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隋唐 · 四八 張九齡
張九齡這個名字，在流傳後世的歷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難說是著名還是不著名。現代人了解他的角度僅在文學，在於他寫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等感傷詩句。除此之外，似乎對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實（筆者在這裡著重用了「其實」二字，以強調轉折的語氣），張九齡的人生經歷及其意義，遠非這麼簡單。他是盛唐時代的一個關鍵人物，由於盛唐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時代，由此而推，他當是中國歷史的關鍵人物之一。
張九齡作為盛唐的關鍵人物，在於他有過幾年的宰相生涯。他這個宰相，不是有名無實或聊勝於無的政治陪客，而是一個實打實的真宰相，一個秉執中樞大權的宰相，一個能與唐玄宗坦誠對話的宰相。若沒有顯耀的相位，張九齡至多不過是個出色的文人，絕對無法影響盛唐的政治進程。
張九齡，又名博物，字子壽，曲江（今屬廣東）人。從相關的傳記來看，他在孩童時極為聰明，並鍾情於文學，七歲能寫出流暢的文章，十三歲時上書廣州刺史王方慶，刺史大人讀後，口中蹦出了這樣一句話：「此子必能致遠。」
好文學，是當時的社會風尚，這個風尚的流行，自然有傳統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則是能換取富貴官爵的科舉制度，其中最為體面的進士考，包含著大量的詩賦等文學內容。從小打下的紮實底子，加上出眾的天賦，使張九齡一舉金榜題名，年紀輕輕就成為被人們視為天之驕子的進士。時為太子的李隆基拔舉天下文藻之士，張九齡對策高第，被正式任命為向皇帝進言的諫官之一——右拾遺（一入仕途就做諫官，伏下了張九齡日後禍福雙重之機，唐玄宗起先欣賞他的敢諫，以此對他產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諫多了，卻開始煩他的諫，終因無法忍受他的諫，而產生了將他調出中樞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後，將當年他親自提拔的張九齡，任命為中書令（宰相之一，且時居宰相之首）。張九齡一步一個台階，從右拾遺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這一步，前宰相張說起了很大的作用。
張說是幫助唐玄宗登台的功臣之一，為相期間進行了從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過邊境戰爭，並寫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譽為「大手筆」，文韜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可遺憾的是，此人貪得很，為貪財，中過仇家姚崇臨終留下的遺計，為姚崇撰寫碑文；為受賄，他丟掉了相位，鋃鐺入獄。貪，使他貪小失大，毀了一世的英名（此足為有才者復欲成為有財者戒）。
張說看中張九齡，是看中他的文才，並預言他將是「後來詞人稱首」。兩人都姓張，由此認為同宗。根據《開元天寶遺事》的記載，好文學的唐玄宗，對張九齡的文學才幹更是稱讚備至，對侍臣說：「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史家分析說，張九齡之所以能入主中樞，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於他的文學才能與成就。
張九齡被拜為宰相及其結局，是唐玄宗在個人政治轉型之際的特殊產物。已取得「開元之治」輝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慣性的驅使下，需要一個有濃重儒家意識的仁人君子來主持政局，以體現德澤天下的浩蕩皇恩；需要一個有高度文學成就的文壇巨匠來粉飾朝廷，以體現歌舞昇平的祥和氣象。二者合一，張九齡是最合適的人選。然而，這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長期的政治勞作之後，對政務事必躬親的做法已產生厭倦，想退進深宮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個帶有強烈法家色彩的人物來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來鎖定政治模式，便於他放鬆對政權的控制；需要一個擅長領導吏治的務實人物，來使大唐帝國的事務從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於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發現了李林甫。
出於奇特的政治構思，唐玄宗在將張九齡推入中樞後不久，又醞釀提名李林甫為宰相候選人（宰相不是一個，是多個並存）。道不同不相為謀，對君主的提名，張九齡表示了反對。然反對無效，李林甫還是順順噹噹地進了中樞。繼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見長的涼州都督牛仙客為相。張九齡再一次反對，可有唐玄宗做後台，李林甫又占了上風。整個鬥爭過程是漫長的，也夾進了各種其他的事端，最後，出於唐玄宗政治轉型設計的完成，張九齡徹底敗給了李林甫，被貶出中樞。
從現象而言，張九齡與李林甫的衝突，當是標準的政治衝突。然而，依筆者之見，事情的性質決非這麼單純。1993年，中央電視台在無錫外景基地召開「中國國際唐文化學術研討會」，筆者提交的論文題目即為《張九齡與李林甫的文化衝突》。在此文中，筆者將張、李狹隘的政治衝突，置放到宏觀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條析出他們明為政治衝突，實是文化衝突，其表現狀態有三種：一是儒學與法學的衝突；二是文學與吏治的衝突；三是書生與官僚的衝突。（拙文收入《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李衝突的結果，其意義不在於一人一事的政治權益得失，而在於在盛唐日後的走向，影響到整個唐帝國的發展趨勢。張九齡的倒台，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給當時的政治與學術帶來了一連串的「終結」。
張九齡是個典型的儒士，他最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與「孝」，以此作為社會的政治標準與道德標準。在他下台後，政府的指導思想轉換為李林甫所傾向的法家理論，從而造成了儒家治國思想在朝廷的終結。
張九齡是個傑出的文士，他主張以文學為治國手段，重用熟悉傳統治國方略的文人。在他下台後，李林甫在用人問題上全面貫徹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養不高但有豐富工作與社會經驗的純官僚，從而造成了文士主導政治局面的終結。
張九齡是個倔強的諫士，他以「忠」作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現的忠君行為不是盲忠，而是忠國家、忠社稷，一貫明言上陳朝政的得失，犯顏直諫，而不顧君主的好惡。在他下台後，李林甫以權謀對付上下，堵塞言路，從而造成了朝廷中開明政治風氣的終結。
英國學者崔瑞德在《劍橋中國隋唐史》中評論張九齡與李林甫同處中樞機構共事時說：「張九齡是一個有名的難以相處的人，拘泥、固執、礙事，並且對一些小的原則問題斤斤計較；他心胸狹窄，偏見很深。」言下之意，張、李關係的弄僵及破裂，張九齡的「難以相處」是個重要因素。其實（筆者在這裡又要用「其實」了，「其實」二字是史家破謬揭實的重要轉折詞彙），張九齡的待人之道，還是很寬和仁恕的，有著不少朋友。《舊唐書·張九齡傳》說他「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始終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閱讀時忽視了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結論。
張九齡值得批評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種書生型的軟弱（他有時也表現出書生型的剛強）。這種軟弱輕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無招架之力，為保住現有的官爵，他忍氣吞聲地向對手發出了討饒。討饒是以他善於製作的感傷詩的形式出現的，名為《歸燕詩》：
海燕雖微眇，乘春亦暫來。
豈知泥滓淺，只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堂日幾回？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他將自己比喻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將李林甫譽為高猛的鷹隼，說絕無相爭之意，讓對方高抬貴手。張九齡此時的表現是可憐的，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貴的頭顱，損失了莊嚴的人格。從而難以想像，他為了大義，會去實現儒家殺身成仁的境界。
張九齡是唐玄宗朝最後一任儒家宰相，最後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後一任能犯顏直諫的宰相。他的執政，是唐玄宗勵精圖治精神的最後表現；他的下台，則是開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