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一三六　百日維新

在海約翰宣布門戶開放政策的前一年，亦即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百日維新，一是戊戌政變。 百日維新，從四月二十七日開始，八月初六日結束，實際上共有一百零二天。 在這一百零二天中間，光緒皇帝一共下了二百零五條諭旨與密詔，其中十分之八九均與「維新」有關。其中真正見諸實行、不曾被慈禧太后於戊戌政變之後一筆勾銷的只有一件，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諭旨中所強調的設立「京師大學堂」。這京師大學堂於民國以後改稱北京大學。 實際上，設立京師大學堂的計劃，在維新以前的三年便已決定。這計劃之所以能見諸施行，應該歸功於光緒皇帝在維新期間的一股衝勁。 京師大學堂的負責人，光緒選中了孫家鼐。孫家鼐是安徽壽州人，咸豐九年狀元，這時候官居吏部尚書，年已七十一歲。 光緒在五月初五日加給孫家鼐以協辦大學士的名義；十五日，派他「管理京師大學堂」；同一天，賞給梁啓超以六品官銜「辦理譯書局」，將譯書局與另一機構「官書局」，合併在京師大學堂以內。 京師大學堂的章程，是由梁啓超起草的。它不僅是規模宏大的一所大學，而且有「統轄各省學堂」之權，所以實際上成了「教育部」的前身。譯書局呢，堪比於後來的國立編譯館。 創辦京師大學堂與譯書局，都是很好的事，雖則也有人反對，但尚不致阻礙多少人的出路，打壞多少人的飯碗。 然而，光緒（在五月初五日）下詔廢了八股：「自下科始，鄉會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策論。」這就正如張之洞所說，得罪了幾百個翰林、幾千個進士、幾萬個舉人、幾十萬個秀才與幾百萬個童生。尤其是其中的舉人、秀才、童生，他們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學會八股，等於白學。 另一項改革，諭令將全國的廟宇、寺院、祠堂，凡是不在「祀典」的，連同其廟產、寺產、堂產，一概改為學校。所謂「祀典」，指國家的大典，那末不在「沒收」之列的僅有太廟、天壇、社稷壇與孔子廟、關岳廟了。於是，全國的和尚、尼姑、道士、管祠堂的各地各家族族長，也都成了維新的敵人。 更嚴重的一項改革，是裁撤駢枝機關。光緒在七月十四日下詔書，把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統統歸併到禮、兵、刑三部，又裁掉湖北、廣東、雲南三省的巡撫（因為這三省已各有其湖廣總督、兩廣總督與雲貴總督）。專管河工的東河總督，與若干非產鹽省份的鹽道，非運糧省份的糧道，以及無地方行政責任而專管水利、鹽場、巡捕的同知、通判等等，也完全取消。於是，極多的冗員丟官，也恨死了維新二字。 最嚴重，同時也確是最重要的一項改革計劃，是關於設立「制度局」的事。這「制度局」原為康有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書」中所建議的。光緒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這「第六次上書」（被恭親王擱了一個多月），立即批交總理衙門大臣會議。那些總理衙門大臣拖到六月間，被光緒催促，回奏說不能設立。光緒改交軍機大臣議復，軍機大臣們也表示在大體上不贊成。光緒於是又電征各省督撫意見，有些督撫竟然連回電也沒有。這「制度局」是什麼呢？是一個起草憲法的機構，實行憲法的一個「事實上的新政府」。康有為說得明明白白：「開制度局而定憲法」。他又說：制度局之下，「設十二局分辦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局、工局、商局、鐵路局、郵政局、礦務局、游會局（專管遊學與學會）、陸軍局、海軍局。 康有為的勇氣與光緒的魄力，均令我們佩服。可惜這兩人均是熱心過分，經驗毫無。他們似乎以為，只須他們兩人一君一臣情投意合，便可以把舊勢力、舊制度以若干張詔書一掃而光，並且立刻可以在腐敗專制的廢墟上，建築起君主立憲的畫棟雕梁。 結果是，一切的一切除了京師大學堂以外，都成了紙上談兵、空中樓閣。 康有為是廣東省南海縣（廣州）人，生於咸豐八年，在百日維新之時年四十一歲。他的文章很好，洋洋灑灑，下筆千言；在學術方面涉獵亦甚廣泛，始則受業於朱次琦，窺見宋明理學的堂奧，繼則私淑於王闓運，對公羊學派的所謂微言大義發生愛好，最後讀了江南製造局與廣學會所出版的若干西書譯本，獲得了關於外國一般情形的表面的了解。他不失為當時思想界的一個有心人。 他幼年專攻八股，由秀才而舉人，其後在光緒十四年與二十一年以舉人的資格向皇帝上書，第一次是單獨行動，第二次是聯合了六百人以上共同行動。這兩次所上的書，均被「大臣」吃掉，不曾送達皇帝的案前。 第二次上書之時，他參加會試中了進士。於是他又以進士的資格，托都察院遞上第三次上書。這一次，皇帝收到了，大加讚賞，叫人抄了四份，一份呈太后，一份交軍機處轉發各省督撫，其餘兩份分存乾清宮與勤政殿。 其後，直至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召覲見之時，他又上書五次，總計上了八次。 八次所上的書，千言萬語不外乎「變法」二字。而他所謂變法，說到最後也只是「君主立憲」，以日本與英國為榜樣。 光緒皇帝被他感動。朝中大臣如翁同龢、封疆大吏如張之洞、劉坤一、岑春煊、陳寶箴等，也都被他感動。被他感動得最徹底的莫如他的學生、廣東新會縣人梁啓超。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於十九歲的時候（光緒十七年）到廣州萬木草堂聽康有為講學。從此，他作了康有為的信徒，直至辛亥革命爆發之時為止。 梁啓超在十七歲中舉，主考是貴州省貴築縣人李端棻。李端棻愛他的才，把堂妹嫁給他。這一年，是光緒十五年。 不久，他拜康有為為師。康比他年長十五歲，這時候已經從北京上了第一次書回來，名震天下。次年，康在廣州長興里設了一個私人講學機構，稱為「萬木草堂」，梁就成了經常聽講的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有陳禮吉、麥孟華等人。 萬木草堂在光緒十八年移到衛邊街鄺公祠，在光緒十九年移到府學仰高祠。梁啓超一直隨著康有為「搬家」。康的一套理論，在這三年之中啟發了梁啓超的智慧。 其後康、梁二人在思想上發生歧異。康醉心於廖平（季平）的所謂「今文學」，而更進一步認為《周禮》、《左氏春秋》、《詩經毛氏傳》，都是王莽叫劉歆偽造的（《新學偽經考》），又認為堯舜「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極尋常」（《孔子改制考》）。梁呢，在從康以前，已經有了相當好的經史基礎，喜歡實事求是，不欲捲入「今文」與「古文」之爭，更不願附和「孔子改制」之說。康的成見甚深，一言既出，寧死也不認錯，自稱「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梁則「太無成見」，「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 然而師生二人均十分愛國，均確信中國惟有「立憲」才能轉弱為強。 至於立什麼樣子的憲，有什麼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憲，康不曾加以深思熟慮。梁在當時年紀還輕，只是受康的驅策，作奔走宣傳而已。到了光緒二十一年四月間，康、梁二人與康的另一弟子麥孟華，都在北京參加會試（考進士），就聯合了各省的舉人六百名（連他們一共是六百零三名）分批「上書」，交到都察院，其後又全體聯名簽署了一封「萬言書」，也交到都察院。但是都察院始終不肯轉給光緒皇帝。 這萬言書是康氏八次上書之中的第二次。萬言書內的意見極多，開頭是反對「馬關條約」，主張不予批准換文，遷都關中（陝西）或太湖流域，對日長期作戰。其次是有關富國強兵的種種措施，如練軍、選將、制械、築鐵路、造輪船、制機器、開礦、鑄銀元、印鈔票、辦郵政、務農、勸工、惠商、恤貧，等等。再其次是啟迪民智，如立學校、辦報館，文科舉以策論代替八股，武科舉以兵法與戰術代替弓馬。最後是，改革官制，裁撤閒散機關，成立國會。 這一封萬言書，是梁啓超寫的，但全由康有為授意，稿成以後也經過康有為核正。 「舉人」只是一種學位，不是官階。幾百名無官階的「布衣」，聯名向皇帝上書，在清朝的歷史上是一種創舉。康、梁不愧為「開風氣」的時代先鋒。 他們而且「聚眾集會」。第一次會，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開會的地點是明朝忠臣楊漣的故宅松筠庵，被邀的便是各省業已贊成聯名上書的舉人。 三個月以後，康、梁又在北京創設一個「強學會」，參加的已不只是舉人，而包括了當時的名流碩彥，並且獲得名公巨卿的支持。 在「萬言書」被都察院拒收以後、強學會成立以前，梁啓超與麥孟華曾經辦了一種小型雜誌，稱為「中外紀聞」，附在政府的「宮門抄」（官報）之內，免費贈送給「宮門抄」的閱者。辦了一個多月，因「謠言紛起……送報人懼禍」，而終於停止。 強學會的大力支持者是孫家鼐。孫家鼐把自己的「孫家花園」借給強學會作為會址。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翁同龢讓他的門生陳熾，出面與康有為聯名請客，於宴席上提出了發起強學會的建議。其後，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也是奔走籌款的一人。 此外，翁的門生文廷式，李鴻藻的門生張孝謙，曾國藩的長孫曾廣鈞，張之洞的兒子張權、張之洞的門生楊銳，都成了強學會的熱心分子。 袁世凱與他的好友徐世昌，也出了不少力，袁世凱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各省督撫認捐的頗為踴躍：直隸總督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這三人，每人都答應捐出五千兩。李鴻章的麾下名將宋慶與聶士成，也寫下了幾千兩的數目。（這些款子，其後收到的不多，由於強學會成立了三個月便被查封。） 強學會之所以被查封，傳說是由於李鴻章想捐出二千兩入會，康、梁認為李鴻章對日主和，是一個政敵，加以拒絕。於是李鴻章授意御史楊崇伊提出彈劾。 在強學會被查封時（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麥孟華已經用捐得的款子，從上海買了不少新書來，北京的一家大書鋪翰文齋也捐贈了很多的古書。兩個月以後，孫家鼐奏稱會址孫家花園是他自己的私產，請求啟封，獲准。會中的若干書籍照例充公，於是特設一個「官書局」加以收藏。這官書局於光緒二十四年百日維新之時，被併入京師大學堂，成為京師大學堂的圖書館。 康有為在強學會被封以前，早已到了上海，在上海成立一個強學分會。參加的名流有江蘇的張謇、廣東的黃遵憲、江西的陳三立（陳寶箴的兒子）、湖南的左孝同（左宗棠的兒子）、福建的沈瑜慶（沈葆楨的兒子）。強學分會的開辦費一千五百兩，是張之洞捐出來的。然而總會既經查封，分會的命運自不能久，只開了一次成立大會於張園，便無形瓦解。開辦費除了房租等開銷而外，還剩下墨幣一千二百元。 次年三月間，梁啓超便用這一千二百元，又請黃遵憲捐一千元、鄒凌翰捐五百元，辦了一種旬刊，稱為《時務報》。 《時務報》每期的篇幅有三萬字左右，其中四千字左右由梁啓超執筆。梁的言論很激烈，「筆端常帶感情」，很受一般讀者歡迎。這《時務報》辦了不到一年，銷路超過一萬份。 參加撰稿的人有七八位，包括梁鐵君與其後轉入孫中山的革命陣營的章炳麟（太炎）。梁鐵君其後在北京謀刺慈禧太后，被殺。 梁啓超辦《時務報》辦了一年多。在這一年多的期間，他先後發表不少的宏論，包括十多篇「變法通議」。他認為教育是「變法之本」，可謂抓住了要點。他又認為滿、漢的界限必須化除，化除的方法是：（一）滿人歸入各省各縣籍貫，而不再稱為某軍、某旗之人；（二）滿、漢通婚；（三）裁併滿人的官缺，鼓勵滿人從事生產活動。 除了辦報以外，梁啓超同時也開辦了一家「大同譯書局」，協助經元善的夫人設立一所女子學校，聯合了若干頭腦新穎的人士發起「不纏足會」。 他因此而結交了不少長江流域的學者名流，獲得很多達官貴人的讚賞與支持。嚴復、馬良、孫詒讓、張謇，對他均有好感。駐美公使伍廷芳，寄了治裝費來，請他去美國擔任二等參贊。王文韶、張之洞、盛宣懷，奏請將他「交鐵路大臣差遣」。張之洞而且函聘他去武昌，當一個入幕之賓。他都不曾去。 有一位四川達縣的老翰林，杭州府錢塘縣知事吳季清，官職雖小而眼光頗遠，願意負擔梁啓超的生活費三年與兩個外國教員的薪金（一英、一法），勸他搬到西湖來住，好好讀三年外國書，蔚成大器。可惜，梁啓超卻不過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在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去了長沙，充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 時務學堂原為王先謙所「私立」，被陳寶箴收為官辦，以熊希齡為總理，以王先謙、張祖同、黃自元為董事，實際上的校務與教務則交由梁啓超主持。「分教習」統由梁啓超聘請，其中有一個是唐才常。第一期的學生四十人，包括蔡鍔、范源廉、林圭、畢永年。 時務學堂在原則上是低於京師大學堂一級的「高等學堂」（相當於今天的高級中學），而事實上是一種改良的書院，與康有為的「萬木草堂」相仿。它所不同於萬木草堂的是，康注重自己的特殊學說的宣揚，而梁則是為了暗中準備「湖南獨立」而訓練幹部。康是一人獨教，而所想教的包括中國固有的義理、詞章、考據、史地、禮樂書數、圖槍（代替「射御」），與外國的史地、格致、政治、群學（社會學）、語言文字、演說、體操，外加「遊歷」（每年於假期中舉行）。梁在時務學堂，請了六七位中國人與一位外國人當分教習，分工合作擔任經、史、子與「西籍」四科。他自己所擔任的，只是「總其成」的工作，然而也每天上課四小時，每晚親自批答學生的札記。 時務學堂的一個最大特點，是注重學生的人格教育。梁啓超手訂「學約」十條：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所謂「讀書」，只是這十條之中的一條而已。 在立志的一條之中，他教學生以孟子、范仲淹、顧亭林為模範。在養心的一條之中，他教學生打破苦樂關頭、生死關頭、毀譽關頭。 在治身的一條之中，他教學生每天在就寢以前檢討自己的過失，記在日記簿上。 最重要的，是最後兩條：「經世」與「傳教」。經世，是「治天下」；必須研究「治天下之理」與「治天下之法」。傳教，是「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當共矢宏願，以傳孔子大同之教於天下」。 梁啓超在時務學堂所作的講演與所寫札記批語，充滿了對荀子以來若干儒家學說的批評，因此便引起了王先謙等人的不滿。他又不肯延聘葉德輝為分教習，理由是葉的私生活很不好，雖則讀書頗多而不配為人師表。葉德輝恨極了他，就鼓動一些守舊分子對他攻擊。 梁啓超為人坦白，心裡想什麼便說什麼。他雖不曾參加孫中山的革命組織，卻也頗富於民族、民權思想。他的札記批語中，有這麼幾句話：「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二十四朝……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這幾句話被反對者抓住，作為梁啓超的罪狀。 湖南學政江標與梁啓超的另一位好友譚嗣同，在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創辦了《湘報》（日報）與《湘學報》（旬刊）。《湘學報》開頭便是一篇介紹《孔子改制考》的文章，其後又發揮了不少排滿與「無君」的言論。譚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寫過一部《仁學》，其中有「奇渥溫、愛新覺羅，諸賤種異類，憑陵乎野蠻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又有「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事不辦，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議也。」 張之洞本是支持梁啓超的人，被嚇得趕緊寫了《勸學篇》表明心跡（篇中有「宗經」一章），又寫信給陳寶箴與江標，說梁、譚等人的言論「遠近傳播，將為亂階，必宜救正」。 陳寶箴於是在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辭退」梁啓超所聘的分教習歐榘甲、葉覺勱。梁和這兩位被辭退的人一齊離開長沙，去上海。總計他辦時務學堂，前後僅三個多月而已。 到了上海不久，梁啓超便去北京再度參加會試，同時幫助康有為從事積極的變法運動。 康有為叫他再來一次舉人聯名上書，不由康領銜，而由他領銜。於是他寫好一篇請廢八股的奏章，找到一百多舉人簽名，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托請轉上光緒皇帝，都察院不肯收。又送到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也不肯收。 這時候，康有為自己所上的書，前後已經有過八次，而且從三月二十七日開始已經先後舉行了所謂「保國會」三次。第一次在粵東會館，到會的二百餘人；第二次在嵩雲草堂，到會的人數不詳；第三次在貴州會館，到會的一百餘人。康有為本想把「保國會」組成一個全國性的團體，在北京與上海設兩個總會，在各省、府、縣設若干分會，由於御史黃桂筠等紛紛彈劾，而未能如願。 這一次會試，康有為中了進士，梁啓超依然名落孫山。 康有為被任命為工部主事（科員），蒙光緒皇帝破格召見。覲見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地點在頤和園仁壽殿。 五天以前，光緒皇帝已經頒下了一道「定國是」的詔書，決心變法。康有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書，終於發生效果。 可嘆的是：所謂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維新而已。而維新云云，不僅為時極短，內容也只是二百道左右的諭旨。唯一的成就，是京師大學堂見於事實。 甚至，在康有為覲見後的第四天，慈禧太后的反擊便已開始，雖則「政變」是在三個月以後。 四月二十七日，慈禧突然叫光緒下了一道「硃諭」：「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辭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察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一向對康有為頗表好感，又力主變法，雖則（一）出面保薦康有為的不是他，而是侍讀學士徐致靖與御史楊深秀；（二）在學術思想上，翁很不贊成康的《孔子改制考》與《新學偽經考》。 在驅逐翁同龢的一天，光緒於慈禧的嚴厲吩咐之下，命令此後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必須到慈禧面前叩頭謝恩；又命令調直隸總督王文韶進京，派榮祿署理直隸總督。 榮祿是滿洲正白旗人，姓瓜爾佳氏，慈禧的姨侄，在同治年間歷官至戶部侍郎兼總管內務大臣，光緒元年兼步軍統領，遷左都御史，升工部尚書，其後因反對慈禧自選太監忤旨，貶為西安將軍。光緒二十年，再授步軍統領，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書，二十二年四月兼辦大學士。 在奉派調任直隸總督的前五天，他剛被升任「大學士，管理戶部」。 慈禧之所以把他調充直隸總督（仍兼大學士），用意在於讓他掌握直隸總督所節制的聶士成、袁世凱、董福祥三支軍隊。不久，她示意御史李盛鐸，請太后與皇上到天津閱兵。她叫光緒予以批准，預定閱兵之期在九月間。 這閱兵的事，據當時傳說是慈禧與榮祿商量好的陰謀：到時候，把光緒捉住廢掉，另立別人為皇帝。 事實上，慈禧未必有此陰謀。她大概是為了恐怕維新分子把光緒引到於己不利的路上，而預先讓榮祿有兵，作為一種防衛措施而已。 慈禧之決心廢掉光緒，不在驅逐翁同龢與任命榮祿督直之日（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在光緒裁撤詹事府等駢枝機關之日（五月十四日），而是在光緒斥免禮部的六堂官（七月十九日）、擢用四軍機章京（七月二十日）以後。 禮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兼管科舉與學校。所謂堂官，是兩個尚書（部長，滿、漢各一），與四個侍郎（副部長，滿、漢各二）。在各部尚書之上，常常又有一個所謂「管部大臣」。 被光緒斥免的禮部六個堂官，是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溥、徐會澧、曾廣漢。 這六位堂官之所以獲罪，由於拒絕代呈該部一個主事（科員）王照的一封奏章。奏章里有下列幾點內容：（一）請光緒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遊歷，先到日本看看；（二）設立一個「教部」、「扶翼聖教」；（三）責罰本部堂官，因為這幾個堂官毀謗光緒，為臣不忠。 這一封奏章，王照先交給許應騤，許應騤不收。王照又交給懷塔布，並且說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他便送到都察院，請都察院代呈。結果，懷塔布答應代呈；卻同時叫許應騤參劾王照一本，說王照咆哮署堂，居心「陷皇上於危地（日本）」。 光緒這才於收到王照與許應騤的兩本奏章以後，在七月十六日將懷塔布、許應騤連同四個侍郎交（刑）部議處。四天以後，七月二十日，將六人一齊免職，賞給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 光緒在原則上有權如此做，因為他自從光緒十五年二月起業已「親政」。事實上，他一向凡事必請示慈禧，而竟然敢自作主張，把一部的尚書、侍郎六人統統免職，把一個「七品小京官」，破格升為四品，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第二天光緒不僅又破格提拔了四個小臣，而且賦以相當於宰相的大權。 這四個小臣是，內閣侍讀楊銳、內閣中書林旭、刑部主事劉光第、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光緒發表他們為「軍機處章京」。名為章京（秘書），而事實上等於軍機大臣兼大學士，因為從此以後光緒把所有的章奏交給他們看，所有的詔旨交給他們起草。 七月二十二日，光緒突然又將李鴻章及滿人敬信免去總理衙門大臣之職。李鴻章此時本已失勢，只掛了大學士與總理衙門大臣空銜，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寵信的老臣，光緒打擊他等於是目無慈禧。在光緒，並非存心與慈禧作對，只是因為深恨李鴻章對日媾和與對俄結盟，在這兩件事上貽誤大局，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緒是向她挑戰呢？ 最後，「母」子之間又有了因光緒召見袁世凱、重用袁世凱，而發生的大誤會。 光緒罷免李鴻章的總理衙門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前後僅有兩個星期而已。 這兩個星期中，情勢真是夠緊張的。一方面，光緒與四位新章京勵精圖治，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諭旨，令戶部（財政部）每月列表陳報國家的收支數字，作為將來制定預算的準備；另一方面，榮祿與慶親王奕劻、御史楊崇伊等人積極活動，慫恿慈禧實行「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