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鑄成回憶錄 · 第一章 負篋求知 （1907—1926年）

1907年　出生 1907年6月24日（歲次丁未，農曆五月十四日），我出生於江蘇宜興縣城內東珠巷獅子巷口一個大雜院中。 這座宅子，是城內有名的破「牆門」，正廳三楹，還是明代遺留下的古建築。同居有十餘家，大半系同姓疏房，各分居一二間這祖遺產業。 曾祖仲安公，稍通文墨，只有自置薄田二十餘畝，主要靠經管族中公產維持一家生計。是年他七十八歲，經常盼望在翌年八十初度時能得一曾孫，這樣，在「撒手」見閻王時，就不必下跪了。我的出生，實現了他老人家夢寐以求的想望，「其喜可知也」。 祖石樵公，時年五十六歲，在釀酒行經管賬目。我的祖母宗氏，對我最為寶愛。生有三位姑母，長次兩位已適范氏、余氏，均居農村，有一叔父，早歲在醬園當夥計。 曾祖母及我的母親，均朱氏。 1908年　一歲 是年曾祖父八十初度，特請宜興第一家照相館——蓉鏡軒來家攝「合家歡」，曾祖特在額上題有「八旬大慶，四世同堂」八個字以誌慶。 1909—1919年　兩歲至十二歲 1909年，曾祖病逝，我已能麻服匍匐在靈前，掩面做悲哀狀。 1910年，我的父親少石公（諱家驥）十六歲即在邑東南之湖鄉設余氏家塾，教我姑婆家的幾位表叔及異姓子弟。是年秋，上海革命維新空氣吹來此小城，乃赴江陰入師範傳習所學習半年。 1911年，辛亥年，是年十月爆發武昌革命。是時宜興分為宜興、荊溪兩縣。我家適在宜興縣衙門的隔壁，一時謠言洶洶，說保安隊將來攻打縣衙門。祖母乃偕我避居西廟巷我新出嫁的三姑周家。不數日兩縣縣太爺均被保安隊護送出境，城鄉宣告光復，我仍隨祖母回家。 1912年，五歲。剪去辮子，城內鬨傳「白狼來了」（即白朗起義），驚恐萬分，傍晚即家家閉戶。祖母又偕我逃至西廟巷三姑母家。 1913年，六歲。入對門湯氏家塾，從湯次雅先生開蒙。學費每季五百文。 1914年，歲次甲寅。祖父石樵公忽疽發於背，呻吟病床歷六月，秋間逝世。從此再無為我買玩具、偕我往茶館吃早點的人了！ 改入後門東廟巷斜對過的公立第三小學。該校系新創辦，僅一班，學生二十餘人，教師為朱盤英先生，授新式課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此外，還每日教珠算一小時。 1915年，八歲。隨父母至離城三十餘里之湯渡從善小學讀書，父親任校長兼主要教師。堂叔西林隨往助教。放學後，同學教我放牛、采菱；大雨後，則籠蝦、叉魚、摸蟹，初嘗農村兒童生活趣味。結識了同學高煥榮等。 1916年，父親調回湖鄉，任新成立的廣善小學校長，月薪二十元，每年以十個月計薪。我和母親、姊姊仍回城，我入通真觀巷之私立敦本小學讀書。全校有七個班級，初級小學四班在一個教室上課，名謂複式教育。高小一二年級同一室，高三畢業班則單獨授課。校長任曰庠先生，為有名之舉人公。 1917年，仍在敦本學習。春間，學校發起赴銅官山遠足，學生必須納費一千八百文，統一縫製校服，整隊出發。因家貧，母親無力出錢，乃被摒諸遠足之列。課餘曾偕同學出城南門，過升溪橋，游岳堤及堤畔之岳亭，展讀岳武穆英勇抗金事跡之碑文，愛國思潮油然萌發。 1918年夏，初級小學畢業，在全班中為最末一名。暑假中，母親對父親說：「這孩子大概讀不出書了，你帶他到湖去補習一年，如再無辦法，我也就斷念了。」 暑假後即隨父親至湖廣善小學，仍在四年級為附讀生。每晚由父親講解《孟子》一章；漸覺讀書之興趣。父親慈愛，從不加以撲責。 廣善地處村邊，茂林竹篁，常於課餘偕同班同學入竹林深處遊玩，得知不少關於竹筍出土之常識，以及農民如何群獵野豬的故事。 學校另有一教師陳壽松先生，教圖畫及體操，曾為父親繪一幅牡丹，花葉並無生氣，蓋照畫本臨摹者也。 1919年，暑假後仍回城入敦本高小一年級。父親則被排擠調至棟樹港單班小學，仍為校長，月薪則由每月二十元降至十六元，家用更不敷。母親乃請外祖父寫信給石家莊在京漢路任段長之大姨夫推薦，冬間得復，派充司事（相當文書），母親暗中為之籌備行裝。 我回城後，頓覺有氣象一新之感，蓋五四運動餘風波及此小城，滿街滿巷均遍貼「還我青島」「誓死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勿五分鐘熱度」等標語；旅外學生會已成立，暑假中假邑廟戲台演出《朝鮮亡國恨》，觀眾多感動落淚。演主角安重根者為旅滬學生萬益君，我同班同學萬元祥之叔也（後為1928年宜興暴動之倡導人，被殺害）。 自再回敦本，我好像換了一個人，無論哪門功課，考試均列名榜首。如國文教師王叔青先生，為秀才公，教《古文觀止》極嚴格。每周五作文，下周二髮捲，全班十六人，必依次叫上講壇領卷。卷本按作業成績發放，末幾卷必一一痛加責斥。因此同學咸視為難關，多在作文本端作有記號，以便王先生髮卷前即可預知其優劣、吉凶。我每次作文，總被選為第一本。 其餘如算術、英文、修身乃至手工、體操，成績亦優異。母親對此亦感詫異，不再施責罵，每喜對祖母說：「鴻生（余小名）開知識了！」 1920年　十三歲 是年暑假後，父親離家赴石家莊京漢鐵路任小職員，月薪二十四元，父親生平從未出過遠門（最遠為到江陰求學）。為了籌措旅費，母親曾到處求情，糾集了一個會，共十人。第一「會」由糾集人收取，共一百元；以後每三月集一會，交款數額不同，已收過者，加月息二分，未收者按次遞減。三年收畢。每次用骰子六顆，搖出點子，最多者得中；往往有需急用者，懇求讓會，必向得會者加出二分以上之彩金。此種民間流行之合會形式，為舊社會集款濟急之普通方式，利息一般為月利二分，當時借三分錢者也極普通。三分以上，則稱高利貸，俗稱印子錢矣。 兩月後，始接父親來信，已平安抵達石家莊了。寄住姨夫公館。 1921年　十四歲 知主動努力攻讀，每晨起，必至房前小院（母親在寢室前用籬笆隔一小院，約丈余平方大小，無門，由窗前翻下）讀《古文觀止》四十篇，始登上至廚房食糊粥二碗，然後上學。 時我家已與叔嬸合灶分餐。祖母分由兩房供養，曾祖母則與二叔祖家輪流供養。每兩月有半個月供養曾祖母。我們叫「供太婆」。每餐必備魚、肉四色，早點必備包子或油條，小菜四碟，十分隆重。葷菜、點心我們從不敢下箸，曾祖母有時夾給一個包子，或半根油條，或一塊肉，則如獲重賞，細細品嘗（母親和大姐從未受到這種恩賞）。單獨供養祖母這半個月，則家常菜加一味魚、蝦或炒肉絲就可以了。祖母深知母親之拮据也。平時，我家飯食，只兩素菜而已，大抵為炒青菜及鹹菜燉豆腐，早餐為糊粥（鄭板橋所謂歠糊塗粥者即此）加煮山芋或芋艿以充飢。 那時，鮮豬肉每斤約二百文，四兩為五十文制錢。豆腐每天只吃五個制錢，青菜不過二個錢一斤。每晚我溫課畢後，母親必命記流水賬，除「供太婆」日費用略大外，平時每天花費一二個銅元（每一銅元當十個制錢，每一銀元大約兌十二角小洋，一千六百文制錢）。 1922年　十五歲 那年為我小學畢業的一年。上半年更加勤奮攻讀，學校新聘高小三級級任老師為蔣子軒先生，教算術、英文。蔣老師看我各門功課都極優秀，課本所列題目，事前都已解答清楚，特為我「開小灶」，另教我模範英文課本及《數學三百難題》，我都能努力「鑽」通。他曾對他的幼弟蔣曾勛（在縣立一小讀書）說：「你考中學時，如有幸坐在徐鑄成附近，或可得其指點。」可見他對我的功課極為滿意。 當時，宜興全縣只有一私立彭城中學，設在和橋鎮，教學自不及省立的。要進中學，只有投考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學及無錫的省立第三師範，否則，只有投考較遠之蘇州省立第一師範或上海之第二師範（即龍門師範）。此外，就只有進收費極昂貴之教會學校或上海之私立學校。 我是五中與三師都報了名。五中考期比三師約早半個月，全城投考生約二十名，由一五中學生徐照君帶領，雇了一條小航船由輪船拖帶，這樣每人攤的船資可便宜些。 常中當時校長為宜興名士童伯章（斐）先生，為名書法家兼擅詞章，民初即出掌該校，瞿秋白、張太雷等均該校畢業而轉往京、津深造者。 我赴五中應考時，見學校範圍之大，堂舍之多，為之咂舌。 考畢，同赴常州鬧市觀光，並游文筆塔。 第三日晨，仍由原船返宜。將解纜時，徐照兄匆匆趕到，私語我說：「適間已看到金榜，同來應考者僅你及任君錄取。勿輕告人，免他人失望。過幾天，錄取者當接到通知書。」 我回家以後，即將此訊告家人。而幾天以後，當縣小教師之堂叔說，已聞該校的任生接到通知書，余迄未接到，母親因而頗責我所聞不實，余亦幾絕望矣。 過幾天，與同學朱百瑞同至無錫應考。無錫比常州更熱鬧，當時已有小上海之稱。我們租住梁溪旅館一小房間，每日租費僅五角，宜興人大抵多投宿於此。 筆試及格者第三天口試，我幸被錄取為第二名（只招一班，共五十名，其中二名由該校附小直升），百瑞則名落孫山。 返家後，常中考單已輾轉遞到，我果被錄取第十四名（全榜共八十名）。曾祖母素嚴厲，至此亦喜形於色，逢人即誇讚曰：「小小年紀，兩榜都高中，等於秀才了！」又責罵堂叔說：「身居長輩，不代為高興，反譏笑他造謠，其實可惡。」她老人家還拿出了一塊錢，買一斤烏棗，用豬油燉爛，交給我母親說：「早晚叫鴻生吃一枚，最是補心血的。」 不幸是年秋冬之際，她老人家即無病而逝世，享年八十七歲。我曾告假一周，回宜奔喪。蓋我祖父早逝，父親又遠在千里外，我為長房長曾孫，名義要主持喪事也。 1923年　十六歲 自入三師後，按時起居作息。我的生活，像是驟然成熟了！三師的學風樸質純正。學校第一任校長顧述之先生雖已於我入學的上半年辭職隱居，但他所規劃設計的許多制度和辦學方針，一直還在起指南的作用。他定的校訓為「弘毅」二字，當然取義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就開闊了學生的眼界，立志做一個於國於民有用的人。 其次他多方誘導，使學生逐漸培養自己研究的能力，所以功課雖然緊，學生還於課餘做自己的研究，博覽群書，自己有獨立思考，有自己的見解。我入學的第一年，就知道高班三年級同學常常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投稿，其中袁家驊、顧綬昌兩同學，更與北大教授朱謙之討論美學問題，這給我的觸動很大，決心要自己也埋首研究，有所建樹。 1922年暑假後我入預科，預科的級任老師李玉彬，輔導我們按部就班地學習。翌年下半年升入本科一年級，由新聘的老師錢賓四先生教國文及讀經，讀的是《孟子》《論語》，講解明晰，得益匪淺。 三師的各科教師都是經顧述之先生精選的，國文教師如錢基博、沈穎若、錢賓四諸先生尤為一時之選。其次是注重博物（即生物學），學校特在大禮堂旁建有相當規模之博物館，陳列師生自製之動植物標本無慮幾千種，在當時各中等學校中是罕見的。 在圖書館中，則新出的《獨秀文存》《胡適文存》，以及雜誌如《學衡》《科學》《醒獅》《嚮導》等無一不公開陳列，由學生瀏覽。 我如饑似渴地吸收各種新舊知識，並開始閱讀各種有名的古典小說，積累知識基礎。 可以說，在三師時期，是我走向成熟的時候，也是各方面發展最活躍的時期。我現在已八十足歲，到了耄耋之年了，但不時還會做這樣的夢，仿佛又置身在三師自修室中，急忙趕著功課；或如置身《大公報》，寫了自以為得意的社評，受到張季鸞、胡政之兩先生的表揚。可見這兩段學習和工作時期，留給我印象之深。 我從高小二年級起，即喜讀報，每日飯後，即抽暇赴育嬰堂（在城隍廟西轅門）內附設公共閱報處，陳列隔日之《申報》《新聞報》，時間匆促，翻閱要聞大意而已。 入三師後，設有閱報室，《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時報》《民國日報》畢備；早晨，還有本地出版的《無錫報》《新無錫報》二種，我在休息時間，常細讀不忍去。其中《申報》之《飄萍北京特約通信》、《時報》之《彬彬特約通信》、《新聞報》之《一葦特約通信》，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如當日不能看到，第二天必到圖書館借出細讀。此外，《時報》之《鮑振青東京通信》，也每篇不輕易放過。這些通信，有最新的信息，有內幕新聞，剖析入里，綿里藏針，而又文辭秀麗，各有特色。 我那時初讀《史記》，深感前述這些優秀的新聞記者，具有史家的品質學養，是救國不可少的崇高職業，從心底開始嚮往這種工作。 那時教我史地的向秉楓先生，博覽群書，講課時常「跳」出課本，引述稗官野史故事，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陰閻典史抗清的故事，說時既嚴肅又悲憤。許多同學，多以他所講的內容複雜，筆記困難，而期中考試，向先生出題常涉及他口述的範圍，多以解答為苦。我對向先生所引野史、軼史材料，最有興趣，牢牢記在心裡。所以每次考試，不加準備，常被向先生拔置第一。這也許是我發願有朝一日從事新聞工作的另一原因。 師範不收學費，膳宿費也全免。除預科第一學期要繳納校服（一身粗呢制服，兩身布制服，在校時除制服外，不得著其他外衣褲。年高學生，每以著破舊補袖制服為榮）三十元外，以後每學期開學前，我只向母親要零用錢五元（那時宜興、無錫間只有小火輪可通，我每次必坐「煙棚」，來回連黃包車用去一元）。衣服均自己洗刷。我竭力節省，還可用節餘之款，購置《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及《曾文正公家書》等書，至於《胡適文存》，以及新式標點的《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則概向圖書館借讀。 每年雙十國慶節，各地必舉行提燈遊行慶祝，1922年亦全校列隊出動，參加無錫各界之提燈遊行，人數之多，各式花燈之盛，遠非宜興小城可比。翌年因曹錕賄選總統，各地乃停止此舉，以示抗議。從此以後，再不復見這類慶祝矣。 寒假前，某星期曾隨同學在光復門內某戲院看王漢倫、鄭小秋主演的國產電影《孤兒救祖記》，是為我生平第一次看電影，納費小洋一角。 1924年　十七歲 魯迅的《吶喊》出版。北新書局的主持人李小峰，原為三師同學，後考入北大的。他寄來一批《吶喊》在三師小販部優待寄賣，我買了一本，毛邊，裝潢別致，閱後即不忍釋手，覺其思想深刻，文辭尤生動，啟發很大。從此以後，魯迅每出一本書，即破慳囊去爭先購買，反覆細讀不已。 是年暑期，發生江浙齊（燮元）、盧（永祥）戰爭，上海四郊為主戰場，因齊之目的為奪爭應屬江蘇範圍之上海，而自民國二年北洋軍南下以後，上海長期為皖系軍閥盧永祥、何豐林控制之下，至此爆發戰爭，江浙富戶，多逃至上海租界避難。余友朱百瑞一家，隨其外祖父逃至上海。 宜興當江浙交界，為偏戰場，開來不少軍隊，計有蘇軍楊春普第三師等。我祖母、母親亦與外祖兩家避居離城十餘里之偏僻農村。全家只有我隨叔祖留守，每日聽到南郊炮聲隆隆，入夜不斷。如是者約二十天，戰事卒以盧永祥失敗出洋而告終，我家人亦漸回城。 在留城看家之約二十天中，我學會燒飯。初買麵條煮碎肉青菜與叔祖共果腹，後亦能煮飯，燒青菜、肉絲炒雪裡紅並蒸燉碎肉，極得叔祖讚美。記得那時青菜只二分一斤，四兩豬肉，只費六個銅元。 戰事結束，學校通知開學，我已升入本科二年級，同學大多數選我及錢德升同學為正副級長。校長專制，說我不聽話，宣布此次選舉無效，仍以原級長孔祥夫連任。 開學之初，得百瑞函，知其全家某晨將過錫返宜，乃於是晨告假至河干送別，見雇有專船由小火輪拖送。我登船拜見其太夫人及眷屬，得見其二姐及其他姐妹。二姐嘉稑尤明麗，向所愛慕，特以家貧，未敢向百瑞啟齒。此次覲面，尤令人遐想。 是年秋，又爆發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回師北京，舉行所謂北京起義，囚禁曹錕於中南海內，聯合直軍胡景翼、孫岳，改所部名國民一、二、三軍，共推馮為國民軍總司令，並派鹿鍾麟驅逐溥儀出故宮，成立故宮善後委員會，並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等則堅持主迎段祺瑞組織臨時執政府，擁段為執政。 冬，孫中山先生啟程迂道日本北上，號召舉行國民會議，並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而段祺瑞已入京就執政職，主張由各省實力派推代表開善後會議。並與各國磋商召開關稅會議，企圖將外人控制之關稅，稅率由值百抽五改為七點二五，以便增加稅收，紓中央政權財政之用。以此改良之辦法，對抗孫先生之革命主張。 11月，奉軍乘機南下，驅走蘇、皖、魯等直系軍閥，張宗昌占領山東，張作霖並命姜登選為安徽督辦，楊宇霆為江蘇督辦。我寒假回家，家家閉戶，蓋咸知奉軍之紀律極壞。來駐宜興奉軍有三個營，三營營長褚玉璞軍紀最壞，幸團長丁嘉春尚能約束部下。三年後，褚即由山東軍閥張宗昌賞識，提拔由旅長、師長、軍團長至直魯聯軍幫辦兼直隸（今河北省）督辦，儼然方面大員。可見軍閥時代，亦早有「直升飛機」也。 是年冬，宜興開始拆去西城一段牆，建有樓閣，民間咸稱謂「甲子門」。 1925年　十八歲 因不願以小學教師為終身職業，暗中準備投考大學。 是年三月，孫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傳出，舉國同悲，即一潭死水之三師，亦受重大震動，學生自治會出面舉行追悼會。我那時已算高班同學，親撰、親寫輓聯，懸之禮堂。追悼會肅穆之空氣，為前所未見。 過不了幾天，學生會又請惲代英先生來演講，剖析國內外形勢及孫先生畢生之貢獻，條理分明，而說服力、鼓動性極強烈，為我生平所僅見。自惲先生演講後，學生中暗中參加國共兩黨者頗多。我也躍躍欲試，曾探聽門徑，後聞我所鄙視的同鄉潘國俊也已加入國民黨，因而作罷。 6月1日，聞悉上海南京路發生英軍屠殺群眾之大血案，群情憤激，學生會決定全體列隊去參加無錫全市之罷課、罷市的抗議遊行，集合地點在城中心公園，沿途商店亦多有閉門罷市者。各校集合者計有縣錫中、私立錫中及國學專修館等，以三師隊伍為最長，出發在鬧市遊行，喊「反對英帝國主義殘暴屠殺我同胞」等口號外，還分若干小隊，分頭赴近郊及農村宣傳。我參加南門外小隊，該處多進城賣菜、賣柴農民。我曾站在市口一小石台上，高聲演說英帝國主義暴行，簡述國內外情勢，大都複述惲代英氏所闡述者，亦聲嘶力竭，頗有數十農民駐足凝神而聽，此為我生平第一次所作的公開演講。 暑假中，曾借文憑與朱百瑞同至南京投考東南大學，未被錄取。該校為東南最高學府，校長為郭秉文，校舍寬大，其孟芳圖書館及工字房、田字房尤有名。南京市內，尚駛有小火車，往來下關至市中心。 自中山先生逝世，繼之發生「五卅慘案」，全國民氣驟為發揚。廣州發動之國民革命運動，影響到上海。《東方雜誌》曾刊出蔣介石戎裝與張靜江、鮑羅廷等合影；嗣後又刊出廣州一般輿論，青年激進團體謂應慎防新軍閥之誕生。吳稚暉則力言當前並無產生新軍閥之跡象。 暑假後，升入本科三年級，班級選舉，同學又一致選我為正級長，錢德升為副級長，校長無法再否決，只能承認。是年學校老訓育主任陸小槎先生退休，新訓育主任為溧陽人沈同文先生。教務主任錢基博（子泉）先生，受上海光華大學聘為教授，由理化教師陸靜生先生繼任。 1926年　十九歲 上半年決意再借文憑投考大學，每日放棄休息及課餘操時間，而自修室隔壁適有一空房，堆放不用桌椅，我乃拆去其鎖柄，自己關閉在內，潛心補習英文、數學。在學期考試時，故意不參加自己最有把握之史、地兩門考試，做破釜沉舟之打算。蓋師範章程，畢業生必在小學教課兩年，才得投考大學；又規定凡學生有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者開除。我兩門不參加考試，任學校開除，自以為可免於服務兩年之限制矣。 聞本年清華招考，可在理化及生物中任擇其一，我對理化無把握，生物學則頗有自信。而該校又在南方假南洋大學（今交通大學）為考場，乃借得高班畢業同學徐錫華、朱嘉聲兩兄之文憑與百瑞弟同去應考。 此為我首次到滬。租住浙江路二馬路口之一小旅社，每餐僅吃一碗陽春麵（光面）或咸泡飯充飢，代價僅小洋一角余至二角。 餐畢，即由日升樓站乘五路電車至法大馬路，轉乘二路車至徐家匯應考。 考兩日事畢，時小學同學潘志涵兄卜居閘北寶山里（在蘇州教會之晏成中學讀書），曾由其嚮導一切。 考畢返宜，等待發榜。榜未發前，三師之開除通知書已到，幸郵差將信投我手中，我秘不向母親報告，免受責罵。及《申報》刊出清華錄取名單（全部共取八十名），我手抖眼花，幾乎看不清字跡，最後定神審視，徐錫華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心頭為之一暢，心中積石落地矣。百瑞未錄取，慰以下次再努力。 清華在去年已改新制（即不再為留美預備學校），但親友震於清華之名，有力者都願幫忙，經母親竭力籌措，糾會並借貸，勉力籌湊二百元，作為入校一切費用。 同城考取清華者，尚有洪寶林兄，經商定同行。 洪兄也是初次赴京。8月底別母辭親啟行後，先乘火車至浦口。是時長江不僅無一橋可通，連後來的輪渡也未設計。黃水滔滔，僅有小划子可渡，由我坐守行李，洪兄去與船夫討價還價，最後以兩元定價，送至彼岸。 登浦口後，各自背行李，直奔車站。洪兄找到「茶房車」的門路，每人付小費兩元，然後登車，車廂較普通車為空，入夜可在條凳上舒腿睡下。我乃與洪兄輪流休息，歷兩天兩夜始到北京。 有洪兄的姐夫來接，一切平善，出站後即赴其姐姐家休息。洪兄姐夫在交通銀行工作，家住前門西司法部街。我首次入京，看到皇城之氣象，心胸頓覺開闊，無怪北京大學之生每以天下為己任也。 翌日，合雇一輛馬車，由天安門轉至西單、西四，由西直門出城，一路平房小屋，出城後更崎嶇土路，自晨9時出發，至清華園已傍晚，即註冊領入第三院宿舍，旋即晚飯安息。 第二天，偕同學參觀全校舍，真是遼曠無際，建築則崇樓傑閣，美輪美奐，設備完美而西化，恍如置身中西合璧之大觀園。主要建築有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前二者都以軟木鋪地，圖書館書庫且以玻璃為間隔，且開架任師生入內翻閱。學生宿舍及起居間，計分第一、第二、第三三院。第一院有樓，蓋清華學校初創時建築。第三院則新制學生宿舍，咸平房，二人一室，鋼絲床、書桌、書架、凳椅各有一套。窗外草地及操場則綠草如茵，間以繁花，休息有靠椅，口渴則隨處有消毒之自來水，噴涌而出，可掬而飲之。各主要建築均有各色大理石所間隔之廁所，手紙且多為進口之五色波紋軟紙。飯廳則六人一桌，四小菜，四大菜，米飯、白饃咸備；早餐亦四碟小菜一點心、白粥。學生每人發兩口袋，寫明房號姓名，換洗衣服床單等每晨納入口袋，有工役取去，晚間即已洗淨摺疊整齊，連口袋置放床隅。我從小為窮學生，一旦處身此環境，仿佛劉阮上天台矣。 我選的是政治系，除國文外，其餘均外國課本，授課時師生都以英語直接講課、提問，我最初極費力，以後逐漸跟上。 教師中給我印象最深者，一為楊樹達先生，博學多識，授國文，講解明晰；一為外籍英語教師溫德先生，講課不厭其煩，務求每一學生徹底了解課文；一為教授生物學之錢崇澍先生，我選是科，得以融會貫通生物各門之基本知識，助教似是劉先生，輔導實驗，亦耐心講解；一為體育老師馬約翰先生，臉色紅潤，對新生都要脫光檢查，每生規定有一鐵箱，置放衣服，馬先生一一鼓勵學生游泳及跳木馬等；尚有陳福田先生，為澳洲華僑，不會說華語，亦以英語授課。每日下午4時以後，圖書館、宿舍一律上鎖，俾學生全部赴操場及體育館從事體育運動。馬先生畢生從事清華體育教育（每屆華北及全國運動會，均任總裁判），後年逾八旬，仍童顏白髮。我50年代在全國人大開會時仍仰瞻其丰采談吐，不圖在「文革」時被誣為叛徒、特務，可見所謂造反派之全無常識。溫德先生熱愛中國，1986年曾聞其壽高百齡，猶矍鑠安住清華，我衷心祝禱先生能壽登百廿歲，永為師表。 校中心有工字廳，署「水木清華」，朱欄彩飾，中為正廳，廳後臨有一池，四周樹木蔥鬱，半池殘荷，假山曲折，蓋原主人那桐所營。每周六有跳舞等交誼會，培養出洋習慣，我曾在此聽趙元任先生之方言表演。 學校設有國學研究院，教授為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諸大師。間在周六在一院作公開演講。我曾聽過梁任公先生所講之歷史研究法及書法要領。王靜安先生仍小辮作遺老裝，所演講之「王莽量衡」則不唯考證清晰，且制有實物，聽者得益不少。 半年清華生活，使我各科學識有極大長進。每晚常喜鑽入書庫，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及自創刊號起之《東方雜誌》等，必至閉館鈴響，始猛然驚覺，匆匆離館，蓋對近代時事刊物，特有濃厚興趣也。 不圖學期考試畢後，忽接教務長梅月涵先生（校長為曹雲祥先生）通知，約在其寓所面談，至則梅先生問我：「你對母校校長有何疙瘩？」我不解。梅先生藹然詳述，謂三師校長曾連函舉發我借文憑應試事，清華答以該生投考時之照片與入學時核對無誤；且該生入學後品學兼優，似不應追究。但三師復函洶洶，並附來我及徐錫華之本人照片，聲稱如再不開革，將向教育部控告雲。 月涵先生並溫言慰勉，謂人生難免無挫折，要在有再接再厲、屢仆屢起之決心。言畢，出示一寫就之致南開張伯苓先生介紹信，並言：「伯苓先生為我中學老校長。我懇介你去南開學習半年，明夏再來清華插入二年級。」其委曲愛護青年之一片苦心，使我熱淚潸潸而下，其熱心適與三師校長之必欲逼青年於死地適形成一鮮明對照。 不願驚動同學，翌日昧爽，即清理行李，灑淚告別清華園，移居城內東四炒麵胡同舅父家，蓋一大雜院也。 天津《庸報》是年甫創刊，社長為董顯光，總經理為蔣光堂，創刊時徵文，我幸獲首選，獎金十元，乃急通知該報寒假中通信地址。不久，該報果派人送來白洋十元，出具收據作證。此為我在報刊發表文字之濫觴，亦為我筆耕之首筆收入。然茫茫人海，則有走投無路之感。 最難處置者，好友朱百瑞已由其叔接到錦州，準備自修一年，再投考清華。寒假前且已寄來免票乘車證（其叔在錦州車站任副站長），盼寒假赴錦州度歲，如知我已離清華，豈不影響其前進銳志？ 我即以《庸報》所得之十元稿費，作為零用，仍照原計劃赴錦，臨行以電話通知舅父，因舅父常恐我經此打擊，遽尋短見也。 舅父多年在華洋義賑會工作，因嗜好難戒，家用甚拮据，對我雖愛護有心，援助乏力。 我在錦州強為歡笑，度過春節。錦州城很小，蓋吳三桂駐守時所築，彈丸小城，有陳圓圓梳妝檯等「古蹟」。吳偉業詩中有「衝冠一怒為紅顏」，謂其愛妾被李自成部下奪去，因而投清，可見陳圓圓從未出關，何來梳妝檯乎？ 在錦有一事可記，曾托百瑞向其母夫人請示，表明我愛慕嘉稑之忱，願結為終身伴侶，百瑞欣然贊同。此為我在顛沛中對前途有自信心之表示。 由錦回京，即轉赴保定。初擬在父親身邊自修半年，再考大學；乃默察姨氏待之殊冷漠，父親亦寄人籬下，難以自主。適河北大學招插班生，乃變計入河大。蓋南開所費不貲，父親又收入甚菲，斷無力供應，不得不重違梅月涵先生之好意矣。 河北大學為省立，由舊式書院所改建，設有醫、農、文、法四院，我考入法學院，課文全用陳舊六法全書，我意在暫得一棲身地，仍銳意自修，生活則不願加重父親負擔，往往就校門外小吃店吃炒餅或啃火燒果腹，視半年前在清華，頓如天霄墮落人間地獄矣。 時段祺瑞執政府已垮台，北京政壇由顧維鈞政府暫維殘局，京津一帶落入奉系軍閥控制下，直魯聯軍幫辦褚玉璞出任直隸省督辦，名義上還兼任河北大學校長。張宗昌曾自稱為「綠林大學畢業生」。准此，則我亦為「綠林大學」一名學生矣。 當時京漢鐵路動輒欠薪數月，我不忍向父親要零用，增加其負擔，恆以火燒、粗糲度其枵腹，時有同班好友伍知威，兼任學校圖書室出納員，得每月約二十元之津貼，恆周濟我之窘況。 星期天常步行入西門，逛天華市場及紫河套之破爛市場。進城途中，必經有名之第二師範。解放後，我看到《紅旗譜》和《野火春風斗古城》等故事片，對其背景人物，特感親切，況如身歷其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