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隋唐 · 三三 貞觀之治
唐太宗之所以能享譽千載，關鍵在於他有個非同尋常的成果，即唐朝兩大治之一的「貞觀之治」。
大治天下，是每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所夢寐以求的理想。然要實現這個理想，卻又談何容易。其需要君主不是停於空想、停於空談，而是有腳踏實地不懈追求的精神；需要一大批臣子不是安於享樂、安於現狀，而是有同心同德為之奮鬥的襟懷；更需要百廢待興、人心思治的社會條件。
唐太宗有這種精神，他的臣子有這種襟懷，他的國家有這種條件，萬物皆備於他，從而促成了「貞觀之治」的實現。
求治，在唐太宗登基之初，就被置為頭等大事。「每思治道，至深夜方寢。」但是否能達到治，他心裡惶惶然，沒個數，感嘆：「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由此，他發起了一場討論，要求群臣各抒己見。有見地的意見不勝枚舉，而魏徵和封德彝的爭論，成了兩種直指要害的代表性思路。
魏徵認為：「大亂之後，不是難治，而是易治。因為天下久安，民眾趨於驕佚，驕佚則難以教化；而經戰亂，民眾愁苦，愁苦則容易教化。這猶如飢者思食物，渴者思飲水。」
封德彝非議魏徵的說法：「自從夏、商、周三代以來，人心越來越奸訛，故而秦朝用法律，漢朝王道霸道相雜，這都是人心不能教化的原因。魏徵是書生，不識時務。若信了他的話，國家必敗。」
魏徵反駁道：「古代大亂之後而大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是說古人純樸，人心漸漸奸訛，豈不是到今天，都變成了鬼嗎？人主還怎治理！」
爭論的結果，是唐太宗站到了魏徵一邊，並以「大亂之後易大治」的思想為指導，進入了探索求治的歷程。
教化民眾，首先得讓民眾能安居樂業，不要再斷了生計，被迫為盜。故而，唐太宗反對用重刑來「止盜」，而是提出了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的四項方針，改善社會秩序。四項方針的貫徹是有效的，「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
唐太宗深知，凡事都有「本」，即根本之處，治國應從根本入手。他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
國以人為本，是大政；人以衣食為本，是實事。唐太宗以大政指導實事，全面推出了提高民眾生活質量的措施。他根據戰亂之後人口稀少，無主荒地大量存在的情況，重新制定了均田制，儘可能使人人有田，同時鼓勵農民開墾荒地。在均田制的基礎上，他又制定了減輕民眾負擔並能夠接受的租庸調法。在這二項基本政策上，他勸課農桑，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告誡地方官不得擾民，以不違農時。此外，還大力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生產條件；促進人口繁衍，增加勞動力。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在唐太宗的一系列利農政策出台後，不僅使自隋末以來的衰破現象得到了改變，且迎來了許多年的大豐收景象，迎來了政清國晏的局面。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唐太宗貞觀四年）
「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輒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二錢。」（《通典》卷七）
米價是民眾實際生活最直接的指標，米價穩定地大幅度持續下跌，是唐太宗大治天下最有力的證明。
唐太宗求治的政策是成功的，他對民族關係的處理也是輝煌的。這輝煌的取得，也有魏徵的一份功勞在內。唐太宗登位伊始，關於如何處理民族關係，也曾引發過一場大爭論。許多大臣，根據唐太宗打天下的赫赫戰功，主張「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有魏徵持不同意見，他勸唐太宗「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最終採納了魏徵的意見。
國家的大治，極大地增強了國力。唐太宗儘量避免大型戰爭，只是用強大的國力來進行懾服。然避免戰爭並非排斥戰爭，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他還是啟動了戰爭這架機器。他先擊破東突厥，擒住了頡利可汗；繼而，平定了吐谷渾；接著，統一了高昌；最後，沉重打擊了西突厥。
唐太宗「和」的傑作，是將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的松贊干布，從而消弭了來自青藏高原的軍事對抗。這個和親故事，成了民族和睦的佳話，載進了史冊。
以和為貴，以戰輔和，有效的戰略，使唐太宗的威望直線上升，如日中天。各族酋長，絡繹不絕地前來長安，朝見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在頡利可汗被擒之後，西北各族一致給唐太宗上了個尊號：「天可汗」。
天可汗即萬國之王，得了這尊號的唐太宗，意味著他執了東方的牛耳。
取得「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在得了「天可汗」尊號的當年，還留下了一段趣話。他說：「今頡利成擒，各酋長給朕帶刀宿衛，各部落改易中國衣冠，此都是魏徵之力。唯一的遺憾，就是封德彝沒能活到今日，以親眼目睹這成就。」
對於百世稱頌的「貞觀之治」，與促成大治實現的唐太宗，以及承前啟後的唐初諸帝，呂思勉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見解。他說：「漢、唐並稱中國盛世。貞觀、永徽之治，論者以比漢之文、景，武功尤遠過之；然非其時之君臣，實有過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過中材。論其恭儉之德，及憂深思遠之資，實尚不如宋文帝，更無論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無論宋武帝、陳武帝矣。若高祖與高宗，則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餘年之治平強盛，承季漢、魏、晉、南北朝久亂之後，宇內乍歸統一，生民幸獲休息；塞外亦無強部。皆時會為之，非盡由人力也。」（《呂思勉史學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實，強調大亂之後可致大治的時勢，正是當初魏徵為唐太宗提供的理念依據。採納了這一理念，唐太宗由「中材」一躍成了大材，成了歷代雄主難以企及的大材；「貞觀之治」成了大治，成了歷代各種大治中最為人稱道的大治。
認識到這一點，唐太宗才會由衷地感激魏徵，才會發出封德彝沒能看到輝煌成就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