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隋唐 · 七九　牛李黨爭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按例舉行了一場以君主名義主持的制舉，其具體的科目是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參加考試的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人，在對策中直刺時政，語言無所遮掩，極為激烈，直呼要求改革。 時唐憲宗正銳意改革積弊，這些舉人的言辭很是與時勢相吻合，因此實際主持考試的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將他們全都署為上第。唐憲宗在接到奏報後，當即表示了滿意的態度，並關照中書省在給他們放官時，給予優先的考慮。 然而宰相李吉甫卻懷疑，舉人是得到了他的政敵的暗中支持，通過制舉來對他進行攻擊，從而表現出歇斯底里的狀態，到唐憲宗面前哭訴，說這場制舉的最後覆核人是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而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然王涯事先沒有請求迴避，裴垍也明知不說。 經李吉甫如此一說，事情的性質起了根本的變化，在唐憲宗的眼裡，那些慷慨激昂的舉人的背後，原來竟有朝臣在操縱、在徇私，由此這場制舉明顯帶上了科場舞弊的性質。為追究科場舞弊，他不得不將這些他原本極為看好的舉人忍痛割愛，並懲罰那些與此有關的考官。 結果，裴垍、王涯受到了降職的處分，楊於陵、韋貫之被貶為外官。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人被改署落第，並多年不得仕進。 以此事件為標誌，從此拉開了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與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為首的李黨，歷經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相互之間鬥爭的序幕，史稱「牛李黨爭」，又稱「朋黨之爭」。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鶉觚（今甘肅靈台）人，為隋朝宰相牛弘的後裔。李宗閔，字損之，為唐高祖之子鄭王李元懿的後裔。二人幼、少年時，均家道中衰，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同科進士及第。此外，牛黨的另外一些骨幹，如楊嗣復等人，也多是進士出身。有些史家據此，將牛黨定為進士出身的庶族勢力的代表。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今河北趙縣）人。自幼心懷壯志，苦心奮學，然極其厭惡科舉，從門蔭之道入仕。此外，李黨的主要成員，如鄭覃等人，多是關東著名士族的後代，皆憑著門蔭入仕，重門第，重儒家經學。有些史家據此，將李黨定為門閥士族勢力的代表。 牛李黨爭，爭的是意氣，以私憤相互排斥，毫無餘地地極力排斥。李黨執政，牛黨必捲鋪蓋走人；牛黨主朝，李黨必被逐出中央。然在爭意氣之中，確也夾雜著他們對治國之道的不同主張。 平心而論，不管是牛黨，還是李黨，都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情結，並在他們各自入朝主政期間，對打擊藩鎮割據，提高中央集權；對清除邊患，保持國土安寧；對抑制宦官，加強朝臣地位；對改革弊端，調整國家狀況等等，均有各自的建樹。然就其態度而言，李黨強硬，牛黨婉和，由此李黨的功業較為輝煌，牛黨的事跡較為晦暗。 從而，史家在評論兩黨功過時，多傾向於同情李黨，對牛黨則多有非辭。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劇烈爭鬥，給歷朝政治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使飽經患難的朝廷雪上加霜。 自製舉一案之後，牛僧孺、李宗閔長期遭到壓制，進不得正途，只能在藩鎮處當幕僚。直到李吉甫亡後，他們才得以見了天日，進入中央任職。 唐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李宗閔時任中書舍人，其女婿蘇巢參加進士考試及第，然放榜之後，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聯合朝臣李紳、元稹上書，指責主考官錢徽接受賄賂，因而錄取者有著嚴重的問題。唐穆宗令進行複試，蘇巢以成績不合格而落第。李宗閔有請託之嫌，被外放為劍州（今四川劍閣）刺史。然時隔不久，李宗閔被復中書舍人之職，在主持科舉考試時，因錄取了許多名士，名聲大振，升為兵部尚書。 唐敬宗即位後，宰相李逢吉因曾受到過李吉甫的打擊，出於報復，將李德裕外放為浙西觀察使，而引政績卓著的牛僧孺為相。然牛僧孺為相不久，見朝廷極為黑暗，無法伸展自己的抱負，自動請求辭去相職，離開京師，去擔任武昌軍節度使。 唐文宗登位，李宗閔在宦官的支持下，被拜為宰相。他出於報復，也恐怕時任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出任宰相，遂將李德裕貶為西川節度使，而引牛僧孺入朝為相。旋即，李宗閔和牛僧孺合力，將李黨全部趕出了朝廷。 牛僧孺在處理民族問題上，鑒於國力的衰弱，主張以和為貴。從而，在他任相期間，唐朝和吐蕃的關係，向著和好的方向在發展。然而，任西川節度使的李德裕則持相反的看法，他認為要增強唐朝的威望，應當在軍事上有所表現，以此才能懾服各民族。 在具體對待吐蕃的問題上，李德裕堅持以戰為先的主張。當吐蕃維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將悉怛謀率眾歸附西川後，他奏請朝廷，要求趁此良機，向吐蕃發起強大的攻勢。 可牛僧孺不同意，他認為：在與吐蕃修好之際，向吐蕃發起進攻，將失信於四夷，且吐蕃兵力強勁，一旦入寇，長安必陷於危險之境，如此即使得到一百個維州又有何用，不如將維州還給吐蕃，以維持雙邊關係。 唐文宗接受了牛僧孺的看法，令李德裕將維州及其所有降眾歸還給吐蕃。 當此事施行後，輿論掀起了大波，紛紛指斥牛僧孺假公濟私，在報復李德裕。唐文宗由此改變了對牛僧孺的信任，將他貶為淮南節度使。 然李宗閔仍然控制著朝政，並將牛黨成員盡行安排到各要職上。由於這些人良莠不齊，貪贓受賄之事時有發生，加上李宗閔專權太過，導致了唐文宗的不滿。由此，唐文宗調李德裕入朝為相，將李宗閔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並將所有牛黨成員一體貶出中央。 李德裕在相位上呆了一年半後，受到李訓和鄭注的排擠，被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而李宗閔復被召入朝為相。由此，李德裕和李宗閔的位置對調了一下。然李宗閔與李訓、鄭注不是志同道合者，沒多久，就彼此鬧得不可開交。李訓、鄭注一面打擊李宗閔的黨羽，一面揭露李宗閔以前結交權貴謀取相位的劣跡。從而，李宗閔復被唐文宗貶為外州刺史。 先後被攆出權力中心的牛僧孺、李宗閔，雖然後來被授予了一些高層職務，然都是虛職，他們再也未能恢復相職。 到唐武宗登位，李德裕得到了大重用，在外事內務上多有驕人的政績。然他利用手中的權柄，利用唐武宗的信任，對牛黨實施了大報復，將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等人處以流放式的貶逐，逐至蠻荒之地。 牛李黨爭，直到唐宣宗上台，才告終結。 唐宣宗在兩點上與李德裕不合：一是在科舉考試上，唐宣宗特別偏重進士科，每每接見朝臣，必問其是否進士及第，若得到肯定的回答，便十分高興。他曾在宮廷中為自己題了一幅字：「鄉貢進士李道龍」。（《唐語林·企羨》）由此可見，他偏向進士出身的牛黨，而討厭沒有科第之名的李黨。二是他被立為皇位繼承人，是得了宦官的擁戴，並沒有通過很有權威的太尉李德裕，故而，他一直畏懼著李德裕。在他的即位儀式上，是李德裕奉冊。事後，他這樣對人說：「剛才接近我的是否是太尉？他每看我，都使我毛骨悚然！」 還未等皇位坐熱，唐宣宗就將李德裕給貶了，一級級地貶下去，最後貶為崖州（今海南瓊山東南）司戶。李德裕後來死在了貶所。在這過程中，所有李黨成員及李德裕的親近者，也悉被清理出朝廷。 與此同時，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嗣復、李珏等被流貶在外的牛黨成員，相繼被召回朝中。李宗閔未等到還朝，已病死在貶所。牛僧孺已年老，在昭雪之後不久即亡故。唐宣宗起用牛黨成員白敏中、令狐綯為相。 至此，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以牛黨執政，並失去爭鬥的對手，而宣告結束。 關於「牛李黨爭」，還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是：有人認為牛、李二黨並不存在；有人認為僅有牛黨，而沒李黨。其實，牛、李二黨，不論哪黨，起初都無結黨的意願，然在共同的利益下，自然地出現了人以群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謂的朋黨，且愈結愈深。這種現象是一切黨派產生和發展的規律，由於牛、李二黨存在的時間特別長，對壘的態勢特別明顯，故成了黨爭的典型。 第二點是：當時南衙北司的鬥爭異常激烈，宦官們將他們要打擊的所有朝臣，全指責為朋黨，以混淆視聽。唐憲宗問過宰相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大盛，這是為何？」李絳答道：「自古人君最痛惡的，莫過於人臣為朋黨，所以小人攻擊君子必謂朋黨。然而，論起朋黨極可惡，但尋找卻無蹤跡。東漢末年，天下賢人君子，都被宦官指為黨人而加以禁錮，由此導致了亡國。從而，朋黨都是小人慾害君子之言，不可相信。」（《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唐憲宗元和八年） 第三點是：其他政治勢力迫害異己的藉口，其中尤以李訓、鄭注集團做得最為突出。他們在和李宗閔交惡後，為把持朝政，在唐文宗面前，將所有他們討厭的朝臣，或指為牛黨，或指為李黨，然後一一加以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