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五四 昭宣時代的中興
漢武帝之後，在漢昭帝和漢宣帝統治時期，社會經濟得以恢復並且表現出一種繁榮氣象，西漢王朝處於穩定發展的階段。這一時期，政治形勢沒有大的變亂，經濟和文化實現了突出的進步。傳統史家多肯定和讚譽昭宣時代的安定和富足，稱之為「昭宣中興」。
帝位繼承問題，是漢武帝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後時刻苦心思慮的政治難題。
衛太子劉據死後，一直沒有再立太子。而燕王劉旦上書，表示願意放棄其封國到長安來，在漢武帝身邊擔任宿衛。漢武帝明白他的政治企圖，大怒，當時就在未央宮北闕將其使者處斬。
漢武帝居住在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背負成王的畫面。於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漢武帝有意立少子為繼承人的心跡。此後不過數日，漢武帝所寵愛的鉤弋夫人即死於雲陽宮。
鉤弋夫人姓趙，河間人，漢武帝晚年得幸，生子一人，就是後來的漢昭帝劉弗陵。鉤弋夫人之死，體現出漢武帝作為一位強有力的帝王，其謀慮之深遠和手段之毒辣。
據《史記·外戚世家》褚少孫補述，漢武帝在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之後數日，嚴厲斥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請罪，漢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獄懲處。夫人回過頭來顧望，漢武帝則厲聲喝道：「快走，女不得活！」
夫人死於雲陽宮，據說當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鉤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做了簡單的標識。
事情過後，漢武帝閒居，問左右說，對這件事，人們有什麼議論嗎？
左右答道：人們說，將立其子，為什麼要除去其母呢？
漢武帝說：是啊，這確實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往古國家所以變亂，往往是由於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制約。你們沒有聽說過呂后事件嗎？
褚少孫於是感嘆道：漢武帝的這種做法，可以稱為「賢聖」，「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後人定其諡號為「武」，豈能是沒有根據的！
漢昭帝劉弗陵在位十三年，即位時只是一個七歲的少年。大將軍霍光和車騎將軍金日等受漢武帝遺命輔佐少帝。金日原來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不願因此「使匈奴輕漢」，甘願作為霍光的副手，又較早去世，於是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之職決斷朝政。霍光作為地位最高的權臣，對於漢昭帝時代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恢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霍光據說性格寧靜謹慎，為人正直穩重。他在執政期間，繼續實行漢武帝臨終前推行的重視發展經濟、安定社會的政策，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作為行政原則，數年之內，使得各地流民回歸，田野益辟，百姓充實，國庫也頗有蓄積。西漢王朝又與匈奴恢復了和親的關係，社會相對穩定。
霍光秉政期間，多次支持漢昭帝下詔削減國家的財政支出，減免百姓的田租和賦稅，對於貧民開放禁苑以救濟，並賑貸種子和口糧。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召集賢良文學到長安會議，討論鹽鐵專賣等政策的得失優劣。此後，下詔調整了有關政策，進一步減輕了民眾的負擔。
霍光輔佐，注意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圖選自清末《歷代名臣像解》）
霍光原來與上官桀結親，把女兒嫁給了上官桀的兒子，生女立為昭帝後。霍光敏銳地察覺到燕王劉旦和上官桀、桑弘羊企圖廢黜昭帝，另立劉旦為天子的政治陰謀，及時予以處置。於是國家得以安定，而霍氏此後權傾朝中。
漢昭帝去世後，對於繼任者的擇定曾經有所反覆。在霍光主持下，漢武帝太子劉據的孫子，因「巫蠱之禍」的餘波曾經流落民間的劉詢（原名劉病己）被立為天子，這就是漢宣帝。
霍光在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病逝。他把握朝政二十年，改變了漢武帝以前以丞相為中心的三公執政的形式，開始了西漢後期外戚專權的政治史的特殊階段。
漢宣帝劉詢出生不過幾個月，就遭遇「巫蠱」大案，在襁褓中就被牽連入獄。後來受到有關官員的憐護，被安置由女犯乳養。後來幸逢大赦，被釋放出獄，並且恢復了皇族身份。
劉詢幼年受到應有的教育，才具較高，又好學，但是也嚮往遊俠生活。於研習《詩》《書》之餘，又欣賞豪邁奔放的任俠之風。他經常往來於長安諸陵及杜、鄠之間，在民間與平民少年一同鬥雞走馬，於是能夠熟悉貴族階層難以知曉的下層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種種隱秘細微之處，多少了解了一些民間疾苦。正因為經歷過平民生活，使漢宣帝具有了與一般「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的皇族子弟們不可能具有的政治素質。
由於他對於底層社會情狀和基層行政特點以及若干政治關係的深層奧秘，都有一定的感性認識，所以在他主持政務期間，能夠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政治風格表現出注重實效的傾向，於是一時官吏能夠大體稱職，百姓能夠安居樂業。這樣的比較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
漢宣帝十八歲即位，起初委政於霍光。霍光死後，開始親理政事。他努力整頓吏治，強化皇帝的威權。為了打破霍氏集團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封事，以疏通下情。
由於霍光專權多年，霍氏一門尊盛日久，橫霸朝野，奢侈無度。漢宣帝借處理霍光子大司馬霍禹謀反一案的時機，廢皇后霍氏，又在朝廷一步步徹底清除了霍氏集團的勢力。
漢宣帝因統治的成功，被傳統史家稱為「中興之主」。劉向曾經讚揚漢宣帝執政時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認為漢宣帝所創造的治世，甚至超過了漢文帝時代。
漢宣帝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幼年時也生活在民間。這一經歷，也使得他對社會關係和政治過程，有不同於只經歷富貴生涯的帝王們的認識。而具備這樣的政治資質，是十分有利於把握高層政治管理的權力的。
漢昭帝時代注重經濟的恢復，終於使漢武帝奢侈無度、連年征戰所導致的「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形勢得以顯著扭轉。漢宣帝繼續堅持「農者興德之本」的執政原則，推行積極招撫流亡人口，鼓勵發展農耕生產的政策，流民能夠還歸鄉里的，政府給予公田種植，並且借貸種子和口糧，由政府提供基本生產資料，並且免除算賦及徭役負擔。政府還重視積極組織災區的生產恢復，適時減免田賦，降低鹽價，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著名將領趙充國率軍平定羌人暴動。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因匈奴內亂，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臣。邊塞無兵革之事，農人的賦役負擔得以減輕，這一形勢也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元康年間（公元前65年—公元前62年），由於連年豐收，谷價降低到每石不過五錢，西北僻遠如金城（郡治在今甘肅永靖西北）、湟中地區（今青海西寧附近），每石也僅僅八錢。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
漢昭帝還聽從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糴三輔、弘農（郡治在今河南靈寶北）、河東（郡治在今山西夏縣西北）、上黨（郡治在今山西長子西）、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等郡穀物，供應京師消費，減少了原先每年調運四百萬斛關東谷，用卒六萬人的運輸費用。這一漕運方向的變更，顯然是以當時上述諸郡糧產的逐漸豐足為條件的。
耿壽昌還建議在邊郡築倉，在谷價低賤時增高其價而糴，在谷價高昂時減抑其價而糶，命名為「常平倉」。這一建議的實施，取得了利農便民的效果，政府用於國防的軍糧儲備也得到了保障。
漢宣帝大力尊崇儒學。他曾經於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詔令諸儒集會，講論《五經》異同，並且親自稱制臨決。同時增列《易》《尚書》及《春秋》博士。太學的規模，在昭宣時期，有了成倍的增長。
西漢前期的丞相，多是功臣或功臣子，而西漢後期諸朝丞相，已經以掾史文吏和經學之士為主。
正是從昭宣時代起，政府高級官員的成分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掾史文吏和經學之士在上層決策機構人員構成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反映了當時政治文化形勢的重要演變。
自昭宣時期到西漢末年，丞相計二十一人二十二任，考察他們的出身地域，可以發現，其中齊魯人合計七人，八人次，人數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三三。以人次計，則占總人次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三六。
齊魯是儒學發生和發展的基地，是當時的文化重心地區。齊魯人出任丞相者為多，說明儒學的政治影響力顯著增強。這一文化現象，顯然是和昭宣以來推崇儒學的努力分不開的。
東方儒者在高級文官集團中終於成為多數，說明儒學對政治生活影響的愈益深刻。
漢宣帝雖然以尊崇的態度對待儒學，但是在行政實際運作方面，卻仍然比較注重任用有實際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謂「文法吏」，並且以刑名為基準考核臣下。曾經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僚因罪處死。太子劉奭（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以為當時持刑過於嚴酷，建議重用儒生主持政法。漢宣帝則嚴厲訓斥道：我漢家自有制度，本來就是以霸道和王道雜和相用，怎麼可以單用德教，回復儒學倡導的周政呢！況且俗儒不了解時宜，喜好是古非今，使人陷入無謂的空論，以致不知所守，這樣的人怎麼靠得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