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探險記 · 第十三章　密室中的發現

王道士最終答應在夜間將密室中所藏的漢文寫本卷子悄悄拿出幾捲來交給我的漢文秘書蔣師爺，以供我們研究。王道士認為，他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因為玄奘法師顯靈。我們極為仔細地研究了那幾卷漢文寫本卷子，確定那是幾種漢文佛經，原本來自印度，由玄奘法師從梵文譯為漢文。由於真正見到玄奘法師翻譯的佛經，蔣師爺也一臉驚愕。這難道不是那位聖僧在我從西方不遠萬里來到這裡的緊要關頭顯靈，把石窟寺密室秘藏千年的大量古代寫本文書顯現出來，作為我一生致力於考古的恰當報酬嗎？！ 在這種半神性暗示的影響下，王道士的勇氣大增，終於在那天早晨把通向秘藏無數珍寶的密室的那扇小門打開。在王道士手中那盞光線昏暗的油燈下，我的眼前卻豁然展現出了另一個世界。密室內的地面上，一層層古代寫本卷子緊密地隨意堆積在一起，高約10英尺。據後來的實際測算，密室內堆積的寫本卷子占據的空間將近500平方英尺。密室僅9英尺見方，站進去兩個人，便沒有什麼空餘的地方了。 在這個黑洞洞的密室內，不可能進行任何考察工作。王道士從古代寫本堆中抽取出幾捆卷子，讓我們帶到新建佛堂一間僻靜的房間內，再拉起一道簾幕進行遮擋，以防外人窺探。我按捺住激動的心情，急忙快速地把每一卷寫本瀏覽審視了一番後，便當即確定，這座密室寶藏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厚大的卷子使用的紙張十分堅韌。卷子高約1英尺，長逾20碼。打開第一卷寫本，是一部漢文佛經，它完好如初，保存極好。 仔細翻檢考察之後，我發現，在每卷寫本末尾，一般都書寫有年號，時間大約在公元5世紀初期。從字體、紙張以及書寫形式來看，年代也十分久遠。其中一卷漢文寫本經卷的子卷背面，有一大篇用印度婆羅米字體寫成的文字。由此可見，在書寫這份卷子的年代，印度文字和梵文知識在中亞佛教中還很流行。古代宗教與學術文物密封於荒山石室之中，歷經千年而未曾損壞，這種情況在我看來並不是什麼稀奇事。很顯然，千佛洞所在的荒山峽谷中大氣的水分極為有限，即便有一些水分，卷子密封在石室中也就與之隔絕了。 這是一座正在等待我們開發的新奇而無比珍貴的古代文化寶庫。在親手觸摸到它之後，我的心情由剛開始幾小時的愉快和興奮，變得極為豐富和複雜起來。王道士自從被我們用心開導之後，便熱心地把那些舉世僅見的古代寫本文書卷子一捆又一捆地從密室中抱出來交給我。這些卷子，有整卷整卷的長卷，也有一包一包的貝葉寫本，它們全都是吐蕃文佛經。毫無疑問，這類吐蕃文經卷是吐蕃人占據這一地區時留下來的，大體年代在公元8世紀中葉到9世紀中葉。由此看來，藏經洞密室的封閉時期也很可能就在這一時期之後不久。這一點，根據洞口擺放的一塊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的石刻碑銘也可以得到證實。這塊石碑，是王道士從藏經洞密室中移出，先鑲嵌在佛寺牆壁上後又搬到室外的。 在藏經洞密室收藏的古代寫本文書中，除了有許多散亂的漢文和吐蕃文寫本卷子，還夾雜有許多用古代印度文書寫的長方形紙質寫本文書。文書中使用的語言，有的是古印度梵文，有的是塔克拉瑪乾地區佛教徒用來翻譯佛經的方言。就其數量和保存的完好程度而言，是我此前所有探險考察的發現與收穫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 最令人高興和激動的是，我發現密室內有一個保存完好的奇怪大包袱，包裹所用的是一張堅韌的無色畫布。打開之後，裡面全都是畫在絹上或布上的古畫。其中還夾雜著一些紙畫和畫面精美的印花絹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當年信徒們作為發願供養之用的。我最初得到的絹畫大多為長度在兩三英尺的條幅。從條幅的三角形頂部和旁邊垂掛的流蘇來看，可以斷定這是古代佛教寺院使用的旗幡。打開一看，旗幡上所畫的全都是美麗的佛像，顏色協調，鮮艷如初。 製作旗幡使用的材料是輕薄透光的細絹。在隨後一次打開大型絹畫的過程中，我發現了這種繪畫材料的危險性。絹畫的四周原來都用堅韌的材料做襯托，但由於長期懸掛在寺廟牆壁上，絹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加之收撿時過於匆忙，卷疊得過緊，致使絲絹發生破裂。 這些絹畫經歷了千百年的堆積和擠壓，在被發現之後，如果全部強行打開，必定會有損傷，但是這無損於這些古畫的價值。我們隨便從中挑出一卷，都可以看到畫面精美的人物形象。我把獲得的數百幅絹畫全部運回了大不列顛博物館。此後，僅僅是打開和修復工作就花了整整七年時間，而這點時間相對於古代絹畫的珍貴价值而言，實在是微不足道。 而在當時，我根本沒有時間去仔細查讀每一幅絹畫的供養題記文字，也沒有時間認真研究繪畫本身。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僅限於如何能夠從那間幽暗密室中，以及漠視其價值的保護人王道士手中獲得多少精品。讓我極為驚異也大為放鬆的是，王道士竟然對這些唐代最好的美術遺物熟視無睹，完全不當回事。所以，在我第一次進入藏經洞密室的當天，我便能夠把那些最值得帶走的絹畫挑選出來放在一旁，告訴王道士「留待細看」。 我一再提醒自己，在這種大好情勢下，一定要克制自己熱切的心情，不可表露過多。這樣的節制立即收到了效果。王道士對古代絹畫不以為意的漠視，因而顯得更為明確。他顯然想以犧牲這些古代繪畫為代價，來轉移我對那些中國古代寫本卷子文書的注意。於是，他更加熱心地把放置在古代文書卷子堆底部更多的絹畫一捆一捆地翻找出來給我。我的收穫因此越來越多。從那些殘破的漢文寫本文書中，我翻揀出許多寫有年號的世俗文書，還有紙畫和雕版印刷品、用古代印度文書寫的小捆貝葉文書，以及一些殘損的絲絹製作的發願供品等。由於好東西不斷出現，我和蔣師爺在進入藏經洞的第一天，一直挑選各類精品直至深夜，沒有休息過片刻。 接觸到藏經洞古代文物之後，最為重要的工作，是想方設法打消王道士對當地關於我們一行的流言蜚語的擔心。我很謹慎地告訴王道士，隨後我會給他主持的廟裡捐一筆功德錢。王道士一方面懼怕流言蜚語對他修道名聲的影響，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已經為我許諾的捐獻所打動，並不時地猶豫徘徊在兩者之間。最後，我們獲得了成功。除許諾捐助外，蔣師爺的諄諄勸導與我再三強調自己對佛教傳說和玄奘法師的虔誠信奉都起了作用。 當天半夜時分，蔣師爺抱著一大捆古代寫本卷子來到我的帳篷。這些卷子都是我們辛苦挑選出來的精品文物。我高興極了。蔣師爺答應王道士，只要我們在中國一天，就不會把這些發現物的來歷告訴任何人。也就是說，這件事僅限於我們三個人知道。於是我們約定，此後單獨由蔣師爺一人負責搬運藏經洞內的東西。就這樣，蔣師爺不辭辛苦地連續搬運了七個夜晚。我們每次獲得的東西都在增多，於是後來不得不開始用車輛來運送。 經過這樣幾天緊張而又興奮的忙碌，我把藏經洞密室內秘藏珍寶上部堆積的各種雜項卷子（非漢文佛經）基本都搜羅乾淨了，其中有大量的非漢文寫本、文書、經卷以及其他非常精彩有趣的古代文物。隨後，我便調轉方向開始清理那些集中堆放並且保存完好的漢文寫本卷子。由於數量過於龐大，這項工作極為艱辛。僅僅是把堆滿整個藏經洞的古代卷子清理一遍，便讓人吃不消，更何況像王道士這樣畏首畏尾的人。當然，我在費心費力地周旋對付王道士的同時，又支付了不少銀兩，才勉強打消王道士因膽怯而不斷表現出來的反對情緒。這使得我的收穫迅速增加。 後來，我又在那些綑紮嚴密、堆積龐大的寫本堆底部發現許多漢文佛經以外的珍貴卷子。這等於加倍地回報我的辛苦勞作。由於龐大的卷子堆積重量過大，位於下部的這些雜項卷子不免有些受損。不過，收穫物本身的價值已遠遠超過了這些遺憾。其中一幅精美的繡畫和其他一些古代絲織品殘件都是舉世罕見的珍品。在匆匆地將數百捆古代卷子檢視一遍之後，我又發現在漢文卷子之中摻雜大量用古代印度文字和中亞文字書寫的寫本。 正在我因收穫頗豐而志得意滿之時，王道士卻突然反悔了，封鎖了藏經洞，不讓我再接觸藏經洞內剩餘的寶物。他本人也離開莫高窟不知所終。一時間，熱情高漲的我被迎頭澆上了一瓢涼水，想進一步得到更多寶物的希望就此打住。儘管如此，我經過協商挑選出來「留待細看」的那些藏經洞的絕大多數珍品，都已經安全地進入了我的臨時倉庫，為我所有了。 所幸的是，王道士突然離去後是跑到敦煌綠洲去打探外界對我在當地活動的反應。這顯然沒有什麼不利的消息，我們與王道士的友好關係並沒有引起當地信徒和施主們的憤怒。發現自己的聲譽並沒有任何損失，王道士緊張的心情大為放鬆。他返回千佛洞之後，對我正在進行的搶救行為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認為由於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重視和保護，這些密封在藏經洞內上千年的佛教文獻和精美美術遺物早晚都可能會流失。同時，王道士對於我將所獲文物提供給西方學者進行研究的說法，也表現出信服和欽佩。於是我們立刻約定，用捐獻一筆銀錢作為寺廟修繕資費的方式來回報王道士。 王道士立即得到了很多馬蹄銀。無論是在良心層面還是在寺院利益方面，王道士都獲得了足夠的安慰，並因而表現出滿意的樣子。王道士那種和善的心情，在此後不久又給我非常滿意的回報。四個月後，我再次來到敦煌附近，王道士又一次慷慨地答應蔣師爺代表我提出的要求，送給我許多漢文和吐蕃文寫本卷子，以滿足西方學術界研究的需要。16個月後，我將裝滿古代寫本卷子的24個箱子和裝滿絹畫、繡畫以及其他精美美術物品的另外5個大箱子安全運抵倫敦並安置在大不列顛博物館裡。此時，我才放下一直緊繃著的心，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大約一年後，法國著名學者伯希和教授聞訊來到千佛洞。他憑藉自己淵博的漢學知識，誘導王道士允許他把剩餘的許多漢文卷子匆匆地瀏覽翻檢了一遍。經過不懈的努力，伯希和教授從混亂不堪的卷子中又挑選出大量非漢文的寫本卷子，以及一些他認為在語言學和考古學及其他方面價值重大的漢文寫本卷子。王道士顯然是因為有先前與我打交道的經驗，最終允許伯希和教授帶走了精心挑選出來的1500多卷古代文書。 1909年，伯希和教授返回巴黎路經北京時，他攜帶有許多重要漢文寫本卷子的消息不脛而走。中國學者因此而群情激憤。在他們的呼籲下，中國中央政府下令，將千佛洞藏經洞密室內剩餘的全部藏品運到北京。 1914年，我率領探險考察隊再次來到敦煌，根據別人的轉述，詳細了解到來自北京的命令到達後貫徹落實的情況。 我趕緊返回千佛洞，王道士像歡迎老朋友那樣熱情地迎接了我。據他所說，我捐給廟裡的那一大筆錢，因為運送藏經洞卷子到各個衙門，在路上就全部花光了。所有藏經洞藏品都被草草地打包，裝在大車上運走了。裝運過程中，尤其是大車停在敦煌衙門口時，被人偷走的就不在少數。他的說法很快就得到了證實，稍後便有人拿來整捆的唐代佛經卷子向我兜售。隨後，在前往甘州的途中以及後來前往新疆的途中，我都收購到不少從千佛洞藏經洞流散出來的卷子。所以，有多少卷子運到了北京，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了。 1914年，我第二次來到千佛洞時，王道士將他的賬目拿給我看，上面清楚記錄著我捐獻給寺院的銀錢總數。他非常得意地指給我看，石窟寺前面新建起來的寺院和香客們居住使用的廂房都是用我捐的錢修建的。談及官府搬運他所珍愛的藏經洞漢文佛經卷子，以及因此而損失掉的情況時，對於當年他沒有膽識和智慧聽從蔣師爺的勸告，接受我用一大筆銀錢交換藏經洞所有秘藏的建議，王道士感到非常後悔。 經受官府這樣一次騷擾之後，王道士害怕極了。於是他把自己最為珍視也確實特別有價值的漢文寫本卷子轉移到另外安全之處。根據我後來從他那裡又得到滿滿五大箱600多卷漢文卷子來看，被他轉移隱藏起來的寫本卷子數量一定很多。當然為了這五大箱珍貴的古代卷子，王道士又坦然接受了我捐獻的一大筆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