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一二二　對秘魯建交

秘魯之所以於拉丁美洲各國之中特受重視，是因為當時販運華工的船多半是秘魯所有。華工被運去秘魯開礦的，人數也極多。 對秘魯建交，是李鴻章經手的。秘魯的專使葛爾西亞在同治十二年到天津，拜訪李鴻章。李鴻章告訴他：根據粵海關稅務司報告：同治九年有秘魯船一隻，在澳門「販載」華工三百一十三人；同治十年有秘魯船十三隻，在澳門販載華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有秘魯船十九隻，在澳門販載華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受不了瑪也西號船主的虐待，在日本橫濱紛紛跳水，企圖自殺。日本當局將該船扣留，把船主與華工交由「各國領事公同訊問」。結果，通知中國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何璟，派人把這二百多人帶回中國）。 這些是有案可稽的，無案可稽的至少又有八九萬人。因為，秘魯專使葛爾西亞自己承認，當時已經住在秘魯的華人有十萬以上。 葛爾西亞接受李鴻章的意見，在《中秘通商條約》的草案上列入「查辦華工專條」，規定中國可以派員到秘魯查詢華工受苦的情形，通知秘魯的地方官將僱主「傳案訊斷」，倘華工對判詞不服，可以上訴於「秘國各大員」；凡是合同內有「期滿由僱主資遣回國」字樣的，僱主必須踐約；倘合同內沒有「期滿由僱主資遣回國」字樣，而華工自願回國又無力自付川資的，應由秘魯政府設法送回。此外，「凡僑寓秘國（之）無論何國人民，（對官廳）呈稟式樣最優者，華工應一體均沾其益。」 此後秘魯在華招工的方式，應依照《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的規定，「別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門及各口岸，勉強誘騙中國人運載出洋。違者其人嚴懲，船隻罰辦。」 《中秘通商條約》一共有十九條，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簽訂。秘魯不費一船一炮，獲得了列強所獲得的「最惠國條款」。凡是列強所享有的在華特權（包括協定關稅與領事裁判權），秘魯一體均沾。 然而，這條約並未換約生效，原因是容閎以查辦專員身份去秘魯，查辦以後給總理衙門報告，說：「華工到彼，被賣開山種蔗及（在）糖寮、鳥糞島（工作），（備受）虐待。合同限內，打死及自盡，投火爐、糖鍋，死者甚多，實可慘憫。」 清廷派丁日昌，於光緒元年秘使受勒謨爾來華之時負責換約。丁日昌要求受勒謨爾發表一個聲明：「聲明換約後，即當遵約辦理，再不能仍照從前之凌虐。」受勒謨爾不等丁日昌把話說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於是報告總理衙門，主張「暫緩換約」。 這件事，一直拖到宣統元年，才由伍廷芳於謁見秘魯總統以後加以解決，由伍廷芳與秘魯外交部議定「廢除前例證明書」九條（其實不是什麼證明書，而是一種「約定書」）。 那時候，宣統元年，秘魯自身已有勞工組織進行排華，秘魯政府只嫌華工去秘魯的太多，而不再有興趣縱容歹人誘騙華工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