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 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
萬事由力決定，這不但人類社會如此，神仙社會尤見其然。
神仙的力稱為法力。仙位的高低由法力大小決定，生命的長短以法力大小為標準。照須菩提祖師說：「五百年後，天降雷災打你，再五百年後，天降火災燒你，再五百年，又降風災吹你。」這叫作三災，（第二回）而總稱為劫。當劫運來臨之時，誰法力大，誰便能逃出鬼門關。
玉帝「自幼修持，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第七回）即須菩提祖師所說的劫還是小劫；玉帝所歷的劫乃是大劫。歷無數次的大劫而不滅，可知玉帝是法力無邊的。然而我們熟讀了《西遊記》之後，又覺得玉帝只是庸庸多後福之輩。當孫行者打到龍宮，強索兵器，打到冥府，強銷死籍，龍王上表，冥王啟奏，懇乞調遣天兵，收降妖孽之時，玉帝雖欲派遣神將下界擒拿，而聽到太白金星提議招安，玉帝即說，「依卿所奏」。（第三回）到了孫行者嫌惡官小，逃出天宮，自稱齊天大聖之時，玉帝又欲派遣天兵，下界收伏，而聽到太白金星提議再降招安聖旨，玉帝復說，「依卿所奏」。（第五回）及至孫行者擾亂蟠桃大會，玉帝派了天兵天將圍攻花果山，而均打得倒拖器械，敗陣而走（同上）之時，觀世音菩薩請調顯聖真君助力剿除，玉帝聞言，即傳調兵的旨意。（第六回）後來，孫行者逃出丹爐，大亂天宮，打得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之時，玉帝自己又不略施法力，而乃傳旨請佛老降妖。（第七回）玉帝有智慧而不用，有法力而不施乎？抑或既無智慧，又無法力乎？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想堯之為君。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孔子至聖，其於堯也，如斯推崇。然據《尚書》所言，堯時洪水為災，「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四岳薦鯀治水，堯雖知其「方命圮族」，而仍任用之。結果如何？「九載績用弗成」。（《尚書·堯典》）到了虞舜攝政，才「殛鯀於羽山」。（《尚書·舜典》）堯之舉舜也，可以說是能知人能官人矣。其實，也是四岳所薦，觀堯之言：「俞，予聞，如何」，「我其試哉」。（《尚書·堯典》）可知堯不是知舜而用之，而是因四岳之薦而試用之。班固云：「四岳謂四方諸侯」，（《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亦即酋長會議。因酋長會議之薦而用鯀，老百姓多受九年之災；因酋長會議之薦而用舜，天下為之大治。功過相抵，何以說「巍巍乎大哉」？
玉帝庸庸而能永享無極大道，（第七回）帝堯無為於上，而竟博得「巍巍乎大哉」之名，其故安在？因為他們都能知道治術。莊子有言：
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莊子》第十三篇《天道》）
由此可知莊子所謂「無為」，絕不是尸位素餐，而是如管子所說：
有道之君……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管子》第三十篇《君臣》上）
慎子亦說：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人君自任……則是代下負責蒙勞也。臣反逸矣……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慎子·民雜》）
豈但法家之思想如此，荀子說：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以是懸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荀子》第十一篇《王霸》）
荀子的思想傳至其徒韓非，又加以發揮，韓非說：
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韓非子》第五篇《主道》）
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同上）
試以劉邦為例吧，蕭何推薦韓信，以為國士無雙，漢王即拜為大將。張良勸漢王不要立六國後，漢王令趣銷印。陳平躡漢王足，漢王寤，即立韓信為齊王。婁敬勸高祖入關而都之，高祖疑未決，及聞張良言，即日駕西都關中。此數者皆可以證明高祖絕不固執己見，而從善之速又可驚人。高祖說：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計謀耶，他絕不自作主張，而聽張良之言。國政耶，他絕不自作主張，而聽蕭何之言。攻戰耶，他絕不自作主張，而聽韓信之言。這種作風在爭天下之時，尚是成功的條件；在守天下之時，更不失為聰明的辦法。何以故呢？韓非云：「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同上）「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韓非子》第四十八篇《八經》）天下最合算的事莫過於此。
在專制時代，人主所恃以維持地位者，在於其有威嚴。威嚴生於神秘，有了神秘，臣民對於君主猶如敬神一樣，發生了畏敬之念。愚夫愚婦無不畏敬菩薩。菩薩何以有威嚴？因為菩薩是神秘的。菩薩何以神秘？一因菩薩絕不發言。天何言歟，四時生焉，百物生焉。不言乃所以保存神秘。倘若菩薩能夠和人對話，試問吾人對這菩薩將作何種感想？人類所以與其他萬物不同者，在人類能夠發言。發言過多，由人類觀之，必認為與我同類，而失去神秘的性質，萬不得已而鬚髮言，亦宜以少言為妙。唐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劉洎上書諫曰：『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伏願略茲雄辯。』」（《舊唐書》卷七十四《劉洎傳》）此戒人主多言也。老子其猶龍乎，其所著《道德經》不過五千餘言。孔子至聖也，觀《論語》所載，孔子之言往往只有結論，而不說出理由。「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何以故？至聖不言，後儒言之。這便是好辯的孟子只能退居亞聖的理由；也便是《南華經》不及《道德經》奧妙的地方。二因菩薩坐在深龕之中，掛黃帳，前焚檀香，隱隱約約，看不見廬山真面目。凡人遇到平常習見之人，往往有狎昵之念，而無畏敬的情緒。拿破崙是偉大的，而最不以拿破崙為偉大者則為約瑟芬（Josephine）。她讀了拿破崙寄來的情書，看見了拿破崙求愛的丑狀，拿破崙不過常人而已，哪裡有什麼偉大。古者天子深居九重之中，並不是單單享樂而已，蓋不欲百姓目擊帝王的日常生活。
（漢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上悅。（《漢書》卷一下《高帝紀》）
殖民地的衙署往往比其本國衙署巍峨偉大。為什麼呢？不如是，不足壯威；不如是，將令士民看見總督的日常生活。
我曾到過龍虎山，會過張天師。提起張天師，誰都知道他是愚夫愚婦所認為活神仙的。然而最不相信張天師的，卻是龍虎山的人民。何以故呢？他們看見了張天師出生，看見了張天師進學，看見了張天師結婚，又看見了張天師吃飯，更看見了張天師與太太吵架。一切神秘都沒有了，何能引起別人畏敬的情緒。古者天子往往力足以駕御群臣，而威不足以控制閹宦，就是因為前者只見天子袞袍登場，後者常睹天子袒裼在宮中玩耍。
說到這裡，離題遠了。其實，不過說明「神秘」二字。玉帝不表示自己的法力，不發表自己的意見，無非要令群仙摸不著頭腦，俾能保全自己的神秘。韓非所謂「不自操事」與「不自計慮」也就是玉帝不表示法力與不發表意見之意。因為施展法力，將令群仙知道自己法力之高低；有法力而不施展，仙人將莫測深淺。表示意見，將令群仙知道自己智慧之大小；有智慧而不發表，仙人亦莫測深淺。於是有法力者成為全能，有智慧者成為全知，此之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第三十八章）
「人主之道，不自操事」，「使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要是自己操事，操得好，有誰賞你；操得不好，威嚴掃地。隋煬帝處處都要表示自己的才智，甚至欲與文人爭名。
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二隋煬帝大業九年）
以九五之尊而竟嫉妒文人，可謂愚蠢極矣。其最愚蠢的莫過於親征高麗。古者天子非萬不得已，絕不御駕親征。隋煬帝親征高麗，蓋欲「轢軒唐，奄吞周漢，振古以來，一君而已」。其實，這只是愚人愚事。命將出師，敗北，尚可歸罪於將；御駕親征，大敗，誰負其責？太子不過儲君，尚且寧可間居無事，不宜冒險建立奇功。蓋如四皓所說：「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漢書》卷四十八《張良傳》）然而隋煬帝至死不悟，且說：「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二隋煬帝大業九年）玉帝不肯施展法力，這便是玉帝能夠永保仙界九五之尊的理由。
「人主之道，不自計慮」，「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這種作風也是聰明之至。倘若自己計慮，計慮當耶，無賞可得；計慮不當，將失去臣民的信仰。古者，賢聖之君關於用人行政，絕不表示意見，常令群臣言之。宋時，豐稷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
陛下明足以察萬物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豐稷傳》）
明而不察，智而不用，蓋欲保存自己的神秘。其結果，將如韓非所言：
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韓非子》第五篇《主道》）
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尚書·堯典》）而每事絕不固執己見，「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尚書·舜典》）故能博得「巍巍乎大哉」之名。此之謂「上德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三十八章）亦即荀子所說：「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荀子》第十七篇《天論》）他又說：
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荀子》第十二篇《君道》）
董仲舒亦說：
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道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讚辭，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春秋繁露》第十八篇《離合根》）
漢武帝時，丞相田蚡「言灌夫（時為九卿）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漢書》卷五十二《灌夫傳》）甚至太子弄兵，武帝「問丞相（劉屈氂）何為，丞相長史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漢書》卷六十六《劉屈氂傳》）反之，隋文帝則不然了。
每旦臨朝，日側不倦。楊尚希諫曰：「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隋書》卷四十六《楊尚希傳》）
柳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
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納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余細務，責成有司。（《隋書》卷六十二《柳彧傳》）
這種察察為明，事事皆管，似是考核名實，其實有背於君人之道。韓非說：「明君不躬小事」，（《韓非子》第三十五篇《外儲說右下》）又說：「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韓非子》第四十八篇《八經》）盡己之能者自己操事；盡人之力者自己計慮；盡人之智者不自操事，不自計慮。蓋如慎子所說：
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贍矣，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慎子·民雜》）
「宋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台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陳亮《中興論·論執要之道》）蓋「百發失一，不足不善」。（《荀子》第一篇《勸學》）而仁宗亦以為國家的政策應由大臣決定，政策之良窳應由台諫批評，人主只可依台諫之意，更迭大臣，依大臣之意，決定政策。其實，仁宗好「內降璽書」。（《宋史》卷三百十一《龐籍傳》）神宗亦「多出親批」，富弼曾有諫言。（《宋史》卷三百十三《富弼傳》）欽宗「御筆數出」。（《宋史》卷三百七十八《劉珏傳》）王介以為，「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宋史》卷四百《王介傳》）「南渡以後，此風更熾。高宗時從官皆以御筆除拜」。（《宋史》卷三百七十八《綦崇禮傳》）天子既然喜下手諭，於是「百司不肯任責，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天子聽覽，每及細務」。（《宋史》卷三百八十一《晏敦復傳》）寧宗「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台諫，悉出內批」，（《宋史》卷四百《王介傳》）結果乃為奸臣利用，「韓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宋史》卷三百九十八《倪思傳》，參閱卷四百七十四《韓侂胄傳》）其一例也。理宗時，「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宋史》卷四百五《劉黻傳》）度宗時，「內批疊降」。（同上）此皆末世天子喜自操事，喜自計慮之例也。荀子云：「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荀子》第十九篇《禮論》）此之謂也。
豈但天子不宜操事，不宜計慮，就是宰相亦以不管小事為宜。「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第四篇《貴公》）漢文帝時，陳平為丞相，上問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漢書》卷四十《王陵傳》）宣帝時，丙吉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群斗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斗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漢書》卷七十四《丙吉傳》）觀此兩事，可知漢代宰相乃決定大政方針，縱是預算上收支多少，亦可不知。因此之故，凡喜察察為明者，雖然才優而行謹，亦常不願委之以重任。
趙禹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漢書》卷九十《趙禹傳》）
蓋察察為明之人往往不知大體，而如范純仁所謂「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宋史》卷三百十四《范純仁傳》）令其總百官，揆百事，必顧此而失彼，僨事誤國，十有其九。
當然，人主不自操事，不自計慮，而能達到有功的目的，必須人主有判斷之力，又有決斷之心。人主沒有判斷之力，則他所認以為是者，也許為非；他所認以為非者，也許為是。是非不明，將如韓非所說：「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于越。」（《韓非子》第三十八篇《難三》）人主沒有決斷之心，則遲疑不決，往往失去良機。劉邦為人，哪裡有什麼特出之才，只因他的判斷力與決斷力極強，故能成就大事。他聽到蕭何之言，即召韓信拜為大將；他聽到張良之言，即銷毀六國之印；他聽到陳平之言，即立韓信為齊王；他聽到婁敬之言，經張良同意之後，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蓋不「即日」，則左右大臣皆山東人，他們在洛陽已經買了地皮，建了洋樓，必勸高祖不要遷都。（參閱《漢書》卷四十《張良傳》）
但是這兩個條件——判斷力與決斷心——又不是人主所皆有的。因之，人主不自操事，不自計慮，有時將給權臣或奸臣以弄權的機會。阿斗唯諸葛亮之言是聽，而不發生問題，這是歷史上少有的例。宋神宗信任王安石，國事已經弄到一團糟。寧宗信任韓侂胄，度宗信任賈似道，整個國家都斷送了。這種危險在立憲君主國不會發生，縱其有之，亦由人民負責。蓋君主高拱於上，不負責任；負責任的乃是內閣總理，而誰為內閣總理，又以民選議員的多數意見為標準。多數議員若認某人為賢，該人就是賢；多數議員若認某項政策為對，該項政策就是對。方法簡單，不致引起爭端，而最後決定權則操於人民。所以政治發生問題，人民自己須負其責，不能歸咎於君主。這就是英國王位穩固的原因。由此可知一國元首要謀地位之鞏固，就不宜掌握大權，而想掌握大權者，地位必難鞏固。一方掌握大權，他方又欲地位鞏固，縱在古代專制國家亦不可能。劉向說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何況今日的民主國。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
孫行者打到龍宮，強索武器，打到冥府，強銷死籍，似此目無法紀，理宜派兵討伐，就地正法，以儆效尤。而當龍王啟奏，「懇乞天兵收此妖孽」，冥王上表，「伏乞調遣天兵，收降此妖」之時，玉帝欲派神將下界收伏，而太白金星竟然建議：
降一道招安聖旨，把他宣來上界，授他一個大小官職，與他籍名在籙，拘束此間。（第三回）
到了孫行者嫌惡官小，反下天宮，自稱齊天大聖之時，玉帝欲遣天兵下界擒拿，而太白金星又復啟奏：
如兵與他爭鬥，想一時不能收伏，反又勞師。不若萬歲大舍恩慈，還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齊天大聖。且在天壤之間，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寧也。（第四回）
玉帝領袖群仙，妖猴作亂，不加討伐，而乃降詔招安，授以官職。這叫作姑息政策。姑息政策是唐代天子用以對付方鎮的。歐陽修說：
夫所謂方鎮各節度使之兵也……方鎮相望於內地……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新唐書》卷五十《兵志》）
姑息政策是求苟安無事，而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專制政府的權威是用「力」維持的，不能依靠恩情。天子姑息臣下，也許出於恩情；而由方鎮看來，必以朝廷為軟弱無力。朝廷愈姑息，方鎮愈跋扈，這是必然之勢。玉帝兩次降詔招安，孫悟空第一次覲見玉帝，既不拜伏參見，而又自稱老孫，仙卿大驚失色，而玉帝卻說：「孫悟空初得人身，不知朝禮，且姑恕罪。」（第四回）第二次覲見玉帝，官封齊天大聖，玉帝告訴他：「官位極矣，但切不可妄為。」孫悟空還是唱喏而退。（第四回）第一次不識朝儀，猶可說也；第二次不識朝儀，不無蔑視朝廷之意。似此梟鴟，而乃待以殊恩，開府置吏。（第四回）玉帝此舉，由我們研究政治的人看來，不能不說他犯了極大的錯誤。政治不過「力」而已。凡倚力而取得大位者，不是用力以拘束之，就宜用術以折服之。韓信歸漢之時，漢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漢書》卷三十四《韓信傳》）英布歸漢之時，漢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漢書》卷三十四《黥布傳》）蓋韓信身無一卒，而英布早已為王。無一卒者，待以殊禮，信必心悅。已為王者，難免不自尊大，故宜峻其禮，令布折服。（《漢書》卷三十四《黥布傳》）顏師古注曰：
高祖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既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
玉帝不識此中道理，以為恩情相待，可以羈維其心，豈知孫行者並不認為恩情，反而謂群仙碌碌，莫如我何，卒至大亂天宮，要求玉帝讓位，他說：「強者為尊該讓我。」又說：「他（玉帝）不應久住在此。」（第七回）姑息政策必歸失敗，觀此可以知道。
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一時，漢初，「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漢書》卷十四《諸侯王表》）而如賈誼所說：
諸王雖名為臣，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
尤以吳王濞為甚，「文帝寬不忍罰」。（《漢書》卷三十五《吳王濞傳》）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序》）其寬忍不是姑息，蓋準備不夠，罰則生變，故乃一方寬忍，他方又依賈誼「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之言，分齊為六，分淮南為三，（《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復依賈誼「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之策，（同上）徙子代王武為梁王，而以淮陽為郡[1]。七國叛變，淮南三國無不附漢，（《漢書》卷四十四《淮南厲王長傳》）而梁王又「城守睢陽，以拒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漢書》卷四十七《梁孝王武傳》）所以周亞夫之兵一出武關，七國之亂即平。由此可知國家發生外患或內難之時，倘力不能制，必須一方寬忍，一方準備。只寬忍而不準備，國必亡；只準備而不寬忍，國必危。勾踐臥薪嘗膽，何曾讓夫差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為國者固不宜逞一時的意氣。
唐之對付方鎮與漢不同。安史亂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新唐書》卷五十《兵志》）「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以土地傳子孫」。（《新唐書》卷二百十《藩鎮傳·序》）他們「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新唐書》卷五十《兵志》）一方「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一）他方「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曆十二年）即朝廷對於方鎮只有寬忍，而方鎮對於朝廷，則不許其有任何準備。朝廷力不能制，於是姑息愈甚，「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新唐書》卷二百十《藩鎮傳·序》）然而賊夫貪心沒有限界，「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同上）「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攻，及其甚，則起而弱王室」。（《新唐書》卷六十四《方鎮表·序》）由此可知姑息政策只能苟安於一時，而結果又往往引起大亂於將來。
政治以「力」為基礎，「力」又需「法」扶持之。姑息之政最初因為力不能制。到了有功而不敢賞，有罪而不敢罰，而如陸贄所說：
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陸贄傳》）
則「法」亦破壞了。法紀蕩然，當然是藩臣叛上，繼之而發生者將校橫行，又繼而發生者士卒驕恣。將校橫行開始於肅宗乾元元年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使[2]。德宗貞元以後，「藩臣缺，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一《盧從史傳》）朝廷既然放棄用人之權，擇將校所喜戴者授以節度使之職，則野心的人不能不怡顏悅色，討好將校。於是前此帥臣主政，而將校感其噢咻之恩，樂為之死，現在則將校擅權，而主帥之生死去留一系其手。河東諸將殺鄧景山，而請任命辛雲京為河東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二唐肅宗寶應元年）成德軍將吏誅田弘正，而請任命王廷湊為成德軍節度使，（《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二《王廷湊傳》）即其例也。
將校橫行，浸假士卒也驕恣起來，因為將校欲奮取主帥的位任，不能不結士卒，以為爪牙之用，而又慮士卒之以助己者助人，患生於肘腋之間，遂不敢制以威令，只能厚其恩施。最初尚是將校收買士卒，以便實行其逐帥自立之計[3]。其次，士卒便於舊帥死時，自擇新帥，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廷[4]。最後士卒又撼逐主帥，選擇一位傀儡，立之為節度使[5]。各地士卒以魏博牙軍最為驕悍，士卒也同主帥一樣，世襲其職，父子姻黨盤踞軍中，成為一種封建勢力，主帥稍不留意，舉族有被害之虞，時人以魏府牙軍比之長安天子。（《新唐書》卷二百十《羅紹威傳》）汴州士卒亦甚驕恣，多逐殺主帥，以利剽劫。（《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劉玄佐傳》）主帥力不能制，或「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五唐德宗貞元十二年）或屈身取媚，以求士卒的歡心，「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三年）其欲峻法以繩驕兵者，往往不旋踵反為驕兵所殺[6]。秦漢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方鎮兵變比比皆是。推原其故，姑息政策實為厲階。朝廷畏藩臣之生事，用姑息以羈維之；藩臣懼將校之反戈，用姑息以安撫之；將校恐士卒之叛變，用姑息以取媚之。而其結果，兵愈驕，將愈悍，藩臣亦愈跋扈。
到了五代，此風更熾。五代之世，喪亂相承，七十餘年之中，易代五次，朝為藩臣，暮為天子。安重榮說：「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舊五代史》卷九十八《安重榮傳》）這和孫行者所說：「強者為尊該讓我。」（第七回）同出一轍。兵強馬壯者得為天子，而在傭兵制度之下，一般士卒均預備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因之誰賞賚最厚，誰就得兵強馬壯。朱瑄懸金帛以誘朱全忠之兵，「諸軍貪其厚利，私遁者甚眾」，（《舊五代史》卷十三《朱瑄傳》）其一例也。帝位用金帛買來，所以要維持帝位，不能吝惜金帛，唐莊宗不能平李嗣源之亂，就是因為不聽宰相盧革之言，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到了形勢危急，急出錢帛，給賜諸軍，而軍士皆謂：「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為？」又說：「陛下賜與太晚，人亦不感聖恩。」（《舊五代史》卷三十四《唐莊宗紀》）軍紀如斯腐化，當然政變相承，然而吾人須知每次政變又是出於兵變啊！唐時軍士只能擁立藩帥，五代軍士又能擁立天子。楊光遠對亂軍說：「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楊光遠傳》）唐明宗（李嗣源）、唐廢帝（李從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趙匡胤）都是由軍士擁立的，其擁立未成者尚不知幾何。廢立天子之權操於軍士，這可以說是天下之奇觀，考其原因，實不能不歸咎於唐代姑息之政。
現今的人常把寬大認為姑息，又把姑息認為寬大。其實，兩者完全不同。馮唐譏文帝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漢書》卷五十《馮唐傳》）汲黯謂武帝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漢書》卷五十《汲黯傳》）兩帝皆能忍受，這是寬大。蓋馮唐官不過郎中署長，汲黯雖為右內史（即京兆尹），而無迫主之勢。「眾辱我」而能忍受，這反可以證明天子之闊達大度。反之，臣下苟有所恃，而乃不守朝儀，或出不遜之言，則忍受不是寬大，而只是姑息。由此可知同一言也，出之於屬官，語雖不敬，亦可優容，優容乃表示吾之雅量；出之於政敵，語雖可采，亦應拒絕，因為採納之時，世人將謂吾畏政敵，而證明政敵之力在吾之上。這是政治上的秘訣。奇怪得很，後世政治家往往不明此旨，一方不肯開懷訪納，下詢芻蕘，使岩穴之士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他方又極力敷衍野心難馴之輩，雖然沒有「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而軟語溫存，派使慰問，假之以名義，贈之以黃金，確是常見的事。剛者不敢茹，柔者不肯吐，何怪乎人們爭為梟鴟，而朝廷的權威乃日漸低落。
明代初年，亦有藩國之變。結果，建文遜位，成祖入承大統。此蓋建文為人既不能忍，即位伊始，即從書生齊泰、黃子澄之言，削奪周齊湘代泯諸王之地。又不能狠，在諸王之中，燕王「智勇有大略」，「屢帥諸將出征，威名大振」。（《明史》卷五《成祖紀》一）太祖崩殂之時，燕王自北平入奔喪，建文已經發表遺詔，令其無至京師了，（同上）建文元年二月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劾其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請徙南昌，以絕禍本，帝又謂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此際若能如相如奏築，血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數武士力耳。顧齊、黃不敢進言，建文亦仁柔寡斷，失去大好機會，縱虎歸山，建文地位已不安全。
歷史上的事說得太多了，現再言歸正傳。玉帝對於孫行者極盡優容之能事，可謂姑息極矣。而皆不能買其歡心，反而引起孫行者的蔑視，卒至大亂天宮，若非佛老救駕，也許天上皇室早已易姓。此後孫行者皈依佛法，然他仍謂「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勝似老孫者少」，（第五十一回）所以每次覲見玉帝，不過唱個大喏，固然群仙不平，認為村野，而玉帝卻說：「只得他無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第三十一回）反之，孫行者覲見如來，卻肯低頭禮拜。（第五十二回）此無他，十萬天兵不能抵禦，如來略施法力，就把孫行者壓在五行山石匣之中。以力制力乃是政治上的原則，以恩情籠絡叛徒，只是姑息，不但不能鉗束其人，反將引起更嚴重的叛變。唐及五代的歷史可為殷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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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帝二年，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一年又徙為梁王，淮陽為郡。景帝二年又置淮陽國，立子余為淮陽王。
[2]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唐肅宗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3] 例如魏博節度使田永嗣將死，顧諸子弱，乃命從子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悅使緒主牙軍，緒率數十人手刺悅，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眾乃共推緒為留後，詔即拜緒節度使。（《新唐書》卷二百十四《田悅田緒傳》）。
[4] 例如魏博節度使田緒暴卒，子三人，季安最幼，年才十五，軍人推為留後，朝廷因授魏博節度使。（《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田季安傳》）
[5] 例如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自引決，軍情囂然。史憲誠為中軍都知兵馬使，諸軍即擁而歸魏，共立為帥，國家因而命之。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為軍眾所害。軍眾害史憲誠，連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何進滔）知留後，則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魏博節度使。（《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史憲誠何進滔傳》）
[6] 例如陸長源為宣武軍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為節度使董晉所持，不克行。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舉軍大怒，軍亂，殺長源，食其肉，放火大掠。（《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一《陸長源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