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 第二章 現代心理治療的問題

心理治療，或者用心理學的方法來治療心理問題，現如今在公眾眼中已與「精神分析」畫上了等號。「精神分析」這一詞已經為公眾普遍接受，以至於每一個使用該詞的人都好像已然對它的含義了如指掌，但實際上，很少有門外漢能真正領會其確切含義。 按照這一詞的創造者弗洛伊德的意圖，精神分析只適合用作他自己的特殊方法，即用某些被壓抑的衝動來解釋心理症狀。這種技術是由一種特定的生活態度發展而來的，因此，精神分析的觀念包含某些理論假設，其中就有弗洛伊德有關性慾的理論。精神分析的創始者本人一直以來都非常明確地強調這一界定。儘管弗洛伊德是這樣說的，但門外漢們還是把精神分析的概念應用到了現代所有用科學方法探索精神世界的嘗試上。因此，阿德勒學派也被貼上了「精神分析」的標籤，儘管事實上阿德勒的觀點和方法與弗洛伊德的截然不同。由於這些不同，阿德勒本人並不把自己的學說稱為「精神分析」，而是稱為「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而我則更願意把我自己的取向稱為「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我希望，「分析心理學」這一術語能夠代表一個總的概念，既包括「精神分析」「個體心理學」，又包括這個領域中的其他成果。 既然人人都有心理世界，因而，門外漢可能會覺得只能有一種心理學，並因此認為各個學派之間的分歧要麼是主觀的狡辯，要麼是一群泛泛之輩為了出人頭地而進行的不足為奇的偽裝。我輕而易舉地就能列舉出多種不包含在「分析心理學」這一標題之下的「心理學」（這些心理學屬於其他的體系）。事實上，之所以存在許多彼此對立的方法、立場、觀點和信念，主要是因為它們之間缺乏互相理解，任何一方都不肯承認另一方的合理性。在當今時代，心理學觀點的多面性和多樣性簡直到了讓人覺得驚奇的程度，而這會讓門外漢感到困惑——為什麼不對其進行綜合的評述？ 當我們在病理學教科書里看到有那麼多不同的方法可以用來治療同一種疾病時，可能會很自信地推測，這些治療方法中沒有一種是特別有效的。因此，當多種不同的心理研究方法都受到推薦時，我們同樣也有可能會確信，它們當中沒有哪種方法能百分之百地達成目標，尤其是那些受到狂熱追捧的方法。現在到底有多少種「心理學」，誰也說不清楚。我們逐漸認識到了了解心理世界的難度，用尼采的話說，心理世界本身就是一個「讓人滿頭是包」的問題。因此，要解開這個難以捉摸的謎題，就需要我們付出成倍的、方方面面的努力便不足為奇了，而我們在上文所談到的各種各樣的矛盾立場和觀點，便是其不可避免的結果。 讀者一定也會贊同這一觀點，即在討論精神分析時，我們不應該把自己局限於其狹義的定義，而應從總體上分析許多當代人在嘗試解決該心理難題時所獲得的經驗與教訓——只要是我們認可的嘗試，都可以囊括在分析心理學的概念之中。 此外，為什麼大家會突然對所體驗到的人類心理如此感興趣呢？這是史無前例的現象。我只是想提一下這個看上去顯然沒有什麼關聯的問題，而並不是想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並非沒有關聯，因為這種興趣是諸如通神學（theosophy）、神秘主義（occultism）、占星術（astrology）等所有現代運動的起因。 當今門外漢的「精神分析」概念中所包括的一切內容，都來源於醫學實踐，因此，其中大部分都是屬於醫學心理學的內容。它帶有醫生診療室的明顯印記——這一事實不僅明顯地體現在其術語上，而且也體現在它的理論框架中。我們經常看到，許多醫生的假設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的，尤其是生物學。這一事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現代心理學與哲學、歷史、經學等學術領域的敵對狀態。現代心理學是建立在實證基礎之上的，與自然的關係十分密切，而哲學、歷史、經學的研究則植根於智力。自然和心理之間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而醫學和生物學的專門術語又使得這條鴻溝進一步加大了，這些術語有時確實具有實際效用，但在更多時候，它們卻只是些讓人絞盡腦汁仍搞不懂的東西。 考慮到現存概念的混亂，我覺得進行上面這樣一段總括性評論是有必要的。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手頭正在進行的任務，探討一下分析心理學所取得的實際成就。由於這一術語所包含的各種研究嘗試非常混雜，所以很難找到一種能將一切都包括其中的立場。因此，如果我依據這些研究嘗試的目標和結果，將它們劃分為不同的類型，或者更確切地說，劃分為不同的階段，那麼，我在這麼做的時候是有所保留的。我認為，這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暫時性的劃分法，看起來可能就像一位測量員試圖用三角測量法來測量一個國家的面積一樣隨意而武斷。話雖如此，我還是斗膽將所有的研究發現以四個標題劃分了開來：有的成果分為四個階段——告解（confession）、解釋（explanation）、教育（education）和轉化（transformation）。接下來，我將著手討論這四個多少有些異乎尋常的術語的含義。 所有分析療法的開端，通常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原型——傾訴。不過，這兩種實踐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而是起源於一個共同的心靈根源，因此，外行的人很難一眼就看出精神分析的基礎與告解這一宗教習俗之間的關係。 一個人一旦有了罪惡的觀念，他就會求助於心理的掩飾——或者用分析的術語說，壓抑（repression）便會產生。凡是被隱藏起來的東西都是秘密。保有秘密就像一劑精神毒藥，導致秘密的保有者與集體相隔離。小劑量的毒藥可能是無價的良藥，甚至是個體分化必不可少的準備。即便在原始的層次上，情況也是如此，因此，人類通常會覺得有一種無法抗拒的製造秘密的需要。人們保有的秘密使得他們免於消融在純集體生活的無意識之中，因此也免於遭受致命的心理傷害。眾所周知，許多古老的神秘宗教及其秘密儀式，都是為了服務於這種分化的本能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基督教中，甚至連基督教的聖事，比如洗禮，都被看作神秘的儀式，要在密室里舉行，每次提到這些儀式也只能用隱喻的說法。 儘管少數幾個人分享一個秘密會帶來甚多益處，但一個純屬私人的秘密卻具有破壞性的影響。它就像一種負罪感，會切斷這位不幸的秘密保有者與同伴之間的聯繫。但是，如果我們能意識到我們隱藏的是什麼，那麼，所造成的傷害肯定就會小於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壓抑什麼的情況——或者甚至我們連壓抑的存在都不知道的情況。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不僅有意識地使某一內容不為人所知，而且甚至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於是，它從意識中分離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情結，單獨存在於無意識之中，既不能被意識心理所糾正，也不受意識心理的干擾。這樣一來，這個情結就成了心理中的一個自主部分，就像經驗所表明的，它會發展出一種屬於它自己的獨特的幻想生活（fantasy-life）。我們所說的幻想，只不過是一種自發的心理活動；每當意識心理的壓抑作用稍有鬆懈，或者像在睡眠中那樣完全停止的時候，幻想就會湧現出來。在睡眠中，這種活動通常以夢的形式出現。而且，我們即使在清醒的時候，也會在意識的閾限之下繼續做著夢，尤其是當這種活動受制於一個被壓抑的或無意識的情結時，更是如此。這裡順便要提一句，無意識內容絕非完全是因為意識內容受到壓抑，之後又變成無意識情結的產物。恰恰相反，無意識有自己獨特的內容，它們從心靈深處慢慢地上升，最終進入意識領域。因此，我們絕不應該把無意識描繪成一個只不過是收納被意識丟棄之物的容器。 所有的心理內容（不論是從下往上升到了意識的閾限之上的心理內容，還是從意識往下稍微沉到閾限之下的心理內容），都會對我們的意識活動產生影響。既然這些內容本身是無意識的，那麼，這些影響也就必然是間接的。像所有的神經症症狀一樣，我們的大多數口誤、筆誤、記憶錯誤，等等，都可以追溯到這些影響的干擾。它們幾乎總是根源於心理的問題，一些例外的情況也只不過是因為炮彈爆炸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衝擊效應。最輕微的神經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失誤」——口誤、突然忘記名字或日期、由於意料之外的笨拙而導致受傷或事故、誤解他人的動機或者聽到和讀到的東西，以及所謂的記憶幻覺（hallucinations of memory，這種記憶幻覺會導致我們錯誤地認為自己曾說過或做過某件事）。如果將這些現象仔細地研究一番，就會發現存在著這樣一種內容：它們以一種間接的、無意識的方式扭曲了意識的功能。 因此，一般說來，一個無意識的秘密比一個有意識的秘密更為有害。我看到過很多患者囿於生活困境，天性軟弱一點的就可能會走上自殺的道路。一些患者有時候也有自殺的傾向，但由於他們天生理智，所以不會讓自殺的衝動進入意識。但這種衝動卻依然活躍在無意識之中，並引發各種各樣的危險事故——譬如，在飛馳而來的汽車前突然暈倒或者手足無措，把升汞當成咳嗽藥水吞下去，或者突然熱衷於表演危險的雜技動作，等等。如果能夠把自殺意象變成意識的一部分，那麼，常識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自殺行為的發生，這樣，患者就能識別並避免那些誘使他們走向自我毀滅的情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每一個個人的秘密都會引發罪惡感或負罪感——不論這個秘密從流行的道德立場來看是否正當，都是如此。因此，隱藏的另一種形式就是「克制」（withholding）——克制的通常是情緒。和在論述秘密時的情況一樣，我們在此也必須有所保留：自我約束有益於健康，能使人獲益；它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美德。正因如此，我們才認為自律（self-discipline）是人類最早的道德成就之一。它在原始人的入會儀式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現為禁慾以及忍耐疼痛和恐懼。不過，在這裡，自我約束髮生在秘密社團里，是一件與他人一起完成的事情。但如果自我克制只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並且很可能與任何宗教都無關，那麼，它就可能像個人的秘密一樣有害。我們所熟知的道德衛士的醜陋心境和暴躁易怒情緒，便是這類自我約束引發出來的。被克制的情緒通常也是我們所隱藏的東西——我們可以隱藏得甚至連自己都意識不到——男人尤其擅長這門藝術，而女人除了極少數例外，則天生無法這樣對待她們的情緒。當情緒被克制時，它通常就會像無意識的秘密那樣，孤立我們，擾亂我們，還會讓我們心懷負罪感。如果我們擁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自然（nature）就會對我們心懷惡意，同樣，如果我們在同胞面前克制了自己的情緒，自然也會對我們懷恨在心。自然無疑憎惡在這個方面出現真空的狀態，從長遠來看，沒有什麼比靠克制情緒來維持人與人之間不冷不熱的關係更令人無法忍受的事了。被壓抑的往往是我們想要保密的情緒。但是，這些秘密通常並不能稱為秘密，它們是完全可以傾吐的情緒，只是因為在某個重要時刻受到了抑制，才變成了無意識的。 有的神經症很可能是因為秘密占據了支配地位而造成的，而有的神經症則可能是由於被束縛的情緒占據了支配地位而導致。無論如何，那些從不克制其情緒的歇斯底里症患者，通常是秘密的保有者，而那些頑固性精神衰弱症（psychasthenic）患者往往會因為不能消化自己的情緒而苦惱。 懷有秘密和克制情緒都是心理上的不良行為，若有這樣的行為，自然最終會讓疾病降臨到我們身上——也就是說，當我們私下懷有秘密或克制情緒的時候。但是，如果我們與他人一起做這些事情，那就是順應自然的，甚至還可能被視為一種美德。自我約束只有在獨立實施、只面向自己時才是有害身心健康的。這就好像是人類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去發現同胞身上存在的一切陰暗、殘缺、愚蠢和罪惡——為了保護自己，我們當然要把這些事情當成隱私。而在自然眼中，隱瞞我們的缺陷似乎是一種罪孽——就像完全卑劣地活著一樣。人類似乎有一種良心，如果一個人沒有在某個時刻以某種方式不惜一切代價地停止為自己辯護，而承認自己會犯錯誤、也具有人性的話，便會受到良心的嚴厲懲罰。在他能夠做到這一點之前，會有一面穿不透的牆擋在他面前，使他不能感受到自己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在這裡，我們發現了真正的、不落俗套的告解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古代世界的所有入會儀式和神秘宗教都包含這個意義，希臘神話中的一句話便說明了這一點：「有舍才有得。」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句話當作心理治療第一個階段的座右銘。事實上，精神分析的開端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以科學的方法重新發現古老的真理，甚至給最早的治療方法所取的名字宣洩（catharsis，也稱cleansing，即淨化），也來自希臘的入會儀式。早期的宣洩療法（不論是否有催眠術的輔助），主要是讓患者深入其心理世界的腹地——也就是說，進入被東方的瑜伽體系描述為冥想或靜觀的那種狀態。與瑜伽實踐中的冥想不同，精神分析的目標是觀察那些影子般的表象——無論它們是以意象還是感覺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影子般的意象從無意識心理中自發地演變而來，出現的時候對那個正在內觀的人沒有任何要求。這樣，我們就可以重新發現那些被我們壓抑或遺忘的東西。雖然這樣做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這本身就是一種收穫——因為那些低劣的，甚至毫無價值的東西也是我的一部分，它們作為我的影子給我以實體和質量。如果我沒有影子，我又怎麼能算得上是實體呢？如果我想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我就必須同時擁有陰暗面，而且，由於我能意識到自己的陰暗面，我也就能記得，我是一個同其他人一樣的人。不管怎樣，將它視為自己的一部分，重新發現那些使我成為一個完整個體的東西，就會讓我恢復到患神經症或情結分裂之前的狀態。如果把這當成私人的事情，那我只能實現部分療愈——因為我仍然處於一種孤立的狀態。只有藉助於告解，我才能投入人性的懷抱，並最終擺脫道德敗壞的沉重負擔。宣洩療法的目的是實現充分的告解——不僅要在理智上承認事實，而且還要從內心肯定事實，並真正釋放出被壓抑的情緒。 不難想像，這樣的告解對頭腦簡單的個體來說，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其治療效果通常也是驚人的。但我並不想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即有些患者的治癒是這一層次的心理治療的主要成就。我想讓人們注意到的是，我一直在強調告解的重要性。這一點我們所有人都深有體會。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曾以某種方式被自己的秘密撕成了碎片，我們常常不是尋求通過告解在自己與他人間的鴻溝之上搭起一座橋，而是選擇一條充滿了欺騙和幻覺的旁門左道。不過，我這麼說絕不是想宣布一條普遍的準則。那種濫俗的互相進行原罪告解的低劣趣味，很難走得太遠。心理學只能確定這樣的事實：我們所處理的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們不能直接地或就事論事地來處理它，因為它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尖銳的問題。對下一個階段——解釋——的討論，能夠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很顯然，如果宣洩療法能夠證明自己可以包治百病的話，那麼，這種新的心理學就會停留在告解的階段。最重要的一點是，宣洩療法並非總能把患者帶到離無意識足夠近的地方，從而使他們能覺察到那些陰影。事實上，有許多這樣的患者（其中大多數屬於複雜的、意識強烈的那一類人），他們深深地紮根於意識之中，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使之鬆動。無論什麼時候，只要醫生試圖把他們的意識推到一邊，他們就會表現出最為激烈的抵抗；他們希望與醫生談論那些他們能夠完全意識到的事情——使醫生能夠理解他們的困難，並討論這些困難。他們說，他們要坦白的東西已經夠多了，不必再到無意識中去尋找要告解的東西。對於這樣的患者，醫生需要一套完備的技術來引導他們接近無意識。 正是這一事實，從一開始就嚴重限制了宣洩療法的應用。接下來，我們會看到另外一個局限，關於這一局限的討論將把我們直接引向第二個階段——解釋階段的問題。假設在某個病例中，醫生使用了宣洩療法，所要求的告解已經發生——然後神經症消失了，或者至少是神經症的症狀消失了。單從醫生的角度看，這位患者現在算是治癒了，可以走了。但是，患者——尤其是女患者——卻走不了。告解這一舉動似乎將患者與醫生綁到了一起。如果強行將這種看似毫無意義的依戀關係斬斷，那麼，神經症症狀就會復發。 在另一些病例中，則沒有形成這種依戀關係，這一點既讓人覺得奇怪，也很有意義。從表面上看，患者已經被治癒，可以走了，但他現在卻深深地沉迷在自己的心靈深處，以至於為了繼續使用宣洩療法而付出無法適應生活的代價。他與無意識——他自己——拴在了一起，而不是與醫生拴在一起。顯然，他有著與忒修斯（Theseus）同樣的經歷，忒修斯和他的戰友庇里托俄斯（Pirithous）下到地獄，要把地獄的女神帶回來。他們走到半路累了，便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卻發現自己和石頭長在了一起，站不起來了。 這些奇怪而又出人意料的事情，必須向患者解釋清楚，而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不適合用宣洩療法的病例，也必須用解釋的方法來處理。儘管這兩類患者事實上明顯有很多不同之處，但他們有一個相同點，那便是需要進行解釋——正如弗洛伊德所認識到的，要對固著（fixation）問題的來源進行解釋。在使用過宣洩療法的患者身上很容易看到固著，在那些對醫生產生依戀的患者身上則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催眠治療中也已經觀察到了與之類似的不良後果，但我們還不清楚這樣一種關係的內在機制。現在看來，這種有問題的聯繫從本質上看類似於父子之間的關係。患者開始陷入一種孩子氣的依戀狀態，甚至無法用理智和洞察力來保護自己。固著有時候強得驚人——強得讓人懷疑是否有一股異乎尋常的力量在驅動著它。但既然移情的過程是無意識的，患者當然無法提供關於它的任何信息。現在，我們顯然遇上了一種新的症狀——一種由治療直接引發的神經症形成了。於是，產生了這樣的問題——應該如何來應對這個新的困難？這種狀況有一種明顯標誌，那就是：對父親意象的記憶及對父親的感情都被轉移到了醫生身上。因為不管後者是否願意他都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因而患者會陷入一種幼稚的關係位置。當然，他並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才變得幼稚；他身上一直存在一些幼稚的東西，只不過是被壓抑了。現在，這種幼稚浮上了表面，而且——由於重新找到了那個失去已久的父親——他還會試圖重現童年時期的家庭環境。弗洛伊德給這種症狀取了一個恰當的名字：「移情」（transference）。當然，對幫助過你的醫生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是正常且可以理解的。倘若移情異常頑固而又不接受意識的糾正，那才是不正常的、令人無法想像的。 弗洛伊德的傑出成就之一，就是解釋了這種聯結的性質——至少他從一個人的發展經歷這個角度解釋了這一點——並因此為心理學知識領域的重要進展掃清了道路。現在，人們已經確信，這種聯結是由無意識的幻想導致的。這些幻想基本具有一種被我們稱為「亂倫」（incestuous）的特性；這似乎恰當地解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為什麼這些幻想一直保留在無意識之中，甚至最為徹底的告解也無法使它顯現出來。儘管弗洛伊德總是說起亂倫的幻想，就好像它們受到了壓抑一樣，但進一步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許多病例中，它們從未進入過意識領域，或者只是以最為含糊的方式被感知到——因此，它們不可能是被有意地壓抑了。最近的研究似乎表明，亂倫的幻想通常是無意識的，並一直保持無意識的狀態，直到精神分析治療將它們拖到意識的層面。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把它們從無意識中拖出來是一種我們應該避免的違背天性的行為；我只是想說，這個過程幾乎像外科手術一樣，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但完全不能避免的是，分析過程會誘發不正常的移情，而唯有發掘出亂倫的幻想，我們才能處理移情。 宣洩療法能使自我重新獲得那些可以進入意識的、通常情況下屬於意識層面的內容，而處理移情的過程則讓人們意識到了那些因為其性質而幾乎無法進入意識層面的內容。這便是告解階段與解釋階段的主要區別。 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了兩類案例：一類是不適合使用宣洩療法的患者，另一類是能用宣洩療法治癒的患者。此外，我們剛剛還討論了那些以移情形式表現出固著問題的患者。除了這些患者之外，我們還提到了那些沒有對醫生產生依戀，而是對他們自己的無意識產生了依戀的患者，他們深陷在無意識之中，就像被一張網纏住了一樣。在這些案例中，父母的意象沒有轉移到某個人類客體身上。它被看成是一種幻想，但有著與移情一樣的吸引力，並產生同樣的依戀。 那些不肯毫無保留地接受宣洩療法治療的患者，可以用弗洛伊德學派的研究來解釋。我們可以看到，甚至在未就醫之前，患者就已經把自己與父母相等同了，並從這種等同中獲得了權威力量、獨立性和批判力，從而能夠成功地抵抗治療。這些患者主要是一些有教養、有個性的人。在其他人成為無意識里父母意象的無助受害者時，這些人卻能夠在無意識中將自己與父母相等同，並從中汲取力量。 在移情問題上，我們只靠告解的幫助是不能取得什麼進展的。正是這一點促使弗洛伊德對布洛伊爾（Breuer）最初的宣洩技術進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使之成為他本人所稱的「解釋方法」（interpretative method）。這一步很有必要，因為移情所產生的關係尤其需要解釋。門外漢幾乎不能理解這一點的重要性；但一位猛然被帶入這張不可理解又充滿奇想的觀念網之中的醫生，通常會覺得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他必須向患者解釋移情——也就是說，向患者解釋他投射到醫生身上的是什麼。因為患者本人並不知道投射的是什麼，因此，醫生只好對從患者身上所能獲得的幻想碎片進行分析解釋。而能提供這種重要材料的，首先就是我們的夢。弗洛伊德在研究那些與我們的意識立場不相容，從而受到壓抑的欲望時，通過夢來探索這些欲望，並在這一過程中發現了我在前面曾提到過的亂倫的內容。當然，這些並不是此次研究所揭示出來的唯一材料；弗洛伊德還發現了人性所能做到的一切骯髒的事情——而眾所周知，要想給這些事情列一個粗略的清單，怕是也要窮盡畢生之力吧。 弗洛伊德學派解釋方法的最終產物，是對人的陰暗面進行一種前所未有的詳盡闡釋。它是人們所能想像出的用來對付所有對人性之理想主義幻覺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弗洛伊德及其學派受到了各方面的激烈反對，也就不足為奇了。對於那些根據自己的原則堅定不移地相信幻覺的人，我們無話可說；但我堅信，在反對解釋方法的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對人的陰暗面不抱幻想，同時反對只從陰暗面出發去片面描畫人類的做法。畢竟，本質的問題並不在於陰影，而在於投下陰影的身體。 弗洛伊德的解釋方法依賴的是那些不斷地帶領來訪者向後回溯、向下深究的「還原性」（reductive）解釋，但如果過度、片面地運用它們，就會起到破壞作用。儘管如此，但心理學還是從弗洛伊德的開拓性工作中獲益匪淺；它已經知道，人性也有黑暗的一面，而且不僅人有此面，人類的作品、制度、習俗亦是如此，就連我們最為純潔、最為神聖的信仰，也可以追溯到最為粗鄙的根源。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有其合理性，因為一切生物體的開始都是簡單而又低下的，正如我們建造大廈都從打地基開始。凡是有點思想的人都不會否認，所羅門·雷納克（Salomon Reinach）用原始圖騰的術語來解釋《最後的晚餐》這幅畫的方法確有其深刻的意義；而且，他們也不會對希臘神話所包含的亂倫主題提出異議。要從陰暗的一面去解釋光亮的事物，並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把它們還原為某種起源於迂腐污穢的東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在我看來，如果說從陰暗面去解釋事物會產生某種破壞性影響的話，那這便是人類美中不足的地方，同時也是人類身上的一個弱點。我們之所以對弗洛伊德學派的解釋感到恐懼，完全是由我們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野蠻性或孩子氣所致，這種野蠻性或孩子氣會使我們相信，具有高度的事物不一定有相應的深度，並導致我們對真正的「終極」真理視而不見，此種情況若達極端，則必然走向反面。我們的錯誤在於，我們以為光亮的事物一旦從陰暗面去解釋，就不復存在了。這是一個讓人甚覺遺憾的錯誤，就連弗洛伊德本人也未能倖免。其實，陰暗是光亮的一部分，就像有善必有惡，有惡必有善一樣。因此，雖然揭露西方人的幻覺和狹隘會讓人們感到震驚，但我並不為之感到遺憾；相反，我非常樂意接受這種揭露，並賦予它幾乎不可估量的意義。正如我們從歷史中經常看到的，這種揭露就像是鐘擺從一極擺向另一極，以使事物重新歸位。它迫使我們接受當今哲學的相對論，如愛因斯坦所闡述的數學物理相對論。這種哲學的相對論從根本上說是遠東的一條真理，我們至今還無法預見它將會產生怎樣的終極影響。 對我們的行為影響最小的，莫過於理智觀念了。但如果一個觀念是對心理體驗的表達，並在地理上相距甚遠、歷史上缺乏聯繫的東方和西方都取得了成果時，那我們就得仔細地研究一番了。因為這些觀念代表的通常是超越了邏輯公正和道德制裁的力量，這些力量始終比人和人的大腦更為強大。人們相信，是他們自己塑造了這些觀念，但實際上是這些觀念塑造了人，並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它們的代言人。 現在且讓我們再次回到固著問題，我想先談一談解釋過程的效果。當患者的移情被追溯至其陰暗的起源時，他就會意識到，他與醫生之間的關係是不合理的；他不可避免地會看出自己的要求是多麼的不合時宜和幼稚。即使他曾因為權威感而把自己看得很高，現在也會從較高的位置換到一個更加恰當的位置上，並接受不安全感，這或許可以證明是非常有益於健康的。如果他不放棄對醫生的幼稚要求，那現在他就能認識到一個不可避免的真理，即對別人提要求是一種幼稚的自我放縱，必須用他更強的自我責任感來取而代之。具有洞察力的人通常能夠自己做出道德判斷。認識到自己的缺陷後，他就會把這種認識當成一種保護的手段；他將投入到生存的鬥爭之中，在不斷進行的工作和經歷當中，消耗掉那些使他頑固地執著於童年樂園的力量，或者起碼讓他消耗掉對童年樂園戀戀不捨的力量。對自身缺點保持一種正常的適應和容忍，將成為個人道德上的指導原則，他會努力讓自己從多愁善感和幻想中解脫出來。這不可避免會導致這樣一個結果，即他將逐漸背離無意識，就像背離弱點和誘惑的根源一樣——而弱點和誘惑的根源正是道德敗壞和社會失敗的所在。 現在，患者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被教育成為一個社會人，至此，我們便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在道德方面很敏感的人通常擁有足夠的動力使自己前進，他們只要洞悉自己便足矣；但對那些對於道德價值幾乎沒有什麼想像力的人而言，只洞悉自己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外在的必要刺激，則自我認識（self-knowledge）對他們來說是不夠的，即使他們對分析師的解釋深信不疑，也不夠——更不用說那些只是被分析師的解釋觸動卻始終對之將信將疑的人了。後一種人是在心理上受過訓練的人，他們掌握了「還原性」解釋的真理，但卻僅僅因為它會破壞他們的希望和理想而無法接受它。在這類病例中，單有洞察力也是不夠的。解釋方法有一個缺點：只有對那些敏感的人，即那些可以通過對自己的理解獨立地做出道德判斷的人，解釋法才能奏效。誠然，我們用解釋法可以比僅用沒有解釋的告解走得更遠，因為它至少可以訓練頭腦，並因此喚醒那些有可能進行有益干預的沉睡力量。但事實上，在許多病例中，最為徹底的解釋雖然能使患者變得聰明，但他卻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孩子。弗洛伊德學派根據快樂（pleasure）及其滿足進行解釋的問題在於，這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充分的，尤其是用它來解釋發展的後期階段時更是如此。這個觀點並不適用於每一個人；因為即使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面，它也並非總是最為重要的。例如，一位飢餓的藝術家選擇了麵包，而不是一幅美麗的油畫，一個墮入情網的男人寧可選擇美人，而拋棄了他的公共事業；但對藝術家來說，油畫可能是最為重要的，而對於男人而言，公共事業則可能最為重要。一般來說，與適應性較差、具有社交缺陷從而非常渴望獲得權力和重要性的人相比，那些容易適應社會並獲得社會地位的人更適合用快樂原則來解釋。一個繼承了父親的事業並獲得了支配性地位的哥哥，可能會被自己的欲望所折磨；而一個因父兄的存在而倍感壓抑並蒙上了陰影的弟弟，則可能會被雄心壯志或對獲得尊重的渴望所驅使，他甚至可能會完全屈從於這種激情，以至於對他而言，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弗洛伊德對事物的解釋是不充分的，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從前的學生阿德勒（Adler）挺身而出，填補了這個漏洞。阿德勒以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與使用快樂原則相比，有許多神經症病例用權力欲望可以得到更為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其解釋的目的是想向患者說明，是患者「安排」（arrange）了他自己的症狀，他想利用神經症來獲得一種虛構的重要感；甚至連他的移情及其他的固著也都服務於他的權力意志，並因而代表了一種「男性的反抗」（masculine protest），以用來對抗幻想中的臣服。阿德勒顯然關注到了那些受到壓迫且在社會上沒有獲得成功的人，他們總是有一種想要獲得自信（self-assertion）的激情。這些人之所以患上神經症，是因為他們總是想像自己受到了壓迫，所以總是像堂吉訶德一樣跟想像中的風車惡鬥，故而無法實現自己最渴望的目標。 從本質上講，阿德勒的方法開始於第二個階段；他從上述意義上對症狀進行了解釋，並在這個意義上訴諸患者的理解力。但阿德勒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並沒有對患者的理解力抱有太多期望，而是往前推進了一步，清楚地認識到了社會教育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是一位研究者和解釋者，而阿德勒卻主要是一個教育者。為了不讓患者停留在一種孩子氣的狀態（儘管擁有有價值的理解力，但卻還是處於無助的狀態），並嘗試各種教育手段以使患者成為一個能適應社會的正常人，阿德勒修改了弗洛伊德的程序。他之所以做這些，顯然是因為他確信適應社會和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它們甚至是人類最想實現的目標、最為合適的成就。阿德勒學派之所以具有如此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正是因為他持有這樣一種觀點——同時也因為這一觀點對無意識的忽略，有時候甚至是完全否定無意識。這很可能是鐘擺的一次擺動——這是對弗洛伊德大肆強調無意識的一種必然反應，它與我們在那些奮力追求適應和健康的患者身上所發現的自然憎惡（natural aversion）相對應。因為如果我們僅僅把無意識當作一個裝滿了人性中的一切邪惡陰暗，甚至是原始污穢的容器，那我們當然就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還要在這個曾讓我們失足陷入的沼澤邊逗留？研究者可能在這個沼澤中看到了一個充滿驚奇的世界，但對普通人來說，它是某種他寧可退避三舍的東西。就像早期的佛教不認可任何神明，是因為它必須讓自己從來自近200萬尊神明的遺產的重壓下解放出來一樣，心理學若想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也必須放棄像弗洛伊德那樣對無意識持一種從根本上加以否定的態度。 意在教育的阿德勒學派正是從弗洛伊德停下來的地方開始起步的，因而得以幫助那些已學會正視自己內心的患者過上正常的生活。對患者來說，只知道自己是怎樣得病的、為什麼會得病，顯然是不夠的，因為理解疾病的原因對於治癒該疾病幾乎沒有任何幫助。我們必須牢記一點：神經症所走的歪曲道路會造成很多頑固的惡習；而且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不論對它們的理解有多深，如果沒有新的習慣取而代之，它們是不會自動消失的。但是，習慣只有通過訓練才能形成，而恰當的教育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必須督促患者走上其他的道路，而這常常需要一種教育的意志。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阿德勒的取向主要贏得了牧師和教師的青睞，而弗洛伊德學派的支持者則主要是醫生和知識分子，要知道這些醫生和知識分子個個都是拙劣的護理員和教育者。 我們心理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終極目標。當我們在經過大量告解從而體驗到了宣洩時，我們會覺得自己已經達成了最終的目標：一切都已水落石出，都已經一清二楚了，所有焦慮的事情都過去了，所有的淚水也已流盡；現在一切都已走上了正軌。在解釋工作完成以後，我們同樣也確信自己已經知道神經症是怎樣產生的了。最早的記憶已被挖出，最深層的原因也被挖掘了出來；移情不是別的，而只不過是實現關於童年樂園或退回到舊日家庭情境等願望的幻想；一條通向正常、覺醒的生活的道路此刻就在腳下。但緊接而來的是教育的階段，它使我們認識到，無論多少的告解和解釋都不能使彎曲的樹變直，而是必須由園丁在棚架上施展技藝，將其矯正後，它才能獲得正常的適應能力。 伴隨每一個發展階段的奇怪終結感解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今天有許多使用宣洩療法的人顯然從來沒有聽說過釋夢技術；弗洛伊德學派的人對阿德勒的觀點一無所知，而阿德勒學派的人也不願聽到有人提及無意識。每一個人都被其所處的特定發展階段的終結感給欺騙了，這導致各種意見和觀點變得十分混亂，從而使我們很難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是，是什麼導致了這種給各個方面都帶來了偏執和固執的終結感呢？我只能依據下面這個理由來這樣回答自己，即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可以用一條基本真理來概括，因此，常常有一些病例一再出現，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論證著這個真理。我們這個世界充斥著太多的謬誤，以至於一條真理都被視為無價之寶，誰也不想因為少數幾個與之不符的例外，就讓真理溜走。不論是誰，只要懷疑這種真理，就無疑會被當成信仰缺失的墮落者，而且還會在各方的討論中被當成不容異說的狂熱分子。 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高舉著知識的火炬前行，但卻都只能舉一段路，直到下一個人從他手裡接過它。如果我們能客觀地接受這一事實——如果我們能知曉，事實上，我們並非親自創造了真理，而只是真理的詮釋者，只不過是用語言清晰表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心理需求罷了——那麼，大部分的齟齬與痛苦就可以避免，而且，我們應該還能夠看到人類心靈所具有的深刻性和超越個體的連續性。 通常情況下，我們很少會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那些將宣洩療法當作治療方式的醫生不只代表了一種只能自動產生宣洩的抽象觀念，他們也是人。誠然，他們的思維可能只局限於自己的特定領域，但他們的行為所產生的卻是對一個完整個體的影響。儘管他們沒有明確意識到這一點，也沒有給它命名，但還是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很多解釋和教育的工作；同樣，其他分析師也用宣洩療法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未將它們歸納成一套系統的原理而已。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論述的分析心理學三個階段，從其性質上看絕不意味著第三個階段可以代替第一或第二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同時存在，是同一個問題的幾個突出的方面；就像告解和寬恕不能證明彼此有誤一樣，它們也不能證明其他方是錯誤的。第四個階段——轉化（transformation）階段也是如此：我們絕不能聲稱它是一種終極的、唯一有效的真理。它的作用是彌補前三個階段的不足之處；它是用來滿足額外的、仍未被滿足的需要的。 為了弄清楚第四個階段的內容，並闡釋「轉化」這個有些奇怪的術語的含義，我們必須先考慮那些在其他三個階段未占得一席之位的人的心理需求。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弄清楚，除了成為一個正常的、能夠適應社會的人之外，還有什麼是人更想得到或者能使人發展得更好的。做一個正常人是最為有用、最適當不過的了；但是，「正常人」這一特定觀念暗示著一種限制，即只能成為一個普通人——就像適應這個概念也意味著只能成為一個普通人的限制一樣。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一個人只有當他覺得與日常世界格格不入的時候，才會把這種限制當成一種令人嚮往的改善：例如，當他由於患上神經症而不能適應正常生活的時候。對於不成功的人士，以及那些不能適應社會的人來說，做個「正常人」是一種極好的理想。但是，那些能力遠遠超出平均水平的人，以及那些輕易就能獲得成功並完成其分內之事的人——對他們來說，正常的生活就像是普羅克魯斯特斯（Procrustes）之床，無聊得讓人難以忍受，仿佛地獄一般貧瘠而無望。因此，很多人會因為自己只能過上正常的生活而患上神經症，正如很多人因為沒法過上正常的生活而患上神經症一樣。對前者來說，只要一想到你想通過教育使他過上正常的生活，他就會覺得是一個夢魘；他們內心深處最渴望的其實是過上一種「不正常」的生活。 一個人只能從他尚未擁有的事物中尋找滿意感和成就感；他無法從已經擁有太多的事物中發現快樂。如果一個人輕而易舉地便能適應社會，那麼，這對他就沒有任何的吸引力。如果一個人總是能把事情做對，那麼，總是做對事情會讓他覺得乏味，而那些總是把事情做得一塌糊塗的人卻在偷偷地憧憬著什麼時候也能做對一次。 對每一個人來說，需要和必需品都是各不相同的。人之美酒，我之毒藥——正常和適應便是一例。儘管生物學聲稱，人是一種群居動物，只有當他作為一個社會存在而生活時才是健康的，但我們觀察到的第一個案例卻似乎顛覆了這一論斷，它似乎還證明了一點：只有過上不正常、與世隔絕的生活的人才是健康的。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實用心理學無法提供普遍有效的方法與標準。它所能提供的只有一些個案，而且，這些患者的需要和需求各不相同——其差異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無法預見某個特定案例可能會往哪個方向發展。因此，對醫生來說，放棄所有不成熟的預設，是明智的選擇。這並不是說醫生應該拋棄一切預設，而是說他在任何案例中都應該只把它們當成假設性的。 然而，醫生的職責不僅僅是教育或說服患者，醫生還必須向患者說明他為了這一特定案例做了哪些事情。由於我們自身有可能會歪曲事實，因此，即使是在客觀、專業的治療框架內，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關係也仍然是個性化的。無論用什麼方式，我們都不能否認治療是相互影響的結果，而且在這個相互影響的過程中，作為完整個體的患者和醫生都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這樣，治療就有了兩個首要因素——也就是兩個人，而且，這兩個人當中沒有哪個總是比另一個更為重要。他們的意識領域邊界清新，但他們都還有一個不確定的、無邊無際的無意識領域。因此，同醫生的所思所言相比，醫生和患者的人格往往對治療結果有更大的影響——儘管我們也不該低估醫生的所思所言所具有的干擾作用或治癒作用。兩種人格的相遇就像兩種化學物質的接觸：如果發生任何反應的話，兩者就都會被轉化。在每一種有效的心理治療中，我們都預期醫生會對患者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發生的前提是醫生也必須受到患者的影響。如果你自己不被影響，那麼你就無法施加影響。如果醫生想避開患者的影響，躲在父親般的專業權威的煙幕後面，那麼，治療便不會起效。如果醫生這樣的話，那他只不過是不允許自己使用一種非常重要的信息器官，而且即便如此，患者也依然會在無意識層面對他產生影響。許多心理治療師都非常清楚，患者會給醫生帶來無意識的改變；這是這一職業所特有的困擾，甚至是一種傷害，它用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證明了患者所帶來的與「化學反應」差不多的影響。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移情（transference）所引發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但是，通常情況下，這種影響要比「化學反應」更為微妙，其性質就如同古老觀念中的驅魔一樣。驅魔的意思是，患者可以把他的疾病轉移到另一個有力量降服病魔的健康人身上——但卻無法避免對治癒者的健康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在醫生與患者的關係中，我們發現了一些使雙方發生相互轉化的難以判斷的因素。在這種相互轉化的過程中，人格更為穩定、更為強大的一方將決定最終的結果。但我也看到過，在很多病例中，患者被證明比醫生更為強大，他完全無視一切理論和醫生的意圖；這種狀況一旦發生，往往對醫生不利，儘管有時候也有例外。相互影響的事實，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是轉化階段的基礎。要認清這些現象，需要25年以上廣泛的實踐經驗。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認這些現象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贊成我提出的應該對分析師本人進行分析的要求。 但這個要求的更為廣泛的意義是什麼呢？它意味著，醫生和患者一樣，「都要接受分析」。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他與患者是同樣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同等地受到轉化作用的影響。事實上，倘若醫生或多或少地迴避這種影響的話，那麼，他對患者的影響也會相應地減弱；而如果醫生只是在無意識中受到了影響，那麼，他就會表現出一種意識上的缺陷，從而使他不能正確地看待患者。在這兩種情況下，治療的效果都會大打折扣。 因此，醫生希望患者能夠面對什麼任務，他也必須要求自己去面對那項任務。如果患者面對的是一個適應社會的問題，那醫生本人也必須先適應社會——或者，情況相反，如果患者面對的是一個不能恰當適應社會的問題，那麼醫生也要變得不適應社會。當然，在治療中，這種要求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需要根據特定個案的具體情況來定。如果一位醫生認為患者應當克服幼稚症（infantilism）——那麼，他必須先克服自己的幼稚症。另一位醫生可能認為患者應該宣洩出所有的情緒——那麼，他必須先把自己的全部情緒都發泄出來。還有一位醫生可能認為患者應該擁有完整的意識——那麼，他必須先使自己的意識保持完整。總而言之，如果醫生希望自己能對患者產生適當的影響，那他就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先讓自己達到治療的要求。雖然在治療中有各種各樣的指導原則，但一些重要的倫理責任是每個醫生都會面對的，我們可以用一條規則來總結這些倫理責任：你想要怎樣影響別人，就先要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光憑嘴上功夫永遠都無濟於事，不管你耍什麼花招，都不能讓你長期避開這個簡單的規則。醫生應該自己深信這一事實，而不只是將其作為與患者討論的議題——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以，分析心理學的第四個階段不僅要求患者轉化，而且還要求醫生反身應用（counter-application）他在某個既定的病例中為患者所設計的方案。在轉化自己的過程中，醫生必須表現出同患者一樣的堅韌、穩定和頑固。用同樣的專注力來處理自己的問題，對醫生來說確實是一項不小的成就；因為醫生在向患者指出他們的錯誤路徑、錯誤結論和幼稚伎倆時，往往需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批判性的判斷力。沒有誰會為醫生所付出的內省努力而付費；此外，我們通常對自己也不太感興趣；再則，我們常常會低估人類心靈深層內容的價值，以至於我們把自我審視或自我貫注當成了一種病態的現象。顯然，我們懷疑自己內心隱藏著很多不利於健康的內容，這讓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病房。醫生必須克服他自己身上存在的這些阻抗，因為如果他本人不受教育，又怎能去教育別人呢？如果一個人自己仍在黑暗中摸索，他又怎能去啟迪他的同伴呢？如果一個人自己都不乾淨，他又怎能去淨化別人呢？ 在轉化的階段，醫生需要從教育他人轉向自我教育。由此而帶來的必然結果是，患者應該轉化他自己，從而完成治療早期的幾個階段。這種為了改變患者而首先改變醫生自身的挑戰，事實上並不太受歡迎，其原因有三。第一，它看起來似乎不切實際；第二，人們對於自我貫注存在一些偏見；第三，要求我們自己做到對患者提出的一切要求，有時會讓我們非常痛苦。這最後一條，是讓醫生進行自我審視這一要求無法普及的最主要原因；因為如果醫生認真盡責地給自己「治療」，他很快便會發現自己的本性中存在一些與正常狀況截然相反的內容，儘管經過了最為充分的解釋和最為徹底的宣洩，但這些內容仍然會困擾著他，讓他非常不安。醫生應該怎樣處理這些東西呢？他始終知道患者應該怎樣處理它們——那是他的專業職責。但當涉及他自己，或者他最親近的人時，說真的，他又該怎麼做呢？如果審視自己，他就會發現自己低劣的一面，會讓他與患者更為接近，但這是很危險的，甚至會損壞醫生的權威。那他該怎樣來處理這個折磨人的發現呢？不管醫生認為自己是多么正常，這個多少帶點「神經症」性質的問題，都會一下子擊中他的心。他還將發現，那些讓他和他的患者感到壓抑的終極問題，是任何「治療」都不能解決的。他還將讓患者們認識到，期望別人告訴自己解決辦法是一種幼稚的行為；他也將讓自己認識到，要是找不到解決的辦法，這些問題必定將再一次被壓抑下去。 我不準備進一步討論自我審視及其帶來的諸多問題，因為我們有關心理的研究還存在很多含糊費解的內容，因此，人們對這些問題幾乎沒什麼興趣。我寧可再強調一下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內容：分析心理學的最新發展，使我們遇到了人格中一些難以判斷的因素；我們已經知道，要把醫生的人格當成有利於治療或不利於治療的因素，放在最為突顯的位置；我們已經開始要求醫生進行自我轉化——就像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患者經歷過的每一件事，現在醫生也都得經歷一遍，而且他必須經歷告解、解釋和教育這幾個階段，這樣，他的人格才不會對患者產生不利的影響。醫生再也不能借著治療別人的問題，來逃避自己的問題了。他必須記住一點：一個自己長著膿瘡的外科醫生顯然是不適合給別人做手術的。 就像弗洛伊德學派發現了無意識的陰暗面後，曾不得不開始涉及宗教的問題一樣，分析心理學的最新進展，也使醫生的倫理態度成了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要求醫生進行自我批評和自我審視，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人類心理的看法。我們不能從自然科學的視角來理解這個問題。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患者，還有醫生；不只是客體，還有主體；不只是大腦的功能，還有意識本身這個必不可少的要素。 之前的醫療方法，現在變成了一種自我教育的方法，現代心理學的範圍也隨之得到了無限的擴展。醫學文憑不再是關鍵性的東西，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品質。這一步的意義非常重大。所有在臨床實踐中發展起來，且經過了提煉和系統化的心理治療方法，現在都可以為我們所用，而且可以用它們來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分析心理學不再只局限於醫生的諮詢室里，它掙斷了原先困住它的鎖鏈。我們可以這樣說，分析心理學已經超越了自己，現在正進而填補那個迄今為止被標識為西方文化之心靈缺陷（這是與東方文化的精神缺陷相較而言的）的空缺。我們西方人已經學會了如何馴服和制服心靈，但對於其方法的發展始末及其功能，我們卻一無所知。我們的文明還很年輕，因此，我們需要用馴獸師的一切手段，來馴服我們內心住著的多少有些桀驁不馴的野蠻人。但當我們的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我們就必須放棄強迫法，轉而採用自我發展的方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必須熟練掌握一種手段或方法——但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種都沒有聽說過。在我看來，分析心理學的發現和經驗至少可以為其提供一個基礎；因為一旦心理治療要求醫生做到自我完善，它馬上就會脫離其臨床的起源，不再僅僅是一種治療患者的方法。它現在可以用來幫助健康的個體了，或者至少可以用來幫助那些有權利獲得心理健康的人，以及那些所患疾病充其量只不過是我們所有人都正在經受之痛苦的人。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希望，分析心理學能夠獲得更為普遍的應用——甚至比構成它最初幾個階段的各自帶有一種普遍真理的那些方法更為有用。但是，在希望的實現與眼前的現實之間還存在一道鴻溝，而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到跨越這道鴻溝的橋樑。我們必須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建造起這座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