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七〇　乾嘉學人

戴震是顧炎武以後影響最大的一位學人。他的弟子段玉裁與王念孫，均卓然有所建樹。段氏的《說文解字注》與王氏的《廣雅疏證》，是文字學的權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陳奐，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卒於同治二年，對《詩經》極有研究，寫了《詩毛氏傳疏》、《毛詩說》、《毛詩音》、《詩鄭氏箋考徵》、《詩語助義》，等等。 陳奐在諸子之中最喜歡管子，但不曾發表有關管子的著作。他的兩個學生戴望與丁士涵，卻分別寫成《管子校注》與《管子案》兩部書。 王念孫很尊重漢儒的師說，是一個漢學家。他知道了漢儒的訓詁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為某字的假借，某字為某字的轉注。於是他也運用這個方法，來解釋古書之中許多難解的字。但是，指某字為某字之假借或轉注，必須有根據、有例證。這叫做「以經解經」。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經解經」的結果，與漢儒的解釋不同，王念孫以為寧可放棄漢儒的說法。他的兒子王引之，說他是「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的人。梁啓超（任公）說，戴派的學術「確為清學，而非漢學」；又說「如高郵[王氏]父子者，實毛、鄭、賈、馬、服、杜之諍臣，非其將順之臣也」。（「毛鄭賈馬服杜」，是毛萇，鄭玄，賈逵，馬融，服虔，杜預。） 王引之在少年時候寢饋於《爾雅》、《說文》，與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到了二十五歲以後，才從父親處聽到戴震、段玉裁等人關於古音古訓的新道理。父親也指點了他很多《易經》、《書經》、《詩經》、《周官》、《儀禮》大小戴《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這些書上的難題，而加以解釋。他因此就寫出《經義述聞》，加進了自己的若干意見，與《太歲考》二十一論、《通考》四十一條。 王引之的另一偉大著作，是《經傳釋詞》。他自己在序中說明此書是「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遍為搜討，分字編次」。他對於每一字的字義，均是「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的。 阮元在浙江當巡撫，聘了臧鏞堂等幾個書生，雇了十幾個書記，把古書上的單字，一個一個寫下來，按照一東二冬的韻目，依次排列，在每一個單字下面堆積了各書之中含有此一單字的句子，稱這一部書為《經籍纂詁》，請了王引之與錢大昕二人作序。 這《經籍纂詁》的確是一部符合於「戴派」傳統的工具書。 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稱「弟子」。實際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孫的弟子。當時的人每以「王、阮」並稱。阮元是揚州府儀征縣人，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卒於道光二十九年，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當過山東與浙江的學政，兵部、禮部、戶部與工部的侍郎，浙江、江西與河南的巡撫，湖廣、兩廣與雲貴的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刑部與兵部的管部大臣，加官至太傅。逝世之時，享壽八十六歲。 阮元到一個地方，都很注意人才，提倡讀書。他在杭州所辦的詁經精舍、在廣州所辦的學海堂，均是有名的學術中心。 除了編出《經籍纂詁》以外，他又印行一套叢書，稱為《學海堂經解》，一共搜羅一百八十多種清人研究經學的著作。《十三經校勘記》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由專人分別寫成的。 在《易經校勘記》的序文中，阮元對惠棟頗有微辭，說惠棟在他的《周易述》裡面，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周易集解》之時，常常更改《易經》本文，所改的很多「似是而非」。 惠棟（定宇）是蘇州府元和縣人（元和現已併入吳縣）。曾祖惠有聲在家鄉教書為生，與清初的隱士徐枋是好朋友。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學生，於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官至山東密雲縣知縣，寫了幾部關於《易經》、《春秋》與《三禮》的書，與兩卷頗有創見的《詩說》。父親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作了廣東學政，於陛見雍正之時忤旨，罰修鎮江城牆，其後被乾隆用為「侍講」，當侍講當了四年，回家後死在家中，留下《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說》、《交食舉隅》、《琴笛理數考》等書。 惠棟在功名方面只是一個秀才，不樂仕進。他寫了一部《九經古義》，闡揚家學：「餘四世傳經，咸通古義。」所謂古義，便是漢儒的師說。惠氏祖孫四代自成一派，認為「凡古必真，凡漢皆好」。 惠棟生平用力最多的，是《易經》，他寫下了《周易述》、《易漢學》、《易例》。他的其他著作，是《古文尚書考》、《明堂大道錄》、《禘說》、《後漢書補註》。 惠棟的易學，不專主漢代某一經師或某一派經師的師說，而是兼容並包，把鄭玄、虞翻、荀諝、京房納入一爐。漢儒彼此之間並不一致，他們的學說的價值也大有高下，惠棟及所謂惠派忽略了這一點。 在惠棟的學生之中，以沈彤、江聲、余蕭客為最有名。沈彤是蘇州府吳江縣人，寫了《周禮祿田考》、《儀禮小疏》、《春秋左氏傳小疏》、《尚書小疏》、《果堂文集》，成就平常。江聲是元和縣人，專究《書經》，著有《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說他「篆寫經文，又依《說文》改字，所注《禹貢》僅有古地名，不便學者傳誦」。余蕭客是長洲人（長洲也併入吳縣），留下一部《古經解鉤沉》，網羅唐朝以前的舊說，把「凡漢皆好」的惠派傳統，擴充為「唐朝以前皆好」（專與宋明的儒家作對）。 余蕭客有一個弟子，叫做江藩。這江藩寫了一部《國朝漢學師承記》，說黃宗羲不該把漢代五行家的「納甲動爻」視為偽象，胡渭也不該「辟漢學五行災異之說」。依照江藩的看法，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漢學的正統。 其實，黃宗羲與胡渭（《禹貢錐指》著者）並未標榜漢學，也不屑以漢學為標榜。 黃宗羲是王（陽明）門大師劉宗周的學生，與乾嘉以後的所謂漢學家並無關係。胡渭比黃宗羲稍晚，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生於崇禎六年，卒於康熙五十三年）。胡渭專精地理，著有《禹貢錐指》；但也寫了一部《大學翼真》，在思想上是屬於朱熹一派，與漢學家無緣。 黃宗羲與一般的王門明儒又頗不相同，因為他除了注重誠意慎獨的工夫以外，極主張讀經讀史。他說：「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明儒學案》、《二程學案》、《孟子師說》、《明夷待訪錄》、《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明史案》、《四明山志》、《今水經》、《大統法辨》，等等。 在他的弟子之中，以萬氏兄弟為最有成就。他是餘姚人，萬氏兄弟為鄞縣人。因此，中國學術上便有了所謂浙東學派。 萬斯選從黃宗羲學理學，注重實行。黃宗羲很希望他發揚光大王陽明、劉宗周的學說，然而他先黃宗羲而死，黃氏極為感傷。 萬斯大從黃宗羲學經學，對《三禮》極有心得，其後研究《春秋》也用《三禮》作為基礎。他留下了《學禮質疑》、《周官辨非》、《儀禮商》、《禮記偶箋》與《學春秋隨筆》。 萬斯同從黃宗羲學史學，造詣之高，尤甚於斯選、斯大。他獨力寫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鴻緒借了去，冒為己作，送進清朝政府。其後乾隆年間官修的《明史》，在大體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費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將相年表，從洪武直到永曆。此外，他也寫了一部《歷代史表》與一部《儒林宗派》。他對於史實的考訂，絲毫不苟，認為「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須於官書「實錄」以外，廣參典籍，追本溯源。 這三位萬氏兄弟，均是順治、康熙年間的人，到了乾、嘉二朝，作為浙東學派的巨擘的，先後有全祖望與章學誠。 全祖望也是鄞縣人，民間傳說為晚明義士錢肅樂的轉世。他自己有一首詩談到這一點：「……琅江老督相，於我乃前身……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乾隆二十年逝世，十四歲的時候進學（考中秀才），三十二歲當了翰林，卻藉故回家，終身不仕。 我們從他的《鮚埼亭集》之中，可以讀到許許多多晚明東南一隅忠臣義士的碑文與傳記：史可法、沈廷揚、張名振、張肯堂、張煌言、張國維、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王翊等，幾乎是應有盡有。沒一篇文章不令人讀了感慨系之。 在全祖望的時候，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記，「夷夏之辨」的大義已經只能借天地會的組織，存在於所謂「下層社會」之中。全祖望學養之深、根基之厚，可謂當時全中國的第一人，不僅是文章直追子長（司馬遷）、史學頡頏季野（萬斯同）而已。 章學誠（實齋）是會稽（紹興）人，乾隆四十三年的進士，卒於嘉慶六年。他與戴震同時，曾經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與戴震在寧波相遇，討論地方志的問題。兩人的意見不同，辯了兩天。戴震認為地方志應該注重「沿革」，章學誠認為應該注重「文獻」。 戴氏的《汾州志》寫得很好，章氏的《和州志》、《亳州志》、《永清縣誌》寫得更好。平心而論，戴氏是一位經學家，而章氏是一位史學家。 章學誠的最大貢獻，是「六經皆史也」五個字。章學誠不反對「義理」，也不反對「考據」，但是他反對離開六經而空談義理的「偽程朱」、「偽陸王」，與專究六經的字句而忘記了這些字句是記載「政典」的漢學「陋儒」。 在漢學家之中，惠派與戴派雖有「守漢」與「求真」的不同，然而兩派皆斤斤於訓詁，這是章學誠所不能滿意的。 在這一點上，他的確不愧為浙東學派的殿軍。他說：「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宗周）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 章學誠對六經均有簇新的見解。他以為《書經》不完全記言，《春秋》也不完全記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傳說，並無根據。在《左氏春秋》（《左傳》）裡面，有宰孔命齊侯（桓公）的一段話，王子虎命晉侯（文公）的一段話，均是「訓誥之文」，與《書經》中的若干訓誥體裁相同。這是有了《春秋》以後，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進去，不再單獨成書。孟子說過：「王者之跡息而詩（經）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章學誠說，「樂亡而入於詩（經）禮（記），書亡而入於春秋」。 他又進一步把「經」字的神秘意義加以擊破，先從《孝經》《忠經》下手。他說《孝經》是「傳」，而不是經。《忠經》傳說為馬融所作，馬融不是孔子，沒有資格自題其書為經，而且這《忠經》也並非馬融所寫，是別人冒名的。最後，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孔子也不曾自題其書為經，況且孔子述而不作，根本沒有動手寫過什麼書（至多是刪正了一下《春秋》而已）。 在《文史通義》之中，章學誠儘量用「六藝」兩個字代替「六經」，為的是避免這個「經」字。 他最不贊成一般人把《禮記》、《論語》、《孟子》、《爾雅》等，都稱為經，而總稱它們為《十三經》，道家把《老子》改稱為《道德真經》，中國的佛家把許多有關釋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學的書，也稱為「經」，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書尊稱為《墨經》，都是「其徒自相崇奉」的「文飾之辭」。 總而言之，「六藝」也不過都是史料，「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章學誠是一個肯用腦筋的人，因此頗欣賞鄭樵的《通志》，而不喜歡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他說，鄭樵能自出心裁，創造一種新的歷史寫法，而馬端臨只曉得抄書，缺乏「獨斷」。 他欣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不喜歡《晉書》、《隋書》，及其後一切「成於眾手」的所謂正史。理由是，前四史均為一家之言，其後的正史都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 編年體的《資治通鑑》，在章學誠看來，是頗合於《春秋》的遺意的。一般人把它列於正史之次，視如附庸，他認為不對。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他尤其喜歡；他以為不能因為袁樞的書有些地方不夠好，而抹殺這種紀事本末體的寫法之值得提倡。 圖與表的重要，章學誠也常常提到。 他心中時時以「實用」為念：研究六經不該是為了鑽牛角尖，而應該是為了研究古代的歷史，不但要研究古代的歷史，並且要研究古代以後，直至今天的歷史。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切於實用」，把心得寫出來，供給今天與後世的讀者作為參考。章學誠生在乾嘉時代，而有如此的見解，比起當時許多食古不化的人，真是高明多了。 唐朝劉知幾曾經在所著的《史通》里，說歷史家應該具備三項資格：史學、史識、史才。章學誠認為還要再加一項資格，列於這三項資格之前：史德。史德，便是心術。寫歷史的人，必須有大公無私，持正不阿的素養，又必須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氣，於善善惡惡之際能夠持平。章學誠的話，不是對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發。魏收的《魏書》，被人們稱為「穢書」，「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甚也。」章學誠的話，是對於賢者而發：「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學養未底於粹也。」 章學誠可算是學術界的一個轉風氣的人。在他以後，到了道光、咸豐之時，經世之學便代替了經學成為學人的好尚，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龔自珍（定盦）與魏源（默深）。 與章學誠約略同時，而別樹一幟、以疑古成名的，有（河北）大名的崔述。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舉人，留下若干種《考信錄》，包括有關孔子一生的《洙泗考信錄》，與有關西周初年的《豐鎬考信錄》。 比章學誠稍後，而孜孜於經典的研究，不拘拘於戴氏及浙東的派別之見者，以焦循（里堂）的成就為最大。焦循是江都人，在嘉慶六年中舉，是精通漢易的大師，寫有《易通釋》廿卷，也寫了《論語何氏集解補疏》、《孟子正義》、《六經補疏》。 最後，在道光年間，站在宋學的立場，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態猛力抨擊漢學家，差不多給了漢學家一個致命的打擊的，是《漢學商兌》的著者方東樹。他指出「訓詁多有不得真者，非義理何以審之」？他又說：「賤利重義。殺身成仁……實不必存乎典章制度，豈皆為異端邪說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