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五二 懦生的地位上升了
司馬光評價漢武帝所說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是對他肯定儒學的政治指導地位的政策的讚揚。
漢武帝時代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變化，就是空前抬高了儒學的地位。
漢高祖劉邦曾經特別瞧不起儒生。劉邦打天下時，引兵過陳留，酈食其到軍營前求見。
劉邦問通報者：「是個什麼樣的人？」
答道：「看打扮，像個儒生。」
劉邦說：「對他說，我方以天下為事，沒工夫見儒生。」
酈食其大怒，叱罵通報者：「去，給我再去告訴沛公，我是高陽酒徒，不是什麼儒生！」劉邦這才接見酈食其。
據說劉邦不喜歡儒生，有頭戴儒冠來拜見的，劉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裡邊撒尿。和儒生交談，常常粗言痛罵。
這種情形，到漢武帝時，已經發生了變化。
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是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
齊地儒生公孫弘由博士又任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學地位開始上升。
據《史記·儒林列傳》說，公孫弘以精通《春秋》之學升遷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於是促進了社會好學風氣的形成。
公孫弘作為齊魯儒生的代表，建議各地薦舉熱心學問，尊敬長上，政治形象完好，鄉里關係和順，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加以培養，充實政府機構，「以文學禮義為官」。這一建議為漢武帝認可，於是據說從此之後，朝廷的高級幹部逐漸以文學之士為多了。
漢初政治結構相繼呈現「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兩種形態，在漢武帝主持下，又開始了向「賢臣政治」的歷史轉變。而齊魯儒學之士紛紛西行，進入執政集團上層，正順應了這一歷史轉變的趨勢。
漢武帝時代，貶斥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學儒者至數百人，實現了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歷史性轉變，儒學之士於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
漢武帝大舉賢良文學之士。儒學著名學者董仲舒以賢良身份在對策中說，秦王朝滅亡以後，其流毒至今未滅，只單憑「法」和「令」而求得國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寫道：琴瑟的音色不正，聲調不和諧，就應當重新裝置調整琴弦，予以「更張」，才能夠保證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順利，政治形勢不理想，也應當重新制定調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夠保證行政的成功。應當「更張」而不「更張」，雖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樂曲。應當「更化」而不「更化」，雖然有「大賢」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國家。他這裡所說的「更張」、「更化」，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深蘊改革的意義。
董仲舒指出，漢得天下以來，常常謀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他強調，要想實現「善治」，就必須在應當「更化」的時候堅定果決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張時，特彆強調「教化」，也就是意識形態管理的作用。他以為要謀求「善治」，一定應當注重文化體制的調整。他說，「教化大行」，則可以實現「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眾都遵守儒學的規範，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禮」和「道」。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的正統地位。
董仲舒文化體制改革理論的核心，是要確定儒學獨尊的地位。他提出：儒學經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間的確定的規律，古往今來的共同的原則。但是，現在各家的學說不同，人們的信仰不同，於是當政者無法堅持「一統」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頻繁變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應當禁絕與孔子之術有所不同的學說，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確所應當遵從的。
在他看來，文化的「一統」和政治的「一統」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為後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統治的根基。
這樣的觀點，得到了最高統治集團的認可，於是，在漢武帝時代，確立了「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的原則，完成了「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體制的轉變。
現在看來，「獨尊儒術」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脫文化專制主義的指責。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文化體制變革的發生，卻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礎的，也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應當看到，儒學在當時已經綜合了以往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較合乎國情的治國方法。比如，儒學理論通過當時思想家的精心修補，有益於維護傳統的宗法關係和傳統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學崇尚「仁政」理想，並且可以運用這一理想對統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約束。儒家有關「仁政」的政治主張，客觀上有助於調整社會關係，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而且，儒學以「天道」為基本，使政治理論神學化。經過漢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應」理論，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義色彩。這一理論可以有助於強化政治迷信，粉飾弊政，也可以利用來批判當政者，修正政治失誤。
還應當看到，儒學與其他主要學說相比，比較重視人的價值，比較注意肯定人的權利，滿足人的需求。所謂「仁者愛人」的原則，是和文明進步的方向大體一致的。同時，儒學提倡「和」的精神，比較能夠貼近「人情」。
而儒學「中庸」的學說，比較適宜於農業民族的心理習慣。黃老之學有些過於消極，法家學說則顯得過於激切。就中國人傳統心理的節奏定式來說，儒學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認。
儒學在西漢時期得到發揮的「大一統」理論，也適應了加強君權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統」的原則對於我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
漢武帝時代實行「獨尊儒術」的重大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但是，這一變革肯定了「以教為本」，否定了「以法為本」，強調文化教育是「為政之首」，主張「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從而為我們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也表現出不宜忽視的積極意義。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是興太學。
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於是出現。
《漢書·董仲舒傳》說，漢武帝創辦太學，是接受了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的獻策。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議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則可以使有志於學者以盡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學的創建，採用了公孫弘制訂的具體方案。
公孫弘擬議，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員制度，將博士私人收徒定為正式的教職，將私學轉變為官學；第二，規定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賦稅；第四，博士弟子的選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選補，二是由地方官選補；第五，太學管理，一年要進行一次考試；第六，考試成績中上等的太學生可以任官，成績劣次，無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奮學習者，令其退學。
漢武帝批准了公孫弘擬定的辦學方案。
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卻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
太學生的數量，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漢宣帝時增加到二百人，漢元帝時增加到一千人，漢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漢平帝時，太學生已經多達數千人，王莽時代進一步擴建太學，一次就曾經興造校舍「萬區」。
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漢武帝時代，除了建立太學之外，還命令天下郡國都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國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