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隋唐 · 四六 姚崇、宋璟
唐玄宗的時代，是盛唐的頂峰，而其中的「開元之治」，是這頂峰中的頂峰。而將唐朝推向這頂峰之頂峰，唐玄宗得力於兩個人，具體說來，是開元初期前後的兩任宰相：姚崇與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為避開元年號諱，改名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今河南三門峽）人。
唐玄宗的起家，是依靠了「龍武功臣」集團。然當他在皇位上坐穩後，也即在得了天下之後，將治天下當成了他的新使命。他知道，要完成這樣偉大的使命，需要有個與他志同道合併極具才幹的宰相來輔佐他。他審視整個功臣集團，並無這樣的人物，最後，將視點落到了時在同州（今陝西大荔）擔任刺史的姚崇身上。
拜姚崇為相，是唐玄宗精心考慮的產物。
姚崇在謀略、文才、吏治、人緣等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現，在朝臣中猶如鶴立雞群，是不可多得的國家棟樑人物。他起仕於武則天之朝，以文思敏捷、下筆成章聞名。此後，下至挽郎，上至宰相，外至刺史，內至中樞，軍至兵部，用至司倉，在宦海中飽經沉浮。豐富的經歷，使他熟諳國情民風，多次提出了切合事情本質且行之有效的條陳。他提倡正氣，反對逢迎；主張仁和，反對嚴刑。由此，受到了武則天的高度讚揚。他參加了五王擁護唐中宗的復辟，事後，卻以舊臣之情，對下台的武則天一掬同情之淚，從而被趕出中央。到唐睿宗登位，他再度拜相，又因不願附和太平公主，重蹈前轍。他在擔任地方官期間，深得民心，離任之際，當地民眾為留下他而表現出了罕見的激動人心的場面。
在拜相之時，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十大條陳，作為他就任宰相的條件：一是廢刑法而行德政，二是數十年不求邊功，三是不准宦官干預政事，四是停罷一切非正途之官，五是對君主寵臣施以法紀，六是杜絕賄賂之途，七是停造各種寺廟宮觀，八是君主待臣以禮，九是讓諫官說話暢通言路，十是不許外戚干政。唐玄宗一一予以答應，這十大條陳成了他們君相合作的契約。
在排除了功臣集團的阻力後，姚崇正式走馬上任。他推薦黃門侍郎盧懷慎，作為自己的副手。盧懷慎為人清廉謹慎，敬重有才者，自認自己不及姚崇精於吏道，凡事都由姚崇定奪，成為陪襯性的人物，人稱「伴食宰相」。這種格局，有利於姚崇充分展開他的政治作為。
姚崇的治國基點，設在以農為本的基礎上。為解決寺院經濟與國家爭利，為阻止國人借當僧人來逃避賦稅，也為爭取大批勞動力，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大幅度地清理天下僧尼，迫使一萬二千人還俗。
山東發生嚴重蝗災，按照傳統的習俗，認為蝗災乃是天災，非人力可以解決，非得修德祭天不可。然姚崇不顧地方官的強烈反對，堅決下令滅蝗，結果滅蝗十四萬石。同時，針對朝廷中傾向傳統的輿論，表示由他獨自擔當後果。由此，滅蝗運動得以全面展開，從蝗蟲口中挽救了大面積的莊稼，使山東地區得以避免大災的侵害。
姚崇的理政方式，強調權變，每每因事制宜地推出措施，從不陳襲舊規。執行起來，大刀闊斧，從不拖泥帶水。由此，他在中樞里一言九鼎，同僚們多唯命是從。他為辦兒子的喪事，請了十多天的假。盧懷慎一籌莫展，坐看政務堆積起來，他向唐玄宗請罪，卻得到了這樣的答覆：「朕將天下事務委託給姚崇，爾等只需一旁坐著就可。」
姚崇假滿之後，未費多少工夫，就將積聚下來的政務全部處理完畢，且處理得讓人欽服。
他為此得意地問人稱「解事舍人」的齊瀚：「我的執政，和管仲、晏子相比如何？」
齊瀚說：「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世，卻能用其一生。而公製法，隨後即變更，似乎不及二人，可稱救時之相。」
姚崇大喜擲筆說：「救時之相，也算難得了！」
姚崇僅執政四年，然在這四年中，他政績顯赫，得到全國朝野一致的好評，說他：「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唯以忠孝為意。」
唐玄宗每日都要和姚崇談論政事，來則起立相迎，去則相送告別。一日不見，便恍恍若有所失。某天，大雨滂沱，路上泥濘有一尺多深，姚崇無法入宮，唐玄宗特令侍者用御用便轎，前去將姚崇抬來。此事傳了出去，朝廷為之轟動，認為這是自古以來君主禮待宰相的登峰造極的舉動。
唐玄宗重用姚崇，藉助他三朝元老的身份以及練達的才幹，以制定治國大綱，奠定天下大治的基礎。姚崇不負君主的厚望，以出色的工作，給唐玄宗帶來了「開元之治」的曙光。
然而，泰極否來，姚崇巨大的成功，給他造就了豐隆的威望，也把相權提高到一個空前的地步。這終於觸犯了唐玄宗的忌，在姚崇大致完成其作用後，唐玄宗讓官員彈劾姚崇的兩個兒子及其親信接受賄賂，並量了重刑。站在巔峰的姚崇，不得不知趣地提交了辭呈。
唐玄宗准了姚崇的辭呈，並讓他保有晚年的體面。
接替姚崇宰相之位的，是廣州都督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今屬河北）人。他在武則天之朝，是個聞名海內的直臣。持法剛正，刑賞得當，不避權貴，是宋璟執政的特色。為照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為維護社會秩序，他嚴厲打擊違法亂紀的權貴、豪強，並制定了許多利民的措施。朝野稱頌他為「腳陽春」，意為他每到一地，如同和煦的春陽普照大地。
他注重人才，按才施用，不苛求全才，讓百官各得其所。為此，他對唐玄宗說過一番精闢的見解：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具有才略，但性格怪異，好惹是生非，若加重用，必有後患，然捐棄他們的長處，則又可惜，應該選為民風較悍的渝、硤二州刺史；大理寺卿元行沖公認有才，初用時能孚眾望，時間一長卻難以稱職，可任為諫官性質的左散騎常侍，讓持法公道的李朝隱來代替；陸象先以德理政，寬仁而不容曲非，可授為河南尹。
用才得當，知人善任，是宋璟聲望高揚、相業隆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那些用阿諛奉承或卑鄙手段索求富貴者，宋璟是深惡痛絕的。有人推薦隱士范知睿及其特為宋璟所撰的《良宰論》。宋璟閱後，在文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觀此文頗有佞諛的意思，隱士應直言相陳，怎能偷合苟容。文章若作得好，應從科舉中求出身，不該私自送上。」
宋璟將個人得失置於腦後，對唐玄宗常犯顏直諫。處於政治上升時期的唐玄宗，對宋璟的意見，即使心存異議，也多屈尊予以同意。唐玄宗曾將一雙御用金筷賜予他，以表彰他的正直。
在當時天人感應思想盛行的時代，宋璟以無畏和務實的精神，反對君主的愚妄行為。天文官預報將要發生日食，唐玄宗認為這是上天在通過日食向他發出警告，從而立即穿上素衣，接連下詔，撤除伎樂，減少膳食，釋放冤枉被囚者，賑濟饑民，勸勵農桑，期望蒼天開恩，赦免他的罪孽。宋璟認為這些行為本身都是無可指責的，但為日食特地而做，似乎有些荒唐。他委婉地對唐玄宗說，日食既然是上天勸人君修德的信號，那人君只要推誠即可，不需要接連下詔。他還從此事中強化了他的理念，即只要把利國利民的事一以貫之，是不需要臨時抱佛腳的。
宋璟在朝廷積極倡導開明的政治風氣。他主張政治是國家的政治，不是君主私人的政治，政治不但要光明磊落，還要有適當的牽制，具體的做法，是儘量減少君臣的私議和密議。他要求恢復貞觀時期開明的政治制度：大臣奏事，諫官、史官必須在場，以記錄君臣的議論；各機關長官的奏事，御史彈劾百官的奏文，應當公開，以此杜絕大臣惑君、小臣進讒言的途徑。唐玄宗同意了宋璟的主張，然作了一個補充規定，說是特別秘密的事除外，從而留下了一個伏筆。
除了開明之外，宋璟還在官場中提倡樸實的作風。他在廣州施有惠政，在他當了宰相後，廣州官民為他豎立了遺愛碑。然宋璟對唐玄宗說：「我在廣州沒有什麼特別的政績，現我職位顯達，他們便來諂諛，請從我開始革除此風。」唐玄宗為此簽發了一道詔書，嚴令全國剎除立碑之風。
宋璟雖拒絕了官民為他所立的遺愛碑，然他的政績卻是有口皆碑。他繼姚崇之後，以蕭規曹隨的精神，把「開元之治」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與姚崇一樣，宋璟為相也是四年。最後，也是在唐玄宗認為宋璟完成了使命後，以阻壓有罪者上訴以及惡錢泛濫二事，罷了他的相職。
史家對姚、宋相隨，促成「開元之治」，中肯地評價道：姚崇善於應變，宋璟善於守法，二人秉性相異，卻同歸於道，齊心輔弼，以成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