，見其識見很廣，學問亦淵博。有一事我迄今難忘，我們浴畢離館，忽心冷訝然謂遺失一表，當即返浴室尋找，幸在浴池邊原璧猶在。心冷語我曰：「此表為鐫冰所贈，故珍貴如此！」 五、在離沈前一日，送心冷兄至南滿車站，蓋將到大連，轉乘海輪赴滬結縭矣，南滿車站，秩序視國內各車站為好，空氣非常安靜，行車準時開達，不差分秒。我看到站內之天橋，即想到兩年前張作霖、吳俊升專車即在此挨炸而斃命，心中暗暗為民族前途擔憂。 翌晨，即乘運動員專車入關，過天津時，報館已派庶務周作恭兄在站截留，謂「胡張兩先生知老兄此行辛苦，特請下車，在報館休息三五天」。此為我第一次親至天津報館，亦為我第一次與季鸞先生見面。 6月初，忽接政之先生電話，很簡單，只幾句話：「你學校能否告一段假？我們想請你到外埠採訪一次，如可能明日早車即來津。」 當時北平各大學因積欠尚未還清，又因合併問題拖延不決（南京教育當局仿法國辦法，實行大學區制，如江蘇、上海均屬中央大學區，即中學及圖書館、博物館等均歸中央大學區管理），北平各大學擬合併為北平大學，由李石曾任校長。原各國立大學改稱學院，一如張作霖時代之京師大學，而職權更大，兼轄天津、河北省各大學及中學並其他教育機關。此決定一經宣布，北京各大學群起反對，遊行示威，繼以赴中南海（大學辦公處所在地）砸爛招牌，運動延續經年。從此，大學上課秩序更鬆弛。所以，我未向師大教務處請假，只關照同班同學一聲，第二天即搭平津早快車抵津，還帶去了簡單的行李。乘車到四面鐘對面報館，時甫上午9時半左右，胡先生已到報館。他簡單對我說：「我們看你很有才能，且富於新聞敏感，想請你去一趟太原，開始採訪政治新聞。你可以先到心冷鋪上（時何心冷兄尚在滬未返）休息一下，飯後張先生再向你談具體任務。」 下午1時左右，季鸞先生即來館，向我分析太原醞釀之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之局勢，希望我相機採訪其內幕消息，並關照我可從李書城、王鴻一、劉治洲幾位先生入手。季鸞先生並親書一介紹信囑面交小垣（李書城字，亦稱筱園）先生。 當晚我即回平，第二天清晨出發，即到保定拜見父母親，團聚一晚，翌晨即赴石家莊轉車赴太原。下榻正大飯店，安頓行李後，即先往訪太原分館經理雷夢覺先生及駐並記者呂征夷兄（復旦大學畢業生），承雷先生為接風，初嘗山西之特殊風味，如過油肉、刀削麵等等，盛情可感。以後，我即開始採訪活動。當時，如四川之劉文輝，湖南之何鍵，兩廣之陳濟棠、李宗仁，東北之張學良，乃至甫反馮投蔣之韓復榘、石友三等均有代表駐並。我並曾乘便車去過離並幾十里之晉祠，訪問在此被軟禁之馮玉祥，寫有《晉祠訪馮記》等等多篇通訊。大概張、胡兩先生對我之採訪及寫作能力，頗為讚賞，到並一周後，季鸞先生即親筆來一手書，略謂：「自兄到並以後，所發電、信，應有盡有，足見賢能，希繼續努力，並望珍重。」總之，我跑政治新聞，第一炮算是打響了。 回平不久，張先生又函囑再往太原一行。胡先生並附函謂：「此次赴並，可多住些時候，旅費可隨時向分館支用。」 我仍住市中心之正大飯店。有一天，我甫外出採訪回旅舍，茶房忽交我一信，說：「後進有一位湯先生，請你回來後即往一見。」 我按號往訪，原來是邵飄萍的夫人湯修慧女士，蒙以茶點水果接待。坐定後，她含笑說：「我也來並採訪已旬日，看到你在《大公報》寫的通訊和電報，甚為欽佩。我館事系身，不能在並久留，擬請你代我們《京報》也順便發些新聞電。」我連忙說：「報社社規，不允記者兼職……」她急擺手說：「我知道你們《大公報》有這條規矩，但我們不奢望你所特別採訪的新聞，只要一般大路的消息，你順手給我報打些電報就可以了。」說畢，她把已辦好的收報人付資的電報執照交給我，並附有一百元鈔票，說：「這一點說不上報酬，只是補貼你的車馬費，望勿客氣。」 過了兩天，邵夫人即回北平。 我囊中素不存私款（窮學生也無餘資可存），我把這一百元在太原買了只手錶，餘款買了一些土儀，以便過保定時孝敬父母親。 這是我第一次買的手錶。這隻方形手錶，以後曾先後贈給大兒子和小兒子，大孫兒亦戴過，幾乎成了我家的「傳家之寶」。 又過了約兩星期，忽接政之先生由平來電：「有事盼速回平。」 不知有什麼要事？連忙摒擋行李，翌晨即動身。過保定時，只回家休息片刻，向父親呈上土儀，即購票回京（當時火車票隨時可買，二等車尤空，並不需早日訂購）。 到國聞社後，見到胡先生，他說：「谷冰已丁母憂回崇明原籍奔喪，我親來北平坐鎮。但天津報館事繁，我不能在平久留，所以打電報給你，請你速回代理分社主任職務。」我說我年輕資歷淺，恐難勝任，請另找一位編輯或記者代理此職。他微笑回答：「我已鄭重做了考慮，相信你可以負責，你就不必推辭了。」談畢，胡先生即於當日下午4時乘快車回津。 第二天，我到幾個機關跑了幾條新聞，3時許回到船板胡同（東單蘇州胡同迤北）國聞通信社，步入辦公室，見空無一人。時庶務曹鳳池兄（胡先生表弟）正在長途電話高聲談話（曹耳背，職工都背後稱為曹聾子）。他見我來了，忙以指示意，叫我去接電話，我想是天津長途電話。我說：「今天一個人都沒來上班，這也難怪大家想不通……」胡先生忙在電話中說：「我一切已知道了，今天你看稿子發得出去嗎？」我說：「我已跑到幾條，湊上幾條沒有時間性的，大概可以對付。」（兩位抄寫員陳、戚兩兄照常上班。國聞社每天發稿多則五六張，少則三四張。）胡先生說：「這就好。你立即草擬一個啟事，送登《晨報》，公開招考三名練習生，由你訓練。我另在報館派一位外勤，明天就到平協助你。」我聽後很惶悚，馬上接著說：「胡先生難道不準備挽留他們幾位？」政之先生立即斷然回答：「我不吃這一套。」說畢，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第二天，天津派來的孔昭愷兄到平，即開始工作，並和我共同商量出題及口試等問題。報名投考的人不少，我們錄取了三名，即定期到職試用，其中的一人，即後由《大公報》派往新疆採訪，旋被盛世才扣押年余的李天熾君。 前年《人民日報》副刊上曾刊載一篇雜文，引述我這件故事，說可見好馬也要靠伯樂加以識別和提拔。 這篇雜文寫得很好。我以為千里馬總有一股犟勁和奮蹄絕塵、仰首長嘶的習性，不僅靠伯樂識別，也要有識者善於馴養和給以奔馳的機會。這裡面，要有耐心和功夫。政之先生的善於識人，是人所共知之的；而在涵養、訓練和耐心方面，我以為季鸞先生更勝一籌。 到了9月底，谷冰兄即回平銷假。我即向胡先生請假，準備回宜興故鄉結婚。 我的未婚妻朱嘉稑，亦宜興人。先外父閏生公中年早逝，賴外母朱太夫人悽苦撫育三女一子成人。嘉稑居次，長於我兩歲有半，而品貌端莊秀麗，其姊妹早已出閣。是年年已二十五歲，外母頻函促早日完婚，經與百瑞弟商定，於10月初結伴返里，完我終身大事。 政之先生送禮百元，我父母親百計籌劃，向保定車務段段長侯太太借了百金。我就攜此兩百金回里完婚。 因為火車票貴，決定先到津乘海輪南行。 坐的是招商局某海輪。當時房艙票價每人八元，並供伙食，但茶房賞金至少需納每人二元。茶房不僅無固定工資，且須先向買辦交納一筆錢，才能謀得此職。此當時之慣例也。 船顛簸行四日，第五日晨泊上海十六鋪碼頭。時清黨之餘風猶在，稽查行李甚嚴，我曾帶一本老舍新著《二馬的故事》，封面為絳色厚紙。絳色近紅，而又以「馬」字為書名。乃勞稽查軍警反覆審閱，約半小時始獲放行。 租住在三馬路某橫街之長發棧內，取其價廉而可靠，「老上海」所介紹者。 翌日即乘車赴無錫，轉乘內河小輪迴宜。 此交通工具為我中學時代常坐者。船上有蛋炒飯，飯為無錫大米，飯粒硬而油重，加上一盂蔥花醬油湯，充腸適口，一別三年，重嘗此江南美味，甚快朵頤矣！ 家中房舍依然，而我家的住房已由二叔出租。祖母年近八十，依二叔嬸供養，頗為康健。 我偕百瑞回至岳家，拜見岳母及諸尊長。嘉稑與我魚雁頻通，而見面只低頭臉紅一笑。 晚飯後，即投宿於新街之新旅社。該按舊俗，「毛腳女婿不能上門」也。 當時宜興習俗，結婚禮尚用舊式，我主張在城內公開場所之「厚余堂」舉行。岳母則謂女子出閣必坐花轎，必拜天地，自不能重違其意。衣飾箱籠等岳家已簡單備齊，尚缺手提皮箱一對。翌晨，即偕百瑞至常州置備，信宿即返。返時岳母已在原租與王姓房屋布置房舍，獨院三楹，窗前略有花木，有一小門可通大宅灶間，如此，接待新婿，不犯「毛腳」女婿之嫌。 從常州歸來，我即喬居於此。 結婚之日，先用花轎載新郎、新娘至厚余堂，伴郎有小學同學潘志涵、任肇基二人，兩史姓表妹執花束為牽披紗。 到厚余堂後，由徐姓族紳為主婚，婚畢，回茶局巷岳家。大廳已花燭高燒，桌椅皆紅緞帔，依然相對拜天地，拜見岳母，然後喜筵數桌，款宴親友，如此新舊混合之儀式，一時轟動全城，圍觀者如堵。 迄今回憶，結婚已忽忽近一花甲，現在已子孫繞膝（有三子、四孫、二孫女，長孫女去年已結婚），數十年相敬相愛，從未口角或臉紅。今年（1987年）同行、好友為慶祝八十整壽，嘉稑白髮婆娑，精神尤矍鑠，年已逾八旬有二，可謂福壽雙全（半生坎坷），白頭偕老矣。 結婚之第二日，二叔嬸在東珠巷老家置備喜酒。我與嘉稑雙雙回家，叩見祖母及諸尊長，參加者有姑母、姨母等，蓋我為祖母膝下最大之長孫也。 結婚後，除親戚宴請外，曾至城內外各處遊覽，作為「蜜月」旅遊。時西氿邊正砌築京（南京）杭公路，曾聞鄉人竊竊私議：「築路沒有邊，將來汽車行走，開出馬路怎麼辦？」有聰明人回答：「大概將來兩邊總要修築欄杆罷！」如今則宜興已成旅遊勝地，公路四通八達，中外遊客日夜汽車如流水，遠非昔比。我們老夫妻從1980年重見天日後，幾乎每年必回宜一次，雖彼此在宜都已無親人，而故鄉做客，戀念舊土之情，老而彌篤也。 轉眼蜜月已過，胡先生連函促歸津，而兩手空空，盤纏無著，乃專函胡先生告急；不日即匯來百元，即拜別岳母，與百瑞弟一同就道，此行仍由滬乘海輪赴津。經上海時，仍下榻長發客棧，曾赴虹口、靜安寺等區遊逛兩日，即乘輪出發。到津後，瑞弟即回平。我們新夫婦先回保定叩見父母親，並宴請親友，略留三日，即留嘉稑在保侍奉翁姑，我隻身回天津，蓋胡、張兩先生已決定調津館內任體育、教育版編輯，兼主編經濟新聞版，月薪亦已漲至七十元矣。 轉眼隆冬已屆，季鸞先生有日找予謂：「太原方面似有變卦，聞閻已將馮囚禁於其家鄉五台縣之建安村。你可即日赴並一行。編輯工作可交趙恩源（甫由燕大畢業入館，做我之助手）代理。」第二天我即就道，時北國銀裝素裹，到處白雪皚皚。而軍閥混戰頻頻：第一次蔣、馮戰後，有蔣、唐（生智）之戰，以及石友三之反叛（此戰延及河北省之順德府）；閻錫山以「主持公道」為旗幟，出兵在冀南阻擊石之後路等等，兵荒馬亂，平漢路尤為要衝，各路軍閥爭相扣留車輛，致平漢路行車秩序更亂。我乘的客車，大抵為鐵棚行李車所改裝，而行車無定時，從北平到石家莊，幾耽擱一晝夜。有些運貨小販，販賣雞鴨，只能攀登車頂，一夜風雪暴寒，雞凍死聞達數十隻。可見當時民間之疾苦。 第二天傍晚，到了太原，立即進行採訪活動，先見到李書城、王鴻一、劉治洲、周玳、徐永昌及馮之秘書雷嗣尚諸人。 此次到並，並勾留二十餘日，在並度過舊曆新年。有了經驗，熟人也更多。我曾乘馮私人醫生陳先生（聞即老友陳仁炳兄之胞叔）之便車親至五台訪問馮先生，來往大雪飄飄，真是「一去二三里，下車四五回（為鏟雪），拋錨六七次（為加油或加綁繩索），八九十徘徊」。到了五台，得見馮先生，寫出很轟動一時之通訊。 我並曾動用腦筋，設法見到閻錫山（這位土皇帝盤踞山西數十年，從未接見過一次中外記者），收穫極為豐富。新年時與雷夢覺經理小館對酌，曾看民間結婚之儀式，雷先生並告我晉北大同一帶之風俗。 閻錫山雖已就任蔣委之「陸海空軍副司令」，並就任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主任委員之稱（實權仍操之CC健將苗培成、李嗣璁等之手），但與馮及各方代表仍暗中「藕斷絲連」，時局一時難有新發展，亦不致有突然變化，經函得張、胡兩先生同意，結束此行。歸途過保定時，留居三五日，並偕同嘉稑抵津，借住同學好友潘家，地址在河北大經路三元里。 上班二三天後，胡先生看到我看畢小樣，即匆忙離館，翌日即為我安排，在日、法租界秋山街之集體職工宿舍樓上，騰出小屋三間，供我小家庭新居之所（與庶務主任周作恭一家為鄰）。 1930年　二十三歲 小家庭生活，事事草草。最初常至蘇州館（在紫竹林）便餐，後以所費不貲，乃自備餐具，備一打氣爐，自己做飯。我亦能燒小菜，而切菜刀等未購齊，常以剪刀剪菜，甚至剪肉。夫妻雙雙動手，自己烹調，有時燉蛋花湯，風味甚美。蓋那時《大公報》職工伙食均由報館供給，我不便開口搭夥也。 在這年初春，我有幸看到一次宣統「皇帝陛下」及其后妃，經過是很偶然的。原來，前兩年曾在遠東運動會上爭得網球單雙打冠軍之林寶華氏，被邀請來津，教小皇帝打網球（也算「內書房行走」吧），出入於溥儀在日租界的行宮（那時，溥儀已由張彪的「張園」搬至陸宗輿的一幢私家花園——靜園裡）。有一天邱飛海由上海抵津，這兩位在遠運會為國揚威的國手，在英租界網球場友誼表演。我作為體育版的主編，自然應去觀戰，寫一篇特寫。正在凝神觀賞林、邱二氏的精彩球藝時，忽鄰座人聲嘈雜（我坐的看台，正面對大門），「宣統皇帝來了！」「看小皇帝和他的后妃啊！」我抬頭一看，只見溥儀已慢慢步入特等優待座。跟著他進來的，除一群太監保鏢外，有他的皇后婉容及貴妃文繡。溥儀比我大一歲，看來比我老而且瘦，尖削麵龐，戴一墨綠色眼鏡，攜有「御杖」；婉容則丰容盛鬋，明眸皓齒，風度十分宜人，大概那時她還未染上菸癮吧！跟在她後面走的文繡，卻是一位纖弱的女子，面容也不如婉容的美艷。他們入座後，人聲方停息下來。等到林、邱二氏打完了三局，快近完場時，皇帝即在簇擁下施施然離去。 我也有幸和後來當上「滿洲國」宰相（總理大臣）的鄭孝胥有一面之緣。他是辛亥前後有名的書法家，我1926年初次抵京時，看到琉璃廠各書畫古董店的招牌，大都是他和朱益藩先生的手筆，恰如上海流行之清道人以及後來的唐駝、譚澤愷一樣。那次是《大公報》發起募集陝西旱災賑款，到四面鐘《大公報》館親送捐款者極為踴躍。到第三天下午，胡先生請我去營業部幫同收款。一小時後，有一位留小鬍子的五十開外的老人來館，我在慌忙中看出他是鄭孝胥。我請教他尊姓大名，他以濃重的福建口音答覆了；我裝著聽不清，連忙抽出一張紙，請他留下姓名。哪裡知道他惜墨如金，掏出一張名片，並付了十元的捐款，等取得收條後，即離館而去。 夏間，嘉稑已懷孕，加以我長期上夜班，她一人在家孤寂，隔壁為一荒園，時有怪鳥聲磔磔傳來，引起她的恐懼。我乃寄函雙親，請母親偕妹來津照料。旋得俯允，母親即偕幼妹德華來津。以後不僅生活有照料，且可製備嬰兒所需衣帽等等，並陪同嘉稑至東亞醫院定期檢查，我也得以安心於工作。 暮春，我又一次奉派赴太原。時太原局勢又起新變化，張季鸞交遊甚廣，常從第二集團軍駐津辦事處主任林叔言處得知太原動向。 我抵並後，得知閻已將馮從建安村接至太原，下榻晉省為紀念大儒傅青主先生而建立之傅公祠。並從李書城先生處知閻每偕親信登門訪談。後在無意中得悉馮已秘密離開太原，局勢已開始由蔣、閻勾結轉為閻、馮醞釀聯合反蔣之大團結局面。內幕經過詳情，及我運用新聞嗅覺及技巧之經過，已詳載拙著《報海舊聞》中，茲不贅。 我回津不久，變局公開，旋擴大會議（全名為「中國國民黨執監委員特別擴大會議」）並由此產生「國民政府」與寧府相峙。馮並親赴隴海前線指揮所部及雜牌軍劉茂恩等部沿隴海路長趨直進，一度進至蘭封附近，其先鋒鄭大章部騎兵且包圍逼近蔣親自指揮之鐵甲軍，蔣僅以身免。津浦線則由閻之第三集團軍負責，一度逼近濟南。雙方動員軍隊逾六十萬，是為民國以來規模最大之內戰。戰火遍及魯、豫、蘇、皖四省，史稱中原軍閥大混戰。 擴大會議政府的一幕，不滿一月即收場。關鍵人物為在瀋陽之張漢卿，「左袒則左勝，右袒則右勝」。馮、閻及蔣都派有重要代表前往爭取。馮的說客為薛篤弼，閻方為賈景德。擔任寧府遊說人員有吳鐵城、李石曾、古應芬、張群等人，陣容浩大，且使錢漫撒，殊非薛、賈等之窮酸可比。而張學良則秘不表態，使說客們及一般人民，咸莫測高深。偶發通電，態度亦模稜兩可。 胡先生曾早年服官東北，與張氏父子及所屬王永江、莫德惠、韓麟春等相熟。這次他親自出馬，赴沈探訪，事先與季鸞先生約定，如張決定入關助蔣，則來電謂「請速匯款五百元」；如入關袒護閻、馮，則電文為「請來款接濟」。 胡先生抵沈後，張接見談話，亦未有何暗示，只約請其三日後同赴葫蘆島參加商埠奠基禮。 胡同乘專車抵葫蘆島後，翌晚張即約見，對胡謂：「我苦思冥想半月，覺置身事外非計，為國家人民計，決出兵入關；但只希望閻百川等速退出平津，我決不以一矢相加。」張又簡單談其入關部署，已令于學忠為第一路軍總司令，占領平津以西；王樹常為第二路軍總司令，占領天津及津浦路沿線；今日即電閻、馮，請其懸崖勒馬，和平讓出防地。 是日深晚，張季鸞先生即得葫蘆島打來的「速匯款五百元」一電。張即寫新聞，並趕寫一簡短社評，隱約透露時局真相。並以長途電話告知曹谷冰，囑翌晨儘早往訪汪精衛（時為擴大會議三首領之一，其他二人，一為閻錫山，一為西山會議派之謝持），知汪尚不明真相，即勸其早日離平。 迨第二天谷冰兄往訪，汪果尚不知內情，還相信薛子良（篤弼）近電，謂張有意來京就職云云。汪得曹勸告後，即電致閻錫山公館，則秘書謂閻及親信清早已乘專車赴並矣。 汪放下電話，連稱：「百川太不夠朋友！」 三天後，我又奉派再作太原之行。至則太原市民一片恐慌之色。因前一日南京飛機曾來上空盤旋兩小時，投擲傳單並落下一彈，幸彈小威力不大，適落在省銀行徐行長公館內，炸毀柴房一角。於是省鈔行市大跌，原一元可兌法幣八角，斯時則對摺換算矣。 我去訪問了汪兆銘，他對張先生之關照極表感激，並謂擴大會議所訂擬之憲法草案已二讀通過。談時即從抽屜拿出一份送余，雲「請指正」。 自從漢口「清共」以後，我對汪並無好印象，但平心而論，那時為人尚老實，不當面撒謊。我向其發問：「今後國民政府是否遷並辦公？」他不正面答覆，只謂：「我們黨的歷史，公開的時間短，秘密的時間長。」我知其無意在太原長留矣。 兩日以後，我即乘車抵石家莊，留宿正太大飯店，隔壁適遇曾仲鳴，心知已為布置汪出洋之準備矣。 我回到天津，津局全變，原警備司令及市長崔廷獻等全體要員逃回太原，新任公安局長張學銘等已到任就職。天津老百姓口頭很「損」，說自從老西兒來津統治三年，天津衛已下沉三尺，意指地皮已被崔廷獻等颳去厚厚一層。 自從我妻懷孕後，家用增加，收支常感不敷。適湯修慧先生來信，擬請我兼任《京報》駐津記者，月致車馬費五十元，我在津既不負採訪任務，家中又未裝電話，向《京報》通話無門；但重以湯先生之青睞，不得不勉力從事。且每月多收五十元，不啻解決我之貧困。好在教育及經濟新聞版看小樣尚早（每晚約12時可看畢），而那時天津夜市甚晚，我乃每天赴法租界天祥商場四樓打彈子半小時，先掛好長途電話，來時即向《京報》簡報新聞（大率為當天晚報所載者）。 胡先生大概消息甚靈，約一個多月後，他忽約我閒談，說：「聽說你夫人即將分娩，開支一定不敷，下月起決加月薪三十元，我已通知會計科了！」心照不宣，我即函湯先生，婉陳苦衷，辭去兼職。以後，我赴平採訪北平圖書館新址落成新聞，曾迂道至宣外魏染胡同《京報》社，向湯先生面陳苦衷，並再三道謝其一再照拂。 到了11月，我的長兒白侖呱呱出世（農曆十月二十一日）了。還有一段插曲，那時英國瑪麗皇后適懷第二胎，日本裕仁皇后也懷了第二胎，兩國人民都祈盼得降生一太子。日本宮內大臣俯順民意，決於降生之際，親王則宮內鳴鐘一下，誕生內親王則再敲一下。屆時，英後生下一皇女；日本皇后臨產之際，據當時同盟社消息，皇宮外人民成千上萬，屏息靜聽鐘聲，鐘聲一下，群眾咸欣喜若狂，不料鐘聲甫停，又鳴聲作響，知誕生者為內親王矣。 我則一介平民，喜得一「親王」。 鄰居周作恭夫人只生有三位千金。周夫人每對我母親嘆息說：「徐先生年不滿三十，已經獲有麟兒，可憐作恭勞碌半世，膝下猶虛！」 侖兒襁褓時面紅潤而秀氣，周家的三位姐姐，暇輒來抱嬉，視同親生兄弟，每稱其為「小白」雲。我們自己逗樂，則稱之為「侖侖」。 滿月以後，我家與周家俱遷離集體宿舍。作恭擇定日租界小松街一幢小洋房（報館臨近松島街），上下各四間並有廚房、天井，我家住樓上，作恭家住樓下。從此居室更寬敞，我有專門讀書室，且地點極僻靜，樓上四面有窗。 1931年　二十四歲 蔣以中原大戰獲勝，馮、閻力量大受損失。以為天下群雄，「莫予毒也矣！」倡議結束軍政時期，實行「約法」，胡漢民則認為時機未到，與蔣氏爭辯，面紅耳赤，最後雙方幾至拍桌大吵。事後，胡氏即被蔣軟禁於京郊之湯山。 新聞公開後，袒胡之粵籍四元老古應芬、鄧澤如等即通電質詢，廣東之「南天王」陳濟棠及廣西之李（宗仁）、白（崇禧）等將軍亦通電反對。在京之孫科則赴滬表示抗議。蔣挽元老吳稚暉、張繼等從中調停，挽孫回京，而孫科則口頭敷衍，秘密籌劃赴穗。某日，吳稚暉等尚與孫在其客廳懇談，孫則出而「上廁所」，秘密從後門出去，直駛碼頭，登上外商輪矣！ 一時百粵將軍政客雲集，如西山會議派之鄒魯、謝持，如改組派之陳公博、甘乃光等，咸麇集廣州，一如半年前之北平擴大會議；而汪精衛失敗秘密赴法後，亦聲言決返國參加。不久即集會穗城，舉行所謂非常會議（全稱「中國國民黨執監委員非常會議」），並決定成立「國民政府」，桂系之李宗仁亦參加並經常留穗。 我又於春間奉張、胡兩先生派，即日赴粵採訪。適吳達詮（鼎昌）亦因處理四行（鹽業、金城、中南、大陸所謂「北四行」）行務，與我同車赴滬。 廣州、香港以前我從未到過。到滬以後，即晤李子寬兄，同往《申報》，訪問粵籍編輯鄺笑庵先生，承其函介港穗新聞界友人。 由滬乘荷印（荷屬東印度，今獨立為印度尼西亞）郵船芝沙達尼號二等艙南行。 船上旅伴大都說粵語、閩南語，當時，國語並不通行。幸好巧遇在南洋山打根教書的程同藻女士及其先生，都是宜興同鄉，又沾點親戚（程女士是宜興旅滬體育家朱了洲先生甥女，我亦稱了洲先生為舅）關係。真是「他鄉遇故知」，暢談契闊。承他們「速成」教我粵語數目字及常用語之讀音，如「邊處」「邊個」和「冇」「嘢」之類，學而致用，方便多了。 到香港後，又同去高升戲院看了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胡蝶影后所主演《歌女紅牡丹》，還是用留聲機配音的，往往有「言行不符」之處，劇情卻十分動人。同藻女士忽忍不住悲啼，涕泗齊下。 乘晚班船赴穗，第二天清晨到達廣州。汪精衛也已由歐返粵。 在1927年廣州暴動以後，兩廣軍人誣汪精衛、張發奎等與共黨「勾結」，致釀成此禍。因此，在廣州建了一塊「汪精衛—張發奎禍粵紀念碑」。現在汪來參加粵府，又是「同志」了，於是在汪到穗之前，加工把這塊碑砸除。我到穗的翌日，特驅車往瀏覽殘跡。 我下榻在鹽業銀行招待所內，粵行經理為陳先生，北方人，特為我安排北方菜，因達詮先生專函關照，故招待殷至。陳經理不時還陪我吃小館，並同至銀行公會樓頂品茶，邊觀賞珠江景色。我此次留穗約一月有半，當時港粵交通極方便，「龍山」號等小輪布置極舒適，晚開早到。我每隔一星期輒去香港度周末，來去自由，不似今日之需簽證也。 到穗之次日，適「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聯合舉行紀念周，各要人畢集。其中汪、鄒魯等為擴大會議熟人，我即上前握手寒暄，並請約定會見日期。汪約翌日即在東山三號其寓所接談，鄒海濱則約好次日下午在鹽道街二號公館（鄒魯早年長期任廣東鹽務局局長，以後又任中山大學校長）接待。我並挽汪、鄒代為介紹孫科，亦蒙約定日期長談。 第二日晨，雇用汽車，直馳汪寓，至則汪已在階前佇候，握手迎接。 熟悉當時官場情況的人，曾做過一概括性評語：國民黨三大領袖中，胡漢民談鋒最健，和他談話，只有你聽他講，滔滔不絕。蔣介石則不大輕於開口，只聽你的意見，偶或唯唯答一二句而已。汪的作風，介於兩人之間，談話時，儘量讓你表示意見或提疑問；等你發言告一段落，他才微笑徐徐作答，決不使冷場。 果然，我和他談得彼此歡洽。也許因為我們太原一會，他對我印象不壞，所以，如對「老友」，侃侃而談。 我在離津前，季鸞先生曾叮囑，此行主要任務，為探聽粵府當局意見，是否將出兵，再打內戰？ 我即婉轉問汪：「國民政府成立後，是否準備第二次北伐？」汪聽後，也用「外交辭令」答道：「我們的根本方針，是兩句話：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治。」其不主張出兵明矣。我當天即將訪汪談話，電告《大公報》。 我和汪談了逾半小時。辭出時，汪不僅送出客廳，並送至大門口，親為開汽車門。 對一年輕記者，如此客氣，無乃太過而近於虛偽乎？ 看訪鄒海濱，亦甚客套，但近於圓滑，無一句著實話，敷衍約二十分鐘，我即告退。 「國府」委員中，唯孫科最有實權，兼財政部長。他約我在葵園談話。他一開口就火氣很旺，大罵蔣大權獨攬，甚至說：「丟那媽！」說蔣一點不懂民主，完全軍閥作風，簡直是個軍閥。他這樣痛快地罵，完全不體會我們的報在蔣的管轄之下，無法照登。 但是曾幾何時（數月以後），寧粵即以妥協相對。「九一八」後，孫哲生先生又與蔣和好，和「丟那媽」一起，到杭州舉行煙霞洞會談，然後赴寧，一度出而組閣了。 我自回津後，即改編各地新聞版。又以何心冷兄健康不好，每晚必飲大量白蘭地始能入睡，政之先生勸其偕鐫冰夫人回滬做較長時間之休養。 胡先生決請徐凌霄先生接替其工作（凌霄與張、胡兩位均為老友），當時為《大公報》編輯戲劇周刊，並為《國聞周報》寫「凌霄漢閣主談薈」。他對政之先生挽其編《小公園》，認為可以一試，但他兼任清史館編輯，向例不能離平至津工作，必須覓一助手，兼司其事。胡先生返津，即囑我兼編副刊。 副刊在上午發稿。各地新聞亦在晚飯前截稿、看大樣。晚上盡多空餘的時間。那時侖兒已茁壯，終日嬉笑。我暇時以逗兒為樂，閒時至勸業場一帶鬧市聽落子。大鼓大王劉寶全那時在泰康商場登台，凡有精彩段子，我總儘可能往飽耳福。我最欣賞他的《鬧江州》和《游武廟》。後者描寫朱元璋與劉伯溫同游武王廟之對話；劉伯溫聽到姜子牙、伍子胥等紛紛被太祖傳令逐出武廟，看到這位聖主猜忌太甚，不能容納功臣的深心，於是立即上書求退居青田山中。朱元璋這個人，的確是輕視文士、殘殺功臣的典型皇帝。秦始皇焚書坑儒，只坑了四百多個儒生；而明太祖呢，單單胡維庸、藍玉兩案，即「瓜藤蔓」誅殺了五萬餘人，開國元勛徐達、常遇春亦難逃其暗算。雖後代修史者以功大於過的觀點仍尊稱為太祖，而實為後世有帝王思想者樹一學習惡例。 後來，由於季鸞先生的鼓勵，我也喜往觀看北昆。 這裡面有一段故事。原來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被推翻時，安福系健將曾毓雋被馮系之鹿鍾麟囚禁。曾的外室陳文娣設法私往探監，並千方百計以重金買通看守人，將曾化裝一起逃往東交民巷。曾之親友對陳文娣之機智勇敢，讚不絕口；曾之寵縱有加，自不待言。30年代初，陳有名交際場合，徐娘半老，而猶風韻奪人。陳那時喜崑曲，對北昆名角韓世昌、白雲生、龐世奇尤吹捧揄揚不遺餘力。時《大公報》業務發展，不僅能獨立，且多有盈餘。張先生漸有興趣於娛樂；由陳文娣之介紹，亦漸著迷。凡龐世奇登場日，張先生必購票請編輯同事若干人往觀賞；我亦常往「叨陪末座」。後來我在滬時聘笛師拍曲，蓋亦受此影響。 明王世貞之《藝苑卮言》中論南北昆之不同處有謂「凡曲北字多而短促，促處見筋；南字多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笛。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對南北昆之優劣辨別極為明晰。我後來看到，凡南曲之一折，皆由一角獨唱到底。如王西廂之《驚艷》《佛殿》皆由張生一人獨唱；《拷紅》等折由紅娘獨唱。北曲之董西廂則每折由數人和唱，此分辨之大較也。 炎夏剛過，日本軍閥忽製造「九一八」事變，開始對我大規模軍事侵略。 事變發生之次晨，只見《大公報》要聞版上角，登一加框之「最後消息」，略謂日軍在北大營、柳條溝一帶開始向我軍尋釁，迄至午夜1時，槍炮聲尚在蔓延。當天我到報館時，編要聞之許萱伯詳談經過，說昨晚要聞版已截稿，守候北寧路（即今京瀋路）局之汪松年忽來電話，謂路局局長高紀毅甫與瀋陽局通話，告以上述緊急情況。話未完即被人掐斷。許兄說他就將此消息，編為最後新聞，嵌入版內。我後遍翻平、津、滬及各地報紙。此重要新聞只《大公報》趕上。有人謂「九一八」消息系戈公振先生首先傳出，殊非事實。蓋公振先生並不編《申報》要聞，且此為公開之新聞，何待賢者而首先發表？ 公振曾以記者身份，次年隨李頓調查團親赴東北考察。報道翔實，殊為難得。但此乃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 侖兒周歲以後，母親返回保定，留下小妹德華陪伴其嫂。從此，她一直留在我處，由小學而中學，而做工作、結婚，始終生活在一起。 「九一八」後，日租界空氣更加緊張。我每晚回小松街，時常碰到「抄靶子」的事。在馬路昏暗的一角，驟然跳出三五名黑衣漢子，喝聲「舉起手來」，一柄硬邦邦的東西頂在你的腰部，上下搜索一番以後，才讓你離開。 到了11月底，北方已氣候寒冷。有一晚，我已看畢大樣，正在檢閱各縣通信員的來稿時，突然，從東北方向傳來一陣槍炮聲，以後且連續轟擊不斷。有人到大門口去瞭望，則旭街、松島口馬路上已架起機關槍，各家門口也有日警端槍守住，不准出入。據說所有大道口均架機槍；與法界及華界交界處則堆放沙包、鐵絲網。是舉距開炮時不足五分鐘，可見海光寺日軍，與流氓漢奸張璧等由東馬路沖向華界的行動，是完全配合好的。 由於我防軍應付得當，既不許地痞漢奸沖入華界，日方亦無擴大事態之藉口，事變得以平息。但從那時以後，日租界對外交通，完全封鎖。我到第二天上午9時，始獲穿越馬路，回到小松街。 那一天的《大公報》一張未發。經報館當局與日總領事館交涉，報館機器、設備始陸續運出，遷至新址——法租界三十一號路南端近教堂處。 兩日以後，聞旭街背後馬路開放一口子，可以放人。我回家即匆忙收拾，將急用的衣被打了兩個包袱，抱了兒子，偕妻及妹子趕往排隊、檢查放行，投宿於秋山街鼎新里（居法租界內）朋友家中。從此，即未回過小松街，直至下月月底，我被派去武漢工作。小松街家具、衣被、書籍，盡成為「皇軍」之擄獲品矣。 1932年　二十五歲 年初，即匆匆單身就道，趕漢就特派記者兼《大公報》駐漢辦事處主任之職。 《大公報》在漢本有記者喻耕屑，兼分館主任。喻本為國聞社駐漢分社主任，與政之先生相識多年。大概因薪水多年未提升（《大公報》在武漢已銷七八百份，報館收批價六五折，喻收入已不菲），喻寫信給胡先生，以年老請辭記者兼職，蓋意在「摜紗帽」也。胡素有「不吃這一套」的脾氣，乃派我赴漢創辦事處，亦鍛煉人才之一法也。 武漢人地生疏，我乃將家眷送至保定，隻身於舊曆春節前趕到漢口「履新」。 先覓屋於大智門附近宏春里（樓下辦公，樓上則為住宅），布置甫定，即將眷屬接至漢口。 在前一年，長江中下游之湘鄂贛皖等省，曾發生大水災，聞淹死人民十幾萬人，財產損失無算。漢口市區亦被洪水淹沒達半年，水高過平房；一般居民房屋為二層，皆從二樓窗口進出。市內交通僅賴小划子來往。我到漢時，大水初退，而馬路及室內底層水漬猶分明。馬路上到處有信號「船靠左行」，我初以為鄂語指車為船也，後始恍然。 我很欣賞蘇州評彈的表現手法，抓重點，不平均使用力量。譬如，《珍珠塔》一書，描寫方卿二次見姑娘，從清晨由襄陽化裝過江，掩入陳府的後花園，初會采；然後小姐下樓相會，二次見姑娘，唱道情；直至採下樓，同至庵堂見母，責打三大孝，姑嫂相會，大團圓。這段故事，至少在書場裡要彈唱半年以上，而故事只發生在一日之間。評彈界行話，說這是關子書。相反地，方卿早年身世，以及奉母命一路由河南到襄陽，時逾十數年，卻一表而過。這叫作弄堂書。 我從1932年1月到漢，1936年1月離漢，恰是四整年。中間也有不少「關子」可表，但重要過程已詳細寫入《報海舊聞》里，這書發行相當普遍，我想不必重複，留些篇幅詳細回憶《文匯報》上海、香港版先後創刊和初期的經過，以及孤島初期戰鬥後、重回《大公報》主持香港版、桂林版，以及勝利後的上海版經歷（從1939年秋至1946年4月，時長七年有半）。這些，是我一生中的「關子」，我應儘可能加以詳細追憶。 漢口這四年，只從幾個人略略一表吧。 我初到漢時，漢口特別市長是吳國楨，不過二十六七歲，勇於任事，頗富朝氣。後來漢口改為省轄的普通市，由方本仁的兒子接任市長，有些衙內作風，市政風氣就大不同了。吳國楨調任民政廳長（省主席由何成浚兼）。吳鄂西人，早年入清華，後赴美國留學，歸國後，甚受蔣夫人賞識。 吳任鄂省民政廳長不過數月，武漢卻流傳他一段「佳話」。原來他的父親吳老先生，久在鄂省當知縣。吳國楨上任時，其父照例隨班晉見。這位廳長大人，也待如一般下屬，照例傳見、訓話，勉以勤政愛民云云。以後，他調寧當外交部長。抗戰時，繼邵力子後任中宣部長。勝利後，繼錢大鈞任上海特別市市長。那時我主持《文匯報》筆政，和他打過不少次交道。他也不時打電話給我，找《文匯報》的麻煩。但這個人頗有「費厄潑賴」風度。當時真正扼殺《文匯報》的是CC特務方治。這些，以後再詳談。 其次，談一下張群（岳軍）。這位蔣氏的密友，1933年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一時人望很高，小民曾譽之謂「張文襄（之洞）第二」。倒不是他有什麼顯著的政績——如首倡省府「合署辦公」之類，而是鄂省承何成浚、夏斗寅兩屆黑暗政府之後，「飢者易為食」，張氏出之於清簡開明，遂得到民眾的讚譽。後張氏內調南京任外長，繼之者為楊永泰，飛揚跋扈，遂不得善終，刺客傳為胡漢民派之劉廬隱所指使，實為中統特務。那時我已調滬供職，自不悉其內幕。 講到楊永泰，生前也和我有一面之緣，是季鸞先生為我寫了一封介紹信，前往訪問的。一派官場習氣，談話不得要領。他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條陳，受知於蔣。他是攬權的能手。蔣老先生規定重要事項都要自己親批，楊乃每天一大沓公文，不論重要與否，一律送呈「總司令」批核。蔣不勝其煩，乃囑「次要」文件歸秘書長核准施行。於是，大權漸落入楊的手中。他擬定一個「七分政治」的方案，凡「剿匪」區省份一律實行行政督察專員制度，歸總司令直接管理。這方案經蔣批行後，長江中下游及豫、陝等十個省政，遂事事由楊管理。當時的行政院形同虛設，院長汪精衛被「架空」了。這大概是CC及汪派最恨楊的一事。 楊下面有兩個機要秘書，一為裴復恆，聽說是蔣的表弟，後來棄仕從學，曾擔任上海河海工程大學校長；另一為羅君強，抗戰時隨周佛海投敵；周擔任汪偽的「行政院長」，羅任秘書長。汪死後，上海為大漢奸爭逐的肥肉。周以「副主席」之尊，兼任上海市市長，由羅君強代理一切，後來周病死獄中，羅大概被正法了。 張漢卿（學良）將軍大概1934年來漢就副司令職（代行總司令職權）。他出國前我曾在機場見過一面，還是在瀋陽時那麼瘦削。那次由歐返國，即來漢就任，面色紅潤而壯健，與前判若兩人了。那時他偶或公開露面，不帶趙四小姐。夫人于鳳至女士，年逾花信，尚亭亭玉立。翌年，張即調陝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他還不時托人帶去洪山的紫菜苔，蓋念念不忘兩湖風味——漢口的紫菜苔炒湖南的臘肉也。 旋即發生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大大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步伐，張為人民立了大功。想不到因此被軟禁達數十年，趙四小姐始終苦難相從，成為一對受人民懷念的「牢獄鴛鴦」。 我以前在廣州，曾乘輪赴對江（那時海珠橋尚未架成），看到那個特區（李福林防區）鴉片公開銷售，吸菸館門前以玻璃燈為市招，嘆為觀止。豈知到漢口以後，霓虹燈市招更為輝煌，聞商人每在此「戒菸所」談生意，甚至可在一榻橫陳之餘，開條子，擺酒席宴客。 當時漢口公開設有兩湖特稅處，一年收入上億。「剿匪」經費均賴此挹注。而特稅處長為漢口最大的肥缺，即特商組織之「特業公會」亦烜赫冠於各業雲。 當時湖北之實力巨頭有二，一為徐源泉，負責鄂中「剿匪」；一為反共先知先覺之夏斗寅（「馬日事變」之幕後指揮者）。那時夏已胖如肉團，轉動失靈，其部下旅長葉篷甚囂張。後投敵任「前漢」之軍政部長，「後漢」（汪偽組織）之湖北「綏靖公署」署長。抗戰勝利後被正法。 我那時每月收入逾三百元。除薪給二百元外，又兼為滬、寧兩家報紙發新聞電，共為百元。加上湖北分館之津貼（年有一千餘元），生活頗為富裕。是時物價不高，農產品尤便宜（所謂穀賤傷農），白米三元餘一石，雞蛋一元可買一百二十個。 斯年，我妻又生一子，早殤。旋搬家到特三區欽一里，有房大小四間，乃轉租某私人醫院者（二樓全層）。 1933年　二十六歲 10月，照有結婚四周年紀念照，系漢口江漢路啟新照相館所攝。該照相館女主人為宜興同鄉電影演員范雪朋女士，本姓姚，其弟姚掌球與我堂弟認識。 1934年　二十七歲 因《大公報》兩湖分館開張，商得金城銀行經理王毅靈先生同意，在金城里租有底層及二樓兩套房間，門面做代辦部，二樓即由我家遷居。 新春，小女得患肺炎，急延名醫聞亦齊（聞即聞一多先生之胞弟）等名醫救治，是時肺炎無特效醫藥，不治早夭，年甫二足歲。 1935年　二十八歲 是年夏，偕妻同游京（寧）、滬、蘇、杭，並回宜興省視祖母。 11月，接岳母（已隨百瑞弟至宜昌）來漢，照料其女坐月子。 年底，次兒福侖出生。 1936年　二十九歲 福侖滿月，我即送岳母返宜昌，然後收拾行李，準備離漢。新置之一堂柚木家具，並去年新購之「菲歌」四燈收音機（當時我國新有無線電收音機，在漢只能收聽南京台），全部作價由報館收買，留給後繼者使用。 1月底抵保定，過了舊曆正月半，即拜別雙親及妻兒，隻身赴上海。 那時張、胡兩先生已到上海。以國聞社上海社同人為基礎，籌備《大公報》上海版。是時天津《庸報》已由社長董顯光、經理蔣光堂出售予日人。其編輯主任張琴南、編輯許君遠（均為原北平《晨報》陳博生之舊部，時《晨報》早停刊，博生受任中央社駐日記者）不願附日，經張、胡兩先生禮聘，為上海版骨幹。 滬館已擇定愛多亞路大同坊（今延安東路，黃浦區政協舊址），營業部則設在福州路（今古舊書店舊址）。 已在霞飛路陝西南路口租下一幢二層洋房（在陝西路口某里弄內）為重要幹部宿舍。張、胡兩先生住二樓，我及琴南、君遠居樓下，白天即赴大同坊上班。 我自1926年來滬投考清華，十年來過滬近十次，但還是「鄉下佬」「洋盤」。有一事可為佐證。我不懂乘一、二路電車或二十一路公共汽車。到滬之翌日，即雇黃包車，講明小洋兩角，坐到愛多亞路石路附近。豈知車夫欺生，到蒲石路口即停車。從此請教老上海，再不願當「洋盤」矣。 到出版臨近，遷居大同坊內作為工人宿舍之隔壁居住，以便試刊。 滬版於4月1日創刊，張、胡兩先生全力臨陣，內容充實，版面新穎。《大公報》原在南方及海外有很多讀者。但《申報》《新聞報》等老牌報紙帶頭抵制，出版三天，報攤不見一份。盡數由人「吃進」。真是「惡龍難斗地頭蛇」。於是，胡先生請友人哈瓦斯社之張翼樞先生，挽請杜月笙出面請客，杜聞人「閒話一句」，《大公報》得以化險為夷，暢銷無阻。 當時滬館編輯部陣容，除張、胡兩先生親自掛帥外，編輯主任為張琴南，我和許君遠輪流編二三版要聞——好比足球隊的兩個主力中鋒。我還每周要為《國聞周報》寫一篇《一周時事述評》及《一周大事日記》，每周的二、三兩天，編報之餘，輒為周報趕稿，不覺東方之既白。君遠先還兼主編國際版，併兼任副刊《小公園》之主編。此外，國際版有章丹楓，各地新聞有吳硯農（解放初期任天津市委書記，後任河北省委書記），本市新聞為王文彬兼採訪主任，文學副刊編輯蕭乾，體育新聞由嚴仁穎主編輯（嚴為天津耆紳嚴范孫先生之孫，人稱「海怪」），體育記者章繩治，還有翻譯主任楊歷樵兄，日文翻譯吳子修，繪圖記者趙望雲，連外勤、譯電、事務等，共不足四十人。 後來廣告增多（《大公報》一向要維持「櫥窗新聞」之整齊，二三版從不刊登廣告，不似別的報紙聽任廣告支配），乃於下半年起，增刊一大張。除廣告外，辟有兩個副刊，一為劇影副刊，由唐納主編（拍電影忙時，由葛喬代理）；一為「大公俱樂部」，由「馬二先生」馮叔鸞主編。 是年秋間，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原由《大公報》資送日本留學之於立忱女士，忽回滬公幹，不幸因苦悶自盡於旅館。箇中原因，只有張、胡兩先生明白，同人咸心照不宣。於女士系後來成為郭沫若夫人於立群女士之姐。是以郭先生所寫之《洪波曲》中，提及此事，對季鸞先生頗有微詞。 1937年　三十歲 新年中，即赴保定接眷，母親捨不得兩個愛孫，親送至北平。時頤和園已闢為公園，我侍母及妻兒往游一日。 趕到上海，早已租定今復興公園附近萬福坊一號為寓所，家具則早托經理部同事董克毅在拍賣行拍得一套，頗為精緻而實用。 當時滬館贏利反超過津館。據李子寬兄（時為滬館副經理）告我：去年決算，淨盈餘五萬餘元。是時張、胡兩先生均在滬布置公館，胡先生住辣斐坊，張公館則在今復興公園對面之一幢三層洋房，均距我家只咫尺間。 是年4月，有一天，胡先生約我及子寬兄，偕赴愛多亞路山西路迤西察看一片曠地，大約有一畝有零，謂準備購下，計劃在此建造一幢六層大樓作為新館址。可見這位以「知日家」聞名的政之先生，亦不料四個月之後，上海即作為戰場也。 「八一三」事起不測，敵軍一再增兵，瘋狂侵略；我軍英勇抵抗，血染滬郊，從此展開全面抗戰。租界以外之閘北、浦東、南市、滬西先後騰起一片血海，烈焰蔽天，死傷枕藉。迨11月中旬，我軍放棄上海，下月，南京亦告失守。這些關節，現代史記載甚詳，恕我簡略表過。 南京失陷之頃，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費信惇發出警告，今後上海租界，不許為反日力量之根據，並警告所有華商報紙，應接受日本軍方機關之事前檢查。 因此，《申報》、《大公報》、《時事新報》、《民報》（《民國日報》於「一·二八」後改稱）及《立報》等均宣告自動停刊，大報中只《新聞報》《時報》則接受日方檢查，繼續出版。 《大公報》滬館人員，只留工廠工人（胡先生暗中準備出《正報》，向法租界公董局請立案中），並留李子寬及少數看守人員外，我和君遠、歷樵、文彬、蕭乾諸兄均在遣散之列。 我驟嘗失業痛苦，一家六口（我夫妻、兩兒、幼妹及保姆），素無積蓄，賴三個月遣散費艱難度日。幸旋得老友杜協民兄來函，聘為重慶《國民公報》駐滬記者，月薪為四十元，數雖戔戔，可以賴此延長數米度日之時間矣！ 為了搜集新聞，發致《國民公報》，我每天仍至《大公報》原編輯部，與李子寬兄交換新聞（他每日對漢口《大公報》發電）。 有一天（約12月底）忽來二人，一即原《大公報》廣告員陳厚仁，一則西裝革履之中年，眉宇間不掩其精明之氣。經陳介紹後，子寬即同他們至樓上下之排字房、機器間參觀一遍。 迨送走來客後，我即詢訪者何人、何事？ 子寬笑答，來客西裝者為嚴寶禮。「他們籌備出版報紙，想請我們代印。編輯部人手已湊齊，獨缺一位總編輯，想請我物色。」接著他對我莞爾言道：「老兄有此意否？」 我想，辦報而沒有總編輯，豈非報界笑話？因亦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