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一一四　補敘成豐外患

咸豐一朝的政府，處在內憂外患之中。內憂是太平軍、捻、會、教，等等。外患是英國人占廣州，英法聯軍占京城，俄國人占伊犁，搶阿穆爾（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勒索沿海洲（烏蘇里江以東）。 先說英國怎樣強占廣州。廣州的老百姓，在鴉片戰爭前後對英國人無好感。自從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條約》規定廣州為通商的五口之一，外國人在其他四口都能進城居住、貿易；在廣州卻由於老百姓的抵抗，進不了城，只能在城外的商館舊址居住、貿易。 咸豐二年，徐廣縉調任兩湖，廣東巡撫葉名琛升為兩廣總督，兼為主辦夷務的「欽差大臣」。咸豐四年，英國的香港總督兼（對華）全權公使，商務監督包令爵士，忽然邀約美國的「專使」麥克賴因與法國的代表布兒布隆，寫信給葉名琛，要求見面會談「修改條約」。 他們毫無理由，卻說得振振有辭。中、英之間的《南京條約》標得明明白白是「萬年和約」，並未規定在若干年之內有效，或若干年之後修改。中、美之間的《望廈條約》，與中、法之間的《黃埔條約》，雖則有「十二年以後修訂」的條款，但均未到期（要再等兩年）。 包令曲解中、英之間《虎門條約》（商約）的「最惠國條款」，說：既然美、法兩國可以在十二年到期之時修改條約，那末，英國也應該有權要求在《南京條約》滿了十二年之時修改。（恰好，此時咸豐四年距《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已有十二年。） 美、法兩國的說法更妙：英國既能在此時要求修改《南京條約》，我們兩國根據最惠國條款，也有權在此時（亦即條約尚未滿期之時）分別修改《望廈條約》與《黃埔條約》。 葉名琛回答：見面會談一時無暇，本人權力有限只能對條約作小更動，而現有條約亦無必須大作更動之處。 包令、麥克賴因、布兒布隆三人，在陽曆9月間去上海，想和兩江總督怡良談判。結果，他們與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會了面。吉爾杭阿對他們很客氣，但根本沒有權力和他們談判。他們表示，準備進一步北上，找中央政府的負責人交涉。吉爾杭阿勸他們不必如此。 他們不接受吉爾杭阿的勸告，決定北上，而且要乘坐兵船去，以便於必要時「示威」。然而，英美兩使各有一隻兵船，法使卻沒有兵船。於是，法使為了身份上的顧慮，改派一位職員克來思考夫斯基子爵，跟隨英、美兩使前往。 英、美兩使與克來思考夫斯基子爵到了大沽口，等候了幾天，見不到直隸總督桂良，只見到長蘆鹽道文謙與長蘆鹽政使崇綸。這兩人（雖則是咸豐所派）也並無權力談判，只能聽取英、美兩使及克來思考夫斯基的「意見」。於是，他們三人提出了十八項要求。文謙與崇綸當然無法答應。 這十八項要求，內容複雜，牽涉極廣。其中主要的部分可以歸納為下列各點：（一）在華北沿海與長江沿岸增加通商港口；（二）讓洋人可以自由到內地各城市遊歷、做生意、傳教；（三）鴉片貿易合法化；（四）廢除厘金；（五）規定華工出國辦法；（六）讓外國公使居住北京；（七）讓外國使領人員可以直接與總督見面；（八）解釋條約文字以外國文的一份為根據，不以漢文的一份為根據。 這十八項要求，在外國人看來並無不合理之處。但在當時一般中國人，尤其是咸豐皇帝看來，都是無理取鬧、心存叵測。 （一）外國人以為通商不僅有利於外國，亦有利於中國；既然五口已經通商，而且成績不壞（廣州雖則有不許英國人入城之事，但貿易仍照常進行），大可以擴而充之，在華北沿海與長江沿岸也開闢幾個通商的商埠。中國人卻認為，五口通商是在炮火威脅之下不得已而訂的城下之盟，倘若華北與長江沿岸也開放，洋人的勢力益加深入，國將不國。 （二）外國人以為中國的內地很神秘，一定有值得一看的奇風異俗與搜羅不盡的寶藏，渴欲先睹、先取。中國人認為，洋人闖進大門，還要深入堂奧，甚至吸收我們的人民為教徒，顯然是意存侵略，欲亡我之國、滅我之種。 （三）外國人以為，鴉片反正每年走私進口極多，與其掩耳盜鈴，不如索性准許進口，合法化。中國政府可以藉此增加關稅收入，外國的領事官與商人可以免掉不少麻煩。中國人認為，這真是洋人不打自招，老是在鴉片上打主意，賺我們的錢，要我們的命。 （四）外國人以為，厘金是最不合理的一種賦稅。過一個卡子，好比過了一個國；中國境內有無數的卡子，等於一次關稅之後又有若干次關稅。外國貨品因此就無法在窮鄉僻壤與中國的土貨競爭。中國認為，厘金之設，原為籌募對付太平軍的軍費與彌補正常稅收之不足，是不得已的措施，也是純粹的內政。 （五）華工準不準出國，也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人以為，與其空文禁止，不如明白放行之反而可以防止若干流弊。中國人認為，洋人把華工連騙帶拐地弄出去當「豬仔」，為什麼還要強迫中國政府來作幫凶。 （六）各國互派公使大使駐在京城，當時已是歐美的通例。外國人以為，清廷硬要外國公使、專使（除了俄國的以外）與兩廣總督辦交涉，不許到北京去，是故意不想解決中國與外國之間的若干問題。中國人，尤其是咸豐皇帝自己，認為這是洋人最無聊的一種要求。有問題為什麼不能找兩廣總督交涉？而一定要住到天朝的京城來，又不肯向皇帝磕頭？分明是「驕妄倨傲」，可恨已極。 （七）（八）兩項，本不是什麼嚴重的項目。其所以變成嚴重，是葉名琛始終不肯賞見英、美二使與法國代表。而所謂條文解釋，大概是由於《南京條約》中文本上的「萬年」二字引起了洋人的不滿。 文謙與崇綸告訴英使，《望廈條約》的修約條款，非英國人所能援例，所謂最惠國待遇並不是一遇別國的條約滿期，英國的條約也可以視作滿期。 文謙與崇綸告訴美使，修改《望廈條約》是可以的，但只能作小更動。倘欲作小更動，不妨去廣州，找葉名琛交涉。 這時候，英、美二使僅各有兵船一艘，無法翻臉。英、法兩國這時候（1854年10月）已經在對俄國進行克里米亞戰爭，分不出力量打中國；美國呢，總統非經國會同意，不能對任何外國用兵。 包令、麥克賴因、克來思考夫斯基，於是離開大沽，怏怏南下，都回了香港。 次年，咸豐五年，美國改派一位伯駕當專使；法國發表了一位柯爾息子爵當「代辦」。英國的香港總督兼對華全權公使、商務監督，仍是包令。 伯駕是富於理想及幻想的人。他當過石匠、外科醫生、牧師、外交家，有六任「公使館代辦」的資歷。 他單獨由香港去上海，準備由上海北上，向清廷提出四項要求：（一）英、美、法三使居住北京，中國也派遣使臣分駐倫敦、華盛頓、巴黎。（二）英、美、法三國商人可以在中國全境任何一處貿易。（三）全中國臣民應有宗教信仰自由（容許英、美、法教士在中國全境傳教）。（四）改革中國各級法庭。 中國官吏把伯駕留在上海談了又談談到冬天，大沽口已經結冰，伯駕無法實現去北京覲見皇帝的願望，廢然而返，回到香港。 咸豐六年，發生了兩件後果重大的小事。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2月24日），廣西西林縣的知事逮捕法國傳教士馬賴神父；次日，打他的屁股；二十二日叫他跪鐵鏈，二十三日，叫他站囚籠，站到二十四日斬首。 另一件事是：九月初十日（10月8日），一艘掛著英國國旗的中國船「亞羅」號（TheArrow），停泊在廣州的黃埔，被中國兵於檢查之時拔下英國國旗，捕去十二名水手。 法國的代辦柯爾息子爵，一時未接到有關馬賴神父的報告，因此也不曾向葉名琛有何表示。到了第二年，英國人把亞羅號的事件鬧大，法國的公使葛羅男爵才質問葉名琛，隨即藉此而請准拿破崙第三，與英國一致行動，成立英法聯軍。 西林縣的縣官，不該虐殺馬賴神父，雖則馬賴神父按照當時條約無權私自深入內地。縣官應該將他逮捕，送交在廣州的法國領事加以審判。 關於亞羅號事件，華、英雙方各有其說法。華方說，亞羅號既是中國人所有，便不該懸掛英國國旗，冒稱英國船，船主蘇阿成託庇洋人，居心可誅。英方說，船主不是蘇阿成，而是馮阿明。馮阿明雖則是中國人，卻居住在香港。香港早已准許中國人的船註冊，享受英國國旗的保護，而中國當局從未抗議。 事實上，英國政府當時尚未准許香港政府將屬於中國人的船在香港註冊。並且，馮阿明所領的執照，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經滿期失效。這兩點，都是中國當局所不知道的，英國當局自然也樂得不說破。 英國的廣州領事巴夏禮在事件發生之時，即已趕到中國的巡邏船，要求將被捕的十二名中國水手帶去英國領事館。他認為掛著英國國旗的船，便等於是英國的領土。中國兵無權在英國領土之上捕人。 中國兵拒絕他的要求。他就寫「照會」給葉名琛，說公眾之前的侮辱，必須以「公眾之前的賠禮了事」。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須於領事在場之時送回亞羅號，由領事帶他們去領事館，然後請葉總督派適當官員會同調查該十二名水手是否海盜。 葉名琛答覆他：船是中國船，水手是中國人，其中有海盜李大明在內。李大明及其他十一名，可能是9月6日在上川島劫船的盜犯。因此，不便送交亞羅號。 巴夏禮向葉名琛再送照會，要求：（一）書面道歉；（二）保證以後對英國國旗尊重；（三）於領事在場之時送回十二名水手至亞羅號。他並且限葉氏於四十八小時以內，亦即10月14日以前明白答覆。 葉名琛在14日答覆說，十二名水手之中有三人必須暫行扣留，嚴加察訊，其餘九人先行送回亞羅號。葉名琛又說，以後中國官員對英國船船員決不無故逮捕，但亞羅號並非英國船。葉名琛而且教訓巴夏禮：中國人造船，外國人不可售以執照，以免混淆不分。 巴夏禮一面拒絕接受這九名送回的水手，一面用武力奪了一艘「中國政府的船」，作為報復。葉名琛毫不生氣，說：「巴夏禮所奪得的，不是中國政府的船，而是一個中國商人的船。」無非是這商人活該倒霉罷了。 一個星期以後，巴夏禮請准包令爵士，咨請駐華海軍司令、「英軍水師提督」席摩兒上將使用武力。 於是他三度照會葉名琛：限二十四小時內道歉，保證尊重英國國旗，正式送回十二名被捕水手。 葉名琛知道洋人動了真火，果然把十二名水手都送到英國領事館，但說明其中的二名於送到以後須立即帶回總督衙門，以便審訊。這是10月22日的事。 巴夏禮認為這兩名也該留在領事館，須由領事主審，華方官商會審，審後方能帶走。因此，他拒絕接收這十二名水手。同時，他認為葉名琛既未道歉，也沒有保證以後對英國國旗尊重，已無繼續交涉的必要，不如讓英國海軍接辦未完之事。 席摩兒上將指揮兵艦開炮，在23日（陰曆九月二十五日）占領廣州之南四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第二天，占領鳳凰山炮台。第三天，占領海珠島，架好了炮，對準總督衙門。 第四天，是「禮拜天」，席摩兒上將休息。 第五天，他開始對總督衙門發炮，每十分鐘一次。第六天，他攻毀總督衙門前面的城牆一段有兩丈寬。葉名琛搬到廣州都統的衙門去住。第七天，英軍進城，大踏步穿過總督衙門一次，然後退出，回海珠島。 這七天，清軍全不還手。因為葉名琛吩咐過：「不要理他們。」 葉名琛同時卻希望老百姓動手。他貼出布告，懸賞購買英人的首級，每顆三十元（墨西哥幣）。 他暗中也派了一位知府與席摩兒上將及巴夏禮領事會談，詢問他們目的何在。他們的答覆也很妙：根據《南京條約》，英國商人有權利進廣州居住；英國官吏有權利與總督會面。（關於亞羅號事件，他們似乎均已忘懷。「修約」的要求，也被擱在一邊。） 這真是舊事重提，也可說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葉名琛一向以為，德庇時在道光二十七年碰了釘子，雖則宣稱「兩年以後算賬」，只是打打退堂鼓而已。德庇時的繼任人文翰於兩年到期之時，並未堅持前請，也等於是自動放棄了入城的權利。 至於中、英官員會面的問題，葉名琛心中有數。他自從接事以來，就根本不曾賞見任何一個外國外交官。英國公使包令及包令的前任文翰，美國專使麥克賴因及其前任馬繡爾與繼任人伯駕，法國代表布兒布隆及其繼任人柯爾息，都向他求見過，而他總是藉口公務太忙，回信說「改日再約」。 這一次，雖則城牆已被轟破，衙門已被衝進，他一本初衷，仍舊給席摩兒與巴夏禮一個不理。他的架子之大，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席摩兒的兵力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貿然占領廣州。廣州的武裝老百姓，即所謂「團勇」，有幾萬人之多。 席摩兒只能夠對總督衙門斷斷續續地開炮，也略為占領了廣州周圍若干炮台，拆毀了商館附近有礙視線的民房。 於葉名琛的勸告之下，美、法兩國駐在商館的衛兵，先後於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與葉名琛會面的心，在11月下旬，從香港來廣州一趟，仍舊是不得要領，廢然而返。 12月5日，英軍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殺，放火燒掉廣州郊外的一個村莊。 14日，廣州老百姓燒英國的商館，連帶燒掉十三行舊屋與美、法兩國僑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與香港之間的英國小郵輪，薊草號（The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裝為乘客的中國兵。於是十一名外國人被砍頭，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領事。 1857年1月14日（咸豐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華人麵包商阿林，在麵包里放砒霜。由於發覺得早，洋人不曾有一個被毒死。 在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國人固然害怕，美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樣地害怕。 香港此時有五萬左右的華人。到了2月底，有兩萬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鄉。因為本鄉的人寫信叫他們回去，以表示對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雖則一向主張強硬，比起領事巴夏禮之一味蠻幹，略高一籌。他寫信給閩浙總督王懿德與兩江總督怡良，請他們轉送一封信給咸豐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國政府如何不是，葉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為「告御狀」可能生效。 王懿德與怡良的答覆均很客氣，但是他們說無法轉呈告狀的信，因為一切洋務交涉，只有葉名琛有權辦理。 事情就這樣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國政府對洋人的態度，並未因鴉片戰爭的教訓而有所改進，仍是天朝自居，滿不在乎。洋人呢，始終迷信武力，得寸進尺，侵略了別人，還希望別人對他們喜歡、尊敬、認作知己朋友！ 這時候，英國的首相正是鴉片戰爭時期的外相帕麥斯頓（又譯「巴麥尊」）。他雖則是自由黨人，卻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帝國主義者。 在他下面當外相的，是克賴蘭登勳爵。克賴蘭登很欣賞包令與巴夏禮的強硬作風。 反對這種強硬作風的，在保守、自由兩黨之中均有。德兒貝勳爵，保守黨的領袖，於1857年2月14日在上議院提議譴責包令等人處置失當。結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對一百四十六票被否決。十二天以後，這個議案在下議院表決，卻以二百六十三票對二百四十七票，獲得通過。 帕麥斯頓根據英國憲法，只得解散下議院，舉行大選。他發表演說，強調英國國旗受了侮辱，英國國民被人暗殺，把亞羅號是中國人的船，它在香港註冊的執照業已過期，英軍炮轟廣州、濫殺中國人民等等，一字不提。於是，被選舉為新的下議院之議員，以支持他的對華政策的人占多數。 他吩咐外相剋賴蘭登，派一個得力的幹員、曾任加拿大總督的愛爾金伯爵擔任「全權欽差大臣」，負責對華的外交、軍事。 愛爾金在1857年4月下旬出發，6月3日到達新加坡。這時候，印度的「土兵之叛」已經（於5月13日）爆發。印度大總督坎寧向愛爾金求救。愛爾金把所率的兩團兵士（約有一千七百支槍）派去印度。此外有三團步兵與一個炮隊，也是從英國開來作為征華之用的，在走到錫蘭的中途，被錫蘭總督格雷截留，改作對付印度土兵之用。 愛爾金等於是單身來到香港。他在香港等候到11月，才有一千五百名海軍陸戰隊從英國開到。加上香港原有的駐防陸軍一千五百名、海軍二千名，與法國大使葛羅男爵所撥來的法國兵一千名，愛爾金總算湊足了五千六百多人。時間已經是12月中旬了。 愛爾金有了這五千六百多人，就敢於向中國的兩廣總督挑戰，敢於在其後直航大沽，打進天津、北京。 他先禮後兵，寫信給葉名琛，限十日內答應執行條約上有關廣州的條款，包括讓英國人入城居住、貿易；賠償最近事件與紛亂中英國人所受的損失。 法國的新任「全權大使」葛羅，同時也通知葉名琛，限十日內答應讓法國人入城居住、貿易，並賠償種種損失，以及懲辦西林縣的知事，撫恤馬賴神父的家屬，等等。葛羅並且說，法國決定與英國合作，互相支持對葉名琛的要求。 這時候，英國駐華海軍司令席摩兒上將，已經占領河南島全部，完成對廣州的封鎖。 葉名琛在兩天以後答覆英、法二使，說：（一）《南京條約》是「萬年」和約，無修約的條款。（二）《中法黃埔條約》雖有修約的條款，卻無修約的必要。（三）英人進入廣州的權利，事實上已被文翰放棄。（葉名琛說，德庇時堅持過，鬧出事來，被英國政府免職；文翰不堅持，被英國政府封為男爵。愛爾金應該效法文翰，不可效法德庇時。）（四）法國傳教士曾經有過八人闖入內地，都先後被押解廣州，送交法國領事。馬賴神父之所以被殺，由於身份不明，地方官不知道他是法國人；而且他的確罪有應得，曾經鼓動人民造反。（五）法國人最近在廣州所受到的損失，應該由英國人賠償，因為肇事的是英國人。 英、法二使愛爾金與葛羅在耶穌聖誕的前一日（陰曆十一月初九）提出最後通牒，限葉名琛於二十四小時以內獻城。葉名琛既不獻城，亦不作守城的準備。 駐廣州的將軍穆克登納與巡撫柏貴，向他請示應付的辦法。他說：「不要緊。呂祖（在乩壇上）已經告訴我，過了月半（十一月十五日）便沒有事。」 英法聯軍（五千六百多人）在陰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六時開始進攻，攻到十四日下午兩點鐘，打進廣州，占領了半個城。 十五日，將軍穆克登納豎起白旗，戰事告終，呂祖的乩語果然靈驗。葉名琛逃匿在副都統衙門的八角亭，於七天以後被英軍捉住，押送香港；其後被轉送到印度加爾各答，於咸豐九年三月初一日病死。 葉名琛對英、法採取強硬的態度，未可厚非。他的錯誤，第一是，始終不肯與英、法以及美國的專使、公使、大使會面商談。第二是，對外國的實際情況茫然無知，而不肯虛心探聽（更說不上虛心研究）。第三是，全仗空言敷衍、辯駁，而毫不設防。 然而，比起辛亥以後若干脅肩諂笑，見了洋人便滿口「也是也是」（Yes, Yes！）的「西崽外交家」，葉名琛卻又十分值得我們懷念。 英、法二使找出了巡撫柏貴，叫柏貴負責維持城內治安，但一切命令必須由兩個英國委員與一個法國委員副署。 廣州城內的老百姓，在英、法聯軍的高壓之下無法反抗。城外有一百零三鄉九十六村仍然繼續奮鬥，組織了一個聯合辦事處（團練局），設在佛山。參加的武裝民眾有幾萬人，使得英、法兩國的人不敢出城。他們離城一英里（三華里），性命就難保。 愛爾金偕同葛羅離開廣州去上海，並且邀約了美國公使列維廉，俄國專使普替沃丁（這時候均在香港）一齊去。 事前，他們四人分別寫了「致中國首相」的照會，派人送交駐節常州的兩江總督何桂清，托何桂清轉交。信中要求清廷派遣全權大臣到上海談判，否則便要北來京城。 何桂清在咸豐八年二月十七日與江蘇巡撫趙德轍會銜答覆（已到上海的）英、法二使，說接到來文後，已經奏奉咸豐皇帝批示，叫他們仍回廣州，與新任的兩廣總督黃宗漢辦理交涉。 何桂清與趙德轍在回答美國大使的照會上，讚許他最近於廣州戰事期間能守中立。但修約的事，仍該去廣東找黃宗漢商量。 對於俄國專使，何、趙兩人責備他不該南去香港與英、法聯絡，又偕同英、法二使北上，有所要挾。何、趙二人又說，他的任務是勘定黑龍江的國界，應該去黑龍江。至於修約，中、俄現有條約之中，並無准許俄國人在上海、寧波等五個口岸居住貿易的條款。 愛爾金、列維廉、普替沃丁接到何趙兩位督撫的照會，把它退回。葛羅較為客氣，收了下來，但仍寫信告訴何、趙，復文該由「首相」簽署。 在愛爾金的領導之下，一個小規模的四國聯軍，包括十幾艘英國兵船、六艘法國兵船、三艘美國兵船、一艘俄國兵船，排好隊從上海出發，浩浩蕩蕩向著大沽口駛去。 他們在三月上旬到達，要求清廷派出全權大臣舉行談判。清廷叫直隸總督譚廷襄出面接洽，卻不給譚以全權大臣或欽差大臣的名義。結果，只有美國公使列維廉一人肯與譚見面交談。 列、譚二人從三月十八日談起，談到四月初，談不出什麼道理來。列維廉的要求十分廣泛，譚廷襄所能答應的，只是在廣東、福建兩省各增通商口岸一處。 英、法、俄三國的大使、專使等得不耐煩，就由法使葛羅出面，聲稱：根據中、法《黃埔條約》法國兵船有權駛進大沽口，直到天津。（這是曲解條文。條文上說，中國與他國交戰時，法船仍許通行。中國此時雖則廣州已被英、法聯軍占領，卻未正式宣戰。法國既已與英國在廣州一致行動，又怎能自居為「中立國」？況且條約的原文分明是，法國船只能到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 愛爾金在《南京條約》與《虎門條約》里找不出任何可以曲解的藉口，但也要求清廷交出大沽口南北兩岸的炮台，作為外交談判的「序幕措施」。 四月初八日（5月20日）上午八時，英、法兩國大使發出最後通牒：限兩小時以內交出炮台。 上午十時，英、法兵船開火。轟到中午，把所有炮台一一占領。事實上，清軍並未抵抗。 愛爾金與葛羅二人命令英、法兩國的兵船，徹底清除白河的障礙物。清除完畢以後，愛爾金與葛羅邀同列維廉、普替沃丁，在咸豐八年四月十八日（陽曆五月三十號）進入天津。 清廷不敢再叫愛、葛、列三人去廣東找黃宗漢，也不敢再叫普替沃丁去黑龍江找地方官專談勘界。清廷很柔順地派出大學士桂良與吏部尚書花沙納當欽差大臣，和愛、葛、列、普四人正式談判。 所謂談判，只是中國的欽差大臣聆訓。施訓的人不是愛、葛、列、普，而是愛的兩個精通華文的翻譯官威妥瑪與李泰國。（威妥瑪其後升到英國駐華公使，留下了一套用英文拼寫漢字的辦法，至今仍被通用，算是標準，稱為「威氏拼寫法」，TheWadeSystem。） 在所謂「談判」期間，清廷異想天開，起用《南京條約》的簽署人，此時年逾七十的耆英，試行一次側面外交。耆英到天津，自稱新任欽差大臣，拜訪愛爾金與葛羅，卻拿不出證件。他見到李泰國，大談本人與英國人何等要好，托李泰國代勸愛爾金等先把兵船撤出白河，再談一切。李泰國奚落他一頓，他羞慚而退，「私自回京」；被咸豐下詔賜死。 「談判」在陰曆五月間完成。初三，《中俄天津條約》簽字。初八，《中美天津條約》簽字。十六，《中英天津條約》簽字。十七，《中法天津條約》簽字。 俄國在此次「修約戰爭」前後，所獲得的利益最多。單就《中俄天津條約》而論，雖則是僅僅十二條，已經包括了：（一）最惠國條款；（二）把五口通商的權利讓俄國分享，再加上台灣（台南）與瓊州（瓊山）兩港；（三）准俄國把外交文件直接送軍機大臣或大學士，不必再經由理藩院。事實上，在《中俄天津條約》簽字前的十幾天，中、俄之間已經另行簽訂了《璦琿條約》，把黑龍江以北的一大片領土（其後的阿穆爾省）拱手奉送；又在原則上答應了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其後的沿海州）可以商量。 中、美之間的《天津條約》，共有三十條，其中最重要的是「最惠國條款」。關於公使駐京的一節，美國只要求「公使有事接洽，可以晉京」，但倘若別國之「使」（envoy）獲得居住北京之權，美國亦應同享。中、法之間的《天津條約》也有最惠國條款，也有相同於中、美條約的關於公使、大使晉京與駐京的規定。所不同的是，元首批准以後的條約正本的互換，必須在北京舉行，因此而埋伏下殺機，造成了咸豐九年的所謂「換約之戰」。 中、英之間的《天津條約》，是條文最多的一件，共有五十六條。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條與第十一條。第十條規定，在內地長江沿岸加開三個港口，作為「商埠」。第十一條規定，在沿海加開五個港口，作為商埠。 由於太平軍此時尚占著南京，活動於南京、漢口之間，條約只先指定鎮江一處，於一年後開埠。其餘，等待太平軍被消滅以後，再行由中、英雙方指定。（其後，指定了九江與漢口。） 沿海的五個新商埠是：瓊州（瓊山）、潮州（潮陽，其後改設在澄海縣的汕頭）、台灣（台南）、登州（蓬萊）、牛莊（其後改設在牛莊西南的營口，但是洋人此後一直誤稱營口為「牛莊」）。 除了增開八個新的商埠以外，英方最堅持的是「欽差駐京」。條約的第三條規定：「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京師或長期居住或能隨時往來，總候本國諭旨遵行。」第三條也說明了大英欽差覲見大清皇上「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也就是不便磕頭，只能以拜見泰西各國國主之禮，「亦拜大清皇上」。 英國欽差的地位，與中國的「大學士尚書」相等。「大清皇上特簡內閣大學士尚書中一員，與大英欽差大臣文移（通函）會晤各等事務，商辦儀式皆照平儀相待」（第五條）。其後，清廷創設一個「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專辦外交，代替了以前由「兩廣總督負責辦理」的制度。 領事裁判權，英國本已取得。在《天津條約》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三條之中，又重新詳細規定。 倘若英國與其他列強在中國沒有這領事裁判權，洋人在內地遊歷與傳教便不致造成多少糾紛。洋人有領事裁判權作為護身符，把中國的法律、法庭與法官以及一切的官，都不放在眼裡。出了亂子有領事保護，即使犯了罪，也會從輕發落。清朝末年的各省官吏遇到洋人就怕，原因在此。《天津條約》第八條，規定英國人可以自由（在內地）傳教；第九條，規定英國人可以自由在內地遊歷。 領事裁判權的禍害已夠嚴重，更嚴重的是「協定關稅」。中國設海關，想抽多少稅，自己不能作主，要「會同英員」制定，不但就稅率的原則會同制定，而且把很多種的貨物價格一一會同制定。一定便是十年，物價的波動一概不管。十年以後，倘若英方不同意修改，可以再拖十年，結果就這樣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拖下去。 《天津條約》的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了：（一）中國進出口稅的稅率，維持《南京條約》的成議，一律以值百抽五為原則。（於是，機制的洋貨可以在中國廉價傾銷，摧毀原有的手工業，扼殺將來可能有的機器工業。）（二）各種貨品的估價標準，由中國遣派戶部（財政部）官員「即日前赴上海」，會同英員迅速商奪。（三）內地的厘金等稅，洋貨一概免納，只繳付一次值百抽二點五的「子口稅」，作為替代。「土貨」卻不能享受如此的優待，因此就更難與洋貨競爭了。 其他各條，所涉及的都是技術上的具體問題，如「船鈔」在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納銀四錢，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納銀一錢；貨物潮濕減價抽稅；走私貨物一律充公，罪犯必須引渡，等等。 在五十六條的「正約」以外，另有一條所謂「賠款專條」，規定由中國賠償英國「商虧」二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共計四百萬兩。所謂「商虧」，與鴉片戰爭時期的所謂「商欠」不同。商欠倒真是中國商人拖欠英國商人的債款（加上利息）與貨款。「商虧」所指的，是在咸豐七年冬天英國進兵廣州前後，英國商人因商務停頓而遭受的損失。（中國商人以及一般人民所遭受的損失更大，找誰去賠？） 軍費二百萬兩，按照當時國際上的慣例，確也應該由戰敗國交出來，作為對「戰勝國」認輸的表示。至於英國是否真因派遣了幾千兵士到中國，而花費到二百萬兩，那是英國自己的事，於中國無關。中國的虎門炮台、大沽炮台以及珠江、白河、廣州外圍各地，一切軍事設備被破壞，那是中國的事，於英國無關。 咸豐皇帝在批准了《天津條約》以後，十分懊惱。他訓令桂良與花沙納不妨藉商議海關詳細稅則的機會，向洋人要求「翻案」，把（一）賠償軍費，（二）公使駐京，（三）內江通商，（四）內地遊歷這四項作為罷論，中國情願免收洋人關稅，作為交換條件。 桂良與花沙納二人，和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按察使薛煥研究了一下，認為咸豐的旨意無法遵行。第一，已經簽了字而且批准了的條款與條約，怎能翻案？第二，中國不收關稅，財政上的損失太大。 桂良請何桂清向咸豐皇帝上奏，說明困難。結果，何桂清被斥責一番。桂良又把薛煥強調關稅不可放棄的意見向咸豐轉陳，咸豐於是不再堅持。 為了挽回顏面，桂良、花沙納在上海遞給愛爾金等一個照會，內容共有六條，其中第四條說：「以後領事官遇有重大事件，應向本國上司請示，不得自作主張，恃強妄為，以免有礙和好。」（這是罵巴夏禮。）第六條說：「各國領事不得發給中國船旗號，如已發給，一律撤銷，以免不法船戶，恃外國旗號為護符，為非作歹。」（這等於說，亞羅號事件根本是英國不對。） 這照會在咸豐八年九月三十日提出。兩個半月以後，英方才送來復文，在大體上表示同意。這時候所謂「通商章程」，亦即「協定關稅」的詳細條文都已談好，而且把鴉片的貿易合法化，改稱鴉片為「洋藥」；又把很多的奢侈品包括洋菸洋酒，藉口這些只有洋人才喜歡買，一概列在免納進口稅的項目之中。 鴉片既改稱為「洋藥」，從此冠冕堂皇地被准進口，列在協定了的關稅稅則以內，每石（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抽進口稅三十兩。以當時的市價來核算，事實上超過了百分之五，等於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左右。這是洋人對清廷特別客氣的一種表示。 這一年，咸豐八年，銷在中國的鴉片，有六萬二千箱左右，比之簽訂《南京條約》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二萬八千箱，超過了一倍以上。 在出口貨之中，最重要的是茶與絲。茶的稅率是每石抽二兩五錢（相當於每磅抽一便士又三分之一），超過了百分之五，等於百分之二十左右。這是另一個「例外」，充分表示出英國人的「寬大」，雖則英國政府自己也加抽進口稅每磅一先令又五便士。絲的稅率，是每石抽十兩，低於百分之五。這是因為法國很需要絲，為了發展法國的綢緞工業。 列入免稅的進口貨，包括洋菸（香菸、菸葉、雪茄菸）、洋酒、香水、肥皂、麵粉、牛油、奶油，等等。 這些稅則，在咸豐八年十一月成為條約，稱為《上海通商章程》。中英、中法、中美三種完全相同。雖則是寫明了每十年重估貨價，甚至修改稅率一次；事實上洋人一拖再拖，拖了四十四個年頭未曾修改。中國在財政上，尤其是國民經濟上，所蒙受的損失無法估計。 有了如此豐富的收穫，英、法兩大強國應該滿意。但是，到不了一年，卻又為了所謂「換約」問題再度用兵力威脅清廷，取得更多的掠奪品。 咸豐皇帝「少不更事」，也有「咎由自取」之處。他茫然於國際上互派使節的通例，總以為有了外國使節駐在北京，便是「藐視天朝」。同時，他又主張不定，時而想和時而想戰，卻又不懂怎樣才能夠和，怎樣才能夠戰。 他竟然愚昧而幼稚到想「不動聲色，使之不疑，先將天津海口預備齊全，俟其來年赴京換約，聚而殲之」。洋人留在歐洲的多得很，你咸豐能殺幾十個，甚至幾千個航海來天津的洋人，便算是消滅了所有的洋人麼？ 而且，「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是中國自古已有的明訓，並無須熟悉近代國際公法才能夠知道。咸豐「預謀殺人」，可謂自外於文明，自居於野蠻。 然而，洋人之堅持來北京換約，而且乘了兵船、帶了大炮來換約，又何嘗不是迷信強權，不講公理？咸豐九年五月二十日（6月20日），英國公使布魯斯與法國公使布兒布隆，帶了十六艘英國兵船、兩艘法國兵船、一千三百名英國兵、一百多名法國兵到達大沽口，準備進入白河，溯河而上直達天津，由天津轉北京「換約」。清廷通知他們：天津尚非通商港口，他們無權進入白河。他們只能在北塘登岸，由北塘去通州，由通州轉北京。 所謂「換約」，是交換雙方元首於批准以後所簽字、蓋印的條約正本。咸豐早就批准了中英、中法、中美、中俄之間的《天津條約》。剩下的手續，無非是靜候英、法、美、俄四國元首批准而簽字、蓋印而已。 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換約只是一種例行手續，不是什麼嚴重的大典。英、法兩國在締定《天津條約》之時，堅持列入「一年以後在北京換約」的條款，無非是為了報復清廷在過去不讓英、法的使節入京，同時也是為了取得從此與中國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而不低頭與兩廣總督辦交涉）的權利。 然而英、法二使硬要武裝航行於白河，把兵船開到不屬於通商口岸之列的天津，是百分之百的蠻橫舉動。他們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不懂得「天道無常」的道理，以為強者可以永強，弱者定將永弱。 他們竟然也不知道，這一次咸豐皇帝已經略有準備，吩咐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及白河沿岸設防。他們或許已經知道，而漫不經心昂然直入。 清廷叫他們在北塘登陸，而且派了直隸總督恆福到北塘迎候。他們偏要駛入白河。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國兵船首先闖進。二十四日，英、法兩國的兵船炸斷鎖港的鐵鏈。二十五日，英、法兵船向岸上的中國堡壘開炮，英國海軍陸戰隊登陸作戰，中國炮兵還擊。打了半天，英軍一千三百名之中傷亡了四百三十四人；法軍一百多名之中傷亡了十六名。英、法聯合艦隊的十八艘兵船，被中國炮兵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英軍司令何伯本人也掛了彩（負傷）。 英、法二使受了這個意外的打擊，惱羞成怒，駛回上海，分別向本國政府請兵。 於是，英國派了一萬八千兵、法國派了七千二百兵，在咸豐十年二月到達香港。 兩國的駐華使節也換了人：愛爾金與葛羅東山再起，接替布魯斯與布見布隆。 英國政府叫英軍司令何伯專管海軍，加派了一個格蘭特為陸軍司令。法國政府也派了蒙妥榜與夏兒奈，分任陸軍與海軍司令。 愛爾金與葛羅在（咸豐十年）二月十七日托兩江總督何桂清，轉遞一件照會給「中國的大學士」（首相），要求對「白河事件」道歉賠償，同時舊事重提，仍要來北京換約，在北京駐公使。 咸豐皇帝立加批駁，認為愛、葛二人「狂悖已極」。 三月二十六日（4月16日），愛、葛提出第二次照會，聲明將用武力解決，占領中國土地。咸豐軟了下來，諭令各地將士「不可先行啟釁」，又密令僧格林沁籌劃議和。 咸豐十年四月，英、法聯軍開抵舟山群島，占領定海。 五月，英、法兩國的軍隊分別占領遼東半島上的金州（英）與蓬萊半島上的芝罘（法）。清軍在這幾處地方均未抵抗。 六月十五（8月1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這時候，英軍的實力只有一萬零五百人，因為已經留下七千七百人左右分駐香港、福州、定海、上海、金州。此外，有招募得來的所謂「廣東苦力」二千五百人。法軍的實力在六千三百人上下，有七百人留在芝罘。 英軍有中級兵船七艘、小兵船三十四艘、運輸船一百四十三艘，共計攜帶大小炮位三百六十一尊。法軍的船數與炮數，不詳。 聯軍在北塘順利登陸，僧格林沁在事前已將北塘撤防。一方面咸豐皇帝有旨不許先行開釁，一方面僧格林沁以為英、法長於海戰，不長於陸戰，存心讓聯軍登陸，然後再用蒙古馬隊將他們消滅。 聯軍由北塘轉而向南，於六月二十六日與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戰於新河。蒙古馬隊不懂得什麼叫做「掩護」，騎在馬上吃聯軍的槍彈、炮彈，結果全軍覆沒，三千人被殺得只剩下七個。 兩天以後，新河之南的塘沽入於聯軍之手。七月初五，大沽口北岸的第一炮台與第二炮台相繼失陷。當天下午，南岸炮台的守軍兩千不戰而降。聯軍在這一天先後俘獲清軍五百門炮。清軍傷亡在二千以上，英軍傷亡二百，法軍傷亡一百三十。 七月初七，英、法聯軍的兵船進入大沽口，直航天津將天津占領。清廷派大學士桂良與直隸總督恆福為欽差大臣，與愛、葛二人在天津談判。七月二十日把條件談妥：（一）加開天津為商埠。（二）把對英賠款由四百萬兩增加到八百萬兩；對法賠款由二百萬兩增加到八百萬兩。（三）英、法二使可以帶幾十名武裝衛士進北京換約。 這三項議和條件，咸豐皇帝不肯接受。因此，在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應該簽字的一天，桂良與恆福不敢簽字，卻又不肯向英、法二使說明，只是藉口「全權詔書」未曾帶來搪塞一番。英、法二使於是動了火，當天就下令向通州前進。 五天以後，聯軍到達武清、香河二縣之間的河西務。僧格林沁也在河西務西北、通州東南的張家灣嚴陣以待。 咸豐皇帝改派怡親王載垣與兵部尚書穆蔭繼續與英法講和。他們駐節通州，寫信給英、法二使，說皇上已有諭旨，完全接受桂良與恆福所承諾的條件。 英使愛爾金於是派遣翻譯官巴夏禮與威妥瑪前往通州，於已有的議和條件之外，添提三項條件：（一）聯軍進駐張家灣之南五華里處；（二）英、法二使各帶一千名兵士進京；（三）咸豐皇帝親自接見英使，接受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國書。 載垣與穆蔭對愛爾金的要求，婉拒了一番，無效，只得接受，寫了兩封信分致愛爾金與法使葛羅，交給巴夏禮等帶回。 兩天以後（9月16日），巴夏禮再度到通州，與載垣、穆蔭相見。這一次，威妥瑪沒有來，和巴夏禮偕來的有愛爾金的私人秘書駱克，英軍的代表瓦勒克上校，倫敦《泰晤士報》記者波勒拜，六名英國騎兵、二十名印度騎兵，及統率這二十六名「衛隊」的上尉安得生。 巴夏禮等人此次的任務，是再轉一封愛爾金寫給載垣、穆蔭的信，信中表示對載、穆二人接受條件甚為滿意，不妨即行由巴夏禮等人與中國當局開始作具體的準備工作。 巴夏禮不曾料到，載垣、穆蔭的態度忽然改變，不像上一次那樣客氣。（原因是，咸豐皇帝已經申斥他們，說他們不應該答應愛爾金親自向咸豐皇帝遞維多利亞女王的國書，也不應該准許英、法二使各帶一千衛隊進京，至多只能准帶四百人。） 載、穆二人不敢告訴巴夏禮咸豐皇帝的諭旨如此如此。倘若他們這樣說，等於自認並無「全權」，愛爾金與葛羅就不肯以他們為交涉對手，和議就要破裂。 載、穆二人只能向巴夏禮委婉說勸，舉出親遞國書在事實上的不方便，亦即「磕頭」問題。雖則《天津條約》原文早已寫得相當明白，以後英、法使節覲見，行歐洲各國通行的禮儀（只屈一膝鞠躬，而不作三跪九叩首），但是清廷君臣糊裡糊塗地仍以為洋人覲見不磕頭，是對於中國皇帝一大侮辱。 載、穆二人也用同樣的語調，勸巴夏禮轉告愛爾金：一千名衛隊帶到通州以後，把其中的多數留在通州，只帶少數人進京較為省事。 這些「遁辭」，巴夏禮聽來極不順耳。分明是早已接受的條件，而且寫成白紙黑字、用「交換函件」的方式加以確定了的，怎麼又變起卦來？ 又過了兩天，八月初四，巴夏禮偕同瓦勒克上校、駱克秘書與一位中國軍官，去張家灣以南五華里處，選擇可以駐紮英、法軍隊的地方，卻看到上萬的中國軍隊（僧格林沁的，加上北京調來的馬步官兵）已經先到。 巴夏禮怒不可遏，又去通州責備載垣「背信」，然後就離開通州回天津，去向愛爾金報告。剛走到張家灣，他就被中國兵圍住逮捕，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捺在地上。 僧格林沁問他：「怎麼敢對怡親王（載垣）口出不遜？」同時命令他寫信給愛爾金，停止進軍。 巴夏禮不肯。於是就被上了手銬腳鐐押解北京，先後關在刑部大牢與高廟兩地。 和巴夏禮同時被捕的，有二十六名英國人、十三名法國人，包括衛隊長安得生上尉，《泰晤士報》記者包爾貝與法國天主教德呂克。 僧格林沁向咸豐皇帝報告，竟說：「巴夏禮善能用兵，各夷均聽其指揮，現已就擒，該夷兵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操勝算。」 把敵人的翻譯官看成統帥，無知至於如此安得不敗！就在巴夏禮等人被捕的這天，英、法聯軍發動攻擊，僧格林沁大敗，丟掉七十四門大炮。 三天以後，八月初七（9月21日），又在八里橋打一仗，僧格林沁再敗。臨陣督戰的八旗禁軍指揮勝保面部中彈，當場跌下馬來。 清軍於是放棄通州，退守北京。聯軍這時候已經把彈藥幾乎用光，無力再向前進，便假意續開談判，暗中加緊由天津運來接濟。咸豐皇帝指定恭親王奕訡與愛爾金通函交涉。 談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聯軍準備完成，立刻翻臉不談，繞過北京城的北邊，向海甸與圓明園進攻。次日，英軍占領海甸，法軍占領圓明園。 聯軍以為僧格林沁駐紮在海甸，咸豐皇帝住在圓明園，然而他們撲了空。僧格林沁已經拔營而去，咸豐皇帝呢，早就在八月初八（9月22日），八里橋之戰的次日，即已離開北京，出狩木蘭（逃去熱河承德）了。 法軍進入圓明園，把園內的歷代玉器、瓷器、銅器、金銀器恣情搶掠。英軍來遲一步，卻也檢得不少。（他們把古物帶回去，賣給有錢人。有錢人死了以後，子孫每每又賣出來或捐出來，於是大多數古物都間接、直接進入博物院。） 負責辦交涉的恭親王奕訡，在圓明園失陷以後，躲在長辛店不肯露面。 留在北京城內的王公大臣，一面聯名請奕訡回京，一面叫恆祺以奕訡的名義和愛爾金、葛羅辦理交涉。 愛、葛二人要求：（一）立即釋放巴夏禮等被捕人員；（二）交出北京一個城門。恆祺在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放出巴夏禮等英人十四名、法人五名（其餘的人已被殺死）；又在八月二十九日撤走北京安定門的守卒，讓英、法聯軍加以占領。 聯軍「狂歌而入」，又在城樓上架起大炮，把整個北京置於炮口之下。 為了進一步表示威風，愛爾金在九月初五（10月18日）叫英軍燒毀圓明園，燒了六七天。這堂皇富麗，綜合了西洋巴洛克式藝術與中國庭園技巧的偉構化為廢墟。乾隆皇帝泉下有知，應悔心血白費。 關於圓明園的繁華，我們今天僅能就美國馬隆教授所著的博士論文，而想像其一二了。筆者於三十五年前進去憑弔，只看到幾處斷柱殘垣。 恭親王奕訡於咸豐皇帝的一再催促之下，在九月初四回京。他和愛爾金及葛羅會面，答應加賠英軍三十萬兩、法軍二十萬兩，作為被捕人員的賠償與被殺人員的撫恤；同時也答應英方，拆毀圓明園之尚未燒光的部分，答應法方，交還各地天主堂與天主教的墓地。 愛爾金不再提起覲見咸豐皇帝、面遞女王國書的要求。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中、英、法三方在禮部衙門舉行換約典禮，把《天津條約》的批准本互相交換。同時，又簽了新的《中英北京條約》與《中法北京條約》。 四天以後，新約送達熱河行宮，咸豐皇帝趕緊將它們批准。 《中英北京條約》的要點是：（一）賠款增加八百萬兩；（二）加開天津為商埠；（三）加割九龍半島；（四）准許英使駐京；（五）准許華民出國做工；（六）對英國就大沽事件道歉；（七）將《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在各省刊刻公布。 《中法北京條約》的要點，在大體上與《中英北京條約》相同，所不同的是多了一款准許人民自由信教，處分「濫行查拿」的地方官吏，讓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築」。 英法聯軍於達到目的以後，分批自北京撤退。英軍繼續占領大沽炮台與芝罘、北海、廣州，直至八百萬賠款付清以後才走。 因「修約」要求、亞羅號事件、廣州入城問題、法國神父被殺案等而惹起的「修約戰爭」與「換約戰爭」，到此結束。 美、俄兩國也修了約、換了約，但不曾捲入對華的戰爭。 負責修約的美國第一任駐華全權公使列威廉於簽好新約以後辭職。負責換約的繼任公使瓦兒德於咸豐九年陽曆7月28日到達北京。由於清廷堅持覲見必須磕頭，他就離開北京，改在北塘舉行換約手續（8月16日）。他不屑與迷信武力的愛爾金、葛羅混在一起。 俄使普替沃丁也是簽了《中俄天津條約》便回了國。當時，黑龍江以北的一大片中國領土，已由木喇費埃夫用了《璦琿條約》，輕輕取去。普替沃丁只須在《中俄天津條約》之中，列入一個「最惠國條款」，便可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務。 俄國的換約特使，不是那負責修約的普替沃丁，而是另一人伊格那提埃夫將軍。 伊格那提埃夫是在咸豐九年五月間由恰克圖經陸路到達北京的，到了不久便辦好換約的手續，又創立了俄國駐華公使館。 他留在北京不走，不斷地向清廷要求割讓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 他很會說騙話。他說：「英、法兩國是中國的敵人，俄國是中國的朋友。東北沿海的部分倘若不交給友好的俄國，一定落入英、法的手中。況且這沿海地方人煙稀少，荒涼得很，中國留著它沒有什麼用處。」 清廷的答覆是：請俄國不必操心，如果英、法聯軍來搶這東北沿海地方，中國自有辦法。 伊格那提埃夫又向清廷表示：（一）準備贈送中國若干大炮與小型武器，幫助中國在大沽口對英、法設防；（二）準備叫俄國海軍開來大沽口。 他如此表示，兼有威逼與利誘兩重作用，清廷仍舊對他婉辭敷衍。他便轉而向英、法二使建議：對中國必須採取強硬手段。 等到英、法的聯軍占領北京，他又向清廷表功，苦心調停。事實上，他的確也勸過英、法二使不可把清朝一腳踢翻，以免失掉交涉的對象，然而英、法本就沒有把清朝一腳踢翻的意思。 恭親王年紀很輕，被他一再恫嚇，漸漸感覺到必須先把他打發走，才能專心向英、法二使請求，將聯軍撤出北京。於是，在中英、中法的《北京條約》簽字以後，恭親王就和伊格那提埃夫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11月14日）。 這《中俄北京條約》共有十五條之多。其中的第一條最重要，把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璦琿條約》有關黑龍江以北的文字重新確定，又把原定「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改為完全割讓給俄國。 條文說：「此後兩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其二河之東屬俄羅斯國，二河之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逾興凱湖……直至白棱河……瑚圖布河……琿春河……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 《中俄北京條約》的第二條，規定新疆的西北邊界，以所謂「常駐卡倫」為據，原有的以「邊外卡倫」為據的真正邊界被無形中取消。 俄國不費一兵一卒，白得了大過東北諸省加上浙江的土地，比起英、法二國，其侵略的手腕更加厲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