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地考古論集 · 第三編
吐魯番發現墓磚記
吐魯番在天山南路，西北距迪化六日程。城西10公里為雅爾湖，又名為雅爾果爾。旁有甚深之崖岸，崖東有一平原，泉水湧出，居民散布其上，或居崖下溝中，為吐魯番富庶村莊之一。
在村莊之西，有古城遺址，頹垣滿野，作橢圓形，位於兩道甚深之河床中間，隆起平原，遺址即滿布於平原上。本地居民稱此城為雅爾和圖，此兩河床在古時本為兩河，環流城之兩旁，至城之南端而合，故古名此河為交河，此城為交河城。現分四溝，頭、二道溝，發源於約干特勒克達克，西南流20公里，經行戈壁，分為二道：一南流為頭道溝，一西南流為二道溝，約15公里，至古城之東隅而合，流於城東。三道溝起自戈壁，南流5公里，繞於城西，至城之南端而與二道溝合。四道溝亦出自戈壁，繞古墳群西，沿土子諾克塔格東麓南流至雅爾溝口，而與三道溝合流出口。現均為泉水。出城北3公里地，而天山之雪水久已不至也。然據《劉土恭墓表》云：「東剛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遐岸。」是古時河水甚大，後漸干竭，空存河床，近因泉水湧出，遂恢復古之河流。然當古時水流於甚深之河床圍繞故城時，而城上居民汲飲之方法如何？當為吾人有趣之研究也。吐魯番有二大故城：一在吐魯番之東南25公里阿斯塔拉，為高昌國都城故址。漢時名高昌壁，為戊己校尉所治。一在吐魯番城西10公里雅爾湖，為漢車師前庭王所治。晉成帝時前涼張駿置交河郡，高昌國因之，唐滅高昌，置西州，始改為交河縣。《舊唐書》云：「王都高昌，其交河城漢前王庭也。」《元和郡縣誌》亦云：「交河東南至州八十里，漢車師前王庭，河出縣北天山，分流城下。」所云州，即西州，為高昌國故都。現據余所發現墓磚，在雅爾湖墳群所發現者書交河，在阿斯塔拉所發現者則書高昌，可證此二城，自古為高昌及交河二城，至唐猶相沿未改。至唐之末葉，回鶻占領西州，其名稱稍異，然畏兀兒仍受遼封，治交河。余嘗於高昌、交河故城中掘拾有古維吾爾文殘紙，皆足為交河故城至元時尚有居民之證也。至元末分設柳城、火州、吐魯番三部萬戶府達魯花赤，而交河、高昌二城遂廢。今已禾麥離離，頹垣滿野，非復當日人文之盛矣。
余於1928年2月間，由吐魯番至庫車，雖一度訪雅爾湖、阿斯塔拉二故址，然未及詳細工作。1930年春，復由迪化南行，補充前年工作之未備。於2月24日即抵雅爾湖，次日即開始工作故城，由其填密纖維之頹垣中，在其不同建築及發現品，尋出歷代居人之地段，即其中部建築較早，或為北魏至唐之遺址，其北段為畏兀兒人所居，因發現有畏兀兒文字，其建築亦較近也。本地居民告余云：「城之南端有禮拜寺，為伊犁河人所居。」其言雖未可遽信，然審其建築，當亦不甚遠也。
余在北段即畏兀兒人之遺址中工作三日，乃轉覓其城中之死者居室，初在其城北即乾溝之北古墳區工作，我稱為溝北區。此地有沙梁一道，隆起於沙漠中，沿沙梁兩旁均有井穴及其死者之遺骨與殉葬品在焉。井口寬約3呎4吋，長約8呎5吋，小者寬約2呎8吋，長為6呎7吋，深亦3呎許，死者屍骨在焉。又嘗於穴旁鑿一副穴，位置死人。殉葬之物品亦羅列其中，或在頭部與足部旁。其物品以陶器為最多，紅色泥有柄，若今之把杯，又有紅底黑花之陶器，類今甘肅辛店出土之物，疑均為二千年前之故物。尤使余最感興趣者，即在一墳中，有骨制籤4枚，陳於人身兩旁，系剖一骨為兩半者，陰面並刻劃四方花紋，豈古時以此卜吉凶歟？又一冢中有骨矢鏃1枚，其形尖銳，以木質為干，皆足表示其經過悠久之歷史者。
余在此略掘10餘冢後，又發掘溝西之大墳區，我稱為溝西區。地在四道溝與三道溝之中間，顯露出一平原，寬1公里許，長約3.5公里。彌望平野，古冢壘壘，隆起草阜，或方或圓，表面滿布石塊，寬廣約13呎，高亦3呎8吋許，冢前有石塊排立成一線為墓道之表示，而其石線之方向，亦即墓門之方向也。尤其使余感興趣者，即每聚若干冢為一族，外以石線欄之，前開一門，門線長10餘呎，表示其為一族一姓之冥居，非他人所能羼入者。而余在此石線欄中，由其界劃之清楚，使余工作亦得按其族姓施行發掘之程序，登錄亦極加以慎重與嚴密，深恐有違死者之意而使其疆界稍有紊亂也。當余發掘之初，初用20人，分為4組，每組5人，工作1冢，以1人為組長，作監察工作，又以2人為掘手，輪流下坑，探取古物，每組每日可得2冢，後加至30人，故日可得10冢。自3月1日起工，至17日止工，中間休息兩日，整半月，而余之35箱古物，即墓磚120餘方，陶器800餘件，皆此十餘日中之收穫也。至墓室內容，更有趣味，每墓室之前，有一長廊墓道，寬約3呎，長約18呎，由淺及深，至距地平面約12呎時，即現墓門，門高約3呎，寬約2呎許，自墓門入，即現寬敞之墓室，寬者約9呎見方，小者亦7呎許，高亦3呎又半。砌土為台，高呎余，鋪以蘆席，死者橫臥席上，外有木板欄之，無棺槨。陶器即陳於死者頭旁，重疊堆聚，大小至數十件。蓋余所掘古冢中，均有陶器，置頭部或足部旁，或駢陳身之右側，形成一線，為兩死者之間隔，多少大小不一，要皆當時死者日用器物，死後即以此為殉。墓磚則砌入墓道牆壁中，字面向里，磚皆作方形，泥質，經火燒煉而成者。寬約1呎1吋至3吋見方。表面光平。每磚上或用朱寫，或用墨寫，或刻字填朱，書寫死者埋葬年月日及生時官職，其字跡至現在顏色尚如新書也。又在墓內之墓磚多少，恆視墓中死者之數為差，然至多不過3方，蓋一夫一妻或一夫一妻一妾也。尤其使吾人於研究方面發生興趣者，即每冢中之陶器，皆與墓磚同穴並出。由於墓磚上之年代及死者姓名，而陶器之時代與主人，亦可互相證明也。
但有一事，而為吾人所注意者，即此若干墓室，何以保存至千餘年之久，毫不崩圮，使可寶貴殉葬物品，安然無恙，不受若何之損失？欲答此問題，則當論及此一帶之土質，普通沙土固易崩圮，即黑泥土或黃土，若經風水刷洗，亦易使空穴傾塌；此地之土質則不然，皆為有粘性之白土，堅硬若石。吾人工作古冢時，若不得其墓道，隨意發掘，雖終日不能進一寸。故余甚佩當時鑿墓人之勤勞艱苦也。
（原載《高昌磚集》[增訂本]，中國科學院印行，1951年）
雅爾崖古墳塋發掘報告
雅爾湖村莊西有一古城，即高昌有國時之交河城。因古有兩河繞城，故名交河。當時河水甚大，人民居於城中。後河水乾涸，此城遂廢。空餘數道甚深之河床，懸崖峭壁，頹垣滿野。故此城又名為雅爾和圖，今通名為雅爾崖。近數十年來，泉水自戈壁湧出，水復故道。從昔所稱為兩河繞城者，現已分為四溝。第一、二道溝合流於城北，繞城東，南流。第三道溝流於城西，至城南端而與一、二道溝合。四道溝流於古墳塋之西，沿土子諾克塔格東麓至溝口而與三道溝合流出口。現時雅爾湖居民均散布於頭二道溝之東北原，村舍櫛比，田園相望，為吐魯番西之大村莊。溝中雖間有居民，但為數甚少。溝北與溝西、溝南均為平原，土質堅硬，或面覆黑沙，是為古時死者冥憩之所，古冢累累棋布，即余此次工作之中心地也。今分溝北、溝西、溝南三部分述之。
一、溝北
余於2月27日著手清理舊城遺蹟。在城之中部大廟之旁，余之工人曾發現碑額之地，思圖再發現其碑銘。四人工作一日，絕無所獲。但在土台上掘出破亂經紙及紅底黑花與蒲紋、印紋及水波紋之陶片。又在城之南部，亦發現同樣之陶片與殘磚。此事最足引起吾人之迷惑與研究興趣。蓋水波紋與蒲紋陶片，以其他物證明，皆為公元前後1世紀之故物。而紅底黑花則或較遠。但同時拾有唐開元與乾元所制之錢幣，則為9世紀之故物。又在城北部拾蒙文殘紙若干，又為13世紀之故物。故由其古物之分布，吾人可以斷定此城有居民，當由公元前以至公元後14世紀之中期也。
在28日之傍晚，余工人自古城工作歸來，報告一維民在溝北古墓中掘出一陶器，紅底黑花。余喜極，綦購之，審其形制色彩，似為遠古之遺物，且可與城中之彩色陶片互證也。
29日之清晨，除留一部分人仍清理大廟後畏兀兒人之居住地外，另派六人發掘溝北古墳，冀能獲得有彩色之陶器，在接近城北之處，由頭二道溝之交縈中，顯一隆起之三角洲，有低沙梁一道。在此沙梁之左右，有許多井穴鱗比，顯長方形，面與地平，非精細審奪其土質與傾陷跡痕，不能知其為古墓也。間有陷落較深者，則墓中或無所獲，蓋為前人所盜掘也。其三道溝之西及北各井穴，不隆起無標識皆與此相同。吾始信《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今由此而知其然也。
此一帶古冢雖表面情態大抵相同，但其井口之大小及其構造與陳設亦不盡同。例如沙梁北第1冢井口作長方形，寬1米，長2米。死者直臥中間，但屍骨攪動，少遺物可求，只在腰間拾銅獸環一。沙梁東第2冢亦作長方形，但井口較小，寬0.8米，長1.9米，有銅片一，置於死者頭部左邊。第3冢作梯形，後寬前窄，後寬1米，前寬0.5米，長約1.9米。發現石斧一，置於死者腰側，陶器則置於死者頭部右邊。又沙梁西第4冢作長方形，寬1米，長2.1米，陶器置於頭部後。第5冢作梯形，後窄前寬，後寬0.9米，前寬1.1米，長2.1米，陶器均置於頭部，及足部之左側。最有興趣者，即其足旁之陶器，在一大淺缽之中，置二小杯，可以表現當時使用陶器之情態及杯與缽之關係也。以上每穴中均陳死者一人。第6冢井口略近梯形，後寬1.1米，前寬1米，長2.4米。內陳死者三人，陶器均陳於死者足部。大人則為大器，小人則為小器。蓋生時所習用者，死後即如式以殉焉。余在庫車所得古墳中之陶器，其陳列形態，亦與此同。故冥中之用具當同於生人，為西域人一般之見解也。其第7冢則墓中構造微異，外面井口雖作後寬前窄之梯形，但其底邊復穿一復穴，較原穴略小，死者直陳於其上。在其身左側發現骨矢鏃一，以木為干。第8冢形式亦與此同。死者亦位於復穴之上，在其身兩旁發現骨簽兩副，計四枚，系一骨之剖為兩半者，剖面尚刻有四方格紋。每副之一端，有半圓形之缺口，顯為繫繩索皮帶之用。身之兩側各陳一副。但在兩冢中均未發現陶器。由其墓室之構造與陳設之情形與器物，如7、8兩冢所示，顯然為另一種民族之特徵也。蓋吾人觀察其墓室與死者遺物，雖未得上述紅底黑花之彩色陶器與陶片，但由其粗笨紅色陶器及以骨器殉葬之制，可確定與溝西出土之陶器為兩時期，且溝北較溝西之時代為早也。
二、溝西
2月13日吾等工作古城北部，清理畏兀兒人居宅並發掘溝北之古墳時，余帶二引導者探視四周古蹟，在三道溝西，即在四道溝之東發現一狹長大平原，北枕山崗，南抵土子諾克達格溝口，古墳累累如棋布，今據墓誌所云，其地理情形，由高昌立國至今，歷1400餘年而未嘗有所變更也。例如劉土恭墓表雲（上略），「褆（葬）於赤山南原禮也。東則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遐岸，西有赫赫□□北帝岩岩之嶺。」唐複墓誌云：「葬於交河縣城西原禮也。」劉土恭、唐複二墓，均在今三道溝西，大平原中間。對其所枕之崗言，則為南原。對交河城言，則為西原。赤山即《魏書·高昌傳》之赤石山，今名紅山。東則洋洋之水，即今三道溝。當時河水甚大，故云洋洋。後已乾涸，現有泉水，乃最近時事也。南及香香遐岸，則必為深溝之崖岸。北帝岩岩之嶺，即指赤山南麓。綜其所言，古與今同。故余取此墓銘，以為此狹長平原地形之說明也。在平原中間有一大道，經墳地北行，蓋野木沁村莊人民至迪化者，為避繞道吐魯番或託克遜計，即沿土子諾克山入溝口北行，與吐魯番至迪化大道會，車馬人夫，絡繹於途中。但旅行之人與幽居地中之死者，彼此相安，故此沉靜之數百墓室，歷千餘年從未被人擾亂，而安之若新冢也。
平原之北部，鄰近紅山，間隆起風蝕土層，形成白色鱗甲，剛堅若石，表覆石子和黑沙。雖高阜擬古冢，傾陷類墓道，然死者仍不以此為樂土，鮮少冥宅。其中部地勢漸平，土阜較少，故大部墳宅均集中於此。綿延而南，抵於溝口，最使余感興趣者，即每若干冢外，均用石塊排設一線作欄，成為一塋。《說文》：「塋，墓地，從土營省。」蓋營者幣居也。合若干冢為一塋，猶兵營之幣居也。類皆方形，前開一門，二線平行，長3米許，方向不一。余發掘之結果證明在每塋內之死者，皆為一族一姓之人，從無有異姓濫入之事，知立石線欄者，即界域之義也。在此等嚴密組織中，使吾人工作審慎，當按其種姓而施行發掘之程序也。每一塋中，冢數不一，少者一二冢，多則至數十冢，排比頗有條理。每冢隆起，或方或圓，堆砌石塊於其上，寬廣約4米，高約1米。冢前有石塊排立一線，指示其為墓道，由此可以抵墓門。墓道之長短，與石線之長短成正比例。而墓門之方向，間不一致，有時冢向東而塋門向南，有時一塋之中，而每冢之方向，東西南不一者，蓋其每冢之方向亦隨意以為界劃也。然其墓門與冢門無一西北向者。蓋西北風冷，不足以保死者之溫暖，中土風水之迷，或傳播西域人之腦中，而支配其安置死者也。次分述各塋工作情形如下：
1.麴塋
3月1日之清晨開始發掘工作。由小侯帶工人一名清理乾溝西之NDC28家墳塋。塋內共18冢，列為5行。第一行4冢，二行2冢，三行6冢，四行2冢，五行2冢，又2小冢，附於其旁。其塋門與冢門，由石線所示，均東北向。吾開始工作，每冢分配五人為一組，以一人為組長，作監護事宜。又另派一掘手下坑取物，每日每組可工作冢二。今以10人從事，故日可得4冢也。其工作之方法，按冢前石線之指示循線發掘，百無一失。茲將已工作者述之，例如NDC28塋第二冢，其墓道初寬0.8米，掘至中途，即發現砌入牆壁中之四方形墓表二，以陶為質，一面磨光，塗以墨，朱格，朱書死者年齡、職官、籍貫及死埋年日月。審其題識為重光三年NDC28氏慶瑜，NDC28慶瑜必為墓中死者之姓名，而重光三年乃埋葬之年月也。又一方與之駢列，字跡已漫滅不可讀識。再向前進展，入土較深，墓道漸寬，至長10米，深4米處，即抵墓門。蓋兩邊為硬土，而墓道中則為浮土。墓壁上全露塹掘痕跡，顯示初由人工所造之墓道，埋葬後復填入浮土也。啟墓門入，即為墓室。墓門寬0.8米，高1.2米，墓室作梯形，後寬前狹，後寬3.3米，前寬2.1米，長3.2米，高1.2米。後邊砌土為台，厚0.1米，橫寬2.2米，直長0.8米。塗以白灰，墊以蘆席，死者橫陳其上。頭東南，足西北，屍骨略具，衣服化為灰燼。陶器陳於死者頭足之旁，及東北西北二隅，共20餘件，均有彩畫，惜多已失其鮮明也。復掘昨日所掘之第一冢，墓門土微陷，蓋為人盜掘者。墓道寬1米，長12米，掘至距地平面4米即現墓門。墓門及室中均半塞土，屍骨已被攪亂。在室之西北隅，去其塞土，覓出破陶器三件。墓室為四方形，寬長約4米，在墓道之中間，掘出墓表2方：一為延昌二十九年NDC28懷祭妻王氏；一為延昌三十一年NDC28懷祭。吾人由此即可知其為夫婦二人之合冢也。NDC28王氏墓表為刻格刻字，並填朱色，字頗工整。NDC28懷祭則為朱格朱書，書頗潦草，想埋葬並非一時，故樹碑亦必一在前一在後也。又掘第三冢，墓道寬1.2米，長7米。在墓壁中間略近墓門處，得墓表1方，亦為刻字，題延昌十七年NDC28謙友。掘至距地平面2.7米時，即現墓門。門上寬0.9米，下寬0.8米，高1.2米。啟門入為墓室。室作梯形，後寬3米，前寬2.4米，兩邊等長。後有土台，厚0.1米，寬1.8米，長0.6米，死者橫陳其上，頭東南足西北。在東北西北隅，滿陳陶器，約20餘件，並砌土埂以為間隔，表示死者之尊嚴。生人貢獻之物，不直陳於死者之前。最後又掘第六冢，在其墓道中得墓表一，為延昌九年NDC28延昭。墓中發現陶器6件。陶器及屍骨均不整齊，或亦是被人盜掘也。時已薄暮，即收拾返棚。余等今日初次工作古墳，即得若干古物而歸，幸曷可言喻。
余除派大隊工作溝西古墳外，另派工人五名，由汗木多利率領清理城北未完之畏兀兒居宅。在城北一高塔之前面，有狹長井坑一線，土微陷，必為死者入墓之路。即從事發掘，半途出大瓦缸1口，高約1.3米，圍亦1米許，頸有草繩系之，無墓表及他物。復向前工作，約長6.6米，即抵墓門。啟門入中顯寬大之墓室，寬長2米，高1.66米，四面中凹，形同蓮瓣，因頂已被水衝陷，中無一遺物可資考驗。但余決相信為死者墓室。後在雅爾崖古城之南部及二堡古城中，亦有同樣建築之發現。據本地人云，此中曾發現古物甚多，汗木多利亦云然，並雲有時在塔下亦曾發現類此之建築。故余頗疑此為大僧侶或貴人死後埋藏之所。其形式或受印度佛教影響，與溝西之染漢化者不同也。至墓道中之大缸作何用耶。審其形質，為北魏末年之遺物。然決非此墓道中所固有，或由他處移藏於此者也。現此物已送吐魯番縣署保存矣。
2.史塋
3月2日至4日，為維民年節，余亦循例休息三日，5日繼續工作。加至二十人仍工作溝西墳塋。一行清理NDC28塋之4、5、10、11各冢，均有少許之收穫。大隊人員工作史塋。史塋在NDC28塋之西北隅，有古墳5冢，集為1塋，門均東北向。其第1冢，墓道寬0.8米，長約7.3米。在墓壁之中間約有1米之距離，即發現墓表2方。均為朱書，一題延壽八年史伯悅墓表，一題唐永徽五年史伯悅妻NDC28氏墓表。兩方駢立，顯然為夫婦合冢。至深距地平面2.3米，即發現墓門。門高1.3米，上寬1米，下寬0.75米，入門為墓室，室作梯形，後寬前窄。後寬2.5米，前寬2米，長3米，室後橫陳屍骨2具，頭西北足東南，蓋即史伯悅夫婦二人之遺骸也。陶器陳於足部者1件，余均陳於頭部，自南至北駢比為一線。其第2冢之收穫則甚微，除在墓道壁上所取得之墓表，表明為延昌五年史祐孝外，不見陶器。故余亦未測量其墓室，與陶器陳設之位置也。其次即繼續工作NDC28塋東之NC135塋。
3.氾塋
在吾人工作NC135塋時，有本地人在NDC28塋北之令褈塋發掘，出墓表1方。墨書延昌十一年令褈天恩墓表，字體方整，書寫甚佳。來以獻余。余請其來與余大隊共同工作NC135塋。令褈塋塋門及冢門均向西南，NC135塋則向東北，適相反。NC135塋共有9冢，列為3行，第1行4冢，第2行3冢，第3行2冢。在第2行之第1冢，發現NC135紹和及夫人張氏墓表，前為朱書，題和平二年，而夫人張氏為墨書，在磚之背面。故余疑NC135紹和先死，夫人張氏死後附葬時，取原磚續書也。又在第3冢取墓表1方，題唐永徽元年NC135朋祐。墓中取陶器3件。在NC135塋之東為趙塋。
4.趙塋
趙塋門均東南向。趙塋以西如NDC28塋、史塋、NC135塋門多東北向，自趙塋而東，門多東南向，蓋以其地勢漸開展故也，趙塋為8冢，分2行，第1行5冢，第2行3冢。在第1冢中得墓表1方，朱書，首二行字不清，以水透濕，識三年丙子歲趙僧胤等字，復加檢考，知為義和三年。墓中得陶器20餘件。在其第2冢得墓表3方。一墨書題建昌元年趙榮宗夫人韓氏，一刻格朱書延昌十三年趙榮宗，一朱書題延和三年趙榮宗妻馬氏。墓中無陶器，疑已被人盜掘也。蓋盜墓者多自墓門往下掘，墓表在墓道之末端，為盜墓者所不知，故能保存至今也。第4冢為朱書，題延壽九年趙充賢。第3冢得墓表二，一墨書唐儀鳳三年趙貞仁，一剝蝕不明，未能審其姓字官職。墓中有陶器10件。第7冢亦得墓表2方，一為延壽九年趙悅子，一為延壽七年趙悅子妻馬氏，均朱書。取陶器2件。在趙塋之東北為畫塋。
5.畫塋
在3月6日因余連日工作古墳之順利，決增加多人工作。故今日參加人數為三十八人，由小侯與汗木多利領導，繼續工作趙塋以東之各塋地。余在家料理隊務及辦理雜事，至傍午方至工作地視察。畫塋共4冢，冢前石線均東南向，外無石線作欄，以各冢發掘之結果，審為畫塋。在第1冢墓道中得墓表1方，為章和十六年畫承墓表，方格刻字，頗整齊。尾附朱書永平二年夫人張氏。因畫承死後，其夫人附葬時，就原磚追書，毫無可疑。而余作NDC28氏紀年，以永平繼章和之後，亦由此表為之證明也。墓中取陶器10件。第2冢墓道中之墓表為延昌二十二年畫神邕妻周氏，朱書朱格。墓中取陶器11件。第3冢墓表為墨書，題延昌三十一年畫纂。取陶器2件。第4冢墓表為儒子，墨書延昌十九年，取陶器4件。儒子墓表不署姓名，以其附於畫纂墓旁，或亦姓畫，卒年二十有七，無妻子，蓋其取名儒子之故歟。在畫塋之東為田塋。
6.田塋
塋內共3冢，門均東南向。外亦無石線欄。在第1冢中其墓表為刻字，題永平元年田元初。取陶器2件。第2冢墓表為墨書，題建昌五年田紹賢。取陶器11件。第3冢墓表為朱書題延昌三十二年田賢文。無陶器。由畫塋與田塋在排列整齊之墳墓中，審其墓表所題之年代，在最右者時代為最早，以次遞後，因此吾人知當時埋葬，亦先為右邊，由右而左，或者為西域人尚右之故歟。在田塋西南為曹塋。只2冢，亦無石線欄。掘其左一冢，得墓表1方為朱書，題延昌七年曹孟祐。取陶器12件。在田塋東百餘步為孟塋。
7.孟塋
塋內共16冢，排列頗不整齊，略可分為5列，門均向東南。在第1冢墓表為朱書，題和平四年孟宣宗，有陶器9件。第2冢墓表為朱書，題延昌二十一年孟孝□。有陶器5件。第3冢，亦為朱書，題延昌三年孟宣住，有陶器5件。第5冢為朱書直格，題延和八年孟子，有陶器10餘件。第6冢為朱書直格，題唐貞觀二十四年孟隆武，有陶器3件。第8冢其墓表字跡模糊，只識義和四年丁丑歲等字，為何人之墓及官職若何已無從考識。但其墓表原書有延昌年號，則為取舊專（磚）新書者，余由此而知義和在延昌之後。蓋羅振玉氏NDC28氏年表，以延和直接延壽，今乃知延和之後尚有義和，慶幸曷極。在墓中取陶器1件，然其價值不在此也。在第16冢亦掘開，惟取陶器2件，無墓表。綜上諸冢，以墓表所署之年代推其埋葬先後，亦為自右而左，與畫塋田塋相同也。在孟塋之北為曹塋。
8.曹塋
曹塋鄰於孟塋之旁，外無石線欄，有墳7冢，為一塋，門均東北向。在第1冢中取墓表1方，墨書延昌三十七年曹智茂。取陶器3件。第2冢以土坯作墓表，無陶器。第5冢取墓表2方，一朱書延壽九年曹武宣，一朱書延壽八年曹妻蘇氏。墓中得銅飾2件，形如今之眼鏡，左右隆起，密穿細孔，邊緣有絹帛紋理，疑為衣帽上之裝飾品。第6冢為朱書，題唐咸亨五年曹懷明妻索氏墓志銘。雖間有模糊，但以水浸濕，尚可識其大略。書寫亦優，約200字，前為志，後為銘辭。在高昌有國時之墓誌均稱墓表，直書年月日及死者官職名氏，體尚質素。入唐乃有墓志銘以頌揚死者之德行，文詞趨於繁縟。雖貧窮者亦嘗抄襲他人之文以頌揚其死者。如王康師為其父作墓志銘，文與曹懷明妻索氏墓誌多相同。間有更改一二字，而致陷於不倫者。如曹懷明文云：「嗟茲亡婦，秋葉雕霜。」蓋夫悼其妻之詞。王康師則改為「嗟茲亡父，秋葉雕霜」殊可笑也。但中國之文學傳於西域，由此可見其概略，然必在侯君集平高昌以後也。墓中有陶器9件。在曹塋之東為蘇塋，共21冢，門均東北向。在第1冢得墓表1方，題延昌二十二年蘇玄勝妻賈氏，朱書朱格，無陶器。第2冢墓表為朱書，題延昌十五年蘇□相。得陶器5件。以上諸塋地，皆在大道以北，為余等日來工作之地也。
在3月8日余為當地習稱之阿亦普沁所驅使，擬前往尋覓。乃留汗木多利與小侯每日仍帶領20名工人工作溝西路南之古塋地。余帶毛拉及引導者，於今日正午向東南出發。下午1時出溝口，轉南行，經連木沁村莊，入戈壁往南，經大莊子，住於錫蘭木一維民家中。次晨又出發向西南行，渡託克遜水，發現阿薩土拉，為古時塋堡，以捍衛大道旁之行旅者。蓋由魯克沁旁庫魯克山往西，經艾丁湖之南岸，經畢占土拉、阿薩土拉，入庫木什山至焉耆，為唐時之銀山道。郭孝恪攻焉耆即取道於此。現有大道轍跡，維名北京郵路，由東至西，沿此大道，有古時土墩。維民呼為土拉，形成一線，以保護當時大道旁居民與屯卒。阿薩土拉即其中之一也。過此，仍為鹼灘，鹽硝攙泥，枯葦僵結，鱗積成波浪形。下午2時住於英兒野勒克羊廠。次晨，即騎馬覓古城。傳說古城在山邊，及至，除白色如銀之庫魯克塔格山石外，不見有何古代遺蹟可尋，但由此可知古人取名銀山之意也。沿山麓往東行，覓得古墓塋多處，則知古時沿艾丁湖畔而居者亦甚眾多，生時牧畜於湖岸，死則葬於此山麓也。3月11日即開始返行，又經蒙古墳塋及土拉多處，發現卜柯洛克土拉。又此一帶之古墳與雅爾湖不同，此處冢上雖堆砌石塊，其下即為井穴，深約1.3公尺，有木料作欄，死者裹以布帛，或毛織物，疑為本地後期之遊牧民族，或即畏兀兒人之墓地亦未可知。余因欲速返雅爾湖，未及工作，殊可惜也。由此向北復渡託克遜水，轉西北行至大墩子，轉東北行，晚8點40分抵雅爾湖住次。小侯與汗木多利急以四日之工作相告，古物累累，已盈餘之床榻前後左右矣。
3月12日余即至古墳地視察彼等之工作。大道南之古墳塋均集中於中部。其西則為風蝕土阜，迤邐漫衍。再南過小道，即至四道溝。往東，地勢高低不平，古墳散布亦稀。故此一帶為中部，為溝西墳塋之要區，亦即余等工作之中心地也。茲將道南工作情形分述如下。
9.衛塋
此為鄰近路南最西之一塋，其門均向東北，有墳6冢，分為3列，余發掘其三。在第1冢墓表為朱書朱格，題延昌三十三年衛孝恭妻袁氏。有陶器4件。第3冢為一墓志銘，字跡漫滅，不可盡辨。故死者之姓氏官職及埋葬年月均無可考。有陶器11件。第6冢無墓表，僅得骨器1件，頭尖銳，疑為婦人之簪。在衛塋之東為羅塋。石欄作長方形，門亦東北向，5冢，只掘其第3冢。墓表為朱書，題延壽十三年羅妻太景。無陶器。
10.袁塋
在羅塋之東為袁塋。冢門均東北向，共墳12冢，掘第1、第2兩冢。在第1冢中有陶器5件，無墓表。第2冢中墓表為墨書，題延昌九年袁穆寅妻和氏。無陶器。其東為唐塋。
11.唐塋
唐塋緊接大道，在袁塋之東，為吾等在大道南工作之中心地。共18冢，分4列，第1列7冢；第2列2冢；第3列7冢；第4列2冢。冢門及外之石線欄均西南向。在第1冢中得墓表2，其一為朱書朱格，題延壽八年唐耀謙。其二為朱書，題義和二年唐幼謙妻NDC28氏，墓中有陶器13件。第2冢墓表為朱書，題延和十年唐仲謙，有陶器13件。第3冢墓表有3，二方合併，一方駢列。一朱書義和四年唐舒平；一朱書延和二年唐元護妻令褈氏；一不明。得陶器30餘件。茲述其墓室之構造，與陶器陳列狀況如下：其墓道長9米，寬0.8米，三墓表均在墓壁之中間。墓道深至距地平面3.6米時，即現墓門，寬0.7米，門高1.2米，與墓室等齊。啟墓門入為墓室。室作梯形，前寬2.6米，後寬3.2米，直長2.1米。有屍骨3具，後2具頭西北足東南。又1具在其右邊，頭西南足東北。陶器陳列於死者足間及身旁，形成一弧線。其中有一漏底甑，則陳於一死者頭部右側，或有重視此器之意也。第4冢墓表為朱書刻格，題延昌十三年唐忠賢妻高氏。有陶器15件。其墓室之構造與陶器亦有可言者。墓道長6.5米，寬0.7米，墓表在其中間。墓道漸後漸寬。在距地平面2.8米時即現墓門。上窄下寬，形同圭竇，上寬0.4米，下寬0.9米，高1.1米，與墓室齊。墓室為四邊形，左寬右窄，左寬2.8米，右寬2.6米，後寬2.8米，前寬2.9米。右邊有土台，高0.1米，寬2.2米，死者直陳其上，頭西南，足東北。土台旁陳陶器10餘件，盡為瓿、碗、杯之屬。第5冢無墓表，有陶器6件。第6冢墓表為朱書，體同墓志銘，死者為高昌人，名唐曇海，唐龍朔三年死，四年葬。墓中得泥塑駝馬等殘件。蓋唐以前在高昌有國期中，據余之發掘，其墓中無以泥質人馬為殉葬品者，有之皆在侯君集平高昌以後，此可注意之事也。第7冢墓表為唐複墓志銘，尾書上元二年，亦唐代之墓也。文詞甚優，書寫亦佳。文中述其祖父兩代均為偽學博士，蓋以追述高昌時代之官職，故稱偽耶。墓中得陶器3件，有一獸形足盆，置於頭部。四周花紋隆起，堆砌獸形，里有猿猴像，伏於盆底。有三足，均作獸形，背負此盆，式樣頗別致也。茲述墓室構造與陶器陳列狀況如下：墓道尾寬1.1米，長6.7米，至距地平面2.8米即抵墓門。門高1.2米，上寬0.7米，下寬0.8米。墓室作梯形，後寬前窄，後寬3.3米，前寬2.3米，直長2.9米，高與門齊。後有土台作長方形，厚0.1米，寬1.2米，長2.9米，有屍骨2具橫陳，頭西北足東南。獸形足盆即陳於外具之頭部旁。又2件則陳台下之右邊。第8冢墓表為朱書，題永淳元年唐思文妻張氏。得陶器4件。第9冢無墓表。得陶器5件。第10冢為朱書，題唐貞觀二十一年唐妻辛墓表，左側墨刻唐妻辛英疆之墓表八字，墓表側刻字者甚少見也。內述唐為交河縣神山鄉民，與王朋顯同鄉，則高昌之鄉村組織由此可證明也。有陶器9件。第11冢無墓表，墓中得銅器5件，似為衣帶飾之具也。第12冢無墓表，有陶器7件。第13冢墓表有二。一為朱書貞觀十八年交河縣民岸頭府谸師唐神護。一略小，側刻師唐神護四字。二磚皆為一人，疑刻於側者，師上略去一字。墓中有陶器1件。第14冢，墓表有二，一為朱書朱格，題延壽十一年唐阿明；一為延壽四年張氏。有陶器23件。第15冢，墓表為朱書，題延壽四年客曹主簿，姓氏不明，但以同塋不雜他姓為例，亦當姓唐無疑。殉葬之陶器甚多，有駝蹄足盆一，瓿、ND22A、杯、盂之屬，共30餘件。茲將其墓室構造及陶器陳列狀況述如下：墓道長6.9米，寬1.1米，在距地平面2.1米即抵墓門。門寬0.7米，高1.2米，與墓室齊，墓室作後寬前窄之梯形，後寬2.45米，前寬1.9米，長2.4米。中有死者屍骨2具，橫陳後方，頭西北，足東南。陶器分陳於頭足兩面，直陳一線，其駝蹄足盆則在死者之足旁，表示為特別貢獻之物也。第16冢，墓表字不明，未能知其年月日。得陶瓿4件。第18冢無墓表，有陶器4件。
12.馬塋
在唐塋之東南隅為馬塋，與唐塋塋門交錯，蓋唐塋門向西南，而馬塋向東北，正相對也。共有墳27冢，分為4列。但吾人只掘其3冢而止。第7冢得墓表1方，朱書，字跡不明，僅識延和四年等字，其死者之姓名官職亦不可知也。無陶器。第17冢，墓表為朱書，題延昌二十一年馬阿卷。有陶器4件。第18冢，墓表為朱書，題延昌四十一年馬氏，不具姓氏，書寫甚佳。墓中有陶器20餘件。在馬塋東，有墳2冢，為一塋，門亦東北向，發掘無墓表，未審其姓氏，余訂為B塋，有陶器2件。在B塋之東北有墳5冢，為一塋，門亦東北向，余訂為C塋，掘第3冢，得陶器3件，亦無墓表。此二塋為余工作古墳塋之最無收穫者也。在C塋之北為A塋。有墳9冢，亦無墓表。未能知其姓名，余訂為A塋。掘其第1、2兩冢，成績甚佳。第1冢中發現獸形足盆1件，堆砌獸像計11形，駢繞四周，形旁間有花瓣紋，與唐複墓中之獸形足盆其形象多相同。為余發現陶器中之較佳者也。但此盆倒置於墓道之尾端，入土不深，與通常三足盆陳列墓中死者足旁或頭旁者不同，未知何故？墓中復得陶器20餘件。以其殉葬之豐富，必非貧賤之人，然為何無墓表以為志也。第2冢無墓表，亦得陶器9件。在A塋之旁為劉塋。
13.劉塋
在A塋之東為劉塋，有墳8冢，分為2列，門向東南。第1冢墓表為朱書，首題鎮西府內主簿劉□□。其名字及死葬年月，均模糊不明，墓中有陶器10餘件。第2冢墓表為朱書刻直格，題延昌二十七年追贈虎牙將軍劉氏，失書其名字。得陶器3件。第3冢墓表為朱書，題重光元年劉保歡。為所得墓表中之年代最遠者，今由此墓表，而NDC28嘉即位之年可以推定，快如何也。墓中得陶器4件。第5冢，墓表題唐顯慶五年劉住隆妻王延台。有泥器10餘件，多蝕殘。有車輪二，墨畫輪輻，中隆起穿一孔，疑為置軸之用。又泥器1件，疑為陶瓶之塞。第6冢為墓志銘朱書朱格，首書大唐乾封元年劉土恭，而劉字與土字書寫相連致誤作谹。墓中得泥人馬像10餘件。人像亦為殘毀，致失其彩色，僅具其形貌耳。第7冢無物。第8冢僅得銅零件3枚。無墓表。
14.王塋
在劉塋之西南，B塋之南鄰，有墳21冢為王塋。門均東南向。外塋石線，只有西北兩面，東南二面已毀。審其遺蹟，知原有石線作欄也。王塋在小道東，此道為雅爾湖人往北山之路，穿經墳區。時余謀迅速明了墓中之種姓及省減時間計，只取墓表，不開墓穴。因墓表在墓道中間，取拾甚易也。余在第1冢取王朋顯墓表，朱書唐貞觀二十二年。第2冢取王闍桂墓表，朱書延壽十三年。第3冢取王康師墓表，朱書唐儀鳳三年。第6冢取王皮苟墓表，朱書延和十一年。第5冢取王阿和墓表，墨書延昌五年。由是而知此塋死者皆姓王也。在王塋之西為索塋。有墳3冢，門均東南向。余掘其第1冢，得墓表1方，為刻字填朱，題延昌三年記室參軍妻張氏之墓，另行朱書客曹參（軍）令兵將索演孫九字，當為後死附葬時續書者。但不知記室參軍是否即索演孫也。無陶器。在王塋之西南為NC135塋。NC135塋有二，一在大道北，與趙塋鄰。一在大道南，鄰於王塋，此大道南之NC135塋也。掘第1冢，取墓表1方，為刻字填朱，題章和十八年NC135靈岳之墓表。取陶器9件。由此而西，古墳零落，間多傾圮，浮沙被之。方向亦極凌亂，有南向者，有北向者，有東向者，散布各處，又無石線為界。想非本地之主要居留人，故不予清理。在此一帶亂冢之西南，有小道一，通四道溝中之居民。在小道與四道溝之中間為任塋。
15.任塋
有22冢，門均東南向。在第1冢中有墓表2方：一刻字，題建昌二年任叔達妻張掖袁氏；一墨書，題延昌元年任氏附夫人袁氏，其官職相同，則任氏當為一人。末附張掖袁氏者，蓋其妻先死，後任氏附葬時又續書袁氏於其後。墓中有陶器6件。其第5冢，墓表為墨書，題延昌三年任□□，任下字模糊，不知其名為何。墓中有陶器9件。第6冢，墓表為刻字，題延昌卅年任顯文。無陶器。第9冢為朱書，題延昌三十九年任氏。有陶器3件。第10冢，朱書延昌十三年任□慎妻。有陶器17件。第12冢，朱書延和十一年任謙。有陶器9件。第14冢，朱書唐貞觀十五年任阿悅妻劉氏。有陶器20件。第17冢，朱書延壽十年任阿慶。有陶器13件。第20冢，墓表有二：一朱書唐顯慶元年四月十六日任相住之墓表；一墨書，為墓志銘，首題唐顯慶元年四月八日交河人任相住也。兩磚同志一人，死葬之年月亦同，惟一作四月十六日，一作四月八日，相差僅八天，而其卒之年歲一作七十有五，一作六十有一，則相差至14年之多。決不能一人死兩次，此中必有一誤。後檢四月八日之墓誌，其任相住三字書寫特劣，與全文筆跡不類，且其干支亦與長曆不合，因此余疑係取他人墓表塗書任相住三字，以歌頌死者之功德也。墓中有陶器3件。在任塋之西為張塋。
16.張塋
張塋在小道之西，外無石線欄，門均東南向。第1冢墓表有2，一朱書延昌十九年張神忠墓表，一不明。有陶器19件。第2冢，墓表有2，一墨書延昌十五年張買得；一朱書延昌二十八年買得妻王氏。有陶器10件。第5冢朱書重光二年張保守。有陶器14件。第6冢，朱書延和八年張時受。有陶器3件。
17.麴塋
在張塋之西，約百餘步，有墳2冢，亦無石線欄。掘第2冢，墓表為朱書，題延昌二十四年NDC28顯穆。無陶器。在NDC28顯穆墓之西為NB83E彈ND222，有墳10冢為一塋，以石線欄之，門均東南向。掘第1冢，有墓表2，一朱書建昌四年NDC28ND223妻白阿度及女；一墨書延昌十七年NDC28彈ND222及妻張氏。有陶器13件。在NDC28塋之旁又為張塋。在第1冢中，墓表為朱書，題延昌十二年張阿□，有陶器1件。第2冢墓表亦為朱書，題延昌□年張氏，有陶器1件。
此為余於3月9日出外考查，小侯及汗木多利等清理大道與小道中部墳墓之大略。及余於3月11日返隊，繼續清理小路兩旁之古墳，成績欠佳，乃減為5人，工作小路西南之各墳塋。余連日繪此地古墳分布圖，至3月16日，而溝西之全部工作告竣。余等自3月1日至3月16日工作溝西墳區，除因維民年節休息三日外，每日有10餘人或30人不等加入工作，在此荒僻之戈壁灘上，本地人來鬻食物者駢列成市，日昃不歇，四方之騎馬驢來觀者絡繹於途，未始非一時之盛事。而余所得之數十箱古物，又足以證明高昌NDC28氏有國之歷史。此又余所嘗自引以為幸慰者也。
三、溝南
先是在溝西之東里余，當四道溝與三道溝水合流出口處，在土子諾克塔格之北麓，有高原隆起於四道溝與三道溝之間，古墳累累如棋布，本地人亟稱從未有人掘過。邀余試往工作，致使余停工之意思消減，而又欲繼續前往一試，以與溝西墳區作一比較。在溝西墳區東行，山勢陂陀，間有一二散布古墳，但已與維民新墳相廁雜。前行里許即至其地，兩邊臨甚深之崖岸，居民住於溝中，泉水淙淙東南流，樹木蔭綺，野木沁之人往迪化者，亦取道於此。余於3月17日開始工作，以18人從事，得陶器80件，墓磚2方。
18.索塋
此地有墳5塋，唯中間一塋最為整齊巍峨，超越溝西，乃試工作此塋。此塋共有墳9冢，斜線駢列為3行，外有石線欄之。門均東南向。後寬23.8米，左寬42.1米，右寬42.1米，前寬22米，門寬4.8米，門長9.4米。余即工作其中之第1、2、3冢。在第1冢墓道中取墓表3方。一為朱書朱格，題延昌三十一年索顯忠；一朱書，題延昌十三年索顯忠妻曹氏；一朱書延昌三十三年索顯忠妻張孝英。墓中有屍骨3具，與墓表之數相符，蓋為索氏夫妻無疑也。有陶器40件，均堆積於頭部及身旁。有三足盆二，及ND22A、瓿、杯、盂之類。其種類頗多，三足盆則置之中間，而四周圍列陶器一圈，其盂、杯之類，則累疊列陳。陶器花紋多為朱色。有一盂內塗朱，其朱色渣汁，猶沉澱於底部。厚1厘米，觸之尚能染指也。又一瓿，內滿覆已腐食物之渣汁，則當時必以陳食物，且即以所陳之食物殉葬也。有在陶器口緣起白沫成凌狀者，或因其器中原存有鹽質之物所致。又有黃泥質杯數件，無柄，口微塗黑。凡此種種皆表示當時人民生活之狀況，使吾人儘量了解，千餘年前西域人日用器具與食品，亦為吾人最樂之事也。第2冢，在墓道中取墓表2方，一朱書，題延昌七年索守豬妻賈氏；一朱書墨格，題延昌十二年索守豬，但無陶器。第3冢無墓表。掘此墓時，余正在溝西複查已工作之墓穴，遠見余之腳夫由溝南匆匆來，彼不能漢語，余不能維語，以手指示，仿佛是請余去者，前行數武，而余之掘手汗木多利立於高阜上，以手招示，聲聲叫余，余知其必有貴重物發現也。即馳至，以手電燈照此黑暗之窟室，似有一彩繪男女之神像覆於死者身上，及取攜，已腐朽化為灰泥矣。餘下人之驚愕呼余者為現也。余乃審視墓室一周，記其情形如下：墓道寬0.7米，後寬1米，長7.2米，深距地平面1.2米時，即現墓門。有土坯數塊塞門，蓋陳置死者既竣，即以土坯閉塞墓門，所以防浮土傾入與野獸之擾害也。門高1米，寬0.7米。啟門入為墓室，墓室作梯形。前寬2.4米，後寬2.8米，長3米。中有土台二，作長方形，相對橫列。後一寬2米，長1米，厚0.1米。前一寬1.7米，長0.8米。台上墊以石灰，上布蘆席，後台陳屍骨2具，頭西南，足東北。後一，長1.8米，頭足旁置陶器各一。足旁為一大三足盆。後二，長1.65米，頭部置陶器1件，兩屍之中間置碗瓿之類一線。前台陳屍骨1具，頭西南，足東北，與後二同。頭足均枕以草灰枕，作稜角形。身衣錦繡，覆以采繪男女之神像，雖已腐化，但其彩色質料尚可見也。屍長1.65米，頭旁置陶器1件，於其右側。在兩土台之中間有窪溝，置陶器一線。余均陳列於土台之南部，自後至前累累若串珠，共40餘件。舉凡生人所習用之器物幾具於此矣。
余今日雖得最豐美之收穫，隨人等均勸余繼續工作，但余終不欲更改余之原訂計劃，明日仍然停止工作。並整理所得之古物及包裹裝箱，以備長途之運輸，故亦備極忙碌也。
3月20日始將採集品26箱裝包完竣，移置吐魯番氣象台中。21日上午將所有事務料理完畢。下午2時率全隊離開二十日勤苦工作之雅爾湖，向哈拉和卓出發。沿讓布工商渠東南行，夜抵讓布工商。漢名二工，為清光緒中屯墾之地。發現古城一，疑為唐之南平或安昌故址。次日由小侯、汗木多利帶隊直至哈拉和卓。余偕毛拉至吐魯番城購辦什物，24日晚返哈拉和卓。25日開始查視附近古蹟，3月30日開始古墳之工作。在哈拉和卓附近有古墳地三區：一在古城西北里許，其面積之大，過於雅爾崖，最有名之張懷寂墓亦在此區（詳王樹蒧《新疆考古錄》），但多為東西遊歷人士及本地人所盜掘，已失其地中層序，頗難清理，故余決定不工作。一在古城東北1.5公里許，當往土峪溝途中，古墳亦多，其狀與西北區同。余等在此處取墓磚2方。一為朱書，題河西王通事舍人張季宗之墓表，夫人敦煌宋氏。無年號及年月日。但在高昌NDC28氏有國時無河西王名稱，余查《宋書·氐胡傳》沮渠無諱襲據高昌，遣使奉表於宋文帝，拜為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及無諱卒，其弟安周繼立，宋仍拜為河西王如故。是河西王為沮渠無諱及安周時事。無諱為宋元嘉十九年，安周為宋元嘉二十一年，在NDC28氏前，故不署高昌年號，然沮渠氏侵入高昌，由此可以證明也。一為墨書章和七年平遠府錄事參軍張歸宗夫人索氏墓表。其墓中均已被人盜掘，惟墓表在墓道之末端，故尚能保存也。此一帶墳院形式與雅爾崖同，院外有石線為欄，冢前有石線，其族劃區分亦頗清晰。惟西北之墳區與此略異，外欄及冢墓道均已失去痕跡，或者原即未有，其墳之周圍，間有半月形之土埂，表示為墳墓之屏障。此種風俗，略同內地，若江南一帶之古墳多如此。亦有在墳後起高塔者，則為佛教入西域後之遺俗。二堡舊城及雅爾崖舊城嘗有此類之建築物，而其前均為墳墓。有時外表不隆起，故不能知其墓穴何在也。一在二堡東南伯什柯惡克，距二堡舊城約5公里。此處墳院形式與雅爾崖及他地均異，每冢上有一土墩，蓋為塔或房屋之已傾圮者，墳前亦有墓道，外以石線表示，與雅爾崖同。在一冢或二、三冢外，有土築之圍牆，高約2米餘，四周圍之，寬10米，長約90米。余於3月29日試工作此一帶墳地，每日5人，工作3日，長30米，深8米，但除有死屍之嗅味及零碎銅件外，不見有顯著之古物。蓋此一帶地濕土疏，古時遺蹟致失其保存之效能。余因是遂放棄此地之工作，轉尋余所希冀之兩千年前羅布泊古海也。
（原載《高昌陶集》）
雅爾崖古冢中陶器之研究
余在報告中曾分溝北與溝西兩地敘述。今根據遺物之形式花紋及同時出土器物作時代之研究，亦擬分為溝北與溝西兩期。雖溝南與溝西相距稍遠，但其遺物之形式花紋與溝西兩無差異。其墓表所署之年代亦先後相若。故合併為一期，統稱為溝西期。今本余考查所得，及記載所述，表示個人意見如下，以俾研究者之參考焉。
一、溝北期
溝北古墳中出土之器物，其墓室形式與陳列方法，類皆相同，皆可表為同一民族之風習，其詳已見報告書。又其陶器共為兩類。除單耳彩色瓶，非由余親手掘出，另有論述外，其餘各陶器其彩色與製作方法，類皆一致，亦可表現為同一時代之遺物，雖有一俯口缽，與其他器形制不同，余在遺物說明內認為可疑，然不礙於主體也。但溝北陶器均無墓表，欲推論其絕對年代如溝西所出者為不可能，故不能不求其次者，即在同時出土器物及陶器本身之花紋彩色，而推論其相對年代。蓋考古者除此外，尚無別法作研究之根據也。茲先述同時出土之銅骨器具以作比較。
1.銅獸環
余在溝北沙梁北第1冢所發現之銅獸環，已在遺物說明內詳述其形象。今以中國銅器上之花紋比對，亦有可為余研究時代之證者。試以《博古圖》所載，其脰帶間所具之獸頭形作例。如彝類，商器具獸頭形者9，周器獸頭形者10。其分別商周，雖未必完全可據，但據銘詞如父丁彝（卷八，頁十一）、立戈父甲彝（卷八，頁十二）確為商器。單彝（卷八，頁十七）、召父彝（卷八，頁二十）確為周器，則可信也。又如卣類，商器具獸頭形者16，周器具獸頭形者6。例如祖乙卣（卷九，頁五）、祖辛卣（卷九，頁十八）確為商器。周寶卣（卷十一，頁三）、孫卣（卷十一，頁十六）確為周器。又尊類，如商龍鳳方尊（卷六，頁二十六）、商三獸饕餮尊（卷七，頁二十六）。又壺類，如周饕餮方壺（卷十二，頁二十二）、周觚ND226壺（卷十二，頁十六）。以上諸器脰帶間皆著獸頭之形，惟均不銜環。其銜環之象，實起於晚周。仍以《博古圖》所載銜環之器舉例，如ND225洗盆類，有周獸耳ND225（卷十九，頁二十六）、漢雙魚洗（卷二十，頁二十五）、漢獸耳盆（卷二十一，頁二十六）。周只1器，余均為漢。而周ND225與漢ND225形制甚同。壺類有周百獸圜壺（卷十二，頁十七）、周鸚耳雷紋壺（卷十二，頁二十九）、漢細紋圜壺（卷十三，頁十一）、漢獸耳方壺一、二、三、四（卷十三，頁十六至十九）、漢鳳魚壺（卷十三，頁二十九）、漢獸耳圜壺（卷十三，頁三十）、漢獸圜壺一（卷十三，頁三十），共10器。而周只2器，余均為漢。而《博古圖》所稱之周又無銘詞為證，僅據神色實不能作判別時代之根據。今以壺中有銘詞者如大官壺為建武時器。以此形類推百獸圜壺與鸚耳雷紋壺形制大概相同。故此二器，即令為周代之物，當亦為晚周，與漢器為一系統也。周獸耳ND225亦同此例。故吾據上文所述，是商周間之器，僅有獸頭，尚無獸頭銜環之象。雖有作犧首形，為柄把之飾，但與此意義各別。因此余斷定獸象銜環，起於晚周，至漢時最為普遍，是可確信者也。此見於銅器者。至於漢代石刻，雕此形象者亦甚多。例如漢射陽聚畫像（圖一）、嘉祥畫像第6石、南武陽畫像，皆是獸頭銜環狀。其獸頭之形象與漢獸耳方壺一、二、三、四器相同（卷二十三，頁三十三）。但射陽聚環系巾帶，程瑤田訂為佩環。余皆飾於門扉，古謂之鋪首。其制至今猶存也。又1928年，日人發掘樂浪故冢，發現漆器甚多，其漆盂之側，亦繪獸頭銜環（《樂浪》圖版七六），可證漢時此形效用極為普遍。且施入繪畫，非僅雕刻然也。又余在羅布泊北岸古烽燧亭遺址，發現銅獸頭佩具1件（圖二），形同樂浪漆盂所繪，雖無環具，其鼻端有鉤，所以結環，以同時發現之木簡為證，亦為西漢時故物，是漢時又施之於器物矣。今此器出於溝北，兩眼大口，類獸耳方壺，又額有兩乳狀，雖所銜之環，不如以上諸器之圓整，而呈橢圓形，且上連結一小圈，但其取義諒無差別。故余以銅石木諸器，來證明此器，其年代當亦為晚周或漢初之故物無可疑也。
圖一 漢射陽聚畫像
圖二 漢獸頭佩具 2.骨矢鏃
溝北沙梁西第7冢出土有一木矢千骨鏃（圖三：1）。余在器物說明內已引《爾雅·釋器》訂骨鏃為習射之用矣。但《爾雅》不著作者姓名，相傳為周公所作，孔子、子夏等所增益，皆不足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有詳細之辨駁。1.骨矢鏃（雅爾崖溝北）2.銅矢鏃（羅布泊）但《爾雅》為解釋群經之書，歷來學者均極重視。蓋《爾雅》作者時代雖不可考，要為二千年前後之古書，其稱引必有所本。又《儀禮·既夕》云：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谺中亦短衛。鄭注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ND227谻也。無鏃短衛，亦示不周生時志矢骨鏃。按《既夕》為記士大夫喪葬之禮，死者既殯，陳列生時之器物弓矢於旁。以示不用，謂之明器，此骨矢鏃亦出於墓中，陳於死者身旁，其用義當與《既夕》所記相同，但《既夕》為禮經之一篇。禮經傳為周公所作，以記周時之禮儀制度，而經孔子正訂者。故所記為周時之習俗。則周時尚有骨矢鏃，已可證明矣。至漢代有無骨鏃，余未能發現此類遺物，但余在羅布泊北岸烽火台遺址拾銅矢鏃數十枚。有三棱形者，有圓錐形者（圖三：2）。其圓錐形狀酷似此骨鏃，且鏃內空以納NFDB9，尤與骨鏃相似，今以其同時發現之漢簡證明，為西漢時故物。故此器其質料雖與之不同，按其形式則其時代未能相過。又按《爾雅》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注云：今之骨ND228是也。《釋文》引《埤蒼》云：骨鏃也。按《埤蒼》為張楫所著。張楫為魏時博士，郭璞為東晉元帝時人，皆以今釋古。是骨鏃自周迄於魏晉猶習用未絕也。
圖三 矢鏃 3.骨簽
溝北沙梁西第8冢出土之骨簽，余在遺物說明書內，由其缺口摩擦之角度，已證明其為編織之用。但在中土記載上為何物，現尚無充分之證明。故其年代若何，約當中國何時期，均不能有詳審之指明也。但據墓室之形狀，亦為復室。與第7冢之墓室相同，且與之鄰比，則營葬必與第7冢為同一時期。故第8冢之骨簽亦必與第7冢之骨矢鏃同時，可斷言也。
4.陶器
以上專就銅器骨器作研究，則其時代之先後已略可考見。次就陶器本身彩色紋理形式分類研究，亦可收互證之效也。試分述如下：
（1）彩色及紋理
在溝北出土之陶器，除去彩繪陶瓶之外，余均有同一之彩色。即溝北之陶器均為紅地，外表塗敷薄層紅泥。此類紅色陶器，據余此次所採集之陶片觀之約有二種：一為唐代，一為遠古。唐代紅陶器，胎作淺紅色，外面為粉紅，磨製光平。余在庫車古墳中所得唐代陶罌皆如此。又在庫車、沙雅、焉耆一帶之唐代遺址中，所得陶片甚多，上多刻水波紋，或里印蒲紋，同時有開元、建中諸唐代錢幣，可作證明。至於遠古之紅色陶片，質較粗笨，內含石子，為特異之現象。間有薄敷紅色彩衣，但多已脫落。余在吐魯番南艾丁湖畔及雅爾崖舊城中等地所拾紅陶片皆如此（圖四）。雅爾崖舊城中所拾與彩畫及刻紋陶片同地。又往西焉耆道中之阿拉癸溝及博斯騰湖旁之沙磧中亦拾有同樣紅陶片，同時有石刀片。而博斯騰湖旁沙磧中並拾貝錢1枚。若據同地出土之石刀片及貝錢，可認為新石器時代之產物。但又在其東北2.5公里許鹽湖畔古墳中，掘出漢銅鏡1，同時有紅陶片及殘器，又為公元前後所遺留。今溝北紅陶器質粗，且同時出土有銅骨等件與鹽湖畔之情形相同。故紅陶片雖起於遠古，但在公元前後猶為當時居民習用未絕也。又其中可予吾人以注意者，即在溝北古墳中發現石斧1件，磨製甚光，與紅陶器同出土，陶器置之死者頭部，石斧置之腰間。與焉耆沙磧及阿拉癸溝中所發現之紅陶片同時有石刀片同一情形，據此似可推論溝北出土陶器為先史時期之遺物。但溝北墓中只此石斧一件，再無其他石器，不能即認為石器時代之產物。即令作較遠之推論，亦為遠古石器之拋棄於後者，觀於石器上之水石沖刷痕跡可證。故不能據此一件，即作全部較遠之推論也。又關於陶器之紋理亦為研究時代之必要資料。溝北陶器皆為刮磨紋，余在新疆本部所拾者除此外，又在吐魯番南艾丁湖畔戈壁中發現有刮磨紋之紅色陶片。雖無同時出土之器物，可以證明其時代要皆為西紀前後之故物。又在和田沙磧中亦拾刮磨紋之紅陶片，紋理作幾何曲線形，意料時代較遲，其在中國北部者，則為1927年夏，余在內蒙古甲色廟發現一舊城，採拾繩紋刻紋陶片極多，同時亦有刮磨紋陶片。又黑柳圖河古址亦有少許。以繩紋陶器及其他銅件之證明，皆屬於漢初。故刮磨紋起源何時雖不可知，要在漢代猶流傳未絕也。不過在蒙古地所發現之刮磨紋陶器片，均為青灰色，而此則為紅色為獨異耳。
圖四 磨紋紅陶片（艾丁湖畔） 溝北陶器除單耳瓶外，其形式約可分兩類：一為圓底缽，一為桶狀把杯。缽之中有的若盤狀（圖五：1），有的若杯狀（圖五：2），但皆圓底無足，且皆為寬口。雖有一俯口缽為薄口，但余在遺物說明中已認為可疑。其餘則大抵相同。但圓底陶器如陶缽之類，中國內地尚無甚多之發現。但在波斯出土之陶器，則與溝北所出相似者甚多。如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de Morgan（T. Ⅷ，p.100）第154圖之彩繪三角形花紋陶片與余之單耳彩色瓶花紋相同。又原書p.323列繪各樣陶器，其與余溝北期之式樣同者有736、752、753、755、759諸圖。又p.272，第3號墓穴中出土之陶器亦多與溝北所出者近似，而同時尚有許多與中國古時相同之銅器如矛盾之類。若就文化一源立論，則中國古代文明將被波斯奪去不少。而此次溝北出土之瓶缽，將為一有力之介紹物也。但吾人推論時代，不能只就一類器物作根據，必綜合同時出土之各種器物及形色研究所得之結果，方可為最後之斷定。故與圓底陶缽同時出土之桶狀把杯亦為推論溝北器物年代之重要資料也。在溝北把杯類中有作桶狀形者（圖六：1），有作圓底形者（圖六：2）。茲先就余考查所獲與此類形狀相同者言之。余於1930年春在雅爾崖工作完畢後，即赴羅布泊北岸探查。曾發現一漢代烽火台遺址，獲木簡百餘，有黃龍、元延諸年號，確為兩千年故物。在烽火台西約25公里有一干河，現已有水，在此河南北均有古墳，在河北岸古墳中發現桶狀漆杯二（圖七：1），以木為質，質料細薄，外塗朱漆，施以彩繪，雖被剝蝕，然猶能見其美麗之色彩。柄著器腰，適容一指，以此例溝北把杯，其形式正相同。同時尚發現有玻璃耳璫、木裐之類。在河南岸古墳中亦掘有木形把杯兩件（圖七：2），形式與溝北圓底把杯相同。不過一為木質，一為陶質耳。羅布泊與吐魯番壤地相接，其文化之分布與交通當較密切。今以羅布泊出土之同形器物例吐魯番所出者，亦為甚合理之研究。如此則溝北陶器不能與羅布泊相差過遠也。又日人1929年發掘樂浪古墳，發現漢代漆器甚多，其漆盤之一，有漢永平十二年年號（《樂浪》圖版六〇）。又有桶形漆器一（《樂浪》圖版七九），其形式大小與余在羅布泊發現者同，彼亦為木質，但較粗耳。在樂浪報告書中，又插一瓦質把杯（《樂浪》頁四七），據云：此器現藏旅順關東廳博物館。又云：此種形式瓦器在中國內地發現甚多云云。據此，是桶狀把杯在中國內地亦甚流行，且傳播至極東地也。今再就墓里遺物存置之狀況言之，在溝北沙梁西第5冢，墓里遺物存置之狀況，有桶狀把杯一，置之死者頭部。旁復有一圓底缽，內陳圓底把杯二，置於足旁。既把杯與圓底缽同存一墓中，則必為同一時代之流行品。又把杯置於缽中，疑為當時日用之習俗。若然，則圓底缽與把杯不可分離。按上文桶狀把杯為公元前後之遺物，則圓底缽之時代，諒亦同此。就令圓底陶器在波斯年代較遠，但起源與流遷為兩事。故何時流入新疆，或為本地之仿作，及綿延至何時，均為可注意之問題。故不能以波斯式出土之年代以論西域也。
圖五 缽 1.圓底淺缽 2.平口小缽 （2）形式
圖六 把杯 1.桶狀把杯 2.圓底把杯
圖七 漆杯、木杯 2.圓底木把杯（羅布泊） 1.桶狀漆杯（羅布泊）
綜上所述，關於溝北陶器之彩色紋理形式，及同時出土之獸頭環與骨矢鏃作綜合時代之考訂，則溝北出土之器物如上所述者，皆不出公元前1世紀至3世紀所遺留，是可確信也。
其次溝北陶器，有為吾人所最宜注意，而增加研究之興趣者，為彩色單耳瓶（圖八）。茲附論及之。
瓶之彩色花紋，均詳遺物說明內，此不具述，惟以此類陶器，余只在溝北得此一件，其花紋有類于波斯出土之陶器花紋。如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de Morgan（T.Ⅷ，p.100）第154圖之彩繪三角花紋陶片與此器之花紋極同。又與中國本部河南秦王寨出土之陶片亦相似（阿恩《著色陶器》第5版第14圖）。雖其彩色微異，但其畫線之法則大抵相同。又甘肅出土之陶器如安特生《甘肅考古記》所述，第2版插圖所示口緣部之水波紋與此器口緣部所繪同一形式。又第9版之第1、第2兩圖，其柄寬平，上端緊接口緣，與此器亦合。在此東西不同區域，而有同一式樣及花紋之器物，固為研究東西文化開展之良好材料。若進而研究其時代殊感困難。據安特生、阿恩兩博士研究河南、甘肅出土陶器之時代，根據蘇薩亞諾之第12紀為斷，計時為公元前2500年，殆近3000年之譜（《著色陶器》頁二五、《考古記》頁二二）。但吾人推論此器年代，不能完全根據安特生所擬（李濟教授在小屯與仰韶文中已發生懷疑。見安陽報告第2期）。蓋推論年代最上者為本身文字之證明；其次則藉助於地層學及同時發現之器物作比較研究亦可得相當之驗征，再次則征之於附近出土器物及歷史之記載。此雖較上二法為遜，然猶較取東西懸遠之物論其花紋之同異為勝也。余此器雖系假手於本地人之手，在此穴中只此一器，又無其他之證物及地層可供吾人以研究時代之資料，故研究時代之最上二法已不適用。但求其次法，既徵求附近出土同似之器物作旁證，亦可得相對之年代也。
余在報告書內曾說明在雅爾崖舊城中掘拾彩色陶片若干。其花紋著色與此器相同。為吾人研究此器有力之根據。又輪台故城出土之紅底黑花陶片亦當提及。按雅爾崖舊城為二千年前之車師前王庭舊址，《漢書·西域傳》云：宣帝時遣衛司馬破姑師未盡殄，今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又云：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按以出土之墓表作證，此城確為古之交河城，為車師前王所居之地無疑。但《史記·大宛傳》稱述張騫之語云：樓蘭姑師邑有城郭。姑師即車師。是張騫使西域時，當公元前126年車師已有城郭之居。則此城或更遠於張騫時所築也。此彩色陶片既在此城所拾，必為寄居此城中人所遺留。此器又在此城北1公里許之古墓中出土，則此城人生時所習用者，必與死後之殉葬者為同樣器物，且可斷定為同一時代也。又同時在土台上拾有壓波紋、蒲紋、雷紋（俗稱回紋）、黍狀紋（《貔子窩》定為矢狀紋）及印花紋陶片，與貔子窩高麗寨之陶片相同。彼以此屬於漢式系統。此處所發現之壓紋、印紋陶片，與彩色陶片同一地點，其地層雖已被本地人掘土所紊亂，但最低限度亦可說為先後相承時期。又余在輪台南一故城中亦拾有紅底黑花陶片，與雅爾崖故城所拾者相同。余按此城與龜茲故城之距離方位推計，確為古輪台城遺址。又按史載輪台故城在公元前102年為李廣利伐大宛時所屠。則此城之有居民當在公元前102年以前。則此城人所遺留之彩色陶片亦當為公元前3世紀或公元前2世紀之故物也。根據以上所述之彩色陶片，以評斷溝北出土之彩色陶器，其時代當然不能有所不同。因雅爾崖古城與此器出土地為同一區域，而輪台與雅爾崖又為東西一線相承，在文化推進之路線上亦有重要之關係。既車師與輪台之同樣遺物皆為公元前3世紀或公元前2世紀所遺留，則此器亦當先後同時，最遠亦不出公元前5世紀，再不能推遠，故安特生3000年之說吾人不能援用。但近據瑞典遠東古物館雜誌第一期中載安特生一文，題目為「Per Weguler die Steppen」，文中認內蒙一帶西至甘新之銅器遺物，頗有特別之處，可以自成一區，與西伯利亞出現之斯西安（Scythian）遺物相似處甚多。又因沙井期之帶彩陶器曾與此類銅器同時出現。照此類銅器在斯西安出現，以計算年代，安氏將甘肅沙井期推晚1000餘年。重訂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100年（p.153，亦見安陽報告第二期小屯與仰韶所引）。據此，是安特生氏最後之改訂頗與余說相近，而為吾人所贊同者也。
圖八 彩色單耳瓶 又余在此處關於東西文化之推進，附帶敘述，以作余上文之結論。蓋新疆居此東西交通之郵，在海道未通以前，東方民族之至西方與西方民族之東來必經過新疆。
據一般學者所云，東西文化有二大策源地，一為伊蘭高原，一為中國本部。此兩大文化區均位於新疆之兩端，如何能溝通交通為一問題。蓋西域地形沙磧大半，水草缺乏，暨西荒嶺曠漠，時虞盜賊，非有強大之兵力與財力，平夷道途，警衛行旅，不能為有效之交通，此為稍明西域地形者所公認。因此東西文化之活動，非藉外緣之驅使不能顯其機能。故余以為軍事之拓展與種族之移徙皆為推進文化之重要原因也。在有史以前，西域之情形如何，吾人不得而知。近今學者關於人種之來源與文化之發生皆有不少擬議，但均無確切之證明，不可信為必然。故東西人文之活動，溯其最先而略有依據者，略可分為二期。一為大流士遠征與塞種人之移徙；一為亞歷山大東征與張騫之通使西域。請先言其前者。
公元前521年，波斯王大流士第一繼立。襲居魯氏之遺業統有小亞細亞、敘利亞全部，如文化發生最早之埃及、巴比倫、亞述及赫族，均為波斯領土之一部。其疆域西及多瑙河，北與塞種為鄰，東與印度相接。而雄才大略之大流士復轉兵北征，與塞種人戰於多瑙河岸。戰雖不勝，而東西民族因此而受一極大之衝動，此在世界史上可注意之事也。蓋塞種原為黑海沿岸之遊牧民族，後漸次東展，向裏海、阿拉海之北岸漫延。自經此次戰爭之後，又分為兩支移徙：一支向東徙，沿伊犁河山谷以入新疆；一支向南徙，沿阿姆河以至大夏（此據法國伯希和教授對余所云）。除南徙之一支俟另文論述外，其東徙之一支究在何時入新為一問題，但按中國傳記所述，亦有可資參考者。《漢書·西域傳》云：烏孫本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又稱烏孫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是時匈奴約在今之新疆東部，奇台、阿爾泰一帶。大宛即今浩罕一帶。康居在北，約在今巴爾喀什湖西北之荒原錫爾河沿岸，今為哥薩克地。所謂城郭諸國，即今天山南路諸地也。漢書既雲烏孫本塞地，則塞種人是時占有巴爾喀什湖以東，沿伊犁河及特克斯河諸山谷，東展至新疆中部，如綏來以西，焉耆以北皆為其領域。及大月氏受匈奴威逼西奔，塞種人遂南徙（此支系由天山向西南徙，疑與由沿阿姆河南徙之一支不同）。大月氏復追踵而南，烏孫遂居其故也。烏孫遷徙之年代，雖史無明文，但大月氏西奔，為漢文帝四年即公元前176年。則烏孫之據其故地，必在是時，據上所述，是塞種人之東移，必在公元前521年以後，公元前176年以前，考之史傳，可以信其然也。至於因塞種人之移徙，其所附帶之文化如何，余雖未發現指明何者為塞種人所遺留之故物，但塞種與亞述、米太、波斯血統相屬，經此一度之開通，其文化或直接或間接均有侵入新疆之可能。故在公元前5世紀至2世紀之間為東西文化推進之第一期。且此期文化乃由西北荒漠以入新疆之北部也。
其次述亞歷山大東征，與張騫之通使西域。在公元前330年馬其頓王東征波斯，占據其都城蘇薩。又進兵至印度西北部之干達拉，希臘文化同時至此兩地。並遺留士兵與波斯人婚媾而成希波之混合民族。雖馬其頓王死後國土分裂，而希臘之文化仍在此處葆荏滋長。雖在公元前176年以後被東方遊牧民族塞種人與大月氏人相繼侵入，然終被本地優秀之文明所同化，改其故習（參考德國奈柯克氏V.L.Coq《東土耳其斯坦之希臘遺痕》）。及公元前126年張騫使月氏，公元前102年李廣利伐大宛，而東西之文化如兩地水池之被溝通，彼此交流。故一般學者均認此時為東西文化最活動時期。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3世紀之間，為東西文化第二期之推進。且此期文化乃由波斯越帕米爾高原以入新疆南部者也。新疆之承受東西文化亦以此期為最巨。又以後之佛教文明傳至印度之西北部與希臘文明混合，而成立之犍陀羅佛教，漸次傳入新疆及中國內地，雖張騫使月氏還未有提及佛教之事，但佛教之傳播亦系受此期之影響跟隨而入，無可疑也。
綜上所述軍事之拓展與人種之移徙，而東西文化早期推進之原因，由此可見。但余在溝北所掘拾之古物為受何期推動之影響，為何種民族所遺留，在未得充分證明以前暫不能有確切之推斷。但於各種民族移徙之路線，考究古物之分布，比較同異，亦可使吾人發進一步之深省。則余之建立兩期推進說，亦為研究東西文化交通之一重要提示也。
自此以後，東西交通頻繁，文化之推動亦極活躍。如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之西移，景教、摩尼教、回教之東來。於文化之溝通上，莫不有相當之關係。因與本篇無關，故不論及。
二、溝西期
余對於溝北出土之陶器及銅骨諸器時代之研究，已如上文所述。其次當述及溝西與溝南之遺物。按溝北之遺物無文字作證明，故研究時代必根據陶器之花紋形式及同時出土遺物，作相對之推論。而溝西及溝南之陶器皆附帶墓表，以墓表所署之年代判斷墓里陶器之年代，故年代極為可信。蓋吾人研究古器物其最要之工作即推論其時代。蓋陶器有自署年代者，其真確固無論矣。其次則同時出土之遺物標明有確實之年代者，亦可以彼例此作同等之推論，在考古學上亦認為極真確之方法也。
蓋溝西及溝南墓室前均有墓道以通往，死者及陶器均在墓室中，而墓道兩壁則砌有墓表。故墓表上所署之人名當然即墓中之死者，而墓表上之年齡籍貫及埋葬年月當然亦為敘述死者之事。今此陶器均陳列於死者兩旁，故必系與死者同時入土，則墓表上所署之埋葬年代亦系陶器入土之年代，毫無可疑也。雖陶器之製作或許較早，其形制或由早先遺傳下來，但時人既以之殉葬，則陶器在當時固甚流行也。然溝西陶器有墓表同時出土者，當然以墓表所署之年代為斷，但其中亦有許多無墓表而只有陶器，其陶器之時代若何，固為一問題。但溝西墳塋有一特殊現象為吾人所不可不注意者，即溝西每合若干冢為一塋，其一塋中之冢墓，類皆為一姓，外有一石線作欄。各冢在一塋之中，依次鱗比，有時尚能推出其先後埋葬之次序，則無墓表之墓室距有墓表之墓室，其時代相差當不甚遠。故以有墓表之陶器，例無墓表之陶器，其時代當亦真確可據也。例如溝南索塋第1冢，墓表署明為延昌十三年至四十一年，其陶器之時代固無問題。而第3冢則無墓表，今以第3冢之陶器，比較其形式花紋竟無區別，則第3冢陶器之時代與第1冢陶器之時代當亦無甚劇之差別。本篇圖版取材索塋陶器頗多，可覆按也。因此吾人研究溝西及溝南陶器之時代，即根據墓表之題示，皆以為自北魏之末以迄初唐，即自公元6世紀至7世紀之遺物。其有無墓表者，亦此為例也。在此期間，雖經一度之國變，即唐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唐太宗命侯君集平高昌，改隸唐朝版圖。然其墓室中之遺物，據余發掘之經過，除墓誌款式轉遵中土，及以泥塑偶像器具殉葬，二者為高昌有國時所無外，至若陶器之形式花紋則毫無所變也。故吾人關於溝西及溝南之陶器皆認為一時代之產物，與溝北不同一時期也。
在此，進而研究其形式花紋，作系統之敘述。
（一）形式
余在溝西及溝南所采之陶器共為800餘件。約其類別共有14。雖各類之形式與用途不同，但其製作之方式，加口部與底部各有其相類之系統。今先述口部式如下。
1.卷口式
余在溝北所采之陶器。如缽類口皆寬平，唇微出。把杯類則為薄口，與身等齊。而溝西及溝南之陶器則以卷口式為最多。如ND22A類、壺類、瓿類，幾全部皆然。雖如瓶類其口微侈，作流灌之用。然其唇亦微曲，亦不如溝北陶缽口部之平整也。罌類口稍薄，然亦微卷（圖九）。若瓿類其卷口式多類ND22A，惟圖十之蒲紋瓿其口微侈，為瓿狀之特異者。又在余採掘之陶器中有一特徵，即凡卷口式者頸項皆短，肩腹隆起。其中雖有二轆紋瓿，肩腹微隆近於桶狀，但其項頸亦短，其形式與他器不類。余以為模仿中土古制而作，其卷口亦不如他器之顯著也。瓶類之頸稍長，則尤為例外矣。蓋卷口式完全使用鈞運法旋轉而成，其口部之細擦紋猶顯然可見也。又卷口式在漢代陶器中有作雙卷者，即在口外緣作凹凸紋式，並有鏤刻矢狀花紋者，疑為時代較早之製作。隋唐以後則以單純之卷口式為最普遍矣。
圖九 湯罌 圖十 蒲紋瓿 2.俯口式
此式以盂類為最多，口與身成曲線形，故肩腹均隆出，而里底深銳。雖有盂之口部不如上述之俯。而腹亦微曲作隆起狀。如圖十一。凡俯口式盂其口部均薄。惟圖十一口唇稍厚。若純素盂，口唇微伸出，反有類於漏底甑。但肩部隆起亦為盂狀。溝北出土之俯口蓮紋缽亦口薄而俯，與俯口盂同。但溝北之俯口缽為圓底，此為平底，仍非一時代之產物也。且溝北出土之俯口缽疑非中國本土所出。故余在遺物說明內已認為可疑也。至俯口式在河南出土陶器中亦偶見之。如阿恩著色陶器第八版第二九圖，仰韶出土之陶缽其形式正與溝西所出大致相同。又第二版第二圖秦王寨出者形式亦近似。惟溝西俯口缽緣口至肩部作曲線，而河南之口俯缽腹與口緣及底成鈍角也。
圖十一 碗狀盂 3.平口及削口式
溝西陶器除上述之卷口俯口之外，尚有平口式。即口部平整，其肉厚與四圍相等也。如三足盆，除兩器略帶唇外，余均為平口。若碗、杯、碟等類，口雖與圍同厚，但口端微削。自製作上言，平口必用刀旋削而成。《天工開物·陶埏》云：凡手指旋成坯後，曬極干，入水一汶，漉上盔冒，過利刀次兩。小注云：過刀時手脈微振，燒出即成雀口。由此所述，反證余之圖十二，其缺口處顯為過刀時不慎所致。至於削口則為用手摶ND229而成，故不平整。再自其用法言之。盆類用以烹飪，ND22A瓿用盛食物，碗、杯用為飲食之具。凡烹飪必用蓋，余雖未發現器蓋，但擬料當時必有。或為木製，或為草制，覆蔽其上，以保溫暖。故口端必平整，可以受蓋也。至ND22A瓿所以為卷口者，蓋盛食物後其口或以布冪之，系之以繩。余在柴俄堡掘出之陶ND22A其頸項上之繩猶存可證也。至於杯、碗則為飲食之具，接近人口，用平口卷口皆不適宜，故用削口，取其便於飲啜也。茲將口部式樣列下：1.卷口式，2.俯口式，3.平口式，4.削口式（圖十三）。
圖十二 獸形足盆
圖十三 口沿形式 1.卷口式 2.俯口式 3.平口式 4.削口式
口部形式大致不出以上四者。至於底部，可分二式。
1.三足式
在採掘之陶器中，惟盆類其底部均具三足，鼎峙而立，有作獸形者（圖十一）。余皆作牛蹄或羊蹄形。其他陶器皆不具足。具三足器物，在中國銅器中惟鼎惟然。如《博古圖》所載之銅鼎均有三足，其形狀亦與此相類。蓋鼎所以為烹飪之具，有三足所以受火，此盆諒亦同此。但鼎腹為圓形，有兩耳，此為平底無耳，擬為製作時簡復之分別。阿恩博士稱三足陶器初發現於突羅邑第一市，相傳其形如釜，有高足三，寬大之直耳一。安特生博士云：鼎器之原始形狀似為一粘土之碗，下附極短之足三。初本以三石平支其下，而為烹飪之用，其後以泥易石，轉成今形（《甘肅考古記》頁三九、四〇）。此兩位博士關於三足器原始之推論，余不能有所評論，因如阿恩博士之說，在吾人尚未發現東西文化推移之確實路線，與同樣古物以前，不能認為可信。如安特生博士之說，其假想推定，吾人無法為證明其然否，且均不能據以推論余之三足器也。蓋余器時代甚後，在此器千年前中國早有三足銅器，如商周之銅鼎是也。五百年前中國漢代之三足陶鼎亦甚流行。漢與高昌時代相差不甚遠，且高昌最鄰近中土，交通亦便，所習用此器者又為漢人，如認為此器系受東西文化之影響者，亦系受中國三足器之影響，而非受西方之影響也。
2.平底式
溝西陶器以平底式為最多。其平底有二：一有足，一無足。如ND22A、瓶、壺、瓿之類皆無足，底與四圍邊緣等齊。盂、碗、杯類皆有足，即底與圍迎接合處略伸出，或成銳角或成鈍角。然皆平底，不同於後世之圈足。惟豆類兩器底下削空作圈足形。鐙類一器底亦窪入，此為例外也。但在中國銅器中如尊彝之類皆有足。惟亦有無足者，例如《博古圖》所載周著尊二，其圖說云：明堂位商尊曰著。釋者以為著地而無足。周人於朝獻亦嘗用兩著尊（卷七，頁十九）。故余意當時器物有足與無足並用，著於地者則無足，陳設几案者則有足。又如瓿所以盛醯醢之物，而周蟠虬瓿一、二則無足，饕餮瓿一、二、三、四則有足。意以為無足者備盛儲之用，有足者為朝獻之器。設此推理而不誤，則余器之無足者如ND22A、壺、瓿皆為陳儲之具；有足者如盂、碗、杯、碟皆為飲食之器。又如河南、甘肅出土之陶器，如《甘肅考古記》阿恩著色陶器所載，其大罌、瓿之類皆無足，下腹漸次消小，底與邊等齊。與余之陶ND22A近似。但如《貔子窩》所載單砣子之彩色土器，一為圈足，一為高底足，均與四圍成鈍角。其高麗寨出土之ND22B、盂殘底雖有短足，然底皆窪入。因此吾人又不能不疑中國文化之發展或有地域上之區別也。
（二）彩色與花紋
溝北陶器皆為紅色，已如上文所述。而溝西陶器則均為青灰色。此顯然不同之彩色與泥質及烘燒之法有無關係，姑且不論；但在溝西及溝南陶器有一普遍之現象，即所有陶器均為青灰色，外表塗抹一層黝黑色作衣，再繪紅色花紋，惟兩器外似塗黑色液體物，或即為黑漆，然外表均繪紅色花紋。此種黑底紅花余雖不能推論其來源及其取義為何。但觀其外表，表現幽暗冷酷之情狀，說者謂此為某種宗教之象徵。但余意此時佛教已通行西域，希臘化之美術在壁畫上所見已極燦爛之形勢，不能兼容其他宗教藝術。且如陶器上之花紋，如蓮瓣、如瓔珞顯然受佛教美術之影響。而惟此類陶器均以黑色作地，再繪紅花，佛教美術似此者稀。是否受其他宗教之影響迄未可知。至於陶器上之刷黑地，余疑係受中國刷漆之影響。蓋壓紋式陶器及刷漆陶器本為中國產物。高昌與中土最為接近，其受中土之影響最為可能也。例如余在柴俄堡所發現之墨漆瓶，其形式與中國古銅瓶近似，決為中國所傳入。又如上述之兩陶器，其外表均為塗漆，且與塗黑色之陶器同地出土，其外表之彩繪亦同。據此則溝西之黑地陶器為受中土刷漆器之影響極有可能也。雖黑色有淺深之差，其極淺者近褐，但其意亦當為塗黑色之表現也。
至於花紋則有兩種，一為剔花或壓紋，一為彩繪。關於剔花或壓花花紋，其器地必光平純素，不塗抹任何彩衣，與他器之先塗黑衣，再加彩繪者不同。且其花紋與其他花紋不同，而反類於中國北部及東北出土之陶器花紋。故余疑此類花紋陶器為自東方傳入，已在遺物說明內略提及。又圖十一之浮砌獸像花紋亦詳於遺物說明內，均不贅及。次論述彩繪之花紋。
關於彩繪花紋，余在遺物說明內每器均說明其大略，茲為研究方便計，再綜述如下。
1.環圈紋
在溝西之彩繪花紋中有一共相，即每器在頸邊及底部塗繪一紅色弦紋，或在腹部中間塗弦紋一道或二道，或中含粉圓點或作方格形。在此弦紋上下塗繪各種花紋，或上下相切，或彼此連續如幾何圖案。在各種切線中得不同式樣為4種：一為環圈紋，均在口與底兩弦紋中間，塗繪內外雙圈紋。又有數器均在腹部弦紋上塗紋一環圈，中含圓點。其圓點疑與同心圓圈同一意義。蓋圓圈乃脫胎於圓點而來也。有兩器其圓圈亦居兩弦紋中間，但外圈中含半圓圈向下。一器在腹弦紋上，圓圈中含之半圓圈向上。一器腹弦紋上下皆含有向下之半圓圈。無論向上向下皆表現為半圓圈。故余綜合各種環圈式花紋得4式如下（圖十四）：
圖十四 環圈式花紋 以上所舉雖為四種實即兩種，即一、中含圓圈；二、中含半圓圈。一友人告余云：此或即取象於自然界現象。中含圓圈或點者，乃取象於日，中含半圓圈者，乃取於月。余按中國文中日字作，《說文解字》卷七載古文明字亦作以示雷象，與迴旋紋之。或有以（卷五，頁九）。據此，是圓圈亦可定為雷紋。有數器其弦紋下均繪捲雲狀，與弦紋上之圓圈雷紋配比成彩。與中國古銅器上以雲雷紋並刻之普遍習慣，其設想正同也。
2.橢圓紋
在溝西出土陶器中以橢圓紋為最普通。約其式樣計有8種。列式如下（圖十五）：
圖十五 橢圓紋 以上諸圖式可分為兩組。即第4式為1、2、3式之合；第8式為5、6、7式之合，第9式雖中含串珠式之圓圈點然與第8式大致相同。又按雙線紋中含圓點在中國古銅器中之豆腹或頂部有此種裝飾。而在北魏至隋唐應用極為普遍，常用於墓誌邊緣，或墓蓋上。又新疆佛寺之壁畫亦常以連續之粉圓點作圖案。此器亦在隋唐之際，當然受其影響，故亦援用於器物上。有一器腹部弦紋亦中含圓粉點，與橢圓紋中所含圓粉點其狀相同。蓋旋轉於腹部則為弦紋，曲旋於腹上下則為橢圓紋，相間以成彩包。故吾人可知當時彩繪之術乃由單純之幾何線展轉配合而成。有加彩者，如同心橢圓為紅色，而內含之圓點則為粉白色；又同心橢圓及圓點均為粉白色，而中心填朱色，錯雜以成彩。然皆以橢圓曲線與圓點相配合耳。
在此類橢圓形花紋，欲訂為何種花紋，取象為何，欲得一真確見解頗感困難。余初據《博古圖》所載古銅器如周ND22C父鼎、周鱗紋鼎（《博古圖》卷三）。腹部所刻之鱗紋，及周仲NBB2F父鼎、周ND22D氏鼎（同上卷三）口緣橫帶之花紋，兩相比較頗為近似。以為當時人仿中國銅器之花紋，顛倒增損以成彩。今復加研究，原意遂移。因銅鼎所刻《博古圖》稱為鱗紋，以其重疊鱗比如鱗甲也。倘盡如圖十六：1所繪，或猶可說。但另有數器同心橢圓紋中，尚含圓點，其圓點且散布花紋內外，鱗形決不如此。故余頓棄前說，以為此類橢圓形之花紋仍取象於植物花朵，排比成圖案如圖十六：2，然也。《西清古鑒》卷四十所載之唐寶相花銅鑒一、二，其背面均有花朵六，每朵六瓣。其每橢圓互切之形式與此正同。又鑒一花朵之中心有連珠一圈，鑒二花朵與花朵中間有若干小圈若珠粒。取以與此圖十六：3相比，雖一表現花朵之形，一為圖案，然其取象則一也。至其花朵為何，《西清古鑒》稱為寶相花。但余案圖十六：4，橢圓形中所含舌狀紅點疑為蓮花，蓋蓮瓣之中心為紅色也。此時佛教已遍傳西域，蓮花為佛教美術中所習用，其雕刻繪畫常取蓮瓣為飾，試檢查新疆佛教遺蹟可證明其不誤。則當時人在其日用之器物上仿繪其式樣以為美觀，甚可能也。且寶相花式據余圖十六：2以與《西清古鑒》所載之唐寶蓮花鏡比，其瓣與瓣均作弧線之連續相。又同時高昌出土陶磚，當時以鋪陳於廟宇地面上者，其寶相花瓣連續相亦同。與此器花瓣作橢圓形彼此交切者不同，故當為之辨別也。
圖十六 駝蹄足盆與卷口瓿 1、2. 駝蹄足盆 3.卷口瓿 4.蓮紋瓿
3.曲旋紋
在溝西陶器中花紋其圓圈式者如上所述，其次為曲旋紋。繪此花紋者計有4器，或曲盤於腹部，或曲盤腹弦紋下與腹弦紋上之花紋對應，在上文已說明其意義。即此配合之狀亦饒美術上之風致也。其式如下（圖十七）：
圖十七 曲旋紋 按以上4式，（1）、（2）兩式花紋中均含粉圓點，（3）、（4）兩式只有迴旋紋。又自其所畫之式樣觀之，余在上文及遺物說明中曾提及為旋雲紋，蓋舉中國銅器上之旋雲紋為比證，而有以知其然。但銅器中所繪之雲式其形式不一。據《博古圖》所示，其式有2，一為旋雲，象觸石而出也，故古文云為，以見其迴轉之形；一為垂雲，作將雨之勢，故小篆云為ND22E，以顯雨施之意（《博古圖》卷五）。但又有所謂浮雲者如漢浮雲鼎（《博古圖》卷五）所繪是也。按據《博古圖》中所圖之雲式亦分舉如下，以備參考（圖十八）。
一、旋雲式
《博古》五 旋雲鼎
《博古》七 瓠尊
二、垂雲式
《博古》五 旋雲鼎
三、浮雲式
圖十八 曲旋紋 按如上所圖，則古文云為，乃與雷紋之其式幾不可辨。及至秦漢以後，雷紋多用於器物或石刻之邊緣作圖案，其曲轉式亦變為長方形之連續相。而雲紋則應用極為寬廣，如石刻中所繪之神仙像及人鳥像，如孝堂山、武梁祠石刻，下繪雲紋上乘一人或鳥，以明人鳥乘雲氣飛行之意。此形式或起於晚周，自秦漢至唐亦甚流行。在新疆佛洞中壁畫繪天人供養像，下亦嘗附以雲彩，雖時代較晚，然或與中土所繪同出於一源也，然此皆限於浮雲式或垂雲式也。若旋雲紋則多繪於器物作幾何圖案。如此處陶器上所繪是也。
4.葉紋與點紋
按葉狀紅紋亦有如波紋上下，皆狀如柳葉如（1）式；或為斑點，如（2）、（3）式，皆以紅黑色錯雜點綴成彩；或為串珠式之粉圓點，如（3）式。其式形如下（圖十九）：
圖十九 葉紋與點紋 按此點狀花紋，余器中有含於橢圓紋中，與外廓成花朵之形，而此則單純為點狀。或在一器中對比成彩，如第（1）式或為紅黑點錯雜點綴如第（2）式是也。第（3）式則為串珠式之圓粉點也。
以上諸式皆在溝西及溝南陶器中表現。反之在溝北陶器中絕無一見。且其繪畫之法皆用紅色或粉白色，且皆為黑地。其花紋之組成彼此分合錯雜成彩，如上腹為太陽狀圓圈，則下腹為同心橢圓紋；又上腹為圓圈，而下腹則為曲旋紋。又有單獨成彩之花紋如旋雲紋，同時又與太陽狀花紋上下配比成彩。故溝西及溝南花紋實可表現一整個之系統，及同一時代之產物也。雖溝北亦有蓮狀花紋，與溝西之蓮紋瓿相同，但一為浮雕，一為繪畫，仍非一例也。雖溝西亦有刮磨紋陶器如瓿、盤，其紋樣與溝北之紋樣相似，但此可認為溝北刮紋式之延長，且一為紅底，一為青底，亦可為時代差別之證也。
附陶器製作法
溝西陶器之花紋形式既如上述。其製作方法如何，今據各陶器上之遺痕，參稽紀載，分述如下。
（1）轉鈞法
在溝北諸陶器一為圓底如淺缽類，一為桶狀，如把杯等。疑皆非鈞車法所制，因圓底物器內外光平，且具刮磨紋，若第八圖之彩色瓶，里底尚有草形遺痕，皆決非旋轉法所能致。且亦無車旋遺紋。其次如桶狀把杯，桶狀本可用鈞轉法也。至於溝西則不然，其四圍甚平，內外均有極細之擦紋。蓋用木具或毛具旋轉刮刷而成，故均有周轉之弦紋。又如ND22A類其腹之下半間有刀削痕，乃用鈞車轉成器後，以刀削余泥，故下部略小者因此。又如湯罌圖九其底亦用刀削成，其義同前。又如盂、碗類底外有刀削旋紋，底里有螺旋紋，其刀削旋紋顯因器成後用刀旋削而成，故均成弧線，且極平整，與上述湯罌之以刀削成其底不平勻者微異也。至里底之螺紋或即為覆旋而成，故溝西及溝南除窩狀鐙及泥杯因內外之不平勻疑為手摶法所成外，余皆用鈞車法所制也。至於鈞車之起源，其方法如何，次當論及。
中國古書關於制陶器之法，其記載較實者，首推《周禮·考工記》。其述ND230人為簋云：器中膊，豆中縣。鄭注云：膊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樹膊其側，以ND231度，端其器也。縣，縣繩正豆之柄。孫詒讓正義云：此記陶ND230范器之法也。拊泥，謂拘泥為瓦器之ND232也。膊為長方之式以度器，使無ND134曲者。鄭注所謂均，即器范下圓物以便旋轉者。《管子·七政篇》云：立朝夕於運鈞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輪也。《淮南子·原道訓》云：鈞旋轂轉。高注云：陶人作瓦器法，下旋轉者。《漢書·鄒陽傳》顏注引張晏傳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周禮正義》卷八十一）。按《考工記》雖為後人補綴，而非周禮原書，然要在秦前遵舊典輯錄，必有所本，《管子》為秦前之書，而《淮南子》則在漢初，其所云鈞車法皆相同。可證鈞車制陶法歷周至漢皆同，乃至於隋唐迄今，其制陶法莫不同也。至其鈞車之制，《天工開物》記之甚詳，特錄如下，以備參考。
凡造杯盤器坯，先制陶車。車豎直木一根，埋三尺入土內，使之安穩，上高二尺許，上下列圓盤，盤沿以短竹棍撥運旋轉，盤頂正中用檀木刻成盔頭冒其上。凡造杯盤無有定形模式，以兩手捧泥盔冒之上，旋盤使轉，按定泥底，就大指薄旋而上，即成一杯碗之形……成坯後，微曬乾入水一汶，漉上盔冒，過利刀二次，然後補整碎缺，就車上旋轉打圈，圈後或畫或書，再噴水數口，然後過釉。（《天工開物》卷中《陶埏》）
按《天工開物》雖為後人撰述，稱引必有所本。今以校《考工記》及《管子》所記，則鈞者即上下所列之圓盤以便旋轉者，故《管子》稱為運鈞也。其用檀木刻成之盔頭，疑即《考工記》所述之膊，即張晏所述之模，隨鈞轉以范器之大小高厚者也。孫詒讓謂膊為長方形之式以度器，使無NC326，蓋誤會鄭注樹膊其側之語。如作橢圓形物，則長方式不適用也。
（2）接合法
溝西出土陶器，若單耳瓶其耳空轉大，然亦就原器反卷而成，惟圓底把杯，其把似另制配合，但不能以此一器推斷全體也。若溝西陶器，凡柄足之類皆另工制就合附一器，如三足盆類之足，其合附之跡甚為顯然。若圖十二四面之浮雕，皆另制就後隨意配上，均於遺物說明內詳記其事。如陶壺、湯罌肩腹所附之鼻，皆就原器雕鏤，此為例外。自大部分言，皆采分工接合之制。此種方法與鈞車運用有因果關係。蓋柄足花紋之類，非鈞車所能制，故必另制附上，此法迄今尤然。《天工開物》記造罌ND22A之法云：
凡罌缶有耳嘴者，皆另為合上，以泑水塗黏，……凡造斂口缸，旋成兩截，接合處以木椎內外打緊匝口，NB064罋亦兩截接合，不便用椎，預於別窯燒成瓦圈，如金剛圈形、托印，其內外以木椎打緊，土性自合。（卷中《陶埏》）
按此記為後世造瓷器之法，故合上後，再塗ND836水。但當溝西期陶器尚不知用ND836，故彌縫缺口及接合處均用泥漿，再塗抹黑色漿液，以掩其跡。又ND233ND22A之兩截接合法，惟大器為然，余溝西出土之物，形器不大，無用兩截之必要。但器之下部有用刀削痕跡者，如ND22A類，是以手工法補鈞車制之不足也。
（原載《高昌陶集》）
獸形足盆形象考釋
1930年春，我在吐魯番雅爾崖溝西發現古冢甚多，掘拾墓表和陶器不少，陶器中有獸形足盆二：一在劉塋旁A塋出土，年號已失；一在唐塋第7冢與唐複墓表同出，上署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兩器四周均浮砌獸像及花紋，特參合中國古鏡上所刻，並稽考載籍，為之考釋如次。
獸形足盆一
如圖一：青灰地，中含石子。平口，厚同壁。里部青灰色，有由旋轉而成之細揸紋。外圍塗黑，在光平之泥胎上，塗敷極細青泥一層。薄處約2厘米，厚處約5厘米，浮砌各種雕塑形象。此種形象，蓋先由型範製成，貼於四圍，再塗敷青泥，使形象不致脫落，然後跡印團狀花紋於四周。觀形象隆起處與原胎頗不膠合，其堆砌之跡甚為明顯。
圖一 獸形足盆一 底平，外面顯露細黑石子，蓋未經刮磨，或塗染彩色者。
有三足，高約40厘米，均為獸之前部，耳目口鼻及前兩足均備；分立成三角形，背負此盆。由足與盆之接隙處，露現團狀印紋，合口處敷塗青色泥痕，則獸頭足亦必先由型範製成，後再附著器底。且其底之泥色，與獸足泥色亦不一致，底為青色，足為淺灰色；底與足接合處，其人工敷砌之跡尤甚顯然。
一切裝置既竣，再塗抹黑色，連足及四圍花紋均同。又四圍花紋上間點紅色，獸足、口及舌則染朱色，或亦有美觀之意也。
至於四圍形象之名稱，欲精密考釋，至為困難。蓋泥質粗疏，且經千餘年之剝蝕，眉目已失其鮮明；今相度形式，參稽我國古器物之刻繪，略加說明，以為識別之資料耳。今據此器之展開圖（圖二），自右至左為說。
圖二 獸形足盆一紋飾展開圖 第一形為龍。身軀橫長。頭額及頂有長須。頸長而曲，作昂首狀。口部微缺。有四足，著地，前一足前伸，後一足後蹬。尾略垂。作行動狀。據唐八卦鐵鏡及十二辰鐵鏡（《博古圖》卷三十）所繪龍形，與此略同。普通畫龍形有二：一作盤繞狀，有鱗甲，如唐二十八宿鐵鏡及唐晉陽龍鐵鏡（同上）皆然；一作動狀，純素無鱗甲，如此器是也。
第二形為團狀，中刻何物，已漫滅不可辨晰，但似為一動物形。有兩足，頭目作回顧狀。
第三形為猿像。頭目已損。兩前肢揚起。一足後伸，一足前行。作舞狀。唐八卦鐵鑒一所繪之猴像，為十二辰中申之肖獸，次於羊與雞之間，與此像姿態略同。一說為人像，然其姿態有異。
第四形為虎形。橫身昂首，四足著地。尾伸出。作行動狀。有兩耳。滿身鏤刻條紋。與唐四神鑒二之虎形相似（《西清古鑒》卷四十）。
第五形亦為猴像。箕坐。兩手抱膝。頭目一面微損，但尖嘴圓眼，極類猴像。身及手足均塗紅色，豈表示為其衣服耶？
第六形為馬像。四足著地。作走狀。長頸，俯首。有耳。尾下垂。唐鳳馬鏡（《西清古鑒》卷四十）及唐八卦鐵鏡四靈鐵鑒（《博古圖》卷三十）所繪之馬像，均與此相同。
第七形為鸞像，或朱鳥像。頭有冠。兩足三爪。兩翮作飛狀。尾長而直起。初疑為鳳，但鳳尾疏散，末漸細，頂毛茸叢，如唐鳳龜鏡皆然（《博古圖》卷三十）。此則尾豎起，如雄雞。後檢唐雙鸞鏡（《西清古鑒》卷四十）所繪之鸞與此正同。故此像當為鸞。又朱鳥像亦與此同（見漢石刻）。
第八形亦為猴像。頭損，未能明其形貌。箕坐。兩手抱膝。與第五圖同。全塗紅色。
第九形為牛像。有兩角而曲。四足著地。尾下垂。作徐走狀。唐八卦鐵鏡及十二辰鏡（《博古圖》卷四十）所繪之牛像，均與此同。
第十形為獅像。頭額微損，鼻口尚可見，面向前，四足著地，作徐走狀，尾豎起。按中國古無獅名，《爾雅·釋獸》作「狻猊」。郭註：「狻猊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ND234牛及師子。」郝懿行云：「狻猊合聲為師。」是「狻猊」與「師」，為一物之異譯也。
第十一形為猴像。箕坐。有尾。兩手抱膝。頭額微損，耳目尚可見。與第五、第八兩形相同，其大小亦相若，疑為一型所出。惟此有尾，彼二形之尾或因殘缺而失去；然因此而可證明以上二形皆為猴形也。
以上共十一圖，環列器之四圍，滿布團狀物。每團圈內有米粒狀十一，疑為果實，如葡萄之類，或米粒之形。
三獸形足，其狀相同。均為獸頭，大口，舌伸出，高鼻，目深入，有兩耳，疑為獅類或犬類。關於此類足形，我在庫車、和闐故址中，嘗拾殘件，初不知為陶器之足，今由此器方知其用處。類此形式之器物，隋、唐之際在西域頗為流行。
獸形足盆二
此器形式與上圖大致相同（圖三）。但上圖泥質為黃沙土所成，故地帶淺灰色；此器為青沙土所成，故地帶青灰色；由其裂縫及剝蝕處可以知也。
圖三 獸形足盆二 其埏埴方法與上圖相同，茲不重述。惟里底此器有如人猿狀之動物一，及同心雙圈花紋；彼器則純素無紋。其形式，彼深；此略淺，口微仰，有唇，外染紅衣，裡面之上半圍亦塗紅色；與上圖外塗黑色，里為純素之灰色有異也。
至於四圍圖像（圖四）名稱：
第一形為羊。四足。兩耳。尾短垂。作徐走狀。為上圖所無。
第二形為牛。四足。長尾下垂。頭有角。作徐走狀。與上圖第九形相同。
第三形為猴。作箕坐狀。兩手抱膝。頭偏視，有尾。與上圖十一形相同。
第四形為鸞或朱鳥像。尾粗豎起。嘴噱翅。兩翮作飛舞狀。兩足已缺。全形與上圖第七形相同。
第五形為龍。昂首。作走狀。與上圖第一形同。
第六形為虎。與上圖第四形同。
第七形缺。
第八形為團狀。與上圖第二形同。
以上計8形。每形之旁，滿布鏤刻之同心雙圈，或為橢圓狀之花瓣形，與上圖為米粒狀者不同。
圖四 獸形足盆二紋飾展開圖 其里底之猿狀（圖五），為兩前肢揚起，一足後蹬，一足前行，作舞狀，與獸形足盆一之第三形相同，大小相等，疑為一型所出者。頭部旁壓同心雙圈一，腰部及跨下壓橢圓形之花瓣狀各一，浮砌於里底之中間以作裝飾者也。
圖五 獸形足盆二俯視圖 綜合一、二兩器，其形象有同有異。第一器共11形：一龍，二團狀物，三猿狀，四虎，五猴，六馬，七朱鳥，八猴，九牛，十獅，十一猴；內有猿猴類4，重形2，不同形者為9。第二器連里底亦有9形：一羊，二牛，三猴，四朱鳥，五龍，六虎，七缺，八團狀物，及里底之猿狀。第一器與第二器同形者7：牛、猴、朱鳥、龍、虎、團狀物，及猿狀。其異者，第一器有馬、獅，無羊；第二器有羊無馬、獅，第七形之缺處為長橢圓形，亦必為猿猴之類，決非馬、獅也。其相同者，形態大小均同，每形其橫者長約60至70厘米，高約30厘米；直形者高約50至60厘米，寬約30厘米。又以每形旁塗泥之痕跡，彼此互證，知各形象如馬、牛、羊之類，為已經制就之原型，隨陶人任意檢取敷設，初非有若何意義。故第一器猿猴類至重三形之多；共計11形，而第二器則只9形。蓋第一器較第二器為大，因器物之大小，故所需用之形象，亦有增損也。
按此類形象，欲直接解說其意義，頗感困難；因器物上無可以證明其名相，又無其他證物之發現。因此不能不間接取材於類似此物之圖像，以為解說。蓋中國古銅鏡鏤列之鳥獸像；若漢、唐之四神鏡、十二辰鏡與此頗多暗合，故在上文已本其圖像考訂其名稱。但據鏡上所鏤列之銘文，其圖像似均有含義。故今引其說以作比較。按《博古圖》中所載銅鏡，其「乾象門」中有漢十二辰鏡三，四神鏡二。例如漢十二辰鏡一，第一層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干支；第二層列獸像七。十二辰鏡二，其干支與形象同於前，惟銘辭中有「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等語（二十八），其第二層所列之獸像，雖未備具十二肖辰，然已可以證明圖像與十二干支有關；至銘辭中之「左青龍，右白虎」等語蓋可以代表方位。古傳記中嘗以「青龍」代表東方，以「白虎」代表西方，「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又謂之四神。但此鏡雖有銘辭，而肖像並不備著。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載十二辰鏡，其肖獸具全，然疑非漢鏡也。故疑十二肖獸，及四神肖獸，至唐乃大備。例如《博古圖》所載之唐武德鏡一（六），其背面第二層列四靈像，龍、虎、朱雀與玄武；第四層即為十二肖獸像，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豬。唐瑩質鏡同（同上）。由其排列之次序與方位，雖無銘辭之指明為四靈與十二肖獸，然吾人參合如上所舉漢鏡之銘辭及其他書之記載，可證明其確為代表四神及十二干支也，《西清古鑒》唐十二辰鏡及四神鏡，其形象均與《博古圖》所載者同（卷四十），而本書即以十二辰與四神題其名可證。
今所欲討論者：古時為何以四靈代表四方；以十二獸相代表十二支，即十二時間？疑起源於占驗家設辭以描寫天空界之自然現象也。《石氏星經》云：
東方蒼龍七宿：氐胸，房腹，箕所糞也。北方玄武七宿：斗有龍蛇蟠結之像，牛蛇像，女龜像，虛危室壁皆龜蛇斗結之像。西方白虎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首，參身也。南方朱鳥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嗉、翼翮、軫尾。
《漢書·律曆志》云：
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八宿。
《爾雅》邢ND036疏云：
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並上均見《格致鏡原》卷二引）
由是言之，龍、虎、鳥、蛇皆就二十八宿羅布天空之形象而得名。故四神之發現，必在二十八宿既發明之後也。王充《論衡·物勢篇》云：
方木也，其星蒼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
是又以四獸為天上四星之精靈所降，代表四方，復納入金、木、水、火五行之四。故《論衡》之說乃漢時陰陽家之轉變，非其本旨也。至於以十二獸相代表十二時，前人多已懷疑。顧亭林《日知錄》稱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卷二十）。趙翼《陔余叢考》謂一日十二時及十二肖獸之說均起於後漢（卷三十四）。按十二肖獸之說，初見於王充《論衡·物勢篇》云：
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
又云：
酉雞也，卯兔也，申猴也。
《言毒篇》云：
辰為龍，巳為蛇，云云。
然此非創於王充，亦不始於後漢，不過後漢其說甚行，又雜入陰陽家五行生剋之義，遂更為迷離耳。趙翼謂：
起於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款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傳入中國耳。（《陔余叢考》卷三十四）
又《宋史·吐蕃傳》：
仁宗遣劉渙使其國，廝羅延使者勞問，具道舊事，亦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
按十二肖獸不特中國有之，即印度、希臘、埃及均有。惟印度之肖獸有獅子無虎，余均同中土。希臘、埃及亦有獅子無虎，並有驢、蟹、鱷、紅鶴、猿、鷹（詳郭沫若《釋支幹》，《甲骨文研究》第90頁）。說者謂，漢時西域諸國仿巴比倫之十二宮而制定，再向四方傳播。波西爾《中國美術》亦云，中國以七政支配二十八宿及十二肖獸，其法得自西人，或者同出中亞細亞（戴箊譯本第97頁）。蓋自漢武帝開通西域，東西文化彼此交流，則十二肖獸或即在此時輸入，其說頗為可信。既入中原後，又參入漢族之舊習，遂與西域微異。趙氏謂起於北俗，蓋黠戛斯位於中國之西北，十二肖獸既傳自中亞，則黠戛斯為必經之地，當然受其影響也。惟波氏又謂以七政支配二十八宿，中國8世紀間始知之，則大誤。蓋二十八宿起源甚古，以七政支配二十八宿，始於《石氏星經》（見上引），則遠在公元前矣。
上專就中國古銅鏡之四神及十二肖為說。次當述全器四周所砌之形象。因全器之形象與古鏡所列多有相似之處，故於說明時即援引以訂其名稱。今綜合一、二兩器所羅列均為古鏡中所已有者，故亦可引為彼此參證之資。如上文說明所舉，第一器共11形：一龍，二團狀物，三猿，四虎，五猴，六馬，七朱鳥，八猴，九獅，十一猴；第二器一羊，二牛，三猴，四朱鳥，五龍，六虎，七缺，八團狀物，及里底之猿；除重形不計，連合二器同異各形，共得十類。如一器龍、團狀物、猿、虎、猴、馬、朱鳥、牛、獅，共九類；再加二器中之羊，共十類。按龍、虎、朱鳥，為四神鏡中之靈獸；器中之團狀物，已漫滅不可盡識，疑為龜、蛇糾蟠之像，與唐武德鏡之玄武頗有類似。若此，則龍、虎、朱鳥、龜、蛇，乃因沿於古鏡中之四靈而來也。其次為猿、猴、馬、牛、羊、獅六形，除馬、牛、羊、猴為中國十二辰鏡中之肖獸相同外，惟中國十二辰中無猿、獅，但在印度、希臘之肖獸則備具猿、獅。故此二器之獸相乃表舉本地之十二辰屬，參合中西而成也。此器出於新疆之吐魯番，為隋、唐時之高昌國，居於西域之東垂，與內地最為鄰近。此器以墓表所署之年代為證，亦在隋、唐時。時佛教已盛行西域，故希臘、印度之文明亦隨宗教勢力而傳播。其星曆中之十二肖獸，為當時人民所援用，毫無可疑。又獅子出於西域，已如上所述，則此器之雕塑獅像者，當因沿於本土或外來之習俗也。猿或即《爾雅》之「猱ND235，似人善顧」，但中原均不以此列入十二生肖之中。又中原十二肖獸之中有雞、豕等項。古傳記時提及雞之效用；且以雞鳴定朝會。豕為祭祀之品，尊稱為犧牲；在古銅器上亦嘗刻寫其形狀。然此器又均不羅列，就其他處所發現之古物與繪畫，亦不見有豕之形象。故疑西域正少此動物，故舉十二生肖亦不採納，猶中原之十二生肖不採納獅子也。由此可知西域當時所通行之十二肖獸，乃援用印度、希臘所制定者，以此器羅列之圖式可為證明也。至龍、虎、朱雀、玄武，發源於中土，遠在公元前，已如上文所述。在佛教美術中以龍、虎為繪畫之資料者正稀，此當為中國所固有。此器並列龍、虎、朱雀、玄武，當為受中原影響。故由此器羅列之獸相觀之，實足以代表東、西文化交流之相也。
（原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3卷第3號，1932年9月）
高昌史事略
高昌史事見於載記者以《史記》為始。《史記·大宛傳》云：「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又云：「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又云：「遣從鰾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元封三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擄樓蘭王，遂破姑師。」云云。按徐廣云：「姑師即車師也。」《漢書·西域傳》云：「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舊時姑師，俺有車師前後王，及且彌、卑陸、蒲類等地。故《漢書·西域傳》有車師，而不名姑師。與漢朝交涉最繁者，亦為車師。故述高昌史，以車師為始。下及高昌、西州、回鶻，至吐魯番為止，為高昌史記略。
一、車師王有國時期
車師王分前後王庭，前王庭治交河城，今吐魯番之西，雅爾崖地。後王庭治務塗谷，在今博格達小山谷中，或以今濟木薩北25公里之古城即是，但無確據。後庭鄰接匈奴，而前庭當漢北道之沖，因此漢與匈奴，嘗爭車師。自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趙破奴破姑師後，未能占有其地。及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因匈奴降者，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不利。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復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又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六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始服屬漢。然車師以逼近匈奴之故，與漢時絕時通（宣帝時以本始二年通，車師王烏貴時絕，地節二年又通）。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又爭車師，元康四年，以車師故地與匈奴，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漢、匈車師之爭初告一段落。及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漢，罷僮僕都尉，漢始以鄭吉為都護（漢以鄭吉為都護，《漢書·百官公卿表》作地節二年，《傳贊》同《帝紀》作神爵二年，《西域傳》作神爵三年。按吉封侯在神爵三年，置都護當在神爵二年，《帝紀》是也。《通鑑目錄》亦作神爵二年，《百官公卿表》及《傳贊》誤也），治烏壘城，兼護北道，車師遂完全為漢所有矣。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及平帝時，王莽秉政，西域諸國多叛，元始二年（公元2年），車師後王姑句，及婼羌王唐兜，亡降匈奴。王莽篡位，貶易諸侯王，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車師後王須置離，欲亡降匈奴，戊己校尉刁護，械致都護但欽所，斬之，其兄狐蘭支，舉國亡入匈奴，與匈奴共寇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是歲史陳良、終帶亦叛，殺校尉刁護，亡降匈奴。雖一度莽與匈奴和親，未幾，因莽欺單于，匈奴大擊北邊，西域瓦解。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焉耆復叛，殺都護但欽。雖天鳳二年（公元15年），遣五威將出兵西域，又為西域所敗。莽死，西域遂絕。
綜記前漢時，自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與匈奴爭車師起，至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止，歷四十年間，車師與漢時離時合。及神爵二年，鄭吉為都護，兼護北道，車師遂內屬，至王莽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車師始叛，蓋內屬已七十年矣。
後漢之初，西域諸國復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遠事，西域諸國，亦自相攻伐，無有寧歲。永平中，北匈奴復挾持西域諸國，共擾河西郡縣，城門晝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乃命竇固等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而班超復籍以服鄯善，降于闐，西域自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其明年（永平十七年），竇固耿秉擊破白山，降車師前後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車師與西域諸國遂內屬。及明帝死，車師屢叛，章帝乃召還戊己校尉，車師復絕。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固遣副校尉閻NB621將三千餘騎，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之超為都尉，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侯居車師後部候城。是時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附漢。及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復叛，車師與匈奴屢擾河西，後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關以自守。延光中，安帝納陳忠之議，以班勇為西域長史，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斬其後王軍就，西域復通。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七國，皆來服從。自陽嘉以後，朝政衰敗，西域諸國轉相陵伐。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車師後王阿羅多，圍攻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亡走匈奴。敦煌太守宋亮，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阿羅多復與卑君爭國。戊己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匈奴，復立阿羅多。徙卑君於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役屬之。車師自此漸以疏慢矣。
後漢自明帝永平十六年，至桓帝永興元年，計八十餘年，西域時絕時通，均以車師為爭奪之中心。自此以後，朝政益敗，宦官弄權，至獻帝之末，漢乃滅亡，其間益無暇顧及西域。
魏時賜其王一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晉初置高昌郡，設太守以統之。而車師王居交河城如故也（《通典》稱以交河城為高昌郡誤，當從《北史》）。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及沮渠蒙遜等，割據河西時，皆置高昌太守。其車師自為王如故。後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沮渠無諱西走鄯善，據有高昌，奉表於宋文帝，拜為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高昌有王，自此始。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無諱死，安周代立。十一年（公元450年），安周破車師，車師王車伊洛，收遺民奔焉耆（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車師國自是亡。
車師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始見《史記》，至後魏太平真君十一年，計550餘年，國始滅亡，可謂久矣。
二、高昌王NDC28氏有國時期
在NDC28氏有國以前，初稱高昌王者，為闞伯周。時沮渠氏雖據有高昌，而柔然、高車逼鄰東北，時受侵擾。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沮渠氏為柔然所並。柔然立闞伯周為高昌王。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為從兄首歸所殺。太和五年（公元481年），高車王可至羅復殺首歸，以敦煌人張孟明為王。國人殺之，立馬儒為王。鞏顧禮、NDC28嘉為左右長史。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馬儒表求內徙，國人不欲，又殺儒，而立NDC28嘉。為NDC28氏王高昌之始。至唐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遣侯君集滅高昌，始亡，享國一百四十餘年。據《北史·高昌傳》，NDC28嘉為金城郡榆中人，金城即今之蘭州。又其百姓，亦多來自內郡，其立國垂一百四十餘年之久，不可謂非為中國歷史上值得留意之事。惜史載殘缺，語焉不詳。近數十年，考古事業興起，據實物以補歷史。而高昌NDC28氏，由於考古的發現，NDC28氏有國之紀年，差可紀矣。
在清光緒年間，日人大谷光瑞考古吐魯番，覓獲墓誌數方，有延昌、延和、延壽諸志，我國羅振玉氏，據以作《高昌NDC28氏年表》，然其年號尚不全。我於1930年春，至吐魯番考古，在廣安城西10公里，雅爾崖古城工作完後，即在古城西土原上，發現古冢約百餘。每冢均有墓誌一方或兩方不等。其墓誌之多寡，以墓中死者之多寡為比例，然至多不過三方，蓋一夫一妻或兼妾也。墓誌皆燒磚質，作方形，上書死者姓名官職，及死葬年月與葬地。共得120餘方。或為朱書，或為墨書，或刻字填朱，均在每冢墓道兩壁嵌砌，納入墓中者甚少。由墓誌上所書之年號，除其重複，得重光、章和、永平、和平、建昌、延昌、延和、義和、延壽九號。余本之作《高昌國NDC28氏紀年》及《高昌國官制表》（兩文均載《高昌磚集》〔增訂本〕，中國科學院1951年印行）。先是羅振玉氏，本日本人所獲延昌、延和、延壽三號，作《高昌NDC28氏年表》刊於《遼居雜著》中，以後雖有更正，然所得之年號，亦只建昌、延昌、延和、延壽四號而已。由於我所得墓磚有九建號，方知延昌之前，除建昌外，復有重光、章和、永平、和平；延和之後，有義和，羅氏復據以改補《高昌NDC28氏年表》。我根據所獲墓磚結合文獻編有《高昌國NDC28氏紀年》，與羅氏表頗有出入。
三、唐代西州時期
唐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命侯君集討平高昌，下其二十二城，獲戶八千，列其地為西州。置縣五：高昌（天寶元年改為前庭縣）、柳中、交河、天山、蒲昌，並置安西都護府以統之。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改置都督府，徙都護於龜茲，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復置天山軍。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復為西州。德宗貞元七年（公元791年），沒於吐蕃。計屬唐一百五十餘年。雖唐史稱大中四年，張義潮逐吐蕃守者，自撮州事（沙州）五年，遣使入朝，獻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11州，籍內有西州。然吐蕃首領尚恐熱勢力尚存。及懿忠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回鶻首領仆固俊，自北庭取西州，而西州遂為回鶻所有。自貞元七年至咸通七年屬吐蕃又七十餘年矣。
四、回鶻統治時期
自唐咸通中，西州為回鶻所據，唐朝勢力衰微，中原擾攘，無力顧及西域。《宋史》記建隆、乾德、太平興國，並遣使來朝貢獻。宋太宗遣王延德使高昌，記其師子王避暑北庭事。是宋初仍為回鶻所占領，稱為西州回鶻。邵遠平《續弘簡錄》云：「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傳十三餘君，至玉倫的斤，頗雄武，數與唐相攻戰。玉倫的斤卒，災異累見，民弗安居，傳數世，遷於交州，統別失八里之地，至巴而術阿而忒的斤，臣事契丹，為其屬國。歲己巳（公元1209年，宋寧宗嘉定二年）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官，來附。」此事與波斯史家所記相同，又《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亦與此同。是南宋時，高昌又為畏兀兒所有，然畏兀兒與回鶻是一是二，其說不一。有謂回鶻與畏兀兒，乃音譯之異，詳俟再考。
畏兀兒自巴而術阿而忒的斤附元太祖後，從太祖四出征伐，頗為盡力。阿爾忒的斤卒，玉古倫赤的斤嗣。卒，馬木剌的斤嗣，從憲宗伐宋。卒，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世祖命火赤哈兒的斤嗣為亦都護。海都帖木兒之亂，畏兀兒民解散，次復輯。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都哇、卜思巴等圍火州，亦都護徙其民於哈密力，後為北方軍所敗。元仁宗時，封火赤哈兒之子，紐林的斤為高昌王，尚公主，還火州，復立畏兀兒城池，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印行諸畏兀兒之境，自是稱亦都護高昌王。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卒，子帖木補化嗣。文宗天曆二年（公元1329年），其弟錢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元末分為柳城、火州、吐魯番三部，皆設萬戶府達魯花赤。明初仍舊稱萬戶。正統中，並於吐魯番。其首領居安樂城，自稱速檀。
高昌自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入回鶻後，至宋寧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巴而術阿而忒的斤附元太祖，共340餘年。由阿而忒的斤附元改為畏兀兒國，至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為吐魯番速檀所並，又239年。如畏兀兒即回鶻，可謂享國之最久者也。
五、吐魯番時期
按據《續文獻通考》云：「初吐魯番介于闐、巴什伯里諸大國間，勢甚微弱，其後侵掠火州、柳城，皆為所並，國日強。其酋額默勒和卓，遂僭稱王。成化五年，其酋阿里，自稱蘇勒坦。弘治十七年，阿哈瑪特死，長子瑪克蘇爾嗣。至二十四年，瑪克蘇爾死，長子沙嗣為蘇勒坦，其弟瑪哈穆特亦稱蘇勒坦，分據哈密。隆慶四年，瑪哈穆特嗣兄職，自神宗萬曆後，遂無聞。清初服屬準噶爾。乾隆二十四年，平準噶爾，遂內屬，設辟展辦事大臣統治之。」自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額默勒和卓稱王起，至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止，速檀據有吐魯番，計288年。
（原載《金陵學報》第10卷第1、2期）
高昌疆域郡城考
欲研究高昌疆域郡城，在未發現新材料以前，只有根據我國古史的記載。但當時西域與內地時絕時通，且其疆域郡城亦時有伸縮增減，故古史記載亦不一致。此次赴新考查，留意地形與古址之分布，現結合古史所記，特為之疏敘考訂於下。
（一）疆域
諸史志言高昌疆域率不一致。《魏書·高昌傳》云：「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北史》作「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周書》、《隋書》及《太平寰宇記》均作「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通典·州郡志》、《新唐書·高昌傳》作「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元和郡縣誌》作「東西八百九十五里，南北四百八十里」。其里數互歧。
茲先就東西界域言之。按《魏書》作東西二千里，《北史》作東西二百里，其長短相差為一與十之比。《北史》記載多因沿《魏書》，而何以獨此相差特甚？丁謙《魏書高昌傳考證》謂焉耆時為高昌所並，此蓋兼指焉耆之面積言。按《新唐書·高昌傳》，焉耆橫六百里，再加高昌之橫八百里，共計一千四百里，亦不足兩千之數。疑《魏書》二千乃二百之訛。蓋高昌初立，東西疆域本甚短促也。至NDC28氏有國以後，漸次擴充，疆域日廣，故東西至三百里。《周書》、《隋書》及《太平寰宇記》均作東西三百里者此也。試證之地形以明其然。唐彥悰《三藏法師傳》云：「法師為高昌所請，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按白力疑即《魏書》中之白棘，《魏書·高昌傳》云：「馬儒遣顧禮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是白棘城為高昌東境之地。《通典·邊防志》高昌條雲，唐平高昌，以「始昌城為天山縣」；《元和郡縣誌》：「天山東至州一百五十里」，則始昌城為高昌西境之城。今合計東西兩邊城之距離為三百一十里，故《周書》、《隋書》均雲「三百里」，舉成數也。《通典》及《新唐書》作「橫八百里」，《元和郡縣誌》作「東西八百九十五里」，較周、隋時擴大一倍有半，蓋周、隋之三百里指東西邊地之城鎮言，《唐書》、《通典》兼舉東西邊外之荒地言也。試以地理證之。按《新唐書·地理志》云：「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礌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是由西州西南至焉耆界為三百八十里，自天山而西皆為石磧，即今庫木什一帶之荒山，毫無居民之處也。又據王延德《使高昌記》：「延德至鬼谷口避風驛，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按所云「六種」即柳中，為今魯克沁地，寶莊疑即白棘城。則澤田寺當在白棘城之西。又據《新唐書·地理志》納職下云：「自縣西三百九十里有羅獲守捉，又西南經達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與伊西路合。」赤亭、澤田當為一地之轉音，《新疆圖志》謂齊克騰木之對音近是。根據我實地考查，齊克騰木南5公里有古廟及古房疑即古澤田寺赤亭守捉之遺址。若然則齊克騰木為高昌東境置卡倫之處，故高昌遣使迎延德至此。羅獲守捉或為伊吾西境置卡倫之處。現以道里計之，由三堡至鄯善65公里，由鄯善至齊克騰木45公里，故由西州至赤亭為110公里。再西接伊吾西境之荒地，共95公里，合計205公里。而由齊克騰木以西又皆為沙磧之地，今合計東西兩境裡數共395公里。所以我認為《通典》、《新唐書》所云之東西八百里之數，兼包東西邊外之荒地而言。
次述南北界域。諸史志所言南北里數，大抵相同，或無可議。然其界域若何，次當論及。先言南界。《通典·州郡志》交河郡下云：「南至三百五十里過荒山千餘里至吐蕃界。」《元和郡縣誌》稱：「西州南至樓蘭國一千二百里並沙磧難行。」按樓蘭國為漢代古名，即今羅布泊及若羌一帶。據《舊唐書·西戎傳》云：「晉永嘉時吐谷渾人兼有鄯善、且末諸地，至唐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故《通典》雲吐蕃者，指唐時的吐蕃族而言。《元和郡縣誌》雲樓蘭者，指古國名言。若高昌有國時，則南界當為吐谷渾。《通典》之荒山，即今庫魯克塔格，譯言「童山」。過庫魯克塔格，即為羅布沙漠。故《元和郡縣誌》云：「沙磧難行。」過羅布沙漠方至若羌，即古樓蘭或鄯善地。唐時鄯善為吐蕃所據。故唐時西州與吐蕃分界處，揆其形勢，大抵荒山以南屬吐蕃，荒山以北屬西州。是《通典》雲，南至三百五十里之數，疑即為高昌南界之里數也。現由三堡至庫魯克塔格南麓亦須六日程，與《通典》所記亦相當。
次言北境。據《通典·州郡志》交河郡下云：「北至北庭都護府四百五十里。」《元和郡縣誌》云：「北至北庭五百里。」按《新唐書·地理志》交河下云：「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城。」是由交河縣至北庭里數為三百七十里。又《元和郡縣誌》云：「交河東南至州八十里。」由西州至北庭合為四百五十里，與《通典·州郡志》所記四百五十里之數相合。但西州與北庭分界處何若，史志均不詳，然北庭與西州有一天然界線為天山，即《新唐書·地理志》之金沙嶺，亦稱金山。所以我疑金山以南為西州，金山以北為北庭。若如此，則由西州過金沙嶺准《新唐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誌》所記為二百九十里，合南境之數共六百四十里，與諸史所記高昌南北里數不符。蓋北庭在西州西北，故此路曲，向西北行其道路亦較長也。又《魏書》《北史·高昌傳》云：「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按赤石山即勝金口連木沁一帶之紅山，亦稱克子爾塔格，南距高昌不過15公里。《元和郡縣誌》稱：「天山，亦名折羅漫山，在高昌縣北三十里。」按此處天山即《魏書》之赤石山，今紅山也。再北35公里即雪山根，《魏書》所謂貪汗山也。是由高昌抵雪山不過50公里。按之地圖，即由經42˚50′至43˚20′亦約計50公里。連南境共計225公里，合四百五十里，較諸史所記絀五十里。但此就抵雪山南根言，若過雪山北至鐵勒界，當亦不止百里。鐵勒在高昌之北，故諸史所記南北之里數皆本於高昌有國時北界鐵勒之里數。
（二）郡城
諸史志言高昌郡城數目既殊，而名稱亦雜，致讀者莫能辨其原委。《魏書·高昌傳》國有八城，《周書·高昌傳》作十六城；《隋書》作十八城；《新唐書》作二十二城。羅叔言《NDC28氏年表》云：「《魏書》之八城本是十八城，奪去十字；《周書》之十六城，六字乃八字傳寫之訛也。」按城之多寡乃因戶口之繁殖隨時增損，並非字NFEEC。例如《漢書》之車師前國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及北魏之末，以至隋、唐，疆域日擴，戶口逐漸增加。《舊唐書·地理志》稱西州舊領縣五，戶六千四百六十六，至天寶戶為九千一十六，口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唐平高昌時，戶為八千四十六，口二萬七千七百三，而《元和郡縣誌》稱開元時戶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七。所以城鎮的增加與戶口的增加成正比例。《通志·四夷傳》云：「高昌國周時有一十六城，隋乃增其二。」可以說明這種情況。但《通典》則作有城三十二，較隋時多出十四城。以開元戶籍與隋時戶籍相較，幾為一與二之比，則唐增至三十二城亦有可能。又《新唐書》作三州五縣，而《舊唐書》、《通典》作三郡五縣，一作州，一作郡。按作郡者乃高昌舊名，唐平高昌，郡改為縣。我此次所得高昌墓誌，凡在高昌有國時代皆雲交河郡，凡在唐代皆雲交河縣，可以為證。蓋作州者乃唐平高昌後所置，高昌時無州之名稱，且雲三州不知何指。今以意度之，蓋謂西州、庭州、伊州三州。但唐以高昌國為西州與庭州、伊州無涉，且下雲五縣又僅限西州，《新唐書》之疵謬多類此。又《通典》稱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南史·高昌傳》不言國中城數，而曰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ND237林、新興、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鎮。交河、田地為郡城，亦稱為鎮，蓋合大小城市而言。蓋當時有城者，雖有城之名，而實無城，不過為一街市者，故皆以鎮名之，並非除十八城之外另有四十六鎮也。唐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以原有之五大城仍立五縣，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地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其他小城鎮不計，或亦隸屬於此，而舊時高昌之郡城藉此乃可考。故今論高昌郡城仍以五大城為綱維，並附及散見各記載之城鎮焉。
1.高昌城
按高昌城在今吐魯番之東南35公里，地名阿斯塔拉，譯言二堡，本漢車師國之高昌壁。後漢和帝永元中置戊己校尉，屯田於此。一說雲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以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雲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按一曰高昌壁，一曰高昌壘，皆為漢代屯兵之所，實為一地，皆漢人所命之名。自後歷晉、魏、周、隋、唐雖主治者迭易，而高昌之名則相沿未改。唐懿宗時，有回鶻大酋仆固俊取西州，始有「西州回鶻」之名。元設「霍州畏兀察司鎮」、「和州宣慰司」。《元史·地理志》附錄作合剌火者，《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作哈拉霍州，《耶律希亮傳》作哈剌火州，《明史》稱為火州，今為哈拉和卓。法人伯希和氏作《高昌和州火州哈剌和卓考》（見1912年《亞洲報》，馮承鈞譯入《史地叢刊》）本新發現之突厥文殘卷中ОСО一語謂即高昌之對音，而哈剌和卓又即突厥語之譯音。我對伯氏之考訂雖未能直論其非，但據我的考察所得，亦有數點可供研究。
（1）據伯希和氏所謂高昌國舊城，即在今哈拉和卓附近，既同為一城，則音譯之變遷即由高昌變為火州、和卓殊為可能。我到吐魯番時詢問二堡舊城之名與所在之地，據說哈剌和卓尚在其西約5公里，地名三堡；此有舊城之地名阿斯塔拉，義謂二堡。「哈拉」為「黑」，「和卓」為「聖裔」，本土耳其語。又雲，此地原為蒙古人所占據，哈拉和卓到此，與蒙古人戰死城中，後覓得一指，葬於城旁，遂名其地為哈拉和卓。此雖為一種傳說，但必有根據，則哈拉和卓出於維語自有其歷史，與高昌因漢代屯兵而得名者不同，故不能即謂「和卓」之名出於高昌。
（2）伯希和氏謂二堡舊城名「雅圖庫」，與「亦都護」為對音。又雲「亦都護」為人名，居此城中，因以名其城。按《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云：「亦都護者高昌國主之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至玉倫的斤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乃遷於交州。」又云：「元至元中，世祖命其子火赤哈的什嗣為『亦都護』，還鎮火州，仁宗時封為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自是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行諸畏兀兒之地。」按《元史》此傳本之虞集《高昌王世勛碑》，虞集元人，其說當較為可據。則亦都護為王號，並非人名，是可確定。我對於伯希和氏謂亦都護為人名，與雅圖庫為對音，不能不懷疑。
且畏兀兒遷火州後，其高昌之名仍存在，與哈剌火者並行，是「哈拉和卓」、「哈剌火者」與高昌雖同為地名，並無彼出於此之因果關係。
至於和州、火州之名，一見於《遼史》、《金史》，稱和州回鶻，一見於《明史》，稱火州。伯氏以為即哈剌和卓之譯音。但《宋史》有西州回鶻，即在高昌之舊地，而無和州回鶻，王延德使高昌亦只稱西州，且西州高昌治，與哈拉和卓相隔不及2.5公里，不應有兩部落。至於《明史》之火州，據《四夷館考》：「高昌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入國朝（指明），號火州。」《明史》謂其地多山，青紅如火，故曰火州。據此則火州乃漢語命名，與當時本地人所稱之吐魯番、魯克麈、哈剌火者等處之名號並行，猶現新疆南路各城名每維、漢互稱。例如鄯善官名，維名為辟展；焉耆官名，維名為喀拉沙爾；輪台官名，維名為布古爾；于闐官名，維名為克衣；和闐官名，維名為和棠。凡如此類，指不勝屈。所以火州之於和卓或火者，亦同此例。不能因其音相近，即謂為彼由此之異譯。
2.田地城
《元和郡縣誌》云：「柳中西至州三十里。」按即今二堡東15公里魯克沁地，漢名柳中，後漢安帝延光中班勇為西域長史，屯柳中，即此。前涼張駿立田地縣屬高昌郡，北魏末NDC28氏立國，仍為田地城，與交河城並稱，均為王子所居，稱為「田地公」、「交河公」。握有高昌政治上之實力者，如NDC28嘉時兄弟孝亮，嘗為田地太守，表求內徙，可以為證。唐平高昌，復以田地城為柳中縣，屬西州（《通典》作田北城，誤）。唐、宋之間回鶻占據西州，此地乃屬回鶻。宋名此地為六種，乃柳中之對音。王延德使高昌，又歷六種乃至高昌，此六種即是柳中。元為魯克塵，《明史》稱為柳城，一曰魯陳，現名魯克沁。今以音義釋之，魯陳、柳城，疑魯克塵之急讀。魯克沁，維民讀為魯姑慶。凡維民讀「克」「格」均以作語助詞，有音無字，凡沁均讀如慶，即城音之轉，沁亦即城字之義。例如吐魯番城，維民讀為吐魯番沁爾，新城讀為英兒沁爾，故魯克沁亦即魯陳、六種、柳中之對音，因各地民族之發音有別，遂成異譯。
現魯克沁回王居處有舊城遺址，多毀圮，相其建築與二堡舊城時代相若，疑即高昌田地城，唐柳中縣之遺址。魯克沁北15公里有紅山，山石均為紅沙石作紅色，故古名赤石山。山之斷岩澗旁，依岩鑿洞，廟宇林立，如雅圖溝、土峪溝皆是。再北約數十公里為雪山，即天山。相傳唐薛仁貴征鐵勒，「三箭定天山」即此。故《魏書》稱高昌國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即指魯克沁以北之山。魯克沁之東南有大沙磧，《元和郡縣誌》稱柳中縣東南九十里有大沙海即此，沙山峰鱗，如海波濤，故名沙海。唐玄奘由伊吾涉行南磧，六日至高昌白力城。王延德使高昌，由伊吾之納職縣西北行，經大患鬼魅磧，三日至鬼谷口，八日至澤田寺，均系經行此沙磧，與玄奘斷水受困之莫賀延磧有別。莫賀延磧在敦煌、伊吾途中；此則在伊吾、高昌途中，一在西北，一在東南，中有伊吾間隔其間。然此為至西域必經之地，凡通使西域者，自伊吾必經此磧至柳中，轉西至焉耆、龜茲。《元和郡縣誌》稱柳中當驛路，城極險固者即此。
3.交河城
《元和郡縣誌》云：「交河東南至州八十里。」按即今二堡西北40公里，吐魯番西10公里雅爾湖地。有兩河分流繞城，故名交河。為漢代車師王前庭治所，與匈奴接壤，嘗服屬之。時漢通西域，屯田渠犁，嘗與匈奴爭車師。宣帝時鄭吉攻破車師前部，乃始有田卒。至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居前部高昌壁。後漢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定西域，置戊己校尉居前部，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本《通志·四夷傳》）。是高昌為兩漢屯田之地，高昌壁即校尉之所居，故《舊唐書》以高昌為校尉城者因此。我此次赴羅布泊考查，採掘若干漢簡，有一簡云：「交河壁」，以其他同出有年號之簡證明，確為漢宣帝至成帝時事。然史書不載交河壁，檢《通志·四夷傳》車師條稱：「戊己校尉刁（刀）護遣使陳良屯恆且谷，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元領諸壁，右NDC28侯任商領諸壘。」又云：「脅諸亭，令燔積薪，分告諸壁。」云云。是漢時屯田非僅一地，屯田高昌者為高昌壁，屯田交河者為交河壁；因校尉居高昌，故史只記高昌壁，而交河壁遂不錄，今由此可補史記之闕。自晉迄於魏初，交河仍為車師王所居，然仍被統制於校尉或太守，至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車師為沮渠安周所乘，車師王車伊洛以族亡奔焉耆，車師前部至是亡。高昌有國時立為交河郡，唐平高昌改為交河縣，宋屬回鶻，西遼及元初屬畏兀兒，元至元中畏兀兒遷火州，此城遂廢。明正統間吐魯番強盛，高昌交河均並於吐魯番。而昔時謂為文化中樞，今則土垣滿野，禾黍馥郁，乃為考古學者欣賞之地矣。
4.蒲昌城
本高昌時東鎮城，《通典·邊防志》車師條以東鎮城為蒲昌縣。《元和郡縣誌》：「蒲昌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貞觀十四年置，本名金蒲城，車師後王置。」《舊唐書·地理志》：「蒲昌，貞觀十四年於始昌故城置。縣東南有蒲類海，胡人呼為婆悉海。」《新唐書·地理志》：「蒲昌本隸庭州，後來屬。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鎮、播仙鎮。」綜觀諸書所云，皆未能確指蒲昌城之所在。按金蒲本金滿之訛，金滿屬車師後庭，距西州五百里，不能以距州一百八十里之蒲昌當之，故《元和郡縣誌》之說為不可信。《舊唐書·地理志》以始昌城當東鎮城已謬誤，蓋《車師傳》明云：「以始昌城為天山縣」也。至稱縣有蒲類海，按海在伊吾之北，今鎮西地，去魯克沁千餘里，更為不倫。《新唐書·地理志》謂西有七屯城等。按唐時由敦煌入西域道經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又西經石城鎮，均在今羅布泊南岸西至若羌一帶，距吐魯番600多公里。《新疆圖志》謂：「蒲昌縣初在東北，後移設西南」，乃牽合《新唐書·地理志》七屯城之說，而誤以蒲昌縣因蒲昌海得名之謬見。欲證古地，當本古蹟之遺留，與方位之距離，校驗無差，乃可信為真實。吾人斷定二堡舊城為高昌王都，因有出土之古物可證；斷定雅爾岩舊城為古交河城，因現有兩河繞城之遺蹟與古物可證；斷定魯克沁為古田地城，因有地理形勢及與西州方位可證。因此，要斷定蒲昌在何所，則先假定《元和郡縣誌》「縣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之說為可信，再按其方位與距離以求其古址。我到吐魯番即按古書記載之方位，探問尋覓蒲昌古址。據當地人所言在二堡東北有二古址。一曰漢墩，在鄯善西北20公里，現有土城遺蹟，西南有小山，山上有二墩，相傳漢時所築。今以二堡望漢墩正在東北，其方向頗相合，但由高昌故址數至漢墩，計55公里，距離遠近微嫌不足。一曰柯柯雅，在山谷間，即在漢墩之北約40公里地，為通木壘河古城子間道，亦說有土墩及小土城。但又據一維民說為安集占人所築，以防古城子敵人者。按由漢墩到柯柯雅均有居民甚多，水草亦優，為至古城子必經之地。唐時高昌東北與鐵勒為鄰，取名東鎮城，蓋亦鎮守東界之義，則在此處置建城台殊為可能。可惜未及躬往探查，然相信蒲昌城必在是處矣。
5.天山城
《通典·邊防志》車師條以始昌城為天山縣。《元和郡縣誌》云：「天山東至州一百五十里，貞觀十四年置。」《新唐書·地理志》：「西州西南百二十里至天山。」《舊唐書·地理志》云：「取祁連山為名。」按匈奴呼天為祁連是亦以其有天山之義，故欲求天山縣故址，當然在西州之西75公里天山之南尋覓其遺蹟。今陶保廉《辛卯侍行記》謂當在託克遜，而《西域圖志》以連木齊當之。按准方向，當以託克遜為天山縣之故地似頗近理。蓋託克遜距哈拉和卓95公里，此指繞吐魯番之道，若直徑可減10公里。又在託克遜之東10公里有古址一，維民呼為窩額梯木，漢人名為大墩子，審其陶片及形式或為唐代建築。在北5公里有城址一間，有城基甚古，但其傾圮之牆壁甚新，蓋為後人就原址重建新城也。其南車轍道深丈余，皆為數百年前往來人所遺留。蓋此處適當東西交通之衢，由高昌至焉耆或龜茲者所必經之途徑。且南北均為天山，與《元和郡縣誌》所述之地位與距離亦相合。我認為天山城當在此。至《西域圖志》之連木齊，即連木沁，在哈拉和卓之東，與《元和郡縣誌》所指之方向相反。今不取。
以上所述五城皆舊時高昌較大之城，且有方位里數可記者舉之，至於散見於各記載之中僅有城名難以明其方位者亦錄存為表以備參校。
白力城 《魏書·唐和傳》。按即《北史》之白谼城，去高昌一百六十里。
橫 截 《南史·高昌傳》、《魏書·唐和傳》。按NDC28斌碑陰有應威將軍橫截太守。
高 寧 《魏書·唐和傳》。按《北史》作高昌。
新 興 《NDC28斌造寺碑》、《南史·高昌傳》。按NDC28斌為新興令，造寺當在今三堡附近。
臨 川 《南史·高昌傳》。陶保廉《辛卯侍行記》雲，疑在今連木沁。
柳 婆 《南史·高昌傳》。《辛卯侍行記》雲，疑在今吐魯番南之勒木丕。
ND237 林 《南史·高昌傳》。《辛卯侍行記》雲，疑在勝金口東北之汗和羅。
寧 由 《南史·高昌傳》。《梁書》作由寧。《辛卯侍行記》雲，在今吐魯番東南洋海。
篤 進 《南史·高昌傳》。《辛卯侍行記》雲，在今托克羅。
白 刃 《南史·高昌傳》。按《梁書》作白刀，疑皆白力之訛。
南 平 《新唐書·地理志》。按在今雅爾湖東南35公里讓布工商。
安 昌 《新唐書·地理志》。按在今雅爾湖南15公里柏克布拉克。
安樂城 《明史·西域傳》。按《明史》謂為唐屬交河縣，疑即今之吐魯番城附角之古城。
以上所舉十三城，合前言五大城，適合《隋書》十八城之數。除白力城即白棘城，地址略可考見，已如上文所述者外，其餘各城位置均不能確定。陶保廉《辛卯侍行記》所述亦屬牽強，不能據為定論，且多無遺址可資考證。惟南平、安昌二城據《新唐書》稱在州西南。我此次由雅爾岩東南行至哈拉和卓途中發現舊城二，一在雅爾岩南15公里，一在雅爾岩東南35公里。據其遺物及城基大概在北魏之末及隋、唐之間，其城址建築亦與魯克沁舊城相同。我疑此二城或即《新唐書》所述之南平、安昌二城遺址。至《明史》稱交河所屬之安樂城，疑在吐魯番附近。現吐魯番廣安城東附角有一舊城，本地人稱昔為蒙古王所居。吐魯番高小校長楊重熙君雲，此即火州故城。但均無確據。我驗其遺物，確為元、明時所遺留，豈即元至元中畏兀兒王赤哈的什所居之故城歟？是均有待於將來之發現也。
（原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3卷第1號，1932年3月）
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復原並校記
我於1943年赴新疆考察，路過武威，於武威縣文教館，曾見此碑的下半段。據說，原碑在武威縣北15公里石碑溝，1933年前鄉人發現後，縣署即移置文教館。現石碑僅存下半段，高1.8、寬1.62米，36行，行殘存40字（原碑每行90字），正面為漢文，背面為回鶻文。當時我托文教館代拓一份。回京後又將拓本的下腳損毀數字。後聞石碑因在抗戰期間避免兵火，埋藏地下，已不知去向。今因新疆自治區博物館建立高昌陳列室，特以此拓本奉贈，並復原碑文一併陳列，以為研究高昌史之參考。
此碑歷來金石志著錄不多。惟虞集《道園學古錄》（以下簡稱《道園集》）載此碑全文，以後史書如《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邵遠平《續弘簡錄·也立安敦傳》，皆據《道園集》碑文寫史傳，《元文類》錄全文，大致與《道園集》同。《甘肅新通志》僅載銘文，《隴右金石錄》雖全錄碑文，但亦根據《道園集》任意刪增。惟乾隆刊本《武威縣誌》所載「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文，與現存石碑下半段文字大致相同，而與《道園集》所載碑文微有出入，增加了太平奴嗣位以後事跡。因此而知《武威縣誌》所載直接抄自石碑。校對行款亦復一致。因此我根據《武威縣誌》所載碑文，補寫上半段，恢復石碑原來之舊。故今復原的碑文，下半段系據石碑原文，上半段則據《武威縣誌》補足，中劃一線作界（圖一）。再參考《道園集》及《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互校，作校記，並稍加解釋，附於後。異者旁以點為記。
圖一 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碑文復原圖（↓以下為原存碑文） 此碑文敘述回鶻人起源和流派，較他史為詳。蓋得之回鶻譜系，原始樸素，為歷來史家所珍視援引。例如《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續弘簡錄·也立安敦傳》皆取材於此，確為研究回鶻史之第一手資料。但回鶻人初起沒有文字及歷史記載流傳下來，對於祖先故事，蓋得之於口耳相傳。因此在傳說中每保存若干神話的傳說。尤其以回鶻起源與西遷二事，傳說特別多。但在傳說中同時仍保存有若干史實。茲舉碑文中二事為例。碑文中述回鶻起源云：畏吾兒（即回鶻）地方，有禿忽剌河和薛靈哥河均發源於和林山，兩河中間有一株樹，產生了五個嬰兒，最幼的名「卜古可罕」。當然是無稽。但西域古史家阿剌哀丁記畏吾兒起源，與此略同而較詳，據說是出於和林舊城中之石碑。碑略云：在源出和林山之禿忽剌、薛靈哥二水會流處，有地名忽木蘭術，有樹二株，樹間有一小丘，有天光燭照丘上，日漸增長，既成，忽開一門，中有五室，有類帳幕，各有一嬰兒坐其中。其第五子名不古可罕，美慧有才，諸部以為天賜，奉為君長（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180頁轉引；又《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冊第231頁亦有轉引）。與高昌碑文所述大同小異，蓋出於一源。但阿剌哀丁所述五個嬰兒是坐在五個帳幕中，出現於小丘中而不是剖樹癭而出，使人們相信這小山中五個帳幕，可能是暗指當時在兩河間環繞此山而居的五個部落。最初由兩個部落逐漸發展為五個部落，共推不古可罕為君長。《史集》亦云：「和林諸山附近別有一山，名忽都答哈，其間有一地，十水之所經也。別有一地，九水之所經也。昔因全境皆為畏吾兒之故地，……前十水通名溫斡爾寒（即十鄂爾渾河）。……有三水為九部落所居，四水為五部落所居。」（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183頁）合併兩則觀察，則阿剌哀丁所記碑文中之忽木蘭術或即《史集》之忽都答哈，而為鄂爾渾河所經流之地。五部落及九部落皆居於鄂爾渾河各支流兩岸，與我們所推擬者無殊。因此再與《新唐書·回鶻傳》所述對照，更相吻合了。傳云：「回鶻人初居娑陵水上，至時健俟斤，眾始推為君長。其子菩薩才勇有謀，南破突厥，樹牙獨樂水上（即土拉河）。傳至骨力裴羅，盡有九姓回鶻之地，徙牙烏德裧山昆河之間，又並有拔悉密·葛邏祿總十一部落，後又滅突厥，全得古匈奴地。自稱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唐代時為懷仁可汗，後又加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按「烏德裧山」疑即《史集》之「忽都答哈」。「忽都」「烏德」為對音，「答哈」突厥語「山」義（亦說「德裧」二字連讀為「答哈」之轉音，「烏」即「忽都」之略），可能亦即高昌碑文中之「忽的答哈」所謂「福山也」。昆河即鄂爾渾河，與薛靈哥河源於和林諸山，鄂爾渾河又為九姓回鶻所分布之地，骨力裴羅既建牙於烏德裧山，且擁有九姓回鶻所分布之地。則通過《史集》及阿剌哀丁所記與高昌碑文所述，使我們相信與《新唐書·回鶻傳》所述，可能為一事；若然，則高昌碑文中與阿剌哀丁所記之若干起源神話，皆有其一定的歷史真實性。
其次再談西遷一事，高昌碑文所述對於回鶻西遷，歸之於唐人取和林山石所致。新、舊《唐書》及西域古史家皆不具載。按回鶻西遷，據新、舊《唐書》所載，是由於天災及黠戛斯人之攻擊，與取和林山石無關。和林為歷來遊牧民族建庭之地，突厥、蒙古迭據之，強盛一時，並不因山上去一塊石頭而致削弱。阿剌哀丁又記畏吾兒人西遷的神話亦云：「不古可罕死後，畏吾兒人聞野獸及家畜幼童皆喝曰『改赫』、『改赫』，以為乃上帝命遷徙也，於是舉族西徙，直至別失八里，始不聞『改赫』之聲，遂留其地，分五部而居。」（《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冊第234頁）亦作建築五城而居（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182頁）。其言之荒唐無稽，不亞於上述。蓋西遷已久，國人已不復記憶鄂爾渾河時事，又無文字記載，僅憑口耳相傳，致失真相。每一民族對於他的起源和流遷，多有若干神話傳說，不獨回鶻為然。
以上系就碑文中起源與西遷略作解釋，其他有關於若干史事解釋及其文字差異，均詳校記中，不再列舉。
附：校記
一行 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 按石碑首上半段缺失，原碑名為何，已莫能明。元虞集《道園學古錄》（下簡稱《道園集》）作「高昌王世勛之碑」，《元文類》同，碑上無之字，疑抄自《道園集》。但清乾隆間張之浚所著《五涼全志》、《武威縣誌》（下簡稱《武威志》）內載作「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比《道園集》多「亦都護」三字。而《武威志》碑文內容及行款字數，就現存部分石碑碑文比較，大致相同，是張之浚《武威志》碑文，直接錄自石碑，則石碑上段題名應與《武威志》同。故今恢復原碑，其碑名從《武威志》作「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按高昌王世績，自巴而術阿而忒的斤至火赤哈兒的斤稱「亦都護」，至紐林的斤因其父戰死有功，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始稽故實封為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兒之境」。故自此後嗣位者均稱「亦都護高昌王」，如帖睦兒補花、籛吉、太平奴等皆同。碑樹立於太平奴時，則碑名亦必列全銜稱「亦都護高昌王」。
二行 谽奉敕書……趙世延篆額 按此碑殘上半段，谽上當有字。據《武威志》稱「在武威縣北三十里永昌堡有高昌王碑」，「谽谽書」，是「谽」上當再有一「谽」字。谽谽為當時大書家，元至順間，官至禮部尚書，應有官銜，惜上段殘缺，全銜如何無知。在書寫人名上，應有撰文人名字，亦被殘失。但據碑文有「臣集頓首受詔」之語，則撰碑文者，應為虞集。虞集《道園集》亦錄此碑文，則上段殘缺者應是撰文人虞集及其官銜。
同行末趙世下拓片破損，現根據其他材料及碑誌通例，補「延篆額」三字（其他各行下腳缺字按縣誌碑文補）。趙世延在元至順間為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官最高，故命之篆額。現石碑碑額已遺失，趙之篆文亦不可見。
三行 至順二年九月 日 按石碑缺上段，《武威志》碑文起自「皇帝若曰」前無年月日。《道園集》及《元文類》所錄碑文，均有「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十一字。按行款及行文格式碑首應有年月日以引起下文，故據《道園集》補「至順二年九月日」七字，刪去日上「某」字，及「某甲子」三字。
四行 帖睦兒補花 《道園集》「花」作「化」，《元史·文宗紀》作「高昌王鐵木兒補化」，《新元史》作「帖木兒補化」，《蒙兀兒史》作「帖木兒補花」（注云「木」碑作「睦」）。是原碑正作帖睦兒補花，與《武威志》同。今從《武威志》。
五行 世纘令德 《武威志》碑文同，《道園集》纘作績。
同行 臣集頓首受詔 《道園集》「集」作「某」，《武威志》集上多一「虞」字。
六行 天光降於樹 《武威志》、《道園集》均同。惟《元史》傳「天光」作「神光」。
同行 兀單卜古可罕 此據石碑，《武威志》同。《道園集》無「兀單」二字。《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作「不可罕」，亦無「兀單」二字，「不」下無「古」字。按卜古可罕上加「兀單」二字，語義不明，一說「兀單」有「創始」之義，又說有「幸福」之義，究竟是何義，尚待進一步研究。
七行 傳四十餘君凡五百二十載，是為阿力秘畢立哥亦都護可汗，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 按《道園集》作「傳三十餘君」下無「凡五百二十載」六字。「阿力秘畢立哥亦都護可罕」，《道園集》作「玉倫的斤」，下無「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九字。而移置於「巴而術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下，「主」作「王」。《元史》移置於傳首，作「巴爾術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余同《道園集》。現石碑闕上段，今從《武威志》補。
又按阿力秘畢立哥亦都護可罕，《道園集》作玉倫的斤。王國維《書高昌王世勛碑後》根據《道園集》認為玉倫的斤即《唐書·回鶻傳》中之「護輸」，「輸」為「輪」字之訛，護、玉一聲之轉，「護輸」本作「護輪」，轉為「玉倫」，其子「葛勵」，即骨力裴羅，「葛勵」亦即「骨力」之轉音（《觀堂集林》第二十卷第22頁）。按王國維僅據字音相近作判斷，說服力不強。現碑文不作玉倫的斤，而是作阿力秘畢立哥亦都護可汗。「畢立哥」疑是「仳伽」或「仳伽闕」之異譯，「阿力秘」疑是「愛登里羅汨」之簡譯。因此我認為阿力秘畢立哥，即唐憲宗元和間之愛登里羅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罕，與護輸無關。而碑文中之金蓮公主，亦即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嫁崇德可罕之太和公主。碑文中所稱之其子葛勵，疑指敬宗所立崇德之弟葛薩特勒之昭禮可罕，崇德尚太和公主，崇德死，其弟昭禮可罕繼尚公主。勵疑是薩字之訛。《唐書·回鶻傳》稱太和公主在和林自建牙，與碑文所言「居和林別力跋力答（哈）言其常所居山也」語義相合。且回紇自保義可罕後，繼承者均短世，與碑文中「傳位者數亡」之語亦相符，但由唐穆宗長慶元年上溯至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建牙烏德韃山時期不過七十餘年，碑文雲五百二十載，應在晉懷帝永嘉年間，時鐵勒尚未興起，回紇亦未形成，年代恐有錯誤。《道園集》及《元史》傳均刪去年代，甚是。
同行 可罕之子 《武威志》同，《道園集》「可罕」作「的斤」。八行同。
八行 其常所居山也 石碑缺，此從《武威志》。按《道園集》「常」作「婦」。《元史》同。
同行 胡的答哈 按《道園集》、《元史》傳「的」作「力」，今從《武威志》。
同行 乃告諸可罕曰……將有求於可罕 按：此據石碑，《武威志》同。《道園集》上「可罕」作「的斤」，下「可罕」作「爾」，《元史》傳同。
同行 於上國無所用之 此據石碑，《道園集》同。《武威志》「於」作「與」。可能是抄錄之誤。
九行 後七日可罕薨 《道園集》作「玉倫的斤薨」。《元史》傳同。今從《武威志》。
同行 乃遷諸交州東別失八里居焉，統交州，交州今高昌國也按此段據石碑，《武威志》同。《道園集》及《元史》傳均作「乃遷諸交州，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與石碑不同。可證《武威志》碑文是抄自石碑。
又按交州即《新唐書·地理志》之「交河縣」，屬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城西雅爾湖尚有古城遺址，為漢時之交河壁，車師前王庭所在地，因有兩河繞城故名交河。別失巴里譯言五城，言大城中包括五個小城，一說這地區築有五個城。今新疆濟木薩北護堡子，有古城遺址，為車師王北庭，唐北庭都護府所在地。火州即和州，即唐之西州，原於漢之高昌壁，戊己校尉所治地。隋、唐之際，NDC28氏王高昌建都於此。唐貞觀間改為西州，亦治此地。唐安西都護府初亦設於此。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此地復為西州都督府所治地。現吐魯番縣城東南45公里，哈拉和卓及阿斯塔那附近有古城廢墟，即其遺址，現名為高昌城。這三座古城，一在天山北，二在天山南，各不一地。今石碑稱「乃遷交州東別失巴里居焉」，而《道園集》則稱「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究以何者為是？我根據《新唐書·回鶻傳》當是先遷居別失巴里，再移居西州。《回鶻傳》云：「懿宗時大酋仆固俊自北庭擊吐蕃，……盡取西州，輪台等城。」《資治通鑑》系之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又據毗伽可罕碑敘述保義可罕恢復北庭之事，蓋北庭在貞元六年（公元790年）為吐蕃攻陷，至保義可罕時方被收復，蓋憲宗元和間（公元806—820年）事也。在貞元六年北庭淪陷時，雖史稱「西州猶為唐固守」，但西州周圍如北庭、安西均陷，彼孤立無援，不久亦必淪陷。在保義可罕收復北庭時，西州不聞收復。回鶻為黠戛斯所破，被迫西遷，是在唐文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上距北庭收復約二十年，下距仆固俊取西州亦約二十年，而在西遷以後。據此是回鶻西遷必先居別失巴里，二十年後方自北庭進取西州。阿剌哀丁述畏吾兒人西遷事，亦云「直至別失巴里」，可證。自回鶻人取得西州後，政治中心移居吐魯番稱亦都護，以阿斯塔那附近舊城為王都，故阿斯塔那舊城亦名伊底庫特賽里，即亦都護城之異譯。但別失巴里——北庭仍為高昌王第二行都，例如王延德使高昌時，獅子王在北庭謁見延德，耶律大石西征、長春真人西行，均經過別失巴里。蓋當時政治中心雖已南遷，而領地仍屬於回鶻。碑文中之別失巴里統交州，《道園集》之交州統別失巴里，皆指唐懿宗咸通七年以後事。自元太祖後，以畏吾兒之地封察合台，為察合台汗國地。但畏吾兒人即回鶻人仍占有西州，稱亦都護，而附屬於元。至紐林的斤時，元仁宗又加封為高昌王。碑文中稱交州今高昌國也，即指此。時畏吾兒僅有西州，不包括庭州。但現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據現在實地考查，高昌王都與唐西州同地，遺址是在今阿斯塔那附近舊城，即亦都護城城中，現城的西南隅尚保存元時建築遺蹟，可證。而交州即西州時期之交河縣。據王延德使高昌所記「由高昌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之語，是交河與高昌絕然為兩地。王都高昌不都交河，故王延德由高昌至金嶺口必路經交河（由現吐魯番到烏魯木齊或孚遠路線亦如此）。今碑文稱「今交州即高昌國也」，《道園集》亦云今交州即火州也，是以二城混同為一，將如何解釋？我認為這一錯誤是由新舊《唐書》所引起的。《舊唐書·高昌傳》說：「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戊己校尉之故地。……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按「王都高昌，其交河城車師前王庭也」，其說本不誤。但傳中又說「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庭」，在王庭中間加了一個「之」字，使人誤會高昌是前王的「庭」之所在，按前王庭是在交河，不在高昌，是又將高昌與交河混淆了。至《新唐書·高昌傳》，則刪去「高昌」二字，直書「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把交河城當為高昌城。《新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前庭縣」下注云，「本高昌，寶應元年更名」，又把高昌變成交河。後代史學家，亦不暇分辨，彼此沿習。元虞集云：「交州即高昌國也」，或「交州即火州也」，其錯誤原因皆由於此。今據考古實證更正。
同行 北至阿木河 此據石碑，按《武威志》同。《道園集》「木」作「術」，《元史》傳同。按現石碑木字不清楚，可能是術字。
十行 東通兀敦石哈兒 按《道園集》、《元史》傳作「東至兀敦甲石哈」。惟《武威志》作兀敦石哈兒，未知孰是。現石碑缺，今據《武威志》。
同行 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 按《道園集》、《武威志》均同。惟《元史》傳作「居是者凡百七十餘載」（百衲本），而以後之官刊本均作居是者九百七十餘載，蓋「九」乃「凡」之誤。實則回鶻西遷至成吉思汗時有三百六十九年，碑文年代有誤。
十一行 巴而術阿而的斤 按此行上段石碑原缺。《武威志》作「阿而的」。以行款字數求之，缺四字方與下段接。《道園集》、《元史》傳均作「巴而術阿而忒的斤」，是《武威志》所錄非其全名，乃根據《道園集》加「巴爾述」三字，又「的斤」為官名，故又在「的」下補「斤」字。乃與行款合。全名應如《道園集》、《元史》傳作「巴爾術阿而忒的斤」。
同行 上嘉之 《道園集》「上」作「太祖」，《元史》傳有增補，石碑缺，今據《武威志》仍作「上」。
十二行 從太祖征你卜兒 此據《武威志》。《道園集》作「你沙卜里」，《元史》傳作「從帝征你沙卜里」，《武威志》「你」下當落「沙」字。
同行 將探馬軍萬人從 《武威志》作「探馬萬人從」，《道園集》作「探馬赤軍萬人從」，《元史》傳作「將探馬軍萬人從」。現石碑上行缺，如《武威志》「探馬」下接「萬人」，尚空一字。今從《元史》傳補「軍」字，適與「萬人」接。但全名應作「探馬赤軍」也。
十三行 憲宗皇帝圍宋合州 《道園集》、《元史》傳「圍」作「伐」，《武威志》作「圍」，今從之。
十四行 都哇卜恩巴等 此據石碑，《道園集》、《元史》傳同。《武威志》「巴」誤作「邑」，今從石碑。
十四、十五行 阿只吉奧魯只諸王 原石碑缺，《武威志》作「阿吉奧魯諸王」，《道園集》、《元史》傳作「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行款字數求之，今據《道園集》增兩隻字，適與下段接。
十六、十七行 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 按原石碑上段缺。《武威志》作「以其女也亦迷失別」，《道園集》、《元史》傳均作「也立亦黑迷失別吉」。現石碑在十六行下段「也」下有「立」字，同於《道園集》，則十七行石碑上段可能亦同於《道園集》，今從之。
十八行 屯於州南哈密力之地 原石碑缺。此據《武威志》。按《道園集》作「屯於南哈密力之地」，《隴右金石錄》亦同於《道園集》。《元史》傳作「屯於州南」，與《武威志》同。按「哈密力」即今之「哈密」，「火州」即今「吐魯番」，哈密正在吐魯番南，《武威志》、《元史》傳是也，今從之。
十九行 吐蕃宣慰使領本部探馬等軍鎮吐蕃 按此段《武威志》與石碑同，「本」作「奉」。《道園集》作「領本部探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元史》傳同，探馬下無赤字。而《隴右金石錄》作「領蕃軍□□□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鎮吐蕃」，不知何據，今從石碑。
同行 威德明信賊用斂跡 按《道園集》、《元史》傳均同石碑。惟《武威志》作「威德信明，賊因斂跡」，想系抄錄之異。
同行 其民以安 《道園集》同於石碑，《武威志》「以」作「亦」，《元史》傳「以」上多「賴」字。
二十二行 次曰籛吉皆八卜義公主出也，次曰太平奴兀剌真公主出也 按據《武威志》「出」上均有一「所」字。《道園集》「出」上無「所」字，又無「次曰太平奴兀剌真公主出也」十二字，原石碑缺。今據《道園集》，刪去兩所字，余均從《武威志》補。《元史》傳「出也」作「所生也」。
二十二、二十三行 從父入覲備宿衛又事皇太后 《道園集》「入」下無「覲」字。《元史》傳及《武威志》均有「覲」字，與石碑同。《武威志》「事」作「侍」。此據石碑。
二十五行 今上皇帝 《武威志》無「今」字，《道園集》作「今上皇帝」。按虞集碑文初稿作於至順二年，正文宗在位時，故從《道園集》作「今上皇帝」。
同行 旋趨至京師戮力削平大難 按上段石碑缺，此據《武威志》。《道園集》無「旋趨至京師」以下十一字，《元史》傳作「文宗召至京師佐平大難」，是碑文續有增改。
同行 乃更為申薣於上曰 石碑作「薣」。《道園集》及《武威志》均作「救」。按作「救」是也。《元史》傳作「為申請曰」與救義同。
二十六行 讓其弟籛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 《道園集》「讓」上有「追念先王遺意」一句，石碑及《武威志》均無此句。而「籛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下，有「籛吉尚公主曰班進，闊端太子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補顏忽禮。籛吉薨，弟太平奴嗣為亦都護高昌王」，共四十一字。《道園集》無之。疑《道園集》寫在籛吉為高昌王時，故文止於籛吉。但豎碑在太平奴嗣位以後，又就虞集原文補充太平奴事，故石碑與《武威志》均多出此四十一字。
二十七行 火赤哈兒亦都護 《武威志》與石碑同。《道園集》作「火赤哈兒的斤」。
二十九行 可謂社稷之臣也哉 《道園集》「可」作「所」，句下有「表其碑曰世勛為宜，敢再拜系以詩曰」十五字。《武威志》沒有，現石碑缺上段，今從《武威志》。
三十行 列圖率賦 《道園集》「圖」作「國」，《武威志》作「圖」，今從《武威志》。
三十一行 靡懈朝夕 《道園集》「懈」作「鮮」，《武威志》作「懈」。
同行 有齊季女 《道園集》作「齊」，與石碑同。《武威志》作「齋」。今從石碑，齊讀作齋。
三十一、三十二行 義有絕愛 《武威志》愛作「妥」，《道園集》作愛，今從之。
三十三行 撫爾人民 《道園集》「人民」作「民人」，今從《武威志》。
同行 移節往治 《道園集》「往」作「征」，今從《武威志》作「往」。
同行 ND238爾袞服 《道園集》「袞」作「舊」，《武威志》作「袞」，今從之。
同行 刻章以庸 《武威志》「刻」誤作「克」，《道園集》作「刻」，與石碑同。
同行 ND239即永昌 此據石碑，《道園集》同。《武威志》「即」作「及」。
同行 幕府斯建 《武威志》「建」作「臨」，《道園集》「臨」作「建」。按當以作「建」為是。
三十五行 允德允恭 《道園集》「恭」作「功」，《武威志》作「恭」，今從之。
同行 大義攸征 此據《武威志》。《道園集》「征」作「正」。按當以作正為是。
同行 民性以定 此據《武威志》。《道園集》「性」作「信」。今按作信是也。
同行 儆於無虞 《武威志》與石碑同。《道園集》「儆」作「敬」。
三十六行 歲十月上旬吉日立石 按石碑歲上缺字，《道園集》碑文首作至順二年九月，此作十月，不符。疑至順二年九月為虞集受詔撰文時期，時正籛吉為高昌王，故虞文初稿止於籛吉。但立石是在太平奴嗣位以後，觀於文中增加有太平奴嗣位以後的事跡可證。而太平奴嗣位據《元史·文宗記》在至順三年五月，五月即位，十月立石，時間亦有可能。據此是十月，可能是至順三年十月。至順三年歲在壬申，則歲上應為「壬申」二字。惜上段石殘，無法取證。
（本文作於1963年7月，原載《文物》1964年第2期）
寧朔將軍NB025斌造寺碑校記
此碑舊存迪化將軍署後花園內，有碑亭覆文。據云：「原出吐魯番三堡，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農人耕地得之。以碑重難運，乃斷為兩截，中間損失若干字。運迪化後，初置於荷花池，後移至將軍署，又損失若干字。建立碑亭時，又將兩邊碑文鑲砌壁中，又失去兩行。」我於1928年到迪化時，得見是碑，時值春凍未解，勉拓數紙，並抄錄碑文。及1944年第三次到新疆時，碑已不知去向矣。
碑分陰陽兩面，陽面為碑文，第一行為碑亭所壓，不可見。根據舊拓，知存「寧朔將軍」及「寺銘」等字，中缺七字。又據碑文，有「寧朔將軍綰曹郎中NDC28斌」，等字缺者或為「綰曹郎中NDC28斌造」七字。羅振玉、王國維二氏所作本碑跋文，均作《高昌寧朔將軍NDC28斌造寺碑》，《新疆圖志·金石志》分作兩碑，陽面題《北魏寧朔將軍造寺銘》，陰面另題《北魏折衝將軍薪興令造寺碑》，並云：「銘石出吐魯番三堡，與薪興縣城西造寺碑陸沉一處，宣統三年五月，農人掘地得之，長二尺九寸，寬二尺三寸。」（《新疆圖志》二，二八）查《圖志》所稱陰面碑名，現新舊拓本並無此文，顯與事實不合。今按原石實為一石，兩面刻，陽面刻碑文，共31行，行38字，唯末行已為碑亭所壓，據舊拓本尚可見「玄功」等字。唯《圖志》所記銘之年號，則已不可見矣。陽面碑首有造像及題識，如：NDC28貞、NDC28暄、NDC28斌、NDC28仁，及高氏、使氏、孟氏、辛氏之像等字並像，雖有缺損，大致尚可見。像下為碑文，敘述NDC28斌事跡，及造寺經過，碑首題「寧朔將軍……造寺銘」，因碑文尾有銘文，故題稱造寺銘。碑反面即碑陰，第一行現為碑亭所壓，據舊拓為「□□元年乙亥歲，十二月廿三日」等字，檢查碑文，為NDC28氏施捨寺產契約，刻於碑陰。後附題名，自高昌王以下，重要職官，均被題名，高昌官制，由此可見一斑。共31行，行41字，與碑陽造寺銘實為一事，並非如《圖志》所云別有一造寺碑，與造寺銘陸沉一處也，唯碑陽作NDC28斌，碑陰施產契作NDC28斌芝，是否一人，雖難確定，但據契約中NDC28斌芝官銜為「折衝將軍新興令」，而碑陽述NDC28斌任內事跡，亦有「折衝將軍新興令」官銜。碑陰首述「□□元年乙亥」，據雅爾湖新出高昌國《墓誌》，高昌建昌元年，即西魏恭帝二年，是年正值乙亥。又據《北史·西域傳》及《周書·異域傳》，是年魏以田地公茂嗣為高昌王，本碑題名，首題高昌王NDC28寶茂，知元年即寶茂建昌元年也。NDC28斌為折衝將軍新興令，施產造寺，亦在此時，故斌與斌芝當為一人，斌芝或為其字也。碑陽銘詞末行，現已殘缺。但《圖志》記錄有「延昌十五年乙□歲，九月□旬刊訖」十四字，此是立碑年號。據碑文，立碑為NDC28斌嗣子NDC28亮，《圖志》以延昌為北魏年號，在造寺前，實為錯誤。延昌為高昌王NDC28固年號，現已據寫經殘紙證實。延昌十五年正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是年為乙未，故「乙」下缺字，當是「未」字。今據碑陽碑陰，NDC28斌施產建寺為建昌元年乙亥，未完工而NDC28斌死，其弟NDC28暄續成之。至其嗣子亮乃豎碑，時在延昌十五年，距開始建寺之歲，已二十年矣。造寺豎碑之原委如此。
至此碑之內容及其重要性，羅、王二氏跋文中，已有詳論。我在《高昌磚集》中所作的《高昌NDC28氏紀年》及《高昌官制表》，大部分取材於此碑，信如王維國氏所說，此碑為研究高昌歷史第一資料。唯羅、王二氏雖見此碑拓本，書中未將原文摹出。《圖志》雖錄原文，亦即舊拓，但摹寫錯誤甚多，且將一碑分題為兩碑，致失真象。今據記錄，及拓本，並參照舊拓，與《圖志》所載，詳加校谾。凡《圖志》所誤者，悉為改正，旁以點為記。《圖志》有，而為現拓本所缺者，注於其旁。可疑者，加問號，重為影印，以為研究西北民族歷史之參考焉（圖一、圖二）。
又《新疆圖志·金石志·NDC28斌造寺碑》碑文中「新興令」「新興縣」等詞，「新」上均加草頭作「薪」。據碑陽之新舊拓本，「新興」之「薪」均無草頭，字甚清楚。惟碑陰第七行，「□興縣城西」舊拓上似為「新」字有草頭。二十九行「興」上似為「薪」字，不甚清楚。行下「薪」字稍可見，但興字模糊。按「新興縣」，為高昌國城鎮之一。當據碑陽作「新興」不作「薪興」。《梁書·諸夷傳·高昌傳》列舉高昌國十二鎮名，其中有新興，亦不作「薪興」（卷五十四），《南史·高昌傳》同。是新興之「新」字不應有草頭。此碑碑陰「新」字雖有帶草頭者，皆沿六朝別體字而為，《圖志》據以改地名，實誤。
（原載《吐魯番考古記》）
張懷寂墓志銘校記
此石出吐魯番哈拉和卓（漢名三堡）古墳中。墳在高昌舊城西北0.5公里許。《新疆訪古錄》云：「清宣統二年十月，巡檢張清在吐魯番之三堡掘取古蹟，得張懷寂墓誌……。聞張清言：『土人掘出張懷寂，屍身尚完好，修軀大首，覆以五彩絲緞。墓室以土築，似城門洞，深四五丈，四壁及頂密畫佛像五彩斑斕。屍不用棺，下ND23B葦席，屍前泥人泥馬持矛吹號。屍旁堆積衣衾常御之物。』吐魯番廳王秉章聞之，戒土人勿妄動，仍以土覆之。僅將其石輦歸省垣，途中不慎，又殘毀十數字，非復原ND23C之完善矣。」我於1928年到迪化時，得撫覽此碑，碑砌於江浙會館牆上，首末行字有殘缺，即運迪化時所損毀也。正文共33行，行35字。首行題大周故□□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馬□□□□□君墓志銘並序。文中稱：「即以長壽三年，太歲甲午，二月己卯朔六日，庚申，葬於高昌縣之西北舊塋禮也。」長壽為武周年號。故首稱大周，而文中如天作、月作、臣作、授作封閉。但現在墓中已被盜一空，唯壁畫尚存耳。
此墓誌在《新疆圖志·金石志》、羅振玉《西陲石刻錄》均有摹錄。以王樹蒧先生《新疆訪古錄》所摹碑文首尾完整無缺，以與現拓本相校，首尾之缺字，《新疆訪古錄》皆有。蓋《訪古錄》據出土時拓本，而余則據運迪化時被損毀之後所拓也。現以現拓本校《訪古錄》所載，大致無殊。唯有數字不同，想系《訪古錄》刻版時所誤。例如都督NDC28湛，《訪古錄》「湛」作「堪」。第二十行之朝請大夫，《訪古錄》「請」作「散」。思蓼莪而號踴，《訪古錄》「踴」作「誦」，皆因刊刻而誤。應按現拓本改正。茲將現拓本摹寫付印（圖一）。復以《新疆訪古錄》所載校補。現拓缺者，小字跨行寫，旁加點為記。現拓模糊者，旁加點，《訪古錄》及現拓均缺者作□。
圖一 張懷寂墓志銘摹文 （原載《吐魯番考古記》）
絹畫伏羲女媧神像圖說
此畫系1928年，得於吐魯番。據當地居民云：「出哈拉和卓西北古冢中，當初發現時，此畫覆蓋死者身上，死者口中還銜二古錢。」一為銅質，上鐫「開元通寶」四字，為唐初所鑄。一為銀質，無孔，上鐫王者半身像，並刻有缽羅婆文字。據夏鼐考釋，此幣是波斯薩珊朝庫思老二世四年即公元593年所造。則此二錢均屬公元6世紀末7世紀初遺物。故此畫年代，當在7世紀上半期以後也。
畫底為絹質。高144厘米，寬102厘米。上繪二人像，左男右女，互相擁抱。兩手揚起手執物，下部作兩蛇相絞形。上繪一日形，日中有三足烏，下繪一月形，月中有樹兔和蟾蜍。周圍有大小不一的彩色圓點，或是星宿。
次說明畫意。古人每於宮室或墓中，圖繪古人事跡及傳說。此畫繪二人首蛇身交尾像，疑為一傳說之摹寫。蓋古時傳說：「伏羲、女媧為遠古二皇，蛇軀人首。」《楚辭·天問篇》首記其事，如云：「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但未提明伏羲。至西漢魯恭王余造靈光殿，始圖繪伏羲、女媧二人形貌於壁，後漢王延壽游魯觀靈光殿圖畫而作賦，如云：「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文選》卷十一，九）伏羲、女媧二人形貌見於繪畫者，由此時起。但魯靈光殿現已無存，二人形貌則可由武梁祠石刻見之。武氏祠石室內，關於人首蛇身像凡三見。一為石室一。右男像，戴方冠，衣緣領長袖。一手伸出，執曲尺向左，一手捫胸前，作授與狀。左女像，戴五梁冠，衣與右同。一手伸出作接受狀，皆有尾相交著，尾刻鱗紋。中有小兒雙尾，兩手曳其袖。旁題記云：「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金石索·石索》。下同）一為左石室四，一為後石室五，二石所刻，在結構上，繁簡面背，雖互有出入，而題材內容與作風則與石室一大致相同。可決定為同一傳說來源。石室一男像旁既題為「伏戲倉精」，伏戲即伏羲，則知戴方冠執曲尺之男像為伏羲。則左石室四，後石室五之男像皆為伏羲，因其冠服與手中所持皆相同故也。至於左女像是否為女媧，石室中未有題識，但三室所刻皆戴五梁冠，試查武氏祠石室所刻女人像，例如石室畫像中曾子母、萊子母及妻，均戴五梁冠，由其題識，可以證明其為女像。由《靈光殿賦》以伏羲、女媧連舉，其所繪男像，戴方冠者為伏羲，則與伏羲相對之女像，亦可證明其為女媧。因此，武氏祠所繪伏羲、女媧形象，與靈光殿所述者，基本相同，可能為同一傳說之描寫。今以靈光殿賦及武氏祠畫證明此二半人半蛇兩尾相交之畫像，為傳說中伏羲、女媧，亦可以確知矣。
但此畫與武氏祠畫相較，在服冠上，或不一致。此畫頭部殘缺，而服飾方面作緣領、短袖、細腰均與武氏祠所畫不同。此或受時代及地域之影響，在繪畫作風上，稍有不同也。但其構圖意匠，則與武氏祠相同。
次說明伏羲手中所執及四周日月星辰之象。此畫男像手揚起，手中執一曲尺形物，與武梁祠石刻大致相同。今據《兩漢金石記》所述，解此三角形之曲尺為矩，所以畫方圓也。引張塤之說云：「曲尺，矩也，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也。」（《兩漢金石記》卷十五）根據題詞「畫卦結繩，以理海內」之語，是傳說八卦始於伏羲，而手中所執曲尺，即其畫卦之矩。《易通卦驗》云：「燧人之皇沒，ND23F褸氏生，本尚芒芒，開矩聽八，蒼靈惟精。」（《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緯書起於兩漢之際，所述蒼靈，即是題詞之蒼精，皆指伏羲。開矩聽八，即以矩畫八卦也。伏羲手中所持既為矩，女媧手中所持為何？尚無確證，《金石索·石索》四，題識稱，「伏羲氏手執矩，女媧氏手執規」，亦有可能。
次說明四周日月星辰之象。此畫上繪一日，日中有烏，三足，微殘，橫置。下繪一月，月中左繪一蛤蟆（古稱蟾蜍），右繪一兔，持棒搗臼狀，中間繪一樹，均橫置。四周繪有大小不一之圓點，或為星宿。蓋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為古時之一傳說。此傳說起源於戰國。《楚辭·天問》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唯何，而顧兔在腹？」又云：「羿焉褹日，烏焉解羽？」漢王逸注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楚辭·天問》是屈原游觀楚先王祠廟所畫而作。則日月傳說，在戰國時即已流傳，且為繪畫題材。至漢時運用更為廣泛，祠墓中石刻，常刻傳說中日月形象。如孝堂山第三石，左上有烏作飛狀，右有白兔持杵搗藥狀。孝堂山第八石中有一烏形作飛狀向下，不見足。月中有蟾蜍，四足，作爬行狀，身有斑點隆起，右旁有兔作行狀，身亦有斑點。（《金石索·石索》三）是漢時日月傳說均上承戰國，惟月中多一蟾蜍。1939年重慶沙坪壩發現漢元興元年石棺，在男棺前額，刻一神人擎日，日光中有烏，三足。女棺前額作神人擎月狀，月中情狀不明。但女棺後額，刻一靈蟾搗藥狀及一神人持樹枝狀，或系傳說中之桂樹。（《巴縣沙坪壩出土的石棺畫像研究》圖二、三、四，《金陵學報》8卷1、2期）如此二神人為傳說中之伏羲、女媧，則在後漢時伏羲、女媧已與日月發生聯繫。此畫作風，是男女二人合抱，日在上，月在下，星宿羅列兩旁，較沙坪壩石刻，更為勻適而美麗。其意匠可能是以日月星宿表示天體，藉以表明伏羲、女媧為古之天神。
此畫，在墓中發現時覆於死者身上。但死者為何覆蓋此畫？今不能有一確切答語，或與古人對於靈魂崇拜有關也。
（原載《吐魯番考古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