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八〇　《南京條約》

簽字於《南京條約》之上的，共有三人。作為「大清大皇帝」的代表的，是「特派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鎮守廣東，宗室耆英」與「頭品頂戴花翎，前閣督部堂，乍浦副都統，紅帶子（遠房皇族）伊里布」。（牛鑒不僅未能列名於條約之上，而且不久就被革職拿問。）作為「大英伊爾蘭等國君主」的代表的，是「特派欽差全權公使大臣，英國所屬等處將軍，世襲男爵濮鼎查」。（其實濮鼎查並非男爵，只是一個武士階級的爵士，是翻譯的人弄錯了。） 這《南京條約》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是對外關係歷史上第一次不平等條約；在英國人看來，卻是「以條約形式確定了民族平等」的文件。英國不再被視作朝貢藩邦，而且加了一個「大」字，叫做「大英」，以與「大清」平行。條約原文遇到「大英」兩字，也正如「大清」兩字一樣，抬頭另起一行，高出一格書寫。遇到「大清大皇帝」及「大英伊爾蘭君主」，均高出兩格書寫。 條約一共寫了四份，中、英文各有正副兩份。在中文的兩份上，耆英與伊里布的名字放在前面；在英文的兩份上，濮鼎查的名字放在前面。 條文中特別規定：英國駐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往來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准用「札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皆用平行照會。 從此，像義律之一再被迫向地方官上稟帖，而且常常要經由公行商人轉遞的事，不會再有。 但是，區區的英國領事官，也取得了與中國各省督撫大員互行照會的資格。英國人自己承認，在中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英國領事是沒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的。 就條約的內容，這《南京條約》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割一個香港給英國，英國割了什麼島給中國？英國人可以在中國的五個港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自由居住、自由貿易，同時又受領事裁判權的保護，中國人能夠在英國哪幾個港口，享受同樣的權利？ 全部《南京條約》十三條，條條都是英國的權利、中國的義務。 英國有權在五個港口駐紮一艘兵船，英國有權與中國議定中國關稅的「則例」，中國有義務償還「商欠」，賠出「戰費」，中國有義務補給所毀的兩萬餘箱走私鴉片的「原價」。 「商欠」是華商欠交英商的高利貸本利，原為兩國商人間的私事，卻要中國政府代還，數目是三百萬元（墨幣）。 戰費，是英國政府自己要興師動眾而花的錢。中國政府為了抵抗外侮，也何嘗沒有花了很多？然而為什麼鎮江一失，便慌忙求和於幾千個英國兵與印度兵的威脅之下？賠了一千二百萬元。 鴉片的「原價」是六百萬。 商欠、戰費與鴉片原價三項加起來：二千一百萬。 在這二千一百萬元的賠款之中，總算英國人把揚州鹽商的三十五萬五千兩扣除了。折合五十萬元。上海居民曾經答應送五十萬元給英軍，在條約簽字以後繳了，也被扣除。 奕山在廣州於義律兵臨城下之時（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曾經交給義律六百萬元。英國人稱這項賠款為「廣州贖城費」，不肯從二千一百萬元的賠款之中扣除。因此，中國在實際上所付出的不止是二千一百萬元，而是二千七百萬元。 英國的歷史家曾經細細地算了一下，說英國政府在商欠、戰費、鴉片原價三個項目之中無錢可賺，所賺的正是這「廣州贖城費」六百萬元。 中國的政府與人民，在當時雖已很窮，卻頗能擔負得起這前後所出的二千七百萬元之數。一船一船的銀子，自中國運去倫敦。倫敦的造幣廠加工鑄制（銀質的）英鎊與印幣盧比，除了分別還清商家與歸墊英屬印度政府以外，把剩下的相等於六百萬元墨幣的銀子，存入國庫。 堂堂「大英伊爾蘭等國君主」總算發了一筆小財，但英國已是充分立憲制的國家，女王本人並不直接管錢。存錢用錢，均是那個只對議會負責的內閣之事。 內閣的外務大臣，從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陽曆9月起，已不是那號稱「魔鬼之子」的帕麥斯頓勳爵，而是阿波兒丁勳爵。阿波兒丁於上台以前，一向認為英國政府不該替鴉片商人撐腰，進行「不名譽的戰爭」，上台以後卻並不反對替國庫略為增加一點收入。 在中國的一方面，「商欠」三百萬元雖則由清廷代還，結果仍是攤派於廣州公行（十三行）的商人。「廣州贖城費」六百萬元中的二百萬，是由廣州的全體老百姓分擔的，政府只出了四百萬元。此外，揚州鹽商與上海居民共出一百萬元。 條約簽訂以後，各地的紳商也陸續捐出一百一十萬兩（等於一百五十萬元左右）。清廷實際的付出，不是二千七百萬元，而是一千七百五十萬元。 條約規定：全部賠款須在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底以前付清，倘若屆時不能付清，尾數須按百分之五的利率加付利息。英軍所占領的舟山（定海）與鼓浪嶼，於全部賠款付清之時，才能交還中國。 清廷把賠款如期還清，英軍也就在道光二十六年陽曆7月從舟山撤退。鼓浪嶼在二十五年年底便已交還了。（寧波與鎮海的英軍早在進攻乍浦以前，自動於「勒索」了居民若干款項以後撤走。） 最倒霉的，是廣州的公行商人。他們喪失了對外貿易的專利權。《南京條約》規定：此後英商在五口「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連帶倒霉的，是粵海關的官吏胥役，從此不再能透過公行向洋商（間接是中國消費者）榨取各種油水了。 此外，不僅倒霉而且冤枉的，是兩位在台灣認真抗敵的好官：一位是總兵達洪阿，一位是道尹姚瑩。 英國的運輸艦納兒布達號（H.M.S.Nerbudda）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六日開進雞籠口（基隆），向三沙灣的炮台發炮。中國守軍還擊，打斷了該艦的桅杆，該艦倉皇退出，觸礁，艦上的英軍被守軍殺了一些，俘了一百三十三名。被殺的包括五個英人、二十二個印度人。被俘的完全是印度人。 十幾天以後，有英國兵船開來，索取俘虜，被中國的守軍擊退。 次年正月三十日又有三艘英國兵船開到台灣，進攻淡水、彰化之間的大安港。中國守軍誘了其中的一艘安娜號（H.M.S.Anna）進港，擱淺，俘獲了英國兵四十八名、漢奸五名、大炮十門。 道光皇帝接到奏報，認為「大快人心」，賞了達洪阿與姚瑩以騎都尉與雲騎尉的世職，又加給達洪阿太子太保頭銜、巴圖魯名號，姚瑩二品頂戴。道光吩咐他們：「除夷目即行禁錮外，其餘各夷即行正法。」達洪阿與姚瑩遵旨，留下英軍頭目九人，其餘除了幾個病死的以外，統統殺掉。 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英方根據西洋的國際公法向達洪阿與姚瑩索還俘虜，只領回了六個英軍頭目，就向欽差大臣耆英發牢騷。耆英於是向道光建議，把達、姚二人治罪。道光明知道俘虜是自己下聖旨叫殺的，卻也同意耆英的話：「不值因此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結果，達、姚二人革職，解交刑部定罪。過了相當時期以後，道光在良心上過不去，才把達、姚二人的罪免了。 最大的忠臣林則徐自從在懿律率領艦隊開抵大沽口之時，先後被「飭即回京」與「革職，仍回廣東，候查問差委」，在廣東閒住了一些時，因無兵無權做不出事來。道光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春天，調他去浙江，幫助欽差大臣裕謙防守鎮海，而且賞給他一個「四品卿銜」。然而，他位卑職小，實在也幫不了裕謙多少忙。倘若道光肯起用他為兩江總督，賦以全權，至少上海、鎮江不致淪陷，《南京條約》就不會有。 朝廷中的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穆彰阿是林則徐的死敵。林則徐到浙江不久，穆彰阿就請准道光將他遣戍伊犁。恰好黃河在開封決口，另一位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王鼎，便向道光保薦，說林則徐當年在江蘇治水頗有成績，於是道光就留下林則徐在河南，助辦河工。到了次年，河工辦得很好，王鼎以為藉此可將林則徐再保一本。那奸臣穆彰阿仍然不肯放鬆，定要林則徐到伊犁去。林則徐也只得去伊犁了。 王鼎氣憤已極，在家中懸樑自盡，留下一封遺奏給道光，列舉穆彰阿之罪，實行「尸諫」。這遺奏卻被穆彰阿派人從王鼎家裡騙來，換寫一篇，遞給道光。王鼎算是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