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七七　義律連升三級

律勞卑死後，在他下面的「次監」、「三監」、「秘書」，均升了官。 「次監」德庇時升為「總監」。「三監」羅賓臣升為「次監」。「秘書」阿斯特爾升為「三監」。 另一個艦長出身的義律，被任命為「秘書」。 德庇時，本是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職員，名義是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他學會了華文、華語，懂得中國官場的規矩與手續。因此，在繼任總監以後，採取「緘默而不動的政策」，靜候英國政府頒發進一步的訓令。英國政府並無進一步的訓令頒來，他也就一切照常，在商言商。 有若干在華的英商對他不滿，聯名直接向英國國王上請願書，說中國不承認總監、次監等人的地位，英國必須派遣一位具有相當資歷的外交官，帶足夠的武力來，到中國北方去示威而避免嚴重戰爭，藉以與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時認為此項請願書「粗疏而未經熟慮」。他感覺和這批商人共事沒有意思，便在1835年陽曆1月間辭了總監之職。 於是，次監羅賓臣升為總監，阿斯特爾升為次監，義律升為三監。姜司吞作了秘書。 十個月以後，阿斯特爾辭了次監，回東印度公司服務，義律升為次監。姜司吞升為三監。秘書的職務，由一個埃勒姆斯里接充。 羅賓臣也是東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與德庇時相同，因此也不能為在華的英商所擁護，同時碰了英國政府若干釘子。 第一個釘子是，有一個英商契停，欠了透納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幣，相當於其後的中國銀圓）不還。羅賓臣身為總監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國政府代還，同時命令契停以三百元還給英國政府。契停不接受這個命令，說羅賓臣並未依照英國政府當初給律勞卑的訓令駐在廣州，律勞卑及其歷任的繼任者（包括羅賓臣）也從未領有英國國王所簽署的任命狀（只有外務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門不是廣州（這時候契停住在澳門），羅賓臣「無權在澳門擅行立法」。這件事鬧到外務大臣帕麥斯頓那裡，帕麥斯頓說，羅賓臣不該多事。 第二個釘子是，有一個英商殷納士，在伶仃島交了貨物（鴉片）給中國舵手阿賈，叫他轉交給一艘開往馬尼拉的船。阿賈自作主張，把貨物（鴉片）帶去廣州，被中國海關沒收。殷納士向總監寫信要貨，得不到答覆，聲稱將自求補償（搶劫中國貨船）。羅賓臣勸他忍耐，靜候交涉。帕麥斯頓告訴羅賓臣：「你沒有權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國國境。」 第三個釘子是，羅賓臣把辦公地點搬到伶仃島，被帕麥斯頓批駁。 帕麥斯頓認為，總監的管轄區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門與伶仃島，但是他本人必須駐在廣州。 帕麥斯頓似乎並不知道，中國當局不許任何英國人終年在廣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國人在冬季來，把貨物賣了就離開，回英國、印度或澳門。） 帕麥斯頓於1836年（道光十六年）陽曆6月7日很不客氣地寫訓令給羅賓臣，將他免職。 這一道訓令於半年以後到達（那時候輪船慢，又必須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蘇伊士運河尚未開鑿。）羅賓臣遵照訓令所示，立刻把檔案與印信移交義律。 當天（陽曆12月14日），義律用稟帖通知兩廣總督，說已受任為「英國在華的最高官吏」。同時，向帕麥斯頓解釋：華文的「稟」與英文的Petition含義不同。 這稟帖是交由公行轉呈給粵海關監督，再轉呈給當時的兩廣總督鄧廷楨的。 鄧廷楨訓令粵海關轉知公行，叫義律在澳門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後，才能來廣州。 義律又上了一個稟帖，說他願意住在澳門等候，又說倘若能獲准前來廣州，他將處理有關英國人的公務，並「竭力保持兩國之間現存的可喜的和平」。 道光皇帝批覆鄧廷楨的奏章，准許義律「有時在廣州居住，有時在澳門居住」，但仍須遵守一切適用於大班的規章。換句話說，清朝官方不把他視作外國的官員，而把他視作外商的大班。 於是，義律遵令到廣州，住了三個星期，回澳門。這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陽曆4、5月間的事。 一方面，清方責備他措辭不遜，開口閉口是「兩國之間」，把區區小國與天朝並稱。另一方面，英國外務大臣帕麥斯頓也寫了訓令來，責備他不該對中國兩廣總督用稟帖，而且經由公行的商人轉呈。帕麥斯頓再三地告訴他，以後必須「直接」與中國當局「通信」，不許用稟帖經由公行商人轉呈。 義律夾在兩方之間，真是左右為難。其實他最好辭職，不必作「駐華商務總監」。嚴格說來，他也無職可辭，帕麥斯頓並未正式任命他當「總監」。他在羅賓臣擔任總監之時，位居「次監」；羅賓臣被免職，把檔案印信移交給他，他就「自封」為總監。帕麥斯頓前後給他下訓令，只說「爾等諸監督」應該如何，並不說「爾總監」應該如何。 帕麥斯頓所設立的是一個「王家委員會」，由三個監督與一個秘書組成，以替代東印度公司的「小組委員會」。三個監督之分為總監、次監、三監，原不過為了一時方便。帕麥斯頓對羅賓臣生氣而免掉他的職務之時，曾經說過「政府有意廢除總監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