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五三 天馬西來
漢武帝時代，是古代中國的英雄時代。
在漢武帝時代，數十年來多次挑起戰爭，策動割據的地方分裂勢力終於被基本肅清。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齊魯文化大體完成了合流的歷史過程。西漢初年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內蒙古、四川等地多見的秦式墓葬，這時也已經不復存在。
也正是在漢武帝時代，秦隸終於為全國文化界所認可。古來「天下車同軌，書同文」的理想，到漢武帝時代大體實現了。
在帝制時代，作為最高執政者的帝王在位期間的長短，往往會對歷史進程有重要的影響。漢武帝是大一統政體實現以來在位時間僅次於清代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和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的皇帝。當然，在位時間長，未必一定能夠實現政權的穩固和社會的安定。但是漢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間，確實是政治取得非凡成功的時代。而當時的文化建設，也取得了突出的進步。班固說，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偉大的歷史貢獻，重要原因之一，是漢武帝能夠「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就是以寬懷之心，廣聚人才，給予他們文化表演的寬闊舞台，鼓勵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化才幹。
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兒寬傳》後的贊語中列數當時許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識拔，終於立功立言的實例，指出正是由於漢武帝的獨異的文化眼光，使得這些人才不致埋沒，於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形成了歷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觀。如班固所說，當時，「儒雅」之士，「篤行」之士，「質直」之士，「推賢」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應對」之士，「歷數」之士，「協律」之士，「運籌」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將率」果毅之士，「受遺」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勝紀。班固所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總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開明幹練的「群士」「異人」能夠煥發精神，多所創建，這一歷史時期「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不過，這一現象的出現，並不完全如班固所說，完全是漢武帝個人的作用。群星的閃耀，是因為當時社會文化的總體背景，曾經形成了中國古代歷史中並不多見的澄靜的晴空。
當時，除了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傑出的軍事人才而外，司馬遷、董仲舒、桑弘羊、司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貢獻，也使得他們在千百年後，依然聲名響亮。在漢武帝時代的英雄譜中，張騫的姓名也是位於前列的。
張騫作為以中原大一統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開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他對於發展中西交通的功績，確實在這一意義上有「鑿空」的意義。
西漢時期，玉門關和陽關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亞地區，曾經被稱作「西域」。西漢初年，今新疆地區的所謂狹義的「西域」計有三十六國，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漢武帝聽說匈奴的宿敵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志，於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夠形成合力夾擊匈奴的軍事聯盟。漢中人張騫應募，率眾一百餘人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發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長期拘禁，歷時十年左右方得逃脫。張騫繼續履行使命，又西越蔥嶺，行至大宛（今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經康居（今哈薩克斯坦錫爾河中游地區），抵達已經定居在今烏茲別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又統領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為新居地富饒平安，已經無意東向再與匈奴進行復仇戰爭了。張騫只得東返，到大夏，然後改由南道回歸。在歸途中又被匈奴俘獲，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內亂，方於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長安。張騫出行時隨從百餘人，十三年後，只有兩人得以生還。他親身行歷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諸國，又對附近五六個大國的國情細心調查了解，回長安後將有關信息向漢武帝作了匯報。張騫的西域之行，以前後十三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豐富的關於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張騫出使之艱險，是顯而易見的。不說匈奴武裝力量的威脅，只是自然條件的險惡，已經為一般中原人所驚畏。南朝陳人江總《隴頭水》詩寫道：「隴頭萬里外，天崖四面絕。人將蓬共轉，水與啼具咽。驚湍自涌沸，古樹多摧折。傳聞博望侯，苦辛持漢節。」詩句中所見行旅的危難，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空言。
漢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張騫跟隨大將軍衛青出擊匈奴。司馬遷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寫道，張騫從大將軍出征，因為曾經出使大夏，在匈奴活動地域長期居留，了解地理情勢，熟悉水草資源，於是擔任嚮導，遠征軍於是沒有饑渴之憂。張騫又因為此前有遠使絕國之功，封為博望侯。事實上，張騫的所謂軍功，也基於出使時的經驗。張騫為將軍時，因指揮戰事不利而致罪，失侯後，又以對西域地區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議漢武帝聯合烏孫（主要活動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漢武帝於是拜張騫為中郎將，率三百人出使烏孫，使團攜運的用以交結友好的物資相當豐富，牛羊金帛數以萬計。張騫抵達烏孫後，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烏孫遣使送張騫歸漢，又獻馬報謝。後來終於與漢通婚，一起進軍擊破匈奴。張騫圓滿地完成了他的政治軍事使命，然而他的歷史功績，主要還是作為文化使者而創造的。
漢軍擊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後，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奉使西行，試圖招引烏孫東歸。這一目的雖然沒有實現，但是通過此行，加強了漢王朝和西域各國之間的聯繫。此後，漢與西域的通使往來十分頻繁，民間商貿也得到發展。西域地區五十國接受漢帝國的封贈，佩帶漢家印綬的侯王和官員多至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賓（今克什米爾斯利那加地區）、烏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區）等絕遠之國也有使者頻繁往來。
張騫在中亞的大夏時，曾經見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身毒」，也作「天竺」、「賢豆」、「損篤」，都是「印度」的音譯。從四川、雲南進入印度地區，當時確實有再轉而西向大秦的交通路線。漢武帝根據這一發現，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從巴蜀啟行，試圖由此實現和西域的交通。於是，漢王朝和當時稱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區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聯繫逐漸密切起來。這條道路，有人稱之為「西南絲綢之路」。雲南晉寧出土的西漢青銅雙人盤舞透雕飾件，舞人足踏長蛇，雙手各執一盤，舞姿帶有明顯的印度風格。類似的文物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通路在當時聯繫著中國西南地區與印緬地方的歷史事實。「西南絲綢之路」後來曾經十分暢通，東漢所謂「海西幻人」即西亞雜技藝術家們，就曾多次經由這一通道來到洛陽表演。
由於張騫的努力，西域與漢帝國建立了正式的聯繫。張騫因此在西域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後來的漢使，多稱「博望侯」以取信於諸國。傳說許多西域物產，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張騫傳入中土，這樣的說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實，但是張騫對正式開通絲綢之路的首功，卻是永遠不能磨滅的。唐人詩作中，「博望侯」已經成為英雄主義的一種文化象徵，而與代表當時時代精神的俠風相聯繫。如虞羽客《結客少年場行》詩寫道：「尋源博望侯」，「長驅背隴頭。」「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輕生殉知己，非是為身謀。」也有將張騫事跡作為忠於國家的榜樣的，如張說《將赴朔方軍應制》詩：「膽由忠作伴，心固道為鄰。」「劍舞輕離別，歌酣忘苦辛。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
據說，漢武帝起初以《易》書卜問，得到兆示，說：「神馬當從西北來。」他接受張騫出使烏孫之後烏孫王所獻良馬，命名為「天馬」。後來又得到更為驃壯的大宛的「汗血馬」，於是把烏孫馬改稱為「西極」，將大宛馬稱為「天馬」。據說漢武帝為了追求西方的良馬，使者往來西域，絡繹不絕。漢武帝得到西域寶馬之後，曾經興致勃勃地作《西極天馬歌》，歡呼這一盛事：
天馬徠，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馬之後，又作《天馬歌》：
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蹈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
可以看到，漢武帝渴求「天馬」，並不是僅僅出於對珍奇寶物的一己私愛，而是藉以寄託著一種騁步萬里，降服四夷的雄心。而我們也不能忘記，「天馬」西來，所循行的正是張騫使團車隊的轍跡。
「天馬」遠來的漢武帝時代，正是當政者積極開拓中原與西域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歷史時期。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的漢代錦繡圖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體現了當時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的胸襟。
「天馬」，實際上已經成為象徵這一時代中原與西域交通取得歷史性進步的一種文化符號。三國魏人阮籍《詠懷》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唐人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詩：「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清人黃遵憲《香港感懷》詩：「指北黃龍飲，從西天馬來。」都反映「天馬」悠遠的蹄聲，為西漢時期中原與西域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長久的歷史記憶。
魯迅曾經熱情盛讚漢代社會的文化風格：「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我們通過對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對魯迅所讚揚的當時民族精神之所謂「豁達閎大之風」，有更深刻的認識。
在著名的蘇武出使故事中，蘇武和他的副使常惠一同被匈奴拘禁十九年，直到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才回到漢地。常惠後來拜為光祿大夫，因為「明習外國事」，轉任典屬國、右將軍。他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護烏孫兵與漢兵五道擊匈奴，因功封長羅侯。常惠曾經六至烏孫，一伐龜茲，又曾出車師北千餘里，援救被匈奴圍困的侍郎鄭吉。在西漢王朝與烏孫之間的往來活動中，常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的考古發掘取得了重要的收穫，出土木簡可以看到當時驛傳系統接待長羅侯及其隨從往來費用的資料。
這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一時期中原與西域交往的具體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