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 第十一章 是心理治療師還是牧師

事實上，有效推動醫學心理學和心理治療進一步發展的，是患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心理問題，而不僅僅是科學工作者提出的問題。醫學作為一門科學，一直以來都避免涉及任何嚴格意義上的心理問題。雖然患者有迫切的需要，但它還是堅持自己一貫的立場，其依據的假設還是有些道理的：心理問題屬於另外一個研究領域。不過，醫學最終還是不得不擴大其範圍，將實驗心理學也囊括其中，就像它曾經也不得不一再借鑑化學、物理學、生物學等科學分支的內容一樣——鑒於人類在生物學上的同質性。 我們自然應該讓這些從別處借鑑來的科學分支成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我們可以這樣描述這一變化的特徵：科學本身不是目的，科學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它們可以應用到人類身上。例如，精神病學（psychiatry）讓自己從實驗心理學的百寶箱中脫離了出來，從那個被稱為精神病理學（psychopathology）——精神病理學是對複雜心理現象進行的研究的統稱——的無所不包的知識體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精神病理學有一部分建立在嚴格意義上的精神病學發現之上，另一部分則建立在神經病學的發現之上——神經病學這一研究領域最初包括了所謂的心因性神經症，而且在現在的學術用語中也依然如此。但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訓練有素的神經病學家與心理治療師已經有了很大的分歧，這個分歧最早可以追溯到對催眠術的研究。這一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神經病學家專門研究的是器質性的神經疾病，而心因性神經症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器質性疾病。心因性神經症也不屬於精神病學範疇，因為精神病學專門的研究領域是精神病或心理疾病——而心因性神經症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心理疾病。相反，它們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沒有明確界限的獨特領域，它們具有許多過渡形式，這些過渡形式指向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指向了心理疾病，另一方面則指向了神經疾病。 神經症有一個明確的特徵：它產生的原因是心理方面的，而且其治癒完全依賴於心理療法。我們對這個特殊領域從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兩個方面進行界定和探索，所發現的結果非常不受醫學科學的歡迎：心理是疾病的病源和原因。在19世紀，醫學改變了其方法和理論，將自己塑造成了一門自然科學學科，而且，它還採信了自然科學的基本預設：物質因果論。從醫學的角度看，心理本身並不能獨立存在，而且，實驗心理學也盡其所能地將自己塑造成一種沒有心理的心理學。 但是，調查研究的結果明確地告訴我們，心理神經症的癥結就存在於心理因素之中；心理因素是導致神經症病理狀態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心理因素是獨立存在的，就像我們承認其他致病因素（例如，遺傳、體質和細菌感染，等等）是獨立存在的一樣。一切想用更為基本的物理因素來解釋心理因素的嘗試，都註定要失敗。但若試著用驅力或本能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從生物學中借鑑過來的——來界定心理因素，則成功的可能性會增大一些。眾所周知，本能是可以觀察到的生理衝動，可以追溯到各個腺體的機能，而且，經驗表明，本能能夠制約或影響心理過程。因此，若想探索心理神經症的具體發病原因，難道還有比從研究那種可以用藥物進行干預或治癒的腺體活動紊亂入手，而不是從神秘的「靈魂」概念入手，從而治癒衝動的紊亂更為令人信服的方法嗎？事實上，弗洛伊德正是依據這個觀點，創立了他的著名理論，根據性衝動的紊亂來解釋神經症。阿德勒同樣也求助於驅力的概念，根據權力衝動的紊亂來解釋神經症。實際上，我們必須承認，與性驅力概念相比，權力衝動這個概念距離生理學更遠，更具有心理學的性質。 我們仍不能從科學的意義上很好地給本能下一個定義。本能可以用來描述極其複雜的生物現象，但它所描述的內容卻十分模糊，且數量未知。在此，我並不是想對本能概念作批判性討論。我想考慮的是，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心理因素僅僅只是各種本能的結合，而本能又可以還原為腺體的功能。我們甚至還可以討論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一切被稱為心理的東西，甚至都被包含在了本能的總體範圍內，因此，心理本身便只是一種本能或本能的聚合體，歸根結底，它都只不過是腺體的功能而已。這樣一來，心理神經症就成了一種腺體的疾病。不過，這種說法至今還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而且目前也沒有發現哪種腺體分泌物能夠治癒神經症。另外，太多的錯誤教訓告訴我們，治療器質性疾病的藥物（organic medicine）是無法治癒神經症的，而心理治療的方法可以治癒神經症。這些心理學方法頗為有效，起到了我們原本期望腺體分泌物能夠起到的效果。因此，到目前為止，就像我們的經驗所表明的，如果想要改善或治癒神經症，就不能從不可改變的因素——腺體分泌物——出發，而要從心理活動出發去加以思考，也就是說，必須把心理活動當成一種現實。例如，對患者說一句恰當的解釋或安慰的話語，就可能會產生類似於治療的效果，甚至還可能會影響腺體的分泌。誠然，醫生的話語也「只不過」是「空氣的振動」，但卻是一組與醫生特定的心理狀態相對應的特定的振動。只有當醫生的話語傳遞了某種意義，或者具有某種重要性的時候，這些話語才會產生治療的效果。能產生治療效果的，其實是話語的意義。「意義」（meaning）是一種屬於心理或精神領域的東西。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說它是虛構出來的東西。但是，意義卻使得我們能夠影響疾病的進程，它通常比化學藥物有效得多。我們甚至可以通過它來影響身體中的生物化學過程。不論這種虛構出來的意義是從我們體內自發產生，還是通過人類的言語從外部傳遞給我們，它都能夠讓我們生病，或者治癒我們的疾病。雖然我們可以肯定，虛構、幻覺和見解是世界上最難以捉摸、最不真實的東西；但是，在心理領域，甚至在心理生理領域，竟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它們更為有效。 正是在承認這些事實的基礎上，科學才發現了心理，而我們現在為了表示敬意，必定要承認其真實性。事實證明，驅力（或者說本能）是心理活動的前提條件，但與此同時，心理活動似乎也能制約本能。 我說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論是以驅力為基礎的，這絕不是在指責他們，其唯一的不足在於其片面性。它們所代表的都是那種忽略了心理的心理學，只適合那些自認為沒有精神需求或渴望的人。在這個問題上，醫生與患者都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儘管與以往從醫學的視角探討這個問題的取向相比，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論更接近於神經症的根源，但是，它們仍然無法滿足患者更為深層的精神需求，因為它們只關注驅力。它們仍然囿於19世紀的科學假說，而且，過於不證自明了——它們極不重視虛構的和想像的過程。總之，它們沒有賦予生活足夠的意義。而只有有意義的事物，才能讓我們獲得自由。 日常的理性、明智的人類判斷以及通過總結常識而獲得的科學，當然能幫助我們走過人生旅程的一大部分；但是，它們超越不了人類生活的邊界，因此，我們只能生活在平凡的事實和平淡無奇的事物之中。畢竟，它們無法為有關精神上的痛苦及其最具深刻意義的問題提供答案。我必須這樣理解：一個人之所以患上心理神經症，是因為找不到生活對他而言的意義，從而感到非常痛苦。然而，精神領域的一切創新以及人類心靈的每一個進步，都來源於一種精神痛苦的狀態，而導致這種痛苦狀態的，是精神的停滯和心理的貧瘠。 認識到了這一事實的醫生，才能看到展現在他眼前的這片領域，他戰戰兢兢地向這一領域靠近。現在，醫生必須虛構出一些具有治療作用的話語傳遞給患者，幫助他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因為這是患者渴望獲得的東西，遠遠超出了理性和科學所能給予他的一切。患者正在尋找的是一些能夠控制住他、能夠給他那個患了神經症的混亂頭腦賦予意義和形式的東西。 醫生擔得起這一重任嗎？一開始，醫生很可能會把患者移交給牧師或哲學家，或者把患者丟棄在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混亂困惑之中自生自滅。作為醫生，他並不一定要有完整的人生觀，因為他的職業良心不曾對他提過這樣的要求。但是，當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患者生病的原因，當他看到他的患者之所以會生病，是因為他的生活里只有性，沒有愛，當他看到他的患者之所以沒有信仰，是因為不敢在黑暗裡摸索，當他發現他的患者之所以失去了希望，是因為世界和生活澆滅了他的幻想，當他發現患者之所以缺乏理解力，是因為他看不到自己的人生有何意義，那麼，此時，醫生應該怎樣做呢？ 有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患者會斷然拒絕去請教牧師。他們甚至更不願意去諮詢哲學家，因為哲學歷史的問題他們絲毫不感興趣，而且，在他們看來，知識的問題似乎比沙漠更為貧瘠。不僅能對生活和世界的意義侃侃而談，而且真正擁有這種意義的偉人和智者真的存在嗎？人類的思維構想不出任何體系或終極真理，從而給患者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東西，也就是，信仰、希望、愛和洞見。 信仰、希望、愛和洞見是人類所能達到的四種最高成就，它們是上天恩賜的禮物。既不能教授，也不能學到；既不能給予，也不能索要；既不能壓抑，也不能贏取。因為它們來自於經驗，是某種被賦予的東西，因而超出了人類的想像。經驗是不能製造出來的。它們是自然發生的——不過幸運的是，它們不是完全獨立於人的活動之外，而只是相對獨立。我們可以慢慢地靠近它們——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們人類力所能及的。有一些途徑可以讓我們更接近生活經驗，不過我們應該謹慎，不要輕易把這些途徑稱為「方法」（method）。「方法」一詞本身就會產生抑制的效果。而且，通往經驗的道路是沒有捷徑的，確切地說，它是一種需要我們全力以赴的冒險活動。 因此，醫生在試圖幫他滿足對他提出的這些要求時，便遇到了一個看似無解的難題：醫生應該怎樣幫助患者獲得能帶來解脫的經驗，以使患者獲得上述四種恩賜的禮物，並治癒他的疾病呢？當然，我們可以心懷最大的善意，好言勸慰患者去擁有真正的愛、信仰、洞見和希望；我們也可以對他進行溫和的訓誡，勸他「了解你自己」。但是，在患者獲得經驗之前，他又怎能獲得那些只有經驗才能賦予他的東西呢？ 掃羅（Saul，即聖保羅信教之前的名字）的皈依，既不是因為真正的愛，也不是因為真正的信仰，更不是因為其他任何真理。而完全是因為他對基督徒的恨，使他踏上了去大馬士革（Damascus）的路，正是這個決定性的經驗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他之所以獲得這樣一種經驗，是因為他深信他曾經走的是一條完全錯誤的道路。這就為我們開闢了一條道路，去解決那些我們很難嚴肅處理的人生問題。同時，這也給心理治療師提出了一個他和牧師都要面對的問題：善與惡的問題。 事實上，最應該關心精神痛苦這一問題的是神父或牧師，而不是醫生。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患者之所以首先去諮詢醫生，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身體生病了，而且，某些神經症症狀至少也可以用藥物來緩解。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患者先去諮詢牧師，他也不可能讓患者相信他的毛病是心理上的。一般而論，牧師缺乏專業的知識，所以診斷不出導致疾病的心理因素，而且，他的判斷也沒有任何權威性可言。 然而，有一些人雖然清楚意識到了自己的疾病是心因性的，但卻拒不求助於牧師。他們不相信牧師真的能幫助他們。這些人出於同樣的原因，也不相信醫生。其實，他們不相信醫生和牧師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畢竟，醫生和牧師出現在他們面前時常常都兩手空空，甚至更糟糕的是，在說著一些空話。我們不能指望醫生會對有關靈魂的終極問題發表任何高見。患者若想獲得這樣的幫助，應該求助於牧師，而不是醫生。但是，新教牧師卻常常發現自己面對著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他不得不處理天主教神父無須面對的一些實際困難。最重要的是，天主教神父背後有天主教會的權威作為靠山，而且，他的經濟地位相當穩定、獨立。新教牧師則與此相去甚遠，他可能已經成家，故而需要擔負養家之責，如果他無此能力，也不能指望得到教區的資助或被送進修道院。但是，如果一位天主教神父同時也是一名耶穌會信徒的話，他甚至可以自由地採用現代的心理學學說。譬如，我知道，我本人的著作在還沒有任何新教牧師認為值得一讀時，羅馬的神父們早就已經認真地研讀了它們。 我們已處於一個緊要的關頭。德國新教教徒的大量流失僅僅只是許多徵兆當中的一個，牧師們應該從中看到，僅僅勸導人們要有信念，或者勸誡人們行善，並不能讓現代人得到他們所追求的東西。許多牧師從弗洛伊德的性慾理論或阿德勒的權力理論中尋求支持和實踐指導，這一事實令人大為吃驚，因為這兩種理論都對精神的價值持敵意的態度，就像我前面說過的，它們都是不涉及心理的心理學。它們都是理性的治療方法，實際上會阻礙人們去領悟經驗的意義。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的心理治療師都是弗洛伊德或阿德勒的學生。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患者都必然會遠離一種精神的立場——對於一個已經從內心領悟到精神之價值的人來說，這一事實絕非無關緊要。當前，對心理學的興趣就像一股浪潮席捲了歐洲的新教國家，而且這股浪潮還遠遠沒有退潮的跡象。這與基督教信徒也在大量流失的現象是一致的。在此，我想引用一位新教牧師的話，他說：「現在人們都去看心理治療師，而不去找牧師了。」 我深信，這句話只適用於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人，而不適用於廣大群眾。不過，我們不應該忘記一點，即大約要到20年後，普通大眾才會開始思考那些受過教育的人今天所思考的問題。例如，當畢希納（Buchner）的《力與物質》（Force and Matter）一書成為德國公共圖書館中最受歡迎的書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差不多已經將它拋到腦後20年之久了。我相信，今天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最為感興趣的心理學問題，明天將會讓每一個人都感興趣。 我想請大家注意下面這些事實。在過去的30年中，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都有人曾來找我諮詢。我治療過數百位患者，其中大多數是新教教徒，少數是猶太人，而信奉天主教的不過五六個。而在我的患者當中，年逾中年者——也就是說，35歲以上的患者——幾乎每個人的問題最終都得藉助於一種宗教的人生觀方能解決。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這些人之所以生病，是因為他們失去了每個時代流行的宗教給予其信徒的東西，因此，治療需要幫助他們重新獲得宗教觀，否則，就不能真正治癒他們。當然，這與某種特定的信條或教會的成員資格沒有什麼關聯。 這樣一來，展現在牧師面前的便是一個巨大的空間了。但是，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而且，當代的新教牧師看上去好像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迫切心理需求。對牧師和心理治療師來說，現在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正好可以聯合起來去迎接這個偉大的精神任務。 在這裡，我還要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以說明這一問題與我們每個人的關聯是多麼密切。大約兩年以前，在瑞士的阿勞（Aarau）舉行了一次基督教學生會議，大會的領導曾當面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如今，精神痛苦的人是不是更願意去看醫生，而不是找牧師，他們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何在？這是一個非常直接而又具體的問題。當時我只知道，我的患者顯然是選擇了看醫生，而不是找牧師，但除了這一事實以外，我別無所知。在我看來，這是否是一種普遍現象，也是值得懷疑的。無論如何，我都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於是，我通過我所認識的人，對我所不認識的人展開了一項調查；我設計了一些調查問卷，分發給瑞士、德國和法國的新教教徒以及少數天主教教徒填寫。就像下面的概括性總結所表明的，調查結果非常有趣。新教教徒中有57%傾向於看醫生，但天主教教徒只有25%；新教教徒中僅8%傾向於求助神祇，而天主教教徒有58%。這些是做出明確選擇的人。此外，新教教徒中大約有35%選擇了不能確定，而天主教教徒中只有17%。 選擇不去教堂諮詢牧師的理由，一般是因為牧師缺乏心理學的知識和洞察力，有52%的人是這樣回答的。有大約28%的人認為牧師的觀點有偏見，而且表現出一種過於教條、傳統的成見。奇怪的是，甚至還有一位牧師也決定去看醫生，而另一位牧師則惱火地反駁道：「神學與給人治病毫無關係。」此外，參與問卷調查的牧師的所有親屬都聲稱他們反對去諮詢牧師。 鑒於這項調查只局限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因此，它就像是風中的一棵稻草，我們不能從中得出普適性的結論。而且我確信，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會有不同的反應。不過，我傾向於接受這些結果，認為它們或多或少準確地反映出了受過教育的人的觀點，而且大家都知道，受過教育的人對教會或宗教事務越來越漠不關心，這就更加印證了這一點。此外，大家不要忘了我在前面曾提過的那個社會心理學真理：一種普遍的人生觀從受過教育的階層滲透到沒有受過教育的群眾中，大約需要20年的時間。例如，20年前，甚至10年以前，誰敢預言像西班牙這樣一個天主教勢力泛濫的歐洲國家，會經歷眼下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精神變革呢？然而，它卻像山洪一樣爆發了。 在我看來，隨著宗教生活的衰落，神經症的發病率卻明顯升高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統計數字來證明實際增長的數量。但是，有一點我非常肯定，那就是，在歐洲的每一個地方，人們的心理狀態都顯得極度失衡。不可否認，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神經緊張、觀念混亂、方向迷失的時代。我的患者來自於許多國家，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之所以來找我，並不是因為他們患上了某種神經症，而是因為他們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或者是因為一些就連今天的哲學和宗教都回答不了的問題而倍感痛苦。有一部分患者或許以為我有什麼靈丹妙藥，但我不得不馬上就告訴他們，我也一樣解答不了他們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做一些實際的思考。 讓我們以一個最為普通、最為常見的問題為例來加以說明：我的生活，或者說一般意義上的生活，究竟意義何在？今天的人們認為，他們太清楚牧師將會怎樣回答這個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牧師應該怎樣回答這個問題。他們一想到哲學家的答案就會忍不住發笑，而且，一般來說，他們對醫生也不抱太高的期望。但是，從分析無意識的心理治療師那裡，人們毫無疑問會學到些什麼。除了其他東西以外，他們或許可以從自己的心靈深處挖掘出生活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只要用錢就可以買到！而任何一個頭腦嚴謹的人，在聽到心理治療師說他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時，一定會感到很放心。這樣的告解，常常是患者對治療師產生信任的開始。 我發現，現代人對傳統觀念和歷代相傳下來的真理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反感。現代人是認為過去的一切精神標準和形式都已失去了有效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Bolshevist），因此，他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在經濟領域中所做的一樣，也想在精神世界裡進行實驗。一旦遭遇這種現代的態度，任何一個教會體系，不管是天主教、新教、佛教還是儒教，都會陷入危險之中。在這些現代人當中，當然會有一部分人本性就非常喜歡誹謗他人、極具破壞性，且剛愎自用——一些心理不平衡的怪人——他們在任何地方都永遠感到不滿，因此他們喜歡一窩蜂地追隨各種新潮流，希望至少能有一次只用較低的代價就能彌補自身的不足，但其中大部分都對這些運動和事業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不用說，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也遇到了許多現代的男女，他們當中也有一些病態的偽現代人（pathological pseudo-moderns）。不過，對於這種人，我通常置之不理。我所討論的那些人絕不是病態的怪人，相反，他們大多是能力出眾、勇敢而又正直的人，他們之所以拒絕接受傳統的真理，是出於一些正當且得體的理由，而不是因為內心的邪惡。他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我們的宗教真理不知為何已經變得很空洞。不是他們無法調和科學觀念和宗教觀念，就是基督教教義已經失去了權威性及其在心理學上的合理性。人們不再認為基督的死可以讓他們獲得救贖；不管在他們看來擁有信仰的人是多麼幸福，他們也無法擁有信仰——他們也無法強迫自己擁有信仰。在他們眼裡，罪惡（sin）變成了一種相對的東西：對一個人來說是惡，但對另一個人來說則可能就是善。歸根結底，佛祖所說的為什麼不能也是正確的呢？ 沒有人不熟悉這些問題和疑惑。但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卻認為它們是毫不相干的東西，從而不予理會。弗洛伊德的分析堅持認為，被壓抑的性慾才是根本的問題，而哲學或宗教的懷疑都只不過是掩蓋事實真相的偽裝罷了。如果我們仔細地研究單個病例，確實會發現，在性領域以及一般的無意識衝動領域都存在一些特殊的障礙。弗洛伊德的方法，就是用這些障礙去解釋所有的心理障礙；他的興趣只限於對性症狀的因果關係進行解釋。他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某些病例中，雖然所假定的神經症誘因一直存在，但患者卻一直沒有發病，一直到意識態度出現紊亂，其神經症才開始發作。這就好像是一艘船因為漏水而開始慢慢下沉時，船員卻只對那些湧入的水的化學成分感興趣。無意識驅力領域出現的障礙並不是最為主要的，而是次要的現象。當意識生活失去了其意義和希望，就好像有一種恐慌傾瀉而出，這時我們就能聽到一聲高喊：「該吃吃該喝喝吧，反正明天都要死了！」正是這種因為生活無意義而產生的心境，導致無意識出現了障礙，並激發那些被痛苦地壓抑著的衝動爆發了出來。神經症的發病原因既存在於過去，也存在於當下；而且，使神經症保持發作狀態的，只有一個一直存在的原因。一個人之所以患上結核病，並不是因為他20年前曾感染上了結核桿菌，而是因為感染的病灶一直到今天還是很活躍。至於感染是何時發生、怎樣發生的，這些問題與他當前的狀況幾乎毫無關係。不管對已往病史了解得有多清楚，都無法治癒結核病。神經症的情況也是如此。 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患者帶到我面前的宗教問題不僅與神經症有關，而且可能是導致神經症發作的原因。不過，如果我要認真對待這些宗教問題，就必須向患者承認，他的感受是有道理的。「是的，我同意，佛祖與耶穌所講的可能都對。罪惡只是相對的，而且，我怎麼也看不出基督的死是怎樣讓我們獲得救贖的。」作為一名醫生，我能夠輕易地承認這些疑問，但是，對牧師來說，要做到這一點卻不容易。患者會把我的態度看成是一種理解，而牧師的猶豫卻讓他們覺得那是一種傳統的偏見，從而導致他與牧師之間有了隔閡。他會問自己：「如果我開口向牧師詳細描述我所遭受的痛苦的性障礙，他會怎麼說？」他有充分的理由懷疑，牧師的道德偏見甚至比他的教條主義偏見還要強烈。關於這一點，可以用美國總統柯立芝（Coolidge）的一則有趣軼事來說明，這則軼事叫「沉默寡言的卡爾·柯立芝」。一個禮拜天的上午，他從外面回到家，他的妻子問他剛才去哪裡了。「教堂。」柯立芝回答道。「牧師講了些什麼？」「他講了罪惡。」「他是怎麼評論罪惡的？」「他反對罪惡。」 也許有人會提出，醫生很容易在這個方面表現出理解。但是，人們卻忘了，就算是醫生也有道德上的顧慮，有些患者的告解甚至讓醫生都覺得難以忍受。但是，只有當患者身上最糟糕的東西被接受時，他才會覺得自己被接受了。沒有人能夠單憑口頭幾句話就做到這一點；只有通過醫生的誠意，以及他對待自己和自己邪惡一面的態度，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醫生想給患者提供指導，或者甚至想陪他走一段路，他就必須接觸這個人的心理生活。醫生在做診斷時，是無論如何都觸及不到另一個人的心理生活的。不論他是用語言表達他的診斷，還是把診斷結果放在心裡，都一樣。如果醫生採取相反的態度，隨隨便便地就贊同患者的意見，那也是沒有用的；這和譴責一樣，也會讓患者與醫生疏遠。我們只能通過一種毫無偏見的客觀態度去接觸另一個人。這聽起來可能像是一個科學準則，而且，可能會與一種純粹理智的、超然物外的態度混為一談。但是，我想表達的是一種與此截然不同的東西。它是人類的一種品質，一種對事實、事件以及這些事實和事件的當事人的深切尊重，一種對此樣人生之秘密的尊重。真正篤信宗教的人採取的就是這種態度。他知道，是上帝讓各種千奇百怪、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的，他還試圖以最為奇特的方式進入人的內心。因此，他在萬事萬物中都能感覺到神之意志的無形存在。這便是我所說的「毫無偏見的客觀態度」（unprejudiced objectivity）。它是醫生身上的一種道德修養，醫生不應該反感疾病和墮落。只有先接納一件事物，我們才能去改變它。譴責並不能帶來釋放，而只能造成壓抑。在我所譴責的人看來，我是一個壓迫者，而不是朋友或難友。我絕不是說，我們永遠都不能對我們想幫助和改善的人下斷言，而是說，如果一名醫生想要幫助患者，那他就必須接受患者原本的樣子。事實上，只有當他了解並接受了患者原本的樣子時，他才能真正地給患者幫助。 這聽起來或許非常簡單，但是，簡單的事情往往最難做。在實際生活中，想要過得簡單，必須先經過最為嚴格的磨鍊。接納自己是道德問題的本質，也是整個人生觀的縮影。我為飢餓的人提供食物，我原諒他人對自己的侮辱，我以基督之名去愛我的敵人，所有這一切毫無疑問都是了不起的美德。我怎麼待人，就怎麼對待基督。但是如果我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發現了所有人當中的最卑微者、所有乞丐中的最貧窮者、所有冒犯他人之人中的最無禮者，以及那個必須去愛的敵人，那該怎麼辦呢？通常情況下，基督徒的態度此時會發生逆轉，不再有關於愛或長期忍受的問題，我們會對自己內心的那位同胞說「你一文不值」，而且，我們會譴責自己，並對我們自己勃然大怒。我們會把這位同胞隱藏起來，不讓世人知道，我們拒絕承認自己就是那個遇到過的所有人當中最為差勁的。哪怕是上帝以這種可鄙的樣貌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肯定在雄雞報曉之前也已經否定他一千次了。 醫生如果運用現代心理學去檢視患者生活背後的東西，尤其是他自己生活背後的東西——現代心理治療師如果不想在無意識中成為一個騙子的話，則必須這樣做——他將會承認，接受自己的弱點是一項最為困難的任務，甚至可以說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只要一想到這項任務，我們就會嚇得面色蒼白。因此，我們毫不猶豫、輕輕鬆鬆地選擇了一條更為複雜的道路，即對自己始終一無所知，而同時又忙著管別人及其麻煩和罪惡。這一舉動給我們增添了美德的光彩，我們就這樣欺騙著自己和周圍的人。謝天謝地，這樣一來，我們就能逃避自己了。很多人都可以這樣做而不受懲罰，但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有少數人在去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崩潰了，神經症壓垮了他們。如果我自己也是一個逃避者，也在遭受癲癇（morbus sacer）似的神經症的折磨，我又怎麼能去幫助這些人呢？只有完全接受了自己的人，才會有「毫無偏見的客觀態度」。但是，沒有哪個人有充分的理由吹噓，他已經完全接受了自己。我們可以說基督做到了，他把自己內心的傳統偏見作為祭品獻給了上帝，於是，他無視傳統，不顧法利賽人的道德標準，就這樣痛苦地度過了一生。 我們新教教徒遲早都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對「效仿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的理解，是應該照搬他的生活，模仿他在身上釘出傷痕（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還是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像他一樣真實地過適合我們的生活呢？要像基督那樣來生活，絕非易事，而要像基督那樣真實地度過自己的一生，則難上加難。凡是想像基督那樣真實地過自己生活的人，都會遇到過去力量的阻抗，儘管他或她可能不虛此生，但卻免不了會像基督一樣被誤解、被嘲笑、被折磨，被釘在十字架上處死。所以，我們更傾向於以歷史所認可的方式模仿基督在神聖的光環之下被美化了的言行。我絕不會去打擾一個自比基督的修道士，因為他值得我們尊重。但是，我和我的患者都不是修道士，作為一名醫生，我有責任告訴患者應該怎樣生活才不會患上神經症。神經症是一種內心的分裂，一種自己和自己在內心交戰的狀態。每一樣能夠加重這種分裂的事物，都會使患者的神經症症狀惡化，而每一樣能夠緩解這種分裂的事物，都有助於治癒患者。導致人們與自己開戰的是這樣一種直覺或認識，即他們覺得自己體內住著兩個彼此對抗的人。這種對抗可能表現為肉體和精神之間的衝突，也可能表現為自我與陰影之間的衝突。浮士德所說的「天啊，我的心裡竟然居住著兩個獨立的靈魂」，就是這個意思。神經症就是一種人格的分裂。 我們可以把治癒（healing）稱作一個宗教問題。在社會和國家的層面，苦難的狀態可能是內戰，要想治癒這種狀態，則必須效仿基督的美德，寬恕那些痛恨我們的人。在應對外部情境時，我們帶著善良基督徒的信念，嘗試做了一些事情，在治療神經症患者的內心狀態時，我們也必須要帶著這種信念。這就是現代人聽夠了犯罪和罪惡的原因所在。自身的內疚感已經夠讓他們痛苦了，他們寧可知道怎樣才能順從自己的天性，怎樣去愛自己內心的那個敵人，怎樣把那隻狼當成自己的兄弟。 此外，現代人並不急於知道他能夠用什麼方式來效仿基督，而只想知道他能夠用什麼方式來過他自己的生活，不管他們的生活是多麼枯燥無味，都是如此。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每一種效仿的形式都似乎缺乏生氣、沒有活力，所以，他們要反抗將他們束縛在他人常走之路上的傳統力量。在他們看來，他人經常走的所有這些老路都是歧途。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但他的一言一行看起來就好像他的個人生活受到了上帝意志的鼓舞，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實現它。這就是他的自我中心主義的根源，而自我中心主義是神經症狀態中最為明顯的邪惡之一。但是，如果有人說他過於以自我為中心，那麼，那個人已經對他失去了信心，這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樣一來，那個人會讓他陷入更為嚴重的神經症狀態。 如果我想治癒我的患者，我就必須承認，他們的自我中心主義具有深刻的意義。事實上，如果我看不出這其中包含著真正的上帝的意志，那我就太盲目無知了。我甚至必須助長患者的自我中心主義；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那他便讓自己疏離了其他人。他把他們趕走，他們便能醒悟過來——本就應該如此，因為他們一直試圖剝奪他那「神聖的」自我中心主義。他必須擁有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因為這是他最為強大、最為健康的力量；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這是真正的上帝意志，只不過有時候會讓他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不管這種狀態有多悲慘，對他來說都是有益的，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他才能夠擁有自己的衡量標準，並認識到對同胞的愛是一種多麼無價的財富。而且，只有在被徹底拋棄和孤獨的狀態下，我們才能體驗到自己本性中那些有益的力量。 當我們多次目睹這樣一種發展的始末，就再也不能否認，原本邪惡的事情已經變成了善，而看似善良的東西卻擁有了邪惡的力量。自我中心主義的頭號惡魔引導我們走上了一條通往宗教經驗所要求的那種收穫（ingathering）的坦途。我們在這裡所觀察到的，是一條根本的生活法則——物極必反（enantiodromia）——也就是向對立面轉化；正是依據這條法則，互相衝突的兩種人格才有可能得以重新統一，從而結束這場內戰。 我之所以拿神經症患者的自我中心主義為例，是因為這是他身上最為常見的一種症狀。我同樣也可以用神經症患者的其他典型症狀，來說明醫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患者的缺點，以及在面對患者的邪惡問題時，他又該如何處理。 毫無疑問，這聽上去也非常簡單。但實際上，接受人性的陰暗面，卻幾乎可以說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試想，承認那些非理性的、無意義的、邪惡的東西擁有存在的權利，將意味著什麼！然而，這一點卻恰恰是現代人所堅持的。他們想接受自己的每一面——想認識自己是誰。因此，他們將歷史拋到一邊，置之不理。他們想與傳統決裂，這樣他們就可以拿自己的生活做試驗，以確定除了傳統的預設之外，事物本身還具有什麼樣的價值和意義。現代的年輕人正是持這種態度的令人吃驚的例子。為了說明這種傾向有多強烈，我將列舉某德國社團向我提出的問題。他們問我：亂倫的行為是否應該受到譴責？可以舉出哪些事實作為反對亂倫的理由？ 如果我們認可這些傾向，那麼不難想像，人們將可能陷入各種衝突之中。我完全能夠理解，為了保護自己的同胞不冒這樣的險，人們願意嘗試一切手段。但奇怪的是，我們卻發現自己找不到任何手段來做到這一點。曾經那麼多管用的反對非理性、自我欺騙和不道德的理由，現在都失去了其效力。現在，我們正在品嘗19世紀的教育所釀成的苦果。在整個19世紀，教會拚命地向年輕人宣講盲目信仰的好處，而大學給學生灌輸的卻是知識理性，結果，到了今天，不論我們訴諸信仰還是理性，都必定徒勞無功。現代人已經厭倦了這種觀念的論戰，他們希望能夠親自去弄清楚事物的本來面目。雖然這種欲望可能會帶來極為危險的後果，但我們卻不得不把它看成一項勇敢的事業，並給予它某種程度的同情。這絕非不顧後果的冒險，而是在深切的精神痛苦的激勵之下所做的一種努力，它的目的是要在不帶偏見的新經驗的基礎之上，給生活賦予新的意義。毫無疑問，我們應該謹慎，但是，對於這樣一種需要全力以赴的重大冒險活動，我們不能不支持。如果我們反對它，那就等於在試圖壓抑人們身上最美好的東西——勇氣與抱負。如果我們成功地反對了它，那就等於阻礙了那些有可能賦予生活意義的寶貴經驗。如果保羅聽從他人的勸阻而放棄了去大馬士革的旅程，那結果將會怎樣呢？ 每一位認真對待工作的心理治療師，都必須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在接待每一個個案時，他都必須確定，他是否願意通過諮詢支持一個人，幫助他去進行一次勇敢的、有可能會帶來不幸的冒險。他不能有固定的是非觀念，也不應該裝作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否則，他就會降低這種經驗的豐富性。他必須密切關注實際發生的事情——只有發生的事情，才是實際的。如果某件事物在我看來是錯誤的，但卻表現得比真理更為有效，那麼，我必須先選取這一看似錯誤的事物，因為這個看似錯誤的事物具有力量和生命力，而如果我選擇了那個看似真理的事物，就會失去這種力量和生命力。光明需要黑暗，不然，它怎麼能表現為光明呢？ 眾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僅限於使我們意識到自己內心的陰暗面和邪惡。它僅僅只是引發了一場潛伏的內戰，然後就置之不顧了。患者必須竭盡全力去應付這場內戰。可惜的是，弗洛伊德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類從來都不能單槍匹馬地去和黑暗的力量——也就是，無意識的力量——相對抗。人始終需要精神的幫助，而提供這種幫助的是每個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打開無意識的大門，永遠都意味著強烈的精神痛苦的爆發；這就好像是繁榮的文明遭受了大批野蠻人的肆虐，又好像是阡陌良田飽受大堤決口後兇猛洪水的肆虐。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的一種爆發，它再清楚不過地表明，那面隔開秩序良好之世界與潛伏著混亂之世界的牆是多麼的薄。但是，不論是對理性有序的世界，還是對每一個單個的個體來說，情況都是如此。他的理性侵犯了自然的力量，這些力量便伺機報復，只等著那面牆倒塌的時刻，它們便去摧毀意識生活。從遠古時代起，甚至在最為原始的文化中，人們就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人類發展出宗教和巫術，就是為了武裝自己以對抗這種威脅，並治癒已經造成的創傷。這就是巫醫也是牧師的原因所在；他既是肉體的拯救者，也是靈魂的拯救者，而宗教則是一個治癒心理疾病的系統。人類最偉大的兩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尤其如此。深陷痛苦之中的人，從來都不能因自己所想出的東西而擺脫痛苦，他只能從一種比他更為睿智的智慧中獲得啟示。唯有如此，他才能脫離苦海。 如今，這種破壞性力量已經出現，人們因此而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正因為如此，患者們才迫使心理治療師扮演起了牧師的角色，期望並要求治療師幫助他們擺脫痛苦。因此，我們的心理治療師不得不去忙著思考一些嚴格來講屬於神學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把這些問題留給神學家來回答；那些痛苦之人迫切的心理需要讓我們日復一日地面對著這些問題。既然一般來講，過去流傳下來的每一個概念、每一種觀點都會讓我們失望，那麼，我們首先就必須和患者一起踏上追溯其疾病根源的道路——這是一條他走過的錯誤道路，使他的內心衝突更為尖銳，孤獨感也更加強烈了，直至最終他再也忍受不了——希望從孕育著破壞性力量的心靈深處亦能找到救贖的力量。 在我第一次嘗試這樣做的時候，我並不知道結果會怎樣。我不知道心靈深處隱藏著什麼東西——一直以來，我都把心靈深處這個領域稱為「集體無意識」，而把它的內容稱為「原型」（archetypes）。從遠古時代起，無意識的爆發就出現了，它們一次又一次地爆發。意識並非從一開始就存在，而是在出生後的頭幾年，慢慢地在每個兒童身上建立。在這個形成時期，意識是非常薄弱的，而且歷史告訴我們，對整個人類而言也是這樣——無意識很容易便占據上風。這些鬥爭往往會留下它們的印記。用科學的術語來表達便是：本能的防禦機制（instinctive defence-mechanisms）形成了，當遇到大的危險時，它就會自動進行干預，它們常常通過幻想中那些有益的意象來發揮作用（這些意象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類心理之中）。一旦有需要，這些防禦機制就會行動起來。科學只能確定這些心理因素的存在，並嘗試通過提出一種有關其根源的假說來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這樣做只是把問題往後推了一個階段，根本就沒有解開這個謎團。這樣一來，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些終極問題了：意識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心理是何物？對於這些問題，一切科學都束手無策。 這就好像是當病入膏肓之時，破壞性的力量就變成了治癒的力量。其原因在於下面這樣一個事實，即原型開始過上了獨立的生活，並且成了人格的精神嚮導，從而取代了那個不適當的自我及其徒勞的意志和努力。就像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會說的：是上帝的指導。在面對我的大多數患者時，我必須避免使用這種說法，因為這會讓他們想起太多他們不得不摒棄的東西。我必須用更謙虛的話來表達我的意思，必須說心理覺醒了，能夠自發地生活了。實際上，這種說法也更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當夢或幻想中出現的一些主題是那些平時在意識狀態下無法看出其根源的主題時，轉化便發生了。對患者來說，這不亞於一種啟示，此時，某種東西從心靈的深處萌生，並出現在了他的面前——這是一種不屬於「我」的陌生的東西，因此，它超出了個人想像力所及的範圍。他找到了通往心理生活源頭的路，而這標誌著治癒的開始。 毫無疑問，要想清楚地說明這一過程，我們應該在討論時使用一些恰當的例子。但是，我們幾乎不可能找到一個或更多令人信服的例子，因為這通常是一件極其微妙而又複雜的事情。那種非常有效的東西，往往只是夢在獨立地解決患者的困難時，給患者留下的一種深刻印象。或者可能是患者的幻想指向了他的意識心理還沒有任何準備的某件事情。幻想的內容通常具有原型的性質，以一種特定方式組合在一起，會對它們自己產生強烈的影響，而不論意識心理能否理解它們。心理的這種自發活動往往非常強烈，以至於人們能看到幻想中的畫面，或者聽到內心的聲音。這些都是人們可以直接經驗到的精神的表現，而且，從古至今一直如此。 這些經驗算是給遭受曲折痛苦的受難者的回報。從這一刻起，一束陽光照了進來，釐清了他的混亂；他終於能夠平息內心的戰爭，並因此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彌合了他天性中的病態分裂。 現代心理治療的根本問題非常重要，且意義深遠，因此，只用一個章節的篇幅是不可能對它做詳細描述的，但是若要闡述清楚，卻又非常需要這些細節。因此，我的主要目的在於，闡明心理治療師在工作中應該持有的態度。畢竟，恰當地理解這一點，比精選幾個治療方案或者幾個有關治療方法的建議更有意義，因為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這些內容，對它們的應用就無論如何也不會有效果。心理治療師的態度遠比心理治療的理論和方法更為重要，所以，我才一直想向大家展示這種態度。我相信，我的闡述是值得信賴的。而至於牧師能夠以什麼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跟心理治療師一起努力，我也只能提供一些信息，留待其他人來決定。我也相信，我所描繪的有關現代人之精神面貌的圖景與實際狀況相一致——當然，我不敢說自己無懈可擊。無論如何，有關神經症的治癒以及相關問題我不得不說的東西，其實是樸素的真理。在努力地想治癒心理疾患的過程中，我們醫生自然希望得到牧師的同情和理解，但我們也完全意識到了那些阻礙充分合作的根本困難。我個人的立場是站在左的新教觀點這一邊，但我會第一個跳出來警告大家，千萬不要憑藉自己的經驗而輕率地得出一般性的結論。作為一個瑞士人，我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不過我也認識到，我的天性中有貴族氣派，甚至有些神秘莫測。朱庇特可為之事，公牛不可為。（Quod licet Jovi, non licet bovi.）這是一條令人不快但卻永恆的真理。犯過諸多罪孽的人，誰會獲得寬恕？是那些博愛的人。而那些不愛別人的人，雖然犯下的罪孽很少，卻會因此而受到譴責。我深信，一大批人之所以投入天主教會（而不是別的宗教）的懷抱，是因為他們能在那裡得其所望。我也同樣對這樣一個事實深信不疑（我自己曾親眼觀察到過這個事實），即原始宗教比基督教更適合原始人，因為基督教對他們來說很難理解，與他們的血統不能相容，以至於他們只能以一種令人反感的方式加以模仿。我還相信，一定有新教教徒反對天主教會，也一定有新教教徒反對新教教義，因為精神的表現形式非常奇妙，就像上帝創造的天地萬物一樣五花八門。 活的精神會不斷地成長，甚至會超越它之前的表現形式；它自主地選擇待在誰的身上、讓誰把它表達出來。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活的精神永遠都在不斷地更新著，以多種多樣、超乎想像的方式追求著自己的目標。相形之下，人類賦予它的名字和形式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它們只是永恆之樹上不斷變化的葉子和花朵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