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七八 鴉片問題
這樣一個義律，是林則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39年3月11日）到廣州以後的交涉對手。
比起他的幾個前任（律勞卑、德庇時、羅賓臣），義律的作風可謂別創一格。他不像律勞卑那樣倔強，也不像德庇時與羅賓臣那樣妥協。他肯用稟帖對兩廣總督行文，但暗中卻在催促英國政府使用相當武力。
自從他在1836年12月14日接任以後，中、英之間的關係一天比一天緊張。倘若問題僅限於英國之要求對等外交，已經是夠麻煩的了；偏偏有鴉片貿易夾在裡面，把事情弄到非抓破臉皮不可。
義律本人有沒有也做一點鴉片生意，待考；但他忘記不了靠了鴉片，英國每年可以從中國吸收一千萬兩以上的銀子，十年就是一萬萬兩，二十年就是二萬萬兩。
英國，本是一個小國，而且在當時沒有多少工藝品可以賣給中國。英國的毛呢，中國人不需要，那時候穿西裝的太少了。在鴉片大量輸入中國以前，英國必須把一船一船的銀子運來，換取茶葉、大黃、絲綢、瓷器。
早在唐朝、宋朝，把鴉片輸入中國的是阿拉伯人。其後，在明朝末年與清朝初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都干過這生意，然而數量不多。
英國東印度公司於蠶食印度以後，把鴉片大量種植，作為該公司的專利品。於是英國商人獲得豐富的鴉片來源，紛紛把英國的貨品（包括毛呢）運到印度，換出錢來買廉價的鴉片輸入中國，吸收白銀。
由於中國政府自雍正年間以來，嚴禁鴉片進口，英國東印度公司儘管在印度供應鴉片，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賣鴉片給中國人，或准許公司自身的船隻代客運輸鴉片到中國。
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為止，東印度公司享有中、英之間一切貿易的專利權。不屬於該公司的英國人與英國船隻，卻未嘗不可以對華貿易，只須向公司繳納相當費用。
東印度公司喪失了對華貿易專利權以後，任何一個英國人均可以來中國做生意，而不必向該公司繳費、受該公司管制。英國政府顧慮到這些「自由商人」必須有一個機構加以管理，因此才設立了所謂「王家委員會」，由三個商務監督與一個秘書組成，先後任命律勞卑、德庇時、羅賓臣為三個監督之中的總監。
「自由商人」蜂擁而來，中、英之間的貿易額直線上升，上升的主要項目是鴉片。
雍正年間，每年進口的鴉片平均是二百箱（每箱在一百斤左右）；乾隆年間，是四千箱；嘉慶年間，是四千五百箱。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是一萬四千箱。
在義律繼任總監的第一個年度（1837年至1838年），進口的鴉片是三萬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第二個年度，是四萬零二百箱。
清朝政府對於鴉片的政策，在雍正、乾隆兩個皇帝之時，是禁止境內的人民「吸食」，但准許外國的鴉片以藥品名義「輸入」，按值抽稅。到了嘉慶皇帝之時，把輸入也禁止。但是「洋菸」照樣以走私的方式進來。
那時候，由於大小官員無不受賄，煙船公然來往於澳門、黃埔之間。道光皇帝即位以後，嚴令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加以取締。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認真起來，把黃埔的煙船統統趕走，而且懲辦了澳門的若干囤戶。
事實上，鴉片貿易有增無減。煙船移泊到「海外」的伶仃島。交易的手續，不再是現款取貨，而改為先在廣州付款立券，然後在閩、粵之間的南澳等地憑券交貨。同時，躉船代替囤戶，而運煙的任務改由所謂「快蟹」執行。（快蟹是具有十個槳的小船。）
英國第三任駐華商務總監羅賓臣，之所以把他的辦公處由廣州移到伶仃島，其原因正在於此。
這樣的大迂迴，使得從事鴉片貿易的華商與英商均感到不便。中國官吏也深以為苦。壞官吏，不容易收足應得的賄賂；好官吏，痛心於中國政府白白地丟了每年幾萬兩銀子的關稅。
於是，「鴉片輸入解禁」漸漸成為若干華人、英人的一致要求。他們的代言人，是太僕寺少卿許乃濟。許乃濟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主張解禁。他認為不妨准許鴉片輸入，作為一種合法的商品，課以重稅，限以只許「易貨」，不許「易銀」，則不僅關稅不致白丟，而且白銀外流的趨勢可以遏止。
許乃濟勸道光，把吸食鴉片的禁令也取消。他說，吸食鴉片的本是「閒蕩無用之人」，吸窮了活該，吸死了也活該，毫無足惜。政府只要管住了當兵的、讀書的與文武官吏，就好。
許乃濟很徹底，除了主張不禁輸入與不禁吸食以外，又主張不禁種植。他說，中國人自己種出來的鴉片多了，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購買。
道光把許乃濟的奏章，批交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粵海關監督文祥，叫他們詳議。這三人議了以後，向道光復奏，說「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
但是，道光本人頗不謂然。他繼續徵求京城內外大小官吏的意見。於是反對開禁的奏章，他也接到了不少。其中以黃爵滋與林則徐二人所寫的，為最有理由。
黃爵滋是鴻臚寺卿，翰林出身，江西省宜黃縣人。他看出當時國民經濟的一大危機，是存銀日少、銀價日漲，人民在雍正年間只需八百八十文便可以換取白銀一兩，而現今要湊上一千六百多文，才能換到一兩。原因是：「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
黃爵滋在道光十八年閏四月所上的奏章之中，建議以一年為期，禁絕人民吸食：「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
過去，吸食鴉片的僅僅枷杖了事，至多坐牢二年，他主張改處死刑。
道光皇帝把黃爵滋的奏章，發交各省督撫，獲得林則徐的熱烈響應。
林則徐是福建省侯官縣人，翰林出身，歷任御史，浙江鹽運使，江蘇、陝西按察使，江寧、湖北、河南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江蘇巡撫，兩江總督，這時候（道光十八年）擔任湖廣總督，一向以清廉能幹著名。
他支持黃爵滋的建議，限令吸食鴉片的人在一年以內戒絕，逾期概處死刑。
他提出幾項具體的施行辦法：飭地保、牌頭、甲長收繳菸具、煙膏、煙土；加重販賣煙土與製造菸具者的懲罰，並先期叫吸菸人自首具結，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個月為一段，三個月內能戒的無罪，不能戒的加以小罪，到六個月尚不能戒的加以較重之罪，以次遞加，到了滿一年尚不能戒的處死。
林則徐不愧是一個仁者，他徵集得戒菸的藥方、飲方與丸方各一種，抄出來報告道光，以通飭各省官吏曉諭菸民服用。
他不等候道光對他的摺子作何決定，就立刻在湖南、湖北二省雷厲風行地禁起煙來。他這樣做，並不違旨，因為雍正以來「列聖」的禁菸諭旨猶在。朝廷雖則在廣徵各方面關於解禁與厲禁的意見，但尚未頒有解禁的法令。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捉拿所有開設煙館的販子。同時他掏出自己的錢來，配製戒菸丸藥，送給癮君子吃。民間的菸具、煙膏、煙土，被他收繳得幾乎淨盡。
有很多菸民，因此就很快地把煙戒成。他們的妻子感激極了，頗有跑到總督衙門來，向林則徐叩頭致謝的。
道光聽到消息，認為他禁菸最有成績，便特別重用他，發表他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查辦廣東海口事件，節制該省水師」。
所謂「海口事件」，是發生在廣州商館門口的一件華洋互毆之事，日期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12月12日）。
原來，兩廣總督鄧廷楨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於奉到朝廷所綜合各方意見而制定的「查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以後，也步湖廣總督林則徐的後塵，認真地捉拿煙販、收繳煙土。鄧廷楨決定在瑞典商館門前，將一個煙販子何老金處絞，讓洋人知道中國的厲害，以後少幹些鴉片走私的勾當。
這一天，十月二十六日，鄧廷楨派人來搭棚子，豎起木架。各國洋人見了大怒，便阻止衙役，而且拆了棚子，毀了木架。衙役們於是把棚子與木架移到附近的潮音街，草草地絞殺何老金了事。
有幾千個華人到商館的門前看熱鬧，洋人紛紛出來用木棍子打。華人也就撿起磚頭、石頭向各國商館的窗戶拋擲，鬧到下午四點鐘左右，南海縣縣知事帶了二十名左右的兵士來彈壓，才把群眾趕走。
這時候，各國商館本已由於英商殷納斯私運兩箱鴉片的案件而受「封艙」，又有了這十月二十六日的鬥毆事件，情緒便愈加憤激。
洋商有自己的「商會」，於是以這個商會的名義，寫信向總督鄧廷楨抗議說：商館前面的空地，一百年來一向是洋商們游息之處，不應該把它改作刑場。總督的回答是，這空地雖則暫准洋商游息，但仍舊是天朝的領土，洋商竟然抗議，殊為狂妄。以後將有更多的煙犯，押到這空地上處絞，讓洋商之中的不良分子知所警惕。
殷納斯在三十日遵令出境，總督不願意立即「開艙」。理由是，尚有若干煙船停泊在虎門與黃埔之間的珠江江面。
兩天以後，義律出了一個布告，通知所有的英商，叫他們把煙船駛出虎門，並且不得抗拒中國官方的檢查與沒收。倘若有販煙的英國人打死華人，必將處以死刑，正如在英王陛下的領土以內一樣。
布告出後，過了五天，英商的若干煙船依然停在黃埔沒有走。義律於是顧不得英國外務大臣帕麥斯頓（不許他向兩廣總督上稟帖）的訓令，又向總督遞起稟帖來。總督叫廣州知府與協台諭告他，對他的協助甚為嘉許，並且說將要以更嚴厲的方法對付販煙的洋商。
消息傳開來，所有的煙船溜得乾乾淨淨。鄧廷楨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39年1月1日）下令開艙。
道光皇帝在京城發表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比鄧廷楨下令開艙早一天。那時候，京城、廣州之間沒有電報，道光無法知道所謂「廣東海口事件」事實上已快結束。
林則徐於次年陰曆正月二十六日（3月11日）才到達廣州。海口事件已不存在。
然而，各國的商館內部仍舊存有大量煙土。煙船雖則已完全離開黃埔，駛出虎門，卻逗留在伶仃島的洋面，隨時準備再來，或開到南澳一類地方繼續走私。
況且，英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倫，曾經在道光十八年陽曆8月間率艦闖進虎門一次，雖則前倨後恭，與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杯酒交歡，卻難保以後不來。道光皇帝授給林則徐「節制該省水師」，用意在此。
道光的禁菸決心，是很顯然的。可惜的是，當時的問題不僅是一個鴉片問題。與鴉片問題連接在一起的，有英國政府對中國要求對等外交關係的問題，有英國商人反對十三行（公行）包辦中國對外貿易的問題，以及所謂「商欠」（華商對洋商欠款）的問題。至於中國這一邊不願意白銀流去，英國那一邊更不願意白銀流走，也是頗難解決的一大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