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六六　班固和《漢書》

《漢書》是東漢史學家班固記述西漢和王莽時代歷史的史書。 漢代是我們民族的歷史意識非常濃厚的時期。漢代畫像石中大量表現前代歷史故事的畫面，說明當時史學在民間有相當生動的傳播方式，在民間有相當廣泛的文化影響。當時史學的學術性成就的頂峰，是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 《漢書》是《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班固的父親班彪作《後傳》數十篇，準備將《史記》續寫到西漢末年為止。班固用了二十餘年時間，繼承父業，完成了這部記述西漢歷史的史學專著的絕大部分。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等，是《史記》中所沒有的。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學確立了文化統治地位的東漢時期，歷史觀受到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以致《漢書》的歷史批判精神較《史記》遜色。儘管如此，由於這部史書選材精當，記述詳實，描寫生動，更由於所記錄的歷史對象本身的豐富多彩，使得《漢書》在文化史中始終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位列最先，歷來被看作史學最重要的經典。在以後的二十二部正史里，多可看到最高統治集團中帝王和他們身邊的將相們閱讀《漢書》、討論《漢書》的故事。 《三國志·吳書·孫登傳》記載，孫權希望孫登讀《漢書》，以「習知近代之事」，曾經令張休從張昭受讀，然後再轉授孫登。《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說，孫權以自己研習「三史」，大有所益的經驗，在建議呂蒙讀書時，所列應當「急讀」，也就是應當首先儘早閱讀的書目中，也包括「三史」。這裡所說的「三史」，即《史記》《漢書》和《東觀漢記》。 《舊唐書》和《新唐書》都記載隋末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李密少年時出行，騎在牛背上閱讀《漢書》的故事：李密騎一黃牛，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路遇越國公楊素，大為驚異，乘馬追行，感嘆道：何處書生，如此好學？又問所讀書，李密回答說：《項羽傳》。於是楊素大為愛重。 這一情節流傳久遠，於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有「常把《漢書》掛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的名句。 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二有「蘇子美飲酒」一節，說到蘇舜欽《漢書》下酒的故事：蘇舜欽每晚讀書，都要飲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人私下察看。發現蘇舜欽讀《漢書·張良傳》，每有感慨，就飲一大杯。杜衍聽說，笑道：有這樣的下酒物，飲一斗實在並不算多啊。這一故事，也可以說明《漢書》相當普遍的文化影響和不同尋常的歷史魅力。此後，「《漢書》下酒」竟然成了一個典故，清代著名劇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偵戲》中就曾經寫道：「且把抄本賜教，權當《漢書》下酒罷。」 《宋史·劉奉世傳》說，劉奉世不僅「優於吏治」，而且「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可見，《漢書》的研究，很早就已經吸引、集中了諸多文學之士的意趣與才智，形成了一門學界矚目的學問。 《漢書》包括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後人析為一百二十卷。《漢書》的體例與《史記》大體相同，都是紀傳體史書，即以歷史人物的活動作為敘事的主線。不過，《史記》是記述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歷史的通史，《漢書》則記述西漢歷史的斷代史。《漢書》斷代為史的編纂方法，開創了後來正史編纂的通常模式。《漢書》將《史記》的「本紀」改稱「紀」，「書」改稱「志」，「列傳」改稱「傳」，又不列「世家」，這種體例，對於後來一些紀傳體史書有重要的影響。 班固繼承父業，完成了《漢書》的絕大部分。 司馬遷《史記》敘述史事，截止於漢武帝中期。就西漢史來說，《漢書》雖然基本上移用了《史記》的記載，但是往往增補有新的內容，使歷史資料更為充實。《史記》以後的西漢史，班固則依據曾經任蘭台令史，掌管皇家圖籍，典校秘書，有條件看到大量圖書資料的便利，博採諸家記錄，精心編撰成篇。可以說，對於西漢歷史的記述，現存的史籍中，以《漢書》最為完備。 《漢書》繼承了《史記》「表」的形式，又首創《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前者將傳說時代的太昊到秦代的吳廣等歷史人物分為九等，一一評價。後者敘述了秦漢時代官制的基本概括，又有西漢公卿大臣的任免升降的歷史記錄。 由《史記》的「書」演變而來的《漢書》的「志」，歷史價值更受到重視。《食貨志》分為上下兩篇，分別論述了西漢經濟「食」即農耕經濟、土地制度及「貨」即商業經濟、貨幣制度的大略形勢。《溝洫志》前承《史記·河渠書》，記載了水利建設的歷史。其中賈讓的《治河三策》，是重要的古代治河文獻。 《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都是《漢書》新創。 《刑法志》系統記載了法律制度的沿革以及若干具體的律令內容。《五行志》以五行災異作為記述內容，體現了當時社會流行的神秘主義觀念，剔除其中的迷信色彩，可以看到有關自然史、天象史、生態史的珍貴資料。《地理志》綜述了西漢郡縣侯國行政區劃的設置和沿革，以及各地的戶口數字和經濟狀況、民情風俗等，對於當時海外交通的發展，也有所記述。《藝文志》以劉向、劉歆的《七略》為基礎又有所損益，考論了多種學術派別的源流，載錄了存世的主要文化典籍，作為中國最早的圖書目錄，對於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的研究，意義極大。 《漢書》繼承《史記》的傳統，重視民族關係的歷史記錄，有《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西域傳》等。《匈奴傳》在《史記》的基礎上增益了許多記載，成為我們今天研究考察匈奴歷史時不能忽視的比較完整系統的寶貴文獻。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涇陽南）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於漢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班昭文史兼通，才華出眾，續撰《漢書》。（圖選自清金古良《無雙譜》） 班固撰《漢書》，有其父班彪續寫《史記》的《後傳》為基礎。 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去世，班固開始整理《後傳》，他認為《後傳》不夠完備，於是以此為基點撰寫《漢書》。漢明帝時，班固曾經以私改國史的嫌疑被捕入獄。他的弟弟班超趕到洛陽上書辯白，得到漢明帝親自准許後，《漢書》的編寫才得以繼續進行。 班固曾在大將軍竇憲幕中參謀軍事。竇憲在上層政爭中失勢，被迫自殺，班固也受到牽連，後來死於獄中。 當時，《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完成。漢和帝安排班固的妹妹班昭參考利用東觀藏書為他補作，又讓馬續幫助班昭補寫了《天文志》。 《後漢書·班昭傳》說，當時《漢書》方才問世，多未能通者。著名學者馬融曾經在班昭門下，受讀《漢書》。 《漢書》因為文字多古奧，在漢代已經出現注家。東漢末年的著名學者服虔和應劭都曾經作《漢書音義》。魏晉南北朝以後，為《漢書》作音注的學者更多。然而學術成就最為顯著的，是唐代學者顏師古和清代學者王先謙。顏師古匯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釋。王先謙完成的《漢書補註》，所徵引的《漢書》學專著及參訂者多達六十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