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 孫行者與緊箍兒

《西遊記》稱孫行者為心猿，這個心猿曾打到地府，強銷死籍，打到天宮，強索官職。他既有上天入地之力，故可稱為力之象徵，若合「心」之一字言之，則為「力之意志」。意志本來自由，而再加之以力，則更無拘無束，由意志自由表現為行動自由。行動自由出於個人，有時尚難免妨礙他人自由；要是出於政府，勢將變成暴政。 所謂「政治」由吾人觀之，不外命令與服從的強制關係，一方有命令的人，他方有服從的人，命令的人得依自己的意志，強制服從的人作為或不作為，這種強制關係何以發生？人類生存於社會之內，固然有連帶關係，而同時又互相對立。由於連帶關係，便發生了「眾人的事」；由於互相對立，又使人們關於眾人的事，發生了各種不同的意見。怎樣綜合各種不同的意見而統一之，乃是維持社會和平的前提。這種統一的意見就是國家的意見，而可以強制人民服從。固然統一的方法隨社會的勢力關係而不同：或由一人統一，而強制千萬人服從；或由少數人統一，而強制多數人服從；或由多數人統一，而強制少數人服從。統一的人雖有多寡之別，而其對於異議的人，能夠強制其服從，則為古今政治的共通性質。 要強制別人服從，「權力」是必要的，所以政治乃以權力為基礎；而政府亦不外權力的組織。政府的權力必須委託自然人行使。這個自然人既然掌握權力，難免不濫用權力，以他個人的事宣布為眾人的事，租稅、徭役，不是用以增進眾人的福利，而是用以滿足個人的享樂。個人的福利與眾人的福利同視，其結果，便發生了「朕即國家」的觀念。 如何控制政府濫用權力，更切實言之，如何控制組織政府的自然人濫用權力，那就需要「緊箍兒」了。孫行者戴上緊箍兒之後，不敢不聽唐僧的教誨，不敢再對唐僧無禮，「死心塌地」，隨他而去，「再無退悔之意」。（第十四回）緊箍兒是佛老如來交給觀世音菩薩，（第八回）再由觀世音菩薩交給唐僧，最後才由唐僧授與孫行者的。孫行者戴在頭上之後，見肉生根，不能取下。他若不遵教誨，唐僧只將咒語一念，他就眼脹頭痛腦門皆裂。（第十四回，參閱第八回）孫行者神通廣大，可以藉以成事。而「性潑凶頑」，往往「不伏使喚」，若能加以拘束，則一方可以使喚，他方不敢行兇。（第八回及第十四回）觀世音菩薩對孫行者說：「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束，你又誑上欺天，知甚好歹。須得這個魔頭，你才肯入我瑜珈之門。」（第十五回）這是緊箍兒的效用。 自古迄今，人君如堯、舜者少，人臣如皋、契、稷、夔者亦少。韓非說：「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韓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貞信之士既然不可多得，則為預防政府不會濫用其權力，亦有緊箍兒的必要。這個緊箍兒就是法律。法律不但拘束服從者，且又拘束命令者。韓非說：「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韓非子》第六篇《有度》。按此語亦見於《管子》第四十六篇《明法》及第六十七篇《明法解》）又說：「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韓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按此語亦見於《管子》第四十六篇《明法》及第六十七篇《明法解》）人主群臣均受法律的拘束，於是政治上便發生了一種變化，命令的人本來可依自己的意欲，能（können）為其所欲為；現在須受法律的限制，唯依法律之規定，得（dürfen）為其所能為。換言之，不是權力不足，不能為（Nichtkönnen），而是法律限制，不得為（Nichtdürfen）[1]。這樣，命令的人本來只有權力，現在便負一種依法行使權力的義務。服從的人本來只負義務，現在也有一種無須服從違法的命令的權利。權力受了法律的限制，變為「權限」，從而個人之服從權力，亦由權力之發動局限於法律所允許，而變成服從法律[2]。法律為命令者及服從者共同遵守的規範，因之，「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以功受賞，臣不德君」。（《韓非子》第三十三篇《外儲說左下》）此即慎子所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鉤策為過於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窮，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怨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慎子·君人》） 但是緊箍兒不是孫行者自己製造，而是如來製成之後，經過觀世音菩薩交給唐僧，而戴在孫行者頭上的。韓非、慎子固然主張法治，現在試問此種法律由誰制定呢？照韓非說：「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多。」（《韓非子》第四十篇《難勢》）而人類又有利己之心，「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韓非子》第十七篇《備內》）人之情性如此，人主自亦不能例外。倘法律是由人主制定，則人主將依自己的利害，隨時改變法律。「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韓非子》第四十三篇《定法》）此乃必然之勢，無可避免。商鞅說：「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商君書》第十八篇《畫策》）但是法之不行，往往是自上犯之，如何防止人主不至犯法，吾國法家對這問題，常避而不說，所以他們雖然主張法治，而他們所謂的法治乃無法使之實現。 歐洲的政治思想對這問題，確比吾國進步。孟德斯鳩說：「依吾人日常經驗，凡有權力的人往往濫用其權力。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只有用權力以制止權力。」[3]孟氏對於人性既同吾國法家一樣，不予信任，故其結果，亦主張法治而反對人治。至於實現法治的方法則為三權分立。所謂三權分立是將國家的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分屬於三個機關，使它們互相牽制。三種權力均以別種權力為緊箍兒，則濫用權力之事當然可以減少。美國制定憲法之時，受了孟氏思想的影響，分權主義成為當時政治家的信條。他們也同孟氏一樣，對於人性有不信任之心。哲斐孫（T. Jefferson）說：「信任我們的代表，忘記了我們權利的安全問題，這是危險的事。信任（confidence）是專制之母。自由政府絕不是建設於信任之上，而是建設於猜疑（jealousy）之上。我們用限制政權（limited constitution）以拘束我們托其行使權力的人，這不是由於信任，而是由於猜疑。我們憲法不過確定我們信任的限界。是故關於權力之行使，我們對人不要表示信任。我們須用憲法之鎖，拘束人們，使其不能做違法的事。」[4]馬的遜（J. Madison）亦說：「人類若是天使，不需要政府。天使若統治人類，沒有控制政府的必要。組織政府是令人類統治人類，一方需要政府能夠統治人民，他方又要求政府能夠控制自己，困難就在這裡。政府隸屬於國民，這是控制政府的初步方法。但經驗告訴吾人，除此之外，尚有再加警戒的必要。吾人分配權力之時，須使各種機關互相牽制。」[5]他又說：「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集中於一手之上，這簡直可以定義為暴政（tyranny），固不問權力集中於一人，集中於少數人，或集中於多數人；也不問其人取得權力，是由於世襲，由於任命，或由於選舉。」[6]Virginia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第五條說：「三種權力必須分離而分屬於三個機關，任何權力均不得行使別個權力的職務，任誰均不得同時行使一個權力以上的權力」，這個規定又成為同年六月二十九日憲法條文的一部[7]。Massachusetts一七八○年六月十六日憲法第一篇權利宣言第三○條云：「本國政府乃法治政府，不是人治政府（a government of laws and not of men），故立法部絕不行使行政權與司法權或二者之一；行政部絕不行使立法權與司法權或二者之一；司法部絕不行使立法權與行政權或二者之一。」[8]美國聯邦憲法也本此宗旨，採用三權分立之制，立法權屬於國會，（憲法第一條第一項）行政權屬於總統，（第二條第一項第一目）司法權屬於法院。（第三條第一項） 制衡原理比唐僧之控制孫行者似更進步。何以說呢？唐僧能夠控制孫行者，孫行者不能控制唐僧。孫行者神通廣大，識皂白，辨邪正，唐僧西行求經，一路遇到魔障，理應接受孫行者的意見，不宜自作主張，猶如「漢典故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後漢書》卷七十六《陳忠傳》）一樣。但是漢時皇帝有任免丞相的權，丞相無拘束皇帝之力。丞相所請求的，皇帝不予批准；丞相所反對的，皇帝必欲施行，丞相亦莫如之何。漢在武帝以前，丞相確有牽制皇帝之力。 （周亞夫為丞相）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漢書》卷四十《周亞夫傳》） 可以視為一例。丞相有此權力，一因天子選用丞相的權受到相當限制，二因丞相自己有其社會的勢力以作後盾。所以天子雖尊，亦不敢任用佞幸為丞相，並以丞相為傀儡，任意施行不合理的政策。漢高祖奮身於隴畝之中，其登帝位，是由群臣推戴，功臣宿將「心常鞅鞅」[9]。高祖為了安慰他們，不能不剖裂疆土，封為列侯。列侯衣租食稅，固然和王國不同，不足成為反抗中央的勢力，但是其勢亦足以迫主。諸呂作亂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列侯不與外戚合作。文帝由外藩入承大統，也是由於列侯迎立。（參閱《漢書》卷四《文帝紀》）列侯在政治上不但成為一個勢力，且成為對抗天子的一個勢力。漢興，丞相必以列侯為之。（《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傳》）這個制度繼續到武帝元朔五年公孫弘為相之時才見撤銷。（同上）在其尚未撤銷以前，天子須於列侯之中選擇丞相，而列侯之力又可以拘束天子，所以西漢初年丞相是代表列侯統百官，總百揆，藉以牽制天子之專制。「丞相所請，靡有不聽」，這唯在丞相有其獨立的社會背景之時才能做到。丞相沒有獨立的社會背景，而天子若有任免丞相之權，則天子自可控制丞相，以丞相為傀儡。漢初，列侯儘是功臣，列侯衣租食稅，其所食的租稅稱為戶稅，每戶一歲二百。（《漢書》卷九十一《貨殖傳》）最初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侯亦倍，富厚如之。（《漢書》卷十六《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但是物盛必衰，農村之中乃發生了兼併的現象，土地漸次集中起來[10]。土地兼併，農民流亡，稅戶當然減少，而列侯的戶稅也就隨之銳減。他們最初因為收入增加，不免窮奢極侈。戶稅減少之後，他們還是奢侈，入不敷出，只有借債。他們向誰借債？向富商巨賈借債[11]。但是借債只能挽救一時之急，接著而來者則為更甚的貧窮。這個時候，國內又有七國之變，中央政府為了討伐七國，乃使列侯從軍，令其糧而出。列侯貧窮，又須借債，其息十倍[12]。亂事平定之後，不但藩國失去勢力，便是列侯也更貧窮。列侯經濟上既然破產，便不能不依靠朝廷的薪俸和賞賜，以維持自己的生活。生活既然倚靠朝廷，於是政治上又須忍受皇帝的壓迫。武帝時代既發行皮幣，以榨取列侯的動產[13]，又假酌金之名，沒收列侯的食邑[14]，或委以太常之職，而乘機以罪廢之[15]。列侯失去勢力，政治上就發生了一個變化：前此有功者才得封侯，封侯者才得為相，現在列侯沒落，任誰都可以為相，而為相之後，任誰都可以封侯了。即前此須有功而後封侯，封侯而後才為相，現在可以先為相而後封侯。丞相一職解放於列侯之外，固然政治脫去了貴族的色彩，然而因此，丞相沒有背景，便失掉牽制天子的力量。到了這個時候，不是「丞相所請，靡有不聽」，而是天子所要求的，丞相必須奉行。其或不肯奉行，則天子一怒，念起緊箍兒咒，必使你「痛得豎蜻蜓，翻筋斗，耳紅面赤，眼脹身麻」。（第十四回）哀帝之於丞相王嘉，即其例也[16]。這與英國內閣總理以國會為後盾，一方英王的詔令須有內閣總理副署，他方國會又能控制英王之錢袋者，大異其趣。唐僧之與孫行者有似於皇帝與丞相的關係。唐僧肉眼凡胎，不識魔怪，孫行者勸他「收起慈悲之心」，他偏要「一心向善」，認妖精為好人。（第二十七回、第四十回、第八十回）孫行者畫地作圈，請他坐在中間，以為強似銅牆鐵壁，他偏要走出圈外。（第五十回，參閱第五十三回）孫行者不能拘束唐僧，又沒有別的力量能拘束唐僧。唐僧會不會濫念咒語，一唯良心是視，既沒有法律可循，而又不受任何掣肘，一切問題都是由此發生。孫行者「怕念緊箍兒咒」，往往遇到妖精，不敢打殺，而聽唐僧墮入妖精圈套，（第四十回，參閱第二十七回、第八十回）最後還是孫行者「勞苦萬端，方救得出」。（第五十三回）由此可知孫行者固然要受緊箍兒咒的拘束，而唐僧如何應用緊箍兒咒，似亦有拘束之必要。否則他將不聽良言，自作主張，其尤甚者，或將利用咒語以控制孫行者之神通廣大，做出各種枉法之事，以滿足他個人的野心，這是《西遊記》的漏洞，其實就是吾國政治思想的漏洞。 * * * [1]　參閱G. Jellinek, Systen,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s, 2 Aufl., 1919, S. 46 ff.尤其S. 48. [2]　G. Jellinek, a. a. O. S. 194 ff. S. 197. [3]　F. W. Coker, Readings in Petitical Philosophy, 1938, p. 618. [4]　引自B. F. Wright, A Source Book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929, p. 227. [5]　The Federalist, Modern Library, 1937, No. 51, p. 337. [6]　Ibid., No. 47, p. 313. [7]　引自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928, S. 127.並見於The Federalist, No. 47, p. 319. [8]　引自H. Fin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Vol. I, 1932, p. 162, n. 1. [9]　《漢書》卷一下《高祖紀》十二年，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 [10]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云：「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併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11]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云：「而富商賈或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 [12]　《漢書》卷九十一《貨殖傳》云：「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貸子錢家。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13]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云：「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14]　《漢書》卷六《武帝紀》：「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參閱如淳注。 [15]　《容齋隨筆》卷七《漢晉大常》。 [16]　哀帝時，董賢愛幸於上，上欲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封還詔書，上怒，嘉竟坐言事，下獄死，參閱《漢書》卷八十六《王嘉傳》、卷九十三《董賢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