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六九　《四庫全書》

和珅的名字，列在《欽定四庫全書》卷首，作為該書的「正總裁」之一。這是《四庫全書》的一個污點。 正總裁共有十六名，均是朝中的大官。其中除了和珅以外，還有于敏中一人，也是臭得很的貪官。 夠得上主持這件事的，僅有劉統勛。但是劉統勛位居第四，前三名是乾隆的三個兒子：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這三人程度不齊，永瑢喜歡畫畫，但成就平常。永璇十分低能，是一個「二百五」。永瑆卻是一位寫家，其後在乾隆五十四年受封為成親王，他留下了一部所謂《成親王法帖》。 副總裁有二十五名，也都是大官，有劉墉在內。劉墉的字是標準的翰林體，既方且正。總纂官有三個：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只有一個：來自浙江桐鄉的一個翰林陸費墀。他的責任最大，也最倒霉。書成之時，錯字頗多，乾隆罰他出錢裝裱三部書中每一本的書面，又罰他出錢買三部的木匣。他活活氣死，乾隆仍要抄他的家，只留一千兩銀子給妻子、兒女作生活費。 在總纂官與總校官以下，有二十二名「翰林院提調官」、九名「武英殿提調官」、七名「總目協勘官」、三十九名「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六名「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再其次，便是兩名「黃簽考證纂修官」、三名「天文算學纂修兼分校官」、繕書處四名編校官、一百七十三名分校官、兩名篆隸分校官、一名繪圖分校官、三名督催官、三十七名收掌官、三名監造官。 職員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不少翰林、進士，真有學問的卻如鳳毛麟角。我們在其中找到了王念孫、戴震、姚鼐、邵晉涵、任大椿、朱筠，總算差強人意。 這件事的最初發動人是朱筠。朱筠也是一個翰林，他在翰林院看到明朝成祖皇帝所遺留下來的《永樂大典》（完全是手抄的，不是印成的），感覺到這一部規模宏偉的「類書」（辭典式的分類匯抄之書），保存了許多在乾隆時已經散佚的古籍，因此便建議派人把這些佚書勾抄還原。這建議乾隆很接受，劉統勛不贊成。劉統勛當時是大學士，認為把古書抄去抄來，近於無聊。乾隆因此便發表劉統勛為正總裁之一，名次僅亞於三個皇子，叫他不敢不干。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事。 劉統勛於是保舉紀昀與陸錫熊二人當總纂官。（孫士毅的名字是後來加進去的。）傳說，朱筠之所以能看到《永樂大典》，還是紀昀指給他的。紀昀在翰林院的一個角落無意中「發現」了《永樂大典》。在此以前，一般人均以為《永樂大典》已被李自成的兵搶散。（其實，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書，而且摘抄了不少作為參考。） 在朱筠建議抄輯《永樂大典》之中的佚書以前，乾隆已經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總督、巡撫與「學政」，收買或借抄「歷代流傳舊書」與「本朝士林宿望」的詩文專集，以充實宮內的圖書寶藏。 江浙的若干書香世家，於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股腦兒奉獻。獻得最多的，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為止，有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獻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等人。乾隆很客氣，下旨將所獻的書一概於抄完之時賞還；凡是獻了五百部以上的，另賜那康熙年間編好、雍正年間用銅字印成的《圖書集成》一部，獻一百部以上的另賜《佩文韻府》一部。 《四庫全書》的名稱，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欽定」的。「四庫全書館」也是在這一年成立。一方面，有各省的督撫、學政竭力搜求遺籍；一方面，有館內的大小臣工逐日把《永樂大典》內的佚書一段一段地抄出。結果抄出了五百多部，其中最著名的為《東觀漢記》、《直齋書錄解題》、《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諸蕃志》，等等。 這實在是一件偉大而富有意義的工作。可惜，乾隆摒除不了滿、漢畛域的私見，一邊在努力保存古書，一邊又在銷毀古書。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跡而稍於清方不利的，甚至宋朝人談到遼、金、元而著重於民族大義、夷夏之防的，乾隆及其館臣都把它們燒了個一乾二淨。能夠留下一個書名，列在所謂「存目」之中，已是不幸之幸。 結果，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時，收入於四庫的書雖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七萬九千零七十卷，被列於「存目」之中的，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不曾列入存目而銷毀得幾乎沒有蹤跡的，更是不計其數。 乾隆仍恐這些被焚的書，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間，特別下旨把它們列為禁書，不准任何人收藏。 被禁的書有二千三百多部，幸虧有聖旨、奏疏與咨文可稽，我們今天還能知道書名。 顧炎武的詩集、文集，從《亭林遺書》之中被剜了出來，銷毀。錢謙益替吳偉業（梅村）與王士禎（漁洋）的詩文作序，這兩篇序也從吳、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來，銷毀。像這樣銷毀的書，也有二百四十部之多。 錢謙益是明朝的禮部尚書，在南京頗以詩文負一時眾望，教過瞿式耜，也教過鄭成功。然而他在弘光帝（福王）的朝中，旋進旋退，毫無建樹，又在清軍兵臨城下之時出城投降，可謂晚節不終，無甚足取。其後鄭成功溯江而上，聲勢浩大，他忽然寫了《秋興》詩表示高興。乾隆痛恨他，叫人編《貳臣傳》，把他列在卷首，又叫人把他的遺著一概銷毀。 然而，清朝的政府儘管禁，民間不怕死的人卻依然收藏。於是顧炎武、王夫之（船山）、黃宗羲（梨洲）、孫奇逢（夏峰）的若干著作，都慢慢地重行流傳。 顧炎武的詩集與文集，是他的好朋友潘次耕於康熙年間刊刻的。潘氏小心翼翼，把「觸犯忌諱」的若干首略加更動，而且刪去了十幾首。這位潘先生是有心人。 另外有一部手抄本的「蔣山傭」的詩集，流傳在民間，逃過了乾隆的魔手，到民國初年還存在。蔣山傭不是別人，正是顧炎武。「蔣山」是南京的一座山，蔣山代表南京，也代表明朝。傭，是僕人。蔣山傭三個字合起來，便是「明朝的臣子」。 上海商務印書館在張元濟（菊生）的主持之下，做了不少有功於中國文化的事。他在1919年印行了《四部叢刊初集》，其中的第三百三十九冊是《亭林詩文集》。於是潘次耕的刻本，與手抄本的《蔣山傭詩集》合而為一。黃宗羲的《南雷文案》與王夫之的《姜齋詩文集》，同時重見天日。 錢謙益的《牧齋初學集》與《牧齋有學集》，也沾了光，列為第三百四十三至三百五十一冊。此外，又有王士禎的《漁洋精華錄》與吳偉業的《梅村家藏槀》。 顧炎武的《日知錄》，是清朝考證學的開山之作，雖則不被四庫全書館列入《亭林遺書》，但仍有像潘次耕那樣的有心人略加刪改，讓它風行海內。 張繼（溥泉）於1933年在北京找到了《日知錄》的《何義門批校精抄本》，交給章炳麟（太炎）與黃侃（季剛）兩位加以研究，由黃作成《日知錄校記》。其後張又親自對照山東省立圖書館的另一抄本，也寫了「校記」。 張繼的夫人崔振華女士，於1958年獲得徐文珊等人協助，把這一部《舊題何義門批校精抄本》印了出來。 上海又出版過一部《痛史》，許多種未刊的南明史料都被發表在裡面。張肯堂、張煌言、張國維、黃道周、金聲幾位泉下有知，可以無憾於他們的著作之被銷毀於乾隆之手了。 《揚州十日記》在禁書目錄中被稱為《揚州十日錄》，這一本書其後被同盟會大量翻印、秘密傳布，作為「排滿」的宣傳品。 雍正御撰的《大義覺迷錄》，本是清朝政府頒發給各府、各縣的，乾隆即位不久便下旨收回。在設立四庫全書館以後，特許人民連同其他禁書，在乾隆四十六年年底以前繳出銷毀。 最可笑的，是錢綵的《說岳全傳》也被禁止。這部小說，所談的是岳飛抗金的故事。皇太極早就把清室與金的關係賴得乾乾淨淨。乾隆及其大臣卻小氣得很。其後，上海有了英、法等國的租界，便有人在上海把《說岳全傳》印了又印，清廷的官吏無可奈何。 《四庫全書》的正面貢獻，並不因同時毀了若干古籍與史料而可以抹殺。《永樂大典》在當時已經缺了「禡」韻的幾本，到今天卻只剩了幾十本，分散在各國的博物院、圖書館之中。（我在美國的國家文獻館也看到了幾本。）全靠有《四庫全書》，才勉強保存了《永樂大典》所徵引過的五百多部久已散失的古籍。 從兩萬多卷的《永樂大典》之中，把零星散見的文字湊合起來，力求恢復這五百多部古籍的本來面目，並非易事。只有極內行的人，才能把這樣的事辦好。 在紀昀（曉嵐）的幫手之中，以戴震（東原）為最得力。戴震是安徽徽州府休寧縣的舉人，對文字學與音韻學極有研究，曾經比照過《爾雅》《說文》與揚雄的《方言》，也細細檢討過《十三經註疏》。他曾經問學於徽州的經學前輩江永，結交當時的學人惠棟、錢大昕、王鳴盛、盧文弨，與王念孫的父親王安國。 他對於顧炎武的音韻學頗有修正，但他的治學精神則很多私淑於顧炎武之處。他認為離了「經」，無所謂義理，因此而很不贊成宋明諸儒的憑空談理，尤其不贊成朱熹「性即是理」的說法。宋明諸儒每每以「天理」與「人慾」相對稱，戴震則確信天理即在人慾之中。 由於他在「小學」（文字學）方面頗有根柢，他的治學方法是從文字入手，先在古書中校勘出正確的字，再求正確的音，然後竭力地摸清楚正確的訓（字義）。結果，他的若干著作頗能腳踏實地，繼往開來。 在他的著作之中，有些不是依靠《永樂大典》所保存的材料寫成的，例如《孟子字義疏證》、《爾雅文字考》、《聲類表》，等等。有些卻非根據散佚的古籍不能成書，例如《四庫全書》內的《水經注》校正本。 《水經注》的原著者是北魏的酈道元。流行的版本很多，都包含極大錯誤，每每經文、注文糾纏在一起，亂加、亂改的字眼也多，錯字更不用說。戴震依據《永樂大典》所保存的宋朝版本，把經文與注文分開，改正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補進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掉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在戴震以前，寧波府鄞縣的全祖望（謝山）已經做過這項工作，把《水經注》校了七次之多。全祖望的友人、杭州府仁和縣的趙一清，寫了一部《水經注釋》，內容在大體上與戴震的校正本不謀而合，而且這書也在乾隆年間四庫全書館設立前後被繳送了進來。 因此之故，頗有人懷疑戴震的校正本，與趙一清的「釋文本」不無關係。戴震的學生、江蘇鎮江府金壇縣的段玉裁（若膺），特別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聲明：戴氏把《水經注》的經文與注文分開，是乾隆乙酉（三十年）以前的事，換句話說，要等到八年以後四庫全書館設立，戴氏才有機會看到趙一清的著作。 戴震在數學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他從《永樂大典》輯回了《孫子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術》、《五曹算術》與《夏侯陽算經》。這些書，均是清初數學家梅文鼎等人所想見而不曾見到的。戴震自己所寫的數學書籍，如《勾股割圜記》等，都有獨到之處。這一套學問，其後，他傳給了曲阜縣的孔廣森。 也許是因為姓戴的關係，他對於漢朝的戴德、戴聖兄弟很有興趣。戴德集合了八十五篇孔子弟子及後學的筆記，成為《大戴禮記》。戴聖又刪削了這部《大戴禮記》，只留四十九篇，成為《小戴禮記》。唐朝以來，大家所讀的《禮記》，只是小戴的四十九篇而已。 戴震在進入四庫全書館以前，與盧文弨合作，幫助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把小戴所刪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來，稱之為《大戴禮記》（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裡邊）。在進了四庫全書館以後，戴震又參考《永樂大典》所保存的十篇，再把這盧刻《大戴禮記》校訂一番，列入《四庫全書》內。 宋朝李如圭著《儀禮集釋》，以鄭玄的原注為依據，戴震參考唐朝的石經、惠棟與沈大成的研究，改了十四個字，刪了一百零六個字，增加二十四個字，把它收入《四庫全書》。 李如圭的《儀禮釋宮》久已散佚，戴震從《永樂大典》中抄了出來，恢復原狀。 清高宗弘曆毀書清高宗弘曆（乾隆帝）喜附庸風雅，重文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令開設四庫館，歷15年之久編纂《四庫全書》，共收書3457種，79070卷。其來源主要為內廷藏書、各省採集、各地官吏及藏書家進獻和從《永樂大典》中輯佚之書等。乾隆帝為收盡觸犯清朝、表彰明季之遺書，下令各省、府、州、縣衙門，專門成立「收書局」，並令呈交「違礙」書籍，各地查交禁書甚嚴，紛紛將「禁書」押運京城。若四庫館從採集本中查出禁書，送軍機處，然後由翰林院詳細審查，將「悖謬」之處寫成黃簽，貼於書眉，由乾隆帝過目批准後，將書燒毀。據載，當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3000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乎與四庫現收書相埒。 《禮記》、《儀禮》、《周官》，是所謂「三禮」，也就是有關典章制度的學問。這一套學問，戴震得之於江永，傳授給江蘇揚州府興化縣人任大椿。 任大椿參加四庫全書館的纂修工作。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是揚州府高郵縣人王念孫（懷祖）。王念孫於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戴震也是在這一年被特許以舉人的資格越級參加「殿試」，成為翰林的。 王念孫留下一部《讀書雜誌》，其中多數的「創穫」，實際上是由於對證《太平御覽》《玉海》等「類書」所引的古本而來。 倘沒有他的兒子王引之寫出《經義述聞》，我們對於王念孫的造詣就不能怎樣明了。王引之的另一部書《經傳釋詞》，極有系統，配得上稱為學者的津梁。 邵晉涵的不朽貢獻是，從《永樂大典》之中抄出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其後，他幫助畢沅完成了《續資治通鑑》。 紀昀以總纂官的地位，督促全館的同人，把《四庫全書》修訂成功，又依照乾隆的旨意，編出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功勞也很大。但提要也是成於眾人之手，錯誤在所不免，每每有冤枉了原書的地方。今人余嘉錫特別寫了一部《四庫提要辨證》，來糾正四庫之中史學與子學兩庫書籍的提要。 《四庫全書》一共寫了七部，分別儲藏宮內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熱河的文津閣、奉天（瀋陽）的文溯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到今天僅剩下三部全的（文淵、文津、文溯），一部不全的（文瀾）。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來，我們真要受用不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