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一二一　蒲安臣

恭親王在外交方面作過一件大事，其功績堪與李鴻章一生的任何作為相比。 他在同治六年派遣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中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英文寫作「特命全權高級公使」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同時被派的，是志剛與孫家谷。這兩人名義與蒲安臣相同，事實上只是高等隨員而已，清廷為了敷衍英、法兩國，又加派柏卓安與德善為「協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 蒲安臣在華五年，頗得中國政府及各國駐華人士的好感。他任期屆滿，恭親王與文祥等人在總理衙門為他餞行，於酒酣耳熱之際向他提出，請他到歐美各邦作中國的正式代表。他躊躇了幾天，卻不過恭親王與文祥的情面與總稅務司赫德的「打氣」，終於答應。 答應了以後，他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歐美替中國掙得了極大的同情與了解，於完成任務的前夕病死於聖彼得堡。 他率領志剛等人與三十名左右的隨員，在1868年2月25日（同治六年二月初三）離開上海，於一個多月以後到達舊金山，受到加利福尼亞州長的盛大歡迎。在歡迎宴會上，他強調中國已走上「和平與進步」的大道。州長說：「我們的貴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同時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政府的寵兒」。 到了紐約，紐約州州長也設宴款待蒲安臣與他所率領的「代表團」。蒲安臣演講說：中國已經準備邀請美國傳教士「到（中國的）每一個山頭、每一個山谷，樹立閃耀的十字架」；中國而且準備「聘任美國工程師去中國開礦、築鐵路」。 美國的總統約翰森，在華盛頓白宮接見他們，叫國務卿（國務秘書）席華德，和蒲安臣議訂了一個《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內容共有八條，例如，美國如與他國交戰，美國與他國均不得在中國領海「爭戰奪貨劫人」；中國可以派領事駐在美國各港口；中國人在美國也應該有信仰自由，「不得因中國人民異教，稍有屈抑苛待」；如果有美國及中國人將中國人勉強帶往美國或運往別國（作豬仔），均按法律治罪；中國人慾入美國大小官學，「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可以在中國的指定外國人居住地方辦學堂，中國人也可以在美國辦學堂。 最重要的，是第八款：「凡無故干預、代謀別國內治之事，美國向不以為然。至於中國之內治，美國聲明並無干預之權及顧問之意。即如通線（海陸電報）、鐵路各等機法，於何時、照何法、因何情慾行製造，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此意預已言明。將來中國自欲製造各種機法，向美國以及泰西各國藉助襄理，美國自願指派精煉工師前往，並願勸別國一體相助。中國自必妥為保護其身家，公平酬勞。」 蒲安臣率領代表團，由美國到英國。英國這時候的首相是保守黨狄斯雷利（Disraeli），對蒲安臣十分冷淡。蒲安臣從9月19日（同治七年八月初四）等到11月20日，等了兩個月，才見到維多利亞女王。 其後，保守黨內閣垮台，自由黨格蘭斯頓組閣，情形才告好轉。新任外相剋賴蘭登勳爵於接見蒲安臣以後三天，在12月28日致函聲明，今後英國政府不用妨害中國獨立與安全的不友誼的壓力；只對中國中央政府交涉，不與地方當局談判；但中國必須遵守條約；英國遇有臣民的生命財產受有直接威脅之時，仍必使用武力。 這項聲明，雖則含有相當的「保留」，卻是很重要的一項文獻。克賴蘭登把聲明的內容寫成訓令，令駐華使領人員一體遵照，同時咨請殖民部與海軍部查照結果，英國對華停止了「炮船外交」，直至義和團事件發生之時。 蒲安臣離開英國去法國，受到法國朝野的熱烈歡迎。拿破崙第三接見他，並且邀請代表團參加宮廷跳舞會。但是，拿破崙第三既不肯訂立平等新約，又不肯作一堪比於克賴蘭登所作的聲明。（不過，法國這時候已經復過克賴蘭登一封信，說願意與英國採取一致的行動。） 蒲安臣的原定計劃是要聯絡英、法，排拒普、俄。現在，只得改變方針，向普魯士下功夫。他於是經由瑞典、丹麥、荷蘭到了柏林，覲見普王威廉（其後的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一）與鐵血宰相俾斯麥。 威、俾二人對他與他的代表團十分歡迎，其熱烈不亞於拿破崙第三。俾斯麥表示：中國地大物博人多，前途未可限量。俾斯麥應蒲安臣之請，代表「北德意志聯邦」發表了一件聲明，其內容與克賴蘭登的聲明相仿。 蒲安臣於是又去俄國，在同治九年正月初三（2月2日）到達聖彼得堡。他會晤了俄國外相與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看出他們對中國所存的野心，知道很難有結果，悶悶不樂。他也見到俄皇亞歷山大第二，而且被邀請在正月十八日入宮欣賞古玩。這一天，他回寓便一病不起，在六天以後逝世。 清廷頒一萬兩銀子，作為他的治喪費，追贈他「一品銜」。恭親王親自到美國駐華使館弔唁。 代表團的首席，由志剛接任。此人的能力、熱心與蒲安臣相差太遠，只想早一點回國。 於是，代表團匆匆結束對俄羅斯的訪問，取道比利時與義大利登輪東返，在比、意兩國也只是順便訪問而已，毫無收穫。 恭親王之所以奏派蒲安臣、志剛等人作巡迴大使訪問各國，無非是作為「修約」的一種準備。恭親王對咸豐九年、十年的「修約」戰爭與「換約戰爭」，記憶猶新，而《中英天津條約》載有十年以後再行修改的條款，所以很憂慮列強又將提出若干新的要求。他在同治六年向各省督、撫徵詢關於「再修約」的意見，以及如何應付《天津條約》中已有規定而尚未實施的項目，如「覲見」與「遣使」。 外國大使、公使向本國元首覲見原是例行公事，然而清朝君臣始則堅持跪拜之禮，繼則於戰敗以後答應「對其本國君主之禮」相見，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官文說：「覲者，諸侯見天子之禮……未有非屬國而覲，即未有覲而不行跪拜禮者，且未有諸侯不自來而使其臣來覲者。今夷既未能進於中國，而中國轉自變其禮，以委屈相從，奴才竊未見其可也。」 曾、左、李三人與官文的見解不同。他們認為不妨准外國大使、公使覲見。曾說：「擬請俟皇上（同治）親政之後，准其入覲。其儀節臨時酌定，既為敵國（對等國家）使臣，不必強以所難。」左說：「在彼所爭者中外均敵，不甘以屬國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請。」李說：覲見「須待我皇上親政後，再為奏請施行」。 於是，恭親王決定：等待同治大婚與親政以後，讓各國大使公使覲見。他吩咐蒲安臣，向各國元首解釋，現值兩宮皇太后垂簾時期，按照中國禮俗女人不便接見男賓。 關於遣使的事，反對最堅決的也是官文。官文說：「中國（使臣）赴外國，並無應辦事件，無須遣使。」贊成遣使的，也是曾、左、李。曾說：「中外既已和好，彼此往來亦屬常事」。左說：「沿海士商，經歷各海國者不乏其人，其中亦有通曉各國語言文字者……惟責成各督、撫及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精為訪擇，必有可應命者。」李說：「遣使外洋，（各）該國本毋庸跪拜，盡可從宜從眾。」 於是，恭親王便先派蒲安臣作巡迴大使試試，同時叫志剛與孫家谷跟著去閱歷閱歷。 志剛與孫家谷二人閱歷了兩年，對外交官生涯已感厭倦。其後天津教案發生，被派往法國去道歉的特使是崇厚。到了光緒元年，英人馬加里在雲南被殺，被派往英國去道歉的特使是郭嵩燾，副使是許鈐身。 第一任正常的外交使臣是陳蘭彬與容閎，所駐的國家是美國、西班牙、秘魯。派出的年代，也是光緒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