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六七 新興的田莊經濟
東漢政權實現統治的主要基礎，是在經濟上恃富足之勢，又有積極參政要求的豪族地主。
劉秀年輕時在南陽家鄉有經營「稼穡」「田業」的經歷，自然在情感上接近當時在社會生活中影響越來越顯著的豪族地主。
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至公元38年）間，劉秀曾經連續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詔令。詔令規定，凡屬王莽代漢以來吏民被略賣為奴婢而不符合漢法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飢亂被賣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漢「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劉秀又連續頒布詔令，宣布：殺害奴婢的人不得減罪；炙灼奴婢的人依法懲治，免被炙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罪。
劉秀反覆重申破除奴婢制度的決心，是因為東漢王朝所依恃的統治基礎，已經不再是先前以奴婢為主要勞動力的生產經營者了。
漢光武帝劉秀因為和豪強地主集團的特殊關係，使得他可能解決奴婢問題，但是卻不可能解決越來越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和人口蔭附問題。
東漢時期的土地兼併和人口蔭附現象，一開國就成為顯著的社會隱患。劉秀及其政權的統治階層本來就屬於豪強地主集團，這時憑藉他們的政治權勢，更為變本加厲地搜括土地，占奪人口。
土地兼併和人口蔭附問題的嚴重性，在豪族比較集中的地區當然更為突出。當時，都城洛陽附近以及漢光武帝劉秀的家鄉南陽地區，成為這一社會現象最為典型的地區。
劉秀是南陽人，又是舂陵侯劉買之後，父親劉欽為南頓（今河南項城西）縣令，起初曾經作過濟陽（今河南蘭考東北）縣令，劉秀本人就出生在濟陽縣舍。由於存在這樣幾重關係，於是這幾個地方都屢屢得到「復」，也就是免除賦役的特殊優待。與帝王有某種特殊關係的地區，往往還因這種特殊關係，享有一些並不著於明文的特權。
最為著名的史例，就是所謂「河南帝城」、「南陽帝鄉」的特殊地位的形成。
東漢初年，曾經因檢核墾田數而發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陽地方豪強地主集團的矛盾。
當時，天下墾田數字多不如實統計，又戶口年紀也互有增減，豪強地主以所控制耕地和人口的數量的虛假統計，對抗中央政府的經濟管理。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漢光武帝劉秀頒布詔書，下令州郡檢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能公正執法，豪右之家依然得到優遇，更變本加厲地侵奪貧苦民戶，以致百姓怨恨。當時官場流傳所謂「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的說法，這正是因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因為「多近臣」與「多近親」的關係，使得「田宅逾制」的情形根本沒有法子控制。
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所謂「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如果我們離開地方主義的特定條件來理解，其實可以說明東漢時代豪強地主集團的特殊地位。
對於豪強地主集團在土地兼併和人口蔭附問題上與中央政府的對抗，劉秀採取了姑息的態度。他在處死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等十幾名郡守之後，即下令停止度田，正式向豪強地主集團讓步。
劉秀自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這裡所說的「柔道」，實際上就是以寬懷縱容的態度，扶植和保護豪強地主集團的勢力。
漢光武帝劉秀之後的幾代帝王，繼承了劉秀努力緩和階級矛盾的執政綱領。
漢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詔令郡國以公田賜貧人。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頒布詔書，宣布將濱渠卑下之田，賦予貧人，不讓豪右之家維護其利益。已經暗示這一舉措的目的，是要有意減輕豪右兼併田地，奴役貧人所造成的嚴重危害。
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因為牛疫流行，作物歉收，詔令郡國招募無田而願意前往其他田土寬饒地方的民眾，組織遷徙。到新居地後，政府賜給公田，賃給種子，貰與農具，同時減免五年田租，並且減免三年算錢。以後願意遷回本土也不加禁止。元和三年（公元86年），又詔令常山（首府在今河北元氏西北）、魏郡（郡治在今河北磁縣南）、清河（首府在今山東臨清東）、鉅鹿（郡治在今河北柏鄉東）、平原（郡治在今山東平原南）、東平（首府在今山東東平東）等地尚未墾闢的可耕地都賦與貧民，政府給予糧種，要求務盡地力，避免使農人成為不事農耕的所謂「游手」。
漢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二月，曾經詔令政府有關機構省減皇家及朝廷管理的馬廄以及涼州諸馬苑，京師離宮上林、廣成圃等，都假以貧民，允許隨意采捕，不收其稅。同年秋九月，又宣布郡縣所有的陂池，允許民眾採取，兩年內勿收假稅。永元九年（公元97年）六月蝗災，又詔令國有山林陂池的饒利漁產，用以救濟災民。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也在詔書中宣布，民間因為遭受災害而不能自存者，允許在山林池澤從事漁業採集，政府不收假稅。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又詔令鰥寡百姓，可以在皇家陂池漁采，兩年之內免收假稅。
漢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曾經詔令出巡所經過的地方只收全年田租的一半，以獎勸農人勤勞耕作。漢和帝時，又曾經多次減免租賦。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令遭受蝗災的地區減產百分之四十以上者勿收田租、芻稿，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令蝗災災區「皆勿收租、更、芻稿」，其他情形也酌情有所減免。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詔令天下當年的田租、芻稿徵收一律減半。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再次宣布了同樣內容的詔令，同時宣布在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減免幅度可以更大一些。
東漢政府對農耕生產者取如此優容的態度，是因為農人在嚴酷的土地兼併的情況下，已經九死一生，頻繁而嚴重的天災又經常使他們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當然，實際上，田賦的減免，在土地兼併現象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可能使豪強地主獲利更多。
東漢時期，富人占有的田地超過限定，其富有程度超過公侯，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
南陽豪族樊宏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劉康占有私田八百頃。南陽新野陰氏家族田有七百餘頃。馬援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所擁有的土地也應當不在少數。名士鄭太也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
曾經把持朝政的外戚貴族梁冀，據說其勢力範圍將近千里。宦官侯覽侵奪他人的資產中，就包括田一百一十八頃。當權的宦官霸占田業也成為風氣。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都成為他們競奪強占的目標。東漢末年，宦官張讓專政時，其家族黨羽竟然占有了京畿附近諸郡膏腴美田多至數百萬頃。
荀悅曾經說，現今豪民占田有的多至數百千頃，其富足已經超過王侯，國家賦稅雖然有限，然而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所輸賦稅超過大半。實際上政府徵收的賦稅不過百分之一，民眾實際繳納的卻仍然要超過百分之五十。官家的恩惠，或許優於夏商周三代；而豪強之殘暴，卻酷於亡秦。他嘆息道：朝廷的惠政，不能落實於下層民眾，利益都被豪強於中劫奪，如果不扭轉豪強兼併的基本形勢，而只是減免租稅，只能使豪強得到更多實利。
荀悅的分析，說明了減免田賦的政策的實質，確實主要是使豪強得益。
土地兼併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可能有用心「營理產業」，以致「財利歲倍」的情形。然而更普遍的是依恃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殘暴侵奪。富商兼有大片田地，也是常見的情形。正如《論衡·偶會》所說：「富家之商，必奪貧者之財。」握有政治權力，則通常是實現土地兼併的更有利的條件。這就是王充所謂「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併兼」。
東漢晚期著名政論家仲長統在描述豪強地主的經濟生活時，除了說到其室宅之豪奢，田園之廣闊，商運之遼遠，積儲之豐盈而外，又曾經以所謂「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形容其富足。這裡所說的「徒附」戶，是豪強地主蔭庇自己的宗族、賓客而形成的新的社會階層。他們直接服務於豪強地主，逃避了朝廷的賦稅和徭役負擔。以這一階層為基礎形成的田莊，其實是在一定程度上隔閉於專制王朝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結構。
豪強地主經濟實力的根基，正是他們經營的大田莊。豪強地主的田莊經濟在東漢時期發育已經相當成熟。
漢光武帝劉秀外祖南陽樊重的田莊，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又有六畜放牧，以及各種漁產和果木桑麻，可以「閉門成市」，「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功，巧不可言」。這樣的田莊的主人，於是有「富擬封君」的地位。關於樊重田莊，《後漢書·樊宏傳》又有「上下戮力，財利數倍」，「池魚牧畜，有求必給」的記述。
田莊內部能夠「閉門成市」，甚至可以「有求必給」，也就是說農林牧副漁諸業並興，又有做工「巧不可言」的手工業，其基本生活消費，可以基本不必依賴田莊以外的市場。
崔寔的《四民月令》，也反映了田莊的生產形式和生活形式。田莊的經營活動，包括大田作物栽培，兼及蔬菜、果木及染料作物，種植的竹木除竹、桐、梓、松、柏外，還有漆，蠶桑作業，也受到重視，藥材的採集，以及酒、醋、醬、飴糖等物的釀造加工，禽畜的牧養，紡織手工業，農具和兵器的修造，賤買貴賣的周期性商業活動，培養子弟的文化教育活動等，都被列入詳密的安排之中。可見，田莊就是一個相當完備的小社會。山東滕縣宏道院出土的漢畫像石，甚至有地主田莊中冶鑄鍛造鐵器的畫面。
東漢中期實現的經濟水準的提高，主要表現在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設，先進農耕工具的推廣以及精耕細作的園藝技術的進步。這些歷史貢獻，許多都可以通過田莊經濟得以總結。
田莊經濟的發展，使許多地區實現了顯著的經濟進步，同時，又使得豪族地主可以「富過公侯」，「富過王侯」，「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
這種情形的出現，畢竟對於原先傳統貴族社會以貴而富的常規，形成了某種衝擊。從這一角度來考察東漢時期的豪強地主集團的生成和發展，或許可以有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