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 孫行者勸唐僧收起善心

劉備殂，遺詔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蜀志》卷二《先主傳》章武三年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此言也，是教後主如何修身，不是教後主如何治國。換言之，是教後主如何做人，不是教後主如何做一國元首。人主所恃以治理天下者，不是道德，而是法律。韓非說：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雖不恃賞罰，而有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韓非子》第五十篇《顯學》） 何況「君臣非有骨肉之親」，（《韓非子》第十四篇《奸劫弒臣》）「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韓非子》第七篇《二柄》。《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亦云「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劉項相爭之際，豪英之士曾比較他們兩人的性格。王陵說：「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漢書》卷一下《高祖紀》五年）陳平說：「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漢書》卷四十《陳平傳》）酈食其說：「漢王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項王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漢書》卷四十三《酈食其傳》）兩人性格如此，一則享有四海，一則不能保其首領。由此可知人主所恃者為刑賞，而非仁義。要是欲行小善，藉以取得天下，更是痴人夢想。 作者不是反對道德，道德是無人反對的。作者所不敢同意的，乃是人主治理國務，不依法律，而依道德之說。道德是律己的，法律是律人的。人主對己，固然要以道德自勉，對人卻不能單用道德勉勵。顏回屢空，一簞食，一瓢飲，衣褞袍，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是道德行為。人主對己，固然應該一簞食，一瓢飲，對人卻不能不希望大眾都有玉粒珍饈；對己，固然應該衣褞裙，對人卻不能不希望大眾都有美服華裙；對己，固然應該居陋巷，對人卻不能不希望大眾都有高屋崇宇。管子說：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管子》第一篇《牧民》） 天天希望大眾同顏回一樣，一簞食，一瓢飲，衣褞袍，居陋巷，是以聖人之所難，而望眾人為之。倘若自己衣則嗶嘰，食則魚翅，住則洋樓，行則汽車，而乃要求大眾忍受苦痛，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則不談道德還可，一言道德，只有引起大眾反感。 我研究漢宋學說，以為漢學所注意的，是治國平天下之術，而非修身齊家之道；宋學所注意的，是修身齊家之道，而非治國平天下之術。漢學注意治平，並未忘記修齊之道；宋學注意修齊，而卻忘記治平之術。降至明代，為人主者乃更進一步，要求人民修身齊家，以供他們治國平天下之用。政有不理，則曰非我之罪也。有治平之權，而不負治平之責，則連宋學都沒有念通了。修齊之說創自儒家。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究其實，武帝並未實行孔孟主義，更未曾重用儒生。當時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故曾下詔徵求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漢書》卷六《武帝紀》元封五年詔）儒生不過董仲舒（治《春秋》，位至丞相）、公孫弘（學《春秋》雜說，位至丞相）、倪寬（治《尚書》，位至御史大夫）三人，而三人又皆「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治」。（《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序》）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卷九《元帝紀》）道德是用勸誡之言，勸人為善，誡人為惡。但是勸誡之言只可與上智者語，不可與下愚者言。上智者寡而下愚者多，所以道德觀念常至於窮，於是宗教方面就濟之以天堂地獄之說，政治方面又濟之以刑賞。刑所以嚇人，賞所以誘人。誘之以名利，賞其為善；嚇之以刑獄，罰其為惡。賞是人人所愛的，刑是人人所畏的。這個愛畏情緒便是政治能夠施行的心理條件。人主蔑視這個心理條件，一切作為必至徒勞無功。反之，人主若能利用人類愛畏之情，誘之以所愛，嚇之以所畏，必能驅使幹部推行政令，又能驅使人民奉行政令。管子說：「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眾。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奸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又說：「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同上）「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仁義而治強者秦也」。（《韓非子》第三十二篇《外儲說左上》）「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勵以名」。（《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風俗如斯，而建設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國家者不是三晉，而是秦。何以故呢？商鞅變法，知順秦民之性，用嚴刑以威民，立重賞以勵民。刑賞者人主之二柄也。韓非說：「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韓非子》第七篇《二柄》）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必殺少正卯，而毀三孫之城，何曾專講仁義惠愛。「世之學者說人主，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韓非子》第十四篇《奸劫弒臣》）這是治國的道理。「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系做人的道理，二者應有區別。 說到這裡，閱者將提出抗議，以為文不對題。但是，閱者須知本書不是以文藝的眼光，批評《西遊記》；也不是以考證的方法，研究《西遊記》；而是借用《西遊記》的情節，借題發揮，說明政治的道理。唐僧西行取經，其功業之偉大不在漢高祖、唐太宗之下，而百靈下界，一路遇到妖魔，其成功的艱難比之漢高祖、唐太宗之與敵人搏鬥，似有過之而無不及。自古成大功立大業者無不克服無數次的艱難，而這艱難又常是阻礙了成功之路，不能逃避而只有克服。「哪方有火？東方南方北方俱無火。哪方有經？西方有經。有經處有火，無經處無火」，這確實是「進退兩難」了。而唐僧仍說：「我只欲往有經處去。」（第五十九回）即欲往有火處去。雄心勃勃，而又不避危險，這是古來立大功成大業者必須的條件。秦末，陳涉起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縣父老共帥子弟，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此大事，願更立可者』。蕭（蕭何）、曹（曹參）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成，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高祖乃立為沛公」。（《漢書》卷一上《高祖紀》秦二世元年）高祖有取天下的雄心，而又不惜孤注一擲。蕭、曹文吏，雖有興邦佐國之才，而畏首畏尾，不敢冒險，只能因人成事。唐僧跋履山川，逾越險阻，其有取經的雄心，誰都不能否認。然要實現雄心，必須克服艱難，這個艱難是現實的，而非念念多心經，（第十九回）就可了事。換言之，須有具體的實力，絕非抽象的觀念所能解決。佛門弟子本以慈悲為懷。唐僧敬重三寶，富貴不能動其心，威武不能屈其志，只因有了好「善」之心，卻延擱了許多前程。韓非說：「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韓非子》第三十四篇《外儲說右上》）妖魔「因」唐僧向善之心，遂設圈套，使唐僧墜入其中，而不之覺。「屍魔三戲唐三藏」，（第二十七回）孫行者謂其「一心向善」，故有此災。（第三十二回）銀角大王說：「我看見那唐僧，只可善圖，不可惡取。若要倚勢吃他，聞也不得一聞，只可以善去感他，賺得他心與我心相合，卻就善中取計，可以圖之。」（第三十三回）紅孩兒說：「若要倚勢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卻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在我善中生機，斷然拿了。」（第四十回）對這妖精圈套，孫行者勸告唐僧：「師父，今日且把這慈悲心收起，待過了此島，再發慈悲吧！」（同上）奼女求陽之時，孫行者又警告唐僧：「師父要善將起來，就沒藥醫。」（第八十回）一路遇到魔障，而均為「善」所迷，中了妖精圈套。商鞅說：「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商子》第十四篇《修權》）韓非說：「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智去舊，臣乃自備。」（《韓非子》第五篇《主道》）昔者，燕王子噲好名，欲為堯舜，而以子之為賢，讓之以國，遂致齊師來伐，兵敗身死。此人主好名，人臣飾賢以要其君之例也。漢代取士有選舉之制，所謂選舉是鄉舉里選，采毀譽於眾多之論。但是一般民眾哪裡有評判的能力，因之核論鄉黨人物，就有待於當地的名流，汝南月旦可以視為一例。（《後漢書》卷九十八《許劭傳》）凡人能夠得到名流賞識，無不身價十倍，如登龍門。（《後漢書》卷九十七《李膺傳》）一般士子遂矯飾其行，以邀名流青睞。至其末造，沽名釣譽乃成風俗。舉一例說： 許武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後漢書》卷一百六《許荊傳》） 既自污以顯弟，復剖陳以自顯，一舉而兄弟皆貴，盜名竊位於茲為甚。此亦朝廷尚賢之過也。所以韓非又說：「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韓非子》第六篇《有度》）妖魔之於唐僧，固曾多方誘之，而皆不能動其心，最後誘之以善，唐僧果然墜入圈套。此即韓非所謂「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韓非子》第七篇《二柄》）之意。 更進一步觀之，古來政治上成功的人往往不講小節，有時他的行為且與「善」字相反。賈誼說：「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節小行，競小廉，以自托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大人者不求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賈子新書》卷一《益壤》）齊桓公多內寵而霸，宋襄公行仁義而亡，這是讀史者共知的事。楚漢相爭之際，項羽大破漢軍於彭城，漢王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夏侯嬰）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參閱卷九十五《夏侯嬰傳》及《漢書》卷四十一《夏侯嬰傳》）這固然是「為天下者不顧家」，然而撥下兩兒乃欲減輕載量，以便自己逃命，其忍心害理，完全為私，而非為公。諸呂作亂，太尉周勃之功最偉，而文帝即位之日，即夜拜宋昌（由代國帶來的親信）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藉以牽制太尉周勃。俄而又徙周勃為丞相。不久，又免丞相勃，遣就國，（《漢書》卷四《文帝紀》、卷四十《周勃傳》）蓋國有威可震王之臣，非國家之福。七國之亂，周亞夫之功最大，其結果如何。景帝說：「此鞅鞅，非少主臣也」，遂乘其子買甲楯以為葬器之時，逮亞夫入獄。此際獄吏與亞夫之對話，真是無理極了。 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亞夫不食，五日嘔血而死。（《漢書》卷四十《周亞夫傳》） 至於武帝之殺鉤弋夫人（趙婕妤），更出於深謀遠慮。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昭帝），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爾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資治通鑑》卷二十二漢武帝後元元年） 即東漢母后臨朝之禍，武帝早已看到，故欲立其子，先去其母，其忍心害理是為公而非為私。政治上的是非與倫理上的善惡有時未必一致。父仇不共戴天，而禹乃佐舜治水。兄弟應該友愛，而周公竟殺管、蔡。徒「善」不足以為政，小善只足以誤國。孫行者「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吃盡千辛萬苦」，（第二十七回）積了許多經驗，而後勸告唐僧收起善心。取經尚且如此，何況治國平天下！ 蓮花洞二魔念起咒語就可使喚山神土地 鮑宣對漢哀帝說：「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漢書》卷七十二《鮑宣傳》）人君固不能用官爵以市恩，用官爵以位置自己的私人，而人臣得到官爵之後，也不必感恩戴德，而效閹宦宮妾之忠。荀子說：「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荀子》第十二篇《君道》）孟子云：「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所謂易位乃放逐舊君，迎立新君之意。荀子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第二十七篇《大略》）君而不君，則為天下萬民起見，自應犧牲一人以利萬民，犧牲一姓以利天下。湯武革命，後人稱之為賢聖。孟子周遊列國，說諸侯以王道，王道者代周天子而王天下之道也。目中哪裡有什么正統觀念？ 官階雖有高低之別，官吏的地位都是獨立的，其執行職務都是根據法律的。我們知道下屬必須奉行上司的命令。其實，下屬奉行命令，不是因為命令出之於上司，而是因為上司依法發布命令；命令的內容又無違法之處，而可以視為國家的命令。倘令上司不依法發布命令，或依法發布了，而命令的內容有違法之處，則下屬沒有奉行的義務。「在英國，法律不許人們藉口於命令而做不法之事。任誰都沒有服從不法命令的義務。所以一個士兵依將帥的命令，向無辜群眾開槍，而致引起死傷者，該士兵實犯了殺人的罪。總之，凡依別人命令而做不法之事，皆不能以之為辯解的理由，縱令受命的人有服從發令的人的義務。」[1]即英國法律承認每個官吏有其獨立的人格，並希望每個官吏不盲從上司的命令。蓋唯如此，而後國基才能鞏固。在軍隊中，縱令將官陣亡了，校官陣亡了，而兵士亦能獨立作戰。在政府中，縱令內閣總理突然死了，各部部長也突然都死了，而一般文官亦能繼續執行其職務。這比之獨裁國家，獨裁者一旦死亡，全國就陷入癱瘓之境者，當然不同。吾國刑法第二十一條云：「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不罰。但明知命令違法者，不在此限。」這也是希望官吏有獨立的人格，不要以服從為盡忠，服從而違法，還須受刑法上的制裁。 不幸得很，古來為人君者無不要求其臣聽命，而為人臣者也往往忘記自己是國家的官吏，並非一人一姓的仆妾，以聽命為盡忠，一則聽命，二亦聽命，措置乖方亦聽命，詔令違法亦聽命。聽命成為習慣，於是又進一步，不問發命令的人是否有權發命令，只要有人發命令，就奉行唯謹，不敢反抗。這種聽命的作風射入國人的腦中，國人遂謂神仙社會也是一樣。只要念著咒，燒了符，即「發了文書，燒了文檄」，（第四十五回）要風，風伯放風；要雲，雲童布雲；要雷，雷將鳴雷；要雨，龍王行雨。風雲雷雨「四部神祇」只知奉行命令，不問誰發命令。（同上）我們再看蓮花洞二魔金角大王及銀角大王，念動咒語，就得拘喚土地在他洞裡，一日一個輪流當值，「念起遣山咒法」，山神就把三座大山壓住孫行者。難怪孫行者仰面朝天，高聲大叫道：「蒼天蒼天，我也曾遍訪明師，傳授長生秘訣，想我那隨風變化，伏虎降龍，大鬧天宮，名稱大聖，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喚，今日這個妖魔無狀，怎敢把山神土地喚為奴僕，替他輪流當值。」（第三十三回）此無他，涇河龍王「行雨差了時辰，少些點數」，就遭殺於人曹之手。（第十回）聽命者為忠誠，不聽命者處死刑。在這種作風之下，誰人敢審查命令，當然奉命唯謹，不問發命令的是否有發命令的權；命令之發布是否依法定程序為之；命令的內容是否沒有違反法律之處。 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可得為孝乎？」（《孝經》第十五章《諫諍》） 而荀子亦謂「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荀子》第二十九篇《子道》）且引孔子之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孔子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為孝，之謂貞也。」（《荀子·子道》） 子不以聽命為孝，臣不以聽命為忠貞，吾國先哲固已明言之矣。 後世人主往往不明此中道理，不希望群臣有獨立的人格，以為我既授你以官祿，你就要服從我的命令，命令的形式和實質有否違法，你們不得過問，這是最危險的事。蓋群臣非依法律服從命令，乃因官爵服從命令，服從與官爵成為連帶關係，其結果也，今日人主授我以官爵，我固須對之服從，明日僭主甚至於敵國授我以官爵，我亦須對之服從了。西漢之世，公卿百官所服從的是法律，雖以皇帝之尊，苟其命令有違法之處，百官亦無奉行的義務。漢景帝時，周亞夫為丞相，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漢書》卷四十《周亞夫傳》）豈但違法而已，命令若不合理，百官亦須抗爭。漢宣帝時，趙充國率兵伐羌，欲用屯田政策，「貧破其眾」，上奏陳情，天子不許；充國再上奏陳請，天子又不許；充國復上奏陳請，上於是報充國曰：「今聽將軍，將軍計善。」（《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趙普為宋之開國元勛，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罰，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趙普傳》）唯有合理的或合法的不聽命的將相，而後國基才能鞏固，要是個個大臣都如漢哀帝時鮑宣所言：「以苟容曲從為賢，以供默尸祿為智。」（《漢書》卷七十二《鮑宣傳》）則政治必無革新的希望。唐德宗時，陸贄有言：「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本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陸贄傳》）觀德宗之作風，則其受惑於盧，絕非偶然。 天子要求公卿聽命，公卿要求百官聽命，百官也強迫庶民聽命。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皆以自己之言為是，不許下屬懷疑。「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司馬光《應詔言朝政闕失狀》）「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同上）上暗下諂，遇到敵國外患，往往不攻自破。蓋聽命絕不是忠誠，而是阿諛。阿諛的人不識世間有廉恥事，國家興亡，他們「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梁書》卷十七《馬仙琕傳》）晉高祖石敬瑭殂，少帝即位，契丹年年伐晉，天福十二年契丹入主東京，百官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這是一幅絕妙的官民對照圖。百官平日聽命慣了，而聽命的原因則為保存官爵。所以契丹主「詔晉文武群官一切如故」，（《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後晉齊王三年）他們就移其聽命於晉者，以聽命於契丹。反之百姓沒有官爵，他們不能借官爵而食租稅，反而須出租稅以養其上。所以他們對於異族雖然不能積極地作革命運動，而尚能消極地不與契丹合作。「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得到土地，而不能得到人民，中原蕭條，十室九空，「猶雛飛之後，徒有空巢」。（契丹主之言，見《遼史》卷四《太宗紀》大同元年）而「東方群盜大起」，竟令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遂放棄其建國於中原之意，不能不急急北歸。由此可知平日慣於聽命的人早已失掉了獨立的意志，而無獨立的人格，表面上似是忠誠，實際上最不足恃，其願受敵人指揮，無異于山神、土地之服從惡魔咒語。 山神、土地猶如人世的鄉官一樣，地位甚低。他們與天上仙官不同，沒有一定祿俸，只能就地享受人間香火。（第十五回落伽山山神之言）孫行者念動咒語所喚出的山神、土地大率是年老（第五十回、第七十二回及第八十一回）而衣冠不整。（第四十回）年老而居下位，表示其無法力。衣冠不整，在大仙猶可說是不修邊幅，赤腳大仙即其例也。（第五回，既雲赤腳當然是不穿襪子）在小神，不過表示「少香沒紙，血食全無」。（第四十回）以如斯之祿俸何能任用神通廣大的神祇？以如斯之神祇，而委以守土之責，一旦遇到妖精之有大能力者，當然懼其欺凌，退避三舍，（第七十二回及第七十九回）縱慾「啟奏上天，奈何神職微小，不能見得玉帝」。（第四十三回）在這種情況之下，聽到妖魔念起咒語，何能不奉命唯謹。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聯想到地方官的素質。茲只舉漢唐兩代為例言之。西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顧炎武《日知錄》卷八《選補》）至於鄉官如三老嗇夫游徼固然官秩甚卑，然「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干衛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文獻通考》卷三十五《吏道》引公非劉氏言）儒生學士所以願意屈就胥吏之職，乃有兩種原因：一是胥吏能夠直接向天子言事。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當日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為義帝發喪，而遂以取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為萬世所稱道。（顧炎武《日知錄》卷八《鄉亭之職》） 這與山神、土地不能啟奏上天者不同。二是胥吏有拔擢的機會。 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文獻通考》卷三十五《吏道》引蘇軾言） 因此之故，賢士大夫不但不以屈身於胥吏為辱，且多借徑於胥吏以發身。武帝討伐匈奴，師出三十餘年，徵發無度，「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而國內晏然無事，即因賢士大夫願先為郡縣胥吏，而地方行政甚見健全故也。唐太宗雖然知道，「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縣令甚是親民要職」，（《唐會要》卷六十八《刺史》上，貞觀三年）而對其人選卻不甚注意，有如馬周所說：「今朝廷獨重內官，刺史縣令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勛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同上，貞觀十一年）同時士君子也不樂外任。唐代定俸之初，京官雖有歲祿，外官則否，（《新唐書》卷五十五《食貨志》五）貞觀中始頒外官之祿，然猶降京官一等。（同上）唐人云：「俸薄者無願人去，祿厚者終日爭先。」（《唐會要》卷六十九《刺史》上，大中六年十二月）外官的祿低於京官，這是唐代士大夫不願外任的一個原因。其次，西漢時，公卿多出胥吏。唐代初年，內官如中書侍郎、黃門侍郎亦得參知政事，成為宰相之職，而外官如都督、刺史者，其品雖高，卻不易入參朝政。玄宗曾選京官有才望者以補刺史，而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 倪若水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仆。（《新唐書》卷一百二十八《倪若水傳》） 外官地位低於內職，這是唐代士大夫不願外任的第二原因。士大夫不願外任，因之「外任多是貶累之人」。（《唐會要》卷六十八《刺史》上，長安四年李嶠之言）韋嗣立說：「京官有犯罪，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同上，景龍三年）至於荒遠地區，人選更為猥濫。盧懷慎說：「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劓剝蒸人，雖坐流黜，復還為牧守，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奸而遺遠。」（《新唐書》卷一百二十六《盧懷慎傳》）平時既不注意地方官的人選，宜乎安史作亂，「祿山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七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吾人讀唐代歷史，又可了解二魔何以能夠使喚山神、土地了。 文人所描寫的小說必不能離開現實社會。吾國古代的君臣關係既以聽命為盡忠矣，而外官人，除西漢外，縱以牧守之尊，亦不注意，至於鄉官更見猥雜。在這種政風之下，文人所描寫的山神、土地遂表現為老耄無能之輩或卑鄙齷齪之徒。他們平日慣於聽命，一旦遇到妖魔念起咒語，而誤認為天子綸音，奉命唯謹，可以說是勢之必然，無足怪也。 * * * [1]　W. E. Hearn,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p.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