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一一一　杜文秀

在清朝的官方文書上，杜文秀是所謂「匪」的首領，其實此人是反清的志士。 他寫了一副聯語，掛在自己的門口：「天生英雄，扭轉中原世界。地出豪傑，奪回胡兒乾坤。」 另有一副對聯，掛在他的三和殿的殿廷：「按三尺劍以開基，重見漢高事業。著一戎衣而戡亂，依然周武功勳。」可見他的抱負，是要追步周武王與漢高祖的後塵，革清朝的命，為中國的歷史另開新頁。 他在咸豐五年（1855年）七月起事，於二十六日攻占雲南省的大理府。起事以前，他曾經於道光末年林則徐擔任雲貴總督期間，幫助林則徐平定保山縣的漢、回間的糾紛。林則徐為人公正，以「只問良莠，不問漢、回」為原則，懲辦了若干肇事的回人，也懲辦了若干肇事的漢人。 在林則徐以後擔任雲貴總督的，從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到咸豐五年七月，先後有程矞采、吳文鎔、羅繞典、恆春。這幾人均無應變之才，以致永昌府各縣的漢、回糾紛平而復起，日益惡化。不但永昌府如此，東川府也是如此。 杜文秀起事以後，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他並未與太平天囯取得聯絡。在他所設的官職之中，有所謂「大司衡」、「大經略」、「大冢宰」，均與太平天囯的官制不相符合。 擁護他的人，以伊斯蘭教徒為多數，但漢人也不少。他頗有軍事才幹，占領了大理府不久，便把雲南省的西部都掌握了。雲南省的東部與南部也有很多的地方，被若干伊斯蘭教徒首領占據，雖則這些首領不完全是他的部下。 雲貴總督恆春，感覺得連省城昆明也難倖免，便在咸豐七年七月自殺。另一總督吳振棫，向圍攻昆明的回眾求和，請他們撤到外縣去，同時殺了幾個仇回的漢人紳士，表示誠意，然後奏報清廷，說「回民就撫，省城解嚴」。這樣，他混到咸豐八年十一月，藉病辭職。 總督的職務，由巡撫張亮基署理。張亮基保薦按察使徐之銘升任巡撫。這徐之銘卻在咸豐十年十月把張亮基擠走。清廷任劉源灝為總督，劉不敢來雲南到任。清廷另外派了一位滿洲人福濟，福濟也不敢到任。其後，派潘鐸；這潘鐸被入據昆明城內五華書院的回民所殺（同治二年二月）。徐之銘讓伊斯蘭教的「掌教」馬德新搬進總督衙門，發號施令，被清廷知道，下旨拘捕他押解來京，但不曾有人能夠執行此項聖旨，雖則新任的總督勞崇光已經大著膽子來到了昆明。 徐之銘與勞崇光先後病死，清廷在同治六年二月發表張凱嵩與劉岳昭二人分任總督、巡撫。 新任的總督張凱嵩，正如以往的劉源灝與福濟一樣，也是不敢到任。清廷升任巡撫劉岳昭為總督。 劉岳昭是湖南湘鄉人，名將蕭啟江的舊部，身經百戰，在江西、湖北、四川、貴州及滇黔交界處均立過不少戰功。 到了雲南不久，他保薦岑毓英當雲南巡撫。岑毓英是廣西西林人，出生於土司家庭，在故鄉辦過團練，勇悍善戰。從咸豐六年開始，他已被調到雲南對杜文秀作戰，積功由「縣丞」歷任知縣、同知、知府、布政使。 岑毓英打下不少城池，在同治元年招安了一個伊斯蘭教徒領袖馬如龍。馬如龍獻出所占的八縣（新興、昆陽、晉寧、呈貢、嵩明、羅次、易門、富民）。清廷發表馬如龍為一名總兵；次年，升他為署理雲南提督。 有了總督劉岳昭在上統率，岑毓英、馬如龍二人對杜文秀的廝鬥，就慢慢地占了優勢。 岑毓英最初由廣西來雲南，只帶了一千名粵勇。他認為必須編練滇勇，才能解決杜文秀。編練到同治七年，有了六萬名左右。他向清廷報告，雲南原有的綠營，照規定應有三萬七千多人，事實上「所存不及十一」，而且「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他準備儘量抽選滇勇，補足綠營的兵額。剩下的，成立純滇勇的部隊四十營（約兩萬多人），分作兩班隨同綠營作戰。 經費方面，他估計單單軍米一項每年就需要二十萬石以上。綠營的官兵薪餉，每年在六十五萬至七十萬兩之間。滇勇的薪餉，不在此數之內。他建議就全省的田賦，按畝酌加百分之一二十，稱為「厘谷」，與雷以諴、曾國藩所創行的「厘金」精神相同，雖則厘金的對象是商貨，不是田賦。此外，他希望別省照舊撥給雲南「協餉」，能增加到每月六萬兩更好。浙江、廣東、江西三省的協餉，不妨改由距離較近的四川、湖南等省代撥，於這兩省應解京城的「京餉」中扣除。這些建議，均被清廷採納。岑毓英又認為，對杜文秀作戰的戰略，應該有所確定，先肅清迤東及迤南，然後再全力對付大理府所在的迤西。這戰略，總督劉岳昭也很贊成。 在種種方面，岑毓英均很像是一個小規模的曾國藩。杜文秀的能力與品格比洪秀全高，所苦的是侷促於多山的迤西，又未能取得全省回民有始有終的合作，更不曾爭取得多數漢民的擁護。他沒有把反清與仇漢的兩個目標劃分清楚。倘若完全反清，而斷然割捨若干純以仇漢為目的的徒眾，則他的成就可能在洪秀全之上。 他割據一方有十八年之久；於喪失迤東、迤南以後，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二月守不住大理，服毒自殺。他的三個兒子均死於清軍之手。一個女兒其後流落在上海，遭遇極苦。他的餘部，死守迤西的其他城塞，守到同治十二年的年底，全被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