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一一六　同治中興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虛度。他六歲即位，當傀儡當到十九歲死去。 他在十七歲的時候（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封阿魯特氏為後，封富察氏為慧妃。阿魯特氏是蒙古人，舉止端莊，祖父是欽差大臣賽尚阿，父親是狀元崇綺。富察氏是滿洲人，容貌嬌美，父親叫做鳳鳴，其後官至工部左侍郎。 同治皇帝本人所喜歡的是皇后阿魯特氏，慈禧太后所喜歡的卻是慧妃。母子婆媳之間因此頗不愉快。 同治　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虛度。（原版插圖） 另一不愉快之處，是慈安太后雖則不是同治的生母，但天性慈祥寬厚，一向對同治十分疼愛。慈禧太后雖則是生母，但個性強，對同治管教嚴，同治和慈安親，不和慈禧親。 兩宮皇太后，於同治「大婚」的次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實行名義上的「歸政」，不再垂簾。事實上，一切軍國大計仍由慈禧決定。這時候，恭親王（從同治四年三月起）已不再是議政王，而是普通的一個軍機大臣，雖則他仍以軍機的身份參預不少機密，核閱不少的「票擬」（詔旨御批的文稿），不失為軍機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一人。 地位僅次於恭親王的是文祥。文祥是滿洲正紅旗人，學問甚好，為人正直。他是道光二十年的進士，由工部主事歷官至內閣學士，署刑部侍郎，於咸豐八年開始兼任軍機大臣，直至光緒二年五月病故之時止。 他不曾因辛酉政變而被革。咸豐皇帝倉卒離京之時，派他署步軍統領，留守；其後改署正藍旗護軍統領，創立神機營，幫助恭親王辦理議和的事。 和議既成以後，清廷創設「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由恭親王主持，而實際上辦事的是文祥。同時被任命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大臣」的，另有桂良與寶筠等人。 文祥的本職，由署理刑部侍郎轉為實授禮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他在同治十年受任「協辦大學士」，同治十一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同治十三年升「武英殿大學士」。 他曾經與恭親王聯名上疏條陳六事：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在病重垂死之時，他又單獨密奏，強調：「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 同治一朝，內有恭親王與文祥，外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在表面上頗有一番中興的氣象。我們不妨就恭親王與文祥所條陳的六事，一一檢討當時的實施情形。 （一）練兵最新式的以洋槍、洋炮為武器的軍隊，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機營，在上海有李鴻章從戈登接管下來的常勝軍。常勝軍的兵士在華爾創辦之時全為洋人，其後雜用華人，最後幾乎全為華人，便被併入淮軍以內。 淮軍繼湘軍而起，是曾國藩有感於湘軍已有暮氣而毅然信託李鴻章加以發展的，然而淮軍壯大以後，其「冗雜驕佚」更有甚於湘軍。 徹底的辦法是招募新兵，加以嚴格的西式訓練，成立「新建陸軍」。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戰爭以後，清廷才授權袁世凱辦理。 同治年間，所行的只限於裁減綠營兵額，酌量補以湘、淮鄉勇，零零碎碎地練了一些各自為政的新兵。例如，同治八年江蘇巡撫丁日昌裁汰撫標（綠營）一千六百餘人之中的老弱，「補以勇丁，分左右兩營，練習洋槍及開花炮諸技」。前此一年，同治七年，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內「就全省綠營內抽練六千人，仿勇營規制分地巡防」。 （二）簡器曾國藩在創辦湘軍之時，便已明了洋槍、洋炮的重要。他在衡陽遲遲未肯順湘江而攻岳陽，便是為了等候從廣東運洋炮來。 李鴻章的見解與曾國藩相同。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寫信給曾，說：「每思外國用兵，口糧貴而人數少，至多一萬人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攻效，實由於槍炮窳濫。若果能與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 曾、李苦心籌劃了幾年，終於在上海成立「江南製造局」。負責去外國購買機器的，是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1855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容閎在同治二年奉曾國藩之命赴美，於同治四年將製造局辦成。起初，這製造局僅是一個鐵廠，其後成為規模宏大的兵工廠兼造船廠。 在北方，崇厚於署理直隸總督之時（同治元年），也創設了天津機器局。這天津機器局到同治九年，經李鴻章加以整頓擴充，規模頗為可觀。 左宗棠在閩浙總督任內，也自行設局造炮。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報告說，已經造好開花炮三十餘尊，「用尺測量施放，與西洋（所造的）同其功用」。 （三）造船左宗棠設了一個「輪船製造局」在福州馬尾。其後，在光緒十三年添築船塢，於光緒十七年完成。中法戰爭期間，法國海軍開來加以毀壞；到了光緒三十三年，輪船製造局全部停工，前後共有四十一年歷史，造好了輪船四十艘。 （四）籌餉曾國藩辦湘軍，所靠的主要財源只有兩項，一項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撫的協餉，如湖南的駱秉章、湖北的官文、胡林翼等人；另一項是厘金。其後李鴻章把淮軍帶到上海，所靠的則是所謂「洋稅」，也就是關稅。左宗棠西征，所靠的竟是洋債。 曾、李、左三人在當時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發下款子來，早就養不住兵、打不成仗了。 清廷的財政，從頭至尾是一本胡塗賬。但是，它在道光二十二年這一年能夠辦到收入大於支出，則大致可信。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確很喜歡省錢。（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萬兩，支出三千一百五十萬兩。） 關於同治一朝十三個年頭的收支數字，我們毫無足資參考的材料。 我們只有間接的，賴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緒五年的數字：正常的收入，如地丁、雜稅、鹽稅等等，僅有二千七百多萬兩（應該是四千萬兩左右，但收不到）。正常的支出，如（旗綠）兵餉、河工、京餉、各省留支，也從四千萬兩左右減發為二千四百多萬兩。景況之劣，與道光年間不可同日而語。 所好有新增的收入，計洋稅一千二百萬兩、厘金三百萬兩。同時卻也有新的支出，西征軍與津防軍共一千萬兩左右，各省新練的所謂「防軍」一千萬兩左右，匯攏來顯然是入不敷出。 自從道光三十年發生太平天囯革命以來，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禍而受的損失固然不可勝計，間接因供應清軍開銷而受的搜括，加起來也是天文數字。在洪軍未到南京以前，清軍已花去二千七百萬兩以上。江南大營成立以後，每月的開支在五十萬兩左右，一年是六百萬兩，十年是六千萬兩（事實上超過十年）。在安徽南部，由曾國藩主持的徽南防營，每月的開支在三十萬兩左右，一年三百六十萬兩，十年是三千六百萬兩（雖則事實上不足十年）。從同治元年開始，到與捻軍的戰爭結束，曾國藩經手的軍費報銷，又有三千萬兩左右；李鴻章所經手的有一千六百萬兩以上；左宗棠征甘征新，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萬兩。這些，只是犖犖大者，其他各省各將領的報銷尚不在內。 在如此民窮財盡的情形之下，曾、李、左等人竟然辦成了天津機器局、江南製造局、馬尾輪船製造局，而且也練了若干新兵，真是難能可貴。我們怎能責備他們沒有把中國軍隊徹底近代化呢？ （五）用人恭親王與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用人」，著重在用「正人」。為了辦理洋務，清廷所需要的不僅須「人」，也要「懂得洋務的人」才行。向哪裡找？全國根本沒有，除了少到極點、像容閎那樣由於偶然的機會而被洋人培植出來的（被英國傳教士帶到英國，其後他自己去了美國，進耶魯大學讀書）。 容閎向曾、李建議，選拔俊秀的華童送往美國。這建議被曾、李接受，於同治十一年實現（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實際上決定這件事的是李）。容氏在耶魯大學的所在地紐海芬，商得若干美國家庭的同意，讓每一個華童均有一個「新的家」可住，獲得親如寄父寄母的美國人的照料。前後被送到美國去的，共有一百名左右。（美國有一本書，《最先來美的一百個中國留學生》〔China's First Hundred〕詳細記載此事。） 原定的計劃，是要這些孩子留在美國十五年，到學有專長才許回國。可惜，由於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辮子或信了基督教，激怒駐美的留學生監督吳子登。吳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狀，清廷在光緒七年把他們「撤回」。 詹天佑便是這樣被強迫回國的一個。後來，他自費再度留美，到耶魯念完他的課程。 除了選派留學生以外，清廷在同治年間也很注重在國內造就洋務人才。恭親王與文祥於同治元年在北京設立「同文館」；李鴻章於同治二年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廣東於同治三年也設了一個專教八旗子弟的「同文館」（當時總督是勞崇光，巡撫是郭嵩燾）。 北京的「同文館」在同治五年擴充，增加一個「天文算學館」。入館的學生，原以翰林、進士、舉人為主，兼收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五項貢生（優秀的秀才），結果肯應考的寥寥無幾。大多數的讀書人均以學習外語和工匠之學為恥。恭親王不得不放寬尺度，也准許捐班出身的監生與「雜項人員」應考，錄取了三十人（投考的總數只有七十二人）。 這算學館規定八年畢業，學習的科目包括外國文、漢文、歷史、地理、代數、幾何、三角、微積分、天文、化學、測量、萬國公法、金石（礦冶）、富國策（經濟學）、譯書（翻譯實習），等等。李鴻章在上海的江南製造局附設了一個譯書局；左宗棠在福州馬尾的輪船製造局，附設了一個船政學堂：也都是為了灌輸洋務知識，造就洋務人才。 古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恭親王與曾、左、李在同治年間開始「樹人」，收效卻在光緒、宣統以後。 （六）持久恭親王與文祥在他們的聯名奏疏中所說的「持久」，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項，系專就海防立論，但適用於一般洋務。文祥在臨死前所上的遺奏中，將「持久」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如（王大臣）今日議之行之，而異日不能同心堅持，則不如不辦……所謂必須上下一心，（京）內（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歷久永遠一心，即此意也。」 這是文祥的理想，文祥的希望，然而清廷滿、漢大員之中，贊成辦洋務的根本只是少數，怎麼會「歷久永遠一心」呢？ 當時聲望最高，以提倡程、朱理學為己任的大學士倭仁，便是堅決反對辦洋務的一人。 倭仁說：「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又說，如果定欲造就天文、算學的人才，切不可請洋人來當教授，「應求中國能精其法者」。慈禧太后吩咐他：「保薦幾個來！」倭仁說：「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 恭親王為了爭取倭仁的支持，特地請慈禧太后加派倭仁「在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行走」，同時負責同文館的館務。倭仁藉口騎馬傷足，堅辭不就。 恭親王主持「總理衙門」很久，本該有一些作為，然而這衙門根本不是決策機構，派在這衙門「行走」的大臣時多時少，而其中沒有一個是「專任」。況且，他自從在同治四年失掉「議政王」頭銜後，權力遠不如前。 曾國藩呢？一生盡瘁於討洪、討捻的軍事，只是以勛臣的身份，在兩江總督與直隸總督任上就職權範圍以內略辦一些洋務，開開風氣而已。他不曾當過「總理衙門」的大臣，僅僅在天津教案發生之時，兼了一個極短時期的「三口通商大臣」。所謂三口，是營口、天津、煙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