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鑄成回憶錄 · 楔子

今夏從南昌、廬山回來，忽酒後發生昏厥，頭腦天旋地轉，四肢乏力，嚇得老妻和子孫輩一時無所措手足。醫生說是「小中風」，經中西醫悉心療治，又是針灸，又是推拿，總算奇蹟般地一步步恢復正常了。 這給我一次警告：生老病死，是誰都逃不了的自然規律。我腦子裡留存著的一些經歷、見聞、掌故、軼事，以及一些第一手的史料，該「留下」的，要趕快寫了，莫等再這麼來一次，就沒有那樣便宜，也許無常一到，就萬事休矣了。 想到最方便的辦法，是採用回憶錄的體裁，從幼年時起，凡印象深刻的，事無巨細，一股腦兒都寫進去，仿佛是一個舊貨攤，什麼古董雜貨全擺出來，讓讀者挑選。 寫完了回憶錄，不由得聯想到胡適博士曾寫過《四十自述》，此文我在30年代就拜讀過。在抗戰勝利後內戰方酣之際，我又讀過多遍。胡適博士那最精彩、也是那時人們最喜歡引用的兩句話是「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以自況他當時立身處世的哲學。我現在的年齡，幾乎已達胡適博士那時的兩倍，自顧平生，立德立言，事業兩茫茫，何敢比博士於萬一。所幸一輩子蹉跎顛沛，倖免於當任何人的卒子，堪自慰耳。 講到胡適博士，也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二十六歲就學成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當時的北大文學系，名學者如林，如中英文造詣極深而以怪僻、保守聞名的辜鴻銘，如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黃季剛等都在此講學。胡適博士初出茅廬，尚在美國留學之際即打出「文學革命」的旗幟，在陳獨秀辦的《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白話文，並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所向披靡，視這些國學大師如無物。50年代初期，曾受到有組織的批評，說他宣傳倡導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販賣」杜威的實用主義，是直接反對馬列主義的，在大陸，當時曾被說成是惡毒的敵人。經過三十多年時光的實踐檢驗，結果怎樣呢？那些自以為是馬列主義權威的人，所乾的倒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比杜威更「實用主義」的實用主義。先是無緣無故迫害知識分子，後則成批整自己人，整老幹部，再後就一步一步地「大膽懷疑」（完全是無影無蹤的幻想），大膽判定某某某的罪名，以致使之被冤屈、折磨而死。還有，因為個人的好惡，便可以杜撰事實，憑空製造一個典型，愛之抬到可以「上天攬月」，抑之可以打入十八層地獄，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回頭看看胡適博士當年介紹的實用主義，應該說倒是很科學的。大膽假設，為了發展真理（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假設不妨大膽些（當然與無根無據的海闊天空的「假定」大有區別），而求證一定要小心，要實事求是，這裡面，似乎沒有一點所謂唯心論，也談不上形上學。 我和胡適博士，曾有幸有過幾次接觸。最後一次是在1936年。那時，胡博士雖主講北大，而不時來南方公出，除中美文化基金委員會等要他主持外，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先生雖年齡較長，而奉之如名師。事無大小，都要向胡博士請教——如朱經農之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輯部長，就是胡博士推薦的。那年，《大公報》上海版初創。有一天，張季鸞、胡政之兩先生宴請胡博士於八仙橋青年會附近的錦江餐館（那時，不僅近日第一流的大飯店——錦江飯店尚未開設，即法國公園附近的錦江小吃部也尚未設立，而錦江餐館即以衛生和服務周到聞名），陪客僅我和李子寬、張琴南和許君遠幾位《大公報》的高級人員。記得那天席間，胡博士曾一再稱許《大公報》是「小人國」中的巨無霸。現在想來，不勝今昔之感矣。又說，歐美有名報紙，都講求保存報紙的辦法。他建議《大公報》每天至少保存五至十份，用蠟塗抹（當時尚無塗塑及微縮保存辦法）。他力言這是《大公報》的百年大計，否則，一旦存放年久風化，就難以挽救了。 那次聚晤，我仿佛印象猶新，博士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屈指計之，已歷半個世紀，不僅胡博士已成古人，即我能歷舉的彼時在座諸公，全部已登鬼域，真不勝愴然。所幸這幾年國內評價古人，已逐漸實事求是，胡博士的重要學術編著，已有重新付梓；他的「膽」，已經近於「撥亂反正」了。 我是1907年農曆五月十四日在江蘇省宜興縣城內東珠巷獅子巷口一個古老家庭里出生的，到現在應是七十八歲零三個月，說「八十自述」，是有些「虛頭」，但照南北朝的說法，人生過了七十，即可謂「行年八十」，那我已「行」了很長一大截路了。再按香港積閏的慣例，我已可稱為「享年八十有餘」。無論如何，到我這回憶錄連載完篇，編次出書時，肯定已過了八十整壽。如果書在國內出版，印刷周期動輒在一年以上，那麼，問世時，我早已行年九十了。 1985年9月18日 我寫這個楔子，是在1985年9月。接著寫了回憶錄正文，想趕在整壽前寫畢，以為紀念。剛寫好的二三萬字，寄港發表，不幸被殷洪喬所誤，遂嗒然擱筆。友朋聞訊，十分惋惜，多鼓勵慫恿仍賡續寫畢，謂此項紀錄，可以補近六十年我國新聞史料之不足，且為我國現代歷史保存不少軼聞。聞之又躍躍欲試。又一年多過去了，真到我八十「大慶」這一天了，勢不能再拖，乃握管濡墨，從頭補記如下。 1987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