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學發凡 · 初 版 劉 序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將要和一八九八年（民國元年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年了。因為一八九八年是中國第一部文法書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國第一部修辭學書出版的一年。 中國人說了幾百萬年的話，並且作了幾千年的文，可是一竟並不曾知道有所謂有系統的文法。直到一八九八年，馬建忠先生底《馬氏文通》出來，才得有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古話文的文法書。這件事，是孫中山先生曾經拿它來證明他底行易知難的學說的。 中國人在說話的時候，修了幾百萬年的辭，並且在作文的時候，也已經修了幾千年的辭，可是一竟並不曾知道有所謂有系統的修辭學。直到一九三二年，陳望道先生底《修辭學發凡》出來，才得有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書。這件事，同樣地可以拿它來證明孫中山先生行易知難的學說。 在《馬氏文通》出來以前，誠然已經有了許多合文法有關的書。例如明代盧以緯氏底《助語辭》〔附註〕 ，清代王濟師氏底《虛字啟蒙》，袁仁林氏底《虛字說》，劉淇氏底《助字辨略》，王引之氏底《經傳釋詞》，張文炳氏底《虛字注釋》之類；而且一八六九年（民國元年前四十三年，清同治八年）更有了美國人高第丕氏和中國人張儒珍氏共著的《文學書官話》，是一部正式的今話文文法書。但是以前的那些，固然是不成系統，不能稱為文法，而且都是僅僅說明古話文底虛字助字之類的；而《文學書官話》，又僅僅短期地流行於外國人社會和基督教社會間，現在差不多已經不存在了。所以《馬氏文通》實在是中國有系統的古話文文法書——雖然只是古話文的——底第一部。 在《修辭學發凡》出來以前，誠然已經有了許多合修辭有關的書。例如六朝梁代劉勰氏底《文心雕龍》，宋代陳騤氏底《文則》，元代王構氏底《修辭鑒衡》，陳繹曾氏底《文說》等，以及宋以後的各種詩話、文話、詞話、曲話、論文專著和各家集中與人論文書之類；而且近來更有如唐鉞氏底《修辭格》，王易氏底《修辭學》，董魯安氏底《修辭學講義》，張弓氏底《中國修辭學》，薛祥綏氏底《修辭學》等，都是比較正式的修辭學書。但是以前的那些，固然是不成系統，不能稱為修辭學；而《修辭格》……一類的書，又不是掛漏不全，或是專舉古話文的例證，便是專門販運外國文上所有的辭格，而不曾把中國各種修辭現象做過歸納工夫的。所以《修辭學發凡》，實在是中國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書底第一部。 以上拿《修辭學發凡》和《馬氏文通》相比，是只就有系統的一點上說；其實，《修辭學發凡》底價值，可以說是超過於《馬氏文通》的。孫中山先生對於《馬氏文通》的批評說： 中國向無文法之學……自《馬氏文通》出後，中國學者乃始知有是學。馬氏自稱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後成此書。然審其為用，不過證明中國古人之文章，無不暗合於文法；而文法之學，為中國學者求速成圖進步不可少者而已。雖足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為初學者之津梁也。繼馬氏之後所出之文法書，雖為初學而作，惜作者於此多猶未窺三昧，訛誤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為證，而不及今時通用語言，仍非通曉作文者不能領略也。——《孫文學說》第三章。 可見馬氏只是證明古話文無不暗合於文法，而不引今話文為證，是他底大缺點。現在陳先生底《修辭學發凡》，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後成此書，是和馬氏相同的；而書中既引古人文章為證，並及今時通用語言，不但可以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且可以為初學者之津梁。換句話說，他不但用今話文寫述，而且關於各種辭格所引的例證，也是古話文今話文兼收並蓄——這在董魯安氏底《修辭學講義》上，雖然也有今話文的引例，但是他對於辭格，是很簡略的。在這一點上，卻是有超過於《馬氏文通》底價值的。 至於陳先生底著成此書，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這是我在這十餘年中所目睹的。這十餘年來，他底生活，是終年忙碌於教室講台黑板粉筆間的生活。但是他一面忙碌著，一面就利用早上晚間以及星期的餘暇，做這對於修辭學勤求探討的工夫。往往為了處理一種辭格，搜求一個例證，整夜地不睡覺；有時候，從一種筆記書上發現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證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證明著者所引的有沒有錯誤，於是去根尋它所從出的原書。如果手頭沒有這種原書，他就向書肆或各處圖書館中去搜求；有可借處便借，沒有可借處便只能買。要是此書是一部大部頭的書，或者是在某種叢書中而不能抽買的，他也不惜重價，僅僅為了一個例證，而把全部書買了來。到了借無可借買無可買的時候，他還要向相識的友人，多方面地探詢，一定要達到搜求到此書的目的為止。這樣的勤求探討的工夫，真是可以使人家欽佩的。此書在這十餘年來，因為見解的進步，已經把稿子換了好幾遍。最近一年來，更因為要努力完成此書的緣故，把一切教室講台黑板粉筆間的忙碌生活，都擺脫了；專心致志地從頭整理寫述此書的稿子；結果是不但辭格底綱領組織和舊稿不同，就是關於修辭學的根本觀念，也和舊稿不同，完全換了以語言為本位。只消看了他上冊底五篇文字——尤其是第二篇，便可知道。我想有些不明白的人，看了這第二篇，或許以為這和修辭學有什麼關係。因為像前面所舉的各種關於修辭學的書，從來沒有這樣說法的，所以一般人難免少見多怪。不知道這正是此書底特點。 我是一個學殖荒落，而且對於修辭學只能一知半解的人，實在不配作此書的序；並且近來又因為害了很沉重的病，已經在床蓆間輾轉困臥了半年有餘，到現在還不曾恢復健康，不能作比較深沉的構思，比較久長的執筆。但是因為和陳先生篤厚的友誼，和十幾年來眼見他對於此書勤求探討的苦功，以及此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價值底崇高，位置底重要，當它將要出版的時候，不能不說幾句話。因此，在病枕上陸陸續續地口授兒子炳震胡亂地寫成了這一點。 知道這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書將要出版，固然使我病中歡喜；使我得於病中在這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書上說幾句話，尤其是我底榮幸了。 最後，還有可以附帶提及的，陳先生在十年前曾經著有《作文法講義》一書，在上海民智書局出版，這也是中國有系統的作文法書底第一部。 一九三二年元旦劉大白在杭州 〔附註〕　關於盧以緯氏的文法著作，大白先生早就提到《助語辭》，我們年來略事收集，並承朋友們幫助攝影、抄錄，已經得到四種本子。其中三種都是以「助語辭」為名：（1）明代出版的《新刻助語辭》，見胡文煥編的《格致叢書》，書前有萬曆壬辰年（公元一五九二年）胡文煥氏《助語辭序》；（2）清代出版的《音釋助語辭補義》，康熙丁卯年（公元一六八七年）版，也錄胡文煥氏《助語辭序》；（3）日本出版的《重訂冠解助語辭》，享保丁酉年（公元一七一七年）版，也錄胡文煥氏《助語辭序》。這些名為「助語辭」的書，都是盧氏原著的改編本，書前標有「東嘉盧以緯允武著」或「原著」字樣，但都不曾序說原著的經歷，無從知道原著成書的年月，等等。另外一種，書名《語助》，書的本文也比《助語辭》多了一頁，見於《奚囊廣要》叢書。這種本子較為罕見，我們最近才看到它的攝製本和北京圖書館收藏原本。這種本子前面有元泰定元年（公元一三二四年）胡長孺氏《語助序》，這就使我們對於原著的經歷有了更為充分的了解，知道原著成書的年月為元代，原著的原名為「語助」。原著的原名為「語助」，就在各改編本里也還可以看到痕跡，如各改編本在《語助》原來用「語助」字眼的地方還是都用「語助」字眼，只有《音釋助語辭補義》偶有一二處，如在「雲」字「已」字的詮釋文中改用「助語」字樣。根據這些事實，我們需要考慮決定採用元代盧以緯氏著作《語助》的新說法來代替明代盧以緯氏著作《助語辭》的老說法。《語助》一書是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我國講究漢語文虛字用法的最早的專著。——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陳望道附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