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 唐太宗還魂延壽二十年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一切宗教共通的觀念。縱在陽世，因果報應亦在若明若昧之間。司馬懿受兩世託孤之命[1]，就友誼言，亦應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而乃欺凌幼主，誅戮大臣，子師廢齊王而立高貴鄉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陳留王，每乘廢置，竊取威權，三世秉政，卒遷魏鼎，其創業之本異於前代。「晉明帝時，王道侍坐，帝問前世之所以得天下。道乃陳宣帝（司馬懿）創業之始及文帝（司馬昭）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晉書》卷一《宣帝紀》）前此，「欺他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得天下」，（石勒之言，見《晉書》卷一百四《石勒載記》上）現在生兒（惠帝）愚暗，而又為其後（賈后）所制；前此殺害曹爽，使曹家兄弟不能屏藩王室，現在則八王作亂，骨肉自相殘殺，而亡國之日，「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南史》卷四十三《齊高帝諸子傳·論》）可謂慘矣。而「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同上）報應又不爽了。隋奪宇文（北周）天下，而弒隋煬帝的便是宇文兄弟；（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唐奪楊（隋）之天下，而亂唐之政治的則為楊家兄妹。（楊國忠、楊貴妃）冥冥之中似有安排，這個安排似非出自神的自由意志，而是基於因果法則。 照吾國傳說，司國家治亂的為上天，司個人禍福的為地府。國家治亂姑舍不談，個人禍福則依善惡以為斷。「那行善的，升化仙道；盡忠的，超生貴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還生人道；積德的，轉生富道；惡毒的，沉淪鬼道」，這喚作六道輪迴。（第十一回）而沉淪鬼道的則有一十八層地獄，「不忠不孝，非禮非義，作踐五穀，明欺暗騙，大斗小秤，奸盜詐偽，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燒舂銼之苦，煎熬吊剝之刑」。（同上）由此可知冥王乃左執衡器，以權善惡；右執利劍，以行賞罰。利劍而無衡器，只是暴力；衡器而無利劍，不過空談。二者相輔，福以善報，禍因惡生，這才是因果報應。 在法治國家，法官審判案件，必須根據法律，即以法律條文為大前提，具體事實為小前提，依此求出結論的判決。同樣，冥王之作裁判，亦宜根據一定律令，以一定律令為大前提，行為善惡為小前提，依此求出結論的禍福。哪一種善應享哪一種福，哪一種惡應得哪一種禍，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律，而後善與福，惡與禍，才有因果關係。陽世的人有所警惕，便不敢希望於萬一。 （張釋之為廷尉，）上（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漢書》卷五十《張釋之傳》） 我們分析張釋之之言，蓋有兩種含義，一是法律不但用以拘束人民，且亦用以拘束天子，而法官審判案件之時，更宜受法律的拘束，不能因被告加害於天子，而加重其刑，除法律另有規定之外。二是古代沒有人身保護法，天子若肯自負責任，可以當場誅之；而既已送至法院了，不宜假司法之名，作枉法之事，而將責任歸於法院。法院為枉法之裁判，法院尊嚴固然掃地，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人民將何所措其手足。慎子有言：「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慎子·威德》）他又說：「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慎子·逸文》）說到這裡，我記起兩事來了。漢時，霍光廢昌邑王而立宣帝，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漢書》卷九十《嚴延年傳》）以當時霍光權力之大，宣帝往謁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嚴延年官不過六百石之侍御史，竟敢提出彈劾，而光亦不以為忤。為什麼呢？侍御史固有彈擊官邪之權。魏相為丞相，其婢有過，自絞死，京兆尹趙廣漢疑丞相夫人妒殺之，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漢書》卷七十六《趙廣漢傳》）古代行政官兼為司法官，郡守（京兆尹為三輔之一，等於郡守）固有裁判犯人之權，然把丞相的夫人抓來，令其跪庭下受辭，我們不能不佩服趙廣漢的勇氣：「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更何論乎丞相。王安石變法，而他自己卻不守法。 元夕，安石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 宋制，宣德門以內，除皇帝外，任誰都不得乘馬。而安石竟然謂有特權，其變法失敗，即此一端，亦可窺知。殖民地的人民雖受帝國主義者的剝削，然其剝削乃規定於法律之上，人民既得預見其剝削，自可事先準備。這與專制時代，「惡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柳宗元《捕蛇者說》）似還差強人意。這就是殖民地獨立之後，政治不良，反而思慕帝國主義者的理由。 人類生時受政府統治，死後受冥府統治，一生一死，法域不同。「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四更」，（第七十六回）令出必行，陰司比之人世：前門法令森嚴，以臨百姓，後門例外頗多，以待權貴，「無令而擅行，虧法以自私」，（《韓非子》第十一篇《孤憤》）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吾人一看唐太宗還魂之事，則陰司也講人事，與陽世似無區別。當鬼龍索命，太宗將次易簀之時，魏徵寫了一封信，交給太宗，付與豐都判官崔珏，崔珏是陰司掌生死文簿的。（第十回）信中說道： 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料對案三曹，必與兄長相會，萬祈俯念生日交情，方便一二，放我主回陽，殊為愛也。（第十一回） 崔判官急取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逐一檢閱，只見大唐太宗皇帝註定貞觀一十三年崩殂，乃取濃墨大筆，將一字上添了兩畫。十殿閻王見太宗名下註定三十三年，即說：「陛下寬心無慮，還有二十年陽壽，請返本還陽。」（第十一回）一十三年的帝位，因為魏徵的請託，延長為三十三年。晉卻詵說：「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晉書》卷五十二《卻詵傳》）晉代政治本來腐化，冥府法禁森嚴，而竟有此現象。此蓋國人久處於「人事」社會，遂由陽間之講人事，而想像到陰司亦講人事。政治腐化貫徹於地府之下，偉大極了。然而吾人須知崔珏生為禮部侍郎，死為豐都判官，平日為人想必公正不苟，現在竟因魏徵早晚看顧他的子孫，（第十一回）不惜變造公文書，以報私恩。十殿冥王受了詐欺，亦不之覺，陰司瞢眊又何遜於陽世，難怪今人不相信自己固有的天宮地府，而去相信舶來的天堂地獄。 涇河老龍「違了玉帝敕旨，行雨改了時辰，克了點數」，「他犯天條，合當死罪」。（第十回）但是人神異路，太宗夢見龍王求救，既然信以為真了，自應預防魏徵「夢」里行刑，而乃於對弈之際，放任魏徵「伏在案邊，鼾鼾盹睡」，（同上）則契約之不履行，固然不是出於太宗「故意」，而確是出於太宗「過失」。龍王告到冥府，十殿閻王不使兩造對案辯論，而乃推為「自那龍未生之前，南斗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於人曹之手」。（第十一回）同時太宗死在貞觀十三年，固然也是前定的事，然而既因鬼龍為祟，（第十回）魂游冥府，則與龍王控告不能謂為毫無關係。龍王該斬，則太宗有還魂的權利；太宗應死，則龍王無遭殺的罪狀。太宗與龍王既未對面辯論，魏徵亦不依訴訟程序，教太宗如何抗辯，而乃運動判官，變造公文書，於是正正堂堂的權利鬥爭遂一變而為偷偷摸摸的虧法舞弊。這是吾國政治的黑暗現象。然而我們須知正正堂堂的抗辯，十中八九失敗；偷偷摸摸的舞弊，十中八九成功。說到這裡，我們又記起銅台府一案了。唐僧路過銅台府，受人誣告謀財害命，身陷囹圄之中。孫行者在公堂之上不作光明正大的抗辯，而乃暗中行事，先恐嚇寇家母子，令其自動撤銷訴狀，次恐嚇台府刺史，使其知道唐僧蒙冤；最後又恐嚇台府官員，使他們深信唐僧無罪。（第九十七回）吾國法律不能進步，人民權利沒有保護，由這兩事就可知道原因是在哪裡。 人民的權利，即生命的權利，財產的權利，自由的權利，都是人民經過許多鬥爭，才能獲得的。而既已獲得之後，欲使個人權利不受別人侵害，欲使政府不會忘記人民有這權利，又將權利寫在文書之上，而成為法律。所以權利之獲得是由鬥爭，法律不過將人民已得的權利，用黑字寫在白紙之上而已。所有權制度，身體自由，契約自由，營業自由，思想自由，結社自由都是人民經過數世紀的鬥爭，而後獲得的。法律所經過的路程不是香花鋪路，而是腥血塗地，吾人讀歐洲歷史，就可知道。耶林（R. v. Ihering）有言： 法律不是人民從容揖讓，坐待蒼天降落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須努力，必須鬥爭，必須流血。人民與法律的關係猶如母子一樣。母之生子須冒生命的危險，由這危險，母子之間就發生了親密情感。凡法律不由人民努力而獲得者，人民對之常無愛惜之情。母親失掉嬰兒，必傷心而痛哭，同樣，人民流血所獲得的法律，亦必愛護備至，不易消滅[2]。 權利由權利人觀之，固然是他的利益，而由侵害人觀之，亦必以侵害權利為他的利益。所以權利鬥爭很難避免，上自國權，下至私權，莫不皆然。國際法上有戰爭；而國民對於政府之違憲行為，又有暴動和革命；在私權方面，中世有私刑及決鬥，今日有民事訴訟。此數者形式不同，目的亦異，而其為鬥爭則一[3]。其鬥爭也，往往不計利害。甲國侵略乙國，雖然不過荒地數里，然而乙國往往不惜宣戰。為數里之荒地，而竟犧牲數萬人之生命，數億元之巨款，有時國家運命尚因之發生危險。此種鬥爭有什麼意義呢？蓋乙國國民對於權利之侵害若沉默不作抗爭，則今天可奪取數里荒地，明天將得尺進尺，奪取其他土地，弄到結果，乙國將失掉一切領土，而國家亦滅亡了。由此可知國家因數里荒地所以不惜流血者，乃是為生存而作戰，為名譽而作戰；犧牲如何，結果如何，他們是不關心的。國民須保護其領土，則農民土地若為鄰人侵占數尺，自可提出訴訟。被害人提起訴訟，往往不是因為金錢上的利益，而是對於不法行為，精神上感覺痛苦；即不是單單要討還標的物，而是要主張自己應有的權利。所以訴訟不是利益問題，而是名譽問題，即人格問題[4]。 對於不法行為而作勇敢的鬥爭，這是法律能夠發揮效用的條件。故凡勸告被害人忍受損害，無異於勸告被害人聽人破壞法律。不法行為遇到權利人的堅決反抗，往往會因之中止。耶林說過，「勿為不法」（thue kein Unrecht）固然可嘉。「勿寬容不法」（dulde kein Unrecht）尤為可貴。蓋不法行為不問是出之於個人或是出之於政府，被害人若肯不撓不屈，與其抗爭，則加害人有所顧忌，必不敢輕舉妄動。由此可知我們保護自己的權利，不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義務，且又是對於社會的義務[5]。 權利鬥爭同時又表現為法律鬥爭。當事人提起訴訟之時，成為問題的不限於權利主體的利益，即整個法律亦會因之發生問題。看吧！屋內多了一道藩籬，官署認為違章建築，而欲拆除之，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法律受了曲解的問題。法律禁止違章建築，目的在於保障人民的安全，官署因緣為奸，則整個法律將隨之破壞。莎士比亞所著《威尼斯的商人》中有下列一段話： 我所要求一磅的肉， 是我花錢買來的，這屬於我，我必須得到。 你們拒絕不予，就是蔑視你們的法律！ 這樣，威尼斯的法律要失去權威。 ——我需要法律！ ——我這裡有我的證件。 耶林以為：「我需要法律」一語，可以表示權利與法律的關係。有了這話，事件便由Shylock之要求權利，一躍而變成威尼斯的法律問題了。當他發出這個喊聲之時，他已經不是要求一磅肉的猶太人，而是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尼斯法律的化身。他的權利（Recht）與威尼斯的法律（Recht）成為一體。他的權利消滅之時，威尼斯的法律也歸消滅。不幸得很，法官竟用詭計，拒絕Shylock履行契約。契約內容苟有反於善良風俗，自得謂其無效。法官不根據這個理由，大眾均承認其有效了，而又附以割肉而不出血的條件，這猶如法官承認地役權人得行使權利，又不許地役權人留足印於地上。這種判決Shylock何能心服。當他悄然離開法庭之時，威尼斯的法律也悄然毀滅了[6]。耶林又引另一本小說，即Henrich von Kleist的Michael Kohlhaas。Shylock悄然走出，失去反抗之力，而服從法院的判決。反之Michael Kohlhaas，則不然了。他應得的權利受了別人侵害，法官曲解法律，不予保護；君主又左袒被告，不作正義的主張。他悲憤極了。他說：「為人而受蹂躪，不如為狗」，「禁止法律保護吾身，便是驅逐吾身於蠻人之中，他是將棍子給我，叫我自己保護自己」。於是憤然而起，揮其利劍，全國為之震駭，腐化的制度為之動搖，君主的地位為之戰慄。然而驅使Kohlhaas作此行動，並不是單單報仇而已，而是基於正義的觀念，即「余當為自己目前所受的侮辱，恢復名譽；並為同胞將來所受的侵害，要求保護，這是余的義務」。結果，他便對於從前宣告他為有罪的人——君主、官吏及法官，科以二倍三倍以上的刑罰。痛快！痛快極了！世上不法之事莫過於執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壞法律。法律的看守人變為法律的殺人犯，醫生毒死病人，監護人絞殺被監護人，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在古代羅馬，法官受賄，便處死刑。法官審判，不肯根據法律，而唯視金錢多少，法律消滅了，人民就由政治社會回歸到自然世界，各人均用自己的腕力，以保護自己權利，這是勢之必然[7]。所謂「迫上梁山」就是一百零八條好漢尤其是林沖、武松等人，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法域驅逐他們出境，他們只有投身於罪犯之中，做破壞法律的事。 更進一步觀之，國民只是個人的總和，個人之感覺如何，思想如何，行動如何，常表現為國民的感覺思想和行動。個人關於私權之主張冷淡而又卑怯，受了惡法律和惡制度的壓迫，只有忍氣吞聲，不敢反抗，一旦遇到政府破壞憲法或外國侵略領土，而希望他們奮然而起，為憲政而鬥爭，為祖國而鬥爭，事所難能。凡耽於安樂，怯於抗斗，不能勇敢防衛自己權利的人，哪肯為國家的名譽，為民族的利益，犧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國法上能夠爭取民權，國際法上能夠爭取主權的人，常是私權上勇敢善戰之士[8]。專制主義是最蔑視私權的。賦稅任意增加，沒有人反對；徭役任意延長，沒有人抗議；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人民養成了盲從的習慣，喪失鬥爭的精神，一旦遇到外敵來侵，人民亦必萎靡不振，移其過去盲從專制政府者以盲從敵人政府。到了這個時候，政治家方才覺悟，要培養對外民氣，必須培養對內民氣，亦已晚矣。英國人民旅行歐洲大陸，若受旅館主人或馬車馭者的欺騙，縱令急於出發，亦願延期啟行，向對方交涉，雖犧牲十倍的金錢，亦所不顧[9]。有這鬥爭精神，故於國內，能夠爭取民主政治；於國外，能夠爭取世界霸權。回顧吾國人民又如何呢？數千年來受了專制政治的壓迫，權利雖受侵害，亦不敢依法爭辯，最多不過利用邪巧的方法，排除障礙，以恢復自己的權利。我們只看《西遊記》上太宗與鬼龍，唐僧與寇家的訴訟，就可知道。 * * * [1]　魏文帝崩，明帝踐位，司馬懿與曹真、陳群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崩，齊王芳立，懿又與曹爽受遺詔輔政。 [2]　Rudolf von Ihering, Der Kampf ums Recht, 12 Aufl., 1925 (Wien), S. 12 f. [3]　R. v. Ihering, a. a. O., S. 13 f. [4]　R. v. Ihering, a. a. O., S. 17 f. [5]　R. v. Ihering, a. a. O., S. 51 f. [6]　R. v. Ihering, a. a. O., S. 59及59-60之注，及同書序文S. XI-XIII。 [7]　R. v. Ihering, a. a. O., S. 61 ff. [8]　R. v. Ihering, a. a. O., S. 67 ff. [9]　R. v. Ihering, a. a. O., S. 45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