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學發凡 · 【第三篇】 修辭的兩大分野
一 形 式 和 內 容
照前篇所說的看來，可見語言本身也便有形式和內容兩方面，音形便是形式，意義便是內容。如把這等內容便作寫說的內容，那麼，鴝鵒鸚鵡也能仿效人的語言，鴝鵒鸚鵡仿效的人語，也便可以說是有內容的說話了。但是這裡有一個重大的界限，便是所謂調節。人禽在語言上的分界，便在禽類不能用有調節的聲音，而人類卻不特用調節的聲音，還將那調節的聲音調節地隨應意思的需要來使用。
人類，除了小孩把新學來的語言說著玩之外，大抵都是隨應意思內容的需要調節地運用語言文字的形式。這內容是指第一篇所謂意旨的內容、題旨的內容，而非僅指附隨形式，玩著形式也便帶有內容的語言的內容。語言的內容，對於寫說的內容只能算是一種形式的內容，在討論文章說話時常常把它歸在形式的範圍之內。
內容形式原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我們無法做到形式變了而內容不變，或內容變了而形式不變的地步，像煞我們穿著衣裳一樣，脫了這件，穿上那件，或這人穿過，又給旁人去穿。但若並不忘記它們的關聯作用，卻又未嘗不可以把它們分開來說。
我們對於它們，當然期望形式能夠和內容調和。但是事實上，只有內容形式兩並充足的時代能夠如此。此外大抵或者偏重內容，或者偏重形式，有些畸形的狀態。不過內容偏重的畸形是一種上升的畸形，形式偏重的畸形卻是一種沒落的畸形。其發展的順序大抵如下所列：
（一）內容過重時期
（二）內容和形式調和時期
（三）形式過重時期
當一種新內容才始萌生或者成長的時期，總覺得沒有適應的形式可以把它恰當地傳達出來，原有形式的遺產縱然多，也覺得不足以供應付。而急於探求新形式的意識，或又使人失去一部分利用舊形式的興趣。於是便有一種形式缺乏的現象發生，使人覺得生硬，覺得傳達得不適當、不自然。這我們稱它為內容過重時期。內容過重一般並不是故意的，只為謀求「言隨意遣」，而言尚不足以供應付，意又還不足以創成新形式，這才發見了這樣的現象。這現象是每一新內容要求有自己的適應的新形式的開創時期一種公有的現象。最明顯的，如佛教輸入、文學輸入以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輸入時期，都曾有過這樣的現象。
其次便是形式進步，足以應付內容，而內容也更豐富深厚，足以副稱形式的時期。這就是王充所謂「外內表里自相副稱」的時期。
再次，內容有些涸竭的情形，單想從形式這一面取勝，便是一個將近沒落的形式過重時期。對於形式，像斗測巧板似地，竭力求其工巧，而於內容卻是死守舊見，不事開展。這樣的時期，名為形式過重，其實也不是真的形式過重。因為形式所有的不過是概念，沒有內容去充實它，那概念也就是一個不活潑不生動的死概念。沒有現實的意義，也沒有真實的力量。名為偏重形式，其實正是形式的糟蹋。
這對於個人，也是同樣的真實。
二 內容上的準備
個人固然少不了形式上的學習，同時更其少不了內容上的磨鍊。這磨鍊是使我們「有諸其中」的唯一的源頭，也是使我們形式成為富有現實意義現實價值的唯一的樞紐。磨鍊工夫約有下列幾項：
（1）生活上的經驗——生活上的經驗，不但使我們多識多知，也與一個人的思想見解趣味非常地有關係；差不多暗暗之中，做著思想見解趣味等等的無形的最後裁判。無論外延的廣涉的經驗，和內涵的深入的經驗，都屬必要。而深入的經驗，更能輔助我們想像未曾經驗的境界。
（2）學問——實際不曾經驗過的，可以借學問的力量來補充。但要探求生活直接所要求的學問。學問越是生活直接所要求的，越能給人生命，使親近它的人得到了實際的學力。對於那種學力的淺深和廣狹，也就像對於生活上經驗的淺深和廣狹一樣，將要無可隱藏地反映在寫說上。
（3）見解和趣味——經驗和學問累積的結果，就會形成了個人特殊的見解和趣味。而個人特殊的見解和趣味，也能左右個人以後的經驗和學問。見解如果不能與時並進而化成古怪，趣味不能循向正大滋長而流為怪僻，則經驗和學問，對於那人也就等於路上的塵埃和垃圾。越積聚得多，越會污穢了他。
以上是說寫說者必不可少的經常修養，就是所謂儲蓄知識才能的經常方法。有如吳曾祺氏所謂「儲才之法，可儲之於平日，而不能取之於臨時」（見《涵芬樓文談》）。但是臨時也不是沒有可以經心努力的地方，約略說來，也有兩項：
（1）觀察——隨時細心的觀察，在修養上為醫治見解僵化，趣味腐傾的良藥，在修辭上也是使寫說鮮新活潑能夠關切現實的好法。觀察的規模，可大可小。大規模的觀察，非有長年久月不能告一段落，簡直可以算作一種修養。細小零星的觀察，則在臨時，也未嘗不可以從事。例如所謂小品，多半就是依據臨時觀察所得的結果寫下來的。這大小各面的觀察，都是所謂不以曉得種種的法則的概念為滿足的人，用著自己的血肉活身心，去應接親近眼前正在顯現正在變動的活事實的事。當然以能穿微入細，明變知因為最好。因此講觀察的，多將靈敏而深刻，或者細密而銳敏，懸作觀察的理想。而要認真講究真實正確，要免除因生理、因習慣、因心理而來的錯誤，也和一般研究科學沒有什麼兩樣。
（2）檢閱——臨時也可檢閱報章、雜誌和書籍。報章、雜誌、書籍上所記的情狀，都已經經過剪裁刪節，而且多已經經過揀選炮製。不但不如自己所觀察的，直接而且具體，也且或已轉到另外一個方向，換成另外一副面貌。這比之觀察更須有經驗學問等等做指針，從字裡行間去推求事情的真際。但記載本來可以用正看、反看、側看等等方法；對於不能正看的，我們也未嘗不可以反看、側看。例如魯迅所謂「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拚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便是一種反看法。我們不應為了他們的說話有時不實便簡直拋撇了不顧的。
總之，寫說不純全是椅桌間的修煉，在修辭之前少不了要有經驗、學問、觀察、檢閱等種種內容上的準備的。寫說以後的成敗，雖然同寫說當時的生理、心理以及社會環境等類的條件也頗有關係，然而大體總是看這種種準備是否充分為轉移。
三 兩種表達的法式
這樣準備所得的成果，我們可以用兩種很不相同的法式來表達它：第一種是記述的；第二種是表現的。記述的表達以平實地記述事物的條理為目的。力避參上自己個人的色彩。常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精細周密地記錄事物的形態、性質、組織等等，使人一覽便知道各個事物的概括的情狀。其表達的法式是抽象的、概念的、理知的：
類別之事，看似容易，而實甚難。往往一大類之物，欲為別分小部，不知從何入手。常法但取其及見而便事者以為分。譬如分小舟，則取用汽用帆用槳用篙；而任重之獸，則雲牛馬騾駝驢象駕鹿等；又如家有藏書，則分經史子集。但用此法，自名學規則觀之，往往必誤。故曰難也。
蓋如是為分，不獨多所遺漏，其大弊在多雜廁而相掩入也。中國隆古之人，已分一切物為五行矣。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意欲以此盡物。則試問：空氣應歸何類？或曰：空氣動則為風，應作屬木；《易》巽為木，而亦為風。則吾實不解氣之與木，有何相類之處。又礦質金石相半，血肉角骨自為一部，凡此皆將何屬？且使火而可為「行」，則電又何為而不可？若謂原行不收雜質，則五者之中，其三四者皆雜質也。是故如此分物，的成囈語。中國人不通物理，五行實為厲階。（嚴復譯述《名學淺說》三十八節至三十九節）
這類的文章或說話，同科學的關係最密切；其形式也受邏輯文法之類的約束最嚴緊。
表現的表達是以生動地表現生活的體驗為目的。雖然也以客觀的經驗做根據，卻不採取抽象化、概念化的法式表達，而用另外一種特殊的法式表達。其表達的法式是具體的、體驗的、情感的：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去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杜甫《兵車行》）
這類的寫說同社會意識的關係最密切；受社會意識的浸潤也最深。
這可以算是兩個極端的代表。我國以前論表達的法式，如《文心雕龍·體性》篇所謂「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湖南文征序》所謂「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也是以這兩個極端做代表。此外處在這兩個極端中間的當然也很多。我們可以將它們分成三個境界，就是
（甲）記述的境界，
（乙）表現的境界，
（丙）糅合的境界，
如引言所說。
四 語辭的三境界和修辭的兩分野
因此修辭的手法，也可以分做兩大分野。第一，注意在消極方面，使當時想要表達的表達得極明白，沒有絲毫的模糊，也沒有絲毫的歧解。這種修辭大體是抽象的、概念的。其適用的範圍當然占了（甲）一境界抽象的概念的語辭的全部，但同時也做著其餘兩個境界的底子。其適用是廣涉語辭的全部，是一種普遍使用的修辭法。假如普遍使用的，便可以稱為基本的，那它便是一種基本的修辭法。
第二，注意在積極的方面，要它有力，要它動人。同一切藝術的手法相仿，不止用心在概念明白地表出。大體是具體的、體驗的。這類手法頗不宜用在（甲）一境界的語辭，因為容易妨害了概念的明白表出，故（甲）一境界用這種手法可說是變例。但在（乙）一境界中，卻用得異常多。如前舉杜甫的《兵車行》中，開端的「轔轔」「蕭蕭」便是。那不用抽象的概念的表出，說它車行馬嘶，卻用具體的體驗的寫法說它「車轔轔」，「馬蕭蕭」，便是這類手法的應用。此外，（丙）一境界的語辭，如一切的雜文，尋常的閒談等，卻又用不用都無妨。這兩類手法，和三種語辭境界的關係，大體如左圖。
這兩種手法或兩大分野的判別，頗屬重要。因為我們修辭遇著不能兩全的時候，或須犧牲了一面。那時我們要判斷是否處理得適當，必須看它的本意側重在何方，方才能夠決定。即如明白，倘要概念明白，那就杜甫的「車轔轔」「馬蕭蕭」，還不如我們此刻說的車行、馬嘶，而車行、馬嘶的具體性、體驗性，卻萬不及「車轔轔」「馬蕭蕭」。故從積極方面著眼，必須肯定「車轔轔」「馬蕭蕭」是一種更好的表現法。積極修辭方面，事實上也有為了表達情感起見，故意說得不明不白的，如所謂婉轉、避諱之類的修辭都是。例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恐卒然不可為諱。
「不可為諱」就是說他死，但不直說死，便是因為情感上不忍直說或不便直說的緣故。但雖然這樣換了一個說法，也必仍要看的人或聽的人看得懂聽得懂。所以我們仍說也是以消極的手法做底子。
古來有些關於修辭的爭論，其實便是這兩個分野的爭論。例如《春秋·榖梁傳·成公元年》：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
後頭四個排句（排句中的「御」，音迓，迎也；下文改作「逆」，逆亦迎也），是本來可以括舉，而文中故意列舉的。劉知幾以為不必這樣列舉。在《史通·敘事》篇說：
若《公羊》（當作《榖梁》）稱：卻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
魏際瑞（號伯子）又反對這一說。在《伯子論文》中說：
古人文字有累句，澀句，不成句處，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傷氣格，故寧存其自然。名帖之存敗筆，古琴之存焦尾是也。昔人論……《公羊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宜刪雲各以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之文，又於神情特不生動。知此說者，可悟存瑕之故矣。
這一論爭，便是側重消極修辭和側重積極修辭的論爭。
五 兩大分野的概觀
這兩大分野的詳細情形，我們將在隨後幾篇里陳說。現在先將這兩分野的內容做一個概略的觀察。
大概消極修辭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須處處同事理符合。說事實必須合乎事情的實際，說理論又須合乎理論的聯繫。其活動都有一定的常軌：說事實常以自然的、社會的關係為常軌；說理論常以因明、邏輯的關係為常軌。我們從事消極方面的修辭，都是循這常軌來做伸縮的工夫。關於事實的，例如《左傳·莊公八年》：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
《管子·大匡》篇作：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
既少一個「曰」字，又多「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一句，卻仍無妨為完文，便是因為未出常軌的緣故。關於理論的，如《莊子·知北游》篇說：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
而《盜跖》篇卻作：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化一句做二句，又把「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伸長作「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也因仍在同一常軌之中，所以沒有妨礙。但若變作「異於騏驥之馳過隙」，那就破壞了常軌，不特與《知北游》的話不相符，便同上文的話也是不相合不可通了。在這分野裡邊，就是先後的順序也可以依事實或理論的關係來斷定。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於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王引之說這段話里有錯簡，「晉侯」以下二十八字應移在「衛人平莒於我」之前，因為「故使處原」正是說趙衰應當做原大夫的原由，必當緊接在「趙衰為原大夫」的紀敘文之後（見《經義述聞》十七），便是根據事理來斷定文字應有順序的一個例。這一分野的修辭，第一要義在能盡傳達事理的責任。其價值如何，就要看寫說的結果同事理的真際是否切合或切合的程度如何而定。因此就以明確、通順、平勻、穩密等顧念事理的條件，作為修辭上必要的條項。
然而積極的修辭，卻是具體的，體驗的。價值的高下全憑意境的高下而定。只要能夠體現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趨向，便是現實界所不曾經見的現象也可以出現，邏輯律所未能推定的意境也可以存在。其軌道是意趣的連貫。它同事實雖然不無關係，卻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即如前舉《莊子》的例，一樣的意思在《知北游》中說「白駒」過卻，在《盜跖》中卻說「騏驥」過隙，事實雖不同，意旨仍相仿，在這一分野中，便沒有高下可分。又如《戰國策·魏策》一，蘇秦對魏襄王說的
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異於三軍之眾。
這一句，《史記·蘇秦列傳》作：
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眾。
多了「輷輷殷殷」四個摹狀辭，雖然這是依據想像添上的，也並沒有什麼不實的嫌疑。再如李白的《秋浦歌》：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
所謂「白髮三千丈」更是事實上所不會有的事。它是情趣的文，自然沒有什麼可議；假如放在（甲）一境界中，便得受沈括的譏笑了。大抵這分野的修辭，多訴諸我們的體驗作用，多不用三段論法或什麼分析，常照我們體驗的想像的真感實覺直錄下來。在是真實的一點上，原可同前一分野的語辭並駕齊驅，——例如說白髮三千丈，也同說白髮幾寸幾分，各自占領了真實的一面，難以分別上下。但這以具體的體驗的描寫為主的傾向，到底同前一以抽象的概念的說明為主的分野不同，就使不能劃然分開，也必不能茫然混同。
在這一分野里的修辭條項，約有辭格和辭趣兩大部門。辭格涉及語辭和意旨，辭趣大體只是語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
六 兩大分野的概觀二
以上大體就意旨一面而說。再看語辭本身及語辭所須適應的情境，也是兩個分野很有一些不能混同的地方。
消極手法是抽象的、概念的，對於語辭常以意義為主。唯恐意義的理解上有隔閡，對於因時代、因地域、因團體而生的差異，常常設法使它減除。又唯恐意義的理解上有困難，對於古怪新奇，及其他一切不尋常的說法，也常常設法求它減少。有時還怕各人的理解不能一致，預先加以界說，臨時加以說明。總之力求意義明白，而且容易明白。
同時也幾乎就以明白為止境。對於語辭所有的情趣，和它的形體、聲音，幾乎全不關心。固然有時也留心聲音的混同或響亮，比如說到「形式」「型式」兩詞容易混淆，「集體」「集團」兩詞聲音的差別等等，實際仍以意義為主，是為意義的明白而討論聲音，並非對於聲音本身有任何的關心。對於形體，也持同樣的態度。
但積極修辭卻經常崇重所謂音樂的、繪畫的要素，對於語辭的聲音、形體本身，也有強烈的愛好。走到極端，甚至為了聲音的統一或變化，形體的整齊或調勻，破壞了文法的完整，同時帶累了意義的明晰。像張炎的《詞源》里說他的父親做了一句「瑣窗深」，覺得不協律，遂改為「瑣窗幽」，還覺得不協律，後來改為「瑣窗明」，才協律了。為了協律起見，至於不顧窗子到底是幽暗還是明敞，隨意亂改，原是不足為據。但在不改動主意的範圍內，為了聲音或形體的妥適而有種種的經營，卻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也是一種不必諱言的事實。不必說講求格律的詩和詞，不免有這類經營；就是不講求格律的散文，有時也不免有這類經營的痕跡。例如《孟子·滕文公上》：「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五十」「七十」之下都省去了「畝」字，到了「百」字之下才說出一個「畝」字，我們固然說它是探下省略的修辭法，但何以要在這裡應用探下省略的修辭法呢？恐怕力求句調勻整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不過兩面比較起來自然在詩詞歌謠之類的語辭上比較地講究些。但這也只是量的問題。即如我們常言，說「幾何」有時也說「几几何何」，說「轉彎」有時也說「轉轉彎彎」，這在尋常文法也可說是不很通順的，但為聲音的關係，卻也流行得極普遍。至於析字、雙關之類，更完全是形音的利用。可見一切的積極修辭都是對於形式本身也有強烈的愛好：對於語辭的形、音、義，都隨時加以注意或利用。這兩大分野形式內容的不同，我們可以把它畫成一個粗略的想像圖如右。
因為積極修辭是利用語辭的本身的，故頗有些方式無法譯成語辭不同的別種語文。例如雙關、析字之類，利用形音的，便難譯成形音不同的別種文字。如回文、對偶之類，利用漢語的文言文的特性的，就是譯成現代口頭語也覺得為難。回文是少女的刺繡，對偶是壯夫的雕蟲，它們在現在原已不一定還能發揮什麼大作用，不過我們也還可以從中窺見歷來如何利用文字各種因素的苦心。
總之，消極修辭是抽象的概念的；積極修辭是具體的體驗的。對於語言一則利用語言的概念因素，一則利用語言的體驗因素。對於情境也一常利用概念的關係，一常利用經驗所及的體驗關係。一隻怕對方不明白，一還想對方會感動、會感染自己所懷抱的感念。這兩種手法同時使用時，如（乙）一境界的寫說，固然常常不分先後。並非先用消極手法，隨後用積極手法。或先用積極手法，隨後用消極手法。常常一面要說得使人明白，一面又想說得使人感動，把兩面修辭的工作同時進行。但當用某一手法覺得妨礙了別一種手法時，或當觀察純用某一種手法，或某一種手法的特殊一部分時，如觀察偏於消極的科學文字，或玩用聲音文字或玩用特一方式的歌謠時，必會顯明地浮出這兩大分野的區別。而知這兩分野的區別，乃是一種切要的區分，並不是什麼無關緊要的觀念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