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 第三章 心理治療的目標

現在，人們一致認為，神經症是一種功能性的心理障礙，可以通過心理治療方法將其治癒。但當談及神經症的形成和治療的基本原則這些問題時，大家便開始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了。我們必須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沒有關於神經症本質和治療原則的令人滿意的概念。誠然，有兩種趨勢或思想流派頗受人關注，但它們的學說絕沒有窮盡我們這個時代各家各派所表達的無數相互衝突的觀點。在這眾說紛紜之間，還有許多不屬於任何流派的人也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觀點。因此，如果將這種狀況用一張全景畫來表示的話，那麼，我們的調色板上必定擁有彩虹般五彩繽紛的顏色。 如果我有這樣的能力，我一定很樂意畫這樣一幅畫，因為我始終覺得有必要將這眾多的觀點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但長期以來，我都從未能給這些觀點以應有的公正的評價。如果不是與某種多少有點兒流行的獨特傾向、特殊性格和基礎心理經驗相一致的話，這些觀點根本就不可能產生——更不可能有人追隨了。如果我們認為這些觀點完全是錯誤的、毫無價值的，從而加以排斥的話，那就相當於把這種特定的傾向或者這種獨特的經驗當作錯誤的東西，將其拒於門外——也就是說，我們是在歪曲我們自己的經驗材料。弗洛伊德用性慾理論解釋神經症的現象，他認為心理的一切活動本質上都取決於嬰兒期的快樂及其滿足，他的觀點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同，心理學家應該可以從中獲得啟發。弗洛伊德這種思維和感覺的方式恰好與相對普遍的傾向和精神潮流不謀而合，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論外，這些傾向和潮流還在其他地方、其他情況下，在不同人的頭腦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我把這種現象稱作集體心理（collective psyche）的表現。我可以列舉出許多例子，首先是藹理士（Havelock Ellis）、奧古斯特·福勒爾（Auguste Forel）以及《人類生活百態》（Anthropophyteia）的諸位撰稿者，此外，還有後維多利亞時期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對性的態度，以及法國現實主義作家所引發的在一般文學作品中對性的廣泛討論。弗洛伊德是當今某種心理傾向的倡導者之一，但出於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我們不能在此深入討論其歷史淵源。 阿德勒在大西洋兩岸所獲得的認可並不比弗洛伊德少，據此，我們可以做同樣的推斷。不可否認，用權力欲望起源於一種自卑感來解釋人們所面臨的問題，讓許多人獲得了滿足。同樣無可爭議的是，這種觀點還對一些在弗洛伊德的體系中沒有給出應有位置的真實心理事件做出了解釋。集體心理與社會因素的力量構成了阿德勒觀點的基礎，同時，也正是這些力量促使了這一理論的形成，對此我幾乎不需要闡述任何細節。這些事實已經明顯地擺在我們眼前。 如果忽視弗洛伊德學派或阿德勒學派觀點中的真理成分，將是一個不可寬恕的錯誤，但如果把它們當中的任何一個奉為唯一的真理，也同樣是不可寬恕的錯誤。這兩種真理都與一些心理現實相對應。有一些真實案例，它們大體上可以用這兩種理論中的一種來進行最合適的描述和解釋。我無法說出這兩位研究者有何差錯，但是，我可以試著儘可能地運用這兩種假說，因為我完全接受它們相對的合理性。倘若我沒有偶然發現一些事實，迫使我不得不修訂弗洛伊德的理論，那我肯定永遠也不會想到要與他分道揚鑣；我和阿德勒所提出之觀點的關係，也是如此。我似乎沒有必要補充說，我認為自己觀點的真理性也只是相對的，此外，我也把自己視為某種特定傾向的提倡者。 如果現在有某個領域需要我們保持謙虛的態度，並承認數種看似矛盾的觀點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麼，這個領域必定是應用心理學；因為人類心理是最具挑戰性的科學探究領域，我們還遠遠不能完全了解它。當前，我們只不過是獲得了一些看起來合理但卻彼此之間不能兼容的觀點。因此，當我試著以一種籠統的方式呈現我的觀點時，我希望自己不會被人誤解。我並不是要向大家推薦什麼新奇的真理，更不是在宣稱一種終極真理。我只能說，我是在試著弄清楚那些令我感到費解的心理事實，或者說試著弄清楚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克服在治療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既然我們覺得這最後一個問題最有修正的迫切需要，那我在這裡就從這個問題開始討論。眾所周知，一個人可以長時間容忍某個不恰當的理論，但卻不能容忍不恰當的治療方法。在我將近三十年的心理治療實踐中，我曾經歷過相當多的失敗，它們給我留下的印象遠比成功深刻。從原始的巫醫和祈禱者—治療者（prayer-healer）開始，似乎每一個人都能夠成功地實施心理治療。但是，心理治療師幾乎不能（或完全不能）從他的成功經歷中學到任何東西。成功只能讓他在多次失敗的經歷中增加點信心而已，而失敗才是一種無價的經驗，因為它不僅打開了通往更為深刻之真理的大門，還迫使他改變他的觀點與方法。 當然，我承認，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先後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的工作；而且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有可能，我都會在治療患者的實踐中運用他們的觀點。不過，我仍然堅信這樣一個事實，即我覺得，如果我早些考慮到那些後來促使我修正他們觀點的經驗資料的話，我本可以避免那些失敗。我不可能在此將我所遭遇的失敗情形一一描述出來，只能把其中幾個較為典型的病例提出來討論。我遇到的最為棘手的病例通常是一些年長的患者——也就是說，年過四十的患者。在處理一些較為年輕的患者時，我發現，通常情況下，只要運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觀點就足夠了，因為這些觀點能夠幫助患者在某種程度上適應生活，過上正常的生活，而且顯然不會出現不良的副作用。但根據我的經驗，在較為年長的患者身上，情況卻往往並非如此。在我看來，心理的各個組成部分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會發生非常顯著的變化——變化之大，簡直可以說是生命早期與生命晚期的心理學之間的區別。一般說來，年輕人的生活特點是：總體上是展開的，追求一些具體明確的目標。年輕人如果得了神經症，病因通常可歸結為他在該過程中面對必須要做的事情時所表現出來的猶豫和退縮。但是，年長者的生活特點是：力量的衰退、對已取得之成就的肯定，以及進一步發展的停滯。年長者如果患上神經症，則主要是因為他仍執著於已經不合時宜的年輕時的態度。年輕的神經症患者畏懼生活，而年長的神經症患者則恐懼死亡。對年輕人來說是正常的目標，對年長者來說則可能不可避免地變成導致神經症的障礙。在年輕神經症患者的病例中，由於他不願意面對世界，因此，他對父母的正常依賴不可避免地變成了一種對生活不利的亂倫關係。我們必須牢記一點，儘管年輕人與年長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阻抗、壓抑、移情、「導向性虛構」（guiding fictions）等在年輕人身上的意義，與在年長者身上的意義完全不同。毫無疑問，我們應當調整治療的目標以適應這一事實。因此，在我看來，患者的年齡是治療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indicium）。 但僅在青年時期，也有許多指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因此，在我看來，如果面對一個適宜用阿德勒心理學來治療的患者，即一個失敗的、需要通過一些嬰兒期需要的滿足來獲得自我肯定的患者，卻用弗洛伊德學派的觀點去治療，那便是治療技術的一種失策。反之亦然，如果面對的患者是一個成功人士，其動機應該用快樂原則來理解，但如果我們採用了阿德勒學派的觀點，同樣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在一些拿不準的病例中，患者的阻抗或許可以作為很有價值的線索。我傾向於在治療一開始便認真對待那些根深蒂固的阻抗，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奇怪。因為我確信，醫生並不一定比患者更了解其自身的內心需求和內心構造，而患者本人可能完全意識不到他自己的內心。鑒於目前的這種情況，醫生一方持一種謙虛的態度才是最為恰當的做法。我們不僅沒有一種普遍有效的心理學，而且，心理構造之間的差異也不可勝數，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或多或少屬於個體化的心理是無法歸入任何一般化的圖式之中的。 就心理的構造而言，眾所周知，我所假定的兩種基本態度——外傾的態度與內傾的態度——與典型的類型劃分相一致，但卻已經受到了許多研究人性的學者的懷疑。我將這兩種態度視作重要的指標，同樣，我也認為，某種特定的心理功能會超過其他心理功能而占據主導地位。個體生活的巨大差異使得我們必須不斷修正理論，這是醫生常常在無意識之中所做的事情，只是原則上與他的理論信條並不完全一致罷了。 在談及心理構造這個問題時，我必須指出一點：有些人的態度從本質上說是精神性的，而另一些人的態度從本質上說則是物質性的。我們不可臆斷，說這樣一種態度是偶然獲得，或是從某種誤解中產生的。這些態度通常表現為根深蒂固的、任何批評或勸說都不能使之消除的激情，甚至在有些案例中，一種看起來明確無疑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實際上卻根源於對自身的宗教傾向的否認。現如今，相反類型的病例更加為人所熟知，儘管它們出現的頻率並不比其他類型的病例更高。在我看來，這些態度也是不應忽視的重要指標。 當我們使用指標（indicium）這個詞的時候，它的含義似乎就像一般的醫學術語一樣，指的是這種或那種治療方法。或許事實情況本該如此，但心理治療的發展顯然還沒有達到這種確定程度——因此，遺憾的是，我們所說的指標只不過是一種警告，以提醒醫生不要過於片面。 人類心理非常難以捉摸。在面對每一個病例時，我們都必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一種態度或所謂的習慣是獨立存在的，還是僅僅只是其對立面的一種補償而已？我必須承認，我經常在這個問題上出錯，以至於在處理任何具體的個案時，我都會盡力避開一切關於神經症之結構、患者能做之事或應做之事的理論預設。只要有可能，我都會根據純粹的經驗來確定治療的目標。這看起來可能有些奇怪，因為通常情況下，人們都認為，治療師在治療時應該有明確的目標。但在我看來，尤其是在心理治療中，醫生最好還是不要持一個過於固定的目標。醫生對患者所希望得到之物的了解，並不比對患者之本性和求生意志的了解更多。通常情況下，相比於有意識的意志和善意的理智，關於人類生活的重大決定與本能及其他神秘的無意識因素之間的關聯要更為密切一些。一雙鞋，有的人穿合腳，但另一個人穿就會擠腳，沒有哪種生活方式會適合所有的情況。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life-form）——這是一種無法確定的模式，無法用其他任何模式來取代。 當然，所有這些考慮都不會阻止我們盡一切可能幫助患者恢復正常、合理的生活。如果這能帶來令人滿意的結果，我們就會就此作罷，但如果它不足以帶來令人滿意的結果，那麼，不管怎樣，治療師都必須在患者無意識素材的指導之下行事。在這裡，我們必須遵循天性的指導，這樣一來，醫生所採取的路線，與其說是一個治療的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要把患者身上所存在的種種創造潛能開發出來的問題。 我必須要談論的內容，是從治療停止而發展來臨的那一刻開始的。我對心理治療所做的貢獻，僅限於那些理性療法無法帶來令人滿意之結果的個案。我手頭的臨床資料有一個特點：首次進行治療的個案明顯占少數。我的大部分患者都已經接受過某種形式的心理治療，但通常情況下只是部分治癒，或者產生了負面的效果。在我的個案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並沒有表現出符合臨床定義的神經症症狀，他們的痛苦來自於生活中的無意義感和空虛感。不過，在我看來，這種現象完全可以描述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般性神經症。在我的患者當中，足足有三分之二已經人過中年。 用理性方法來治療這種特殊類型的患者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社會適應良好，能力較強，對他們來說，變得正常是沒有什麼意義的。至於那些所謂的正常人，我對他們甚至更加束手無策，因為我沒有現成的人生哲學可以拿出來給他們。在我的大多數個案中，意識的資源已經用盡，這種情形通常可以表達為：「我被困住了。」主要是因為這一事實，我才不得不去尋找其背後隱藏的種種可能性。每當有患者問我「你有什麼建議嗎？我該怎麼辦才好？」，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我所知道的並不比他們多。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從我有意識的視角看，我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前行的道路，因此，我「被困住了」，而我的無意識將會對這種無法承受的停滯狀況做出相應的反應。 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這種陷入停滯的狀況是一種出現得非常頻繁的心理事件，以至於成了很多童話故事和神話的主題。我們都聽過「芝麻開門」的故事，或者某隻助人為樂的小動物找到秘密通道的故事。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在時間的長河中，「被困住」是一種已經誘發了典型反應和補償的典型事件。因此，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預期，一些與此相似的東西將會出現在無意識的反應中，比如夢中。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的注意力便尤其會更多地指向夢。這並不是因為我堅信夢一定永遠都是我們的救星，也不是因為我擁有一種神秘的夢理論能告訴我一切事情的來龍去脈；我之所以注意到夢，完全是出於困惑。我不知道還能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尋找幫助，所以，我試圖到夢中去尋找；夢至少可以給我們呈現一些意象，能給我們一些提示，不管怎樣，這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我沒有關於夢的理論，我也不知道夢是怎樣產生的。至於我處理夢的方式是否稱得上是一種「方法」，我自己都非常懷疑。 和讀者們一樣，我也對釋夢懷有偏見，認為它本質上就不確定且任意武斷。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如果我們花足夠長的時間徹底思考一個夢的話——如果我們老想著它，反覆揣摩的話——總是能夠從中找到一些東西。當然，我們所找到的這些東西，並不屬於我們能吹噓其科學性或合理性的類型，但它們是一種具有實用價值的重要線索，能夠讓患者看到無意識將引導他去向何處。至於我們對夢的研究能否得出一個經得住科學驗證的結論這個問題，我甚至並不認為它有多重要；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則我所遵循的完全是個人的目的，因而這是一個自體性慾的（auto-erotic）目的。只要釋夢的結果對患者有點意義，並使他的生命再次活動起來，我就一定會心滿意足了。對於自己釋夢的合理性，我只遵循一個評判標準，那就是它是否有治療效果。至於我的科學興趣——我想要了解夢為什麼會有治療效果——則必須留到業餘時間來探索了。 最初的夢的內容通常無限多樣——我指的是患者在治療開始的時候跟我講述的那些夢。在許多個案中，這些最初的夢直指過去，往往讓人們想起那些早被遺忘、已不屬於個性內容的東西。正是這些已不屬於個性內容的東西，導致了片面性，而片面性又導致了停滯的狀況，以及隨之而來的迷向感（disorientation）。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片面性可能會導致力比多突然喪失。我們之前的所有活動都會變得枯燥無味，甚至毫無意義，而我們曾經為之奮鬥的目標也失去了其價值。在一個人身上也許轉瞬即逝的情緒，到了另一個人身上則可能變成一種長期的狀態。在這些個案中，常常發生的情況是：人格發展的其他可能性存在於過去的某個地方，誰也不了解它們，甚至連患者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夢或許可以提供線索。在其他一些個案中，夢會指向當前的事實，比如婚姻或者社會地位，但患者在意識層面從來沒有把它們視為問題和衝突的根源。 這些可能的情形屬於理性能夠解釋的範圍，要給這些最初的夢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釋並不難。當夢不指向任何明確有形的東西（這是經常發生的情況）——尤其是當它們預示未來的時候，真正的困難就開始出現了。我並不是說這樣的夢一定具有預見性，而是說它們具有某種預期或「偵察」的作用。這些夢包含著種種可能性的跡象，因此永遠都不可能讓一個外行人覺得它們合理。甚至連我自己都經常覺得它們不那麼可信，這種時候我就會對我的患者說：「我並不相信這個夢，但還是繼續跟進這條線索吧。」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刺激效應（stimulating effect）是唯一的評判標準，因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非弄明白這樣一種效應是怎樣產生的不可。當夢中所包含的意象有時候奇怪和令人困惑得難以置信時，情況更是如此。這些夢中包含一些像「無意識的形上學」這樣的東西，它們是未分化的心理活動的表達，這種未分化的心理活動中可能常常包含著有意識思想的萌芽。[1] 我有一位「正常」的患者，他跟我講述了一個很長的最初的夢，夢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場景是他姐姐的小孩生病了。那是一個兩歲的小女孩。不久之前，這位姐姐確實有一個兒子因為疾病而去世了，但她其他的孩子都沒有生病。一開始，夢中那個患病小孩的意象讓他十分困惑——毫無疑問，這是因為它與事實完全不符。由於做夢者與他姐姐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親密關係，因此，他無法從這個意象中找到有關他個人的東西。後來，他突然想到，兩年前他曾研究過神秘學，正是對神秘學的研究使他接觸到了心理學。顯然，這個小孩代表的是他對心理之類的東西的興趣，如果僅憑我一人，我是絕對想不到這一點的。從理論的角度看，這個夢中意象既可能意指任何事物，也可能毫無意義。關於這一點，一件事或一個事實是否始終意味著什麼呢？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對夢進行解釋的始終是人，也就是說，永遠都是人在賦予事實以意義。這便是心理學問題的要旨所在。這個夢帶給做夢者的是一種新奇而有趣的印象，即對神秘學的研究可能有些病態。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想法正中要害。這就是那個決定性的時刻：釋夢是有效果的，不管我們選擇以何種方式來解釋它是怎樣起作用的。對做夢者來說，這個想法包含了一種批評，通過這種批評，態度會發生某種改變。通過這種小小的改變（人們永遠都不可能理性地想出這樣的改變），事情開始有了轉機，死結也終於解開。 在評論這個案例時，我可以打一個這樣的比方：這個夢意味著做夢者的神秘學研究有些病態。如果做夢者從他的夢中想到了這一點，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或許也談到了「無意識的形上學」。但我還要探討得更為深入一些。我不僅要給患者一個機會，讓他看到他的夢讓他想到了什麼，而且，我也同樣給自己一個機會，看看他的夢讓我想到了什麼。我會把自己的猜想和意見告訴他，以期對他有益。如果我在這樣做的時候有所謂的「暗示」之嫌，我也並不感到後悔；眾所周知，我們只是容易受到那些已經與我們不謀而合的暗示的影響。如果在這個猜謎的過程中偶爾猜錯，也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心理遲早會摒棄這個錯誤，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有機體會自動排斥異物一樣。我不需要試圖證明我對夢的解釋是正確的，那在某種程度上說只會是一件毫無希望的事情，我必須要做的事情僅僅只是幫助患者找到什麼東西能對他起作用——我幾乎說出了事實的真相。 對我來說，尤其重要的是要儘可能多地了解原始心理學、神學、考古學以及比較宗教學，因為這些領域為我提供了許多無價的可類比的東西，我可以用這些可類比的東西來豐富患者聯想的內容。把這些領域放在一起加以研究討論，我們便能發現那些表面上毫不相關的內容其實充滿了意義，並可以極大地提高釋夢的有效性。因此，對於那些在生活的個體層面和理性層面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卻仍沒有找到意義和滿足的人來說，進入一個直接經驗的領域是極具刺激作用的。通過這種方式，一些本是平常和司空見慣的事情也就得以改變面貌，甚至能夠獲得一種新的魔力。這是因為一切事情都完全取決於我們怎樣看待它們，而不是它們本身是怎樣的。在生活中，最為微小但具有意義的事情也比那些重大但沒有意義的事情更有價值。 我認為，我並沒有低估這項工作的風險。這是一項像是要在空中建造樓閣的工作。事實上，人們甚至可能會斷言——而且確實也有人經常這麼做——如果遵循這個程序，醫生會和他的患者一同陷入純粹的幻想之中。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對我的指責，而是認為它完全說到了點子上。我甚至努力地支持患者進入他的幻想之中。說實話，我對幻想有非常高的評價。在我看來，它實際上是男性精神中所具有的母性創造力的一面。不管怎麼說、怎麼做，我們都永遠無法抵制幻想。誠然，有些幻想毫無價值、不得要領、有些病態且令人不滿，對於這樣的幻想，每一個稍具常識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它們無助於治療的本質；但是，這也不能證明創造性想像也是沒有價值的。人類的所有作品都根源於創造性的幻想。那麼，我們又有什麼權利去貶低想像力的價值呢？在一般情況下，幻想不太容易誤入歧途，因為幻想太深刻了，而且它與人類和動物之本能的直接根源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幻想總是以一些令人吃驚的方式進行自我糾正。想像力的創造性活動使人類擺脫了「僅此而已」（nothing but）的束縛，並解放了他們身上的那種遊戲精神。正如席勒（Schiller）所說，人只有在遊戲的時候才是完整的人。 我的目標是讓患者產生一種能使其體驗到本性的心理狀態——這是一種流動的、不斷變化和成長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是永遠固定不變、僵化得無可救藥的。當然，在介紹我的技術之前，我必須先說明一下它的一般原則。在處理一個夢或一種幻想時，我的慣常做法是絕不超出對患者有影響的意義，在每一個病例中，我都努力讓患者儘可能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意義，這樣他也就能夠意識到其在超個人層面上的關聯了。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當一件相當普遍的事情發生在某個人身上，卻被他當成了一種他所獨有的經驗時，他的態度顯然就是錯誤的，也就是說，他的態度過於個體化了，而這通常會使他游離於人類社會之外。我們不僅需要一種當前的、個人的意識，而且還需要一種超個人的意識，這種超個人意識能夠讓我們產生歷史延續感。不管這聽起來有多牽強，但經驗表明，有很多神經症的病因都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人們對其理性啟蒙懷有一種幼稚的激情，從而忽視了他們的宗教衝動。今天的心理學家應該完全認識到，我們所處理的不再是教條和教義的問題。宗教態度是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管怎麼估計都不為過。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宗教觀點，歷史延續感才得以成為不可或缺的東西。 回到我的技術這個問題上，我經常問自己：我在多大程度上受益於弗洛伊德呢？無論如何，我都是從弗洛伊德那裡學到自由聯想方法的，而且我認為，我的技術是這種方法的進一步發展。 只要我幫助患者發現他的夢中所包含的有效成分，只要我試著向他說明夢中象徵所具有的一般意義，那麼，從心理上說，他便仍然處於一種孩童的狀態。此時，他暫且依賴的是他所做的夢，而且，他總是不斷地問自己：下一個夢是否會給他帶來新的啟示。除此之外，他還依賴於我對他的夢所做的解釋，依賴於我的能力，希望用我的知識去增強他自己的洞察力。所以說，他仍處於一種不可取的被動狀態，在這樣一種狀態之下，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成問題的，我和他都不知道這種狀態什麼時候才是個頭。通常情況下，這種狀態就像是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行。如果處於這樣的狀態，我們必不可預期會出現任何顯著的治療效果，因為那種不確定性太大了。此外，我們還經常面臨這樣的風險：白天我們通過治療織好的東西，到了晚上又被拆掉了。其危險就在於，什麼都沒有發生，一切卻都轉瞬即逝。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患者常常會做一種色彩尤其豐富或者特別離奇的夢，他會對我說：「你知道嗎？如果我是畫家的話，我一定會把它畫下來。」要不然，夢就會涉及照片、油畫、素描或者彩色稿本，甚至是電影。 我已從實踐的角度解讀了這些線索，現在，在這樣的時刻，我便真的會敦促我的患者把他們在夢或者幻想中所看到的東西畫下來。而我通常會聽到這樣的反對：「我又不是畫家。」對此，我一般會回答說，現代的繪畫者也不都是畫家——正因為如此，現代繪畫才可以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不管怎樣，這裡所要求的並不是一個要畫得好看的問題，而只是要求他花點工夫畫一幅畫而已。最近，我在一位才華橫溢的肖像畫家的個案中看到，我所說的畫畫方式與「藝術」是多麼不沾邊；她不得不像一個技巧拙劣的孩子，重新開始學畫——簡直就像是從來沒有拿過畫筆似的。畫我們的肉眼所能看到的東西與畫我們在內心所看到的東西，完全是兩碼事。 於是，我的許多上了年紀的患者都開始作起畫來。所有人都會認為這是一種完全沒有治療作用的業餘愛好，對此，我完全可以理解。不過，大家要記住一點：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一群仍需要證明他們對社會有用的人，而是那些對社會有價值但卻不能從中找到意義感的人，他們碰到了有關他們個人生活的意義這個更為深層也更為危險的問題。這隻對那些尚未達到這個階段的人具有意義和吸引力，而對那些早已體驗夠了的人來說，是沒有意義和吸引力的。那些以培養大眾人（mass-men）為驕傲的「教育家」，可能總是會否定個人生活的重要性。但是，每一個人遲早都不得不要去尋找屬於他自己的這種意義。 儘管我的患者不時地會創作出一些富有藝術美感的作品，這些作品完全可以拿到現代「藝術」展會上去展出，但是，我仍會按照嚴肅藝術的檢驗標準，判定它們完全沒有價值。去除它們的藝術價值甚至可以說非常有必要，要不然的話，我的患者可能就會想像他們自己是藝術家，因而會破壞這種練習的良好效果。這不是一個藝術的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這不應該是一個藝術的問題——而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不同於純粹藝術的問題，也就是說，是一個會對患者的生活產生影響的問題。從社會的角度看，個體生活的意義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在這裡，個體生活卻被賦予了至高的價值，正因為如此，患者才會拼盡全力以某種形式將那些難以表達的東西表現出來，而不管那種形式是多麼粗糙和幼稚。 但是，在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我為什麼要鼓勵患者用畫筆、鉛筆或鋼筆來表達自我呢？我這樣做的目的與我處理夢的目的是一樣的——我希望有治療效果。在上文所描述的那種孩童般的狀態下，患者一直是被動的，但是，現在，他開始扮演起一個積極主動的角色。一開始，他把他在幻想時所想到的東西畫在紙上，然後對其進行認真的思考。他不僅會談論這些東西，而且還真的會圍繞它們做一些事情。從心理學上說，一個患者每周同他的醫生進行兩次有趣的談話是一回事——這種談話的結果通常懸在半空中——而一次花幾個小時努力地用難以駕馭的畫筆和顏料，最終只創作出一幅從表面上看似乎毫無意義的作品，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的幻想真的對他毫無意義的話，那麼，讓他費力地把它畫出來就會是一件非常令人厭煩的事情，以至於畫過一次以後他就不可能再畫第二次了。但既然他的幻想對他來說似乎並非完全沒有意義，那麼，他讓自己忙於幻想的舉動，就會增加幻想對他的影響。除此之外，為賦予幻想意象以可視化形式而做的努力，也有利於對它進行全面的研究，這樣一來，通過這種方式便可以完全體驗到幻想所產生的影響。繪畫訓練賦予了幻想一種現實的成分，從而使幻想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和更強的驅動力。實際上，這些粗糙的畫作確實能夠產生效果，但我也必須承認，這種效果很難用語言來描述。當一名患者偶爾感受到，通過畫一幅象徵性的作品，他可以讓自己從痛苦的精神狀態中解脫出來，那麼，此後每當他狀態不好時，他都會求助於這種解脫方法。這樣一來，他就贏得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即他的獨立性提高了，而這正是他走向心理成熟必經的一步。患者通過這種方法能使自己獲得創造性的獨立（creatively independent）——如果我可以把這稱為創造性的獨立的話。他不再依賴於自己的夢，也不再依賴於醫生的知識，而開始能夠用畫畫這種有形的形式表達自己內心的體驗。因為他所畫的正是他自己活躍的幻想——而激活他的正是這些幻想。因此，在內心激活他的其實就是他自己，但並不是他以前錯誤認識的那個自己。那時他錯誤地把個人的自我（personal ego）當成了自體（self）；現在這個自己是全新意義上的自己，因為他現在的自我是一個被內在生命力激活了的客體。在他的系列畫作中，他力圖把自己的內心活動儘可能充分地展現出來，但不料最終卻只發現內心活動永遠都是聞所未聞、前所未見的——這是心理生活的潛藏基礎。 我或許無法向你們描述這些發現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患者的立場和價值觀，以及它們又是怎樣改變了患者人格的重心的。自我就好像是地球，它突然發現，太陽（或者說是自體）才是行星軌道的中心，也是地球軌道的中心。 但是，我們不是一直都知道事情正是如此嗎？我本人相信，我們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我的大腦可能知道某些事情，而另一個我卻對此毫不知情，所以，事實上，我可能生活得就好像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似的。我的大多數患者都知道這個深刻的道理，但卻依然無法好好地生活。他們為什麼無法依據這個道理好好生活呢？這是因為偏見，這個偏見使得我們所有人都把自我放在了生活的中心——而這種偏見來自於對意識的過高估量。 對於一個尚未適應社會和尚且一無所成的年輕人來說，極為重要的是，要儘可能有效地塑造有意識的自我（conscious ego）——也就是，培養意志。除非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天才，否則，他便不可能相信自己心中還活躍著與其意志不符的東西。他必定覺得自己是一個有意志力的人，於是他可能會很有把握地貶低自己心中的其他一切東西，或者認為他內心之中的其他一切都會受他意志的支配——因為如果沒有這種錯覺，他便幾乎無法適應社會。 而對於已經步入後半生的患者來說，情形則不同了，這些患者不再需要培養其有意識的意志，但為了理解個人生活的意義，他們必須學會體驗自己的內在（inner being）。他們的目標不再是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儘管他們並不懷疑這一目標的吸引力。他們十分清楚自己所從事的創造性活動對社會而言並不重要，而只是把它當作一種自我發展並因而使自己受益的手段。同樣，這種活動使他們逐漸擺脫了一種病態的依賴心理，這樣一來，他們便贏得了一種內心的堅定，以及一種全新的自信心。這些最終的成就進而又增強了患者的社會存在感。因為同一個無法與自己的無意識和睦相處的人相比，一個內心健全且自信的人將更能夠勝任他的社會任務。 我有意避免在本書中闡述過多的理論性的內容，但是，難免有一些地方仍然顯得極為晦澀，令人費解。為了更好地理解患者所創作的畫，必定至少要提及某些理論要點。患者所創作的這些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繪圖和色彩方面都存在一種明顯的原始象徵意義。色彩通常相當粗獷，也常常表現出一種古老的特質。這種特點表明了催生出這些畫作的創造力的本質。它們是人類進化過程中非理性的、象徵性的激流，而且非常古老，以至於我們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在考古學和比較宗教學領域中找到與之相類似的地方。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這些畫作主要來源於我稱之為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心理生活領域。我所說的集體無意識，指的是存在於所有人身上的一種無意識心理活動，在今天它不僅可以催生出象徵性的作品，在過去它也是一切類似作品的源泉。這些畫作起源於——同時也滿足了——一種自然的需求。這就好像是通過這些畫作，我們將這樣一部分心理表現了出來，它回溯到了遠古時代，並將遠古時代與當前的意識融合在一起，從而降低了遠古時代的意識對當前意識的干擾性影響。 當然，我還必須補充一點，僅僅是畫出這些作品還遠遠不夠。除此之外，還必須從理智上和情感上理解它們，必須有意識地將它們整合到一起，使之易於理解、合乎道德。我們必須對它們做一系列的解釋。但是，儘管事實上我經常同單個患者一起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卻不能讓更多人清楚了解這個過程，也沒能成功地用一種適合出版（發表）的形式把這一過程整理出來。到目前為止，我對這個過程的描述還只是處於零零碎碎的階段。 事實上，我們在這裡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成熟的經驗是我們所需要的第一要素。出於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不想過於倉促地得出結論。我們所研究的是意識之外的一個心理生活領域，而我們對它進行觀察的方法是間接的。而且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正在探索的是一個多深的領域。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我認為這似乎是一個中心定位過程（centring process）的問題，因為有很多患者都覺得起決定作用的許多畫作都指向了這個方向。這個過程將產生一個新的平衡中心，就好像是自我以它為中心進入了另一條軌道。這個過程的目的是什麼，一開始可能還比較模糊。我們只能說，它會對有意識的人格（conscious personality）產生重要的影響。有意識人格的改變通常會增強患者對生活的感受力，使生活得以繼續進行，從這一事實，我們便可斷定，這其中必定有一個這一過程所固有的特定目的。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新的幻覺——但是，幻覺是什麼呢？我們判定某物為幻覺的標準又是什麼呢？心理之中真的存在我們可以稱之為「幻覺」的東西嗎？我們所樂於稱之為幻覺的東西，對心理來說很可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生命因素——就像氧氣對於有機體一樣，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一種最為重要的心理真實（psychic actuality）。想來心理並不會為我們對現實的分類傷腦筋，因此，對我們來說，更為明智的說法是：一切發揮作用的東西都是真實的。 凡是想探索心理之真諦的人，都不可將心理與意識混為一談，否則他的視線就會被遮蔽，看不到想要探索的目標。相反，甚至只是要識別心理，他都必須要學會了解心理與意識之間的不同。我們稱之為幻覺的東西，對心理來說很可能是真實的。因此，我們不可以將心理真實與意識真實混為一談。對心理學家來說，最愚蠢的莫過於那些宣稱「可憐的異教徒神明都是幻覺」的傳教士的觀點。但不幸的是，我們也經常犯教條武斷的錯誤，就好像我們稱之為真實的東西就不是同樣充滿了幻覺一樣。就像我們所有的經驗一樣，心理生活中一切發揮作用的活動都是真實的，而不管人們選擇用什麼樣的名字來稱呼它們。要認識到這些心理事件的真實性——這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試圖給它們加上某個名字。就心理而言，精神（spirit）即使被稱為性慾（sexuality），也依然是精神。 我必須再說一遍，各種各樣的專業術語以及它們的變式永遠都無法觸及上述過程的本質。和生活本身一樣，我們也無法用有關意識的理性概念來領會這個過程的本質。我的患者正是因為感受到了這個真理的全部力量，才求助於象徵性的表現方式。在描畫和解釋這些象徵的過程中，他們發現，有些東西比理性的解釋更為有效，更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 * * 注釋： [1] 柏拉圖有關洞穴的幻覺就是對知識問題的一種想像性預期，知識問題在後來若干個世紀成了哲學家們關注的問題。夢和幻想有時候會表現出一種能與此種幻覺相媲美的哲學洞察力。——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