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一三七 戊戊政變
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說，榮祿自從李鴻章被免掉總理衙門大臣以後便十分害怕，害怕自己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職亦將不保。恰好，在七月二十六日，光緒特召榮祿的部下袁世凱晉京陛見，而並不同時召見榮祿，這就叫榮祿更加害怕。
在榮祿所統轄的三支軍隊之中，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最堅強。聶士成的「武毅軍」，在甲午戰爭之中尚有表現，然而已有暮氣。董福祥的一軍，官兵皆無紀律，不堪一戰。
榮、袁二人之間，私交不算壞，而且拜了把子，結為異姓兄弟。然而利害關頭，誰也不能信誰。光緒為什麼要特召袁世凱晉京陛見呢？不分明是要釜底抽薪作為撤換榮祿的第一步麼？
其實，光緒並無去掉榮祿的官職之意。光緒之所以召見袁世凱，出於康有為與譚嗣同的建議。康有為上了一本奏疏：「請皇上親御戎衣，自統六軍，仿日本例，置參謀本部。」譚嗣同當面向光緒說袁世凱是一位將才。
袁世凱在八月初一日見到光緒，光緒和他談了一陣，所談的都是怎樣練兵的事。談完，袁世凱退，光緒隨即頒了一道諭旨，開去袁世凱的直隸按察使一缺，以侍郎（資格）候補。
八月初二，光緒又召見袁世凱一次。初三的晚上，譚嗣同到袁世凱的寓所（法華寺），問袁世凱：「天津閱兵的陰謀，你聽到沒有？」袁說：「聽到。」
所謂天津閱兵的陰謀，在最初本是一種謠言，到了這時候已經愈傳愈甚，竟然連袁世凱也承認聽到了。
於是，譚嗣同拿出光緒在七月二十八日寫給康有為與四位章京的一封親筆密詔：「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光緒為什麼突然感覺「位幾不保」呢？
我個人的看法是，光緒在七月二十六日召袁世凱晉京之時，只是為了想成立參謀本部，既沒有免掉榮祿總督之意，更不曾料到他本人會因此而大遭慈禧之忌。慈禧決不能容許他成立參謀本部，「自統六軍」。
他把召袁的事，去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報告，被慈禧痛罵了一頓。慈禧在罵他之時，可能說出「你如此胡鬧，以為我不能換掉你麼？」
他回宮以後，便在二十八日寫了這麼一張密詔，給康有為與四位章京，於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
康與四位章京捧詔大哭，想來想去，想出了這個請袁世凱保駕的下策。
他們五人這時候只以為閱兵陰謀將成事實，似乎還不知道被革的禮部尚書懷塔布，已經夥同禮部左侍郎立山等六人到了天津一趟，拜訪榮祿；不知道李鴻章的親信、御史楊崇伊也到過天津，拜訪榮祿；而且，更不知道榮祿已經開始行動，把聶士成的五千人調到天津集中，把董福祥的甘軍調到距離北京彰儀門僅有四十里的長辛店。
然而，他們應該知道，榮祿已經打了三次電報給總理衙門，說有許多外國兵船開向塘沽一帶沿海，又在八月初三這一天打了電報來，說英、俄兩國已經在海參崴開戰，請光緒叫袁世凱趕快回天津準備應付。
書生作風的譚嗣同，卻依然只就天津閱兵陰謀的老謠言，請袁世凱到時保駕。譚說：「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聶士成與董福祥）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說：「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力以補救。」
初四，袁世凱覲見光緒辭行。光緒叫他當天不必回津，明天再陛見一次方走。於是，初五這一天黎明，袁世凱又陛見了一次。光緒在臨別的時候，笑著向他說：「以後你專管練兵，與榮祿各干各事。」
過了十三年，在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11月間，袁世凱告訴倫敦《泰晤士報》的訪員：他和譚嗣同談話之時，曾經表示對「密詔」的懷疑，說密詔倘若是皇帝的親筆，應該用硃而不該用墨。譚說：「等你請訓出京之時，皇上自然要另頒一道硃諭，當面交給你。」其後，在初四、初五兩日，光緒並不曾有什麼硃諭交給他。而且光緒也只是叫他襄贊維新，並未談到所謂「妥速密籌」之事。
袁世凱又向《泰晤士報》的訪員說：並不是他一到天津便向榮祿「告密」，而是榮祿先向他說：「你是來取我的頭了！你最好老實說罷，已經有人把一切都告訴我了。」袁當時回答榮說：「你所聽到的只是少數政客的陰謀而已，皇上並不知情。」
他和榮祿究竟談了些什麼，是否他先向榮祿「告密」、出賣譚嗣同與光緒，或榮祿先向他開口，叫他「實說」？由於榮祿本人不曾留下記載，我們僅有倫敦《泰晤士報》訪員所寫下的袁世凱的談話，所謂片面之辭。
此外，有《申報》所刊載的，得自蘇州張仲仁處的所謂《袁世凱戊戌日記》。這《戊戌日記》是否真是袁世凱寫的頗成問題，但是它的內容倒頗與戊戌年（10月10日，在政變之後的第二十天）上海英文《字林西報》所登的「消息」大體符合。《字林西報》說：譚嗣同明明白白告訴袁世凱，光緒將要面交他一封硃諭，要他：（一）回到天津，立刻殺掉榮祿；（二）擔任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於殺掉榮祿以後就職；（三）帶兵到北京，以一半包圍頤和園捕捉慈禧，以一半守住皇宮保護光緒；（四）逮捕守舊分子，尤其是剛毅、裕祿、懷塔布、許應騤。
這第四項，在《戊戌日記》之中沒有。
《字林西報》又說，袁世凱果然在9月20日（八月初五）從光緒手中接到這麼一封硃諭。
《戊戌日記》卻說：硃諭始終不曾接到，僅僅從譚嗣同的口中聽到，譚嗣同拿了一張墨筆的諭文給他看，說是「原旨」存在林旭那裡，這是楊銳用墨筆所抄。就這墨筆的抄文而論，上面並沒有殺榮祿與包圍頤和園的字眼。然而譚嗣同說，抄本中的「設法相救」四字正是指的殺榮祿與圍頤和園。
可疑的是，慈禧在八月十四日用光緒的名義宣布康有為等人的罪狀，只說他們「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對「殺榮祿」的事一字不提。
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中一再強調：康等絕無包圍頤和園的企圖。所謂「包圍頤和園」，正如「張蔭桓進紅丸」，或「康有為進紅丸」，完全是守舊分子所放的含血噴人的謠言。
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對於「殺榮祿」的謠言，也正如慈禧用光緒名義所下的詔書一樣，隻字不提。
總而言之，戊戌政變的詳細經過仍有待於未來歷史家的考訂。
我們所已經知道的是，光緒在七月二十六日下詔叫袁世凱晉京。二十八日下詔給康與四位章京說「今朕位幾不保……汝……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八月初一日，袁世凱陛見。初二日，光緒密諭康有為離京，去上海辦「官報」。初三日，再諭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
奇怪之至。倘若光緒有意「包圍頤和園」，為什麼要康有為趕緊離開北京、遠去上海？
康有為在初五的上午乘火車離開北京、去天津。袁世凱也在這火車上，但不曾與康碰面。
第二天，初六，康有為在天津搭英國輪船重慶號放洋直航煙臺，榮祿派了海軍飛鷹號去追，沒有追上。
在八月初七日（政變的第二天），康所乘的重慶號輪船到達煙臺。他完全不知道政變發生，還上岸遊了一會，買了些東西，回到船上續航上海。
倘若他曾經與譚嗣同等人有過包圍頤和園的意思或計劃，決不至於能在煙臺如此輕鬆。
成為對比的是，榮祿在這幾天十分緊張。初五的午間，袁世凱從北京回來見他；他立刻搭火車去北京，不在城內耽擱，而直奔頤和園，在下午五點左右到達，見慈禧。
他和慈禧說了些什麼話，只有他和慈禧知道。
事後，他當晚乘火車回天津。
有人說，慈禧叫他留下衛隊守住紫禁城（皇宮），這大概不確。慈禧在宮內、宮外一向有布置，李蓮英以下的太監不用說，神機營總管慶親王奕劻、步軍統領崇禮，也均是慈禧的親信。
次日，八月初六，慈禧在清晨離開頤和園，走小路由西門進北京，進了紫禁城，進了光緒的寢宮。
光緒這時候不在寢宮，已經走到宮門。他是想逃？或是真想迎接慈禧？難以查考，事實是他到了宮門便不得不折回。
折回以後，他被慈禧幽禁在（御花園）「中海」的一個小島「瀛台」。
這一天，慈禧用光緒的名義頒下詔書，說是恭請皇太后垂簾「訓政」，已蒙皇太后允准。
當天，康有為的寓所（南海會館）被搜查。康有為已走，康有為的弟弟康有溥（廣仁）被捕。
譚嗣同與梁啓超得到消息，找英國人李提摩太牧師與美籍中國老留學生容閎商量，決定由李提摩太找英國駐華公使，容閎找美國駐華公使，梁啓超找日本駐華公使。英、法兩國公使均不在京，李、容二人的活動當時無甚結果。梁見到日本公使林權助，筆談請林權助「解皇上之幽閉，並救康有為氏」。說罷，倉皇而去。
當天晚上，梁再度到日本公使館，被林權助留下來，於八月初十派人護送出京，到塘沽搭日本兵船去日本。
譚嗣同留在北京不肯走。他力勸梁啓超走，說自願作公孫杵臼，希望梁啓超作程嬰。到了初十，他被捕；十三日，他被斬在宣武門外菜市口。
和他同時被斬的，是康有溥、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
譚嗣同在靜候被捕的三天之中，偽造了很多封父親譚繼洵寫給他的信，信中充滿了反對維新的論調。果然，這些信被搜去以後，清廷認為譚繼洵與譚嗣同的活動無關，對譚繼洵處罰很輕，只是驅逐回原籍而已。
政變以後，所有的維新諭旨，除了有關京師大學堂的以外一概取消，科舉仍考八股文，駢枝機關統統恢復，廟宇寺院仍舊為廟宇寺院，不改為學校。
因牽涉到維新，而被罷免甚至充軍、下獄、關禁的，有陳寶箴、陳三立、黃遵憲、熊希齡、江標、張蔭桓、李端棻、徐致靖、王照等二十七人。翁同龢本已勒令回籍，此時被交由地方官嚴加管束。
康有為卻僥倖在上海吳淞得到英國領事幫忙，換乘英國兵船逃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