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八五 粵人抗英
英國人在上海很得意，在廣州卻進不了城。根據《南京條約》，他們不但有權進廣州城，而且可以在城內自由居住、租屋或租地建屋。然而，他們在鴉片戰爭期間留給廣州人以極壞的印象，廣州人以及一般的廣東人，因此就寧死也不肯對英國人屈服。
英國人在廣州原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商館。商館地區共有一百多畝（二十一英畝），英國人想擴充，到商館地區以外租地建屋，卻沒有一個本地的中國人（廣州人）肯把地皮租給他們。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一日，有一個英國人康吞跑到「老中國街」踢翻一個水果攤。他的理由是，水果販子的叫賣之聲吵了他。
四天以後，另一個水果販子也因為叫賣而「冒犯」了一個英國人裘兒齊。裘兒齊用手杖打這個水果販子。康吞跑出來，幫助裘兒齊，用棍子將水果販子毒打。打了一頓不算，兩個洋人還把這可憐的水果販子拖進屋內，捆起來繼續再打。
這引起了中國市民的公憤，不少人聚集，包圍那屋子，衝進大門，拉下窗外的鐵欄杆，想搶救水果販子。有些群眾高呼：「打番鬼！殺番鬼！」
洋人，包括美國人及美國代辦領事，於是全體出動，在英國領事的領導之下，向手無寸鐵的中國群眾開槍。中國群眾死了三人、傷了六人。
到了晚上九點鐘左右，中國官廳派來兩百名兵士，才把秩序恢復。
事後，香港總督兼對華全權公使商務監督德庇時，作了兩件自相矛盾的事。他一面向兩廣總督抗議，說責任在於華方，中國官廳未能保護英人生命財產，英人有自衛的權利；一面又把行兇的禍首康吞交給英國在廣州的領事，運用領事裁判權，開庭審判康吞的「破壞條約」之罪。
英國領事判決康吞有罪，處罰金二百元墨幣。判罪及處罰的依據，是香港政府法令第二號。康吞不服，去到香港的「最高法院」上訴，香港最高法院指出了廣州英國領事法庭在程序上犯了兩點錯誤：應該援引香港政府法令第七號，不應該援引第二號，所判的罪，是關於7月4日（閏五月十一日）的行為；而所處的罰，是關於7月8日的行為。
結果，原判決取消，罰金退還。
中國的水果販子白白挨打。死了的三個中國人、傷了的六個中國人，也是白死、白傷。
坐在倫敦外交部辦公桌子後面的「魔鬼之子」帕麥斯頓，也是明知康吞與裘兒齊不該橫行霸道引起了中國群眾的「暴動」，卻仍舊訓令德庇時，叫他對中國官廳採取強硬態度。
他用外交部的名義，寫信給康吞，說政府「完全讚許領事法庭對你判處罰金，本部所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程序上的錯誤使得你逃過了處罰」。
他給德庇時所下的訓令，也鄭重吩咐不可在發還康吞罰金之時，向康吞表示任何歉意。然而，他仍叫德庇時向中國要求「懲凶」，告訴中國政府將要有一艘英國兵船永久停泊在廣州商館之前。
其後，他不僅派了一艘兵船來，而且派了兩艘兵船來。
其中的一艘，是瑪麗·班那亭號（H.M.S.MaryBannatyne）。瑪麗·班那亭號來到廣州不久，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二十八日惹了事，兩個水手闖進廣州郊外的小街道，和居民發生鬥毆，一個水手被「割傷」，另一個水手跳河逃命。
帕麥斯頓接到報告，又發了火。他在十月間訓令德庇時，叫他警告中國政府，如果中國政府不再「預防這類暴行」，英國政府只有自行懲凶，那時候休怪「無辜的老百姓受到連累」。
德庇時在次年二月中旬接到此項訓令（船上耽擱了兩個多月），就向當時的兩廣總督耆英寫信說「閣下倘不制止這些暴行，中國人民將受災難」。同時，德庇時通知香港的駐軍司令達幾拉將軍，派兵去廣州。
這時候，又已有六個英國人與一個美國人在正月二十六日去佛山鎮遊玩，遭遇群眾用小石頭阻擋。雖則洋人無一受傷，但德庇時也要賠償、懲凶，加在去年八月間那次兩個水手「遇險」的事件之上。
達幾拉將軍在二月十六日開進虎門，用了三十六個小時毀去八百二十七門炮，到達廣州。清軍奉命未作抵抗。
耆英於是便在英國兵船的威脅之下，於二月二十一日答應：（甲）懲辦水手遇險事件與遊客被辱事件的「肇事者」；（乙）在河南劃出適宜地區，供英國商人及「別人」租地建屋；（丙）指定地點供英國人造教堂，辦墳場；（丁）准許英國人在豬巷（HogLane）搭一個天橋，與商館地區相連；（戊）不許中國船在商館前之河面停泊；（己）讓英國人在兩年以後自由進入廣州城。
誰知，到了十月二十八日，又有六個英國人在廣州郊外失蹤。他們帶有手槍與群眾打鬥，兩人當場被打死，四人被俘，於第二天被殺。
耆英十分緊張，忙了很多天，捉了很多老百姓，選定十一月十四日，請來英國文武官員與三十三名英國兵士，到肇事地區監斬。斬了四人，判了一人斬監候，一人絞監候（關在牢里靜候刑部批准斬刑與絞刑），三人永遠充軍，六人笞後充軍三年。這才勉強獲得德庇時的滿意。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兩個英國商人在商館門口，看到中國群眾從河對面向他們摔石頭。於是英國領事又一再要求懲凶。徐廣縉捉了兩個人到商館門口「枷號示眾」。
四月上旬，英國領事聽信謠言，說中國方面將要恢復「公行制度」，貿然下令英國所有商人停止向中國當局繳納關稅、船稅。五天以後，當他知道謠言毫無根據，又自動收回了他的命令。
八月間，有一個英國傳教士克利倫，在城內租得了一所現成的房子。鄰居們開了一次大會，公請房東退租，房東只得應允。
另一個英國傳教士，浩布森，也租得一所房子，鄰居請房東退租，房東不肯。鄰居們向官廳控告房東，結果房東被判入獄，在獄中呆了六年。
這時候，道光二十八年，擔任兩廣總督的已不是耆英，而是反英的徐廣縉。徐廣縉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署理，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實授為兩廣總督的。同時，被調署而實授巡撫的，是另一位堅決反英的人——葉名琛。
倒霉了很多年的林則徐，重被道光皇帝起用，任為雲貴總督。很顯然，道光皇帝頗為後悔，不該信任了琦善與耆英等一批媚外分子。
粵人抗英，固然是純粹出於愛國熱忱，但徐廣縉與葉名琛的暗中鼓勵，也有關係。葉名琛徵召了十萬以上鄉勇，在夜間操練，在白天不露形跡。這些鄉勇磨拳擦掌，隨時準備和英國人拼。
恰巧，在耆英去職之時，英國的比較講理的外相阿波兒丁也去職，迷信武力的帕麥斯頓又上了台。
到了十一月間，有一個英國人邁多斯在黃埔附近遭遇海盜，跳水逃命。英國領事向徐廣縉抗議。徐廣縉捉了十三個人，將八人斬首、五人充軍終身。
次年，道光二十九年，「准許英國人入城」的諾言於四月初到期。但是廣州人民對英國人的惡感更甚於昔，徐廣縉在二月十七日親自到英國船上，與德庇時的繼任者文翰會面，說明困難。河岸兩旁站了成千成萬的鄉勇，「呼聲震天」。四月一日，徐廣縉把道光皇帝的一道敕諭轉告文翰。敕諭上說，不便違反廣州人民的公意，強迫他們准許英國人入城。文翰於是不再提起入城的事。道光皇帝以為英國人果然被徐廣縉擋了駕，興奮之餘，封徐廣縉為一等子爵，賞戴雙眼花翎。巡撫葉名琛也封了一等男爵，賞戴單眼花翎。
帕麥斯頓聽到消息，叫文翰出面警告徐廣縉：「將來兩國間如果發生使中國不愉快的事，錯誤在於中國一方。」又親自寫了一封「致中國外交大臣書」，叫文翰設法送達。帕麥斯頓身為英國外務大臣，卻不曉得中國這時候並沒有所謂「外務大臣」。
文翰在1850年6月派人乘一艘汽船雷那德號（H.M.S.S.Reynard）到天津大沽口，遞送帕麥斯頓的信。大沽口的中國官吏，奉了咸豐皇帝之旨，將這信退回。（道光在這一年陰曆正月去世。不久，洪秀全起事於廣西，中、英之間的廣州入城之爭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