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隋唐 · 二 隋文帝
從秦至隋創立四個大一統王朝的君主：秦始皇、漢高祖、晉武帝、隋文帝，在知名度上，是前二者響亮，然在歷史評價中，當數隋文帝最高。不僅如此，即使在中國歷代開國君主中，隋文帝也可以名列前茅。
隋文帝於歷史是有大功績的，他的大功績不但表現在統一大業上，且表現在統一後對天下的治理。
歷史對隋文帝形象的記錄是，性格莊重嚴肅，不苟言笑，即使至親也從不開玩笑，外表鈍木而內里明敏，有雄才大略。
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有難能可貴的儉德，這種儉德非但表里如一，且貫穿始終。他在北周官居高位，私人生活卻非常儉樸，儉樸到幾乎有些寒酸的地步，做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輔弼大臣，依然如此，並把儉樸倡導為全朝的風氣。他的儉樸，不是自我標榜的偽飾，不是映照鮮卑貴族奢侈的權宜之計，而是貫穿始終的本質，在成為萬乘之尊后，更是予以發揚光大。
隋文帝以「成由儉、敗由奢」為座右銘，曾對楊勇說：「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興，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
隋文帝的內宮，可能是歷朝最簡陋的內宮，后妃宮女的衣服及日常器具，均有嚴格的供應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損，加以補綴再用。他本人的飲食，簡單得不能再簡單，除了必須的宴會，每餐至多一小盆肉。他本人的寢宮，全是布幔布帳。他擯棄金玉，擯棄錦繡，擯棄所有的器玩。相州刺史豆盧通進獻斑斕的綢綾，他下令當殿焚毀，以此阻絕各等官員各種名目的進獻。《隋書·文帝紀》說：「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隋文帝楊堅在位期間，頒行《開皇律》，改革官制，推行均田。（[唐]閻立本繪）
在隋文帝君臨天下的時代，上自大臣貴族，下至富商大賈，穿的不過是布帛，裝飾的不過是銅鐵骨角，儉樸蔚然成風。
以儉樸為立國之道，在於隋文帝深刻體察到，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是農業，而農業每年的產值是有限的，要讓農民安居樂業（農民安居樂業，才能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惟有將對農民的剝奪壓到最低限度。儉樸的風氣，可減少用度，縮小無謂的消費，使有限的農業產出，維持社會最基本的生活。隋文帝懂得民眾才是國家的根本，要想保住社稷江山，當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他即位之初，就將五千頭官牛分賜給貧苦的農民，後來又多次推出降低稅役、輕徭薄賦、寬恤民力的政令。
以民為本，與民休息，使隋朝在立國後與統一後，迅速受到了民眾的擁戴。
人是複雜的，是多面的，儉樸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傾向，只是被他深深地壓抑著。北周首都設在長安（今陝西西安），由於長期的戰爭，都城已凋敝不堪，出於新朝萬物更新的感覺，隋文帝決定在長安另外擇地營築新都，名為大興城。營築新都城花了不少的工役錢財，但為了帝國的形象，無可厚非。在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今陝西鳳翔）造仁壽宮。仁壽宮的工程由楊素負責。楊素為討得隋文帝的歡心，大發役夫，削山填谷。勞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棍棒的催逼下，萬餘人死於非命，工地上一片慘象。隋文帝知悉此事後，很是不悅。然當他遊覽新宮時，卻為豪華氣象笑逐顏開，直夸楊素是忠臣。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又大興土木，從京城到仁壽宮之間，連置十二行宮，所耗費的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儉樸是難的，難在要克服追求享樂的欲望，努力克制這種欲望的隋文帝稍一鬆懈，便為佞臣所誤，違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不遺餘力地勤政，是隋文帝為君的特色。他每日堅持上朝，聽取各級的奏報，甚至日落西山，仍精神不減地端坐著。有暇時，乘輿四出訪問，途中遇見上表者，便停下來，親自仔細詢問，極有耐心。另外還派遣行人（特別的使者），去各地采聽風俗。由此，官場的得失，民間的疾苦，帝國的現狀，盡在他的掌握之中。
勤政，使隋文帝成為明君。
出自真心地親民，是隋文帝另一個為君的特色。關中鬧饑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飲食情況，有人帶來百姓所吃的豆屑雜糠，他涕淚俱下，遍示群臣，沉痛地自我咎責，為懲罰自己，他撤去御膳，不近酒肉達一月。到泰山封禪，道中遇大量關中饑民往洛陽就食，車隊行進困難，他關照警衛部隊不得驅逐，從而出現了這樣的奇觀，饑民與御仗混同而行。他騎著馬，見有扶老攜幼者，或引馬讓路，或為之安慰。經艱險之地，令左右幫扶百姓。
親民，使隋文帝深得人心。
中國政治道統，歷來分兩大體系：一是儒家的以德化天下，一是法家的以刑格天下。
隋文帝對待政治道統的態度，是兼容並蓄，他強調以儒家提倡的德來治國，不僅身為表率，且要求臣下、民眾均得培養謙讓節儉的美德；然與此同時，他卻厭惡儒家的詩書，廢除學校，實行愚民政治。
他相當偏愛法家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理論，以勢立自己的權威，以術駕馭群臣，以法對違法現象矯枉過正。從而，他是喜怒無常的、隨心所欲的、變幻莫測的，以此不讓朝臣熟悉他、窺破他。為明察群臣，派左右心腹到處打探，官員即使犯有小過失，他也必不輕饒，量以重罪。為考察官吏是否貪污受賄，他暗地派人送去錢帛，一旦有受者，即處以死刑。他常當殿杖責他所不滿之人，有時一日竟達四次之多，怒氣特盛時，便不顧青紅皂白地推出斬首。他明令：盜軍糧一升以上者，處死，家屬沒官；盜一錢以上者，處死，知情不報者連坐，同樣處死。武庫髒亂，他親自臨決，將有關人員處死數十人。
隋文帝用嚴刑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官場發生腐敗，防止官吏不盡職守，防止犯罪現象在民間蔓延。然他棄法律而不顧，僅憑自己的好惡主觀來草菅人命，從而製造了恐怖氣氛。
用刑過濫，不遵法律準繩的隋文帝有暴君之嫌。
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導致二世而亡的教訓，他濫用刑法為隋煬帝的胡作非為提供了基礎。隋朝的二世而亡，隋文帝難辭其咎。
《隋書·文帝紀》的末後有這樣一段話，說隋文帝「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勛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是的，隋文帝與曹操等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樣，都有好猜忌的毛病，他們奪人政權，待自己獲得政權，又怕他人仿效他們。故而，對追隨他們謀取天下的功臣與將領，始終放心不下，一有風吹草動，不管是事出有因，還是空穴來風，或解除他們的權位，或將他們打入囹圄，或把他們置於死地，情願錯置錯關錯殺，而決不姑息。
隋文帝只能同患難、不能共富貴的行為，使許多正直有良知的元老重臣被逐出了中央權力核心，以致在他身後缺乏一種制約隋煬帝奢欲的有效力量。他像後來的朱元璋一樣，為兒子拔去了他認為的權杖上所謂的棘刺。但他自以為是的做法，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南轅北轍，使隋朝成了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中國的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宗法制度父子相傳，因而，一個君主是否能選擇到能付以大任的接班人，是保證基業綿延長久的關鍵。隋文帝在這方面，鑄下了不可彌補的大錯，強行拋棄嫡長制的傳統繼承制，捨棄生性較為仁厚、不會作假的長子楊勇，而被巧言令色、善於偽裝自己的次子楊廣所迷惑，立了後者為太子，結果，社稷的繼承人成了社稷的掘墓人。
最早對隋文帝做出整體評價的，根據《舊唐書·太宗紀》的記載，是在唐貞觀初期。當時面對唐太宗的詢問：「隋文帝何等主？」大臣房玄齡、蕭瑀的回答是：「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仄。五品已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勵精之主也。」
瑕不掩瑜，總而言之，隋文帝還是功大於過。
隋文帝駕崩於仁壽四年（公元604年）。有關他的死，許多人認為是楊廣的謀弒，並舉出了事實加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