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研究 · 第四節 荀子與古代經濟
一、古代經濟的組織與進展
古代經濟的組織，以歷史上的殘影來推測，約可分為三個時期：一為部落社會或是氏族社會的經濟組織，二為封建政治或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組織，三為資產階級或是小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不過講到經濟的組織，與生產的方法和生產的工具，都有很大的關係。生產的方法最早是漁獵，以次進為畜牧、農業、工商業。生產的工具，最早為石器，以次進而為銅器，為鐵器。以上的分期，也都是一種大略的說法，絕不是某一時期過了，又才進為第二個時期。每一個時期，都與他一個時期同時並存，只能在這個中間分一個主要與不主要而已。中國古代的經濟，在有史以前，大概都是一種漁獵生活，是一種天然自足的經濟，還沒有什麼叫做生產。殷代的情形，就卜辭來看，有漁獵，有畜牧，也有農業，也有工商業。但是依近人的研究，殷代的生活，大致是以畜牧為主。因為當時的家畜，已經很發達。祭祀時候所用的「牲」，其種類已備有牛、羊、犬、豕，《殷墟書契考釋》說：「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殷墟書契考釋》卷下，第六十—六十二頁。）以外還有用馬和用雞的痕跡，而一次用牲的數目，多至三百四百：
貞：鬯，御牛三百。（《殷墟書契前編》卷四第八頁）
丁亥，卜□貞，昔日乙酉， 箙武御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口。（後編卷上第二十八頁）
畜牧的繁盛，可以想見。並且那時為芻牧而發生的牧田很多：
土方牧我田十人。（《殷墟書契菁華》第六頁）方牧我西鄙田。（同第二頁）
方牧我示桑田七人五。（同上）
也可以證明那時是一種畜牧社會的生活。卜佃獵的，在卜辭里雖然很多，依上面這種情形來看，大概是沿襲從前遊獵的遺習？這種田獵的習慣，在後來都仍然存在，《左傳》里還可看見。農業還在初期，因為殷墟文字中的農字和藉字，都和初期農業社會所用的工具和方法相同。比如：
《本草綱目》卷十說：南方藤州以青石為刀劍，如銅鐵，……國人墾田以石為刀，長尺余。（《本草綱目》卷十，此據日本《史學雜誌》第三十編第七號林泰輔《由支那古代石器玉器所見的漢民族》轉引。）
《北史·東夷傳》：琉球國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水灌，持一鍤以石為刀，長尺余，闊數寸。（《北史》卷九十四，第十一頁，光緒上海刻本。）
可見初期農業民族所用的工具，是石刀和石鍤，所用的方法是火田法。殷墟的農字作或，也有作。農字所從的、，是古石字。所用的耕具，大概還是石器。藉字作，所持的大概就是石刀，或是石鍤。農字從林，殷墟文字有「卜焚」的話，就是先選草木茂盛的地方，用火燒了來為田的火田法，這都是初期農業的現象。工業在石器時代就有，不過僅是土器、石器、骨器，殷代已經有了銅器，大致已經入了青銅器時期。商業也已經開始，因為他有用貝的痕跡。殷墟文字已經發現珧制的貝，又在殷金文中也有錫貝的文字。比如：
陽亥敦陽亥曰：遣叔休於小臣貝三朋，臣三家，對厥休，用作父丁寶彝。（《愙齋集古錄》卷七第八頁）
伐□鼎丁卯，王令俎子會西方於相。惟反，王
賞伐□貝一朋，用作父乙鼎。（同卷六第五頁）
用貝的來源，有人說是由於漁獵民族與畜牧民族的一種貨物的交易。貨貝是漁撈民族所有的財產，牛馬是牧畜民族的一種家財，後來財寶一類的字都從貝，物件等字從牛，原來貨和物同義。其後貝以比較輕便，漸漸用作交易上的價值公准。兩個字的含義，雖各不同。如果這個假設，能夠成立，商業的起源，就在漁獵到畜牧一個交代時間發生。不過殷人用貝，至多不過十朋，不像《詩經》里說「錫我百朋」（《十三經註疏·詩經》卷十之一，第十六頁。），可知那時工商業，都還沒有占到社會生活上的大勢力。總之，殷代是一個由畜牧到農業的社會生活。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就是他們的經濟組織。在完全是畜牧部落的時候，他們的經濟組織，大概是公有制？就殷民族和土方、方（方就是國）互爭牧田的情形來看，牧田大概還是一個部落所共有？
王固曰：之求其之來㛸豎，三至九日辛卯，允之來㛸自北，妻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菁華》第二頁）
王固曰：之求其之來㛸，三至七日己巳，允之來㛸自西，友角告曰：方出牧我示桑田七人五。（同第一頁）
㛸是王遣出的保護牧田的偵探，牧田大概是歸部落公管。這個以前，我們叫他為部落社會的經濟組織。至於殷人末期的農業社會，上面引的金文，已經有「錫貝三朋、臣三家」的話，似已有私有的財產？土地的分與，或也已漸轉為國有。國有制是貴族政治的經濟組織，周代完全是如此的。實際土地是王和貴族所有，工作的農民，只有使用土地權，沒有所有權。所以他所收穫的東西，要拿一大部分供養坐食階級的貴族。這種經濟組織，和奴隸制是相伴而生。殷人已有奴隸，大概這種經濟組織，已經開始了。周代是以農業為社會生活的基礎，這似乎用不著再說。但是也並不是沒有畜牧，比如《小雅》的《無羊》說：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同，卷十一之二，第十二頁。）
就是專門以牧畜為生。但是這是貴族的大人們所經營的私有產業，就是到了秦漢《史記·貨殖列傳》也還在說「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史記》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頁。）實際到現在，中國北方仍然大致是如此，不過不能和農業相比就是了。這個時代，土地的分配，是由王以一部分給他的諸侯，《魯頌》所說「錫之土田，山川附庸」（《十三經註疏·詩經》卷二十之二，第五頁。）便是。諸侯又給一部分與大夫，就是大夫的食邑。所以土地都是貴族所有，農人沒有一種自由的生產。昭三年《左傳》齊國的晏平仲說：
民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同，《左傳》卷四十二，第十頁。）
晉之叔向也說：
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同，第十一頁。）
農人在貴族政治下所受的壓迫，也可想見。講得最好的，是《小雅》的《甫田》。他前面說「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又說「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又說：「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可見農人實際，等於貴族的農奴。後面又說：「曾孫之稼，如茨如粱；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同，《詩經》卷十四之一，第一—十二頁。）又可見農業的生產力，在當時似乎已有特別的增加？這一個問題，與鐵器的發明，大有關係。鐵字最早見於書籍，《禹貢》梁州所貢的「璆鐵銀鏤，」（同，《尚書》卷六，第十九頁。）但是《禹貢》已是戰國以後人的作品。其次是《管子·海王》篇的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車輦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管子》卷二十二，第一頁。）
但是《管子》一書，又是戰國末年所作。再其次是《左傳》晉國的賦一鼓鐵以鑄刑鼎。《左傳》雖是戰國中世的作品，這個鐵的刑鼎，似乎不會很假？大概是春秋以前，確已有鐵了。又據《國語》敘《管子》說：「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國語》卷六，第九頁。）有人說美金是鋼鐵，惡金是熟鐵和鋼鐵的粗製品，（日本國史講習會《考古學講座》第六卷，第十三頁。）這個說法，不大很確。大概與《海王》篇對照，惡金或者就是鐵？鐵的用為耕器，大致比較的早。其鑄為兵器，則在戰國時才偶有之。比如《墨子》的「鐵砆」《荀子》的「鐵釶」（《墨子間詁》卷十四，第四十四頁。又《荀子》《集解》卷十，第七頁。）《周頌·臣工》說：「命我眾人，庤乃鐵鎛，奄觀銍艾。」《良耜》也說：「伊糾其鎛斯趙以薅」（《十三經註疏·詩經》卷十九之三，第十七頁。又卷十九之四，第九頁。）鐵鎛銍，都是金屬的農器。這種金屬是否是鐵，還不能定。《考工記》說：「段氏為鎛器。」又說：「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又說：「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則鎛當為金錫的合金。但他又說：「吳粵之劍。」（同，《周禮》卷三十九，第四—六頁。）而後來之《吳越春秋》說：「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吳越春秋》卷四，第三頁。四部叢刊本。）《越絕書》也說：「歐冶子、干將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越絕書·外傳記寶劍》第十一，第一頁。漢魏叢書本》。）這雖是後來的傳說，但他們都認吳越之劍為鐵制。不過《荀子·強國》篇說：「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荀子集解》卷十一，第一頁。）仍然認為金錫的合金。或者古來鐵已有了，只是認為金錫的一種，在最早更止有一個金的名稱。《周頌》的鐵鎛，或者已經是鐵的農器亦未可定？不過《周頌》的時代，我疑為東周時祭祀之樂，就是果真鐵已發明，也不會十分很早。《公劉》有「取厲取鍛「（《十三經註疏·詩經》卷十七之三，第十三頁。）的話，似乎與段氏為鎛器有關。但是《費誓》說：」鍛乃戈矢，厲
乃甲兵。」（同，《尚書》卷二十，第七頁。）鍛與礪，仍然是相近似的物質，不能為發明鐵器的證佐。我以為鐵的發明在春秋以前，至早在東西周之際。這一個時期，因為鐵的發明，農業生產力增加，社會的生活漸漸趨於複雜，工商業因之發達，而貴族政治也就趨於崩壞，貧富階級，因以開端。《小雅·大東》說：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同，《詩經》卷十三之一，第十頁。）
這幾句詩，很能表現貴賤階級與貧富階級交替時代的精神。《小雅·正月》說：「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同，卷十二之一，第十七頁。）這是富人階級已起來了的明證。這中間的樞紐，最重要的，還是工商業的發達。太史公說：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史記》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頁。）
這時候一部分狡猾的份子，都往工商業上走了。《鄭風》上說的：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十三經註疏·詩經》卷四之四，第九頁。）
以及《陳風》上的：「穀旦於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同，卷七之一，第五頁。）這一些時髦女子，差不多就是太史公說的：
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履，目挑心招，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記》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頁。）
這都是工商業發展的結果。因此而一般農人，也受了牽動，開始不承認貴族的土地所有權，於是大罵一般貴族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十三經註疏·詩經》卷五之三，第十一頁。）
坐食階級，已經漸漸不能立足。以後的土地所有權，便逐漸轉移於人民之手。以後一直到戰國，都是商人占勢力，而人民大部都生活於此輩富商或是由富商變成的大地主的宇下。因為這種關係，社會上的經濟權，一概操於資產階級之手。我們可以叫他為資產階級的經濟組織。這是古代經濟變遷的大勢。他與荀子的關係，以下再分段細說。
二、荀子思想與當時商業的關係
從春秋以來，社會經濟因為商業的發達，完全集中於一般富商，或是由富商變成的大地主。昭十六年《左傳》說：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財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同，《左傳》卷四十七，第十七—十九頁。）
鄭國的商人，大概就是從前征服的商民族，由周室分配給鄭國的。例如定四年說：「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之類。（同，卷五十四，第十五—十九頁。）但是他們的時代，已經是宣、幽之際，地位比從前稍已不同。鄭國是人口較密的地方，大概土地也不夠分配，於是保護他們經商，不過他們有了政府的保護，又恰合了時代的潮流，發展更覺容易。大概鄭國是商業首先發達的區域。到春秋中年，商人弦高已經在政治上建立功勞。其次是晉國。叔向已說：「絳之富商，……能行諸侯不賄。」（《國語》卷十四，第十一頁。）皆可為商業逐漸發達之證，據太史公說：「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史記》卷一百二十九，第一頁。）似齊國也早已就成為工商業的中心，雖然說是從太公以來就已發達的話，未必可信；但是春秋末年的陶朱公也是在山東的陶（定陶），三致千金。
《史記·貨殖列傳》：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同，第二頁。）
又子貢也是「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後來至於「結駟連騎，……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同，右。）大概山東、河南、河北一帶，是最早商業發達的地方。到戰國以後，由商人變成的大地主的更多，比如「猗頓用鹽起家，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同，第三頁。）呂不韋以陽翟大賈，至為天子的假父。（同，卷八十五，第一—三頁。）在政治上，在社會上，富商都已成為經濟的中心。一般貧民，都淪沒為富戶的私奴。
《史記·貨殖列傳》：白圭，周人也。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又說：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同，卷一百二十九，第二頁，又第八頁。）
而奴隸至於變為家財的一部，所以太史公說：
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此亦比千乘之家。（同，第七頁。）
大概這時候社會上有兩種人是最有錢的。一種是由一個無賴，先奪取政權，而後致富的。比如蘇秦、范雎一流的人物。中間也有一部分本是貴族，如孟嘗、信陵四公子之徒。這就是太史公所謂「封君」，所謂「千乘之家」。再一種就是純粹的大富商、大地主，太史公所謂「素封」，所謂「亦比千乘之家」的人物。這種富厚，都是由智力競爭而來。這種背影，與荀子的思想，以很大的影響。荀子講政治，專從物質的分配出發，可以知道當時分配不均，是社會經濟上一個重大問題，因此而引起生活的不安，爭奪的劇烈，便從這裡發生。這種現象，在春秋末年的孔子，已經覺悟。所以他說：
夫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十三經註疏·論語》卷十六，第一頁。）
荀子對於這一點也已曾感覺。所以他說：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於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慾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荀子集解》卷六，第一頁。）
這就是說的一種知愚的競爭。他對於這種現象，感覺很不好，所以他又說：
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
爭之禍矣。（同，右。）
因此他便想出一個「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大辦法，要節制他們的自由競爭，使起他們各安本分。再看他說的「分」，是些什麼？
一、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同，卷二，第十三頁。）
二、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同，卷五，第二頁。）
三、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同，卷六，第二頁。）
大概共有五種標準：（一）貴賤，（二）貧富，（三）長幼，（四）知愚，（五）能不能。除長幼一種，是他的人道主張以外，貴賤和貧富，就是想維持我前面所說的「封君」和「素封」兩種人物的權利。知愚能否，更是這種智力競爭的原動力。所以荀子實際並沒有反對這種資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只想將就這種現象之中，略加以等級的限制，使有一種固定的性質，免除以後的競爭。所以他說：
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同，右。）
實際是想假政治的力量，維持已有的經濟組織。他的目的，僅在防止以後的爭亂。所以他對於墨子的節用主義，以為不近於人情，沒有得著當世的癥結。
《富國》篇：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同，第五頁。）
他這種經濟思想，固然是近於一種保守主義的精神，卻也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荀子又是一個主張重農輕商的人。看他說：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徵，省商賈之數，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同，第二頁。）
又說：「工商眾則國貧。」（同，第八頁。）他是否已經明了這種經濟組織的成立，是由於商業的關係？因為他在這方面講得過少，我們還不敢十分決定。但是他已經感覺得這時候商業的過於發達，這是一種事實。凡是講重農主義的人，都帶有賤商的色采。孟子說：「征商自此賤大夫始矣。」（《十三經註疏·孟子》卷四下，第七頁。）固然他是專門排斥重利的人，還不是一種社會的眼光，卻也已經帶有賤商的意味。後來一派法家，對於工商非常的排斥。
比如《商君書·農戰》篇說：
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商君書》第三頁。）
《韓非子·五蠹》篇也說：
（上略）……「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韓非子》卷十九，第五頁。）
都認工商為游食之民，所以後來秦漢都有賤商的法律。比如秦始皇的「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史記》卷六，第九頁。）《漢律》的「唯賈人與奴婢倍算」（《漢書》卷二，第二頁。）都以商人與罪人奴隸為伍。這固然是後來的事情；但是這種賤商的趨向，是從戰國發生，荀子已經受了影響。雖然他們是賤商，實際是表見商業的逐漸發達，使起為社會生活基礎的農業，受了一部分的搖動，這很可以說明當時社會上經濟的狀況。荀子的分配論，和輕商的表示，都是這種潮流中間自然表現出來的一種意識。
三、荀子思想與當時農民的生活
貴族政治下的農民生活，由我前面所敘的來看，其情形自然是很苦的。社會組織變更以後，農民的生活，應當比較的可以自由。但是因為商業發達的關係，人民生活比較從前繁華，而農人在經濟上的勢力，絕不能與商人相抗。於是一部分完全失敗了的農民，自然的淪為富商或地主的私奴。正是太史公所說的：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佰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史記》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頁。）
其情形恐怕比以前還不如了。以外大部的自由農民，雖然勉強支持，其所受的經濟上的困難，也就可想。並且以外還有二種重大的痛苦：一是政府的苛斂。當時的政府，因為競爭的關係，費用加增，不能不多備點財賦，於是專在農業、商業上加稅，以要求一時的勝利。從前周人對於農民的徵稅，大概是用一種「徹」法？《大雅·公劉》所謂「徹田為糧」，《崧高》說「徹申伯土田」，《江漢》說「徹我疆土。」（《十三經註疏·詩經》卷十七之三，第十一頁。又卷十八之三，第六頁又卷十八之四，第十五頁。）
《論語》：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同，《論語》卷十二，第四頁。）
孟子也說「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同，《孟子》卷五上，第七頁。）孟子所說夏殷之制，都不可信。大概是周代東方另外兩種民族的制度？當時各國的制度，都不相同，便是明證。這幾種制度的內容，說法很為複雜，這裡不能多說。大致可認為什一的稅制。這種制度，大概在春秋時候，已經廢去。魯國已經改行了一種什二制，這種稅制改定，恐怕不僅魯國為然？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梁任公先生說，是什一之外，另加了一種Iandi tax。（《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九十四頁。）《論語》說的什二，大概就是兼此而言。後來哀公十二年，又改行用田賦的制度，將一種屬人的課稅，也加入田畝稅的中間，於是農民的負擔更重。從前在貴族政治下的農民，雖然有一部分做了貴族的農奴，比如《大雅·瞻卬》所說：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十三經註疏·詩經》卷十八之五，第八頁。）
便是因為他的農奴，被人所奪去而發表的怨詩。但是直接屬於政府的一部分，似乎比較後來還較好些？差不多可以說是農民的生活，一時不如一時了。這一方面是由於貴族的食邑太多，一方面也是由於政府費用的激增，可以說是到了貴族政治的末路。但是到了春秋末年以後，貴族政治可以說是差不多結束了。農民的負擔，在理應當減輕，在實事上不但是改輕沒有希望，反而一步一步加重。我們看墨子說：
今天下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藉斂厚，民財不足，凍餒死者，不可勝數也。（《墨子間詁》卷六，第三頁。）
孟子也說：「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十三經註疏·孟子》卷十二，第六頁。）可見當時的聚斂，是一種時髦的政策。怪不得孟子要責備鄒穆公說：
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同，卷二下，第九—十頁。）
當時的儒家，早已覺得這種現象，所以孔子罵冉求說：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同，《論語》卷十一，第六頁。）
有若也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同，卷十二，第四頁。）這是儒家提倡的足民政策。荀子對於這方面，也極力的提倡，想以喚醒當時一班的時君。所以他說：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伐其本，竭其源，而並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貧，是愚主之極也。將以取富而喪其國，將以取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荀子集解》卷六，第八—九頁。）
這一段講得非常明白痛快，足以為當時一般政府的棒喝。他更罵著說：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賦，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徵，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污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
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同，第四頁。）
我前面說過，這時候的加稅，商業上也是一樣。不過商人不會受損失，損失的仍然是一般需用貨物的農民，這是普通的現象。這時候農民生活的困難，可以大概明白了。二是戰爭的影響。因為戰爭的激烈，人民的徵發不時，就有產業，也不能耕作。所以墨子說：
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墨子間詁》卷五，第三頁。）
尤其是《老子》書上說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經》上，第十四頁。）最為簡明。人民處在戰國的時代，其所受的損失和失業的痛苦，真是不堪設想。所以孟子說：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十三經註疏·孟子》卷一上，第七頁。）
其實當時一般農民，那裡有這種生活的希望？荀子在這方面的意見，與孟子相同，所以他也說：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荀子集解》卷五，第七頁。）
在這種思想的反面，便是當時農民生活的實在情形。所以荀子認為「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亂，亂傷之也。」因為上面敘的這兩種現象，荀子於是主張：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徵，省商賈之數，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同，卷六，第二頁。）
這也可說是就是荀子的生產論。荀子生產論的全部，雖然是「節用裕民」四個字：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余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聖賢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 （同上）
實際他的節用，與墨子的節用不同，是一種分配之中，而兼含有消費節止的意味。純粹的生產，就是裕民政策。所以他又說：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黿、鼉、魚、鱉、鰍、鱣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後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 （同，第四—五頁。）
末了，我覺得還有一點可注意的，就是孟子對齊宣王說：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計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十三經註疏·孟子》卷一下，第七頁。）
他似乎是感著當時的土地都為富商和大地主所霸占，農民的土地不夠生活，很有主張土地另行支配的色彩。荀子雖然主張定分，他所謂分似乎僅在消費方面，就是他所謂「節用以禮」的主張，並沒有感覺農民土地不足生產的現象。這一點或者是由於戰國末年戶口的減少，比如長平一戰，所坑的降卒就是四十萬，（《史記》卷五，第十三—十四頁。）其餘十萬、二十萬的次數很不少，當時人口的減少，或者是一種事實。再不然就是因為他是承認這種資產階級的經濟組織，而又覺得土地的生產，可以人力培養，使之增加，所以對於這方面不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