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六〇 宋孝宗
宋孝宗銳意恢復，王夫之說他是「怨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隆興和議決不是宋孝宗期望的結果，卻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現實。他在準備用武力恢復中原的同時，也試圖通過外交途徑向金朝索取更多的東西。
金世宗也從完顏亮的失敗里明白，金朝沒有力量滅亡南宋，他還從隆興北伐里知道，南宋求和只是出於不得已。於是，他對內發展生產，穩定政局；對外既不輕易讓步，也不主動挑釁。雙方的這種國策使得隆興和議以後的宋金外交總是別彆扭扭的。
乾道元年（1165）四月，金朝報問使入見，孝宗要求按金主亮南侵後的敵國之禮，由闔門轉呈金使的國書。金使不同意，堅持按紹興和議的舊儀，由宋朝皇帝在殿上親自起立從使者手中接受國書。雙方僵持多日，最後由太上皇發話，孝宗不得不遵循舊例，但內心更感屈辱和憤怒。
乾道六年，他派范成大使金，要求金朝歸還河南的祖宗陵寢之地，更改受書儀式。金世宗斷然拒絕，復函表示同意「奉遷」宋朝皇陵，聲稱將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將了宋朝一軍。孝宗再派中書舍人趙雄使金，請求不遷祖宗陵寢，只改受書儀式，世宗同意前者，拒絕後者。乾道九年歲末，南宋在受書儀式再次作梗，金使嚴厲譴責南宋破壞十年以來的受書儀，高宗以太上皇的身份再度出面干預，孝宗只得一如舊儀。南宋在隆興和議以後的外交鬥爭中，沒有占到金朝的便宜，折射出的仍是雙方實力的均衡態勢。
孝宗也知道外交不過是一種試探，關鍵還是實力的比拼。乾道元年，陳康伯以老病辭相，不久去世。過了兩年，川陝主帥吳璘也病故了。在位的宰執都不懂軍事，孝宗就把恢復的期望寄托在虞允文的身上，他指揮的采石之戰是有口皆碑的。乾道三年，孝宗任命他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替代剛去世的吳璘出任四川宣撫使，表明他對四川戰略地位的特殊關注。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經濟發展，軍政一新。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允文入朝為右相，兼樞密使與制國用使。虞允文向孝宗分析形勢，認為宋金力量對比趨於平衡，當務之急，莫急於兵財。他著手在軍力與財力上為北伐作積極的準備。在軍事上，他重建淮東萬弩手，改名神勁軍；將定海（今浙江鎮海）水軍直屬御前，增設廣東水軍；按怯、壯分三等揀選三衙官兵，上等備戰，中下等備輜重；將馬軍司牧地從臨安移至鎮江，以備隨時渡江出擊。
在財力上，他恢復了北宋以來的發運使機構，設都大發運使，以便及時調撥軍需給養。他還對總領所作了調整。總領所全稱總領某路財賦軍馬錢糧，是南宋在戰事狀態下的特殊財政體制，最早是張浚在建炎末年經略川陝時臨時設立的總領四川財賦，紹興十一年第二次收兵權後，設立淮東、淮西和湖廣三總領所，紹興十五年復置的四川總領，職權比東南三總領更重，合稱四大總領所，分掌各路上貢財賦，供辦相關御前大軍錢糧，實際上成為戶部為戰爭服務的財政派出機構。虞允文將淮東總領併入淮西總領，負責統一調度兩淮、浙西、江東的軍需財賦，這樣，淮西、湖廣與四川三大總領所恰與宋金戰爭中東、中、西三大戰場相配套。
乾道八年二月，虞允文升為左相，但僅過半年，與孝宗在重用潛邸舊人上意見分歧，便辭相再任四川宣撫使。孝宗與他相約分別從東西兩路出兵收復中原：「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則卿負朕。」允文入川一年，雖然積極籌劃北伐，但孝宗密詔詢問進兵之期，他深知北伐不是輕率的兒戲，審慎答以軍需未備。
淳熙元年（1174年），虞允文積勞去世。孝宗怪他遷延出師之期，一反常規，對允文不贈官，不賜諡。不久，孝宗檢閱軍隊，親見允文教練過的士卒無不少壯勇武，感佩他穩健持重，有恢復之志而大志未酬，這才追贈他為太師，賜諡忠肅。
虞允文是孝宗前期抗戰派代表，他的去世，對孝宗北伐大計是個沉重的打擊。孝宗的統治也大體以此為界分為前後期。前期，孝宗在乾道二年、四年和六年，先後舉行過三次大規模閱兵，以鼓勵士氣，振奮民心，銳意恢復，矢志北伐。但允文一死，孝宗頓失支持，虎虎銳氣逐漸消退，守成的暮氣占據上風。他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了控制朝政、掣肘宰相上。
孝宗吸取秦檜擅權的教訓，一是「躬攬權綱」，一是「勤於論相」。他除了對虞允文等個別宰相還比較信任，在位期間採取頻繁更換宰相的手法來限制相權。他在位期間共任命左相八人，右相十八人，其中連續任期超過二年的僅虞允文、趙雄、王淮、梁克家四人，超過一年的也僅七人，其他都一年不到。從乾道八年虞允文罷相，其後十年竟不設左相；其中淳熙二年九月至淳熙五年三月的兩年半里，竟然左右相俱缺，僅以參知政事行相事。即便對一向倚重的虞允文，在任其為左相的同時，還將與他「不苟同」的參知政事梁克家提為右相，以為牽制，孝宗對大臣的猜疑由此可見。
孝宗為了防止相權與監察權的勾結，在任命台諫官上別具心計：前相剛罷，後相初拜，他故意任命前相在任時進擬的台諫官人選鉗制後相；後相雖有進擬，他擔心台諫奉承後相風旨，有心不加任命。
出於扶植心腹控制朝政的需要，孝宗自即位起就重用潛邸舊臣曾覿與龍大淵，外戚張說也頗得寵幸，這些人都被正直之士視為佞臣。孝宗與他們形跡親密，稱字而不呼名，罷宰相，換大將，都要聽聽他們的意見。《宋史·佞幸傳》共列近習十二人，孝宗朝就占三分之一。孝宗的初衷是以心腹爪牙來防止權臣專政，卻不料造成了朝政的另一種混亂。佞臣勢力在孝宗朝抬頭，在兩宋歷史上頗引人注目，也大出人們期待之外。
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任命史浩為右相。史浩因反對隆興北伐而撤職賦閒十餘年，孝宗起用他，固然是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但也表明其政策的轉向。史浩入相，太上皇高宗興高采烈地說：「卿再入朝，天下之幸！」
史浩建議孝宗靜守典制，唯盡公道，把即位以來太上皇各種「聖訓」公布於世，以便子子孫孫「遵承家法」，一句話，無非要求孝宗唯太上皇是聽，不改苟安的國策。史浩任相僅半年多，便以老病力求去職，孝宗授其為少傅，留在朝內以為顧問，備受禮遇達五年之久，才同意他正式退休。
繼史浩任相的趙雄資歷雖淺，卻頗具恢復意識，每見孝宗，「二帝在沙漠」未嘗離口。但面對孝宗的消沉和朝堂的苟安，除了協助皇帝整頓吏治安定政局，在恢復大計上他也不可能有所作為。淳熙八年，王淮接替趙雄為相達七年之久，他是孝宗朝在位年限最長的宰相。不過，同時代的朱熹認為，孝宗晚年所用宰執，「多是庸人」。
淳熙間，孝宗常慨嘆：一未能恢復中原洗雪國恥；二未能徹底改變國弱民貧的局面。他知道前者短期內已無指望，後者只要君臣一心還可以實現，因而在淳熙年間尤其關注財政與經濟，頒布注重水利的詔書，制定鼓勵商業與對外貿易的政策。他自己雖對恢復中原失去了信心，卻仍希望後繼者有朝一日能完成自己未竟的大業。
早在隆興乾道間，孝宗就仿照太祖的做法，設立封樁庫，作為備戰錢庫，但措施不力，收效頗微，淳熙六年盤點庫存僅五百三十萬緡。經過整頓，四年後增至三千餘萬緡，但後因太上皇的需索等濫支現象嚴重，僅隔兩年封樁庫財物就銳減至五六百萬緡，整頓財政也落得個虎頭蛇尾。
儘管如此，孝宗仍不失為南宋最想有作為的君主。他經常感嘆自己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漢文景父子，抱怨自己還不如東吳孫權，能得許多人才。他十分勤政，以致「事無巨細，概呈御覽，情無輕重，均由聖裁」。乾道、淳熙年間，南宋社會經濟持續迅速發展，儘管也有過湖北賴文政率領的茶販茶農暴動與廣西李接領導的農民起義，但就社會政治而言，仍不失為南宋最清明穩定的時期。
孝宗銳意北伐，但內外條件卻令他「用兵之意弗遂而終」。他外逢金世宗統治，對手政局穩定，財政充裕，戰備嚴整，無懈可擊；內有太上皇干擾，自己被索縛手腳，消磨銳氣，有心無力，諸多無奈。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受到太上皇制約。
太上皇並沒有如其禪位時宣稱的那樣，不問朝政，頤養天年，一到關鍵時刻，就多方掣肘，出面干涉，例如新任命的宰執必須到他那兒「入謝」，面聽「聖訓」。在恢復大計上，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讓。他一再告誡孝宗：一旦用兵，對方不過事關勝負，我們卻是關乎存亡；恢復事等我百年以後你再考慮吧！這也是孝宗在隆興北伐後不再用兵的重要原因之一。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終於去世，孝宗還做了兩年皇帝，但他卻無復當年的銳氣，暗中打算著禪位給自己兒子了。後人以恢復論其父子道：「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說得不無道理，高宗無意恢復，但岳飛、李綱、張浚都以恢復為己任；孝宗志在恢復，僅一個虞允文也中途而歿。歷史的機遇並不是盡如人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