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七四 內憂外患
嘉慶一朝，鬧過三次兵變。
第一次兵變，發生於嘉慶十一年（1806年）七月。那時候白蓮教剛被打平不久，有很多鄉勇補了正規軍兵額，其中有六千名駐紮在陝南的寧陝，因為當地生活費用貴，每人的餉加發五錢銀子，規定以後每三年減一錢，以至於完全取消津貼為止。誰知到了嘉慶十一年，陝西布政使藉口戶部的公文未到，把津貼完全不發，「新兵」想領四錢都領不到，不用說五錢了。他們於是殺了副將、劫了銀庫造反。
清廷派了他們的老長官德楞泰與楊遇春，帶九千兵來「剿」他們，僅僅和他們在方柴關打了一個平手。幸虧楊芳勇敢，單騎走入他們的營壘中勸降，才算化大事為無事，犧牲兩個發難的新兵（陳先倫與陳達順），銷案。
糊塗的清廷，卻斥責德楞泰等人姑息，把德楞泰免去「欽差大臣」事職，楊遇春由「固原提督」降為寧陝鎮總兵，楊芳則不僅免去總兵之職，而且遣戍伊犁。已降的新兵首領蒲大芳等二百多人押至新疆，到了新疆以後一律砍頭。
第二次兵變，發生在這一年十二月，地點是四川綏定（達縣），由總督勒保打平。第三次兵變，發生在次年的正月，地點是陝西西鄉，由德楞泰打平。這兩次，被殺的新兵均極多。
在林清、李文成失敗以後，嘉慶十八年年底，陝西岐山縣的三才峽，有所謂「箱賊之亂」。為首的姓萬行五，本是一個製造木箱的工匠。清廷派總督長齡，會同提督楊遇春，總兵祝廷彪、吳廷剛等人去打，打到十九年的二月，才算解決。
湖南與貴州的苗胞，自從乾隆皇帝厲行改土歸流的高壓政策以來，一再武裝抵抗，死傷極多，但始終不願屈服。清廷也因此損了不少兵馬，耗了不少金錢。乾隆的寵臣福康安與和珅的弟弟和琳，均在嘉慶初年病死於對苗作戰的前方。據說，清廷調動了七個省的軍隊（綠營與駐防軍）幾十萬人之多，花了幾千萬兩銀子，才「穩住」了局面。倘不是有一個小官鳳凰廳同知傅鼐實施碉剿戰略，又用屯田養兵之策，一共屯墾了十二萬畝以上，這「苗民起事」可能把清朝拖亡為止。
在雲南的維西廳地區，彝胞很多。清朝的官吏欺侮他們，引起了他們的領袖臘者布在嘉慶七年（1802年）二月起事。清廷又只得動員正規軍，派琅玕率領，去和臘者布作戰，戰了三個月，才獲得勝利。
在雲南的另一處臨安地區，夷胞也動起武來。時間是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領袖叫做高羅衣。清廷派雲南總督伯齡去打，勉強打贏。到了次年三月，高羅衣的本家侄兒老五再度起兵，也是費了三個月工夫，才被總督伯齡打平下去的。
清朝在嘉慶時開始有外患，然而政府與人民均無感覺。政府與人民所感覺到的，僅是重重疊疊的內憂而已。
當時政府與人民對西洋各國無知。連近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究竟屬於何國，都茫然不曉，籠而統之稱他們為西洋人。葡萄牙人自己，也樂得夜郎自大，把他們的國家在華文公文上稱為「大西洋國」。至於，這大西洋國位於何處，面積多大，距離中國多遠，清朝的大小官也懶得打聽。
自從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門以來，中國明、清兩朝的兩廣總督位置，一向是最肥的「缺」。到兩廣去當總督或總督以下的官與吏，叫做「發洋財」。洋人以澳門為居留地，到廣州來做買賣，除了繳納關稅、船稅與五六十種附加稅收以外，還得送禮。
嘉靖以後，廣東的海洋貿易最初原由葡萄牙人獨占。等到荷、英兩國相繼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及萬曆三十年（1602年）成立聯合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葡萄牙人因霸權被荷、英衝破而衰弱下去。於是荷、英兩國就展開猛烈的爭霸戰，結果英國獲勝。
鄭成功光復台灣，與荷蘭結下了仇，荷蘭轉而對清朝表示好感，清朝讓荷蘭人在廈門做生意。同時，鄭成功與他的兒子鄭經也讓荷蘭的敵人英國人在台灣做生意。
荷蘭人在廈門的時間不長，到康熙五年便停止了，原因是康熙下旨「禁海」，把閩、浙兩省沿海三十里的地帶都禁止人民居住，以割斷台灣與大陸人民的來往。
鄭經的兒子鄭克塽，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降清。次年，康熙開放「海禁」，而且在廣州、澳門、寧波、鎮江分設四個海關，稱為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歡迎外國商人前來貿易。
乾隆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變康熙的「四口通商」的政策，封閉廣州以外的三個港口，只許洋人在廣州一個地方貿易。
並且，不許洋人把婦女帶來廣州，亦不許在廣州雇用中國女僕。洋人只能把「家」放在澳門，到廣州來的時候只能住在所謂「商館」，由清朝政府所指定的若干家「公行」負責照料。洋人在廣州不許乘轎子，也不許買中國書、學說中國話。
「公行」，後來共有十三家，俗稱「十三行」（行字讀杭）。十三行是清朝政府與外國商人之間的中間人，實際上等於代表清朝政府實施「國營國際貿易」。洋商買貨，須向十三行買；洋商賣貨，須向十三行賣。洋商納稅、送禮、上稟帖，也須由十三行經手。
十三行的老闆，當然必須「從中取利」。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當局認為，與其讓十三行賺不少錢，何如與清朝政府或中國人民直接貿易？與其在廣州一口貿易，何如到廣州以外的其他許多港口貿易？因此，便在乾隆、嘉慶兩朝，好幾次派使臣來中國辦交涉。
英國第一次派遣大使來華，是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派的人叫做卡思卡兒特，但是他在抵達中國國境以前中途病死。
第二次，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所派的人叫做馬戛爾尼，此人位居伯爵；另有一個副使斯當東，是一個「爵士」，地位在公侯伯子男之下。
馬戛爾尼與斯當東二人，在乾隆五十八年的夏天到達熱河的避暑山莊，覲見乾隆，行了屈一膝之禮，獲得相當的賞賜。他們向清朝要求在廣州以外的寧波、珠山（舟山群島）與天津等地通商，租借舟山一島，在京城設立貨倉，讓英國商人在廣州自由居住，自由來往於廣州、澳門之間。這些要求，統被乾隆拒絕。
這一年，是1793年，英國已與革命的法國進行戰爭。英、法兩國從此或斷或續地一直打到嘉慶二十年（1815年）為止。
中間，在嘉慶七年二月，英國的兵船開入澳門，說是為了保護澳門，防備法國海軍襲擊。葡萄牙人與清朝的兩廣總督吉慶均很氣憤，頗想用武力對付，但英國兵船在澳門停留五個月就走了，因為英、法已經講和。
嘉慶十三年（1808年），英、法又打了起來，於是英國的兵船重行來到，在陰曆八月初二日（9月21日）把澳門占領。
這時候的兩廣總督是吳熊光。吳熊光派人責備英國商人的領袖「大班」，不得要領。事實上，大班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委派的，無權管轄英國政府的海軍。
吳熊光就下令「封艙」，停止英國商人與華人公行之間的貿易。一個多月以後，英國兵船昂然直入，駛進虎門，停泊在黃埔島。這顯然是侵犯中國的領海，向清朝政府挑戰。
吳熊光不敢應戰，仍舊只有用封艙的老辦法對付。英國商人公請他們的大班剌佛出面，與吳熊光商談。吳熊光向剌佛宣讀嘉慶的聖旨，聖旨里說，要調動大兵防守黃埔與澳門。結果，英國兵船在陰曆十一月撤離黃埔，移泊澳門，在第二年春天撤離澳門。
事後，嘉慶怪吳熊光膽怯，將他革職，發往伊犁充軍，派永保繼任兩廣總督。永保在到任以前病死，由百齡繼任。百齡來後不久便請准嘉慶，讓英國商人繼續貿易。
英國在嘉慶十七年（1812年）與美國發生戰爭；兩年以後就在中國的領海捉了一艘美國商船亨透號（Hunter），作為戰利品。其後，又在黃埔島附近捉了一艘兩桅小船。這顯然也是無視中國的主權，侵犯中國的中立。清朝的兩廣總督蔣攸銛向大班益花臣交涉，照樣不得要領，便逮捕了一個通事（翻譯）。大班下令，叫英國商人完全撤離廣州。蔣攸銛軟下來，於是不了了之。
英國於維也納會議以後，決心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以促進對華的貿易。於是，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第三次派遣使臣來華，所派的是阿美士特勳爵。
阿美士特於陽曆2月8日離開英國的朴茨茅斯港，8月12日到達天津大沽口，他被歡迎到通州的木廠公館暫住。嘉慶皇帝派工部尚書蘇楞額、理藩院尚書和世泰、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勸導阿美士特演習三跪九叩首的大禮，阿美士特不肯。
到了陰曆七月七日（8月29日）這一天的黎明，嘉慶在正大光明殿升朝，等阿美士特覲見。阿美士特這時已被蘇楞額等連夜由通州送到宮門，卻藉口禮服與國書尚在通州，不肯進宮。蘇楞額等向嘉慶報告，說英國的貢使臨時得了急病。
嘉慶傳旨宣召副使，副使也為了不願磕頭，不肯進宮。蘇楞額等只得又報告嘉慶，說副使也得了急病。
嘉慶大怒，叫把阿美士特與副使由陸路送回廣州，「貢表」（國書）與「貢物」（禮品）均拒絕收受。
事後，嘉慶才知道並非阿美士特與副使託病不肯入宮，而是蘇楞額等不曾把磕頭的道理說服他們，於是下旨將蘇楞額等免職。
從此，中、英兩國的邦交更加惡化。到了嘉慶的繼承者道光皇帝之時，便爆發了鴉片戰爭。
通商問題以外，又有傳教的問題，給清朝政府帶來很大的煩惱。
清朝初年，直到康熙四十六年為止，天主教的傳教士在中國頗受優待。這些傳教士多數是耶穌會的會員，認為中國人祭祖與祭祀孔子並非崇拜偶像，因此就准許中國人於受洗入教以後，繼續祭祖、祭孔。
在天主教內部，另有一派傳教士不贊成耶穌會會員的看法與作風，向當時的教宗（教皇）告了一狀。教宗派遣鐸羅到中國來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祭孔。康熙知道了，將鐸羅驅逐出境。
康熙特地頒發詔書：傳教士必須不反對祭祖、祭孔，才由內務府頒給印票，沒有印票的傳教士一律逐去澳門。
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擴大康熙的禁令：只准在中國政府任職的外國人住在北京，其餘的一律不許住在中國境內（除了澳門以外）。所有的天主堂一概改為「公所」，信仰天主教便是違法。
乾隆也禁止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徒仍在暗中活動。
嘉慶由於吃了白蓮教與天理教的苦，對天主教徒也十分猜疑。他在嘉慶十年把一個私自入境的傳教士德天錫圈禁在熱河，到嘉慶二十年又捉了另一個傳教士關月旺，並加絞死。
這時候西洋各國還不十分明了中國的國力，沒有藉此小題大作，否則等不到咸豐年間便會派兵來保僑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