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鑄成回憶錄 · 我為何寫回憶錄（代序）

似乎久已絕跡的傳記文學，1978年起在我國又逐漸繁榮起來。我也嘗試寫了幾部：繼《杜月笙正傳》《哈同外傳》之後，去年又出版了《報人張季鸞先生傳》。《書林》是給以極大鼓勵的，每出版一部，《書林》必讓我寫一篇東西，說明寫作的動機和意圖，向讀者介紹。盛意可感。 現在，第四部試作——也許是最後一部習作《徐鑄成回憶錄》即將殺青。全書約三十萬字。《書林》又要我先來「王婆賣瓜」一番。 和前三部書比較，有所不同，一是篇幅較多，二是它不是寫別人的傳記文字，而是寫自己的編年體回憶錄式的文章。寫別人，力求神似，希望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在書上再現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寫自己，能否也堅持同樣的客觀態度呢？我從1979年「解凍」開始寫作之際，即抱定一個態度：於人，不囿於成見，不「以成敗論英雄」；於己，既不亂塗白粉，也不妄加油彩，一切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儘量詳盡地回憶過去所經歷的事實。至於功過是非，則一任歷史加以評說，自己少發議論。 我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歷史也很簡單，自從開始工作以來，除了被迫擱筆的二十年外，一直從事新聞事業，而且始終在《大公報》《文匯報》這兩家報里轉來轉去，從未乾過什麼驚人的事業。所以起意想寫這本回憶錄，是因為我經歷的時代，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而友人們也熱情加以鼓勵。我生於前清末年，開始工作時，趕上北洋軍閥的末期——張作霖大元帥統治時期，曾目擊國民黨的興起到它在大陸的覆滅。又曾在新中國度過幾十年不平常的歲月，經歷長期的風風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撥雲霧重見青天，過了近十年的充滿希望、最令人愉快的時光。在這漫長而曲折的六十年時日中，我曾五次親自創建過報館，又曾五次親手埋葬（被封或被迫停刊）它們。其中經過，也許只有我一人明其前因後果，並從中吸取經驗、教訓。至於所接觸過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更難屈指數。為了對歷史負責，我也該趁記憶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際，抓緊時間，儘可能加以回憶，如實地寫出來，公之於世。好在我向來有一個習慣，每遇參加一個重要會議或出外做重大旅遊，必記有日記。在反右，特別在十年浩劫中，曾被抄去作為罪證；在落實政策時，已大部分被發還了。這些殘存的舊日記，可以供我做回憶的佐證或線索。 我常常想，新聞記者的職業，大概是容易縮短壽命的。因長期熬夜，不利於健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如名報人黃遠生、邵飄萍、鄧拓等均死於非命，壯年殉職；張季鸞先生則存年僅五十六歲，他早年備受壓迫，幾次陷於牢獄，中年接辦《大公報》後，則一路順風，名揚四海，直至因病辭世。我已度過八十春秋，經歷則恰與季鸞先生相反，自踏入新聞界大門後，即受前輩之提攜，年甫三十，即主持一家報紙筆政，也曾名噪一時。但自是以後，即與華蓋運結緣，備歷坎坷，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結束厄運，拾起禿筆，重理舊業，並從事新聞教育工作。 記得亡友惲逸群兄曾說過：他的經歷，非常人所能想像；他所過的橋，比一般人走過的路還要漫長。他自感有責任把它寫出來，「明夷待訪」，以待來者。我的經歷，自然遠不及他壯烈悽苦，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一生的經歷，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攤開來。司馬溫公有一句名言：「事無不可對人言」；我湊上一句：「胸有是非堪自信」，作為一副對聯，用以自況。所以，自己在寫回憶錄的時候，用不著推敲，更毫無「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之處，可以信筆直書，無所隱諱；當然，因年已日近鐘鳴漏盡，有些瑣碎的細節，是記憶不周全了。 我寫這本回憶錄時，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我在舊社會經歷了四十二年，除了童年及入學的十幾年，簡單順序敘述外，主要力量放在創業時期那近二十年，所占篇幅約近一半。而特別著重於寫新舊交替的1949年，寫下近五萬字。解放以後，所經歷的大事，所接觸的中外名人，當然更多。我則著重於寫個人的親身遭遇：因為有些人物和大事，尚待歷史評議，我就只能「宜粗不宜細」地簡單敘述了。 蒲留仙先生曾說，寫鬼神易，狀人難。我寫《杜月笙正傳》《哈同外傳》，特別寫張季鸞先生的傳時，有深刻的體會。至於這本回憶錄，是否能如實地寫出我的本來面目？則有待讀者的評斷。好在知我者尚多，和我同學、同事的尚多健在，希望不吝匡正和補充。 徐鑄成 1987年10月20日寫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