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 第十章 現代人的精神問題

現代人的精神問題與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關係非常密切，以至於我們無法做出充分的判斷。現代人是一種新興的人；現代的問題是一個剛剛出現的問題，其答案只能留待未來去找尋。因此，在談論現代人的精神問題時，我們頂多也只能陳述一個問題——如果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一丁點兒的了解的話，我們或許就應該用不同的措辭來陳述。除此之外，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相當含糊；但事實是，它與一些非常普遍的東西相關，以至於它超出了任何一個個體所能掌控的範圍。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以真正溫和、極為謹慎的態度去處理這個問題。我對此深信不疑，並且還想著重強調這一點，因為正是這樣一些問題，誘使我們誇誇其談——而且也因為我自己將不得不說一些聽上去可能既不溫和也不謹慎的事情。 一開始，且讓我先舉一個明顯缺乏此種謹慎態度的例子。我必須說明一點，我們這裡所說的現代人就是那些能夠意識到當下的人，他們絕對不是普通人。確切地說，他們是一些佇立在高山之巔或者站在世界邊緣的人，他們的面前是未來的深淵，頭頂上是蒼穹，腳底下是整個人類，而人類的歷史已經消失在了原始的迷霧之中。現代人——或者容我再重複一遍，即那些能夠意識到當下的人——難得遇到。名副其實的現代人寥寥無幾，因為他們必須擁有最高程度的意識。既然完全生活在當下意味著要充分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存在，那麼，就需要有最為強烈、最為廣泛的意識，而無意識的內容則需要達到最低限度。我們必須清楚地理解一點，即單憑生活在現代這一事實並不能使一個人成為現代人，因為如果那樣的話，每一個活著的人就都可以說是現代人了。只有那些完全意識到當下的人，才是現代人。 能夠合理地稱其為「現代人」的人通常是孤獨的。他必須如此，而且一直如此，因為為了更為充分地意識到當下而走的每一步，都將使他遠離最初與大多數人的「神秘參與」，從而不能沉浸於共同的無意識之中。向前邁出的每一步都意味著使自己與那種幾乎囊括了整個人類的無所不包的原始無意識割裂開來。甚至在我們的文明社會中，那些從心理學上講處於最底層的人，也幾乎是像原始民族一樣過著無意識的生活。比最底層稍高一個層次的那些人，其意識程度相當於人類文化萌芽之時的水平，而只有處於最高層次的人，其所具有的意識才能趕得上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生活步伐。唯有我們所說意義上的現代人，才是真正生活在當下的人；只有這樣的現代人，才具有對當下的意識；也只有他們才覺得那些與最低層次相適應的生活方式令人感到乏味。除非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否則，過去世界的價值和奮鬥故事，已再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因此，他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非歷史的」人，而且是一個疏離了完全生活在傳統範圍內的大眾的人。確實，只有走到世界的邊緣，把所有沒跟上時代的和超越了時代的東西都丟開，承認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虛無，而一切事物都有可能從這片虛無中生長出來，這樣，他才算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現代人。 有人可能認為這些話只不過是空話，只不過是陳詞濫調。世界上沒有什麼比假裝能意識到當下更為容易的事了。事實上，有一大群微不足道的人，他們忽略了發展的各個階段，忽略了各個階段所代表的生活任務，憑空擺出一副現代人的樣子來。他們冷不丁地出現在真正的現代人身旁，就像是無根的吸血鬼，他們的空虛被當成了現代人難耐的孤寂，從而使現代人的名譽受損。現代人以及和他同屬一類的人本來就很少，又被大量吸血鬼般的偽現代人隱藏了起來，所以，大眾群體是看不到他們的。我們對此也無可奈何；因此，對於「現代人」，是要打上一個問號，去質疑一番的，過去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要做真正的現代人，意味著自願宣告破產，發誓要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堅守貧窮和貞潔，而且更加痛苦的是，放棄歷史的認可所給予他的榮耀。成為一個「非歷史的」人就像是犯了一種普羅米修斯式的罪惡，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人都生活在罪惡之中。一種更高水平的意識就像是一種罪惡的負擔。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一個人只有超越屬於過去的意識階段，充分地完成世界賦予他的職責，他才能獲得一種充分的對當下的意識。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在最大意義上成為一個頭腦健全、能力突出的人，一個取得與其他人同樣多的成就，甚至比其他人取得更多成就的人。正是這些品質，使得他獲得了下一個層次，即最高層次的意識。 我知道，能力突出（proficiency）這一觀念尤其讓偽現代人反感，因為它讓這些偽現代人想起了自己的騙人勾當。不過，這不能阻止我們把它作為現代人的判斷標準。我們甚至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能力，而又自稱是現代人，那他就只不過是一個肆無忌憚的無恥之徒。他必須能力非常突出，因為如果他的創造力不足以彌補他對傳統的決裂，那麼，他就只不過是不忠於過去而已。把否定過去與對當下的意識混為一談，純粹是耍把戲。「今天」介於「昨天」與「明天」中間，是過去和未來的連接；除此之外，別無他意。當下（present）代表了一個過渡的過程，能夠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到這一點的人，方可自稱為現代人。 有很多人自稱現代人，尤其是那些偽現代人。因此，我常常在那些自稱老古董的人當中，找到真正的現代人。他採取這樣一種立場，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方面，他強調過去，為的是在打破傳統與我上文所說的那種罪惡感之間求得平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被當成一個偽現代人。 每一種好的品質都有不好的一面，在這個世界上，凡是至善之物必定有其相對應的惡。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現在，我們就面臨著這樣一種危險，即有關當下的意識可能會導致一種建立在幻覺基礎之上的得意忘形：也就是說，幻想我們達到了人類歷史的頂點，是無數個世紀的結果與成果。如果我們這樣認為，就應當明白，這只不過是自豪地承認了我們的匱乏而已：我們同時也讓世世代代的希望和期望破滅了。想想兩千年來基督教思想吧，它最終帶來的不是救世主的回歸和天堂般的千年盛世，而是基督教國家之間的世界大戰，還有鐵絲網、毒瓦斯。這真的是天堂和人間的一場浩劫！ 面對這樣一幅圖景，我們很可能會再一次變得謙卑起來。誠然，現代人是一個巔峰，但到了明天，他就會被超越；他確實是多個世紀發展的最終產物，但他同時也毀滅了人類的希望，使人類陷入最可悲的失望境地。現代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已經看到，科學、技術和組織雖然會帶來極大的益處，但也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同樣，他也已經看到，那些善意的政府為了徹底地鋪平和平的道路而遵守「在和平中備戰」原則，結果卻差點讓整個歐洲分崩離析，走向毀滅。至於理想、基督教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信念、國際社會民主，以及經濟利益「休戚相關」等，都沒能經受住戰火的洗禮——也就是，沒經受住現實的考驗。在戰後15年的今天，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同樣的樂觀主義、同樣的組織、同樣的政治抱負，以及同樣的標語口號在流行。我們怎能不擔心它們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多的災難呢？我們對所有禁止戰爭的協議都持懷疑的態度，即使我們希望這些協議能夠取得一切可能的成功。說到底，所有這些治標不治本的措施，都讓我們感到懷疑並在心底折磨著我們。總的來說，我認為，現代人遭受了幾乎致命的打擊，從心理學上講，他們因此而陷入了深深的不確定性之中，我這樣說並沒有誇大其詞。 我認為，這些陳述已經足夠清楚地表明，醫生這個身份使我的觀點帶上了某種色彩。醫生總是在診斷疾病，而我又不能不做一名醫生。但對醫生這個職業來說，最根本的一點是，他不應該診斷出其實並不存在的疾病。因此，我不會宣稱全體白種人，尤其是西方國家的白種人都已經身患疾病，也不會斷言說西方世界到了崩潰的邊緣。我完全沒有資格做出這樣的判斷。 當然，我只是從自己的經驗以及與他人相處的經驗中，得出了關於現代人精神問題的見解。我接觸過成百上千來自白人世界各個角落的受過教育的人士（其中有些是病人，有些身心健康），對於他們隱秘心理生活中的某些內容，我略知一二，我的陳述就是以這些經驗為基礎的。毫無疑問，我只能畫出一幅片面的圖景，因為我觀察到的事物都是心理生活事件；這些事件存在於我們的內心——即內在的一面（inner side），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我必須指出，心理生活並非總是如此；心理的內在一面並非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讓人找到。有些種族或在某些歷史時期，人們不太注重心理生活，此時，心理也會表現為外在的一面（outside）。我們可以以任何一種古代文化為例，尤其是埃及文化。埃及文化的客觀性讓人印象深刻，人們淳樸地為其從未犯過的罪行而懺悔著。[1]我們不會把巴赫（Bach）的音樂當作只是個人情感的表現，同樣也不會覺得金字塔和塞加拉的埃皮斯神牛墓（Apis tombs of Sakkara）是在表達某種個人的問題或個人的情感。 不管什麼時候確立了一種外在的形式，不管是儀式性的形式還是精神上的形式，只要充分地表達了靈魂所有的渴求和希望——就像現存的某種宗教那樣——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心理是外在的，而且嚴格地說，並不存在什麼精神的問題。與這一事實相吻合的是，心理學的發展完全是近幾十年的事，儘管在老早以前人們就已經具有足夠的自省能力和智力，辨認出那些被當成心理學研究主題的事實。技術知識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羅馬人早就對所有的機械原理和物理事實甚為熟悉，他們本可以在此基礎之上製造出蒸汽機，但其實，在這些基礎之上產生的卻只是亞歷山大里亞的希羅（Hero of Alexandria）手中的一個玩具。這是因為當時沒有更進一步的迫切需要。到了19世紀，因為出現了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所以才有了運用一切可獲得的知識的需要。同樣，在我們這個時代，某種精神方面的需要促使我們「發現」了心理學。當然，心理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會展現出來，只是在過去它不曾吸引人們的注意——沒有人曾注意到它的存在。人們沒有注意到心理，也一樣生活得很好。但是到了今天，如果我們不全力以赴地研究心理的動向，就沒法很好地生活下去了。 醫療行業的人最先注意到這一點；因為牧師只關心在一個公認的信念體系內，建立一種不受干擾的心理功能。只要這一信念體系能夠真實地表達生活，心理學就只不過是健康生活的一種輔助，而心理本身也不會被當成一個問題。當人仍然過著群體生活時，他並沒有什麼屬於他自己的「精神的東西」；他也不需要任何這樣的東西，而只需要像大家一樣相信靈魂不朽就可以了。但是，一旦他超越了他出生當地的那種宗教形式——一旦這種宗教再也不能包容他生活的全部時——心理就會成為一種憑其自身而存在的東西，這種東西單靠教會的那一套措施是無法處理的。正因為如此，今天的我們才有了一門建立在經驗基礎之上的心理學，而非基於某些信條或任何一種哲學體系的基本假設。在我看來，我們擁有這樣一門心理學的事實本身，就是精神生活出現了劇烈震動的跡象。一個時代的精神生活的分裂，其模式與個體發生劇變的模式一樣。只要一切進展順利，心理能量能夠以恰當、有條理的方式得到利用，我們就不會受到內心的干擾；不確定性或懷疑便不會困擾著我們，我們也不可能被分裂成相互對立的兩部分。但是，一旦心理活動的一兩條通道被堵塞，我們立馬就會想到一條被攔截的河流。水流會朝著它的源頭，逆流而上；內在的那個人想要的東西，外在的那個有形的人卻不想要，於是，我們便開始與自己交戰。只有在這樣陷入痛苦的時刻，我們才發現了心理；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才發現了那種阻撓我們意志的東西，它讓我們覺得很陌生，甚至對我們充滿了敵意，或者與我們意識到的觀點不相容。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方面所下的功夫，最為清晰地體現了這一過程。他最先發現了性變態和犯罪幻想的存在，從表面上看，它們與一個文明人意識到的觀點完全不一致。凡是受到這些性變態和犯罪幻想激發的人，無疑都是反叛者、罪犯或瘋子。 我們不能假設說，無意識或人類心靈深處的這個方面是某種嶄新的事物。在每一種文化中，它們很可能一直都存在。每一種文化都會孕育出與它相反的具有破壞性的東西，但是在我們之前的任何一種文化或文明，都不曾被迫極其熱切地研究這些心理的潛流。心理生活總會表現在某種形上學的體系中。但是，有意識的現代人儘管付出了艱苦而頑強的努力，最終卻也不得不承認心理力量的威力。這就將我們這個時代與其他所有時代區別了開來。我們再也不能否認無意識的激流是有效的力量——即存在的一些心理力量並不符合我們的理性的世界秩序，至少當前是不符合的。我們甚至把我們對這些力量的研究提升到了一門科學的高度，這再一次證明了我們對這些力量的熱切關注。在過去的世紀裡，人們可能將它丟擲到了一旁，未加注意；但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它們就像是一件脫不掉的內薩斯的襯衫（a shirt of Nessus）。 世界大戰的災難性後果使得我們的意識觀念進行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發生在我們的內在生活中，粉碎了我們對自身和自身價值的信仰。我們過去常常把陌生人——也就是，另外一面——看成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墮落者；但是，現代人不得不承認，他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跟其他所有人都是一樣的。雖然我以前認為，讓別人遵守秩序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我現在則承認，我也需要讓我自己遵守秩序。我現在之所以比以前更容易承認這一點，是因為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我正在對理性世界組織存在的可能性慢慢地失去信心，那個充滿了和平、和諧的千年盛世的古老夢想已經漸漸褪色了。現代人對所有這些事情都持懷疑態度，這給他們想要改革政治和世界的熱情澆了一盆冷水；除此之外，這種懷疑態度也不利於順利地將心理能量運用於外在世界。由於這種懷疑態度，現代人又轉而只能依靠自己了；他們的能量開始流向源頭，把那些一直存在於那裡的心理內容沖刷到了表面（而只要河水能夠在其河流上順暢地流淌，這些心理內容就會隱藏在淤泥之中）。而在中世紀的人眼中，世界與此完全不同！在他們看來，地球永遠是固定的，靜止在宇宙的中心，太陽的運行軌道則圍繞著地球，並熱切地散發它的溫暖。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已經幫人們準備好了永恆的幸福，每個人只要享受著上帝的關愛即可；每一個人只有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以及該怎樣做，才能從這個容易腐化墮落的世界中升起，成為一個不容易墮落且充滿歡樂的存在。在我們看來，這樣的生活，即使在夢裡看起來也不再是真實的。自然科學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把這層可愛的面紗撕成了碎片。那個時代就像童年一樣已經遠去，在童年時期，我們都相信自己的父親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強壯的男人。 現代人已經喪失了中世紀的同胞們所擁有的那些形上學的確定感，於是，他們建立了物質保障、公共福利和人道主義的理想來取而代之。但是，要想讓這些理想看起來依然毫不動搖，所需要的樂觀主義就不是一點點了。甚至連物質上的保障也實現不了，因為現代人已經開始看到，物質上的每一次「進步」都會導致一場更加驚人的災難性威脅。這種情境，光想像一下就已經讓人覺得恐怖了。現在，城市已經擁有了完善的預防毒氣襲擊的措施，並且經常舉行「演習」，當我們看到這些，又能想像出些什麼呢？我們也只能認為，這樣的毒氣襲擊其實已經在計劃之中，並已經做好了應對的準備——再一次遵循了「在和平中備戰」的原則。要是讓人們去積累一些毀滅性的材料，那麼，過不了過久，他們內心的那個惡魔一定會忍不住讓這些材料去實現其命定的用途。大家都知道，只要把足夠多的武器放在一起，這些武器便會自動引發爆炸。 有一條控制盲目偶然事件的規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稱之為向對立面轉化（enantiodromia）法則，這條法則所暗示的結果已經偷偷地溜進了現代人的頭腦里，嚇得他們不寒而慄，使他們在面對這些可怕的力量時喪失對社會措施和政治措施的信心。在一個盲目的世界裡，建設和毀滅輪番上陣，如果現代人對這種可怕的前景避而不見，把審視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內心深處，那麼，他就會發現那是一片他想要忽視的混亂和黑暗。科學甚至已經摧毀了內心生活的避難所。那裡曾是一個避風的港灣，如今卻成了恐怖的地方。 然而，我們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發現了這麼多的邪惡，這對我們來說卻算得上是一種解脫。至少，我們可以相信，我們已經找到了人類邪惡的根源。儘管我們一開始感到非常震驚和無比失望，但這些東西是我們自己心理的表現，這讓我們覺得它們或多或少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的，因而能夠矯正它們，或者至少可以有效地抑制住它們。我們喜歡做這樣的預設：如果我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那麼，我們將根除世界上的一部分邪惡。我們還喜歡這樣認為：人們已經廣泛地了解了無意識及其作用方式，在此基礎之上，誰都不可能會被一位意識不到自身邪惡動機的政治家給欺騙了；報紙首先就會出面制止他：「去接受精神分析吧！你有一種被壓抑的戀父情結。」 我之所以特意選擇這個怪誕的例子是為了說明，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荒謬的幻覺，以為凡是心理的東西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如果我們相信了這種幻覺，那就太荒誕了。因為真相卻是，世界上大部分的邪惡確實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人們總的來說是無意識的，甚至到了令人絕望的地步。此外，還有一個真相是，隨著洞察力的增強，我們可以與這些邪惡的根源作一番鬥爭。就像科學使我們能夠處理外界施加給我們的創傷一樣，它也能幫助我們處理來自內部的傷害。 過去20年來，對「心理學」的興趣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增長，這無疑表明，現代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把他的關注點從物質轉移到自己的主觀過程上了。我們應該把這僅僅當成是一種好奇嗎？不管怎麼說，藝術都有辦法預測人類未來的基本觀念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改變，而在這種更為普遍的變化發生之前，表現主義藝術就已經完成了這種主觀的改變。 當前這種對「心理學」的興趣表明，人們期望能從心理生活中得到一些他從外部世界得不到的東西：毫無疑問，這些東西是我們的宗教本應該包括但卻沒有包括在內的——至少對現代人來說是如此。在現代人看來，各種形式的宗教似乎不再源於內心——不再是他自己的心理生活的表現；他們認為，宗教成了只能被歸為屬於外部世界的東西。他們已無法獲得一種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精神的啟示；但他們還是嘗試了一些宗教和信念，就好像它們是禮拜天穿的盛裝，但結果還是再一次把它們扔到了一邊，就好像扔掉穿舊了的衣服一般。 但不知為何，他們卻迷上了無意識心理那些近乎病態的表現。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不論理解過去曾被時代拋棄的東西有多困難，這些東西還是確實突然又吸引了我們的注意。人們普遍對這些東西感興趣，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儘管這種興趣破壞了高雅的品位。我所說的不僅僅是對作為一門科學的心理學的興趣，也不僅僅是更狹隘的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興趣，而是對各種心理現象的廣泛興趣，這些心理現象可以表現為唯靈論、占星術、神智學（theosophy）等。自17世紀末以來，世界上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這些現象了。我們只能把它與基督之後一兩個世紀的諾斯替教（Gnostic）思想的繁榮進行比較。事實上，當前的精神潮流與諾斯替教有著深刻的契合之處。在今天的法國，甚至還有一個諾斯替教教堂，我還聽說，在德國有兩個教派，其成員公開宣稱自己是諾斯替教信徒。從數量上看，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現代運動無疑是神智學，還有它在歐洲大陸的姊妹靈智學（anthroposophy）；它們都是穿著印度教外衣的純粹的諾斯替教。與這些運動相比，人們對科學心理學的興趣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諾斯替教體系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完全建立在無意識的表現之上，它的道德說教從不迴避生活中的陰暗面。甚至在其於歐洲復興的形式，即印度教的昆達利尼—瑜伽（Kundalini-Yoga）中，也同樣體現出了這一特徵。就像每一個了解神秘主義這一主題的人都可以證明的，上述論斷在該領域也同樣適用。 毫無疑問，對這些運動的強烈興趣，產生於再也不能用舊有的宗教形式來消耗的心理能量。因此，這些運動帶有一種真正的宗教特點，即使在它們把自己偽裝得非常科學時也是如此。即使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把他的靈智學稱為「精神的科學」（spiritual science），埃迪夫人（Mrs.Eddy）發現了一門「基督教科學」（Christian Science），這也改變不了什麼。這些想要掩蓋事實的企圖，只能說明宗教已經變得越來越令人懷疑——幾乎就像政治和世界改良一樣令人懷疑。 我認為，與19世紀的人相比，現代人滿懷期望地把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心理；而且，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並沒有參考任何的傳統信條，而是基於諾斯替教意義上的宗教經驗。我相信，我的這種說法並沒有言過其實。上面提到的這幾個運動都是儘量以科學的姿態出現的，如果我們因此而只看到它們滑稽的模仿或偽裝的一面，那我們就錯了；它們這樣做是想表明，它們實際上是在追求「科學」或知識，而不是追求作為西方宗教之本質的信仰（faith）。現代人厭惡那些基於信仰所做出的教條主義假設，也厭惡那些以教條主義假設為基礎的宗教。他們堅持認為，只有當這些假設的知識內容看起來與他們自身對深層心理生活的體驗相一致時，這些假設才是合理有效的。他們想親自去了解，親自去體驗。聖保羅教堂的主教英奇（Inge）已經讓我們注意到，英國聖公會也發起了一場目標相似的運動。 發現的時代在我們這裡已經結束，地球上已經沒有一個地方沒有被探索了；當人們不再相信居住在北極的居民一直生活在永遠都有陽光照耀的樂土上，而是想親自去探索，想親眼去看看已知世界的邊界外面究竟還有些什麼時，發現的時代就開始了。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顯然是在一門心思地想發現，除了意識之外，心理中還存在些什麼。每一個唯靈論的圈子都在問：在通靈者失去意識之後，發生了些什麼？每一個神智學者都在問：如果我的意識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我會體驗到些什麼？每一個占星術士都會這樣問：在我有意識的意圖所及的範圍之外，有哪些有效的力量和因素決定了我的命運？而每一個精神分析師則會問：神經症背後的無意識驅力是什麼？ 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希望能夠在心理生活中獲得實際的經驗。我們想親自去體驗，而不是在其他時代經驗的基礎上去猜想。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採用一種假設的方式來進行嘗試——如，公認的宗教和真正的科學。倘若過去的歐洲人對這些深入的研究做細緻觀察的話，他們一定會感到不寒而慄。他們不但會認為這一研究的主題過於晦澀和神秘，而且在他們看來，甚至所採用的方法也過分地濫用了人類在智力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如果我們對一位天文學家說，300年前的一個星象，放在今天至少能畫出1000幅不同的星象圖，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假如哲學啟蒙時期的教育者和倡導者得知，自古希臘以來，世界沒有擺脫任何一種迷信，那麼，他們又將會說些什麼呢？精神分析的創始人弗洛伊德本人，把一束耀眼的光芒灑在了心靈深處的骯髒、黑暗、邪惡的腹地之上，讓人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毫無用處的垃圾、渣滓；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為的是阻止人們去探求它們背後的東西。弗洛伊德沒有成功，他的警告甚至帶來了反效果：他越阻止人們去探究東西，人們越要去一探究竟，從而喚醒了很多人對所有這些垃圾、渣滓的欣賞與讚美。我們忍不住要說，這純粹就是變態；我們確實難以解釋這一現象，除非解釋說，驅使這些人這樣做的並非是對污穢的熱愛，而只是對心理的痴迷。 從19世紀開始——也就是，在法國大革命那些難忘的歲月之後——人們賦予心理的地位便越來越重要，人們對心理越來越關注，也就意味著心理對人們的吸引力越來越大。這一點毋庸置疑。對西方世界而言，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在巴黎聖母院的登基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象徵——其意義很像基督教傳教士們砍倒沃旦（Wotan）的橡樹。因為就像在法國大革命中一樣，當時天上也沒有劈下復仇之雷來擊倒這些瀆神者。 那個時候，一個名叫安克蒂爾·杜門階（Anquetil du Perron）的法國人正在印度生活，18世紀初，他帶回了《奧義書》（Oupnek' hat）的譯本——《五十奧義書》——這本書讓西方世界第一次對東方人神秘的精神世界有了深刻的認識。這肯定不僅僅只是機緣巧合。在歷史學家看來，這只是一個沒有什麼前因後果的巧合。但是，就我作為醫生的經驗來看，我並不認為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確切地說，在我看來，它滿足了一條心理學規律，而這條規律至少在個人生活領域是合理有效的。這條規律就是——任何一部分失去了其重要性和價值的意識生活，都會在無意識中獲得一種補償。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條與物理世界中的能量守恆定律相類似的規律，因為我們的心理過程也有一個量的方面。任何一種心理價值，如果沒有被另一種相同強度的心理價值所取代的話，是不會憑空消失的。這是一條在心理治療師的日常實踐中得到了實際認可的規律；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證實，從未失效。因此，作為一名醫生，我斷然不會承認，一個民族的生活會超出心理學的這條規律。在醫生的眼中，一個民族的心理生活只不過是一幅比個體的心理生活稍微複雜一點的圖景而已。而且，反過來說，詩人不是經常說到他的靈魂「國度」嗎？在我看來，這種說法非常正確，因為從某個方面看，心理並不是個人的，而是源自於民族、集體，甚至是整個人類。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是一種無所不包的心理生活的組成部分，或者用伊曼紐·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話說，我們是一位「最偉大」的人的組成部分。 因此，我們可以打個比方來加以說明：在我這樣一個單個個體的身上，內在的黑暗會喚來光明的幫助，與此類似，一個民族的心理生活也是如此。在那些如潮水般湧入巴黎聖母院、一心想要推翻宗教的人群之中，黑暗而又莫可名狀的力量發揮了作用，使每個人都邁步向前衝去；這些力量同樣也在安克蒂爾·杜門階身上產生了作用，激發出了一個永載史冊的答案。安克蒂爾·杜門階把東方的思想帶到了西方，其對我們所產生的影響至今都無法估量。我們應當謹慎，千萬不能低估了這種影響！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僅從歐洲知識分子的表象還看不出受到了多大的影響：幾個東方學者、一兩個熱衷於佛教的人，還有少數幾個憂鬱的名人，如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和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等。這些表現讓我想到了人類海洋中的一些零星小島，但實際上，它們卻像是巍峨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直到最近，凡俗之人還認為占星術早就已經過時了，人們可以放心大膽地嘲笑它了。但是今天，占星術再一次從社會的深處崛起，敲響了大學的大門，而在大約300年前，大學把占星術驅逐出了門外。東方的思想也是同樣的情況；它在社會的最底層紮下了根，然後緩慢地破土而出。多納赫（Dornach）修建靈智學派的廟宇共計花費五六百萬瑞士法郎，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當然不可能是一個人出的。遺憾的是，沒有統計數字能夠告訴我們，現在公開信奉神智學的人數究竟有多少，更別提那些沒有公開的信奉者了。不過我們可以肯定，這個數字得有幾百萬之多。在這個數字之上，我們還要加上有信奉基督教或神智學傾向的數百萬唯靈論者（Spiritualists）。 偉大的革新從來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它們無一例外都是自下而上的，就像樹木從來都不會從空中往下長，而是從大地向上生長一樣，不過，樹木的種子倒確實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世界的動盪與我們意識的動盪完全是一回事。一切都變成了相對的，因而也是可疑的。當人們猶豫而又疑惑地看著這個因充斥著各種和平條約、友好協定、民主與獨裁、資本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而變得混亂不堪的世界時，他們的精神渴望能夠獲得一個答案，來緩解因懷疑和不確定而產生的混亂焦慮感。順應無意識心理力量而行事的，正是這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他們是這片土地上被人瞧不起的沉默的大多數——與那些聲名顯赫者相比，他們受到學術偏見的影響較小。站在高處往下看，你會發現所有這些人都正上演著一場枯燥乏味或滑稽可笑的喜劇；不過，他們就像那些曾被認為有上帝庇佑的加利利人（Galileans）一樣，非常淳樸。當我們看到，如果人類心理中的垃圾可以用一本辭典來裝的話，這本詞典得有一英尺厚時，這不足以讓我們覺得觸目驚心嗎？我們發現，《人類生活百態》（Anthropophyteia）中一絲不苟地記錄下了那些最無聊的胡言亂語、最荒唐的行為和最瘋狂的幻想，而藹理士（H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等人也在他們嚴謹的論文中論述過類似的問題，他們的這些論文贏得了科學界的許多讚譽。他們的讀者群體遍布整個文明的白人世界。我們該怎樣解釋這種對令人討厭之物的狂熱的、幾近瘋狂的盲目崇拜呢？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這些討厭之物屬於心理，它們是心理中的物質，因此就像從古代廢墟中搶救出來的手稿碎片一樣珍貴。甚至連內心生活中那些秘密和有害的東西，在現代人看來也是有價值的，因為這些東西適合於他們的目的。但是，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弗洛伊德在《釋夢》（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的前言中引用了一句拉丁文：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將下震地獄。」但是，這樣做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那些我們要將其攆下台的神靈，正是我們的意識世界中那些被當成偶像來崇拜的價值觀念。眾所周知，最讓古代諸神名譽掃地的，是他們的愛情醜聞；而現在，歷史正在重演。人們開始揭露我們所頌揚之美德和至高無上之理想的那些令人懷疑的基礎，並對著我們發出勝利的歡呼：「這就是你們人為製造出來的神靈呀，他們不過是沾染了人類劣根性的陷阱和妄想罷了——就好像是經過了一番粉飾的墳墓，裡面裝滿了屍骨和污穢。」我們聽出其中有一個熟悉的聲音，那種我們一直無法真正擁為己有的福音，再一次出現了。 我深信，這些類比並沒有什麼含糊之處。在許許多多的人看來，弗洛伊德心理學比福音更加珍貴，而且，他們覺得，俄羅斯式的恐怖比公民道德更有意義。然而，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同胞，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至少有一種聲音會支持他們——因為歸根結底，有一種心理生活將我們所有人都囊括其中。 這場精神變革所帶來的結果出乎我們的意料，它讓世界的嘴臉變得更加醜陋了。世界變得如此的醜陋，以至於沒有人能夠再愛它——我們甚至無法繼續愛自己——直到最後，外部世界裡已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吸引我們離開內在生活的現實。毫無疑問，這便是這場精神變革的真正意義所在。畢竟，神智學及其主張的因果報應（Karma）和靈魂轉世的教義，除了告訴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世界不過是道德不完善之人的臨時療養地之外，還能教給我們些什麼呢？它也像現代人的觀點中所表現出來的一樣，強烈地貶低當前這個世界，只不過使用了不同的技巧而已；或者，它並沒有詆毀這個世界，而只是賦予了它一種相對的意義，因為它許諾會出現其他更高級的世界。不論是哪種情況，結果都是一樣的。 我承認，所有這些觀念都是非常「不學術的」，事實上，它們所觸及的是現代人最沒有意識到的一面。現代思想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原子結構理論［這些理論使我們拋棄了宿命論和視覺表現（visual representation）］相吻合，難道這也僅僅只是巧合嗎？甚至連物理學也讓我們的物質世界動盪不安了。因此，在我看來，現代人開始依賴於心理生活的現實，並期待從中得到世界所不能給予他的那種確定性，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就精神層面而言，西方世界的狀況十分危險——而且，我們越是盲目地幻想靈魂之美而對殘酷的現實視而不見，這個危險就越大。西方人常常為自己焚香，他本來的面容便在這煙霧繚繞中被遮掩了起來。但是，我們給其他膚色的人留下什麼樣的印象呢？中國人和印度人是怎麼看待我們的？在黑人心中，對我們是什麼樣的感覺？那些被我們侵占了國土並用朗姆酒（rum）和性病去毀滅的人，又是如何看待我們的呢？ 我有一位印第安人朋友，他是普韋布洛一個部落的酋長。有一次，我們私下談到了白人，他對我說：「我們不了解白人；他們總是想要得到什麼東西——總是焦躁不安——一直在尋找著什麼。找什麼呢？我們不知道。我們理解不了他們。他們長著那麼尖的鼻子，嘴唇看起來又薄又無情，臉上還有那麼多的皺紋。在我們看來，他們都是瘋子。」 我的這位朋友雖然不能說出它的名字，但他認出了雅利安人（Aryan）的那隻食肉猛禽，這種食肉猛禽有著貪得無厭的強烈欲望，想要統治每一寸土地——就連那些與它毫不相干的土地它也想要。此外，我的這位朋友還注意到了我們的妄自尊大（megalomania），正是這種妄自尊大使得我們認為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而白種人的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我們用科學和技術讓整個東方陷入混亂之中，然後從中漁利，甚至還把傳教士派到了中國。被派往非洲的傳道士衝擊了當地的一夫多妻制，結果導致賣淫活動泛濫，僅烏干達這一個地方，每年就要花費兩萬英鎊來預防性病的傳播，道德方面所導致的後果就更不用說了，簡直糟糕透頂。善良的歐洲人居然還為了教化方面所取得的這些成就而付薪水給傳教士們！此外，還有玻里尼西亞（Polynesia）的苦難故事、鴉片貿易所帶來的「福祉」之類的，就更不必提了。 當歐洲人從道德煙霧中走出來時，他們就是這樣一副嘴臉。難怪在探索心理生活中隱藏的碎片之前，我們必須要先把這一烏煙瘴氣的沼澤清理乾淨才行。只有像弗洛伊德這樣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才會窮其一生從事這項污穢的工作。這就是心理學的開端。對我們而言，唯有從這一目標出發，才能了解心理生活的現實，了解那些讓我們感到厭惡且不願直視的東西。 但如果對我們來說，心理只是由邪惡和毫無價值的東西構成的，那麼，世界上就沒有哪種力量能誘使一個正常人假裝發現這個世界是很有吸引力的。正因為如此，那些在神智學中只看到令人遺憾的淺薄知識，或者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中只看到煽情內容的人預言說，這些運動會不光彩地草草收場。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運動的力量來自於心理生活本身所擁有的吸引力。毫無疑問，它們所喚起的強烈興趣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表達；但在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替代它們之前，這些興趣肯定會通過這些方式來表現。歸根結底，迷信和變態（perversity）是同一回事。它們都是過渡階段或者萌芽階段，從中將會產生出更新、更成熟的形式。 不論從知識、道德還是審美的視角看，西方心理生活的潛流所呈現的都是一幅令人厭惡的畫面。我們在四周建立起了一個雄偉的世界，用盡全力為它效勞。但是，它之所以能夠如此氣勢宏偉，只是因為我們將自己本性中所有氣勢宏偉的東西都用在了外部，而當我們審視自己的內心時，所看到的就必然是殘缺和不足。 我意識到，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其實是在某種程度上預期意識的實際增長。現在，人們尚未對心理生活的事實有普遍的洞察。西方人只不過是正行走在認識這些事實的路上，出於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們與之展開了激烈的搏鬥。當然，斯賓格勒（Spengler）的悲觀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對西方人產生了影響，但這種影響被安全地局限在了學術圈子裡。至於心理的洞察，它總會侵犯到私人的生活，因此常常會遭到個人的抵制和否認。我絕不認為這些抵制毫無意義；相反，我從中看到了一種在面對具有破壞性、威脅性的東西時的健康反應。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把相對論當成基本原則和終極原則，它就會產生一種破壞性的影響。因此，當我要大家把注意力轉向心理中那可怕的潛流時，絕不是為了高唱什麼悲觀的論調；確切地說，我只是想強調一個事實，即無意識不僅對患者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而且對健康的人和富有建設性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儘管無意識確實有其可怕的一面。心理的深處是本性，而本性就是創造性的生活。誠然，本性有時會毀掉她親手建立起來的一切，但是，她會再次把它們建造起來。不管現代相對論在這個有形世界裡摧毀了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心理都會產生與之對等的替代品。一開始，我們看不到這條通往黑暗和可憎事物的道路的盡頭，但是，無法忍受這番景象的人，一定也看不到光明和美好。光明永遠誕生於黑暗之中，太陽也不會永遠都一動不動地靜止在空中，以滿足人們的渴望或消除其恐懼。安克蒂爾·杜門階的例子不是已經向我們表明，心理生活是怎樣從自身的黑暗中生存下來的嗎？在中國，幾乎沒有人相信歐洲的科學和技術正準備將她摧毀。那我們為什麼要相信我們會被東方神秘的精神影響摧毀呢？ 但是，我忘了一點，我們一直都沒有認識到，就在我們用技術優勢把東方的物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之際，東方也在用它的心理優勢把我們的精神世界搞得一片混亂。我們未曾想到，當我們從外部制服東方時，東方也許正從內部牢牢地控制著我們。我們也許會覺得這樣一種觀點簡直可以說是愚蠢之極，因為我們的肉眼只能看到明顯的物質聯繫，卻看不到我們中產階級的知識混亂狀況是由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奧登伯格（Oldenberg）、諾伊曼（Neumann）、多伊森（Deussen）、衛禮賢（Wilhelm）之輩造成的。羅馬帝國的例子給了我們怎樣的教訓？在征服了小亞細亞之後，羅馬就被亞洲化了；甚至歐洲也受到了亞洲的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從西里西亞（Cilicia）傳來的密斯拉神崇拜（Mithraic cult）——密斯拉神崇拜是羅馬軍隊的宗教——從埃及一直傳到濃霧瀰漫的大不列顛。還需要我指出基督教的根源在亞洲嗎？ 我們還沒有清晰地掌握這樣一個事實，即西方的神智學其實是對東方的一種業餘模仿。我們只不過是重新操起了占星術的舊業，而占星術對東方人來說就是家常便飯。我們對性生活的研究起源於維也納和英格蘭，但是，印度教在這個方面的教義可以與我們相媲美，甚至超過了我們。10個世紀以前，東方就有典籍向我們介紹了富有哲理的相對論，而不久前才在西方出現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tion）的觀念，則恰恰是中國科學的基礎。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甚至對我說，分析心理學中發現的某些複雜過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早就有明確的描述了。精神分析本身及其所產生的思路——顯然無疑是西方人發展出來的——和東方古老的藝術相比，不過是一個初學者的嘗試罷了。我們還應該提一句，有關精神分析與瑜伽之間的相似之處，奧斯卡·施米茨（Oskar A.H.Schmitz）已經做了追溯。 神智學者們有一個有趣的想法，他們認為，有一些聖人（Mahatma）坐在喜馬拉雅山脈或中國西藏的某個地方，啟發或者指導著世界上的每一個人。事實上，東方人對巫術的信仰對頭腦健全的歐洲人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影響，以至於他們當中有些人信誓旦旦地對我說，我所說的所有好東西都是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聖人的啟發，而我自己的靈感根本就不算什麼。這個關於聖人的神話傳遍了西方世界，他們對此深信不疑，這個神話絕不是胡說八道，而是像每一個神話一樣是一種重要的心理事實。東方看起來好像確實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這場精神變革的根本。不過，這裡的東方並不是一座住滿了聖人的西藏寺院，而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新的精神形式正是產生於我們自身心理生活的深處；它們是一些心理力量的表現形式，這些心理力量可以幫助我們控制雅利安猛禽那種無限制的捕食慾望。我們或許將逐漸地了解一種生活的界定，這種生活在東方已經發展為一種令人生疑的清靜無為；我們還會逐漸地了解到人類生存的一種穩定感，當精神需求像社會生活中的必需品一樣不可或缺時，人類的生存就獲得了這樣一種穩定感。然而，在這個美國化的時代，我們與這種狀態還相去甚遠，在我看來，我們還只是站在一個新的精神時代的門檻上。我不想冒充自己是先知，但如果不強調動盪年代生出的對安定的渴望，或者在身處不安全境地時生出的對安全的渴望，我就無法描繪現代人的精神問題。新的生活方式通常產生於需要和痛苦，而不是產生於希望或者對理想的追求。 在我看來，當代精神問題的癥結，可以從心理生活對現代人的吸引力中找到。如果我們是悲觀主義者，我們將會說這是一種頹廢的跡象；而如果我們是樂觀主義者，我們就會從中看到這樣一種前景，即西方世界將會發生一場意義深遠的精神變革。不管怎麼說，它都是一種有重大意義的表現。由於在每一個民族的各個階層中都有這樣的表現，它就更加值得注意了；而且，由於它是一個有關那些不可估量之心理力量的問題，這些力量用我們沒有預料到——正如歷史所表明的——也無法預料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它就變得更加重要了。雖然今天還有許多人沒有看到這些力量，但是，它們卻是當前人們對「心理學」如此感興趣的原動力。心理生活的吸引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他們對那些必定能夠發現的東西既不會感到厭惡，也不會感到失望，這樣一來，心理生活中也就沒有什麼病態或反常之處了。 在世界的條條大路上，一切都顯得那麼荒涼和陳舊。現代人出於本能，紛紛離開前人已經走過的路，轉而去探索旁路和小道，就像古希臘—羅馬世界的人拋棄了那些已不存在的奧林匹亞神靈，轉向了亞洲的神秘崇拜一樣。我們內心那股一直驅使著我們去探索的力量，現在指向了外部，吸納了東方的神智學和巫術；不過，它也指向內部，引導我們去關注和思考無意識心理。它喚起了我們心中的懷疑態度和百折不撓的精神，佛陀（Buddha）就是用同樣的懷疑態度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將他的200萬神甩到了一邊，獲得了唯一可信的原始經驗。 現在，我們必須問最後一個問題。我所講的關於現代人的一切是真有其事呢，還是純屬幻覺所帶來的結果？毫無疑問，在幾百萬西方人眼中，我所引用的事實完全是一些毫無相干的偶然事件，而在眾多受過教育的人看來，它們好像只是令人遺憾的錯誤。但是，我想問一句：當一個有教養的羅馬人看到基督教在最底層的民眾中間傳播，他會作何觀感呢？在西方世界，《聖經》中的上帝仍然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擁有一種信仰的人總會把持有另一種信仰的人斥為可恥的異教徒，如果他改變不了對方的信仰，就會給予他憐憫和容忍。不僅如此，「聰明的歐洲人」還堅信，宗教之類的東西對大眾和婦女來說相當有益，但若是與經濟和政治事務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我就像一個在晴空萬里之時卻預言說暴風雨即將來臨的人一樣，一直遭人駁斥。或許他感覺到這是一場發生在地平線以下的暴風雨，而且，這場暴風雨可能永遠也不會降臨在我們身上。但是在心理生活中，重要的、有意義的內容永遠都藏在意識的地平線之下，當我們談到現代人的精神問題時，我們所涉及的是一些幾乎看不見的東西——即最為隱秘、最為脆弱的東西——它們就像在夜間開放的花朵。在白天，一切都看得見摸得著；但是，黑夜與白天一樣長，我們也在夜間生活。有的人甚至會因為夜間做的噩夢而在白天心神不寧。而對很多人來說，白天的生活也像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噩夢，以至於他們渴望夜晚的到來，只有到了夜裡，他們的精神才會覺醒。我甚至相信，今天有很多這樣的人，因此，我堅持認為，現代人的精神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所呈現的樣子。有人指責我太過片面，對此，我確實不得不承認，因為我沒有提到對一個真實世界的現代承諾精神，因為這一點人人皆知，所以每個人都可以針對它發表長篇大論。從以國際聯盟等形式體現出來的國際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的理想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另外，在運動、電影和爵士樂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點（它在電影和爵士樂中非常具有表現力）。 這些當然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症狀；它們清楚無誤地表明，人道主義的理想也應該將實實在在的身體包括其中。運動體現了人類身體所具有的獨特價值，現代舞蹈也是。另一方面，電影和偵探小說一樣，讓人們可以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體驗到充分的興奮、激情和渴望（而在一種人道主義的生活秩序中，這些興奮、激情和渴望是必須受到壓抑的）。要弄清這些症狀是怎樣與心理狀態發生關聯的，其實並不難。心理所具有的吸引力帶來了一種新的自我評價，即一種對人性基本事實的重新評價。如果這種新的自我評價讓人類在以精神為名長期壓抑肉體之後，現在又重新發現了肉體，那麼，我們幾乎不會感到驚訝。我們甚至要說，這是肉體對精神的報復。當凱澤林（Keyserling）以諷刺的口吻指出司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英雄時，他說的話就像往常一樣可謂是一針見血。身體要求得到同等的認可；就像心理一樣，身體也有其魅力。如果我們依舊擺脫不了認為精神和物質相互對立的陳舊觀念的話，那麼，當前的事態就可以說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矛盾，它甚至會讓我們分裂、自相殘殺。但是，如果我們能接受這樣一個神秘的事實，即精神是內在的活生生的身體，而身體是外在的活生生的精神，二者其實同屬一物的兩個方面，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想要超越當前的意識水平就必須給予身體以應有的重視了。我們還將看到，對身體的信念無法容忍一種以精神的名義否定身體的觀念。與過去的相似要求相比，物質生活和心理生活的這些要求在今天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們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墮落的跡象。不過，這可能也意味著一種新生（rejuvenation），因為就像荷爾德林（Hölderlin）所說： 危險本身 就孕育著拯救的力量。[2] 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西方世界正在經歷著一種甚至更為快速的節奏——美國的節奏——它和清靜無為、超然物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外在生活與內在生活、客觀現實與主觀現實的兩極之間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張力。這很可能是衰老的歐洲與年輕的美國之間的最後一場較量；也可能是有意識的人所做的一次孤注一擲或有益健康的努力，目的是騙取自然規律中隱藏的力量，並趁其他民族仍在沉睡之時取得更偉大、更英勇的勝利。這個問題將留待歷史來回答。 在做了許多大膽的論斷之後，在本章快要結束之時，我想回到開頭時所做的承諾，即要謹記謙虛和謹慎的必要性。事實上，我一直都沒有忘記，我的聲音只是一種聲音，我的經驗只不過是滄海一粟，我的知識面並不比顯微鏡下的視野大多少，我心裡的眼睛只是一面反映世界上一個小小角落的鏡子，而我的觀念——則僅僅只是一種主觀的告解。 * * * 注釋： [1] 按照埃及的傳統，當死去的人在陰間遇到判官時，要非常詳細地招認那些他從沒有犯過的罪行，而實際的罪行則不必提及。——譯者注 [2] Wo Gefahr ist, Wächst das Rettende auch（Höld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