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地考古論集 · 第四編

略述龜茲都城問題 龜茲是古代塔里木盆地諸國中的一個大國，位於天山南麓，當漢通西域的北道線上。魏、晉以後兼有漢時姑墨、溫宿、尉頭三國之地。領地以今庫車為中心，包括輪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蘇、烏什等縣，為當時西域五大國之一。 一 《漢書》所說的龜茲民族「大率土著」，現在在考古上得到相應的證明：我們在庫車哈拉墩發現了緊壓在後期文化層之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龜茲人已定居此土，從事畜牧業和農業，並有簡單的手工業。待至漢通西域時，龜茲已發展為城郭之邦，有人口8萬多，勝兵2萬餘。生產水平的發展亦有可觀，能鑄冶，所產鐵器行銷西域各地。 龜茲與漢朝的交通始於武帝時，但直接往還則自宣帝時龜茲絳賓王朝始。宣帝地節元年（公元前69年）烏孫公主女過龜茲，龜茲王絳賓留女不遣，即與聯姻，漢亦以主女比於宗室，號稱公主。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主女與絳賓俱入朝，倍受宣帝寵愛，贈送甚厚，絳賓亦樂於親漢。絳賓回國後，史稱「樂漢衣服制度，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可見絳賓已深受漢文化的感染。絳賓死，其子丞德立，自謂漢外孫，仍保持親密關係，終西漢之世，往來不絕。東漢初，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西域諸國自相攻伐兼併。明帝雖一度進取，而章帝仍復退守，「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至和帝永元間，方乘匈奴之敝，出兵伊吾，擊走匈奴，而班超借之再定西域，西域諸國再度統屬於漢。此時西域都護府轉設於龜茲，龜茲成為漢朝經營西域的政治中心。魏、晉以後，雖中原多故，但與西域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仍保持了聯繫。隋、唐繼起，中原復歸統一，有餘力從事於西域，時突厥在其北，吐蕃在其南，不僅西域諸國受到侵陵，中原亦受到威脅。唐朝為了保障西域諸國安全，鞏固邊防，於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滅高昌，顯慶二年（公元657年）滅西突厥。西域諸國統屬於唐，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轄4鎮，統16府72州之地。政治勢力西達波斯，兩漢之盛，莫與倫比。由上所述，漢、唐兩朝皆以龜茲為經營西域的據點，這是由於龜茲居西域之中，土地肥沃，物產豐盈，又適當東西交通之孔道，漢、唐為了控制西域，維護通道安全，不能不以龜茲為依據也。至10世紀後，中原擾攘，無暇顧及西域。而吐蕃乘機北上，回鶻繼之西遷，契丹人、蒙古人復迭相侵據，直至18世紀中葉清平準噶爾，新疆的行政建制同於內地。此時新疆政治中心已轉移至北疆伊犁、烏魯木齊為中心，庫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非昔比了。 龜茲在歷史上既占有一定的地位，那末作為龜茲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龜茲都城問題，在研究龜茲歷史上就有其重要意義了。 二 龜茲都城首見於《漢書·西域傳》，稱「龜茲王治延城」，但未說明位置。《魏書·西域傳》稱：「王都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魏書·西域傳》久佚，後人抄自《北史》作於唐初。《水經注》稱「故延城」；《水經注》為北魏酈道元所作，在北魏時稱「故」，則當時已不都延城。然則漢代延城在何處？漢以後龜茲又都於何處？下面就此問題略作探討。 《水經注》卷二《河水篇》：「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其水南流徑赤沙山，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歷赤沙積黎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故延城矣。……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徑龜茲城南合為一水。」 根據《水經注》所述，龜茲城稱故延城，正可理解為漢延城，其位置當在東川枝水右出處。今庫車皮朗舊城，即其遺址。試以《水經注》所述東西川水形勢，結合我們的實地考察，解說於下：現庫車有兩大河，西為木扎提河，發源於汗騰格里山東麓，東南流至克孜爾千佛洞，有克孜爾河來匯。克孜爾河發源於庫車東北大山，南流於克孜爾山之西，入木扎提河，出雀爾塔格山口庫木土拉為渭干河。水分三支，一支左派東東南流於庫車縣城之南，入渭干河，而渭干河本身東南流，分一支水南流於沙雅之西，入塔里木河，而本身折東流於沙雅縣北，東流入輪台草湖。按木扎提河即《水經注》之西源，亦即西川水。出山口後之鄂根河即《水經注》西川枝水左派。不過現鄂根河為新河，西川支水之舊河床尚在稍南與渭干河駢比東趨，至輪台而合。然皆流於庫車城南，與《水經注》所說徑於龜茲城南完全相合。且沿線古城遺址甚多，是西川支水左派北之龜茲城亦即現庫車東郊之皮朗舊城矣（參考《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24—27頁及附圖5）。庫車東為銅廠河，源於庫車北山，南流於克孜爾塔格之東，出雀爾塔格山口蘇巴什，分為三支南流：一為葉蘇巴什色依，在東，水流不大，灌蘇巴什及附近農田即無餘水；一為烏恰色依，南南西流於庫車城東郊，徑入龜茲故城，南流入沁色依。沁色依流於烏恰色依之西，入庫車巴雜，南流與烏恰色依合。烏恰色依河水不大，南流灌胡木利克村農田即止，故入龜茲古城者為一干河床。沁色依流量較長，疑沁色依為新河，烏恰色依為舊河，沿河兩岸古蹟甚多。葉蘇巴什河現雖為干河，但在古時河流較大，中遊河床寬達1公里。如以《水經注》東川水的主流是葉蘇巴什河，則烏恰河亦即東川水之枝水右出者。因此，烏恰河所經之古城，亦即《水經注》中龜茲城「故延城矣」。現哈拉墩正在烏恰河東岸，烏恰河由北城經行城中出南城；而南海墩，皮朗土拉均分布在烏恰河沿岸，從東川右出枝水所經行的形勢說，亦可證明皮朗舊城即《水經注》之龜茲城，亦即《漢書·西域傳》所述龜茲王所治之延城矣。 下面再述唐代龜茲都城。《新唐書·西域傳》：「龜茲一曰屈支，王姓白氏，居伊羅盧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又《通典·邊防》龜茲「王理延城，今名伊羅盧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又云：「今安西都護所理則龜茲城也。」《通典》是唐杜佑作於8世紀後期，西域諸條根據杜環《經行記》，杜環隨高仙芝使西域，一切皆親歷，所言必不虛，所云延城今名伊羅盧城，是唐時龜茲王所居，即漢之延城。蓋唐時龜茲王在漢延城遺址上重新修築，改名伊羅盧城耳。這從考古發掘也得到了相應的證明。1958年，我們在庫車東郊皮朗舊城哈拉墩遺址作過一次試掘。哈拉墩文化層明顯地分為早晚兩期：早期文化層為新石器時代後期遺存，可能到金石並用時期。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彩陶片、粗砂紅陶，同時也有少許銅件，值得注意的是在陶缸下面的灰土層中，發現一枚漢五銖錢。其時代下限可能推遲到公元前後相當於漢；壓在早期文化層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層，出土物有成組的大陶缸，以及蓮紋鋪地花磚、籃紋磚、筒瓦等物，尤其磚的紋飾形制與唐代長安大明宮麟德殿出土的鋪地磚大致相同；同出的還有建中錢、中字錢、大曆元寶和開元通寶等，可以證明為唐代遺址（關於哈拉墩工作經過及出土遺物詳情另見《新疆考古報告》）。雖然我們發掘面不廣，但唐代遺址建立在漢代遺址上面的線索，已經很清楚了。再從城的規模看，《新唐書》未言城的大小。《大唐西域記》稱「大城周十七八里」，雖未指明為伊羅盧城，但說是王都；而《新唐書》云：「王居伊羅盧城」，則大城正可理解為伊羅盧城。現就皮朗古城遺址的實地查勘，周約7公里左右，折合唐里則與《大唐西域記》所記規模出入不大。則皮朗舊城為漢之延城、唐之伊羅盧城得到更進一步之認識。 三 其次再述漢以後、唐以前龜茲都城所在地。《魏書》所記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周書》、《隋書》與《魏書》所記相同；《通典》則雲都白山南二百里。今皮朗舊城遺址在庫車城東郊，北距雀維爾塔格不過20餘公里，與《魏書》所記不合，我疑《魏書》所記延城是另一地。由於《水經注》稱「故延城」，這是因為龜茲在北魏時已不都漢延城，故稱「故」。則龜茲新都必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史書作者不辨新舊，往往以新地而沿用舊名，在新疆此例甚多，如鄯善已遷都伊循，但《漢書》仍言其都衘泥城，衘泥城是樓蘭舊都；焉耆的員渠城也同此情形。《晉書·四夷傳》云：「龜茲國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隋書》云：「都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都城方六里，勝兵數千。」其城郭規模均不同於漢延城，亦足證明是另一地。我們試查庫車、沙雅、新和境內舊城遺址中有三重城牆及位置相當者，即不難確定新都所在。 一為新和縣之於什格提，在新和縣西偏南18公里，城三重，城牆已毀，但在南部尚有夯土所築牆的遺蹟，高5米，厚5米。城中全為鹼地，很少遺物，此次我們只撿到一塊彩陶片及很少的紅陶片。新和縣政府還保存一大陶瓮，據說是城中出土，疑為5世紀前後之物。我寫《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時曾推斷此城為《大唐西域記》中之荒城，並由此而推論庫木土拉為《大唐西域記》中之昭怙谿。此次又來複查。覺得第一次推論不確。因為舊城在新和縣西偏南18公里，庫木土拉在新和西北15公里，由舊城到庫木土拉山口共33公里，不惟方位不合，距離也不一致。且玄奘路線是由東而西入龜茲境，先過荒城再到大城（即都城），現我們已肯定庫車皮朗舊城即龜茲都城，則荒城不應在西。且於什格提之西再無大城可當龜茲都城者，因此，我們認為於什格提不是荒城。一說於什格提是龜茲王都，我認為若於什格提為唐以前舊都，當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此則為33公里，偏在西方，位置里數都不合。如為唐都，則又與《新唐書》所云「北倚阿羯田山」不合，且城中不見唐代遺蹟、遺物。因此，於什格提只能是龜茲國幾大城之一，與克拉馬克沁相同，雖為三重城，而不是王都。 另一城為沙雅北英爾默里北10公里羊達克沁大城，城亦為三重。我在1928年前往考察時，城牆已圮。現僅存城基，全為夯土所築，殘高約1米，北牆略存痕跡，大外城周約3351米，內城周約510米，中有高低土阜一線，想為當時建築物傾圮之堆積，內城與外城中間尚有一城，北牆基址不明顯，城中沙堆累累，地面全已鹽鹼化，檢視無一遺物，連陶片亦不可得。本地人傳說：「此為韃子城，已二千年了，穆罕默德出世前即已有此城。」言雖無稽，然就此城的構築特點，應早在3至5世紀。據《魏書》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現此城在沙雅北30公里，而沙雅距庫車白山110公里，減去至沙雅里數，則此城距白山為80公里，與《魏書》所記延城裡數大致相合；又《晉書》說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此城中間一線高地可能為當時塔廟區域。《隋書》說都城方六里，現此城周約3公里余，範圍亦大體相當。因此《晉書》、《魏書》、《周書》、《隋書》所記龜茲國都可能即指此城，與《大唐西域記》所記龜茲大城顯非一地，彼為唐時新都，此為北魏時舊都也。 至於何時遷至此地？何時又返回庫車？我們目前尚無直接證據。但據《水經注》稱故延城，則北魏時已不都庫車；《晉書》稱其城三重，則到晉時已遷都此地；而皮朗舊城中不見魏、晉以後遺物，是必在魏、晉時已他遷了。現查新和沙雅西部古城遺址甚多：從雀爾達格以南直到沙雅附近渭干河沿岸，大小古城和遺址無慮數十，而出土物從漢到唐各代都有。可能這一帶在魏、晉以後，是龜茲國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這些古城經考查可以證明，是唐代的，均是小城，而城郭均完好。例如通古巴什是其一例；而大城如於什格提、羊達克沁大城均不見唐代遺物城，為土築而牆壁無存，顯然為唐以前者。故龜茲王都遷回庫車，可能在隋、唐之際。 龜茲都城由漢時延城到唐時伊羅盧城幾經變遷，我們從東西交通路線上亦可得到旁證。西漢時通西域有南北兩道，南道起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即由今日的若羌、且末經和田而至莎車；北道起「自車師前王庭傍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即由今日吐魯番經焉耆、庫車而至喀什。故當時和田居南道之中心，庫車居北道之中心。不僅如此，龜茲又當漢通烏孫的樞紐，如常惠自烏孫返，烏孫公主女由長安返烏孫均過龜茲。今庫車皮朗舊城，正當這一通道線上。魏、晉以後重開中道，據魚豢《魏略》，「中道」由玉門關西出，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故樓蘭即今羅布泊西北「樓蘭故址」。由此至龜茲，必是沿塔里木河西進，轉循渭干河而至龜茲。羊達克沁大城適在此一線上。中道至此與北道合，仍沿塔里木河、喀什噶爾河而至疏勒，這是漢通西域捷徑。後漢班勇所謂「西當焉耆、龜茲徑路」是也。故當時龜茲與疏勒、于闐交往常密，晉釋法顯往印度取經「由烏夷轉西南行至於闐」，可能經過了龜茲。隋、唐之際，北道復開，貞觀初高昌內屬，往西域者轉取道伊吾，經高昌、焉耆而至龜茲，即玄奘所行之路。從玄奘路過荒城，距北山僅四十里；看來，當時龜茲王都必已復返至庫車，是時龜茲北與突厥為鄰，東與焉耆接壤，而庫車復居北道之沖，東西交往頻繁，不久安西都護府亦移至庫車。而龜茲都城即皮朗舊城遂又為西域政治經濟之中心地。宋、元以後政治中心北移，庫車昔時之地位遂失。 以上所述，僅是對龜茲都城問題作一初步探索。俟將來地下有更多的材料出現，我們再作最後的修正或補充。 （本文作於1962年6月1日，原載《文物》1962年第7、8期） 漢文寫本殘紙簡釋 （一）李明達借糧契殘紙 出通古斯巴什舊城中。長27.7、寬17厘米。起「大曆」訖「為限不」。文云： 大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明為無（無）糧用 遂於蔡明義邊使青麥一石七升（斗） 粟一石六升其麥限八月內□□□ 付其粟限至十月…… □麥一取上好…… ……如取麥已…… 如為限不…… 按大曆為唐代宗年號。大曆僅十四年，十五年為德宗建中元年，是時西域人尚不知，故仍用大曆年號。蓋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後，聲聞隔絕不通者十餘年，至建中二年，安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遣使間道奉表，聲聞方達。李明達、蔡明義皆為漢人，由內地遷往龜茲，以耕種為業，此紙述李明達向蔡明義借麥粟，四月出借，八月、十月分別償還。按四月青黃不接故出借，八月、十月秋熟，故分別還償，情形與內地同。其借貸方式如立契款式等，均同於內地。與此紙同時出土者尚有鞋履及裐之類，皆漢人服飾用品，故此城為唐代漢人所駐之城也。 （二）白蘇畢梨領屯米狀 出土地同上。長25.5、寬8厘米。起「歷十」訖「五ND242」。文云： □歷十四年米□□（數）三月二十三日白蘇畢梨領得 □屯米四斗NB272（面）壹碩捌斗NB271壹 □油叄滕 醬□滕酢五滕 按「歷」字上半缺筆，可能是「歷」字。則「歷」上應是「大」字，唐代年號有十四年者，唯以大曆年號為近似。在年月之間又中綴「米□數」三字，不知何義。白蘇畢梨當為人名，首冠白字。據《新唐書》雲，「龜茲百姓白」，則白蘇畢梨當龜茲國人。「領得屯米……」疑白蘇畢梨亦為屯田戍卒。據《資治通鑑》云：「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西、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卷二百二十三）按自武周長壽元年王孝傑恢復四鎮後，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則糗糧供給必賴屯墾。現在渭干河舊河床沿岸，尚可見唐時屯墾遺蹟。不過自安祿山之亂後，邊兵被征入援，廣德後，吐蕃取河隴，中外隔絕不通，屯田戍卒乃用本地人充之，由此殘紙可得一證明也。 （三）將軍妣閏奴烽子錢殘紙 出土地同上。長22.5、寬4.2厘米。起「將軍」訖「□抄」。文云： 將軍妣閏奴丙午年烽子錢五佰文支付…… 大鋪丙午年三月十一日王（？）思□抄…… 按此文稱丙午年，以干支紀年而無年號，必唐在西域已失統治勢力，故此紙當在唐末或五代時所寫。時回鶻人已入新疆，龜茲亦已屬於回鶻，文書雖仍用漢文，但不奉內地正朔，故以干支紀年，回鶻、蒙古均如此。妣閏奴亦非漢人名字，「烽子錢」疑為供給烽卒之柴草費。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卒，知文書符辭轉牒。」（《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頁八，胡注）據此，「烽子錢」為擬派給烽子之柴草費，大鋪當是烽子，王思□疑為烽卒，而將軍妣閏奴或即其烽帥也。回鶻制度，多取法於唐，此其一例。 （四）楊思禮殘牒 出拜城克孜爾明屋佛洞。長14.2、寬11.4厘米。起「磧行」訖「被問依」。 磧行軍押官楊思禮請取…… 闐鎮軍庫訖被問依…… 更問 按此殘紙為押官楊思禮赴于闐鎮軍庫文書，惜多殘破，僅存兩行，然亦足夠珍貴。第一行首「磧」字旁，有一「V」，為倒字記號，則「磧」上當有一字，仍著向下記號。然磧上何字？我以為是「西」字，蓋指磧西行軍，且亦因沿磧西節度使而得名。《唐六典·兵部》云：「其西曰磧西節度使。其統有安西、疏勒、于闐、焉耆為四鎮經略使……」（卷五，頁八）又據《唐會要》：「安西四鎮節度使……開元十二年以後，或稱磧西節度使，或稱四鎮節度使。至二十一年王斛斯除安西四鎮節度使，遂為定額。」（卷七十八，頁十三）按《資治通鑑》稱：「開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為有磧西節度使之始。以後趙頤貞、蓋嘉運均領斯職。開元二十七年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斯可汗吐火仙，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褼與拔汗那王阿羌爛達干，潛引兵入恆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威鎮西陲。」（《資治通鑑》卷二一四，頁二一、二二）由此知開元二十七年安西都護仍兼磧西節度使之號。此紙「磧」上如為「西」字，則磧西行軍押官必指開元間安西都護與突騎施相攻時之行軍押官。唐制一軍分若干隊，每隊有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通典》卷一四八，頁六）。而楊思禮即磧西行軍中之押官派往于闐鎮軍庫取械，並已辦訖呈報之文書，觀下文「于闐鎮軍庫訖被問依」之語可證。是此紙當為唐開元時所寫。其次，此紙「闐」上缺字，按闐上當為「於」字。于闐鎮為安西四鎮之一。《新唐書·地理志》云：「咸亨元年，吐蕃陷安西，因罷四鎮。長壽二年復置。」（卷三三下）按四鎮即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初設都督府。龜茲為龜茲都督府，于闐為毗沙都督府，焉耆為焉耆都督府（後移置碎葉），疏勒為疏勒都督府，統屬於安西都護，並以唐兵三萬戍之（《通鑑》天寶元年作二萬四千）。開元中復置磧西節度使，統攝四鎮。所以南備吐蕃，北防突騎施。每鎮設有鎮守使一人，戍卒若干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略云：「又從蔥嶺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國自呼名伽師ND032離國，此亦漢軍馬守促。又從疏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即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多集處。又安西南去于闐國二千里，亦是漢軍馬領押。又從安西東行至烏耆圖（即焉耆國），是漢兵馬領押。」（《敦煌石室遺書》第一冊）按慧超往五天竺國，返過四鎮，為開元十五年，據稱：「於時節度大使趙君」（同上書引）蓋指趙頤貞。稱四鎮均有漢軍馬領押，可證四鎮均有戍兵。又貞元四年悟空由天竺返唐過四鎮，時疏勒鎮守使魯陽、于闐鎮守使鄭據、安西四鎮節度使郭昕、焉耆鎮守使楊日祐（見圓照《新譯十地等經記十力經》序）。據此是唐代四鎮制度，自開元至貞元其制不變。此紙稱于闐鎮軍庫，必為于闐鎮儲藏軍械之所。不過於闐鎮遺址尚未發現。 （五）楊□亨課程錢殘紙 出庫木土拉佛洞中。長18、寬34厘米。現存下半段。漢文字兩行，蒙文字三行。第一行為漢文「……十年二月吏楊□（道）亨廷」；第二行為新蒙文；第三行為漢文「……分課程NDC23（錢）」；四行、五行仍為新蒙文，皆用活字排印。新蒙文為元至元六年八思巴依據藏文字母製成，除錢幣及文書應用外，民間並不通行。此紙與古維文土爾迷失的斤賣地契同出庫木土拉佛洞中，必為同一時代之物。自成吉思汗滅西遼後，此地已屬於元朝，故一切公文程式悉遵元式也。 （以上節錄自《塔里木盆地考古記》） 釋劉平國治關城誦 出拜城東北約100公里，喀拉塔格山麓、博者克塔格溝口岩石上。鑿字者凡二處：北為題識，有字處長18.3、寬16.6厘米。三行，第一、二行各四字。第三行三字，隸體，每字4.2厘米見方；南為誦文，有字處長48.3、寬40厘米。隸體，每字約3.4厘米見方，凡八行，行十二字至十六字不等，鏤刻頗工。按此碑為清光緒三年劉錦棠部將徐萬福所發現，並椎拓若干紙，傳播於世。葉昌熾、王仁俊均有釋文（見王樹蒧《訪古錄》），王樹蒧《訪古錄》及羅振玉《西陲石刻錄》並錄其文。但諸先生未親至其地，又字跡漶漫，因多推測之辭。現碑文又損毀若干字，原拓本更為模糊。余於1928年親至該處，考察形勢，並手拓數紙。知前人頗多誤解，例如葉昌熾作「劉平國開道記」、《訪古錄》作「漢烏壘摩岩石刻」皆不真確。今據余之實地調查，參合舊拓，重釋如下： 題辭 京兆長□ 淳于伯隗 作此誦 按葉昌熾釋文第一行「京兆長」，第二行「淳于伯隗」，第三行「作此誦」。王仁俊釋文第一行「京□□」，第二行「淳于□」，第三行「作此誦」。按現拓本第一行四字，長下尚有一字；第二行四字，淳于下當有二字，王誤。《訪古錄》釋：「首行第一字似『烏』，第二字當是『壘』，第三字缺，當是官名」，完全錯誤。按題辭第一行「京兆」二字甚明晰，為何誤解為「烏壘」二字。第三字我疑為「長」字，第四字剝蝕不可識，可能是「安」字，或「陵」字。因長安長陵後漢皆屬京兆郡，言淳于伯隗為京兆郡長安縣或長陵縣人也。《西陲石刻錄》直釋為「安」字，未知何據。又第二行，《訪古錄》釋為：第一字是「淳」，第二字「誦於」，第三字缺，當是人名，或雲即誦文忠建字，此又大謬。「淳于」為姓，二字相聯，極為清楚，為何中間夾一「誦」字？此雲作誦，即後人作名之義，為何誤為誦文忠耶？又題名在誦文北首，相距約1.6米，乃作誦人自題名，並非造關城之人，而《訪古錄》稱為額文，非是。 誦釋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廿六日發家 從□人孟伯山狄瞤瞣趙□瞡□羌 （石）□□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 關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扣日 □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 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紀此東烏累關城皆 將軍所作也□披□ 此碑自發現後，各家解釋頗多臆測。今按實地勘查及新舊拓本作一辨訂。第一行「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各家及新舊拓本皆同。「以七月」新拓本模糊。「廿六日發家」各家所釋不同，葉昌熾作「二十九日發家」，王仁俊作「廿六日發」，「『從』下葉昌熾、王仁俊均作『秦』字，今石本剝落，毫無形似」（《訪古錄》引），除此字模糊外，餘八字尚可辨識。「趙」下四字均模糊，葉作「當卑車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州亭得」；《訪古錄》作「□□□程何□□六人共來升□□□」。按據新舊拓「程阿□等六人共作」九字，尚可辨識，余均不清晰。《訪古錄》「阿」作「何」，「孔」作「升」均誤，新舊拓本此二字頗明晰。第四行葉作「寸谷關八月一日始斫（一作鑿）岩作比（一作孔）至八日」；王作「旨谷關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訪古錄》作「□□□關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西陲石刻錄》作「谷關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至十日」。按據新舊拓本，只有「關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十字尚可辨識，余字均不清楚。「關」上「谷」字不確，「孔」下「至」字不類，下一字缺，「日」字疑為「皆」字下半，各家所釋均臆測。葉作「斫岩作比」，王作「作山石」均誤。現「斫岩作孔」四字頗清楚。我於1928年前往調查時，在西岩刻字附近，發現一石孔，圓徑周約1.6、深約1.3米；又溝東半山岩，亦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必為鑿岩遺屑。古人在此建關，在岩石上鑿孔，以安木閂或柵欄，日開夜閉，以稽行人、御外敵，若非親見，竟不識碑文中鑿孔之義也。第五行葉、王均作「以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十三字，按現拓及舊拓「萬」字可見其仿佛，「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尚清晰可辨，余均模糊。《訪古錄》「宜」字下無字，第六行葉、王均作「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十四字；《訪古錄》作「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二日」十三字。按現拓及舊拓「孫」上似有一字，可能是「子」字，「宜子孫」為句。「十二日」各家均同，按現拓「十二」二字不清晰。第七行「酉」上亦缺一字，按碑文八月甲戌朔，則十二日為乙酉，酉上當是「乙」字，二上當是「十」字。如碑文八日一日開始鑿孔，十二日完工，按此是鑿孔設關，並非鑿山開道，《訪古錄》誤也。第七行葉作「乙酉直建紀此東烏壘關城□」；王作「乙酉直建紀屯烏累關城比」，按現拓作「」，王作「比」，《西陲石刻錄》及《訪古錄》均缺。按新舊拓「城」下為「皆」字，甚清楚，與下文「皆將軍所作也」為句。第八行葉作「將軍所作也披」；王作「將軍所作也從掖」。按現拓本「也」字下不全，「披」字尚清楚，「□披」疑為刻字工人。在設關住處往南約30公里，克衣巴雜附近，有古城遺址，以城中所出陶片證之，為公元2世紀所遺。與東烏累、關城修建年代相當，必為同時所建。若然，則劉平國既建烏壘又建關城。故碑文云：「皆將軍所作也」，各家釋此，均略去「城」字，似未允當。 又碑文中有「東烏累關城」字樣，《訪古錄》遂謂劉平國所治之關城，即烏累國之關城，又謂其國屬地當北至今拜屬之明布拉克山，而建關於此。按烏壘國在輪台之東策特爾南，決不能至龜茲北境建關。又此關在龜茲國東、烏壘西北，此若是烏壘國之關，當雲西烏壘關，不得雲東，《訪古錄》誤也。 又王國維《劉平國治□谷關頌跋》云：「蓋治關之誦本至『紀此』二字而止。東烏累以下因此關而旁記前作他關事，非此關又名東烏累也。」（《觀堂集林》卷二十，頁十一）。按王國維以「紀此」斷句，文義雖可通，但不如以「紀」字斷句，「此」字屬下文，文義較妥。碑文云：「十二日乙酉直建紀」，此處紀字雖可解作記事，但不如解作紀綱或次序較妥。漢歷每日之下紀建除並所值神殺，「歷家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凡十二日，周而復始，觀所值以定吉凶。」（《協紀辨方》引《曆書》《流沙墜簡》釋一，頁八轉引）此言「直建紀」言十二日正輪次「建日」也。《淮南子·天文訓》言：「建除滿平主生」是「建日」為吉日，利於修建，故碑文言之。至是文義已完。「此」字當屬下文，與「皆」字相應。「此東」為一逗點，言此關之東，尚有烏累與關城，皆為將軍所作，烏累疑指博者克拉格溝水畔之石壘，以其色黑故稱烏累，與「白屋」、「紫塞」、「黑城」以建築物之顏色而得名者，同一意義，並非此關之名稱，與西漢時輪台東之烏壘國為漢都護駐所毫無關係。關城當即指克衣巴雜附近之舊城，名黑太克爾，義謂漢人城，城距建關處約30公里，在關之南偏東，均旁博者克拉格溝水，沿岸之石壘亦在此線上，因溝旁均為石磧，不適宜於建城，故建關於溝口，而建城於平野。我又根據城中陶片，斷為公元2世紀之遺物，是城與關修建時代約略相當（設關在永壽四年，公元158年）。因此，則此城與關及沿岸之石累，必為同時所建。如關為劉平國所建，則此累及城亦必為劉平國所建。碑文「皆將軍所作也」，用一皆字，可證劉平國不僅作關，還作城與累，故用「皆」字以統之。王氏未見原拓本，認為城下缺字當是「亦左」或「並左」二字，今據舊拓，「皆」字甚明晰，王氏誤也。 其次談到烏累與烏壘國問題。《新疆訪古錄》及王國維均以烏累由烏壘國而得名。《訪古錄》謂此地即西漢烏壘國所建之關，當然錯誤，已見前條。王國維謂東漢時莎車王賢分龜茲為烏壘國，烏壘仍屬龜茲，故仍有建關之事，但未說明東漢時劉平國所建之東烏壘國究在何地，今以時考之，似不相及。莎車王賢滅龜茲，分龜茲為烏壘國，是建武二十二年事（公元46年），劉平國建關，為永壽四年事（公元158年），相距112年，如劉平國在莎車王賢時曾為之建關，則劉平國當時至少有30至40歲，至建博者克拉格溝之關時，劉平國當已有150歲左右，恐劉平國無此長壽也。今不從。 （原載《塔里木盆地考古記》） 古代于闐國都之研究 據我國傳記所載，于闐都城之名，《漢書》及《後漢書》作「西城」，《魏書》及《唐書》作「西山城」。《漢書》落「山」字乎？抑《唐書》多「山」字乎？現已無可考。但據其所述都城四周之形勢，蓋為一地，且均為于闐之都城也。故今討論，仍以西城為題，欲求西城位置，當仍以地形即河水為討論之中心也。 《魏書·西域傳》于闐條云：「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中略）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 按《魏書》雖為北齊魏收所撰，至宋時已殘缺不全。後人多取《北史》補輯而成。今《西域傳》之文多與《北史》相合，是亦必取自《北史》。但《北史》城西之達利水作「十五里」，不知是否「十」字上落「五」字。又，《北史》與《周書》均作於唐初，而《周書·異域傳》于闐條，無首拔河之記載。其文曰：「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俱北流，同會計戍。」 今參合《北史》、《周書》、《魏書》之文，各有歧異之點。其城西之水，《魏書》作五十五里，《周書》、《北史》均作十五里。《魏書》、《北史》記城東有首拔河，而《周書》則無之，已見上文所述。而《北史》、《魏書》均雲樹枝水一名計式水，與《周書》所稱達利水，與樹枝水俱北流，同會計戍，顯有差異。《周書》之計戍，當即《北史》之計式，而《北史》以樹枝與計式為一河，《周書》則為兩河，必有一誤。據《通典·邊防》于闐條小注云： 于田河，名首拔河，亦名樹枝河，或雲即黃河也。北流（原誤海）七百里，入計戍水，一名計首水，即蔥嶺南河。同入鹽澤。 按《周書》、《北史》作於唐初，時西域之情形尚不明，記載或有乖訛。至杜佑作《通典》，杜為唐玄宗、肅宗時人，唐朝勢力正拓展西陲，而杜佑族子杜環又佐高仙芝西征，見聞自確。而當時遊方僧侶，率有記載，材料益富。故《通典》所述，當比較可據。若此，則《北史》城東三十里之首拔河，亦即城東二十里之樹枝河，「枝」必為「拔」字之誤，而「三」又為「二」字之訛。據《通典》所云，是城東只有一河，計式水當別為一河，即《通典》所稱之蔥嶺南河也。《北史·龜茲傳》云：「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與《通典》所稱「北流七百里，入計戍水」，以距離言之，相差不遠。則樹枝河北流所入之計戍水，亦即龜茲南三百里之計戍水，即今之塔里木河，與樹枝河即和田河不可混為一河也。上述古代之水路既明，則轉述近今之河流。在現和田城東，有玉龍喀什河，西有喀拉喀什河。據《新疆圖志》，現和田城，名伊里齊城，距玉龍喀什河八里，西距喀拉喀什河五十里。又二十里渡雜瓦河，至雜瓦驛。是由和田城東之玉龍喀什，至和田城西之喀拉喀什，共五十八里。若較《周書》城西水，與城東水距離，為三十五里，太少。若較《魏書》城西水五十五里，合城東水三十里，則為八十五里，太多。若以「三」為「二」字之誤，亦七十五里，亦超出今之玉龍喀什河與喀拉喀什河相距之數。若吾人以現和田城之位置，即古于闐都城，形勢雖相合，而兩河之距離則不符約二十里，是必有為吾人所宜研究之點者在也。 近某些歐洲人及日本人，研究于闐都城問題，均自現有兩河之距離起算，而白井長助君，依據桑原騭藏氏意見注58，根據《新疆識略》所載喀拉喀什城，至伊里齊城之距離七十里，以求合《魏書》五十五里，與二十里之合。於是，遂以喀拉喀什河，為《魏書》城西之達利水，以玉龍喀什河為城東之樹枝河，在其中間求于闐國都城。實則此項推算，是錯誤的。喀拉喀什城，即今墨玉縣城，在和田城之西北，不當孔道。據《新疆圖志》，和田城西北七十里，喀拉喀什城，為和田支路，且在兩河駢行中間，不能以東南西北為斜對之計算也。故白井長助之推算，實不合理。 斯坦因氏，在和田西約3公里姚頭岡處，發現古址。於是基於《高居誨行記》所見河水與都城之距離數字，以姚頭岡比測為于闐國之古代都城注59。按斯氏之引《高居誨行記》，系引自《圖書集成·邊裔典》所記。文云： 晉天福中，高居誨從使于闐為判官，作記紀其探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 斯坦因氏推測白玉河為玉龍喀什河，烏玉河為喀拉喀什河。以綠玉河為今新河，由此而勘定於闐國都之位置，為即今姚頭岡所在地。日本人白井長助亦贊成其說。但細察之，亦不免有矛盾之處。《圖書集成》所述高居誨之記載，與《新五代史》及《文獻通考》所引河之名稱雖同，但《新五代史》無里數，則《圖書集成》所引高居誨載三河之里數，是否可據，為一問題。且與《魏書》所載兩河相距之里數不符。蓋《魏書》兩河相距，為七十五里，而此則五十七里。白井長助疑為明、清人據今地形添增而成，不無可能。今據河水裡數之推測，以定姚頭岡為古代于闐國都，證據殊嫌薄弱。白氏質疑其稱引，而贊成其都城者何耶？且姚頭岡周圍亦不過二三里，亦無城牆遺址可尋。今以所出古物證之，以陶器為最多，皆墓中之物。據當地人云，從前曾出大量人骨。據此，姚頭岡為古時墳地，並非古城遺址。且於闐為大國，《新唐書·西域傳》亦明言城方八九里，今地實不足以當之。故就考古學上說以姚頭岡為都城，亦無根據。因此，吾人對於于闐國都，不能不另求他地以實之。 以河流為依據，研究國都，其方法不能謂不善；但河流可時而變更，若以現在之河流所經行者，指即古代之河流，殊嫌疏略。在西域各地，流沙漫衍，水道倏改，今之所見者一揆之於古，往往不合。故吾人研究于闐國都，若以河流為依據，則古時河流情形，有無變遷，亦必須加以研究也。 次述我之踏查經過。我於1929年夏，到達和田。初聞此地有古城二，一在和田城南15公里，名什斯比爾。一在城北20公里，名阿克斯比爾，牆基猶存。我先訪阿克斯比爾。於6月12日下午，由和田出發，東渡玉龍喀什河，至玉龍八雜。轉北行，約12.5公里，至吉牙八雜。北東行，約5公里至下吉牙。休息數日，繼續向東北行。旁有干河川，北行入沙，流沙開處，瓦礫遍地。復東北行，瓦礫益多，街衢巷陌，尚可辨識。約行10公里，過一土墩，墩巔尚留房屋遺址，中夾炭渣，顯被焚毀者。在北有一大幹河川東北流。復逆干河北東行，兩旁胡桐密織，古瓦礫甚多，表示為古時河流所經過。傍晚住於可可達坂。次日，由達坂西行，約10公里，至姚瓦克，為一廟基。有塔高約33米，中空，上圓下方，為土坯所砌。東西有角門可入，外繞以圍牆，圍牆高1米許。在北遺存泥塑殘件甚多。為今春被德國人椿克爾所盜掘者也。轉東南行，至蘇牙小路，復沿干河，沙磧重疊，時斷時續，轉東南，至阿克斯比爾。西北距姚瓦克，不過15公里，行7小時，蓋跋涉沙磧之難也。阿克斯比爾，原在沙磧之中間，瓦礫遍地，城西北之街衢巷陌，尚可辨識，現城牆只余北段，長約33米，高3米許，半為沙所掩。因天氣熱甚，未及工作。但此一帶瓦礫面積之廣，可以證明為古時最重要之一地。而所有古址，皆在干河兩岸，南北散布，約10公里以上，如阿克斯比爾、特特爾以及沙磧中之瓦礫場，皆在干河東。姚瓦克可可達坂瓦礫場，以及北30公里之准博爾古址，皆在干河西。若此，則此干河與阿克斯比爾必有連帶之關係，而為吾人研究于闐都城之注意點也。又在阿克斯比爾東南約10公里處，為大庫木提，為當地人掘玉石之所，旁有干河川一道。由鎖洛窪莊分出，東偏北流於項格爾巴雜西，阿克斯比爾東，直東北流。河床高約7米，寬約0.5公里，兩旁沙磧迤邐，斷續不一。現水已干，惟有泉水南流。當地人即在河中掘取玉石，最佳麗者為白玉帶皮者，俗稱羊脂玉，以言白潤如脂也。現不多見，亦無開採者。據云，此干河直通旦當，沿干河中，均有玉石。在干河兩岸，瓦礫地正多，頹垣遍野，為當地人在此一帶拾金子之處，由庫馬提干河，距阿克斯比爾西之干河，約10公里，本地人相傳雲在千年前，玉龍喀什河由吉牙分出，流於阿克斯比爾之西，轉北東流入河，此干河即其故道也。後水北流，此河遂涸。 今據我之踏查經過及傳說，是玉龍喀什河，已西徙10餘公里。則推測古時于闐城東之樹枝河，宜以此二干河為標準，不能以現行河流為標準也。據《魏書》及《周書》，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今假定以阿克斯比爾為于闐故都，則庫馬提之干河，即古時之樹枝水，亦即《高居誨行紀》中之白玉河。以距離言之，亦頗相合。蓋庫馬提，距阿克斯比爾約近10公里也。樹枝水確定，則城西之達利水，亦可同時確定。現喀拉喀什河，距現玉龍喀什河約15公里。若計至玉龍河舊道，適25公里許，與《魏書》所云城西五十五里之大水名達利水，亦頗吻合。則喀拉喀什河為古達利水，亦即《高居誨行紀》中之烏玉河。喀拉喀什亦即墨玉之意。因此，則喀拉喀什河，為《魏書》之達利水，亦可確定。至於吉牙北分出之干河，疑即《高居誨行紀》中之城西綠玉河，因此二干河，本為一河，即玉龍喀什河，初流經庫馬提，後又由吉牙分出北流。故至唐末，形成三河。而在唐以前，則仍為兩河。故吾計算兩河距離，仍以庫馬提干河，與喀拉喀什河計算。今以庫馬提與阿克斯比爾橫斷至喀拉喀什河，其距離適為37.5公里。與《魏書》中之樹枝水與達利水之間之距離相合。因此，則阿克斯比爾，由兩水之證明，即北魏與唐時于闐之西城或西山城，諒無可訾議之處。在阿克斯比爾附近數十公里內之古址，即瓦礫場，亦可表明此一帶為當時于闐文化政治之中心區也。 既以河流為中心，敘述國都問題，次則附述與河流有關之方位問題。古傳記中關於于田河流之方位有不可解者。例如，《水經注》卷二云： （于田河）南源導于田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徑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於河。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云：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用以溉田。 按據《水經注》及《大唐西域記》，有甚難解之方位名詞。一為于田河之南源。按南與北對，據《水經注》例所敘水源，皆以枝派流經之方位而言，則南源者，應即和田河上流之南枝也。必尚有西源或東源，而《水經注》均無記述。又事實上和田河，實為兩源。一為喀拉喀什河，源於帕米爾東流入于闐境，轉東北流。一為玉龍喀什河，源於于田南山。北流，至托窪克，與喀什河會為和田河。則《水經注》之南源者，指樹枝水也。一為《水經注》之和田河西北流，注於河。及《大唐西域記》之王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按如以阿克斯比爾為王城，則阿克斯比爾之東南50公里，並無大河，且均為西北流之河水。近《新疆圖志》以于田河（即克里雅河）當之，距離太遠，且與于闐無關係。而玉龍喀什與喀拉喀什，均為北流水，舊時為東北流之水。然則，《水經注》與《大唐西域記》究何所指也。今兩書所述均同，諒非誤字，亦非抄襲，是必別有原因也。至此，則應注意和田人關於方位之觀念。 我由庫車經沙磧之和田極北地，往托窪克，先問道於牧羊人。牧羊人云，沿河東行，即是。實則托窪克在其南，我們整一日均沿河南行也。又如我住河之東岸，彼等則云：「你等住在北岸。」又如彼等云：「由伙什拉什往東，至托窪克，東南至額瓦提。」實則為南至托窪克，西南至額瓦提。初以為當地人言之偶誤，續因所詢皆如此，乃詢問其究竟。據說，此地分方位，以河流為主。河陰為北，河陽為南，此河皆南北流。因此，遂以南為東，以東為北，以北為西，以西為南。非以指南針之所指定方位也。 如上所舉者，為當地人對方位之一般習慣稱呼，且相沿已久。據此則《水經注》與《大唐西域記》所記河流之方位，蓋本於當地人之稱呼習慣，或得之於本地人之所傳說，如現今和田人之方位觀念也。故稱河水為西北流，實則東北流也。而所謂南源者，實則西源也。所謂王城東南者，實則為王城西南也。設此推定不誤，則《水經注》與《大唐西域記》之難解的水流方位問題，皆可得一解決矣。又以一事證之。我在前面說本地人稱托窪克在和田河之東後，檢民國五年參謀部出版之新疆五十萬分之一的輿圖，繪托窪克於麻札塔哈之東，而實則托窪克在麻札塔哈之南。初不知民國五年參謀部地圖之如何錯誤，後方知新疆修志，是據本地人所言而繪，並非實地測量，而本地人以南為東，遂以致誤也。再舉一故事，《大唐西域記》述于闐建國之傳說，稱東土弟子，流徙居此東界，印度無憂王遷其豪族，出雪山北，至此西界注60。而《西藏傳》亦記述于闐建國類似之傳說，稱：「中國之王子，瞿薩旦那，率一萬人赴西方，來至和田之Me-Skar，當時印度達摩阿輸迦王之宰相耶舍率七千人來自於田河之下流。後瞿薩旦那之從者於南方訪見宰相耶舍之幕帳，於是瞿薩旦那乃率從者，來至於田河南，Hang-gu-jo地方，與耶舍會見。」注61其所稱之王名，與《大唐西域記》所述之同異問題，暫置不論。現就其所述方位言之，則彼此互歧。《大唐西域記》之東土帝子，無疑即是《西藏傳》所述之中國王子瞿薩旦那。《西藏傳》記述之印度達摩阿輸迦王宰相耶舍，無疑即《大唐西域記》中無憂王所遷出之豪族。《西藏傳》又云：「瞿薩旦那與耶舍和睦之後，瞿薩旦那之中國從者，居于于田河下流及Mdo meskar與Skamshed之上部。宰相耶舍之印度從者，則居于于田河之上流，與Rgya及Kongdzeng之下部。兩地中間，為中國人與印度人雜居。後乃共築一城。」觀此節所述，亦是以和田河之上流為南，下流為北。而共築之都城，即在河流之中間。然則《西藏傳》與《大唐西域記》所記有異乎？非也。《西藏傳》之下流（北方），即《大唐西域記》之東。《西藏傳》之上流（南方），即《大唐西域記》之西。蓋《大唐西域記》本指南針之方向而言，而《西藏傳》本地人以河水分方位而言也。若此解釋不誤，則《水經注》及《大唐西域記》之大河西北流，可以得其解釋。即所謂西北流者，實即東北流也。同時，在《大唐西域記》中所舉者，尚有二廟：一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昆盧折那阿羅漢建也。一為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褾伽山，於崖谷間建一伽藍。今若以阿克斯比爾為國都，向南或西南10—20公里以內，尋覓廟基及山丘，均不可能。若以西南或南作當地人之水位方向解，則在阿克斯比爾西北有二古廟基。一為姚瓦克，一為可可達坂之古址，均距阿克斯比爾約5公里，或10公里，與《大唐西域記》所述之里數相符。惟《大唐西域記》之瞿室褾伽山，在和田西北一帶，實無此山。故斯坦因乃轉求之烏雜提對面之山注62。我意當時于闐人所稱之山，非必石與土方稱之為山，即沙堆阜亦可稱之為山。若是，則可可達坂之沙阜，亦可謂之為山也。例如《大唐西域記》所述之葛勞落迦城故事，其實為一大沙堆阜，但因其形勢，亦稱為山。故我疑瞿室褾迦山，亦是類此之沙堆阜也。 以上所述，皆以本地人水流辨方位之說，推測古傳記中所記方位之與今地方位之不合者，若此說可立，則我之以阿克斯比爾為于闐國都，得不少佐證也。總之，真實之地形方位，有與記載不符且互歧者，如《後漢書》稱蔥嶺以東，惟于闐、鄯善最為強大，是于闐在蔥嶺以東也。然《魏書》則云：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里，誰是而誰非耶？《漢書》于闐南與婼羌接，《魏書》則云：于闐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將誰是誰非耶？至此，若以本地人稱呼之方位，以南為東、以東為北而解釋之，則不能不疑為《魏書》之所本，實則與《大唐西域記》所記均同也。 按《大唐西域記》所述瞿室褾伽山（唐言牛角山），斯坦因氏指烏雜提對面Kohmarimazar山，為其地。但此地並無寺廟遺蹟，不如玉龍喀什河畔小庫馬提之山為瞿室褾伽山，其寺廟遺址，即當時所建之伽藍，較為合理。但此地在姚頭岡之東南，與《大唐西域記》所述在王城西南之語不合，里數亦不符。白井長助君致欲遷移王城位置，以就斯坦因氏所云，亦非得計。要之，《大唐西域記》所述王城四周之伽藍，其方位不必盡與指南針之方位相合，而多從土語。例如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今由斯坦因氏在旦當鄂利克，發現鼠顯神之畫版，知鼠壤墳在北而不在西，是其例也。故斯坦因氏強指姚頭岡為于闐王城，而在王城西南覓瞿室褾伽山，又在山之西北覓王城，實有未妥也。 （原載《史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 焉耆博斯騰湖周圍三個古國考 一、焉耆國都問題 焉耆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首見於《漢書·西域傳》。法顯《佛國記》作烏夷，《大唐西域記》作阿耆尼，皆指古之焉耆。清朝及民國仍名為焉耆縣，現屬巴音郭楞自治州，州治設庫爾勒，縣治設喀拉沙爾，但古時國都並不在此。《漢書·西域傳》：「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後漢書·西域傳》稱王居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疑南河城或河南城指城的位置言，或漢人所命名，其本名當仍為員渠城。《魏書》萬度歸討焉耆進軍向員渠，是在後魏時國都仍名員渠也。問題是焉耆員渠城今在何地。徐松《西域水道記》指四十里城市東之舊城為古員渠城。我在1928年7月曾前往查勘，舊城遺址在四十里城市東約20公里許，位於一草灘中，名博格達沁。城基尚存，周約3公里，似為土坯所砌。城已荒蕪，葦草叢生，除間有粉紅陶片外，無其他遺物可尋。城西南隅有一大土墩，高丈余，我在土墩上曾拾得開元錢半枚，銅片數塊。由遺物及城牆建築來說，顯為唐代遺址。員渠城為漢代遺址，時代不相及，徐松之言似不可據。然則員渠城究在何地耶？解決焉耆都城所在地問題的最好辦法莫過於根據遺物；其次當求之地形。試以河流為中心探員渠城之所在。《水經注·河水篇》敘海都河與員渠城之關係云：「敦薨之水，……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徑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治員渠城，西去烏壘四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按《水經注》所敘河流，校以今形，略有變化。按左水疑即今小珠勒都斯河，右水疑即今大裕勒都斯河，兩河在山中會流後，出山稱為海都河。東流於喀拉沙爾城西，轉至城東，又東南流入海，與《水經注》稱「右水東南流，分為二水，左右焉耆之國」之語不合。現就實地考察的情況來敘述這一問題。先是我在霍拉山工作時，一蒙古人稱河南岸有故城，願導我往觀。乃於1928年6月尾前往，由霍拉山口向北行，經過兩道乾溝，越一沙嶺而至錫科沁大渠。復北行二十分鐘即至一沙嶺，西北南三面皆大山環峙，中為一平原，沙嶺即突起於平原的中部，海都河流行此嶺之北，錫科沁大渠經流於此嶺之南。有二舊城遺址即建立於沙樑上。一建於嶺之西，作矩形，北牆濱干河邊，已頹圮。南牆東牆尚存約1米多高，南牆長約113米，東牆長約90米，城內滿布石子，不見任何遺物。其東一遺址建在沙嶺北麓沿干河南岸，為一橫長橢圓形，北牆遺址尚存，長468米，中寬48米，兩頭及中間斷斷續續尚有若干土堆和房址，形成一線，間有紅陶片，顯然為古人居住聚落。此外在海都河南岸另有一舊城遺址，牆基尚存，基礎用石累砌而成，南北長約121.2米，東北約90米，城中已開墾成熟地。城西南隅有一土墩屹立，城中間有房屋遺址，在此掘出泥塑佛像殘件。城之東面另有一圍牆，牆高1米，南北長約37.2米，東西約84米，另有牆壁以石為基。兩城中陶片皆作紅色，與沙嶺北遺址中之陶片同。北距海都河約2.5公里地，可望及之。與沙嶺舊城斜對，相隔約2.3公里。北望河北岸舊城歷歷如畫，很顯然這些遺址在古代焉耆國歷史上必有其重要意義。很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在此作較大規模的發掘。沒有地下遺物來作為推斷此遺址性質和時代的根據，現僅能就其周圍形勢作一初步探索。現在沙嶺北遺址旁之干河，據本地人說，此干河上自海都河分出，東南流入海，又博羅海有一沙河亦自海都河分出，流於城西轉東南流，繞沙嶺之西南，下流經錫科沁轉西南流至紫泥泉子入海。如此，是海都河自出山口後，分出左右二支水，環繞此城。左水即沙嶺北麓之干河，流於城北轉東南流者，現查墩渠即為古時水道之標識。右水流於城西，即博羅海之沙河，現錫科沁大渠為古時水道之標識。我在明屋考察時，發現明屋旁有一舊河道，據說即博羅海之沙河由錫科沁西南流至紫泥泉子入海者也。是兩河至錫科沁已合為一河，經明屋西南流入海。此河沿岸遺址如錫科沁舊城及明屋佛寺皆其較巨者。現左右二水均竭，只存海都河本支東流入海矣。由這河流的形勢及遺址位置，與《水經注》所云「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情形完全相合，可能即是古員渠城遺址。當然就現有遺址來說是很零碎，斷斷續續不能得出古城的全部面貌。但時期距今兩千年，河流遷徙沖刷，加以人為的挖渠掘土，古城建築遭受破壞，事實上不會有一完整古城如高昌舊城也。 除此城外，在河北岸尚有一古城。距河岸約2公里，有內外兩城；外城周1140米，內城周360米。城牆只余基址，高1米左右，城內外為水沖刷，地面布滿小石塊，街衢巷陌已不可見，間有紅陶片，與曲惠及阿拉癸溝中相同。時代當較早，本地人名城為唐王城，可能至唐代尚存在也。城北2.5公里處有土阜四處，疑為古代房屋或廟宇遺址，吾人掘其土阜之一，發現殘佛像，蓋亦廢寺也。此城與河南岸舊城遙遙相對，相距不過5公里，疑同屬於焉耆國都。《後漢書·西域傳》稱其王居南河城，有海水出入四山之內，周圍其城三十餘里。《新唐書·西域傳》焉耆條：「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如焉耆國都範圍為三十里，當不是指一城，而是包括海都河南北兩岸所有遺址而言。如所推論不誤，是焉耆占據博斯騰湖西北平原上，適與《通典·西戎傳》所謂斗絕一隅者是也。 二、尉犁、危須國都問題 其次再談尉犁、危須國都所在地問題。如《大唐西域記》所云，焉耆東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當指以兼併尉犁、危須二國而言。在漢時尉犁、危須各自有國，據《漢書·西域傳》雲「焉耆南至尉犁百里」，是尉犁在焉耆之南。又危須條雲西至焉耆百里，是危須在焉耆之東。先談危須。仍引《水經注》所敘敦薨水校以今形勢，來說明古危須國位置。《水經注·河水篇》云：「敦薨之水，……二源俱導。……東源東南流分為二水，澗瀾雙引，洪湍浚發，俱東南流，徑出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董祐誠《水經注圖說殘稿》稱：「今哈布齊垓河東南流，當喀拉沙爾東北，分為二水，合海都河。」董祐誠以現哈布齊垓河當東源是也。但分為二水均入海都河與我所考察者微有出入。當我由哈拉木登往游巴龍台。巴龍台為蒙古喇嘛教聖地。於7月11日發自哈拉木登，向北行約30公里，駐哈布齊垓山口，有哈布齊垓水自山口流出。12日沿哈布齊垓河北行，約35公里抵巴龍台後溝駐焉。此地為三水總匯之區。蓋哈布齊垓有三源，東源為巴龍台水，亦稱巴龍哈布齊垓水，蒙古寺廟及王府建於此水之旁；西源為乃任哈布齊垓水，「乃任」蒙古語西也；正源為烏拉斯太水，出自大山，南流至巴龍台，三水會合南流。出溝口後分為二支，一支東流經何騰蘇木地至六十戶入海。當我由吐魯番赴焉耆途中，路過清水河之西約10公里，有水積為小海子，本地人修二橋以渡行人，即其東支也。不過在秋冬水小，僅能灌地，無餘水入海。一支東南流。在喀拉沙爾附近入海都河，與《水經注》二水俱入湖之情形略異。但以哈布齊垓水為《水經注》中敦薨水之東源，則無可疑。如然，則現清水河為兩國分界線，以東屬危須國地，以西屬焉耆國地也。再征之遺址，在曲惠西北0.25公里許，有古城遺址。牆基猶存，東西98米，南北75.5米，牆高3.3米。城為紅土所築，頂為土坯所砌。城中紅泥陶片甚多，且有紅底黑花之彩陶片，並曾覓得小銅片及鐵塊，亦不見其他遺物。然就紅陶片來說，當為公元前後遺物，疑即漢時危須國都城所在地。除此城外，再無其他遺址可以相當。在北魏時稱為左回，《魏書·西域傳》云：「太平真君七年詔萬度歸討焉耆，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進圍員渠。」左回即曲惠，為一聲之轉。萬度歸由東來，先至左回城，時危須已併入焉耆為左回縣，故萬度歸據之。如然，是危須在焉耆之東，據博斯騰淖爾東北面平原。但《漢書》稱危須西至焉耆百里，現由曲惠至哈拉木登約二百里，所記里數不合。但如由六十戶即哈布齊垓河（敦薨水東源）南入海處起算，則距離約略相當，但此一帶無古蹟。疑《漢書》所稱之百里，指達其國境所言也。 其次再談尉犁國地。古代尉犁國究在何地？是一啞謎。《水經注圖說殘稿》稱：「尉犁正當今布古爾地。」民國年初在庫爾勒南設尉犁縣，皆以尉犁在庫魯克山和天山之南，均與漢時尉犁位置不符。現仍根據《水經注》來探討。《水經注·河水篇》云：「敦薨之水自西海徑尉犁國，國治尉犁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徑連城別注，裂以為田。」據《水經注》所云，校以今形勢，是尉犁在湖之西，沙山之北。現海都河自入博斯騰湖後，復由湖西南隅溢出為孔雀河，西流至哈滿溝入庫魯克山即沙山，轉南流經鐵門關出山口，流於庫爾勒之西，復轉東南流，折東流為庫魯克河，入羅布泊。《水經注》敘敦薨水「自西海徑尉犁國，國治尉犁城」，西海當即指由西海溢出之孔雀河。是尉犁城應在由博斯騰湖溢出西流之孔雀河水以北，即紫泥泉子一帶。沙山即今庫魯克山；鐵關谷即鐵門關，因山中出煤出鐵，舊設有鐵廠，故有鐵門關之稱。再征之歷史，《晉書·西戎傳》稱，張駿疆理西域，以張植為前鋒，敗熙於賁侖城，進屯鐵門關。未至，熙要之於遮留谷，植擊敗之，進據尉犁。賁侖城當即庫爾勒附近之舊城。遮留谷當即哈滿溝中之狹谷。鐵門關疑即溝之狹口處，現稱為鐵關口，豎立一牌坊，上書「古鐵門關」四字。是張植自南來，故先敗熙於哈滿溝，再進至尉犁。是尉犁在哈滿溝以北也。然則尉犁今在何地？試再征之古蹟。 我由哈拉木登考查完後，返四十里城市駐處。7月初，本地以拾金子為業之獵戶那卡，願導我往觀附近之遺址。由此地往南偏西有大道至庫爾勒，沿大道南行約二三公里之地，即遍地沙丘，上生紅柳。在這紅柳冢中時現紅土阜及泥灘，灘上滿布古陶片。土阜有用土塊累成，本地人稱為炮台，實即古烽墩之傾圮者；亦有露出牆壁者，必為古代房屋之遺址，均與沙阜及紅柳冢相間雜。自此地往南至紫泥泉子，西至明屋，東至鹽池，東北至白土墩子，即海邊周約15公里皆為此種沙阜及土堆所散布。本地人每於大風後即往紅泥灘上拾金子及古銅件，多有所獲。我等來此亦隨手拾碎銅片、古錢、蛤貝、石矢鏃、殘瓦鬲、紅陶片等。陶片色紅而粗厚，石矢鏃打制頗細，與羅布泊北岸所拾者同。瓦鬲僅得一足。由於這些遺物出現，可斷定此地確為公元前後之遺址。或在新石器時代末期此地已有居民。又在沙丘之旁，時露出磨石殘塊，及漢「大泉五十」與唐「開元通寶」，是此地自漢至唐代均有居民。由於陶器及磨石出現，及紫泥泉子尚存舊渠道及阡陌遺蹟，可證此地古時又為墾殖區。在此址之南偏東約5公里，地名土子諾克，發掘一古墳，死者埋葬於一寬長之土垣中，並無棺槨，與羅布泊北岸墓葬形式相同。吾人在死者身旁發現銅鏡一、帽飾一及陶器等，皆為公元前後之故物。此遺址鄰於鹽池之旁。由此往東南，地勢低洼，形成一小海子，在湖之西，現已乾涸。疑即《水經注》中所稱之西海，在古時此海與東海相聯。在鹽池西北面有土墩七座，皆用土坯所砌，現已傾圮，然本地人仍在此一帶拾金子及碎銅片等。這些遺址均在鹽池以西，紫泥泉子以北，雖然零星散漫，沒有有規模的古城或建築物；但由其區域之大，散布之廣，必為古時一國之重要聚住區。然則屬於何國？徐松等據四十里城市之舊城，定為焉耆之員渠城。我當初也曾一度同意其說。後在鹽池發掘時，於附近發現一小海子，證明博斯騰湖古為東西兩海。現西海已涸，東海且向北移，當然這是由於海都河改道的原故。所以根據《水經注》，西海近尉犁國，國治尉犁城之語，及歷史事實，可假定鹽池以西紫泥泉子以北之廣大遺址群為古尉犁國也。一者《漢書·西域傳》稱尉犁在焉耆之南百里。如以哈拉木登為焉耆之員渠城，則四十里城市適在其南，距離亦略相當。二者據《三國志·魏志》注，尉犁在三國時已併入焉耆。北魏太平真君時萬度歸討焉耆先據左回、尉犁二城，進圍員渠。則左回即曲惠，左回在東，尉犁在南，而員渠在西，故萬度歸採取了包圍的戰略。三者如以四十里城市東之遺址當焉耆員渠城，則尉犁勢必推之庫魯克山以南，今庫爾勒一帶。當然庫爾勒附近是有二古城，如狹爾亂旦舊城、玉子千舊城，但不能證明為古尉犁城，或許是熙被植所敗之賁侖城，故以尉犁在山南，是與當時情形不合，且亦與歷史事實不符。故不採徐松之說而另行推定。當然真確判斷，必須有待於考古學上之發現，以及地下遺物之印證，吾人今日所論者不過一比較合理之假定而已。 以上是專就漢、魏、南北朝情形作研究，隋、唐以後如何，我想提出幾點矛盾，來作研究這一問題的線索。 國都大小問題。《魏書·西域傳》云：「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國小人貧。……」《周書》、《隋書》焉耆傳均與《魏書》同。《魏書》雖為魏收所作，但多散遺，後人采《北史》補之。但《北史》亦為唐初所作，所引用者必為舊材料，仍然可信。但《大唐西域記》稱：「焉耆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眾流交帶，引水為田……。」《大唐西域記》根據玄奘親歷而作，所言當不謬。然則一稱國小都城方二里；一說國大都城周六七里，究竟誰是？據慧琳《一切經音義》所云：「阿耆尼國……漢時樓蘭、鄯善、危須、尉犁等城皆此地也。或遷都改邑，或居此城，或隨主立名，或互相吞滅，故有多名。皆相鄰近，今或丘墟。」（卷八十二）按慧琳為疏勒國人，稱本土形勢當有所據。惟將樓蘭、鄯善亦並於焉耆恐誤。《通典·邊防》西戎條云：「焉耆今其王龍姓，即突騎（支）之後，盡並有漢時尉犁、危須、山國三國之地，並鄯善之北界矣。」（卷一九二）是在唐初除尉犁、危須早已併入焉耆外，又並有墨山國，而與鄯善接壤矣。疆域既擴大，則國都勢必需要建立在適中之地以便控制全境，不可能仍居斗絕一隅之員渠城也。今以焉耆至龜茲之距離論證，據《漢書·西域傳》，龜茲至烏壘三百五十里，焉耆至烏壘四百里，《水經注》所云亦同。是焉耆至龜茲七百五十里，若由尉犁至龜茲，當為六百五十里。按《漢書·西域傳》渠犁條：「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此條自武帝初通西域以後，均言龜茲事，當為龜茲傳原文；後人移至渠犁傳內。若然，則龜茲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與焉耆、龜茲各傳均合。再以唐人記焉耆至龜茲里數來說，賈耽《道里記》云：「由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共六百三十里。」又慧琳《一切經音義》云：「焉耆即安西四鎮之中是其一鎮，西去安西七百里。」根據此兩則，雖所談距離有差異，但已不是漢員渠到龜茲里數，而與尉犁到龜茲里數相接近，則唐時焉耆國都必已向南移至漢尉犁國境內。或今四十里城市東2.5公里之舊城，為唐時焉耆國之都城也。現由庫車至四十里城市為311公里，合六百二十二里，與唐賈耽所記里數僅差八里，則以四十里城市東之舊城為唐時國都，諒無不合。現四十里舊城周約3公里，與《大唐西域記》所記相合，且有開元錢，亦可證明其為重城也。但《大唐西域記》稱：「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支國，」是從焉耆到屈支有九百里。但玄奘此記不甚清楚，二百餘里到何處，西行平川七百里自何處開始，頗為模糊。渡二大河是哪兩河，頗覺費猜。如丁謙所云以苦水河為界，則到庫車不過四百餘里，也不是大河。我想渡二大河必是指古之海都河及銅廠河。海都河出山後向西流於庫爾勒之西，至渠犁之西即今庫爾楚之南折東南流入塔里木河。銅廠河與渭干河會合後，東流至烏壘城裡（今策特爾南），東南流入塔里木河，如渡最後一道河處，當在烏壘之西，即今策特爾南。據《漢書·西域傳》由烏壘到龜茲也只三百五十里，就如徐松所云：以三字為五字之訛，改為五百五十里，仍沒有七百里。因此我疑《大唐西域記》之七百里，乃指焉耆至龜茲之總數，或七字為五字之訛，不然決不至相差如此之大也。 （原載《西北史地論叢》） 羅布淖爾水道之變遷及歷史上的河源問題 一、羅布淖爾名稱及位置 羅布淖爾為蒙古語。蒙古呼海為「淖爾」，「羅布」是地名。源於唐之「納縛波」。《大唐西域記》云： 由且末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 據此是「納縛波」為國名，在唐初已滅亡矣，故稱「故」。英國斯坦因（A.Stein）於公元1907年，在密遠古堡中發現藏文殘紙甚多；內著錄不少地名，中有名大納布城（Castle of Great Nob）、小納布城（Castle of Little Nob）者。「納布」與玄奘之「納縛波」（Na-fu-pa）譯音相近，顯然為中古及近古時用於羅布全區之名注63。按「納縛」據法國伯希和說：為梵語（Sanscrit）中「Nava」之對音，猶言新也注64。是藏文中之「納布」與梵文中之「納縛」不能謂無關係。但近世之「羅布」及元初馬可波羅所經過之「羅不」，是否與「納縛」同一義意，為一問題矣注65。又羅布淖爾在中國古代傳記中，其名略異。首見於《山海經》者，稱為「ND836澤」。《西山經》云： 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 又《北山經》云： 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 按敦薨之水，即今焉耆河，下流為孔雀河，流入羅布淖爾，是羅布淖爾古名ND836澤也。ND836音黝，黑色之義。郭注《西山經》云：「ND836，水色黑也。」據此，是ND836澤以水之色言。《史記》則稱為「鹽澤」，《漢書》則名「蒲昌海」。《史記·大宛傳》云： 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又云： 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 按《史記·大宛傳》，作於漢武帝時，所稱于田東流之水，即今塔里木河及車爾臣河，均東入羅布淖爾。古代相傳塔里木河為黃河初源，至羅布淖爾後即潛行地下，其南出積石山為黃河雲。是羅布淖爾在漢武帝時名為鹽澤也。後漢班固作《漢書》時，則又頗異其名。《漢書·西域傳》云： 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至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 《水經注》則又有牢蘭海之名。注引《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於田於東（編者按：原作東於，據趙一清校改）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 按《史記正義》引《括地誌》云：「蒲昌海一名ND836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牢蘭海，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是羅布淖爾在唐以前異名甚多。據《水經注》解釋鹽澤之義曰：「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也。」是鹽澤因其水含鹽質而得名。其解釋牢蘭海之義曰：「樓蘭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海為牢蘭海也。」據此是牢蘭海以事言。我意此乃《水經注》附益之辭。牢蘭當為樓蘭之轉音。因澤在樓蘭國北，故以國名名海；並非因迎送漢使之故也。蒲昌海、輔日海、臨海未知其取名之由，疑皆以地名名海也。惟漢之「樓蘭」或「牢蘭」，與唐之「納縛波」，元之「羅不」諸名稱，是否有因襲關係，其變化程序若何，伯希和氏嘗提此問題而未加解釋。但據斯坦因在樓蘭遺址及密遠廢墟所發現之文獻，樓蘭在羅布淖爾北部，為魏、晉以前之地名。納縛在羅布淖爾之南，疑為後期之地名，雖同一國之地，而地點不同，時代亦異，其名稱當不能一致。伯希和釋納縛梵語為新，極可注意。新與故對，必在形勢轉變之後，另立一新名也。 羅布淖爾本為海水之專名，今則以之名地。凡庫魯克山以南，阿爾金山以北，古玉門、陽關以西，鐵干里克以東，在三面山丘圍繞之中，有一片低地，完全為鹽殼所覆蓋。據斯坦因氏測量，自西南至東北257.5公里，最寬處為145公里左右注66；即吾人所稱之羅布區域。在史前時代，本為一鹹水海，當中亞氣候尚未乾燥時，容納塔里木河水流；後漸乾涸，僅存一小部分之鹹水湖，其餘均變成鹽層地帶或沙漠。 二、水道變遷探查之經過 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間有一大河名塔里木河東流。在公元1921年前與由博斯騰湖泄出東南流之孔雀河會合南流，經鐵干里克，又南流會車爾臣河東流入羅布淖爾，形成兩湖：東曰喀拉庫順，西曰喀拉布郎庫爾；在今若羌之北，羅布莊之東。但中國舊地圖，則繪羅布海子於北岸，即在庫魯克山南麓注67。清光緒間（公元1876—1877年）俄人蒲里茲瓦爾斯基（Prejevalski）發現此湖在羅布區域南部，與中國舊地圖所繪海之位置，緯度整有一度之差，遂謂中國舊地圖上大誤。德國地學家李希荷芬（Richthofen）不然其說，謂中國舊地圖曾經調查，必非臆造，或另有一支流入羅布區域北部，而為蒲氏所未見也，遂引起地學上不少之爭論。如英國斯坦因、美國亨亭登（Huntington）等均對於湖水有所推擬。1900年斯文赫定博士赴羅布淖爾考察，自庫魯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南行，測量水準，在樓蘭故墟附近發見有一片窪地，推論海水將來有恢復故道之可能。1927年我到新疆考察時，在1930年春於吐魯番工作完後，向羅布淖爾前進。4月2日，發自魯克沁直穿庫魯克山。6日至阿提米西布拉克。南望羅布淖爾已水雲相接。極目無際，知海水已返北矣。復南行，累過土阜地帶，約15公里，即遇溢水，即庫魯克河之末流入海處也。時河未歸道，溢水四出，形成若干小池，枯桐、檉柳仍倒置水中，尚未復甦，而蘆葦已有新生之象矣。循水東行，水勢漸大，累阻行程；終乃達一較寬闊之水面，當地人稱為大老壩。壩東北兩岸剝蝕之土丘，重疊起伏若城郭，皆作東北、西南向，必為劇烈之東北風剝蝕所成無疑也。繞過大老壩，最後到達一三角洲，三面環海；一洲伸入海之中央，即我所發現之「烽火台遺址」，定名為「土垠」（Tuken）者是也注68。東南望，海水無涯際。蓋已至海之北端矣。土垣峙立於海中，魚鳧翱翔於水上，洵為海景奇觀。又繞海東岸南行，得一古烽敦。五銖錢散布極廣。因食糧缺乏，未及再沿海東行，為一遺憾耳。及1934年我第二次復往探查，出庫魯克山之魯戈斯特，直南行，抵孔雀河岸。河寬近70米，兩岸檉柳叢生。水深可以行舟。復沿河東行，達我第一次所踏查之地，則水已入河故道；無前次泛溢之患。而河岸之檉柳已欣欣向榮。前之剝蝕土丘漸已溶解於水中，化為泥灘。此第二次發見海水恢復故道之經過也。我兩次考察，均困於經濟與糧食，未能充分工作，作沿海之測繪。當我第一次考察完後，1930年秋返平；即以發見羅布海水恢復故道之經過，及考察路線略圖，報告於北平學術界。復經雷興教授（Prof.T.Lessing）譯為德文，轉告於歐洲學林。1931年春，郝勒（Dr.Hörner）及陳宗器君根據我之報告，重往查勘；並確定我所發見遺址之經緯度（圖一）。1934年，赫定博士又往測繪地形，羅布淖爾新海之地形圖遂益臻精密。 圖一 最近水復故道之羅布淖爾 三、水道變遷時代之推擬 古海恢復故道已如上述；但何時在北岸，又何時南遷，誠為研究羅布淖爾之切要問題。試檢查中國古籍如《山海經》、《史記》、《漢書》所載，甚可相信古海確在北岸。現以地文學上之證據，亦相信涸海沿岸之泥層，為古海水之沉澱物。但古海何時在北岸，其位置若何？在吾人發見水復故道以前，尚未得一真確之解答。自斯文赫定博士發見樓蘭故址，並在附近發見一大片低地，較喀拉庫順為低（喀拉庫順海拔815米，樓蘭附近海拔810至777米）注69。推論從前曾有湖泊，樓蘭城在其北岸，證明中國舊地圖繪海子於北岸為非誤。以後美國亨亭登、英國斯坦因均在樓蘭故墟有所考察，據其所發見之文書，皆在公元263—267年，相當於晉武帝時。又赫定所獲文書中有「水大波深必泛」之語注70，是在樓蘭興盛時，孔雀河中尚有水，經流樓蘭城附近入海也。又日人橘瑞超氏亦於1910年在所獲文書中有「海頭」二字。由以上古物之證明，則海水在1600年前，即公元3世紀時，積於樓蘭遺址附近，可以確定。但在漢初，即公元前後，水積何處？斯文赫定及斯坦因所得古物中，均不足以證明此點。蓋樓蘭遺址為紀元3世紀所遺留，無一漢物。則漢時此地是否有居民，及河水是否經行樓蘭以入海？未可定也。我在1930年除見海水復故道之外，又在海北岸發見古烽火台遺址，並掘獲木簡多枚，有漢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及成帝元延五年（即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號，是在羅布古址中所得最早之文書，距今已1960餘年矣。而此遺址適在海北頭一三角洲之海灣中。不唯可以證明此地在西漢時之繁榮，而且可以證明在西漢時海水之位置。又由其附近之大道，更可窺見當時道路繞海北岸及沿河西行之情形。自有此古物之發現，則現所見海水之復故道，可以說所復者為2000年前後之故道，即《漢書·西域傳》所稱之古蒲昌海之故道也。是不惟赫定所推論海水積北岸之假定實現，且提早400餘年，而其位置亦偏向東北矣。並足以證明《史記》、《漢書》及《水經注》所記真確無誤。 至海水何時南遷，其移徙之情形若何？因未赴羅布南部考察，未能得一真確解答。但鉤稽中國古籍所述，提出一些意見，以供讀者參考。按以古物學上之證明，檢查我所發現之文書，終於漢成帝元延五年。時成帝僅元延四年，五年已改元為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由此可知我所發現之遺址在公元後似已被放棄。赫定所發現之遺址其文書止於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據斯坦因所述，文書上有作「建武十四年」者注71。建武為東晉元帝年號，僅一年，即位後，改元大興。照推應為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乃前涼張氏仍奉元帝年號也。雖石虎亦改元建武，但張氏並不援用後趙年號。如此，則樓蘭遺址之放棄，應在公元330年或以後也。此兩地放棄之原因，是否由於水道之變遷，固不能確定。但居民必與水有密切之關係。蓋水道變遷：一方面由於自然之變化，或河流改道；但間接關於人為之力最多。如有居民之地，則人民謀水利之引導開淤啟塞，多有裨益於水道之流通。且植樹平沙，亦可以阻風沙之壅塞，而致影響水流。反之，若有水無居民，或有居民無水，均足以引起地理上之變化，使水道變方向或乾涸。是遺址被放棄以後，直接間接均可促使水道變遷或改道，此事理之必然也。據此，此海水之移徙，必與遺址之放棄同時，或在後，可以推知。然則移徙於何處，其情形如何？次當論及。 按羅布淖爾所受水：在北者為孔雀河，即海都河之下流；在南者為塔里木河與車爾臣河合流之水。在1921年以前，孔雀河至鐵干里克南流入塔里木河會車爾臣河後，東流入羅布淖爾。故淖爾在南，而北部乾涸。1921年以後，孔雀河水復故道，至鐵干里克附近德門堡轉東流入涸海。水既返北，故南部乾涸，此最近時事也。在漢、魏時，水積羅布北岸，是當時孔雀河水亦必徑向東行。然則自晉、宋以後，河流之情形若何？為吾人所研究之問題也。考《漢書》所云：羅布入海之口，僅為一河。《西域傳》云： 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於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據此是和田河會塔里木河東流入海。海都河與車爾臣河雖未述及，疑亦與蔥嶺河會流東逝也。及《水經注》卷二所述，則分南北兩河入海。其敘北河云： 北河，自疏勒徑流南河之北。北河又東……徑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 又述南河云： 河出蔥嶺自歧沙谷分流。南河又東與于田河合，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會流東逝，通為注賓河，注賓河又東徑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治）扜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 又引《釋氏西域記》曰： 南河自於田於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 綜合酈道元所述，顯示塔里木盆地有二大河東流入羅布淖爾：一為北河，一為南河。北河則稱：「徑樓蘭城南，東注於ND836澤，即經所謂蒲昌海。」南河則稱：「徑流鄯善國北，東注澤。」敘北河所入之海，則曰：「蒲昌海」，「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敘南河所入之海，則曰：「牢蘭海」，「澤在樓蘭國北。」其所稱之蒲昌海與牢蘭海，是否同為一海，或為兩海因地而異名，道元均未加以詮釋，但如道元所述，羅布淖爾所受水，確係二道入海：一在北，即樓蘭城南；一在南，即鄯善國北（圖二）。其情形甚為顯然。酈道元為北魏時人，所據材料必為當時之著述。如《釋氏西域記》，我亦疑為晉、宋間作品；則所論之羅布淖爾情形，必為道元當時之情形無疑。由是言之，是羅布淖爾自東晉以後至北魏之末（公元330—528年），水分兩道入海：南道之海在樓蘭東故城之北，即在今密遠縣北；北道之海在龍城西南，若南北同注一海也。則北魏時之海水較漢時已南徙。北岸始於赫定所發現樓蘭遺址之東南，南岸伸張於密遠之北矣。其形勢當亦為南北縱長也。 圖二 魏晉以後蒲昌海之推測 （據《水經注·河水篇》擬繪） 但由其受流海口之不同，影響于海水之伸縮與變遷至大。當其水大時，固可聯為一海；及其乾涸，或為風沙所阻塞，有截為兩海之可能。如道元所述，是否能保持一海之原狀，永久不變，固為一大問題也。故自隋、唐以後，羅布淖爾情形如何，次當論及。 過去旅行家之著述，多詳於神怪而略於環境。晉釋法顯由敦煌至鄯善，記沙河中之情形，不言有海。唐釋玄奘由西域取經，回程經納縛波故國，太宗使敦煌官司迎於流沙，亦不言有海。豈諱之而不言歟，抑實未嘗見歟？實使吾人苦索不得之問題也。但據《新唐書·地理志》所載，則羅布淖爾又有著矣。《地理志》附載賈耽《道里記》云： 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當據《沙州圖經》作「一百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艷典為鎮使以通西域者。 按七屯城據《新疆圖志·道路志》密遠注云：「此處有古城，周三里，北距羅布淖爾一百里。疑即漢鄯善國之伊循城也。」至於石城鎮，疑即今之卡爾克里克。《沙州都督府圖經》斷片云：「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鎮撫之，即此城也。城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為小鄯善，今屯城也。」據此是密遠即漢之伊循城。唐之屯城又稱小鄯善，石城鎮又稱大鄯善；康艷典所據者也。由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是海之南岸在今密遠東北，但又稱石城鎮在蒲昌海南三百里。是海水又在卡爾克里克以北三百里也。據其所述，若非所指者為兩海，則隋、唐時羅布淖爾之情形又大變矣。蓋此時海之北岸達阿拉竿驛附近，而南岸將及於喀拉庫順矣。其形勢則為西北向東南擴展之斜長也（圖三）。至如何造成此種形勢，賈耽雖未加解釋，但亦必與河流有關。若使所推擬形勢不誤，則當時北岸之孔雀河，至鐵干里克時，必已不復東入涸海，而轉東南流與塔里木河會流入新海也。車爾臣河則東北流入新海之南岸。水大則兩海合而為一。《辛卯侍行記》營盤海子注云：「周約三十餘里，西南平沙寬廣。相傳此處原在澤中，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疑古時此海與蒲昌海合也。」雖所述為清中葉情形，然甚可以之解釋隋、唐時之羅布淖爾也。據此，是隋、唐時（即公元7世紀至9世紀之末）羅布淖爾水道較漢時不惟形勢變異，亦且東西逆轉矣。 圖三 唐蒲昌海之推測 （據《新唐書·地理志》擬繪） 宋、元以來羅布形勢如何，有無變遷，記載缺乏，無可稽考。但馬可波羅旅行西域，經過羅布鎮以至沙州，並未提及有海子事，其《行紀》第五六章云：「羅布是一大城，在羅布沙漠之邊境，處東方及東北方間。……此沙漠甚長，騎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達彼端。狹窄之處，須時一月，方能渡過。沿途儘是沙山沙谷，無食可覓。然若騎行一日一夜，則見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飲……。渡沙漠之時，至少有二十八處得此甘水。」按羅布大城，疑即今之卡爾克里克附近舊城，或在其北之羅布村。據此，是元時卡爾克里克之東及東北，完全為沙漠，並無海水；則海水必仍在北岸如隋、唐時之地位，尚未南遷。由沙漠中之甘水區可供五十人或一百人飲料之語，必指干河中之餘水；而沿岸之「沙山沙谷」，表示為古河床，現已乾涸，變為沙谷矣。據此，是宋、元以來之車爾臣河仍東北流，不入喀拉布朗庫爾，可以推知也。 明、清之際，磧路閉。羅布淖爾情形如何，已無可稽考。清初康、乾間，因軍事之進展，羅布淖爾復見記述。《河源紀略》卷九云： 羅布淖爾為西域巨澤，在西域近東偏北，合受西偏眾山水，共六大支。綿地五千里，經流四千五百里。其餘沙磧限隔，潛伏不見者無算。以山勢揆之，迴環紆折，無不趨歸淖爾。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冬夏不盈不縮。極四十度至五分，西二十八度至二十七度。北有圓池三，無名；南方有橢池四：為鄂爾溝海圖、巴哈噶遜弩奇圖色欽、弩奇圖杭阿、塔里木池，錯列環拱。登山遠眺，亦如星宿海。 按《河源紀略》為清乾隆四十七年命阿彌達往青海窮河源後所記，皆所親歷，想非臆造。據其所述，根據其經緯度，則當時羅布淖爾確在北邊；相當今阿拉竿以北以東，以阿拉克庫爾、達雅克庫爾、喀拉庫爾、阿瓦魯庫爾及赤威里克庫爾為中心。經度87°30′—88°40′—，緯度40°05′——40°40′—（民國初年參謀部百萬分之一地圖），東西浸漫，北岸達營盤西南小海子。今以《河源紀略》附圖參以今地，可見也。又據《河源紀略》卷二圖說二附圖，在羅布淖爾東南又繪一海，名噶順淖爾。據《紀略》卷十一云：「噶斯淖爾（圖說二作噶順淖爾）周廣三百餘里。有三源，自西境磧中流出來注之。噶斯淖爾極三十九度六分，西二十六度五分。去羅布淖爾東南二百里。」今據其所述之經緯度，相當於今之喀拉庫順。在其西又繪有一不知名之圓池。推其位置比率，相當於今之喀拉布郎庫爾。據此，是在清乾隆時羅布淖爾已南北分流：在北者水積於阿拉竿附近，疑仍為隋、唐時之舊道；在南者水積於密遠之北及羅布村附近，蓋為新海。其移徙之時代，雖不可確知，疑當在明、清之際也。但當時因南北河流之情形尚不清晰，故以後地圖家多不注意喀拉庫順，並將南部東西兩湖刪除，僅將羅布淖爾繪於北部；如《大清一統圖》、《西域圖志》、《西域水道記附圖》皆如此。及清之末葉，左宗棠駐新後，改省置縣。光緒初，巡撫劉錦棠、魏光燾先後派劉清和、郝永剛探敦煌古道，而清末之羅布淖爾情形始大白。清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陶保廉據劉清和等探查圖說，述其大概云：「自敦煌西門渡黨河，西北行約一千二百七十里，至黑泥海子。」注云：「西北二十里咸灘，有廢屋基。導者云：『咸豐時此地亦為水，回民漁於此，今淤為咸地。』又西南三十里，黑泥海子，即羅布淖爾東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馬難近；水咸有蘆葦。四十里蘆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據其所述，是劉清和等所經行者正當羅布淖爾之南。「黑泥海子」疑即喀拉庫順湖之義譯。「蘆花海子」皆為喀拉庫順西之小海子。由引導者所云：「咸豐時有水，後淤為咸地」之語觀之，是在咸豐以前水勢較大，至同、光以後遂漸乾涸耳。又陶氏轉錄劉清和云：「羅布淖爾水漲時東西長八九十里，南北寬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據此是較清乾隆間噶順淖爾周三百里其情形已有不同。陶保廉又記由託克遜至若羌道云：「……九十里和兒罕渡塔里木河，四十里七克里克莊，莊南涉水。（注云：于田東之卡牆河[即車爾臣河]東北流，至此會塔里木河。）四十里羅布村。四境多沮洳，即蒲昌海之西畔，古稱牢蘭海，今回語曰喀喇布朗庫爾（言黑風海子也），蒙古語曰羅布淖爾。」據其所述，是塔里木河水南流會車爾臣河水，南積於若羌之北，分為東、西兩湖。陶氏記之甚詳，並不因襲於西人之發見也注72。自陶氏之說出後，《新疆圖志·道路志》均本此繪羅布淖爾於若羌之北；民國初年參謀部之地圖亦如此；北部仍繪一小海子名孔雀海，我尚未查出其根據，想為臆造。此清代及民國初年關於羅布淖爾記錄及繪圖變遷之大略也。蓋當清人作《河源紀略》時，塔里木河水與孔雀河水俱東流，入北岸之羅布淖爾，即《紀略》所稱「六大支水入淖爾」者是也。而南部之噶順淖爾則稱西磧之水注之，雖不言車爾臣河，而車爾臣河亦當注入其中。故當時形成南北兩海。此清乾隆以前事也。及劉清和前往調查時，則水道又變矣。時塔里木河與孔雀河水在阿拉竿會合後，不復東行；折而南流，又會車爾臣河，會流東逝，形成兩湖，如1921年以前之形勢。水既南行，故北部之淖爾遂日形乾涸，又經風沙之侵襲，當時北部之淖爾，不得不截為一些小湖，即上文所舉之喀拉庫爾、阿拉克庫爾，以及營盤西南之小海子，皆舊時羅布淖爾乾涸後僅存之小積水池也。當地人相傳「營盤西南寬廣之平沙，本在澤中，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此語極可玩味。吾人檢查中國舊圖自阿拉竿之東北，營盤之西南，鐵干里克之東，表見一大塊東西橫長之咸殼低地，尚保存有殘餘之積水池若干個（參考民國五年參謀部地圖），或可擬為舊時羅布淖爾之遺蹟也。近者營盤海子已完全乾涸，雖阿拉竿附近亦有積水，但不南行，亦漸乾涸。而所謂喀拉庫順、喀拉布朗庫爾者，將來或亦有乾涸之虞矣。據此，是清代之羅布淖爾其地位與形勢頗類唐時（圖四）。不過唐時或為一海，而清代則為兩海耳。 圖四 清初羅布淖爾形勢圖（參考《大清一統圖》及赫定《樓蘭》附圖摹繪） 綜上所述，是羅布淖爾此次變遷，乃自隋、唐以後之大變遷，不惟海水恢復兩千年前之故道，而河流亦恢復兩千年之舊河床矣。滄海桑田，不其然歟。總之，吾人現時所述，半由推擬；對於羅布淖爾之研究，為長遠工作，有待探查之處甚多，現在之所述，其真確如何，有待將來之考察，必可得到證明或修正。 四、羅布沙漠之移徙 關於羅布沙漠問題，中國古籍數有記述，近代東西人士赴羅布考察者，對於羅布沙漠記載亦詳。但吾人檢查古記載所述沙漠之位置與現在情形，頗不一致。故擬本古記載所述，推測其移轉之情形，藉為研究海水遷移之旁證。茲縷述於下，以作參考。 吾人試檢查英國斯坦因《考古報告》及其附圖，在樓蘭遺址之西南，鐵干里克以東，羅布村以北，一大片沙漠地帶。據其所述，沿途為荒寂不毛之沙山沙谷。但同時在沙漠中間散布陶片銅錢及石器之類，顯然古時為人類居住之地，而且乾涸河渠縱橫，則當時必有河水流行其間。試檢查記載，此一帶為漢人屯田樓蘭之區，且為孔雀河、塔里木河入海之孔道，不聞有沙磧。然則此沙磧何時移轉於此，當為吾人研究之問題。 吾人試檢《史記·大宛傳》：「（宛貴人）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宛貴人所稱之「鹽水」，當即今之羅布淖爾，漢時稱為鹽澤，又稱為蒲昌海。由上面所述，漢時鹽澤之位置，即在今樓蘭遺址之東北，土垠遺址之南。即在今羅布低地北部，庫魯克山南麓。時匈奴右部，在今哈密、鎮西一帶。吐魯番為古車師國，時役屬於匈奴，而均在羅布淖爾之北，故云「出其北有胡寇」。又羅布淖爾之南，正為南道所經行，雖「貴人」不雲有沙磧，只雲「乏水草」，但吾人甚可解釋：因有沙磧，所以乏水草。在塞外風沙瀰漫地帶，凡無水草之區，可能即為沙漠之區。況鄯善東與三隴沙相接，則其南部之沙漠，可能與三隴沙一致。又我於1930年發掘羅布淖爾北部，在古烽火台遺址中掘拾漢簡若干枚。有一簡云：「敦煌去渠犁一千八百里，更沙版，絕水草，不能致。」同時拾有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木簡，則所述為西漢時情形可知。時漢代南北兩道均須經過樓蘭。樓蘭以西為漢代屯田之所。則所指之「沙版」，應在樓蘭東南。即在敦煌之西，過三隴沙，直至鄯善之伊循城，即今密遠，皆為沙漠。由是言之，是漢、魏時之沙漠在羅布盆地東南部。1921年前之喀拉庫順湖當時疑亦在沙漠之中。故當時南道雖開，但通行者甚少，或因此也。至羅布窪地東北部如何，疑均為鹽殼地帶，古與今同。《水經注》云：「龍城故姜賴之墟，胡之大國也。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也。……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現根據斯坦因地圖及吾人所踏查者，在涸海即今新海之東及東北，皆為鹽殼地帶，與《水經注》所述之龍城情形無殊。所述龍城，並非實有其城，皆指淖爾東北部被風剝蝕之土丘而言；當地人稱為「雅爾當」。土丘鱗比，如城郭宮闕，蜿蜒迤邐於涸海之東北邊緣。其形如龍，其狀如城，故名龍城。《水經注》釋龍城曰：「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余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則所述龍城即指剝蝕之土丘，在海之東北面，無可疑也。但若干土丘鄰近山邊者，固多屬黃泥土層。但逼近海邊，以我所見者，類分三層：上層為黃泥沙土，厚約6米至9米不等，中為沙粒層，外表僵結，內含流沙；下為鹽層，《水經注》所謂「有大鹽方如巨枕」是也。是由於古海之沉澱物與沙泥僵結而成，或即冰河時期所遺留。至於最上層之黃土層，疑為後期之新沉澱物。由於吾人嘗在土丘之平頂上檢拾帶繩紋之陶片及石器，且有若干墓穴，皆在黃土層與沙粒層之間。由遺物之證明，皆為兩千年前所遺留，則土丘最上之黃土層在兩千年前尚表現其活力，從可知也。及進入其後時期，因風水剝蝕而黃土層遂變為「余溜風吹」之龍城矣。此兩漢以前之情形也。至於魏、晉以後，地形當無較大變化。吾人根據歷史所記及近來遺物之發現，樓蘭故墟在魏、晉時代，尚稱繁榮。樓蘭海雖漸南移，但亦無多大變遷。故其沙漠，當亦無遷移之跡，吾人根據法顯所述可以知也。法顯《佛國記》云：「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據此，是自玉門、陽關以西至鄯善即今密遠，皆為沙磧之地，與兩漢無殊。至隋、唐以後，則羅布情形有一劇烈之轉變矣。今次述之。 吾人根據上文所述，羅布海水在隋、唐時當移轉於羅布西部，北岸在鐵干里克之西南，阿拉竿驛附近，南岸達喀拉庫順邊緣，是海水已西南移矣。然則樓蘭涸海情形如何，無疑已變為沙漠。吾人根據塞外經驗，沙漠河流與居民嘗有相互之關係：凡有居民之地，必有水草；凡無居民之地，此地必為戈壁或沙鹵不毛之地。反之，地無水草，或成沙鹵，人民亦必遷徙而去，此定例也。樓蘭遺址在公元376年被放棄以後，迄今尚未恢復其繁榮。放棄之原因為何，吾人雖未獲明文記載，但必與人為之關係及自然環境之變遷有關。蓋自沮渠氏占據西域，北魏、隋、唐繼之，其至西域通途，均行南道，而以鄯善與車師為中心。且鄯善與車師之交通線，疑亦由營盤、辛地橫斷庫魯克山而至車師。鄯善與龜茲之交通線，則疑循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至庫爾勒，轉西行至龜茲。因此，漢、魏以來以樓蘭為中心之交通線久已不存在。則樓蘭由北魏至隋、唐是否有居民，成一問題。反之，鄯善、尉犁間則為孔雀河、塔里木河、車爾臣河末流之所匯。則當時鄯善居民為水利之運用，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南流溉地，因此而使兩河水道改變其方向，轉東南流，停積於阿拉竿附近之低地，其勢極可能。水既不復東流入樓蘭海，則樓蘭故海及其西南部變為沙漠，此必然之結果也。《史記正義》引裴矩《西域記》云：「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絕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據此，則隋、唐時蒲昌海東及東南即樓蘭遺址附近，完全為沙磧之地，與現情形相同。至13世紀時，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經行西域，由羅布至沙州，其《行紀》第五、六章記羅布沙漠情形，本文第三節已引及。馬可波羅為元世祖忽必烈時代人，所記當為宋、元時事。羅布城據斯坦因推論，即今之卡爾克里克。若然，則自若羌以東及東北完全為沙漠矣；較隋、唐時沙漠又向西南漫延也。故在宋、元之際，不特漢蒲昌海淪於沙漠，即唐之蒲昌海亦有一部淪入沙漠，迫而使海水改變其形勢。故至明、清之際，羅布淖爾截為南北兩海，而南部復被截為兩湖，迫向南徙。故海水之變遷雖一因於河流之改道，而沙漠之向西及西南移徙亦有重大原因焉。總之現在羅布西部之沙漠，決為後起之情形，兩千年來已經過幾許變遷矣。現海水既復兩千年故道，漢代羅布東部景物，吾人睹其地形，尚能領略於萬一。但鄯善之白屋，樓蘭之屯地，以及注賓河河床，尚淹埋於西部之流沙中，均有待於考古上之探尋也。 五、附論歷史上的河源問題 按黃河流貫中國，與中國民族及文化之發展，關係極巨。但源始於何山，流經何地，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為古代學人及旅行者考索焦思之問題。雖近因地形學之進步，交通之開闢，對於前人思考之懸案，早已判明其是非。但由於探索河源之歷史關涉羅布淖爾水道問題。故略述梗概，以為讀者之助焉。 1.西域初源說 按黃河初源之說，首見於《禹本紀》及《山海經》。《史記·大宛傳贊》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按《禹本紀》，其書不傳，今但見《史記·大宛傳贊》所引數語而已，未能窺其全貌。《山海經·海內西經》云： 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又《西山經》云： 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按《山海經》，經後人假合竄益，故不盡可據。但河水出崑崙，潛入積石，為漢初普遍之傳說。《淮南子·墜形訓》亦言：「河水出崑崙東北隅，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則與《山海經》所述，大致相同。但考《史記》、《漢書》所記，均言河水注ND836澤，不雲貫渤海。《山海經·西山經》又云：「ND836澤為河水之所潛」，與《海內西經》不無矛盾，則其所記必有一誤。故述黃河初源，當以《史記》、《漢書》為主也。《史記·大宛傳》云： 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按《大宛傳》所述，為張騫使大夏還，具言於漢武帝者，今推張騫還漢路線，蓋由大夏，並南山，欲從羌中歸，而為匈奴所得。大夏在今阿姆河南巴爾克一帶，由此東行，必沿阿姆河上溯，過蔥嶺，經衘NCB2B、于田，而至羅布淖爾，不及青海，即為匈奴所獲。則騫之所言，皆為及身所親歷者，當較可據。《大宛傳》又云：「漢使窮河源，河源出於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雲。」此雖不言為張騫語，然以河源出於田南山，《史》、《漢》所言，皆相同。雖後人有訾議張騫「于田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之語。但由實地考察所得，印度河與于田河均發源喀喇崑崙山。于田河出於其北，東北流。印度河出於其西，西南流。與張騫所言暗相符合。蓋張騫使大夏還，過蔥嶺，傳聞身毒等國，必已悉聞印度河源，與于田河源之同出一山矣。故張騫使西域，雖非專為窮河源，而黃河初源之探查，則自張騫始也。及李廣利伐大宛，鄭吉破車師，匈奴受挫，西域服從。宣帝為之設都護，元帝更置戊己校尉，西域之土地山川，道里遠近，益近翔實。班固作《漢書》，為西域立專傳，其敘述河源，亦較《史記》為精密。其說云：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於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原無千字，依王念孫說補），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雲。 按其所述，以較《史記》，則翔實多矣。班氏承中原、西域交通大開之後，又親至私渠海，其弟班超久留西域，記其聞見，參以檔冊，故能言之確鑿可據也。蓋新疆南部，有一大河，曰塔里木河。會合南北支水，東流入羅布泊。在北者，為喀什噶爾河，出於蔥嶺，東流。阿克蘇河、庫車河、海都河，均入焉。在南者，為葉爾羌河，出於崑崙山，東北流。和田河、且末河，均入焉。班氏雖僅舉兩源，一為蔥嶺河，一為和田河。蓋舉蔥嶺河，則北路諸水皆屬之；舉和田河，則南路諸水皆屬之。揭其大綱，去其枝葉，疑非有意遺漏。惟河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一語，頗啟後人訾議。但說「皆以為」三字，則班氏不過略述當時一般人之推測而已，非班氏私意也。自班氏之說出，而後人之言河源者悉宗之。雖王肅、鄭玄注《尚書》，均以河水出崑崙為言。而鄧展注《史記》，不信河源出崑崙，而本《禹貢》「導河自積石」語，以為河源出於金城、河關，即今河州之積石山。但《說文》、《風俗通》、《廣雅》，皆云：「河出崑崙。」而高誘注《淮南子》，郭璞注《山海經》，所述皆同於《漢書》。以及應ND84D《靈河賦》，成公子綏《大河賦》，所述亦同。是黃河初源在西域之說，已普及於一般注釋家及文人矣。自魏、晉以來，中原和西域交通時斷時續，而商賈販運，僧侶往來，仍不絕於途。關於西域地形，耳聞目驗，記載亦富。至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囊括群書，徵引詳瞻，其述西域河流，核以現勢，直同目驗。蓋酈氏所取者精，故所用亦宏也。然推其所本，亦不出《史記》、《漢書》與《山海經》所述之範圍，而更加詳密耳。故西域河源之說，在南北朝以前，均無異詞也。 2.青海河源說 自隋、唐以後，吐谷渾、吐蕃迭據青、藏，勢力及於西域，兩地交通，地理上之情形，漸趨明晰。隋大業中，平吐谷渾置郡設縣，據《隋書·地理志》「隋大業二年，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又河源郡下云：「積石山河源所出。」是隋時已知河源在青海，但尚不知黃河之遠源，而以河州之積石山，為河所自出矣。至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詔李靖、侯君集討吐谷渾，據《新唐書·吐谷渾傳》云：「君集與任城王道宗趨南路，登漢哭山，戰烏海，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柏海，據清人考證，謂即今之札凌、鄂凌兩淖爾，丁謙並實指即今札凌湖。札，白也。凌，長也。柏，即白之轉音。今雲侯君集在札凌淖爾觀河源，則黃河遠源之發現，固始於侯君集也。又據《新唐書·吐蕃傳》「唐貞觀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弄贊，弄贊率兵至柏海親迎歸國，為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唐會要》云：「弄贊至柏海，親迎於河源。」其所述方位與地形，大致與《吐谷渾傳》略同。是黃河真源，出於札凌、鄂凌兩淖爾東北之星宿海，唐初人已知之矣。故杜佑作《通典》取河源在吐蕃，力非西域初源之說，職是故也。但當時僅有口頭之記述，而無河流經行之詳記載。故當時一般學人，猶持兩端之見解；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李吉甫《元和郡縣誌》，一方面承認黃河經行大積石山，而以河州之山為小積石，但仍持由蒲昌海潛行地下之說。至唐長慶二年（公元822年），穆宗遣薛元鼎使吐蕃盟會，並探河源，而黃河上源始得較詳明之觀念矣。《新唐書·吐蕃傳》云： 元鼎逾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稱磧尾。……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據《河源紀略》考證，紫山，即悶摩黎山，當為今之枯爾坤山；乃巴顏喀喇山、阿克塔齊沁、巴爾布哈山，三山並峙之總名。按枯爾坤，即崑崙之轉音。明僧宗泐《望河源詩》，以為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自記云：「番人呼黃河曰抹處，氂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氂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按宗泐之抹必力赤巴山，當即悶摩黎山，摩黎即抹必力之對音，為河源之所自出。又稱紫山者，疑為漢人所命名，指山色言也。與回人因山色黑，而呼為喀喇崑崙山，用義相同。據此，是唐薛元鼎所見之河源，已知出於巴顏喀喇山矣。此中國第二次所探之河源也。自薛元鼎之說出後，一般人之說河源者，情形大變。若歐陽NC124《輿地廣記》，及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踵隨杜佑之說，皆主吐蕃之河源，而非西域之河源。歷宋至元，其說未變。信如《元史·地理志》所云，世之言河源者，皆推本二家之說也。但唐、宋以來，道路未盡通達，信使所過，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探其究竟。宋代幅員褊狹，凡河源經流之處，皆遠隔西夏，非使節之所能通。故宋三百餘年中，儒者所說河源，皆依據傳聞，及唐人舊說，無所發揮。至元有中國，開道置驛，使騎往來，交通方便。自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令篤實往窮河源，而黃河上源，遂臻詳實矣。《宋史·河渠志》云： 元至元二十七年，令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河源在今西番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術二河，東北流，為九度河。其水猶清，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入中國。 按此中國第三次所探之河源也。《宋史·河渠志》及《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皆出於潘昂霄《河源志》。蓋自篤實窮河源後，潘昂霄從其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故潘氏《河源志》，乃記篤實窮河源之實錄也。《宋史》修於元順帝時，在篤實窮河源後，故其所述《河渠志》乃一循潘氏《河源志》，及朱思本《圖說》而著錄也。據其所述，星宿海，即《河源志》之火敦臘兒，清人譯作鄂登他臘。哈喇海，即《河源志》之阿剌腦兒，清人譯作哈勒罕，謂即今鄂楞淖爾。赤賓河，清人指呼蘭河（即《河渠志》之忽蘭河），額德凌特淖爾諸水，皆為元之赤賓河。《河渠志》之九度河，《河源志》稱歧裂八、九股水，名也孫斡倫，譯言九度之意。清人指八九股水，即海爾吉入河之處，言有八九股水入河，並非一股為八九支也。《河渠志》之崑崙山，《河源志》稱為亦耳麻不莫剌山，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山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故又雲大雪山。在朵甘思之東北，清人改譯為伊拉瑪博羅，即清人所稱之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即唐人所述之大積石山也。雖如清人之批評，止知有星宿海之河源，而不知星宿海以上始發之河源。但其敘述河源之所經行，已較唐人所記，更為翔實矣。明代勢力不及西陲，雖有一二僧侶關於河源之記載，然語不賅實，未可即據為典要。滿清入主中夏，撫有西疆，及平準部，西北西南，悉歸版圖，乃又有第四次探河源之舉。據《河源紀略》卷頭語所云： 清康熙四十三年，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但至星宿海而止。及乾隆四十七年，後命阿彌達往青海窮河源。據稱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實系黃河上源。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十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星極也。齊老，石也。其崖石黃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 據此所述，是較元人所探之河源，又上溯三百餘里，而得其源之所出矣。清貇復令朝臣編為《河源紀略》一書，詳記其事，而以御製詩文冠於篇首，歷史上言青海河源者，至清人而極矣。此中國第四次探河源所得之結果也。 綜觀以上諸說，攝舉大綱，不出二類。一以河源在新疆，塔里木河為其上源，至羅布淖爾，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黃河。此說出於《禹本紀》；《山海經》、《史記》、《漢書》及《水經注》等所述皆同，六朝以前人悉主之。一以為河源在青海，源於巴顏喀喇山，穿星宿海，至積石。唐、宋、元、明以來人悉主之。但如《漢書》所述，潛行地下，其潛行之跡何如，《漢書》亦未詳加解釋。而元人之以星宿海為河源也，對於與西域河源有無關係，亦未加以料簡。是皆元、明以前人研究河源之疏略也。至清中葉，乘極盛之勢，累遣專使探尋河源，乃於兩者極端不同之中，覓出調和之法。以為河有兩源。一為初源，在西域，出崑崙山。一為重源，在青海，出巴顏喀喇山之噶達素齊老峰。兩者之如何聯絡，乃本《史記》、《漢書》「潛行地下」一語，而求其經行之跡，其說俱詳於《河源紀略·質實篇》所記。又羅布淖爾《東南方伏流沙磧圖說》，敘述亦頗簡明。今參酌其說，舉其大要云： 河水自羅布淖爾伏流，以至阿勒坦郭勒重發之處，測其徑度，約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隨山曲折，東南激盪，當不止二千而羸。昔人言鹽澤之水，散入沙磧。蓋東以諸山，導以諸沙，凝薈潛流，似散而非散也。故自噶順淖爾、察罕得勒蘇水、察罕托輝水，以至庫庫塞水，諸泉仰發，不一而足。其最大者，達布遜淖爾一支（以上《圖說》語），西北望鹽澤，八、九百里，無連山之隔，東南竄入，直至拉布拉克嶺，與青海相去，僅三十餘里。此亦南山中斷，大河伏地，從此流入之明證。前人僅知蒲昌海伏流入中國，而不知所以伏流者，為眾沙之故，又不知其伏而仍行者，亦以連山中斷為沙磧，故河水得以潛入其間也。（並上《質實篇》按語） 據上所述，其解釋羅布淖爾水潛行入青海之跡，頗為詳明。尤其提出以沙磧伏流，證河流潛行之跡，比之前人糾纏於字紙堆中者，其方法較為進步矣。 自近五十年以來，世界交通日辟，新疆、青海併入內地，東西學者前往旅行頗不乏人。據其探測之結果，羅布泊高出海面約850米。札凌海高出海面4270米。河源之噶達素齊老峰，當然更高。故歐洲地學家，遂謂兩者絕無相通之可能。但察清人敘述河流潛行之跡時，每謂「諸泉仰發」，是已知青海河源之高於羅布泊也。不過清人仍主張泉水可以仰流耳。蓋清人所指黃河初源者，謂塔里木河源於崑崙山。據斯坦因1906年之探察葉爾羌河及支流發源於喀喇崑崙山，其通道之河谷，海拔在5500米以上。和田河發源於崑崙主脈之最北部，海拔幾達6100米。崑崙山向東南綿延，平均高度為4570米至4880米。由是言之，是崑崙中支分出之巴顏喀喇山即為青海河源之所出者，仍較塔里木河河源之所出者為低。清人認塔里木河與青海河源有關，又須中經羅布低地，不明物理現象，故有仰發之說也。我於1929年赴新疆南路考察，歷循塔里木河諸支水，由北道之海都河、庫車河、阿克蘇河、喀什噶爾河，以至南道之葉爾羌河、和田河，探源竟委，咸入塔里木河，而歸於羅布淖爾。尤其探葉爾羌河源之所出，深入山中，尋其原委，當地人名山為喀拉塔格。又有地名庫爾倫，想為崑崙之轉音。崖岸聳峙，壁成文理。或奇石接空，中通行人。或高峰圍繞，內顯平野，奇石怪木，非可言宣。閬風玄圃，不過狀其山形景色而已。現喀什噶爾河水流中斷，和田河水，與克里雅河水，中入流沙，而大河之主流，現僅恃葉爾羌河，及海都河而已。阿克蘇河與庫車河，雖間有餘水灌入大河，但非主流也。在1921年以前，塔里木河水南流，與車爾臣河水會東流入羅布泊，形成喀拉布朗庫爾、喀拉庫順兩湖，《河源紀略·質實篇》稱：「羅布淖爾之南有噶斯淖爾，周廣三百餘里，為大河潛流伏見之第一跡。」按噶斯淖爾，《圖說》作噶順淖爾，當即今喀拉庫順之異名，實指一海。現海都河會塔里木河東流入涸海，不復南流。車爾臣河水流亦不長，故舊時之喀拉庫順，現已成涸湖。是噶順淖爾之水，由於塔里木河流之浸入。河流改道，湖水即涸。是河流影響於水道，形跡至為顯然。清人不察河流之所經行，訛言和田以東，無一河流，故以噶順淖爾水，為羅布海水之伏見，何其誣也。達布遜湖，我雖未親往查勘，但達布遜湖所受之水，中隔峻岭，實與羅布淖爾所受之水無關。札凌、鄂凌兩淖爾，更無論矣。河出西域說、重源說雖然都是錯誤的；但所反映出來的祖國山河相連的觀念卻是可貴的。 （原載《羅布淖爾考古記》） 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一、樓蘭史略 樓蘭國創始於何時，記載缺乏，無可徵信。但其名稱之初見於古籍記載者，以漢司馬遷《史記》為首。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頓單于遺漢文帝書云：「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按二當作三），皆以為匈奴。」此為記錄樓蘭名稱之始。然此時漢朝對西域諸國情形，尚不明晰。漢朝認識西域諸國，始於張騫。張騫在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奉使西域，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漢，俱以所過及傳聞西域各國情形，還言於武帝。司馬遷著《史記》，據之以作《大宛傳》。如云：「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是為記錄樓蘭國之始，漢朝之知有樓蘭國，亦自張騫始也。在《史記》以前，若《山海經》，雖述河水入ND836澤事，然未提及樓蘭。《水經注》述姜賴國之傳說，語多虛誕，未足取信。故論羅布區域歷史，當以《史記》所述樓蘭為始。但「張騫鑿空」，記文簡略。及武帝以後，宣、元之際，中原、西域交涉頻繁，西域各國情形益臻翔實。後漢班固作《漢書》，西域各國別為一卷。而鄯善國即樓蘭，特立專傳，以志其事跡，後之作史者，均相沿不改，而樓蘭國歷史，差可考述。今本近世出土文書，參稽古籍，述其歷史如下： （一）鄯善國之初起及其最盛時期 秦朝開創統一局面後，在北方，東有東胡，西有月氏，北為匈奴，為三大相鄰勢力。時匈奴在陰山以北，今內蒙一帶，而月氏居於敦煌祁連間，最為強大，烏孫等民族，均為其役屬。樓蘭僻處蒲昌海西岸，與月氏為鄰，是否服屬月氏，或有親屬關係，確無明文可考，然當與月氏有交往。月氏西遷，疑亦假道於樓蘭國境。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頓為單于，勢漸雄強，北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役屬西域三十六國。據漢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頓所遺文帝之書，稱「樓蘭、烏孫……為匈奴」。則當時匈奴勢力已達到西域各國，即今新疆之南北矣。時月氏、烏孫已相繼西遷，匈奴疆域，右方直至鹽澤以東注73。時樓蘭居鹽澤以西，國小兵弱，為匈奴役屬，此必然之勢。故在西漢初年，即自漢文帝前元四年至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76—108年），樓蘭為匈奴屬國時期。 西漢之初，匈奴奄有西北，置左右賢王，以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又與氐、羌相往。故漢時西北兩面，均被迫於匈奴，與氐、羌累為邊境之患。自漢元狩中，漢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空其地，以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匈奴益西北徙，羌、胡交通自是斷絕。初張騫奉使西域還，言聯絡烏孫、大宛之利。武帝從其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然漢由白龍堆，過樓蘭，至烏孫、大宛，必須經過極長之險道。時匈奴雖已西北徙，然與西域諸國相接。車師服事匈奴，共為寇鈔。又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嘗居焉耆、危須、尉犁間。漢使至西域，必經過樓蘭、尉犁，沿塔里木河西行，過龜茲，以至烏孫，西通大宛。時樓蘭與姑師均臨鹽澤，當漢道之沖。樓蘭最在東陲近漢，當白龍堆。「常主發導，送迎漢使」，苦之。數為匈奴耳目，攻劫漢使王恢等。故武帝欲達到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之目的，則非取得樓蘭為根據地不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人，擊姑師；王恢將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樓蘭降服，納質子於漢，漢亦列亭障至玉門矣。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貳師將軍西行，得以渡過鹽澤，平行至大宛，皆由已取得樓蘭，無後顧之憂故也。樓蘭雖服屬於奴，但同時又被迫於匈奴，與漢時離時合。例如樓蘭常遣一子質漢，一子質匈奴，又嘗為匈奴反間以苦漢使。昭帝時因樓蘭王不睦於漢，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尉屠耆為王。遷都伊循城，置伊循都尉以鎮撫之，更其國名為鄯善，是為鄯善得名之始。《漢書·西域傳》立鄯善傳，而無樓蘭傳，蓋從其後稱也。伊循在羅布泊之南，當南道之沖。樓蘭在今羅布泊之北，當北道之沖（詳下第二節）。樓蘭既已南遷伊循，則樓蘭故地，漢得因之以為軍事運輸之重地。例如宣、元之際，設都護，置軍侯，開井渠，屯田積穀，由鹽澤以至渠犁，亭燧相望，皆為布置軍事及運輸之重要措施。由是言之，自昭、宣以後，樓蘭故地遂為漢有矣。 及前漢之末，哀、平年間，內政不修，漢朝勢力，未能遠播。西域諸國，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倒行逆施，激起西域統治者不滿；匈奴乘機役屬西域。光武初定，未逞遠略，西域諸國，復自相攻伐兼併。據《後漢書·西域傳》所述，明帝永平中，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為鄯善所並。渠勒、皮山為于闐所統。蔥嶺以東，惟此二國最為強大。《魏略·西戎傳》所述，與此略同。惟戎盧屬於闐，別有樓蘭國屬鄯善為異耳。是當後漢時，鄯善疆域，西達今之尼雅矣。1906年，斯坦因考古西域，在尼雅北廢墟中，發現有芉盧文書（Kharosthi）及漢文封泥，上鐫篆文「鄯善都尉」四字。都尉二字確否待考，鄯善二字則無可疑。又一封泥，鐫有希臘式神像雅典娜（Pallas Athene），手執盾及雷電。斯坦因認為公元1世紀至3世紀之物注74。適當漢、魏之際，與《後漢書》及《魏略》所述完全符合，足征史書所載精確可信。惟《後漢書》不為鄯善立傳，其勝兵戶口之數，無由確知。但合併《漢書》所記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戶口勝兵之數，則戶為二千六百七十，口為七千七百七十，兵為四千二百二十，視西漢時幾加一倍矣。疑尚不僅此數也。至於羅布北部，則後漢與前漢迥殊。前漢交通，多取北路，由白龍堆取道樓蘭，直詣龜茲。故宣、元之際，樓蘭雖南遷，而漢朝仍設烽候以衛行旅。及至哀、平，中原和西域交通阻隔，此路遂被放棄，由吾人在羅布北岸守望台中所掘拾文書，無一哀、平以後者，可以為證。及至後漢情形，當復相同，且又為風沙所侵襲，已非如西漢時為屯田良地。故後漢通西域路線，不得不由敦煌通西域路中，別覓一安全之道，乃注意及伊吾。伊吾即今之哈密，居天山東麓，為西域諸國門戶，匈奴嘗資之以為暴鈔。由伊吾至車師千餘里，路平無險，可避白龍堆之厄。再由車師西行，沿天山南麓，經焉耆、龜茲至疏勒為天賦良道。故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令竇固出兵攻取伊吾，為北路之根據地者，此也。雖章帝不能守，退出哈密與吐魯番二地。但和帝永元之初，再令竇憲攻匈奴，取伊吾盧地，班超因之以定西域，五十餘國，悉附於漢。故終後漢之時，與匈奴爭伊吾、車師，而不注意樓蘭，與前漢情形迥殊。故樓蘭徑道遂日益荒廢。雖安帝元初中，據《後漢書·班超傳》班超少子班勇上議：「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扦匈奴，東近敦煌。」然漢朝卒不從其計，令班勇將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即今魯克沁地，與高昌為近。故就記載所述，終後漢之世，對於樓蘭故墟，即羅布泊北岸，不見有若何之措施也。至於南道，在後漢之時，則為漢朝所注意。蓋後漢既注意伊吾，但鄯善亦當南道衝要，若不取以為犄角，設鄯善與車師聯合以阻漢道，亦足以威脅伊吾。故當明帝永平中，竇固攻取伊吾盧地，即令班超收撫鄯善為後援。班超率三十六人攻陷匈奴使節，鄯善遂為藩屬，班超因之以鎮撫南道諸國，平定西域。安帝之初，阻於羌亂，而西域諸國一度被迫於匈奴，而鄯善未幾亦降。班勇上議，稱「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若出屯樓蘭，足以招撫其心。」據此，是鄯善自永平以來，即為漢藩屬。推「鄯善王尤還為漢人外孫」一語，則鄯善前王與漢又有婚嫁之誼，故鄯善王廣及尤還二世，均嘗以兵助超、勇平定西域之亂。鄯善王雖服屬於漢，仍擁有國土與名號，故終後漢之世，其勢力與疆域特彆強大。至三國時，本《魏略》所記情形，與後漢略同，惟戎盧屬於闐，疆域較後漢時略小耳。又據《魏志·烏丸傳》所述，稱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時故事。又稱文帝黃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鄯善、于闐、龜茲王各遣使貢獻，魏置戊己校尉以統之。是鄯善在三國時仍服屬於曹魏。 （二）樓蘭故地之復活與最後之放棄 研究西域歷史，至魏、晉以後，頗感困難。這是由於內地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狀態，政治上對西域的影響為之削弱；文字上對西域的記載又復殘缺不全，史實失載較多。現檢其自魏、晉以來二百餘年之間略見於史書記載者，復參考近年來在考古上之發見，概略言之。 1900年，斯文赫定在羅布北區，發見樓蘭遺址，採獲文書中，有咸熙、泰始、永嘉各年號之記載。按咸熙為曹魏最後之帝陳留王奐年號，泰始為晉武帝年號，永嘉為晉懷帝年號，是此地在公元265—310年約四十餘年之間，尚在活動時期。又一年號為喜平四年，我疑為嘉平之訛，即齊王芳年號，若然，則又早十餘年矣。又查文書中所述，大概關於屯田、積穀事。如云：「將城內田明日之後，便當斫地下種」可證。又其官員中，有「從掾主簿」、「倉曹」、「兵曹」等官，則此地顯然如魏、晉在西域所設置之政治組織所在地。又一簡云：「長史白書一封詣敦煌府，蒲書十六封，十二封詣敦煌府，二詣酒泉府，二詣王懷、闞頎。泰始六年三月十五日，樓蘭從掾馬厲付行書」注75。據此，是此地為西晉時西域長史所居，與敦煌太守交往不絕。按西域長史之官，初設於後漢安帝延光中，以班勇為長史，屯柳中。魏黃初三年（公元222年），置戊己校尉於高昌，晉初仍之未改，此見於史書之可據者。但設西域長史，屯田樓蘭，史書均失載。由此文書之發見，可補正史之闕。又有發見嘉平、咸熙年號。是西域長史，在曹魏時即已設置，或與置戊己校尉同時，而晉初仍其舊也。如此，是樓蘭故地交通之恢復，始於魏黃初中。故《魏略》記通西域道路，稱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多一中路，蓋即此也。 至此地放棄時期，據斯文赫定所獲文書之記載，為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但斯坦因於1906年，在此地發掘得一年代最後之文書，為（東晉元帝）建武十四年，即（東晉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但日人橘瑞超於1910年，又在樓蘭故地，拾西域長史李柏書字樣注76，按據《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有「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駿赦不誅」等語。是為咸和五年事（輯補作「四年」）。今以《十六國春秋》所記，與斯坦因、橘瑞超氏所得之文書核對，則橘瑞超所得之李柏文書，當即《前涼錄》中之西域長史李柏。又觀下文「趙貞不附駿」之語，是在咸和五年以前，高昌及西域長史，尚稱晉年號，故有建武十四年之記載。自咸和六年以後，乃並於張駿，時晉已東渡，命令不及於西域，而高昌太守趙貞，尚承晉年號。故自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至東晉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約百餘年間，皆為中原勢力所及之時也。至前涼張駿據有西域後，設戊己校尉，與西域都護，仍沿魏、晉舊規，分居於高昌及樓蘭兩地。《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云：「分敦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為沙洲。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西域都護，疑即魏、晉時之西域長史，與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為三營。可證在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張駿假節涼王時，僅改名號，而駐地未改。故咸康元年，沙州刺史楊宣伐西域，以張植為前鋒，進至流沙，疑即白龍堆之沙磧也。《前涼錄》又云：「張植為西域校尉，以功拜西域都尉。」按西域都護、西域都尉與西域長史，是否為一官之異名，雖不可知，但相信其職位必相等。疑晉之稱長史者，注重屯田治民，蓋沿曹魏之舊。張駿改為都護，或都尉，注重治軍，故稱營；營，軍壘之號也。若然，是咸康元年為西域長史或都尉者為張植。又據斯坦因所獲文書中，有「西域長史張君座前」之語注77。是否即為咸康元年之張植，抑為天錫朝西域校尉之張頎，雖不能判定，但由咸康元年至前涼末王之張天錫，西域仍繼續設長史，或都尉，似可確信。若然，是樓蘭故地之放棄，當在前涼之末，即公元376年也。至苻秦滅前涼，內地與西域交通移轉於鄯善、車師，而此地遂荒廢矣。 （三）鄯善與中原三朝之交涉及其衰亡 自苻秦滅涼，擁有涼土，兼制西域，西域諸國亦相率朝秦。《晉書·苻堅載記》云：「〔前秦苻堅〕建元十七年，車師前部王彌襀、鄯善王休密馱入朝，堅引見於西堂，悉依漢法。並請置都護，若王師出關，願為嚮導」云云。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十九年春，兵髮長安，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都督西域諸軍事，車師前部王彌NDC21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是為鄯善與前秦關係密切之證。及苻堅敗於淝水，領土瓦解，不復能控制西域。以〔西涼李箏〕建初二年（公元406年），鄯善王一度遣使貢獻方物於西涼李箏，然亦無多交涉。〔北涼沮渠蒙遜〕玄始九年（公元420年），沮渠蒙遜率眾攻敦煌，滅西涼，鄯善王比龍又入朝於蒙遜，西域諸國皆相率稱臣。當五涼之互據甘肅也，拓跋魏亦雄張于山陝，漸次向西北擴展。時沮渠蒙遜擁有涼土，史稱北涼。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元公439年），魏太武帝破涼州，沮渠牧犍被執。其弟無諱奔敦煌。《十六國春秋》云：「真君初（宋元嘉十八年）無諱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之，安周與戰，連旬不克，退保東城。明年，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畏之，將四千餘眾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國中大亂，無諱因據鄯善。」時鄯善之北高昌，為涼州人闞爽所據。鄯善之東敦煌，為西涼後裔李寶所據。而柔然與魏，又雄強於東北外圍。鄯善當南道之沖，為謀控制西域之勢力所必爭。時魏已擁有涼土。勢必擴展至西域，乃必然之勢也。無諱與魏為敵，魏決不使無諱安據要衝，亦為必然之勢也。故無諱亦謀向西北發展，因謀攻闞爽，即率眾從焉耆東北趣高昌。遂留屯高昌。無諱卒，其弟安周繼據之。清光緒中，德國人奈柯克在高昌故城中，發見有沮渠安周造寺碑，及所寫佛經注78，可以為證。則沮渠氏之王高昌，固有若干年矣。時無諱既去鄯善，而魏遂乘機而入。據《魏書·西域傳》，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鄯善王阻隔交通，魏太武帝遣萬度歸討之，擒其王真達，以韓牧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民，比之郡縣。鄯善遂為魏有。但魏雖平定鄯善，尚不及且末，故且末仍為鄯善王所據，及西魏大統八年（公元542年），其兄鄯善王米率眾內附，而舊時鄯善領土，遂全入於魏矣。按史書記載稱鄯善始於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至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亡，共有國凡五百二十二年。 附：鄯善與樓蘭國都問題 樓蘭歷史既如上述。至樓蘭與鄯善之都城問題，因近數十年來，羅布淖爾遺址續有發見，關於國都位置問題，遂引起東西學者之注意。今據考古上之材料，參稽古籍，為之疏證如下。 1.在南說 此為斯坦因等所主張，日本人藤田豐八和之。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所述，在1907年1月，在密遠西藏堡壘工作時，發現古西藏文書所記錄之地名，有大納布城、小納布城。按大納布城即若羌，小納布城即密遠，可證密遠遺址，即為衘泥城舊址，「中國史書稱此為鄯善的古東城」注79。按斯坦因氏所述「中國史書」，即指北魏時酈道元之《水經注》。酈注《河水篇》引《釋氏西域記》云：「且末河東北流，徑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為注賓河。注賓河又東，徑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衘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按且末河即今車爾臣河，東北流，與塔里木河會而東流，注賓河蓋其末流也。其水由西而東，故先徑鄯善國之伊循城，東至衘泥城注澤。斯坦因氏以今卡爾克里克附近之古蹟，當漢之伊循城；密遠舊址，當衘泥城。又以《水經注》有樓蘭國北衘泥城之語，遂以衘泥城為樓蘭舊都也。由是言之，是伊循城在衘泥城西，而衘泥城在東也。如此，則與《新唐書·地理志》所述不合。《新唐書·地理志》引賈耽《道里記》云：「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唐康艷典為鎮使，以通西域者。」又敦煌寫本《沙州圖經》雲「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本漢樓蘭國。唐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亦曰典合城。」又云：「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鎮撫之，即此城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為小鄯善，今屯城也。」如《圖經》所述，除七屯城作屯城，西八十里作一百八十里外，余與《新唐書·地理志》大致相同。據上所述，是漢之伊循城，即唐之屯城，當即今之密遠。唐石城鎮即漢之衘泥城，當即今之卡爾克里克，若然，是伊循城在東，而衘泥城在西也。與《水經注》所述方位，完全相反。近日人藤田豐八作《鄯善國都考》，贊同斯坦因氏之主張，並引《魏書·西域傳》「沮蒙安周退保東城」之語，謂即《水經注》之東故城，證明北魏時鄯善國都之伊循城，在衘泥城之西。《新唐書·地理志》及《沙州圖經》顛倒東西位置也。按《沙州圖經》及《新唐書·地理志》，並無石城鎮為漢衘泥城之語。本樓蘭國一語，乃泛指樓蘭國境言。樓蘭即鄯善未遷時之名，故《新唐書·地理志》有漢之樓蘭國亦名鄯善之語，本非兩國，故互舉以言之。細審《沙州圖經》之語，石城鎮為唐上元二年所改，其城初置於隋，未久即廢。唐貞觀中，康國人康艷典重修築，改名典合城，即今卡爾克里克附近之廢墟是也。現地方人士在此城中，嘗得陶器及開元錢，已證明為隋、唐時遺址。若指為樓蘭國之舊都衘泥城，或為鄯善之伊循城，應有西漢遺物。今察無一見，可證非西漢遺址。且《水經注》明言澤在樓蘭國北衘泥城，是城臨澤旁，與《史記》「樓蘭、姑師，臨鹽澤」之語相合。時澤在北岸，由今之地文學者，檢查地形，及近今之水復故道，已可證明，則舊衘泥城亦應在此，不過尚未發見耳。若以衘泥城，當今密遠，或卡爾克里克，相差數百里矣。至密遠遺址，據斯坦因氏發掘報告，皆為公元後2世紀至4世紀遺物，正當鄯善隆盛時期。由上文所述鄯善歷史，可以考見。《水經注》明言鄯善治伊循城，則以今之密遠當古時伊循城，至為適當。據此，則《沙州圖經》與《新唐書·地理志》所述，並無不合，與《水經注》亦無違反。斯坦因欲以密遠與卡爾克里克，配合漢之伊循城與衘泥城，未免武斷。而藤田豐八等，又欲以《水經注》之伊循城與東故城，配合唐之屯城與石城鎮，亦陷於時空不相容之謬誤，兩者皆非也。 2.在北說 此說初起於德人卡爾·希姆來（Herr Karl Himly）及孔拉特（A.Conrady），蓋斯文赫定在公元1900年時，赴西域探險，在羅布泊涸海之北部，發見遺址一區，在經度89°40'，緯度40°30'，掘獲木簡及文書甚多，交德人喀爾亨利及孔拉特研究，二氏據其所獲文書中有樓蘭字樣，遂定此城為樓蘭城。後斯坦因博士於1906年再往考察，又發現不少遺物，沙畹博士研究遺物，亦贊同孔拉特之說。1910年，日人橘瑞超氏至此城，獲得西域長史李柏文書，又有「海頭」字樣，我國王靜安先生合併研究，以此地非古樓蘭，其地當前涼之世，實名海頭注80。我檢斯文赫定所獲文書，有晉泰始字樣，大部分遺物，皆在晉武帝以後，並無西漢時之遺物。王先生以此非古樓蘭城，其說甚是。雖文書中有「樓蘭馬厲」、「樓蘭國主均那羨」等語，然不能據此，即指為古樓蘭國所遺留。因樓蘭國雖更名鄯善，而樓蘭地名之稱呼並未廢，在史書記載中，亦常稱述樓蘭字樣，如上文所舉《水經注》、《新唐書·地理志》，皆其類也。故不能以有樓蘭字樣，即定為即古樓蘭國都。又查此地有西域長史李柏書，李柏為前涼張駿時之西域長史，則此地為晉、宋時，中原王朝之西域長史所在地。我上文已詳敘述矣。故以赫定所得之晉、宋遺址為西漢時樓蘭國都，亦難憑信。然樓蘭國都在何所耶？ 按研究樓蘭國都城，當有一先決問題。而時間與空間之配合，最為重要，蓋鄯善國本名樓蘭，近漢，當白龍堆。漢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因樓蘭王不恭於漢，大將軍霍光遣傅介子刺殺之，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都伊循城。故欲論樓蘭之國都，當在元鳳四年以前遺址求之。欲論鄯善之國都，當在元鳳四年以後遺址求之。兩者雖同為一國，但論其都城，不可混為一談也。其次，漢通西域，原有二道：一為南道，一為北道。樓蘭當北道之沖，由李廣利出兵大宛之路線，及《史記·大宛傳》之記錄，可為證明。皆為未遷以前之事，鄯善當南道之沖，由前、後《漢書·西域傳》及《漢書·馮奉世傳》「奉世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一語，可為證明。皆既遷以後之事。因此，則鄯善國都之伊循城，在南道；樓蘭國都衘泥城，在北道，似無可疑。我在上文述及鄯善之伊循城，根據《沙州圖經》、《新唐書·地理志》，及考古上之發見，定為即今之密遠廢墟，大致可以確定。若樓蘭國都在今何所，今尚無適當遺址可以當之，但決在北道上。又本《史記》「樓蘭、姑師，臨鹽澤」一語，決距羅布淖爾古海不遠也。又按《水經注》敘述河水入羅布淖爾，分為兩道。一為南河，注引《釋氏西域記》云：「南河自於田於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一為北河，注云：「河水又東徑注賓城南，又東徑樓蘭城南，而東注澤。」按南河最後所會之河為且末河，發源於阿耨達大山，流行於且末城之北，是南河當南道，東流入澤。北河最後所會之河，為敦薨水，即今焉耆河，發源於焉耆山，流行於焉耆之野，東徑墨山國南，為孔雀河，東流注澤，是北河當北道。河水流行既分南北二道，則入海處亦當為南北兩海口，則所徑行之城市，亦必有在南北兩面可知。北河流行於樓蘭城南，而東注於澤，則樓蘭城在北河之北可知。此由河流之經行，可以推知者也。密遠既在且末河入海之南，是故以密遠當伊循城，與《水經注》所述實為暗合。援例推之，則樓蘭城當在北河之北，即今庫魯克河之北也。但尚未發見耳。我推測古樓蘭之衘泥城，必距我在1931年所發見之古烽燧亭遺址不遠，或在其西，是固待於後來者之探尋者也。 （四）吐谷渾之侵入與隋、唐之經營 約當公元5世紀之間，在中國西北部有一突起之民族，先吐蕃而進入西域者，曰吐谷渾。後魏神龜元年（公元518年），宋雲往西域取經，過鄯善，稱其城主為吐谷渾王第二子，則鄯善此時，已為吐谷渾王所並無疑。又考《梁書·西北諸戎傳》，有吐谷渾者，弟嗣位，避之西徙。「西上隴，度襂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為號。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按鄯善在於闐之東，高昌之南。今稱北接高昌，西鄰于闐，則鄯善、且末已屬吐谷渾領土可知。又《梁書·高昌傳》亦有南接河南之語，河南為吐谷渾王號，是與《西北諸戎傳》所述相合。但吐谷渾自何時始侵入鄯善，則史無明文。《魏書·西域傳》于闐條云：「太武時擊吐谷渾，慕利延驅其部渡流沙，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眾。」據《魏書·世祖紀》為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事。《宋書》亦有同樣記載。《吐谷渾傳》云：「宋元嘉十六年，改封慕利延為河南王。十九年，為拓跋燾所破，西奔白蘭，因攻破于闐。」宋元嘉十九年，即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雖其年代微有差異，然必同記一事。按于闐在鄯善之西，白蘭據丁謙考證，即今柴達木盆地，正當鄯善之南。與柴達木隔阿爾金山。然由柴達木至卡爾克里克，有大路可通行，諒古與今同。若然，則慕利延攻于闐時，必取道鄯善、且末，而西至於闐。《魏書》傳中有「渡流沙」一語，其形跡至為顯然。若然，則鄯善、且末之併入吐谷渾，始於慕利延，即（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或六年事也。又按《魏書》（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平涼，（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公元441年），沮渠無諱謀渡流沙，三年至鄯善，襲據高昌，六年魏遣萬度歸伐鄯善，擒其王真達，以其地為郡縣。如慕利延在太平真君三年過鄯善伐于闐，則適當無諱據鄯善，時無諱勢力尚強，擁有鄯善、且末、高昌，未必讓吐谷渾通過。如過鄯善在六年，則適當萬度歸伐鄯善時，吐谷渾亦不敢經過。故慕利延之攻于闐，必不在太平真君三年或六年之間。鄯善之併入吐谷渾，決不在此時。又按《魏書》稱，興安元年（公元452年）拾寅始居伏羅川，時太武被弒，國內亂，無暇顧及西陲。故吐谷渾得乘機擴充其勢力。是吐谷渾之兼併鄯善、且末，疑在魏文成帝興安元年以後也。以後，魏與吐谷渾雖迭有攻戰，然均不足以制吐谷渾之發展。至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伏連籌之子夸呂立，漸強盛。魏孝莊帝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始稱可汗，居伏俟城。史稱夸呂所據，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故夸呂時為吐谷渾最盛時期，而鄯善、且末為其服役久矣，故宋雲至鄯善時，為吐谷渾王第二子所統也。歷周至隋，其境宇均未有變更。《隋書·吐谷渾傳》云：「隋煬帝時，伏允為鐵勒所敗，帝出兵掩之，伏允南遁，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按此為煬帝大業四年（公元608年）事也。是大業四年以前，鄯善仍為吐谷渾所有，煬帝滅吐谷渾，置鄯善郡，統顯武、濟遠二縣，且末郡統肅寧、伏戎二縣，與西海郡、河源郡，同隸雍州，此煬帝大業五年事也。隋並築鄯善鎮以鎮撫之，所築之城，即今所見卡爾克里克之遺址。是鄯善在隋時，一度為隋所並，及大業末，隋亂，而伏允仍居故土，鄯善仍為吐谷渾所統。至唐初滅吐谷渾，而鄯善遂內屬於唐矣。《新唐書·吐谷渾傳》云：「隋末慕容伏允寇邊，郡縣不能御。太宗初，屢侵掠，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率六總管討之，伏允西走圖倫磧，將托于闐，會追及，伏允遂自殺。」可以為證。是吐谷渾擁有鄯善、且末，始於魏文成帝興安元年（公元452年），滅於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約一百八十餘年。藤田豐八以鄯善屬吐谷渾，自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至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凡七十二年，實不止此數也。 （五）康艷典東來與吐蕃之侵入 據《新唐書·地理志》附賈耽《西域道里記》云：「石城鎮，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艷典為鎮使，以通西域者。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艷典所築。」（《新唐書》四十三下）有認為康艷典為康國人。伯希和於1908年，搜獲敦煌千佛洞寫經，得唐時《沙州志書》一卷，卷中有開元年號，蓋為公元8世紀前半期所寫。羅振玉影印入《鳴沙石室遺書》中，定名為《沙州圖經》。後伯希和氏又得一寫本，卷末附有《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並附有永昌元年所錄歌謠諸事。《圖經》所記，為7世紀至8世紀時事，其中所記，大概為水道、堤防、驛站、學校、寺觀、城隍、怪異等事，並附有蒲昌海石城鎮將康拂耽延之弟地舍撥所上之申請書，其申請書所記之年號，為唐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伯希和氏作《蒲昌海之康居聚落》，推論康拂耽延為伊朗種人，姓康，蓋古康居之簡稱，即今之撒馬爾罕。與天寶二年入朝中國之石國王婿康染顛必有親屬關係。並推論蒲昌海之南，當時有一康居聚落居其地注81。按伯希和氏據《新唐書》中之康國即漢之康居，近人多有懷疑（參考白鳥庫吉《粟特國考》）。至推論康國為伊朗種人，乃沿於康國即康居之後而來。但據《隋書·西域傳》所述，稱其王索發，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蒙以皂巾。丈夫剪髮，錦袍。其服飾多與突厥同。又其王名代失畢，乃突厥語石王之義。代失讀Tas，乃突厥語石也。畢讀若Bi，乃突厥語王也。據此，是撒馬爾罕之康國乃突厥人，而非伊朗人也。至少，其君主當為突厥人也。其後，斯坦因氏於1906年，又搜獲敦煌千佛洞遺書，又得《沙州圖經》斷片。有云：「石城鎮本漢樓蘭國，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沙磧。上元二年改為石城鎮，隸沙州。」（此本跋尾，記唐僖宗光啟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元885年）是亦寫於唐之後半期，據此斷片與賈耽所記，大致相同。當為賈耽《道里記》所本。據此是康艷典之來，始於唐之初年。寫本又云：「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四十里，康艷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為弩支城。又有蒲桃城，南去石城鎮四里，康艷典所築，種蒲桃於此城中，因號蒲桃城。」又云：「薩毗城西北去石城鎮四百八十里，康艷典所築，其城近薩毗澤。山險阻，恆有吐蕃及吐谷渾來往不絕。」（並見伯希和引）由此言之，是康艷典東來共築四城。自且末之東，至蒲昌海，皆為康艷典所占據也。但其所居之人民，據其寫本所云，有胡人，即泛指西域人。有吐蕃人，有吐谷渾人，不盡皆屬康國人也。又斯坦因所獲文書中，又有云：「納職縣下，大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屬東突厥。以徵稅繁重，率城人入磧，奔鄯善，至吐谷渾居住。走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歸。胡人呼鄯善為納職，既從鄯善而歸，遂以為號耳。」注82按唐之納職在今哈密附近，辟展之南，鄯伏陀疑為鄯善國之土人。又雲屬東突厥，則在唐初，鄯善又有東突厥人來居可知也。斯坦因又於1907年在密遠西藏堡壘發見古突厥文字若干，後經湯姆生教授研究，指出有許多人名，大概是發給突厥士兵護照及通行證之類。可證突厥人曾一度在此作軍事上之設施，且士兵亦多為突厥人。蓋在隋、唐之際，突厥勢力遍及新疆南北。高昌國曾受其官號注83。高昌與鄯善相接，則突厥勢力及於鄯善，極為可能。但其統治階級，則屬於西突厥。據《新唐書·突厥傳》云：「當隋大業中，曷薩那可汗降隋，國人不欲，乃共立達頭孫為可汗，號射匱可汗，建庭龜茲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之，以與東突厥抗。」按史稱玉門以西，則鄯善當包括在內。是鄯善在隋、唐之際，即已役屬於西突厥。又云：「射匱死，其弟統葉護嗣，是為統葉護可汗。統葉護勇而有謀，戰即勝。因並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庭石國之北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據此，是康國必已役屬於突厥，故其子咥力特勒（勤）為肆葉護可汗，乃國人迎之康國者。及咥利矢為可汗，與西部乙毗咄陸可汗相攻戰，分主東西，以伊犁河為界，伊犁河以東咥利矢主之，伊犁河以西咄陸主之，及咥利矢走死拔汗那，國人迎立畢賀咄葉護為可汗，建庭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據傳所述，時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隸屬焉。時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事也，正值康艷典東來時。《新唐書·地理志》及《沙州圖經》既已明言康艷典為康國人，康國既屬西突厥，與鄯善同隸一庭，則康艷典東來，或受突厥王庭之派遣，東來鄯善作監統之官，且為駐屯軍之首領者，故其士兵大抵皆突厥人。唐滅突厥，鄯善乃屬於唐。改鄯善為石城鎮，隸沙州，此上元二年事。故不能因康艷典為康國人，有一部分康國人在此地寄居，遂謂此地屬於康國，而為康國之殖民地，是不可不辨。 附：吐蕃與鄯善之關係 自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滅吐谷渾，十四年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高宗初，破突厥，西域諸國復屬於唐。則鄯善亦當包括在內。而康國族人亦且歸化於唐矣。但北方之突厥既去，而南方之吐蕃又來。據《新唐書·吐蕃傳》所述，吐蕃本西羌屬，原居河、湟、岷間，至弄贊時始強大。唐永徽初，弄贊死，欽陵當國，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殘破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薛仁貴等討之，為欽陵所敗，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按吐谷渾在隋、唐之際，包括有漢之且末、鄯善，上文已述及。此雲盡有其地，則鄯善自在其中。吐蕃之由於闐取龜茲，陷安西四鎮，亦必經過鄯善、且末，方能至於闐，是鄯善、且末在咸亨中，已一度陷入吐蕃。故《新唐書·吐蕃傳》，稱「儀鳳、永隆間，其疆域東接松茂，南接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萬餘里，漢、魏諸戎所未有也。」是新疆南路古三十六國地，完全為吐蕃所有矣。至武周長壽元年（公元692年），王孝傑為總管，擊吐蕃，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新疆又入於唐朝者六十餘年。至天寶之末，安祿山反，哥舒翰悉拔河隴兵守潼關，邊候空虛，吐蕃又乘隙暴掠邊境，近迫京師。則西域故地，又完全為吐蕃所有矣。自此以後，唐失統治西域能力者，八十餘年，雖會昌、咸通間，吐蕃內亂，唐朝乘機收復故地。然唐勢亦衰，未久亦被放棄。斯坦因於1907年，在密遠西藏堡壘發見之西藏文書，必為吐蕃據有時所遺留，無可疑也。其西藏文書中，有大羅布、小羅布諸地名，斯坦因以為原於唐初玄奘所記之納縛波，據伯希和之解釋，納縛為梵語「Nava」之對音，猶言新也，合言新城之義。故以羅布之名名鄯善全境，必始於唐初，而為吐蕃所採用，至近世尚沿用不絕。而鄯善或樓蘭，見於我國史書者，至此已歸於消失。 （六）羅布區域之荒廢及羅布驛站 上文已述樓蘭北部之放棄，在公元4世紀後半期。但南部尚繼續活動，如上文所述，吐蕃為見於史書最後活動之民族。《新唐書》稱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北庭回鶻取西州，又斬恐熱，吐蕃遂亡，其後中原多故，朝政不能播及西域。自唐末至宋，羅布區域情況如何，已不可考，或已近於荒廢矣。《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條云：石晉（高祖）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遣貢俸官張匡鄴等往冊封于闐王，高居誨記其行程云：「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雲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自仲雲界西，始涉襃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柳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按胡盧疑即漢之伊吾盧，簡稱伊吾。大屯城疑即《新唐書·地理志》之七屯城，七當作大，因形近而訛。陷河疑即且末河。紺州即今車爾臣，是于闐東界，抵車爾臣矣。五代時，車爾臣之東，哈密之西，為仲雲領域。仲雲種姓為何，史無明文。《新五代史》稱為小月支遺種。但同傳又云：漢小月支故地，有鹿角山沙陀，朱耶遺族也。據《新唐書·沙陀傳》，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同種也。處月居金婆山之陽，蒲類海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後徙豀州東莫賀城。初沙陀臣吐蕃，吐蕃嘗倚其兵力。其酋朱邪盡忠謀歸唐，戰敗死。朱邪執宜收殘部二千騎，款靈州降。部眾隨之，吐蕃由此益衰。按處月即朱邪；仲雲與處月、朱邪，皆一聲之轉，突厥語沙磧之義。莫賀城當因莫賀延磧得名，在哈密之東南，哈密即漢伊吾地也。據此，是仲雲牙帳所居之伊胡盧磧，正朱邪舊居之地。朱邪執宜歸唐後，餘眾不能去者仍居故地，亦為漢時小月氏所居。故史稱小月支遺種者，蓋言小月支故地，朱邪之遺種也。據此，是仲云為突厥中之沙陀部也。 宋太平興國間，王延德使高昌，由肅州經鎮西，至哈密，經辟展東之十三間房而至高昌，則羅布區域之南北兩道已無人行走。其時，高昌正為回鶻所據，由近來東西考古者，在吐魯番舊城中發現回鶻文及經典甚多，可為回鶻人占據之證。于闐當五代之際，其王李聖天來貢，稱同慶二十九年，則為漢族人而建號于于闐者。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已易為黑韓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封其王為「特進歸忠襅鱗黑韓王」；又按據多桑《蒙古史》第81頁，時西州回鶻王名畢勒哥，即假道於耶律大石以攻西域者。和田屬突厥君主馬合謀可汗，于闐在11世紀初期，蓋已為回族統治矣。于闐在羅布之西，高昌在羅布之北，羅布居其間。今檢查出土文書，無一回鶻文，則西州回鶻勢力不及羅布區域可知。宋王延德使高昌，稱其地南接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宋史·外國傳》亦云于闐東接吐蕃，則古之且末、鄯善一帶，已為于闐所統矣。宋初，于闐已屬於信奉回教之族人矣。則羅布區域諒亦為其所統治，但無甚多之居民與城郭耳。 元至元中，有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兄弟，東來朝見元世祖忽必烈，由可失合兒、鴨兒看得、勿炭、培因、車爾臣，而抵羅布鎮，至唐古忒州。此道自唐初玄奘返自西域，經行南道後，此為見於記載的第二次。據其所述：「羅布是一大城，為羅布沙漠之邊境。處東方及東北方間。此城臣屬大汗，居民崇拜摩訶末。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抵一城，名曰沙州，即唐古忒州。」則自羅布鎮，東至敦煌，完全為沙磧。元時之羅布鎮，據斯坦因所述，即今之卡爾克里克；以為昔時卡爾克里克為羅布泊最重要之中心，與今日情形相同。且賴以生存之河流為車爾臣河，經流平原，航行之易，較塔里木河為優注84。按卡爾克里克為今若羌縣城，在其東北有羅布村，即在羅布泊之旁，疑此村名源於元時之羅布城，及清人設縣城於卡爾克里克，而舊羅布城遂廢，僅存其名耳。若我所論不誤，則元時馬可波羅所經之羅布城，尚在卡爾克里克之北也。自馬可波羅記述此城名以後，又無所聞。至清初屬準噶爾。及乾隆平準噶爾，而羅布泊之名，遂復顯於世，以至於現時。 （七）清之改縣 據《河源紀略》卷二十八所述：「雍正元年二月，副將軍阿喇衲奏報，羅布泊回人古爾班等，率哈喇庫勒、薩達克圖、哈喇和碩等處戶口千餘人，輸誠投順。三年詔與吐魯番回眾移居布隆吉爾、沙州、瓜州耕種。」據此，是雍正初年，羅布泊尚有千餘戶。但不久又為準噶爾所據。及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二月，大小和卓木之亂，戶部侍郎阿里袞率師追擒巴雅爾，道經羅布泊，據回人哈什哈所述：「回民據處於此，凡數十年，有二千餘戶，數經遷徙，餘數百人，以漁獵為生。前大兵平定吐魯番時，曾遣使召撫，旋為準噶爾所據。」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平定準噶爾，回民獻仙鶴，率其眾六百餘人來降，詔附於吐魯番回王額敏和卓，凡一百八十三戶，一千七十一口，歲納哈什翎百枚，海倫九張。清同治間，南疆大亂，回民避難者多雜集羅布泊左右，流離轉徙，死傷過半，至光緒初有四百餘戶，二千餘人，始設卡爾克里克縣丞以統治之。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升為若羌縣，屬新疆省。 二、樓蘭及鄯善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在海道開通以前，凡東西旅行人士，從陸路者，必須經過新疆（見圖）。新疆居東西交通之咽喉。羅布泊處新疆之東南，與敦煌接壤，又為東西交通上所必經之地。羅布泊歷史已如前述，再按時代考察其在交通上之地位。 （一）兩漢至魏、晉之南北道及新道 在遠古期中，中原與西域交通，雖不無傳說，但缺乏明確記載，難言究竟。故言西域交通史者，必以漢張騫為始。自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奉使月氏，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漢，以其身至之國，及傳聞旁國，具為武帝言之。司馬遷因其所述，錄之於《史記·大宛傳》中。吾人對於漢初西域各國之認識，以此為始。但騫身所至者，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國；而傳聞之國，為奄蔡、安息、條支、犁竬、身毒，此屬於蔥嶺以西者；蔥嶺以東，亦僅烏孫、衘NCB2B、于闐、樓蘭、姑師五國，共為十四國。雖於蔥嶺東西各國之輪廓，由此可得一仿佛，而於各國之遠近距離，仍乏翔實之記載。自宣、元以後，匈奴稱臣，西域服從，而各國信史質子往來不絕於途。班固修《漢書》，特立《西域傳》，記錄西域之國，凡五十有三，在蔥嶺以東者凡四十有八國，在蔥嶺以西者五國。范蔚宗作《後漢書·西域傳》又增補七國，於是裏海以南，印度以北，地中海以東，東接玉門關。其各國之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更得詳確之記載。故研究西域交通者，必以兩《漢書》所記者為基礎也。今就兩《漢書》所記，推測其路線如下。 1.北道 《漢書·西域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據其所述，是漢通西域有二道。一為南道，自鄯善起。一為北道，自車師起。但須知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樓蘭遷都伊循，改名鄯善。伊循即今密遠，樓蘭在羅布泊之北岸。此言從鄯善傍南山，必為自元鳳四年以後之路線。然則元鳳四年以前之路線為何，為一問題也。又按《西域傳》所述，宣帝遣衛司馬鄭吉使護鄯善以西數國，未能盡並北道。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降漢，乃使吉並護北道，號為都護。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豀。是北道自車師前王豀始，為宣、元以後事。然則宣、元以前，通西域之路線為何，又為一問題也。今按《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及《魏略》所述，其漢初西域交通情形，似不如《西域敘傳》所述也。《大宛傳》云：「（大宛貴人）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又云：「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又云：「貳師復行，經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又《漢書·西域傳》鄯善條云：「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按鹽水，即鹽澤。《漢書》亦名蒲昌海，即今羅布泊也。由今東西學者考察之結果，證明在兩千年前後，水積北岸。而《大宛傳》又有樓蘭、姑師臨鹽澤之語。則古樓蘭在羅布北岸可知。樓蘭與侖頭至龜茲平行一線。貳師將軍伐大宛，過鹽水，至侖頭，是其路線乃由羅布北岸過樓蘭西行。貳師伐大宛，在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時樓蘭尚未南遷，適當大道之沖，故常主發導。今由樓蘭遺址之發現，及古道之獲得，更可證明。是漢初通西域之路線，乃經鹽澤西行也。 今據《魏略》所述，申明其路線如下。魚豢《魏略》云：「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嶺，為中道。」（《三國志·烏丸傳》注引）按魚豢所述，雖指魏時事，但與漢初之路線相同。因此路開於漢初，至西漢末年，遭一度之封閉，至魏、晉又復恢復。在第一節中已闡明其事，不復重述。故《魏略》所述之中道，正西漢初年之北道也。我在1930年春，考察羅布泊時，在海北岸古烽燧亭中，發見西漢木簡，有黃龍元年及元延五年年號。又於1934年，距此地2.5公里，又發見古道。則此地在西漢宣帝至成帝時，正在活動時期，可以確信。又此地臨羅布北岸，為孔雀河入海處。東臨鹼灘，自此以東為鹹水，以西為淡水。故凡東行人士往來必經過此處，負水擔糧備通過白龍堆險地。故此地適為北道之橋頭。陳宗器君，於1931年春，由玉門關北出，至羅布泊，抵我所找到的遺址處。據其《羅布荒原》論文中所述行程，與《魏略》所載實多暗合。如云：「由玉門關西九十里，至榆樹泉，疑即都護井也。由此西北行，五十四里，入綿延三十里之邁賽群（無數奇怪小島之謂）。出邁賽群五里，有沙邱，即《魏略》中所述之三隴沙。沙堆狹長，向西北伸展三里。出沙不遠有廢墟，垣址可辨，即居盧倉遺蹟也。十五里為五棵樹，井已乾涸，掘二三尺，即可得水。由此沿孔達格西邊西行一百二十里，繞陽達胡都克，地原有井，但已腐朽不可飲。折西北行一百三十里，稍可得水。復西行，沿陡坡戈壁，幾百里，入純粹鹼灘。轉西北行一百三十里，經鹼灘中之高地，作長條蜿蜒狀東北走，當系漢之白龍堆也。蜿蜒如龍形，灰白色鹼塊則成鱗狀，故有白龍堆之名。至此而達羅布泊之東岸，入古樓蘭國境。」如繞海偏西北行，即至孔雀河末流，即我所找到的古烽燧亭遺址也。據陳君所述，益證我所見之遺址，確為西漢北道之要衝矣。此路自西漢末被放棄後，至曹魏又恢復，西晉時尚能通行，直至前涼之末，方復被放棄也。 2.南道 據《史記·大宛傳》云：「初貳師將軍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又《漢書·渠犁傳》云：「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衘彌。」按衘彌東北與龜茲接，西北與姑墨接，西通於闐。是衘彌在南道上。李廣利去時，分軍兩路，而自行北路，故屠侖頭。還則由南道，故過衘彌也。是南道亦開於漢初。及漢昭帝以後，樓蘭南遷。迄於漢、魏之際，鄯善雄強，而南道遂在西域交通上居於重要之地位矣。 但南道之路線為何，與北道相關之點何在，亦為吾人所欲探考者。《漢書·西域傳》，南道起自鄯善。《後漢書》同。均不言鄯善以東之路。《魏略·西戎傳》則言「從玉門關西出經若羌，轉西越蔥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南北史·西域傳》所記略同。《元和郡縣誌》則言出陽關謂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車。出玉門關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是歷代史書記南北兩道，出發點，各自不同。《漢書》混言玉門、陽關，《魏略》、《北史》專言玉門，《元和郡縣誌》言北道出玉門，南道出陽關。王國維先生則謂漢時南北兩道，分歧不在玉門、陽關，而當自樓蘭故城始。又言二道皆出玉門，若陽關道路，止於若羌。往鄯善者，絕不取此注85。按樓蘭衘泥城故址，今尚不知何在，但漢武帝時李廣利伐大宛，自敦煌西，即分南北兩道進兵，似不始於樓蘭。樓蘭故址假定如上文所考在羅布北岸，則適當西詣龜茲徑路，若由樓蘭北至車師，再由車師南至鄯善，再西行，實繞道過甚，漢人當不出此。疑漢時玉門、陽關，相距不遠。自此西行，原只一路，出玉門關者由之，出陽關者由之。至沙西井後，再分南北兩路進行。故《漢書》混言玉門、陽關者，此也。若新道，則由玉門關折西北行，達車師，與南北兩道不同路線。故《魏略》專言玉門關者，此也。至唐時，玉門關稍東北移，故唐時北道，由玉門關稍西，即折西北行，穿噶順沙磧，即莫賀延磧，而至高昌。其路線，與《魏略》所述之新道略同。南道微偏南，傍南山西行。與漢初之南北二道不同一途，故《元和郡縣誌》分舉者此也。今王先生皆比而同之，故我以為未可。再以實地考察之路線證之。陶保廉《辛卯侍行紀》卷六，附漢玉門、陽關路考，根據清同治間郝永剛、賀煥湘、劉清和等之實地探察，述其路線云：「北道出敦煌西門，渡黨河，西北行戈壁，七十里咸泉，五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盤城（注云，漢玉門關故地也）。四十里小方盤城，三十里西湖（注云，有敦煌舊塞），七十里清水溝，折西北，七十里蘆草溝，西行六十里五顆樹，西南行六十里新開泉，西行七十里甜水泉，六十里沙溝，西南行八十里星子山，八十里土山台，西北七十里野牲泉，西九十里鹹水泉，九十里蚊山，九十里土梁子，七十里沙堆，八十里黑泥海子，五十里蘆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即羅布淖爾西岸也。」按陶氏所記之沙溝，疑即《魏略》之沙西井，據斯坦因氏稱為Kumkuduk，即沙井之義。疑此地為南北兩路分道處。從此西南行，至密遠，即古鄯善，從此西北行，過涸海鹽層，到孔雀河末流，即古樓蘭。與《魏略》所述，不無暗合。而南北兩道之分途，始於沙西井，即庫穆胡圖克，由此可得一確證也。 3.新道 以上所述南北兩道，皆始於漢初。均須經過羅布泊低地西行，一傍南山，一傍北山而已。至後漢別有新道，直由玉門關折西北行，不經三隴沙及白龍沙，直達車師，即戊己校尉所治之高昌。《魏略·西域傳》云：「從玉門關西北經橫坑避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至龜茲，為新道。」徐松補註云：「五船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又云：「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風戈壁，即龍堆北邊也。」按徐松所述，為自哈密至吐魯番之路。唐玄奘、宋王延德之至高昌，均由此路，皆經過伊吾即哈密。今細觀《魏略》所云：「出五船北，到車師界」，似不經哈密。疑《魏略》所指新道，在今哈密道之西南。又今哈密道，由安西轉西北行，經馬連井、星星峽、格子煙墩、南湖，而至哈密者，其出發點亦不由敦煌。疑新道，與伊吾即哈密確為兩路，新道取自玉門關，即今大方盤城，折西北行，自托胡拉克布拉克穿行噶順戈壁，即行於羅布涸海之東北，直達魯克沁南之得格爾，即至車師界。五船疑在此一帶。再西北過魯克沁，至高昌，即今吐魯番阿斯塔拉，此為捷徑，不必東繞伊吾，西繞三隴沙，與涸海也。現得格爾尚有古土墩，疑為古道經行之跡，據得格爾獵戶雲，由此往敦煌，水草尚不乏，但均為乾山耳。再由得格爾轉西，經庫魯克山北麓及艾丁湖畔而至庫木什山。出山為烏沙他拉，即博斯騰湖之北邊。轉西南至焉耆，即唐之銀山道也。唐郭孝恪攻焉耆，嘗取道於此。現由得格爾，沿艾丁湖畔至庫木什山一帶之古墩，為指示古道之途徑。雖土墩疑為唐代建築，但亦有漢代土築基址，故疑唐之銀山道，即後漢新道之所由。至焉耆後，轉西南行，過哈滿溝而至庫爾勒，轉南，至尉犁，與中道相合。蓋中道到樓蘭後，沿孔雀河西北行，即傍庫魯克山南麓西行，與北道會於尉犁，即古渠犁也。現由沿孔雀河畔之古墩，可為指示古道行進路線之跡。由是言之，是中道行於噶順戈壁西麓。轉西行於庫魯克山之南麓。北道行於噶順戈壁之東邊轉西，行於庫魯克山之北麓。因北道，須繞庫木什山，取道焉耆，方至尉犁，微曲，不如中道之直至尉犁。故中道又稱為徑道者此也。西漢時，新道未開，雖在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欲開新道，終為車師王所阻，故當時之北道，即指《魏略》所述之中道，所謂徑道也。及後漢明帝時，竇固破呼衍王，取得伊吾，重開新道。經由車師西行，故以新道為北道，即《漢書》所記者是也。而中道轉廢。自魏至晉，徑道復開，故以徑道為中道，以唐銀山道為新道，實即後漢班固所記之北道也。 綜上所述三道，除新道不經羅布泊外，南北兩道均經羅布泊之南北兩面，而樓蘭與鄯善，適當兩道之沖。故當漢初，嘗與匈奴爭樓蘭者，此也。自樓蘭南遷，鄯善轉強，故後漢之世，又以北攻伊吾，南服鄯善為其國策。蓋兩地為西域之門戶，居交通之咽喉。如不控制，即不能鞏固後方，謀行旅之安全故也。其詳見拙作《兩漢通西域路線之變遷》文中，茲不具述。 （二）北魏至隋、唐之吐谷渾道 以上所述三道，均開於兩漢，歷魏至兩晉，均未有變遷。尤其自曹魏以後，匈奴遠遁，西域服從，高昌內屬，比於郡縣。西晉及前涼，嘗置太守以統之。故中原和西域交通線得以暢通無阻。但上述路線，均須經過敦煌，取道玉門、陽關前進，故當時敦煌與鄯善，實握交通之樞紐。自北魏道武帝擴展勢力於西北，而當時又有一遊牧民族吐谷渾突起西陲，兼向北進。故通西域路線，自北魏至唐，除上所舉三道外，又有吐谷渾道，即吐谷渾人出入西域之道也。 關於吐谷渾歷史，在第一節中已述及。唯其疆域若何，則與交通有關，故擬重述，以資參考。《梁書·西戎傳》略云：河南王者，其先出鮮卑慕容氏，有吐谷渾者，避弟西徙，西上隴，度襂罕，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為號。其界東至疊州，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疑衍北字）通秦嶺。方千餘里，以吐谷渾為國號。按劉宋封吐谷渾王慕利延為河南王，則此所述，蓋慕利延時事也。于闐今和田。高昌今吐魯番。赤水即今發源於巴顏喀喇山之烏蘭穆倫河。如其所述，是當時吐谷渾疆域，已有今青海全境，及新疆之東南部。羅布泊自在其領域中。故《魏書》有「太武帝伐慕利延，慕利延驅所部渡流沙，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眾」之語，雖其時代我在第一節中頗致懷疑，但于闐以東為吐谷渾領域確為事實也。然吐谷渾人由青海從何路入新疆，當為吾人所研究之問題。宋雲《求經記》略云：「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又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途中甚寒，多風雪，沙礫滿目，唯吐谷渾城稍緩。從此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國，城主吐谷渾王第二子也。又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云云。按宋雲原書久佚，今僅見《洛陽伽藍記》中，無年月日，但記中有神龜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則當初發京師，當在魏孝明帝神龜元年也。吐谷渾城當為其國都所在。據《魏書·吐谷渾傳》言，其王夸呂，建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丁謙考證以為伏俟城在今布喀河南，和碩特北前旗境。按赤嶺即今日月山，伏俟城當即今之都蘭。宋雲發自京師，時魏已遷都洛陽，則宋雲所經行，必自洛陽，經陝西西北行，過天水、隴西，上西傾山，西北繞青海之西，至都蘭。自天水以西，皆山地，西傾山積雪，終年不消，故云途中甚寒，多風雪。又雲沙礫滿目者，此也。據此，是夸呂時吐谷渾牙帳，又由赤水東北徙矣。由都蘭西行至鄯善，鄯善即今羅布泊南岸密遠地。由此西行，必經柴達木盆地之北邊，穿行沙磧，經阿爾金山，而至羅布泊南岸密遠也。柴達木北之沙磧，與白龍堆之沙磧，隔嶺相接。唐人稱為磧尾，即莫賀延磧之尾也。《魏書》稱慕利延驅所部渡流沙，西入于闐，亦指此沙磧言耳。崑崙山北阪，自和田東北行，山勢漸低落，至羅布低地南部之阿爾金山，山勢已不高峻，而與祈漫達格交錯，中顯一隘口，清人稱為噶斯口（《河源紀略》卷二十八），為由柴達木盆地通若羌之孔道。現新疆、蒙古人赴西藏者率由此道行。唐時吐蕃之出入新疆，亦行經此路。清朝征準噶爾，嘗駐軍於噶斯口，故歷來均視此地為青海與新疆交通之要衝矣。而其路線，則由吐谷渾人始開之。至隋、唐之際，其道猶通行。《隋書·地理志》稱大業初，平吐谷渾，置鄯善鎮，即今卡爾克里克。則隋大業以前，羅布區域仍為吐谷渾所有。雖中經隋煬帝一度收復，及大業末，仍為伏允所據。是在隋、唐之際，青海與新疆交通孔道，未嘗斷絕也。故唐貞觀初，征吐谷渾，仍由青海進兵，直西至且末。《新唐書·西域上·吐谷渾傳》略云：隋末，吐谷渾王慕容伏允，屢寇邊，郡縣不能御。太宗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率六總管討之，破賊庫山，伏允西走。靖分兵為二，自與李大亮、薛萬鈞趨北路，出其右。君集與任城王道宗趨南路，出其左。靖率諸將戰曼都山、牛心堆、赤水源、赤海，皆破之。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托于闐，會追及，又破之，伏允遂自殺。丁謙考證云：「曼都山在和碩特南右後旗境；牛心堆今丹噶爾廳西南；赤水源即烏蘭烏蘇河發源處，赤海即達布遜泊，此泊為紅水河所歸，故曰赤海。」又云：「青海要路有二：一、西北行，經青海，溯布喀河，至沙爾泊，再西順烏蘭烏蘇河，至達布遜泊，再西北，經噶斯口，迤邐至羅布泊，此由西寧赴新疆之道。二、西南行，至西寧邊外，二百餘里，過雅瑪圖河，南行，經都勒泊，折西至扎陵泊，再西即河源，此由西寧赴西藏之道。李靖分軍為二，即遵此二道行也。」（《〈新唐書·西域傳〉考證》）按如丁謙所考證之古今地名，不盡可據，例如以達布遜泊為烏蘭烏蘇河所歸，故為赤海。按烏蘭烏蘇河，為金沙江上源，出端木烏拉山，與達布遜泊相去甚遠。且李靖軍北出應在吐谷渾城之北，決不南行於吐谷渾城之南，與侯君集同道也。我頗贊同李靖分南北二道，即現青海通新疆及西藏二路之說。但現青海通新疆道，行於柴達木盆地之南。疑李靖出於柴達木盆地之北。由都蘭西北行，沿阿爾金山南麓出噶斯口，而達新疆之若羌縣。與慕利延入于闐之路相同。侯君集則行於柴達木盆地之南，故能過星宿川，達柏海，觀河源，與李靖軍中隔柴達木盆地也。至唐咸亨間，吐蕃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又由於闐攻取安西四鎮，則吐谷渾道，又為吐蕃所有矣。斯坦因在新疆密遠西藏古堡中，掘拾西藏文書甚多，皆記軍事及屯駐事注86。則當時吐蕃之出入新疆，仍由青海經密遠可以確定也，及至唐懿宗咸通間，北貇回鶻進取西州，斬恐熱，吐蕃遂亡。而吐谷渾道至是亦淹沒矣。 以上專就吐谷渾道論述其原委，因此道開於北魏時之吐谷渾人，歷隋、唐數百年間未有荒棄，而與西域之文化、民族關係甚大，故詳述之。兩漢時之南北二道，由魏至唐，始終不絕者，唯南道，即由敦煌至鄯善達于闐之道。北道即伊吾道，亦通行。唐滅高昌，西州內屬，其交通之便利，更無論矣。唯《魏略》所述之中道，則自苻秦滅前涼以後，即已荒廢。至最近仍未恢復，僅少數旅行家與獵戶通行而已。 （三）宋高昌道及元之大北道與南道 自唐之末葉，中原混亂，勢力不能達西域，中原和西域交通情形如何，難考其詳，史書所載，不過根據一二使臣所經行以見其一端而已。當五代之時，據《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稱石晉天福中，遣供奉官張匡鄴往于闐冊封，副使高居誨為記其行程，略云：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沙。又東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來候晉使者。自仲雲界西，始涉襃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柳置水中乃渡。乃西至紺州，于闐所置也，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我在第一節中關於此記地名，略有考證。胡盧磧即莫賀延磧，大屯城即《唐書·地理志》之七屯城，陷河為且末河。今仍保持上說。如所說不誤，是張匡鄴所經行，仍為古陽關大道也。沙海昂《馬可波羅行紀》引Huber譯《匡鄴行紀》，稱「匡鄴偕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經時，未遵此道。其由沙州赴于闐，系取道伊吾、高昌、焉耆，而至於闐，亦即波斯某著作家所言百日程之長道也」注87，與我所見相左。蓋Huber誤認仲雲牙帳居胡盧磧，即謂匡鄴經伊吾。今按下文明雲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乃經行仲雲境域，並非行經仲雲牙帳。疑當時仲雲疆域，直達且末以東也。下文又雲，自仲雲界西，始涉咸磧，明指羅布泊附近之沙磧，由《史記正義》引裴矩《西域記》及《馬可波羅行紀》，均可證明。若由伊吾至高昌，雖如玄奘所記涉南磧，然既至高昌，轉西南至焉耆，似可由焉耆直達于闐，如法顯所行者。不必又東南行，繞道且末即紺州，方至於闐。故我不取Huber之說，而仍以為匡鄴所行，即陽關古道。 至宋室繼興，遠隔遼、夏，雖史載于闐、回鶻，嘗遣使貢獻，實則為商人之往來而已。路程所經，無可准記。今所得考見者，僅宋太宗雍熙間王延德使高昌一事而已。據宋史所載，王延德《使高昌記》略云： 初自夏州，歷黃羊平，渡沙磧，凡二日，至都羅羅族。次茅女子族，族臨黃河，以皮筏為囊而渡。次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次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次臥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大蟲太子族，族接契丹界。次屋地因族。次達于于越王子族。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次阿墩族，經馬鬃山，望鄉嶺。次歷格羅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次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次小石川。次伊州。次益都。次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凡八日，至澤田寺。次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即西州也。 按王延德所記諸地名，多不可考。茲舉其可知者，夏州即陝北之東勝，茅女ND24C子族當即今寧夏一帶。樓子山疑即阿拉善北之沙磧。達于于越王子族疑在今甘州境。合羅川疑即張掖河。馬鬃山在酒泉縣北，今名同。格羅美源，丁謙謂即巴里坤，或是。托邊城疑即今鎮西。小石川，丁謙謂即今昭莫多河。伊州今哈密。納職今托和齊。避風驛即今十三間房。澤田寺即今七克騰木。六種即今魯克沁。高昌即今吐魯番之哈拉和卓，漢名三堡也。據其所述，似由陝北東勝，即古夏州，西行。經寧夏，過阿拉善沙磧，而至甘州，轉西北，渡張掖河，過馬鬃山，直達巴里坤，即鎮西。轉南，至哈密，即本文所謂伊州也。再由哈密西北行，經十三間房風戈壁，至魯克沁，達吐魯番，即高昌也。據此，是北宋通西域道路，不特不經行南北朝之吐谷渾道，且漢、唐之南北二道，亦不經過，而繞道於甘肅邊外西行。故當時之南北二道，是否通行，為一問題也。蓋當時西夏據有寧夏及甘肅西北部，王延德所行，均屬西夏境域，亦即西夏與西域交通之道也。 元太祖崛起朔漠，兼併西疆，東西通途，至是復開。但其路線所經，則又以蒙古為起點矣。據《長春真人西遊記》云： 二月八日起行，宿翠帡口北，過撫州明昌，入大沙陀。出陀至魚兒濼。起向東北，凡二十二日，至陸局河。並河南岸西行，凡十六日。河繞西北流，改行西南驛路，凡十四日程，達平野。山水秀麗，水草豐美，東西有故城基，或雲契丹所建。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十七日宿嶺西，朝暮有冰，霜已三降，冷如嚴冬。山路盤曲。二十八日泊窩裡朵。東渡河，河水東北流，入營駐車。窩裡朵，漢言行宮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屢見山上有雪。又二、三日，歷一山，南出峽，一水西流。又五、六日，逾嶺而南，迤邐南山，望之有雪，郵人告曰：「此雪山北也。」次至阿不罕山北，八月八日傍大山西行，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抵金山東北。復南行，其山高大，三太子出軍，始辟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而上，縛輪而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渡河而下，經白骨甸，涉大沙陀，至回紇城。酋長設葡萄酒及果餅，乃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即和州也。」西即鱉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具威儀迎，曰：「此大唐時北瞞端府。」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台縣東，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並隨山而西，約十五日，宿陰山北，轉南行，山中過一大池，名曰天池。沿池南下，入峽，過四十八橋，出峽，九月廿日至阿力馬城。（下略） 按關於《長春真人西遊記》地名考證，以王國維氏《西遊記注》為最精詳，不復具舉。約其行程，似由克魯倫河，經土拉河，過杭愛山南麓，西南過阿爾泰山，而達天山北麓之鱉思馬大城，即今孚遠北護堡子之舊城，即大唐北庭都護府所在地也。又傍天山北麓西行，過伊犁即阿力馬城而達撒馬爾罕。此路為長春所過；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均由此路，是元初與西域交通，又取大北道矣。時遼、金、西夏，據有北方，南宋僻處江左，與西域交通阻隔已久。至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置驛於途，與西域之交通，至是暢通。據《馬可波羅行紀》所述，東西交通略可知其梗概。其所經路程，由波斯至可失合兒、鴨兒看州、忽炭州、培因州、車爾臣州、羅不城、唐古忒州、哈密州、欣斤塔剌思州、肅州、甘州、亦集乃城、哈拉和林城。由其所述路線，沙州以西，完全經行漢之南道。蓋可失合兒即漢之疏勒。鴨兒看州即漢莎車。忽炭即于田。皆經東西學者之考證，確實無疑。唯培因，漢無確地可指。斯坦因、玉耳均以為即玄奘之媲摩城，今策勒一帶。唯沙海昂以為培因，即《新唐書·地理志》之播仙鎮，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所述之安得烈也。培因、播仙皆一聲之轉注88。唯過去考據家則以播仙鎮即漢且末國，陶保廉《辛卯侍行記》，《新疆圖志·道路志》，均持此說。蓋《新唐書·地理志》引賈耽《道里記》，明雲「播仙鎮故且末城也」。現車爾臣西北有古城遺址。周十餘里，疑即播仙鎮遺址也。又安得烈，《圖志》作安得悅，一名安多羅，即《大唐西域記》之睹貨邏，《新唐書》作故都邏，與安得邏音近而變也。據此，是播仙不得謂即安得烈也。又培因州後，又有車爾臣州，車爾臣即古且末，已為一般學者所公認。車爾臣既為且末，應即唐之播仙鎮，故馬可波羅所記之培因，當另是一地。我頗贊成斯坦因等以培因為唐玄奘媲摩城之說。斯坦因並指策勒北之兀宗塔迪遺址，即其故地。按媲摩城，與媲摩川有關。媲摩川應即今達摩戈之干河，在舊達摩戈北，約5公里，有古城遺址，街衢巷陌可辨，疑即唐之媲摩城。我曾在此，掘拾漢五銖錢一枚，或漢之衘彌城亦即其地。兀宗塔迪尚在其西，陶片散布極廣，皆宋、元間物。又拾西域古錢幣一枚，本地人言為回教初來時所通用者。南有古墳，當地人稱為力濟阿特麻札，為回族初來時之始祖，戰死即葬於此。旁卜拉克干河附近有城基遺址，即元之培因城也。唯馬可波羅稱河中產碧玉及玉髓甚豐，今雖不見河中有玉，但于田山中出玉石，俗稱岔子石，青玉亦出其中。古時由山上沖至河中，今仍埋於沙中，亦可能也。今由我與斯坦因實地所見，類皆一一吻合，似可無疑。唯我以媲摩城尚在其東北，與培因州城非一地，為異耳。又關於忽炭至培因路程，沙海昂以為培因至忽炭八日程，距車爾臣五日程。今按《新疆圖志·道路志》，克里雅至和田五日程。尼雅至克里雅三日程。安得悅至尼雅四日程。車爾臣至安得悅五日程。沙海昂以里程計算，故不取斯坦因兀宗塔迪之說，而以安得悅當之。但安得悅距和田十六日程，亦與馬可波羅所述不合。如以里程計算，不如以尼雅為培因州較合。因尼雅至和田適八日程也。但細審馮承鈞譯沙海昂《馬可波羅行紀》，稱培因州廣五日程，忽炭廣八日程，乃指培因疆域言，並非言馬可波羅所經行之里程也。故忽炭疆域，雖為八日程，培因雖為五日程，而由培因州城至忽炭都城，並不須八日程也。以上專就培因一地，加以考證。其次馬可波羅所經行之地，如車爾臣即漢且末，羅不城即漢鄯善，唐古忒州即古沙州，亦為一般人所認可。哈密即漢之伊吾。欣斤塔剌思，漢無其名。De Guignes《匈奴全史》，以為即今鄯善（辟展），非也。或以為即肅州西之赤金衛，亦疑不然。我以為即哈密東之塔剌納沁城，簡稱沁城。若肅州，當即今肅州，亦集乃當即今額濟納，即漢居延地，哈拉和林即蒙古汗都也。按據其所經行之路線，自沙州以西，雖與漢陽關古道同，但自沙州以後，折北行，過額濟納，而達和林，此又由蒙古至甘肅之南北路線也。蓋自元世祖建都和林，而往西域交通路線，較其初又變矣。 （四）明清時之嘉峪關道 顧炎武云： 明初革元命，統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河西，驅逐元守臣，置嘉峪關，及甘肅等衛。洪武永樂中，因關外諸番內附，置沙州、哈密、赤斤、罕東、阿端、曲先、安定、苦砦等衛，授以指揮等官，俱給金印，羈縻不絕，使為甘肅之藩蔽。後因入關者眾，皆取道哈密，乃即其地，封元之遺裔脫脫者，為忠順王，賜以金印，使為西域鎖鑰。凡夷使入貢者，悉令哈密譯語以聞。（《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七） 據此，是明時以哈密為東西交通之咽喉也。自元滅西夏，兼併西域，太宗初於敦煌故地置沙州路總管府，而以瓜州隸焉。西北諸地如阿力麻里、別失八里設置新站三十。及元拔都平欽察，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又于吉利吉思、謙謙州、蓋蘭州等處設斷事官，修倉庫，置傳舍，東西交通如行郡邑。明承元後，雖勢力遠不及元，但交通路線，猶存舊規。滿清因之。昔日陽關古道，荒廢也久矣。今就明人所述出嘉峪關路線，參考今道，述之如下，以征古今交通之變也。《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七十引《西域土地人物略》，記嘉峪關以西道路甚詳。如云： 嘉峪關西八十里為大草灘。灘西四十里為回回墓。墓西二十里為扇馬城。城西三里為三顆樹。樹西三十里為赤斤城。赤斤西四百五十里為苦峪城。苦峪西二十里為古墩子。墩西六十里為阿丹城。阿丹西南三十里為哈剌兀速城。哈剌兀速西南百里為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為西阿丹城。西阿丹西二百里為沙州城。沙州西三百里為哈密城。 按《西域土地人物略》，不知作者姓氏。陶保廉云：蓋前明人所記，地名多與今異。方向里數，尤不足據。而傳寫脫誤，攙雜失序，幾難卒讀。按我所見，與陶保廉略同。自哈密以西諸地名，尤為難讀。蒙古地名與漢名，攙雜其間，疑為本於來往商人之傳述，好事者為之記也。故所述路程里數，多不可據。我頗疑此記出於元人之手，轉相抄錄，遂錯訛滋多耳。但哈密以東里程，校以今道，頗多吻合。例如赤斤城以東，與《明史·西域傳》相合。赤斤城以西各地，與陶保廉《辛卯侍行記》所述嘉峪關至哈密里程，地名雖異，而路線大略相同。至赤金峽後微異耳。例如回回墓，《辛卯侍行記》作惠回驛。扇馬城，陶書同，扇作騸。三顆樹，陶作滋泥泉。赤斤城，陶作赤金峽驛，則明時與今地同也。出赤金峽，今道由玉門縣西偏北至布隆吉爾城，達安西州，為明之沙州衛地。轉西北，過馬連井、星星峽、格子煙墩、南湖，而至哈密。但故道則由赤金峽直西行，經苦峪、阿丹即罕東，而至瓜州，即安西州西南三十里新瓜州。轉西而至敦煌，即沙州。再西北行而至哈密。較今道微偏南。 綜上所述，歷來東西交通，自漢至唐，均以玉門、陽關為門戶，而鄯善、樓蘭扼其樞要。雖唐人東移玉門關於疏勒河上，然亦不廢陽關大道。自宋至清，則以北道為主，而哈密握其樞機。陽關古道遂廢。所謂樓蘭者，久已淪於沙漠，徒為吾人考古之資料而已。滄海桑田，不其然歟。 （原載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史學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 樓蘭土著民族之推測及其文化 若論樓蘭土著民族為何種型，此為一最艱窘之問題。一者古時本土居民之記載缺乏；二者漢文傳記所載亦不明晰；且古時東西民族交互往來，遷徙無常，至為複雜。雖近今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就地下出土遺物及人類遺骸，作有種種之推論注89，但亦不能有一真確之斷語。故茲篇所述，即欲避免此種煩難問題，專就樓蘭民族之生活狀況，加以推測；研究其為何等民族，其文化若何？至於種族來源問題，則非此文所論之範圍也。 近五十年來，東西考古學者赴羅布區域考察，有一共同而顯著之事實，即在羅布泊海水周圍沙漠灘中，採拾不少石器。就我所採集石器種類言，大件者有石斧、石刀、捶石、礪石等類。小件者有石刃片及各種石矢鏃等類，大概均為打制。尚有帶彩陶片同出土，共約百餘件。其詳均具於《羅布淖爾考古記》器物圖說中，茲不贅述。在我之前，尚有斯文赫定、斯坦因，均採獲不少石器，在其報告書中印出；後我者有柏格曼、陳宗器，亦採集少許，其形式與製作，大致相同。有時尚能拾得磨製極精，以玉為質之精美石器，間雜以金屬物。凡此石器所分布之區域，大概在涸海沿岸及鹽層地帶，即古樓蘭國故地。因此凡旅行羅布沙漠之人，均有同一之感覺：即在金屬文化輸入樓蘭以前，樓蘭有一時期為新石器時代，或金石並用時代。至樓蘭人應用此石器之時代，我贊同斯坦因之說。斯坦因在其名著《亞洲腹部》（Innermost Asia）第266頁敘述在L.F.高岡上之採獲，覓得許多零銅件及石器，還有一件磨製甚精之玉質石斧（L.F.025）。斯坦因並為之綜合論述云：「樓蘭地帶的新石器時代，和漢通西域大路有關連。」據此，是在漢通西域以前，樓蘭為新石器時期，大致可以確定。斯坦因又在L.F.高岡附近發現多冢古墓中死者屍體，干臘未腐，服裝頗完整。據稱：「頭戴棕色氈帽，帽有護耳翼作尖角狀，帽左邊裝飾羽毛五枝，有齧齒動物之皮圍繞於帽上。周身以毛織物包裹，衣襟交合處，系一小口袋如球狀，中盛碎細枝；腰際圍一羊毛織裾帶，露體不著衣裳；足穿紅色鹿靴。死者之面貌：雙頰不寬，鼻高而鷹鉤，目直，顯然為一長頭種型。頭髮捲曲如波，須短而黑。」又云：「如其面貌，暗示在興都庫什和帕米爾，阿爾卑斯人種型相似。」在其殉葬物中，有三隻草編織籃子，上織出之字形條紋。除此外，尚有L.F.4古墳中死者及少女墳，其死者形貌、裝飾與殉葬物，大抵相同。其棺木構成，皆以兩塊木板掬空扣合，上覆以皮，則所有古冢皆同注90。我於1930年，在羅布泊湖畔L.H.地發見一古冢，死者埋葬方法，其服裝大致與斯坦因之L.F.冢相同。死者為女人，額窄顴高，眉際畫綠線三道，帽具纓絡，惟身裹毛織物，不見盛細枝口袋為異耳。1934年，柏格曼在阿德克地發見同樣古冢多起注91。死者服飾形貌及埋葬方式，與我及斯坦因所見，大致相同，不再贅述。惟在墓中除草籃外，尚有木製籌箭甚多。據柏格曼云：箭在腰際，現已被盜掘的人散露於墳外。斯坦因根據死者形貌服飾，以為與《漢書》所記樓蘭國人相似，而認為樓蘭本地人，兼營牧畜漁獵，而度其半遊牧生活。雖漢人已踏進西域，而本地人尚仍保存其原始文化，尚未改變其生活方式。至墓中死者，是否與上面所述用石器之民族有無關係？但在古墳中確未發見石器，如認為兩者同一時期，實無地層上之根據。但據斯坦因在L.F.古堡附近所採拾之石器與銅器，與古墳距離甚近，其意義甚為重大。據其所述，是墳中死者與用石器之人，雖不能確定為同一時期，但暗示二者確有不可分離之關連，或前後相承，表現其生活進展之程序也。我於1934年在羅布泊L.T.地發見一故址，內有泥杯、泥紡車、束草紡豂、草編蓑衣、泥棒狀物及骨器多件。由其草制物，可以表明其為遊牧人所居之故址。尤其束草為紡豂，外纏毛索，與柏格曼在阿德克古墓中所掘拾束紅柳枝之紡豂，外纏毛索，其用義相同。從死者可以看出生者的同一生活方式。又由其骨器中之骨具及骨刀，與L.H.所拾之玉刀及石鏃，形式多相同。據此，是用石器之樓蘭人與用骨器之樓蘭人，以及墓中死者，似有因襲之跡，不能謂其絕無關係也。若然，是樓蘭土人由新石器時代的漁獵生活，到漢通西域時，其生活習慣皆為一貫之方式，表示其生活之簡陋與文化之低落而已。若如日人羽田亨氏在《西域文明史概論》中所述，稱：「住在鄯善附近地方及吐魯番地方，依西域人骨胳，是屬於伊蘭人種型。經營其城郭生活，開展農工商業，而成為有意義之文化生活，自漢初直至唐代。」我不是人類學家，未嘗研究其骨胳。但就生活方式言，我與斯坦因、柏格曼所發見者，與羽田亨所述適相反也。 至於樓蘭人種型問題，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記》中，已明顯表示樓蘭人非雅利安人種，亦非蒙古利亞種；根據人種測量學，檢查其頭蓋骨，是屬於阿爾品種（Homo Alpinus），並與現居興都庫什山及帕米爾人民相似。在吾人尚未覓得其他新證據以前，可以贊同斯坦因之說。但為引起讀者研究興趣起見，再就樓蘭人生活與服飾，略贅一詞。吾人在羅布泊古墳中發見之死者，有同樣情形：即無論男女皆戴尖狀氈帽，足穿皮鞋是也。柏格曼由庫爾哦巴（Kul-oba）古墳中出土花瓶上所繪之西提亞人（Scythian）作短靴尖頂便帽，與羅布古墳中死者裝飾相似，但西提亞人帽上無羽毛飾。又明斯所著《西提亞人和希臘人》（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一書中，圖十二至十四，有許多亞洲遊牧人，是戴尖頂便帽，帽上常有護耳翼，帽纓垂頷下，可以系著注92。我由柏格曼所述，聯想及塞種人之習俗。據希羅多德（Herodotus）《上古史》記錄中，敘述塞種民族情形頗詳。第七卷第六十四節云： 巴克特里亞人赴戰時，每依其習俗，執著藤弓及短槍。塞種人（Saka）即斯克泰人（Skythen）穿褲，頭戴尖頂而又高又硬之帽；手攜本國所制之藤弓與短刀，此外又攜尖狀斧兵。是名為Amyrgiol的斯克泰人（Skythen），波斯人呼之為Saka。（白鳥庫吉《塞民族考》引） 又據白鳥庫吉《塞民族考》載，大流士（Darius）碑文中列舉各民族，有一塞種民族，為Saka Tigra Khanda。據土馬顯克氏（Tomaschek）解釋稱：Khanda是古波斯語，指用羊皮所制之高帽。Tigra是尖銳之義。合之即指「戴尖頂高帽之塞種」。遊牧於藥殺河之北，以迄裏海北岸。 據此，是希羅多德《史記》所記塞種人之習俗，與大流士碑文中所列舉之一塞種人，情形相同。以之與古樓蘭人相較，其生活方式與習慣由古墳中所見者，疑同出一源。我疑樓蘭土人與塞種人不無關係。又梁荀濟《論佛教表》云： 《漢書·西域傳》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廣弘明集》卷七引） 按此說不見今《漢書·西域傳》，疑梁荀濟別有所本。又按允姓之戎，又稱姜戎，見《左傳》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傳。如荀濟「塞種即允姓之戎」其言為可信，則塞種人西奔，必經過樓蘭、且末，沿崑崙山西徙。《水經注》曾記一傳說云： 蒲昌海在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墟，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 按古蒲昌海，即今羅布泊。古時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或即涸海東部之土丘。由於地面時可檢拾石器及彩陶片，或即為姜戎氏西遷時所遺留，故稱姜賴之墟。若推論不誤，則樓蘭土人必有一部或全部為姜戎即塞種人之裔胄也。 （原載《邊疆研究論叢》，1944年） 佛教傳入鄯善與西方文化的輸入問題 一、佛教之傳入 佛教何時傳人鄯善，史籍無考。其首見稱述者，為晉釋法顯之《佛國記》。記云： 由敦煌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僧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此。 按據法顯所記，始於弘始元年，發跡長安。弘始為後秦年號，即東晉隆安三年也（公元399年）。但據斯文赫定博士在其樓蘭古址所發現之佛教遺蹟，有嘉平注93、泰始年號之漢文，是在魏、晉之際，此地佛教已屬殷盛，皆在法顯至鄯善以前也。然則佛教究自何時始傳入鄯善？欲討論此問題，須先明佛教傳播路線。試以中國僧侶往印度取經路線作證明，先以法顯所經行者為例。法顯由敦煌至鄯善後，復西行，到襇夷國，轉于闐。襇夷據一般學者解釋為即今之焉耆。如然，是由鄯善向北行，至高昌，再轉西南行至於闐也。故其記中有「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之語，蓋由焉耆橫過大沙漠而至和田也。如由鄯善直西行，須經且末、衘彌而至和田，即北魏宋雲之所經行者。到和田後，分為兩路：慧景等先至竭叉國，法顯經子合國南行入蔥嶺，到於麾國。安居已，轉至竭叉國。按子合國即宋雲之朱駒波國，玄奘之斫勾迦國，今莎車葉城南山谷中也。於麾國今地不詳所在，疑屬漢盤陀國境。宋雲《求經記》稱：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疑即其地，即今之蒲犁縣屬也。據《佛國記》：「法顯至竭叉後，再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蔥嶺，有一小國，名陀歷；順嶺西南行，其道艱阻，崖岸險絕；下有水，名新頭河，渡河便到烏萇國。」按此即兩漢通罽賓之大道。《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條云：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盤石阪道，狹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淵。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 《後漢書·西域傳》德若條云： 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 按陀歷即前、後《漢書》之懸度。若校以今地，盤陀國疑即今之塔什庫爾干，漢蒲犁國地。烏裦今之烏雜特。懸度今之洪查山口。罽賓今白沙瓦。是法顯由於摩國西南行，經烏雜特，過洪查山口，渡幾爾幾特河，西至達第斯坦，即烏萇國北境；與兩《漢書》所記由子合經烏裦、難兜而至罽賓之路線相同。又竭叉國，足立喜六解為今之喀什注94。若然，是法顯由子合西北行，至竭叉國，又南行至北天竺；與原文不合。故我頗疑法顯之竭叉，即《漢書》之烏裦。《後漢書·西域傳》德若條，唐李賢注云：「烏裦，《前書音義》云：烏音一加反，裦音直加反，合讀為ND24FND250。」據此，是竭叉為烏裦之轉音，疑即今之烏雜特也。且法顯稱「竭叉在蔥嶺山中，被服氈褐，不生五穀」，均與烏裦情形相同。若喀什，則在蔥嶺以東，即《大唐西域記》中之芉沙國。據玄奘所述，芉沙國「氣候和暢，禾稼殷盛」，與法顯所述竭叉國情形，迥然不同，故不能視為一地。如此，則法顯路徑，由子合直至竭叉，即烏裦，與慧景等合，並不取道疏勒。至北魏神龜中，宋雲入印度求佛經，取道較法顯略偏西。《洛陽伽藍記》卷五錄其行程記云： 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復西行三日，至缽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自此以西，山路倚側，長坂千里。……九月中旬，入缽和國。……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初，至瞝噠國，以氈為屋，隨逐水草。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漸出蔥嶺。十二月初，入烏場國。 據足立喜六解釋：「缽盂城在小帕米爾山中。缽和城在Abipanja河沿岸。NCD2F噠國為縛襋河溪谷之強國，或名護密。」又按白鳥庫吉解釋：「缽和，今瓦格薩（Waxan）溪谷，NCD2F噠在巴克特里亞一帶。」今據白鳥庫吉所云，是宋雲由漢盤陀國即今塔什庫爾干，向西登蔥嶺，經小帕米爾，沿瓦格薩溪谷，而達NCD2F噠即巴克特里亞也。又《魏書·西域傳》云：「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從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又缽和國條云：「在襌盤陀西有二道：一道西行向NCD2F噠；一道西南趨烏萇，亦為NCD2F噠所統。」兩條合併觀察，是北魏時在蔥嶺西有二道：一道從莎車經塔什庫爾干，即蒲犁，向西經瓦格薩溪谷而至巴克特里亞；一道由塔什庫爾干西南行，經幾爾幾特河谷而達犍陀羅，即趨烏萇之路，前者為宋雲所行，後者為法顯所行也。以後玄奘由印度之回程，以及慧超往五天竺之回程，皆同於宋雲之去程。其東面皆以莎車西之塔什庫爾干，即蒲犁為起點也。皆在《漢書》所述之南道上。然《漢書》尚有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由我之推論，北道亦有二道：一由喀什沿克孜勒河至伊克斯塔木，北上達剌克嶺至大宛，為北道中之北路，即大宛道也；一由伊克斯塔木西上阿賴高原，經喀喇提金，西南入蘇兒格卜溪谷至巴克特里亞，為北道中之西路，即大月氏道也。是北道以疏勒西之伊克斯塔木為起點也。西域胡商多經行北道，而至塔里木盆地。故《漢書》稱疏勒有列市，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是也。據此，是大月氏又為南北道總匯之地矣（參閱《西域交通路線圖》）。 然則鄯善佛教，遵何路線而傳入耶？欲解答此問題，應先明于闐佛教之來源如何。蓋鄯善西與于闐接，同在南道上；佛教傳入，由西而東，必先至於闐，再由於闐至鄯善，播及內地，此必然之形勢也。但于闐佛教之傳入，初有種種傳說。試舉《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佛教最初傳入于闐故事云：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阿羅漢所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至此林中習定。王往觀其容止，羅漢語王曰：「我如來弟子，閒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贊佛法，建伽藍，召僧眾。」王曰：「既雲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羅漢曰：「王建伽藍，成功感應。」王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而未有犍椎，扣擊召集；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誠敬，宏揚佛教。 按此傳說，又見於宋雲惠生《行記》（《洛陽伽藍記》卷五引），惟毗盧折那作毗盧旃，當為一人。又據羅克西耳所譯《西藏傳》，謂毗盧折那阿羅漢來於闐傳佛教之時，在於闐建國以後百六十五年，即于闐王尉遲散婆跋（Vijayasambhava）治世之第五年也注95。據羽溪了諦氏考證，稱于闐建國，由《西藏傳》及玄奘所傳，當為阿育王時代，即公元前242年頃。此雲建國後百六十五年，則佛教傳入于闐，當為公元前74年之際。來傳教之高僧，即毗盧折那。又據阿育王石碑及善見律所述，阿育王即位之第十一年至十二年之間（公元前259—258年），曾遣派僧侶至四方傳播佛教；入迦濕彌羅及犍陀羅者，為末闡提（Madhyantika，並引見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第41—43頁）。如上所述，是在公元前一世紀頃，于闐即有佛教。此時當前漢昭、宣之際，西域內屬，交通大開，中國漢朝與罽賓交涉，自武帝以至元、成間，往來不絕。迦濕彌羅即今之克什米爾。克什米爾在罽賓之東南，同在漢通西域之南道上，蓋由巴達克山經揚伽（Jangam）南下，越大雪山（Hindu-kush）而達克什米爾，其起點皆自莎車西之塔什庫爾干也。于闐在莎車之東，亦在南道上，為漢通罽賓所必經之地。罽賓既與中國有交通，伽濕彌羅較罽賓為近，則由克什米爾到于闐，極為可能（參閱《西域交通路線圖》南道線）。由此以言，則在公元前迦濕彌羅人，遵南道來於闐傳教，非不可能之事也。但吾人細檢中西載記，有足供吾人注意者，即《西藏傳》稱于闐最初建立之寺院，為贊摩寺。以後七代之間，絕未再建一伽藍。據此，是前漢昭、宣以後，二百餘年之間，于闐王皆無傳播佛教之事。又據挪威科諾夫（Konow）著《東伊蘭語考》稱：「據《西藏傳》首來於闐傳佛教之毗盧旃，即毗盧折那；適當于闐王尉遲散婆跋時代。散婆跋即《漢書·西域傳》之于闐將反莎車自立之休莫霸。」（方壯猷譯文，見女師大《季刊》）按休莫霸約當漢明帝永平時，即公元58—75年；距毗盧折那入于闐之歲，相差一百三十餘年。故由年代之考證，與《西藏傳》顯有出入。又據《漢書·班超傳》，當漢明帝至和帝時，班超均在西域。稱于闐國俗信巫，並有遣使向漢使求馬祭神之事。時雖休莫霸已死，廣德嗣位，但相距亦不甚久。又《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條，曾記鼠壤墳故事，稱： 昔者匈奴率數十萬眾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其馬鞍、人服、弓弦、甲瞜、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辱。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祭祀，以求福祐。或衣服弓矢，或香華餚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 按此故事雖無稽，但匈奴伐于闐，據《後漢書·西域傳》記，實有其事。莎車國條云：「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犁、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闐，廣德乞降，以太子為質。」時後漢章帝元和間也（公元84—86年）。今以兩書所記合併觀察，必同記一事。但可注意者：瞿薩旦那王建祠設祭，祭以弓矢餚膳之事，此皆非佛教所宜有。綜上諸例證，是自前漢昭、宣以後，至後漢章帝之末（公元前74—公元88年），于闐無流行佛教之事。又在此期間，漢朝勢力擴展至西域，使臣來往，不絕於途。雖中間有一時期，政治上與西域斷絕關係，而交通大道並未廢弛。然漢朝之使西域者，從無一人提及佛教事。和帝以後，西域復內屬，班超父子駐屯西域時間最久，而甘英且西至波斯海灣，亦無一語道及。則後漢明帝至安帝之初，佛教在西域為一般人所漠視，從可知矣。雖魚豢《魏略》有「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之記載；然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圖所云。其對佛教觀念之不明確，由此可知。《後漢書·西域傳》亦有「明帝夢見金人，……遣使天竺，問佛道法」；但范蔚宗首稱「世傳」，結論謂「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是明明暗示中國佛教之流行，始於桓帝以後也。故其《西域傳贊論》云： 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誌，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耶。 是當時以佛教列於鬼神之儔，僧侶比於方士之林，未嘗認為特立之宗教，並含有高深之哲理；由蔚宗所云，概可知也。內地之情形既如此，則西域情形當亦相類。據此以言，則玄奘所記，西藏所傳：毗盧旃始到于闐傳佛教之事，無論其年代如何，然皆為一種傳說。即令有一、二外方僧侶，寄居于闐，信奉佛教，並未足以改變其風俗，影響於社會，而為于闐國人所崇奉，則可斷言也。鄯善與于闐相接，于闐既如此，則鄯善亦可知矣。 然則于闐及鄯善國人自何時始信奉佛教；我按佛教傳播歷史，疑自貴霜王朝之迦膩色迦王始也。按《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條云： 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郤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 據羽溪了諦《大月氏諸王之年代表》稱：丘就NB42F即位於公元40年，在位三十五年。閻膏珍即位於公元75年，在位二十餘年，約當後漢光武建武十六年，至和帝永元七年。據史書所記，在光武及明、章兩帝時，匈奴國勢尚強，嘗控馭西域諸國。及和帝之初，竇憲破匈奴，匈奴遠遁，而西域諸國又為漢朝所有。在班超為西域都護時，勢力擴展至蔥嶺迄於縣度（《後漢書·班超傳》）。由是言之，在和帝以前，大月氏勢力東迄罽賓而止，並未及蔥嶺以東也。丘就NB42F時代，據其貨幣，嘗刻佛像於其上。又記有Sachad harmathida等字，譯言正法之保護者（《西域之佛教》第100頁，引堪林干氏語）。則丘就NB42F確為佛教徒，疑此時或安息高附，罽賓之佛教，由丘就NB42F時傳入。但並不傳播至蔥嶺以東，閻膏珍貨幣，刻濕婆神像，根本非佛教徒，更無傳播佛教事。故我疑漢和帝以前，西域人不奉佛教，蓋以此也。及安帝以後，朝威稍減，雖延光中一度恢復，但勢力不能遍及西域。而當時貴霜王朝之勢力，則反是。蓋自迦膩色迦王繼位以後，聲威遠播，影響達到蔥嶺以東。《大唐西域記》迦畢試國條云： 聞諸先志曰，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蔥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 此說與《後漢書·西域傳》疏勒條稱「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支，月支王親愛之」之語，隱相符合，必同記一事。時安帝元初中也。下文又云： 月支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迎臣磐，立為王。……後莎車亦叛于闐，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闐為敵國焉。 據上所述，如月氏王，即為迦膩色迦王。則此時塔里木盆地，疏勒、莎車皆為其影響所及，且東及于闐、龜茲也。佛教之隆興，始於迦膩色迦王。在此以前，雖有阿育王傳播佛教之事，而兵威不及，未能推動遠播。迦膩色迦王襲祖父之餘蔭，擁有龐大之領土，兵馬強盛，國內殷富。而公元前希臘之文明，與印度之文明，移植於阿姆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者，孕育滋長，至此時亦已成熟，故當迦膩色迦王時，名賢輩出。若乾陀羅國、迦濕彌羅國，已成為佛教文化之中心。而迦膩色迦王，復篤信佛教，宏揚佛法。在內為第四次佛教之大集結，贊研佛理。佛教中有名之《大毗婆沙論》，即於此時纂成。對外，則派遣僧侶赴四方，推行佛教。班勇在西域時，當已悉聞其事，故稱「身毒奉浮屠道，不殺伐，因以成俗」。身毒，《史記索隱》音乾篤，即乾陀羅之轉音也。據此，是迦膩色迦王之影響，已及於塔里木盆地，則其佛教之傳播，亦必隨之推進於塔里木盆地也。在安帝元初時，疏勒、莎車，既已為其影響所及，則與疏勒、莎車為鄰之諸國，即北道上之龜茲，南道上之于闐，次當受其影響，當可比推而知也。而漢朝自順帝陽嘉以後至永和間，內困於羌亂，無暇顧及西域。《後漢書·西域傳》亦稱： 陽嘉以後，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闐所沒，曾莫懲辜。 據此，則月氏影響，由疏勒、莎車以入于闐，必在是時。而佛教之傳入，亦當於其時矣，時公元132—152年也。鄯善與于闐國境相接，《後漢書·西域傳》稱賢死之後，諸國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為鄯善所並，渠勒、皮山，為于闐所統。是在明帝永平時，鄯善疆域，西包精絕，與于闐東之渠勒接界，疑以今之克里雅河為分界地也。又斯坦因氏在尼雅古址中發見大量芉盧文文書，據斯坦因解釋，此項文書，多屬於各種公文和命令及地方官之報告，以及書函、賬簿、護照、申訴書之類。其國王敕令所用稱號及年代，完全為印度式。與公元1世紀統治印度極西北邊阿富汗一帶貴霜朝諸王之官稱，異常符合。其中人名，並顯示與貴霜朝之關係（《西域考古記》第63—66頁）。按尼雅遺址，斯坦因根據文書中地名，以為此遺址，即漢之精絕國地。又雲，曾在其地發見許多古錢，皆為後漢之物。按據《後漢書》精絕在後漢明帝時，已為鄯善所並。斯坦因氏同時又發見一中式封泥，上刻篆文「鄯國都尉」四字，則此地此時已屬鄯善可知。據此，是公元1世紀至2世紀之間，貴霜王朝的影響已由於闐東漸，而及於尼雅，即鄯善之西界。斯坦因氏又於安得悅遺址中，亦發見少許芉盧文字之木牘。安得悅在尼雅之東，《大唐西域記》所稱睹貨邏故國地。然用芉盧文字時，亦即大月氏最盛時也。斯坦因氏又於1906年，在羅布泊之南岸，密遠遺址中，發見一彩幡，上書芉盧文字，與尼雅遺址中之木版，及羊皮上所寫之文書相似。又於一寺院護牆壁上，繪畫兩尊人像，旁書芉盧文字，同印度語，由此可證明此寺院及壁畫，為公元後初幾世紀之遺物。按密遠為鄯善之伊循城，我已為證明。今於此地亦發見芉盧文字，及佛教寺院，則貴霜王朝影響，由鄯善西邊，即尼雅，向東漸及鄯善王國都也。斯坦因氏又於樓蘭遺址中，發見木版，及絹上所書之芉盧文字，由拉普孫（Rapson）教授研究考出，有Kroraina一詞，皆可表示與尼雅為同一時期之物。不過樓蘭有晉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年號之木簡，為公元後第三世紀之遺物。由此言之，是貴霜王朝影響之東漸，與佛教之傳播，始於公元後第2世紀之中期，至第4世紀之初期，亘二百餘年矣。據此，是鄯善佛教非得之迦濕彌羅，而為由大月氏人所傳入，似可肯定，時月氏勢力北達裏海、地中海，南及印度，居蔥嶺南北兩路之中樞。月氏人之東來，亦必遵南北兩路而入，可以推知。則安息人、康居人、印度人，隨月氏路線東來，亦屬可信。而最初來中國譯《佛經》之安清，為安息國人。支讖為月氏國人，亦可為證。 二、西方文化之輸入 關於佛教之傳播，已如上述。則隨佛教輸入之文化，亦必因之增長。但關於西域文明，主要由本地固有文化以及漢文化與印度、波斯、羅馬、希臘文化參合而成者。在羅布區域，此例尤為顯明。乃近一般人多謂西域佛教文明，完全屬於由印度、希臘混合之犍陀羅藝術系統，而忽略其他。我頗不謂然。今就羅布泊及尼雅所發見之遺物，概略言之： 1.文具類 斯坦因氏於1906年，在尼雅遺址中，所發見之芉盧文木牘及函封甚多。其芉盧文為公元初幾世紀通行於印度西北部，及阿富汗一帶之古文字。換言之，即貴霜王朝在其領地內所通用之文字。因貴霜王勢力東漸，故其文字亦隨之而東行。上文已略述及，但其書記制度，則頗可注意。據《史記》、《漢書》所述，安息等國之文字，皆「畫革旁行為書記」（《漢書》作書革，今從《史記》）。據此，是蔥嶺西域諸國，以皮質為書寫之資料也。斯坦因在尼雅遺址破屋中，發見芉盧文體之羊皮書（《西域考古記》第42頁）顯然尚保持蔥嶺以西原來式樣。但大多數文字，均書於木牘上。其木牘之形式，及函封之狀況（同書第三八、三九、四四各圖），毫無疑問，來自內地。自漢武開邊以後，即流傳於西域也。其作函封之封泥，一方為中文篆書，同時又有數方作西方圖像（同書第四四圖）。據斯坦因氏解釋，一方為雅典娜之像（Pallas Athene）,執盾與雷電。又一方作希臘神像，如或立或坐之伊洛斯（Eros）、赫拉克里斯（Heracles）及其他之雅典娜，皆與希臘或羅馬作品風格極相似。按以雅典娜神像作裝飾，刻於瑪瑙及銅戒子上，在庫車、和田沙漠中，不少發見，皆為西方文物之輸入品，毫不足怪。惟以此神像印於中國式函封之封泥上，則頗有意義。蓋表示內地之函封制度，早已通行於鄯善及和田。及貴霜王朝影響東漸，遂構成中西混合之現象。但西方之羊皮書，除斯坦因在尼雅發見少數外，余均不見矣。斯坦因氏又於樓蘭遺址之垃圾堆中，發見在木版紙片以及絹上之芉盧文書。又有一殘紙片書寫窣利語文（Sogdian，同書第98頁）。芉盧文書，已如上述，窣利語文，據斯坦因解釋為公元初幾世紀，通行於撒馬爾罕、布哈拉一帶，即古康居國地也。由此可證明在公元後之康居國人，貿易東來，亦習用中國公元後所使用之紙，書寫文字。與月氏人以絹及紙，書寫芉盧文字，皆表見對於漢文明，不惟無排斥之意，且儘量吸收也。能說漢文明不影響於西域乎？其次關於樓蘭織品亦饒中西混合之趣味。 2.織品 斯坦因氏1907年，在樓蘭古墓中，發見織品殘片。據其所摹印之一部分，一為絲織品，花紋作雲氣奔獸之狀，並有「韓仁繡宜子孫」題識，與雲氣奔獸相間雜（同書第六四圖A）。由其風格與技術上之觀察，完全為中國傳統作風，吾人以之與戰國銅器中之狩獵紋樣比較，幾無二致。其有角獸，與中國銅器中所稱為夔龍者，似有因襲之跡。其邊緣之三角紋，為戰國至秦、漢銅器上普遍之圖案，漢石刻上應用尤廣，其為中國所固有無疑。不特其題識與中國漆器及磚刻上題識，用意相同，而為中國之傳統習俗也。雖關於銅器上之狩獵紋，吾人嘗推論與西伯利亞及高加索出品多相類似，疑其由早期之斯克泰人介紹至中國者。但至中國後，加以改造運用，故至秦、漢時，又變為中國藝術中之主要題材矣。其他一塊，為毛織品之地毯殘片，兩邊緣作希臘、羅馬式之圖案，中有翼馬，左右對稱（同書第六四圖B）。據斯坦因解釋有翼馬，為漢代雕刻中所常見者，故稱此為中西混合作品。但我則以此出於波斯薩珊朝之作品也。蓋當公元3世紀之初期（公元227年）約當中國三國時（即魏明帝太和元年），安息王國為阿爾達西爾（Ardoshir）所滅，建立波斯薩珊王朝，勢力西達地中海，北包美索不達米亞，與東羅馬帝國為鄰。故其藝術，實含有古代亞述及波斯之因素。又因安息而承繼希臘、羅馬式藝術系統。憑其藝術天才，而創造薩珊朝之新興式樣。以翼獸為題材中心之作風，為薩珊朝藝術之特點。故薩珊王朝之建築雕刻及織物文樣等等，皆稱工巧。而狩獵紋尤為所常用者。其後又由波斯西傳至東羅馬，為拜占庭藝術基礎。又東傳至新疆及我國內地。時樓蘭遺址，於魏黃初間恢復繁榮後，東西交通再開闢。直至公元403年後涼為苻秦所滅，此地遂被放棄。但在放棄之前，又正值薩珊王朝強盛，勢力向東西發展之時，則薩珊朝之毛織物東入中國內地及樓蘭，為極可能之事也。在此以前，中國雕刻上雖已有翼獸作品，如河南宗資墓，四川雅州高頤闕，皆有翼獸，為墓前之飾物，但皆在後漢之末季，手法拙劣，線條不勻。及蕭梁墓前之翼獸，姿勢雄俊，線紋勻稱，但近來一般學者均以為出於波斯作風。中國人稱石翼獸為「天祿辟邪」，「辟邪」為Parthia之對音，即波斯安息朝之本名，因其藝匠來自波斯，故舉以為名也。在秦、漢以前，中國藝術無有以翼獸為雕刻題材者，可證翼獸為受外來影響，非中國所固有也。斯坦因氏又同時發見一毛織物，據云，上有赫密士（Hermes）頭部殘片，則完全出於希臘、羅馬作風矣。以上各件，據斯坦因所述，均出於距樓蘭遺址6.5公里左右之古墓中，同時尚有帶花紋之銅鏡、木製兵器模型、家具、木版及紙上所書之漢文字等等（同書第108頁及六五圖）。今據其各殉葬物品觀之，如銅鏡及漢文書，本為中國所固有，以及有漢文題識之絲織品，與上述各件同時並出於一墓中，樓蘭文化之中西混交狀態，不難由此窺其大略也。 3.建築及雕飾 在樓蘭強烈風蝕之下，當然無完整建築物供吾人研究之資料。但自斯坦因氏、斯文赫定氏，由考古上所發見之殘餘物件，由雕刻紋樣上風格，亦不難窺見藝術之一二。斯坦因氏於1906年，在密遠古廢寺院遺址中，發見隱埋牆中柱子，柱頭作旋雲對稱式。據斯坦因稱，謂有百泄波里城（Persepolitan）作風。又在柱旁牆壁龕中，有幾件泥塑佛頭及殘坐像，其頭部雕刻及衣褶之配置，完全同於希臘式。同時在坐像底部，發見用婆羅謎文字體寫梵文貝葉書（同書第83頁，又第五一圖）。據斯坦因作年代觀察，最後不能出公元4世紀。其他有木雕各種之裝飾品，其藝術上之風格，幾全為羅馬、希臘式藝術系統，又參雜波斯固有之風格，由月氏人或波斯人，輸入至新疆，再進而至內地者也。試舉數例以明其然。一為卷草紋。日本人稱為忍冬唐草。斯坦因氏於1906年冬，在樓蘭遺址一小佛寺中，發見若干木刻殘片，有一件為浮雕連續不斷之卷草紋，由中間之連環髮捲，左右對稱，其三葉花，適填滿其空際，下部邊緣略隆起，刻斜紋方格，兩端作直角銳角形，似為四方鑲邊之一邊（同書第101頁第六二圖9）。按斯文赫定氏於1900年，在樓蘭遺址，亦發見同樣之木雕卷草作風，及邊緣隆起之刻紋，完全與斯坦因相同。惟為直行連續迴旋，不作左右對卷為異耳（柏格曼《樓蘭》圖版一、第一圖）注96。後柏格曼根據斯坦因及赫定所獲遺物，由其兩端之薄梢，繪鑲邊全形於《樓蘭》著述中（同書第80頁插圖一），並謂此乃由科伊（Koi）所得犍陀羅石浮雕所摹來。按卷草紋樣原出於希臘，以三瓣為中心，屈折迴環，變化無窮。後由希臘傳至東羅馬及伊朗，故在波斯、羅馬藝術中，亦嘗引用為裝飾紋樣之主幹。在中國西漢，自漢武通西域後，亦隨葡萄紋樣同時輸入中國。例如漢代銅鏡背面，間有雕鏤卷草紋樣，雜以異獸者。又我於1941年春在陝西城固漢墓中發見之銅盤，邊亦作卷草紋。是在佛教入中國以前，中國藝術上，即已有與希臘式類似之卷草紋樣，不必藉助於犍陀羅之浮雕也。及至佛教傳入，卷草紋又運用於佛教藝術中，例如北魏時之若干石造像，多用連續不斷之卷草紋作圖案，又如雲崗石窟中部諸窟，如第二窟、第四窟、第六窟，均有卷草紋之裝飾圖案，而第六窟之卷草連續中間，且飾以走獸。為唐碑碑側圖樣之先河。及至隋、唐以後又遍用於一切石刻及繪畫中矣。然最初則疑為羅馬人或波斯人所傳來者也。樓蘭之木刻，其情形諒亦相同。其次為連環紋，及八瓣花紋。斯坦因又在上述之小寺院中，發見之小木雕中，有作連續之環狀，中填八瓣花，花以八瓣共一蕊為一朵，填入環中，環與環間用索纏結，成一垂直平行線。又二分其花，填環間之空隙，分配頗為勻稱，其一端又有斜十字紋樣，有二分其花填於空際。斯坦因謂此為橫牆上之裝飾物，裝飾於門楣較低處（《西域考古記》第101頁第六二圖）。斯文赫定氏在樓蘭遺址中亦發見同樣之木雕（見柏格曼《樓蘭》PL.11）。柏格曼氏合併各件，摹擬原形，插於原書第83頁第四圖。據其解釋，謂與斯坦因在尼雅故墟中所發見之彩畫卷形花紋，極為類似。在犍陀羅美術中，更可得類似之物品。例如南俄羅斯里薩諾夫加（Ryzhanovka）斯克泰人墓中之金鍊，及克里米亞（Crimea）之金項鍊，均有與佛教雕刻之基本花紋相同者（同上由柏格曼《樓蘭》第81頁附註三轉引），斯坦因在其報告中，則以「希臘式作風」一語概括言之。但我嘗以之推比中國初期之佛教藝術，實鮮其例。雲崗中部石窟中，亦有連續之環圈，作橫條之裝飾畫，如第二窟、第五窟、第六窟皆然。自其環與環相連結之點言，意匠頗與樓蘭之連環紋相近。惟其引用之題材，則各有主題，雲崗石窟之連環紋，完全由卷草紋組織而成環狀。環中由卷草之三葉填滿，惟有繁簡之別，如第五窟、第六窟，較第二窟為簡是也。但其環與環之組織法，均由兩端曲結向內卷，環與葉不可分離則一也注97。至於樓蘭之連環紋，是以每一環為單位，中填八瓣花，其作風與題材，根本與雲崗不同。蓋樓蘭連環紋，是由於連環及八瓣花兩種題材混合組織而成。例如斯坦因又同時在樓蘭發見一方木版，作蓮花瓣，疑為房屋上之天花板，是環與花為兩種題材，經過樓蘭匠人之分合運用，可以確知也。至於論到兩種題材之來源，為吾人最感興趣之問題。有人以八瓣花解作蓮花，實不然。蓮花出自印度，但希臘有一種水草葉與蓮花近似。及佛教北傳至犍陀羅、大夏及安息後，又與希臘之水草葉混合，而成「印度、希臘式」之蓮花瓣紋。但在初期佛教藝術中，八瓣花與蓮花各自分別引用。例如樓蘭木刻中，連環內之八瓣花與方形天花板之蓮瓣紋，及尼雅所發見木雕椅上所刻蓮瓣紋（《西域考古記》第四十一圖），皆各自為題材。其作風各別，雖有時兩種同在一物上，如尼雅故址中之木雕托架梁，一端雕四瓣蓮花，一端於四瓣蓮花之中心，又生八瓣花（同書第四十三圖）。但其兩種混合之跡，至為顯明，蓋蓮瓣作四瓣散開，上端尖銳，中部窪入，雙層，確表示印度式之蓮花形。天花板上者，雖葉片較多，而上端亦尖銳，與木雕椅所刻作風相同，故我名此為「蓮瓣紋」，出於印度之蓮花。至八瓣花為橢圓形，上不尖銳，由八瓣合組而成圓形，瓣與瓣緊接，而不散開，我名此為「八瓣花」，頗類似薔薇花，中國舊時稱為寶相花。出於伊朗，在伊朗藝術中，應用頗廣，尤其在宮殿建築上甚見引用。傳至新疆，除木刻外，又應用方磚上。如焉耆、吐魯番古寺廟中鋪地方磚，甚多具此花紋，瓣作橢圓形。又傳至內地，鋪地之方磚，其紋亦同。例如敦煌千佛洞中其地多鋪八瓣花之方磚可證。惟北魏石造像台座間有作四片之花瓣耳。設我所論不誤，連環中之八瓣花，出於伊朗式之佛教美術，益可信也。至於連環紋之來源，我頗疑為受斯克泰人藝術之影響。例如赫定氏在樓蘭所拾遺物中，有一四環相連之殘銅件（《樓蘭》圖版四十四），及一銅質平扣，在寬邊緣中，滿布乳點十二粒（同書圖版四十五）。關於此類銅器，又發見於內蒙長城一帶，及西伯利亞南部，與俄羅斯南部，均認為與斯克泰人，或鄂都克銅器藝術有關。完整之銅連環，雖無發見，但赫定氏又在樓蘭遺址中，發見一鐵連環（同書圖版十六第八圖），作二環相連，雖已殘缺，但由其環與環之結合作風，與斯坦因在樓蘭所得之木雕連環紋作風相同。因此我疑木刻上連環紋，系受金屬連環之影響而來，此鐵連環與銅輪狀物及銅扣，皆同出一地，上件既與斯克泰或鄂都克有關，則此件當亦同例，而受斯克泰藝術之影響者。據此，是橫樑上八瓣花紋及連環紋，一出「伊朗式」，一出與伊朗藝術有關之「斯克泰式」，由兩種題材混合而成者。吾人須知斯克泰人之藝術，在伊朗藝術中，如銅器及建築雕刻上，時占重要地位。且帕提亞人即安息人，原居裏海東南，與斯克泰人有親屬之關係，當然對於固有藝術，不能遺忘。波斯薩珊王朝，又繼承帕提亞，西與東羅馬為鄰。希臘藝術，早已由東羅馬輸入波斯，故波斯人得因沿舊有，參酌新知，而造成伊朗式之特有作風。東傳至樓蘭，而為樓蘭藝術家所採用也。其次為異獸紋。斯坦因氏於1906年，在尼雅遺址破屋中，發見若干木雕托架梁，在架樑上左右兩部雕奔獸相向，中雕一花瓶，花草生出，分披左右（《西域考古記》第四十三圖）。斯文赫定在樓蘭遺址中，亦發見若干殘木雕，據柏格曼氏《樓蘭》圖版二，中作花瓶，生出卷草，分披左右，與尼雅托梁所雕兩獸中間之花瓶形式相同。惟尼雅所出，系浮雕於木樑上，樓蘭所出，為透雕於方形鑲版上為異耳。據柏格曼解釋，謂此種紋樣，與印度及犍陀羅浮雕上之蓮花盆，極為類似。又引弗徹爾（Foucher）說，或與「佛陀誕生圖」有連帶關係（柏格曼：《樓蘭》第84頁）。又赫定氏，同時發見木透雕鑲版，為一動物像之殘部後腿之彎曲狀，及頭部之齧腿狀，尚可窺見（見同書摹圖二）。又斯坦因在樓蘭遺址亦得殘鑲版四片，作同樣雕紋。如此則齧腿動物之鑲版，當不止一個，同時必另有一個齧腿動物鑲版，向花瓶左右相對。如此則必與上引尼雅發見二獸向花瓶對馳之託梁同一組織法也。按以動物作中心題材之裝飾畫，尤其如奔獸齧腿等紋樣，在犍陀羅美術中不常見，而在伊朗美術中則為習見之品。尤其在俄羅斯南部及高加索出土之斯克泰銅器用翼獸作裝飾紋樣者，為例甚多。在中國戰國以後銅器，尤其狩獵紋銅器，亦常用以為鏤刻之主要題材。故此種作風，決非「印度式」，亦非「希臘式」，而為「伊朗式」。在上文及走獸紋毛織品中，已詳為敘述矣。但中間又加入類似「佛陀誕生圖」之花草瓶，此種題材，據柏格曼及弗徹爾所論述，或系出於印度。今此兩種不同來源之紋飾，同見於一木雕上，顯示印度與波斯藝術上之混合性，實可玩味之問題也。及傳至中國，則又變其形態矣。例如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曹望襍造像上層左右刻兩獅子相對，獅子作張牙舞爪狀，中間刻一「佛陀誕生圖」。佛陀立蓮花盆中，頭頂漢代最通行之「博山爐式」，兩旁以朱雀及蓮瓣補空隙。又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比丘惠雋造彌勒像，設計與此相同。惟「誕生圖」兩旁加比丘像為異耳。又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五百人造像」，中間所刻之「誕生圖」，略異於曹望襍，「博山爐」易以佛塔狀之花瓶，瓶下柱作蓮花，以蓮盤承之。下有兩人像，分背而立，無蓮盆。兩旁獅子，仍作張牙舞爪狀，與曹望襍造像同。獅子上面刻兩僧像。一題「禪師慧訓供養佛時」，一題「邑師慧剛供養佛時」。據上所述，由其組織方法，或皆脫胎於所謂「佛陀誕生圖」者。但曹望襍造像，佛頂博山爐，兩旁綴以朱雀，顯然以之代替中間之花瓶，及分披左右之花草。「博山爐」及「朱雀」，為中國固有之藝術題材。今與印度之蓮盆，合組為一圖像。中國、印度藝術之混合性，可以充分表露。而佛家莊嚴光明之情態，亦由此可見矣。至「五百人造像」中間之花瓶形式，與我在吐魯番木頭溝所采壁畫中之花瓶相同。惟吐魯番花瓶，分披花草，「五百人造像」無花草，另加中國式華蓋為異耳。此又一混合之方式也。總之東方藝術，以中國、印度、伊朗為三大中心區。自佛教產生後，東傳至中國，即與中國藝術混合。西傳至伊朗，又與波斯藝術混合。而希臘、羅馬之藝術，亦同時滲入。新疆適居中央，樓蘭又當中西要衝，為各方藝術所交湊叢集之地。所謂「中國式」、「伊朗式」「希臘羅馬式」不難於樓蘭遺物中找到它們的來源。 4.壁畫 壁畫為佛教美術中之主要題材，今在此篇僅為樓蘭壁畫中與文化之來源有關者，概略述之。斯坦因氏於1906年，在密遠廢院中發見從不經見之壁畫數處，可為佛教美術來源之說明，特為舉出，加以推論。 一為著翼天使。據斯坦因報告，一在小圓拱塔內部，距地面1.2米左右之護牆壁上，一在塔旁過道牆上，距前地約66米左右。又在一圓屋形過道牆壁上，又繪有帶西方色彩之俗人。據斯坦因解釋，「謂有翼天使，是『犍陀羅派』『希臘式』佛教雕刻中，從有翼的愛羅神（Eror）抄襲而來。用以代表佛教中印度之傳說。普通稱此為犍達婆（Gandharvas）像，一稱為『飛天』，在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及波斯西部寺院中亦所常見。」注98按據斯坦因發見天使之位置，或在牆之下部護牆壁上，或在過道中與供養人像同位置，是與佛教中位置飛天之習慣不同。蓋普通飛天，均在佛像後面背光上，作飛舞翱翔姿態，手中或承日月、寶珠，或持樂器，均不見有翼。何如印度Aianta第十七洞，及Elura第六洞，均作嬰兒狀，不著翼，可證也（見《雲崗石窟所表見之北魏建築》插圖三十七）。再如中國之雲崗、龍門石窟寺所刻之「飛天」，無一著翼者。是著翼人像，為另一來源，與印度佛教中之飛天，毫無關係。且此處天使像皆作半身像，置於牆壁之不緊要處，明顯以之作裝飾畫，並非如佛家所述善財天像之重要也。至於著翼人之來源，據斯坦因解釋，謂：「由於希臘、羅馬神話中愛羅神變化而來。」又云：「在基督教興起以前，西亞一切宗教系統中，以天使為天上有翼之使者，故護牆壁上之有翼使者，或系受古基督教派中天使之暗示，發生親屬關係。」（《西域考古記》第85頁）我對於斯坦因見解，在未獲其他證據以前，不敢有所可否。但為引起讀者興趣起見，再引中國有翼人像以作參考。例如《武梁祠石室畫像》中刻許多有翼人像，翼著腰際下身作捲雲式，或不露足。又有畫古帝王像，手執規矩，而兩脅著翼者，相傳為中國遠古帝王伏羲、女媧神像。武梁祠雖建於後漢，但其所描寫之題材，必因沿於古代神話或傳說，則可斷言。此其一。又戰國式銅器中，如「狩獵紋壺」亦有作有翼人像者。例如「蟠螭紋畫像壺」，其紋樣皆作人與獸摶斗之狀。人或持盾矛，或持弓矢。獸像或作斑鹿及野牛之狀，姿態生動飛躍。惟人像皆折腰，掛弓劍，小袖衣，長筒皮靴。間有脅間附翼者，亦有作鳥獸身首者（《戰國式銅器》圖版九二）。吾人由其人像姿態與服飾，充分表現其為遊牧民族之情狀，或出於古之斯克泰人。而人皆折腰或著翼，又為伊朗藝術中受希臘藝術之激盪而成者。後由斯克泰人傳至中國，又與中國傳統之蟠螭紋混合，造成中國戰國式之藝術也。但吾人所應注意者，即「斯克泰式」銅器中之著翼人，與漢武梁祠中之著翼人，是否同出一源，而與希臘、羅馬神話中之「愛羅神」，及西亞古宗教中之「天使」，是否有因倚，或親屬之關係，均為吾人所不可忽視之問題。然此問題，過於繁難，詳為解答，請留以俟之異日。吾人總覺伊朗藝術中，尤其波斯薩珊王朝之藝術，每喜以怪異動物作題材，如上文所舉之毛織品、木雕刻，皆可為例。斯坦因亦於密遠廢寺中發見半獅半鷹之壁畫（Serindia L Fis 133），皆以為屬於「伊朗式」作風。故我謂此有翼人像，亦與同例。 其次為佛本身故事畫。斯坦因氏在同地圓屋形佛寺，西邊弓形弄道入口處，發見牆壁下層之護牆版上，繪一連續不斷成山谷狀之寬條花帶。據斯坦因所述，第一持花帶之青年菩提像，戴「佛里家」（Phrygian）帽，顯然模仿波斯之太陽神（Mithra）神像。又當中空處，交互繪男女頭部及半身像。其中女像盛飾香花，手挈酒樽酒杯，亦有彈琵琶者。據斯坦因解釋，女像在「希臘式」面容中，雜有地中海東部（Levantine）或賽卡興（Circassian）式的美。其首飾又表示近東或伊朗風味。其他青年男半身像，據斯坦因解釋，頭部姿勢，十分像羅馬人，右手高舉，左手屈指不一，類似希臘、羅馬人作猜拳遊戲。其他半身像，濃髯、厚發，衣飾富麗，當然描寫從北方，或東方來之蠻族。又與此風度相反者，在花帶中間，繪一印度王子半身像。珍寶裝飾全身，頗為華麗，面貌清潔，眼膜半垂，表示柔和情態，頭戴峰巒形頭巾，顯為「希臘式」佛教美術雕刻中，表示喬達摩王子未成佛前形式。又在東南面殘餘牆壁上，繪皮珊多羅王子（Prince Vessnatara）本生故事行列。從進門左方起，繪王子出宮門像，至以白象送給四婆羅門為止。又在白象膈窩上，發現一段芉盧文題記，經研究為畫家Tita名字，及所得報酬數目。據斯坦因所述，Tita名詞，在公元初幾世紀，通行於羅馬東陲，當時一位裝飾畫家亦取此名（《西域考古記》第83—89頁，插圖五四、五六、五七）。據上所述，由其人像作風及題詞，是此壁畫完全出於波斯西部，或東羅馬一派藝術家之手，已勿庸吾人多言。自其白象膈窩中之題識觀之，顯然與修建密遠寺院之工程師及畫師有關係。疑當時或有安息人，或東羅馬人東來，傳播佛教，或表現其藝術，因題東羅馬畫師之名，證明壁畫模仿之所自出也。吾人又檢查古籍記載，《漢書·西域傳》稱「安息以黎竬善眩人獻於漢」。黎竬（Reken）即指今敘里亞地，後漢時屬於東羅馬，中國史書稱之為大秦。善眩，即幻術也。又孝堂山石室所刻幻人形狀，皆作西方人姿態，或即描寫黎竬之幻人。由大眉眼之表情，與壁畫上持花帶人像略同。《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有黎竬縣，據顏師古注，因居黎竬人而得名。是漢時東羅馬人來漢者必多。至安息與中國交往最早，最初來中國傳譯佛教經典者，為安息人。如後漢桓帝時之安世高、安玄，是其例也。羅布泊居西域交通之咽喉，凡由西東來者，必過此地。則伊朗人或羅馬人來中國之藝術家及傳教士，因即逗留樓蘭，表現其巧妙之藝術手腕，極為可能也。據此，則此一帶寺院之壁畫，或即為波斯人或羅馬人所作。最少其作風亦必模仿伊朗或羅馬也。 綜上所述，是佛教最初傳入新疆及我國內地者，為月氏人及安息人。而佛教文明，由上所述，亦以受波斯或月氏人之影響為最多。月氏、安息均臨媯水，即阿姆河。故中國內地及新疆之佛教文明最初確遵媯水大路而來。即上述西域交通大道之北道中路，或南道之北路。所謂月氏道者是也。及逾蔥嶺，又分兩支傳播，一支至庫車、焉耆、吐魯番，一支至和田、且末、鄯善。路雖有二，而佛教文明之來源則一也。至印度河文明之流入，疑起於東晉以後。中國僧侶直至印度求經，而印度僧侶亦頻東來。「犍陀羅派」藝術，從是流入。由以上所述及新疆其他之佛教遺物，可以證明也。 （原載《羅布淖爾考古記》）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伊犁為歷來遊牧民族活動之地，首先見於《漢書》者，有塞人及大月氏人，均以伊犁為駐足點。接踵而至者，則有匈奴人及烏孫人。烏孫人活動時期較長，與漢朝關係亦較密切，然其史跡被發現者甚少，烏孫赤谷城至今還是一個啞謎。稍後者為突厥人、契丹人及蒙古人。尤其是西突厥的賀魯部及突騎施部，在7、8世紀前後約當唐代，在此地活動頻繁。據《新唐書·賀魯傳》所載，其東方建牙之地是在伊犁河邊，但其真確地點，言人人殊。以後至蒙古察合台汗國時，伊犁——即阿力麻里，始終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然其建庭之所，清代學人專門研究西北史地卓有成績者，如徐松等，曾親履其地，已感「陵谷變遷，莫知其處」。解放後由於政府的重視文物工作，對於自治區北疆尤為注意。1958年夏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隊於南疆工作完後，又到伊犁作了專門調查。發現古城和遺址多處，北疆考古序幕從此揭開了。在多座古城中，尤其以吐魯番吁子古城、霍城阿力麻里古城、綏定磨河古城、察布查爾海努克古城的發現頗為重要。我在1960年已將這幾座古城的情況作了介紹注99，但未作進一步研究，今根據實地考查所得，結合文獻，除吐魯番吁子舊城擬另文論述外，現以阿力麻里古城為中心，探討其地理位置及歷史關係，其他二城亦並涉及。茲述說如下。 一、阿力麻里古城位置 近人對於阿力麻里古城位置每多臆測，或不知其所在。我們為了正確了解這個古城的位置，擬援引長春真人的遊行記，結合遺蹟遺物作一闡明。先引《長春真人西遊記》作說明：長春以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西行，1222年東返，去來均經過阿力麻里古城，所記必較真實。其述過塔勒奇山峽到阿力麻里一節云：「……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又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按《西遊錄》作周圍七、八十里注100）。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眾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彎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為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注101綜觀長春旅程，自入峽至出峽，與現行公路大致相同（圖一）。陰山北麓宿地，可能即今之五台。現由五台到三台海邊61公里，公路較曲，故里程較長春為多。由三台到新二台33公里，若由松樹頭到新二台約23公里，疑長春溝中宿地或在新二台南10公里地。以上大家解釋均同。所不同者，在出峽後向何方走。《新疆圖志·道路志》認為現由蘆草溝南行到塔勒奇城約六七十里，與長春次及一程之說相合，因而塔勒奇城北之磨河舊城，即阿力麻里城。但細查長春所經行沿途情況，出峽後是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盈，並有棗桑樹。《西遊記》亦云：「附郭皆林檎園」，是出峽後向西行一平川，水草甚優，現由果子溝到塔勒奇城是南行，多是戈壁，既無林檎，也無桑棗，與長春所見不合。塔勒奇城北之磨河舊城，徐松曾親至其地，不雲是阿力麻里城，而謂阿力麻里城應在阿力馬圖河濱求之注102，必有根據。因此我認為長春出峽後入東西平川向西行，必經阿力馬圖河、小瑪扎，方至阿力麻里城。程春廬云：由果子溝到阿力馬圖河一百里注103，現阿力麻里城距阿力馬圖河二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路程不算大。又據本地人說：「現果子溝是後來的，從前的果子溝即今大西溝。」現大西溝口外即是東西大平川，水草豐盈，樹木陰翳，尤其小瑪扎一帶，果樹成林，並有桑棗。小瑪扎就是個果園，有棗樹多株。本地人又說：「此地在六百五十年前，地名阿力麻里，從前是一個大平川，果樹甚多。」根據以上所述，我認為長春出峽後所經行之大平川，即小瑪扎一帶之東西平川，所到之阿力馬城西果園，即現距霍城東13公里之阿爾泰遺址（此是哈薩克語，維名阿脫諾克，都是出金子之義，現訂為阿力麻里城）。事實上阿力馬圖河及小瑪扎一帶，已是阿力麻里城近鄰了，故亦有阿力麻里之稱。徐松、程春廬謂當於阿力馬圖河求之，並無大誤。洪鈞駁之，可謂膠柱鼓瑟矣。 現在克干山南麓有古城遺址，名阿力麻里，本地人稱為阿爾泰古城。西距霍城13公里。其範圍甚大，北抵克爾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東至吐呼魯克帖木耳汗瑪扎，西至卡納威，東西5公里，南北未量，當不止此數。據本地人說：「此城規模甚大，周約五十華里。」有克干河經行城的東部及南部，無城牆，城中建築已被摧毀無存，城中有一條石子鋪地路面，本地人說是前些年的公路，因為路面窄且雜磚塊，我疑是古時街道。劉郁《西使記》云：「阿力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說明城中有衢道，並有河流交貫市區，與現在情況實相吻合。因此克爾干山南阿力麻里遺址即長春所到之阿力麻里城，無可置疑也。 再以出土物言之，我們雖在城中未作發掘工作，但由於農民鋤地亦不斷出土金、銀、銅錢幣，石刻及陶器等。我們曾搜集有銀錢四枚、石刻三塊及瑪瑙飾物等。銀錢均無孔甚薄，有三枚直徑約3厘米，厚0.1厘米，兩面均印有類似阿拉伯文字及圓線圈或點圈花瓣等，俱無輪廓。據專家鑑定為回曆727年（即1327年）所造。另一枚更薄小，直徑約2厘米，與高昌城所出及斯坦因在庫車所拾者相同，被定為14世紀錢幣注104，與此地所出者先後同一時期。據布哇《帖木兒帝國》云：在回曆721年（公元1321年），察合台汗國分為東西兩部，一為河中汗國，一為者台汗國，即蒙古汗國，君臨現在準噶爾，同東西突厥斯坦一大部分，一直到回曆771年（公元1370年），被帖木耳所滅注105。張星NFEC4認為：「14世紀初半，察合台汗國分為東、西二部，西部都撒馬耳干，治阿姆河以北諸地，東部仍都於阿力麻里」注106，與布哇所述大致相同。此錢幣鑄造正在汗國分裂以後，又出於阿力麻里舊城中，可能是者台汗國遺物。 我們又在城中獲得三塊石刻，上均刻有敘利亞文字，有的上刻有十字架紋。新疆博物館亦獲得數方，情況相同。皆在霍城附近阿力麻里城中出土，顯然為基督教徒死後所樹立之墓碑。在瓦丁所著《聖方濟各教會史》第七冊中，曾述有西班牙人巴斯喀爾在1338年派赴阿力麻里城傳教被害事。又義大利人巴拖羅謀在14世紀末所著《聖徒傳》中，亦詳記阿力麻里城中傳教僧人死難情形云：在1340年契丹牧師管理區阿力麻里城，有主教僧李嘉德，僧人佛蘭錫斯、巴斯喀爾、雷曼德，及修道士基督教徒被阿梨算端殺害（《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第250—254頁）。現此石刻是否即是死難基督教徒的墓誌，尚須進一研究。但在14世紀阿力麻里城中有基督教徒傳教，則系事實，而阿爾泰遺址亦即阿力麻里城，由於基督教徒墓碑的出現，亦可得到證明也。 其次關於遺蹟方面。在舊城東北隅有一瑪扎，維族稱為穹瑪扎（大瑪扎之義），即吐呼魯克帖木耳汗瑪扎，傳說瑪扎是舊城中主人，死即葬於城東，距現在已600年矣。又說瑪扎生於回曆730年（公元1330年），為成吉思汗後裔，當他二十四歲時信奉伊斯蘭教，三十一歲與敵人戰爭，三十四歲（按即回曆765年，公元1364年）病死，一說戰死注107，與布哇《帖木耳帝國》引阿不哈即《蒙古史》所記者台汗國禿忽魯帖木耳遺事，大致相同。據稱：「……此汗生於（回曆）730年（公元1329—1330年），其父也里火者，即以也先不花名而顯於世者，是成吉思汗子察合台的後裔，君臨不花剌，所屬諸異密拓地抵於可失合兒、鴨兒看、阿劑塔黑、蒙古等地。其妻撒忒迷失可敦無所出，其蒙古妾明里生禿忽魯帖木兒汗，撒忒迷失可敦出其母子於外。也先不花死，諸異密將他迎歸，他即位之時，年十八歲（公元1348年），後至二十四歲時……遂歸向回教，並傳布回教於人民。762年（公元1361年）他引兵略取撒馬爾罕，765年（公元1364年）死。」（見《帖木耳帝國》第30—31頁）所述生卒年月，與本地傳說相同，所指必是一人。但阿不哈即所記也先不花君臨不花剌，吐呼魯即位似乎在不花剌，但布哇引思克鄰書稱：「者台諸汗君臨準噶爾，即阿力麻里之地。」現本地人又傳說：「吐呼魯是舊城中主人」，而他的瑪扎又在舊城旁，即阿力麻里必同時又為者台汗國之政治中心區也。 根據以上所述，是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即今克爾干山南阿爾泰遺址（現訂為阿力麻里），已得到多方面證明，無可懷疑。現雖無城牆，可能在元至元後，西北諸宗王戰亂相尋，城牆早被摧毀也。阿力麻里城位置既定，則阿力麻里城南之磨河舊城，亦即劉郁《西使記》中之赤木耳城（王國維《古行記校錄》第7頁），更可不煩言而解矣。 以上所述，是關於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下面再談阿力麻里有關史事。 二、阿力麻里有關史事 據多桑《蒙古史》所載，阿力麻里王初見於歷史的，是斡匝兒。多桑《蒙古史》云：「1211年春，成吉思汗三征唐兀兒還其斡耳朵時，畏吾兒王已奉珍寶來覲。同時哈拉契丹古兒汗之別二藩臣亦入朝。其一人是突厥哈拉魯部長海押立王阿兒思蘭汗（Arslankhan），其一人是阿力麻里王斡匝兒（Ozar）。已而斡匝兒出獵，為屈出律所執殺。成吉思汗命其子昔克納克的斤（Siknaktékin）襲父位。以長子朮赤之女妻之。」（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三章第63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又云：「屈出律既據哈拉契丹大位，欲服阿力麻里汗斡匝兒，數以軍討之。終乘其出獵，襲擒殺之。合失合兒（今喀什）、兀丹（今和田）兩地亦先後被征服。」（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五章第81頁）按屈出律襲奪哈拉契丹古兒汗大位，是在1212年，1218年即為成吉思汗所滅，則擒殺斡匝兒必在1213—1218年之間，而昔克納克的斤襲父位，必在屈出律滅後，或同時受成吉思汗之命及1219年成吉思汗率軍西征花剌子模時，昔克納克的斤即同畏兀兒王及哈拉魯汗阿兒思蘭以軍來會（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六章第95頁）。當1220年庚辰九月，長春過阿力麻里大城時，有鋪速滿國王領諸人來迎。王國維謂此王即多桑《蒙古史》書中之昔克納克的斤注108，甚是。此時畏兀兒在新疆東部，而以哈剌火者為中心，包括別失巴里注109。阿力麻里在新疆西部伊犁一帶，而以阿力麻里城為中心。哈拉魯即唐時葛羅祿部，在新疆西北額敏、塔城至巴勒哈什湖一帶。三部首領既已脫離哈拉契丹控制，服屬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又命哲別收服喀什、和田，自是哈拉契丹在西域所控制的全部區域，包括新疆在內，完全為成吉思汗所有。這就使成吉思汗得以放心西進，而無後顧之憂了。成吉思汗攻占花剌子模後，即從花剌子模及西遼領地分封其次子察合台。多桑《蒙古史》稱：「察合台之封地東起畏吾兒之地及海押立注110，西抵只渾河（阿姆河）兩岸。」（第二卷第一章第181頁）包括新疆全部及突厥斯坦一部分，而以阿力麻里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多桑《蒙古史》稱：「察合台常駐夏於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闊克（Gueuk）諸高山及忽惕山（Cout）之附近。」（第二卷第二章第210頁）按闊克，克干一聲之轉。根據上文所述，則克爾干山南麓之遺址，必為察合台汗駐夏之地，且為其政治中心區也。 自1241年窩闊台與察合台相繼死亡後，諸王因爭奪汗位，內亂迭起。在1262年阿里不哥稱號和林時，命察合台後人拜達爾子阿魯忽主持察合台汗國事，時哈拉旭烈兀已死，由其王妃斡兒合納權攝國事，居別失巴里。按別失巴里，為畏兀兒北庭，統屬察合台汗國封地，故阿魯忽赴別失巴里收取政權。但史稱其統治之地，「自阿力麻里之地，達於只渾河岸」。只渾河即阿姆河，不提畏兀兒，是畏兀兒自阿魯忽後，已自立國，不屬於察合台汗所轄。是察合台領地至阿魯忽時已較前縮小了。不特此也，其建庭之地亦移至伊犁河畔阿力麻里之地。茲據多桑《蒙古史》所述：阿里不哥之前鋒將哈拉不花與阿魯忽遇於普剌城及速惕湖附近之地，兵敗，哈拉不花戰死，阿魯忽退還其伊犁河駐所，遣散其軍隊。無何，阿速台率第二軍繼至，逾名稱鐵門之山隘，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並及阿魯忽本人之領地。阿魯忽退至忽炭（今和田）、合失合兒（今喀什）兩城。其後不久阿里不哥率余軍進至阿力麻里境內，駐冬於伊犁河畔，阿魯忽率殘眾退走撒馬兒罕（見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一章第291頁）。 由上所述，可證阿魯忽領地，東自阿力麻里，西抵撒馬兒罕，包括天山南路和田及喀什等地，與初受封時無殊。但史稱「退還其河畔駐所」，是必阿魯忽牙帳在伊犁河邊，現伊犁河南北兩岸，均有舊城遺址，在南岸者為海努克舊城，在北岸者為磨河舊城。何者為阿魯忽河畔駐所，洪鈞及《新元史·阿里不哥補傳》記文簡略，惟多桑《蒙古史》中有「阿速台……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並及阿魯忽本人之領地」之語，則阿魯忽所駐河邊之城，必為海努克舊城。阿魯忽敗退至忽炭、合失合兒亦必是自海努克逾天山至阿克蘇、和田、喀什，與清代由伊犁到阿克蘇驛站大致相同。是忽炭（今和田）為阿魯忽退兵時臨時駐地，未久即西行。《蒙兀兒史記》察阿歹（察合台）汗諸子世系表，稱阿魯忽建牙兀丹注111，恐非是。但現阿速台所取之阿力麻里，是在伊犁河南，與上文所談阿力麻里在伊犁河北、克干山南不同。何故，我認為若干史書所記，阿力麻里有二義：一為城名，即今阿爾泰遺址，已如上述，一為地名，如斡匝兒領地，察合台及阿魯忽等之領地，皆泛指阿力麻里區域，舉凡塔勒奇山、克干山以南，汗騰格里山以北，包括現在伊犁專區，皆屬於阿力麻里範圍。例如上文所引阿力不哥率兵進至阿力麻里境內，駐冬於伊犁河畔，是阿里不哥在伊犁河畔駐地屬於阿力麻里境內，語義甚為明顯。至與阿魯忽駐地是否一地，史無明文，可能是一地，因為海努克舊城是在一廣大草原上，距河岸約3公里，南接昭蘇，為歷來遊牧民族優良牧地，氣候溫和，適於駐冬。故我疑阿里不哥所駐者為南岸，與阿魯忽同為一地。阿魯忽死後嗣位宗王亦多駐此。元至元間，海都並在此地設立行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阿力麻里下注云：「諸王海都行營於阿力麻里等處，蓋其分地也。」阿力麻里為察合台領地，宗王篤哇為海都所立，附屬海都，聯合作戰，故海都得在阿力麻里等處設立行營，其行營駐地我亦疑設在海努克舊城。據《馬可波羅行紀》玉爾注稱：「1227年海都與忽必烈軍隊在伊犁河附近阿力馬里克作戰」，當亦是此處（《馬可波羅行紀》玉注第二冊第462頁），但非海都分地。海都分地在海押立，在今巴勒哈什湖東南一帶，阿力麻里在伊犁，屬察合台領地，不可混同，徐松譏之甚是。但徐松謂阿力麻里亦曰葉密里（《西域水道記》卷四第32頁），亦非。葉密里即額敏，原為貴由領地，現有舊城在額敏縣附近。阿力麻里在伊犁克干山南麓，相隔數百里，不能認為是一地也。 以上所述是察合台汗國有關阿力麻里史料。察合台汗國在14世紀初葉又分裂為河中汗國及者台汗國即蒙古汗國兩部，而蒙古汗國亦以阿力麻里為政治中心地，已見上文所述。總之，我們對於察合台汗國及者台汗國歷史所知甚少，有關阿力麻里者則更少。仍希望城中將來有更多實物出現，再作訂正和補充。 （原載《考古》196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