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六八 巨蠹和珅
過去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兩個貪官，是漢朝的梁冀與清朝的和珅。
梁冀的財產，在抄家的時候，據說是三十萬萬文左右。當時的物價今已難考，這三十萬萬文等於多少，因此也無法估計。我們僅僅曉得當時中央政府全年的歲收才有梁冀財產的一倍而已。
和珅的財產，在嘉慶四年查抄之時，分為一百零九號。在這一百零九號之中，有八十三號未曾估價。單就估了價的二十六號來說，在當時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以上。一兆，是一百萬。二百二十三兆，是二萬萬二千三百萬兩。米價在雍正年間的山東省是每石一兩銀子左右。假定在乾隆年間，銀價雖略漲，而米價未大跌，仍在每石一兩左右，和珅的小部分財產（一百零九號之中的二十六號）已經相當於二萬萬二千三百萬石米了。
他的財產清單，不是《細說清朝》的篇幅所能容納得下的。只有另寫《細說和珅財產》一本專書，才有辦法詳細列舉。我們姑且提一提幾個重要的項目：房屋五所，共二千七百九十間。花園兩所，甲所有亭台三十六座，乙所有亭台六十四座。銀號十處，當鋪十處。屋中黃金五萬八千兩。又夾牆內黃金二萬六千兩。屋中白銀計元寶五萬五千六百個（每個五十兩），京課五百八十三萬個，蘇課三百一十五萬個（每個若干兩，不詳），外國銀元五萬八千枚。地窖內的白銀一百萬兩。此外，又有每個一千兩重的銀子大元寶五百個，金子大元寶一百個。至於黃金制的漱口盂四十個，白銀制的漱口盂八十個，金茶匙，銀茶匙，金筷子，銀筷子，銀碗，以及二十六斤重的金寶塔一座，都只能算是小玩意。
他的玉器也多得嚇人。一匹玉馬，高二尺八寸，長四尺三寸（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院）。十三座玉鼎，各高一尺五寸。玉磬有二十塊，玉如意有一百三十柄，鑲玉的如意有一千一百零六柄，玉屏有二十四扇，玉瓶有三十個，玉臉盆有十三面。一尊玉佛，高三尺六寸，一尊玉觀音，高三尺八寸。零星的小玉器，有九十三架。
珍珠、珊瑚之多，也正如玉器一樣，多過了皇帝的內府。桂圓般大小的「大東珠」，有十顆；上等的珍珠手串，有二百三十串。珊瑚的帽頂共八十顆，珊瑚樹有七枝各高三尺六寸，四枝各高三尺四寸。
大小瓷器，有九萬六千一百八十四件。銅器、錫器，是三十六萬零九百三十五件。
綢緞紗羅，有一萬四千三百匹；紫貂皮，有八百張；白貂皮，有五十張；白狐皮，有五十二張；黑狐皮，五百張。加上其他的粗細皮料，一共是五萬六千張。
和珅對於鐘錶一類的「西洋貢品」，搜集得也不少，計有大自鳴鐘十座，小自鳴鐘一百五十六座，棹鍾三百座，掛表八十枚。他其實早該退休，當一個鐘錶店的老闆，又何至於在乾隆死後被嘉慶清算呢？
和珅的如許財產，是從哪裡來的？他是滿洲正紅旗人，姓鈕祜祿氏，在少年的時候很窮，不曾繼承到、或保有先人的遺產。
他的出身是文秀才，略通文墨，在乾隆三十四年當了三等侍衛，到乾隆四十年時來運轉，升為御前侍衛，兼某旗的副都統。
不到一年，他再升為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兼內務府大臣，而且不久又兼了步軍統領兼京城崇文門稅務監督。
和珅身兼五職，其中戶部侍郎、內務府大臣、崇文門監督，均是管錢、用錢、收錢的肥缺，而軍機大臣是實際上的宰相，步軍統領又是拱衛京畿的首席武官。乾隆對和珅寵任之專，可謂史無前例。
四年以後，他的戶部侍郎職位改為戶部尚書，副都統改為都統，於內務府大臣之外又加了領侍衛內大臣，軍機大臣之外也加了議政大臣、御前大臣。並且，兒子豐紳殷德被指定為和孝公主的額駙（駙馬），待年成婚，於是和珅又成了乾隆的兒女親家。
乾隆似乎感覺到對和珅還不夠好，特別任命他再兼理藩院尚書，與「四庫全書館正總裁」！和珅這樣的人，能看懂四庫全書之中的哪幾部書？
甘肅有一個撒拉爾回民首領，名字叫蘇四十三，在乾隆四十六年起兵抗清，攻打蘭州，乾隆叫和珅、阿桂兩人前往督師。阿桂有病，和珅先去。和珅措置乖方，幾乎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阿桂去了，才挽回局勢，稍稍獲勝。乾隆把和珅調回來，叫阿桂一人負責，但是對阿桂毫不賞賜，卻叫和珅再兼一個兵部尚書，外加一個「管理戶部三庫」的肥缺。
兩年以後，乾隆四十八年，甘肅的回民反抗被鎮壓了，功勞又記在和珅賬上，封和珅為一等男爵，於軍機大臣、議政大臣、御前大臣等職位之外，再加一個「協辦大學士」的榮銜。戶部尚書仍舊，兵部尚書改為吏部尚書。
又過三年，和珅由協辦大學士而升為文華殿大學士。崇文門監督雖則油水頗多，究竟位卑職小，乾隆不好意思叫和珅兼下去了。吏部尚書，也叫他讓出，但戶部仍交給他，當「管部大臣」（位在尚書之上）。
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被清軍捉住，這又不可以不記在和珅的賬上。於是和珅由一等男爵晉封為三等伯爵，賜號忠襄。
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上表稱臣，和珅因此又兼了一個翰林院掌院學士。幾十年的一個酸秀才，竟然毋庸考舉人、考進士、考翰林，而當了翰林的領袖。
嘉慶二年，太上皇（乾隆）吩咐：和珅的戶部管部大臣改為刑部管部大臣；不久，又吩咐和珅再兼戶部管部大臣。至於軍機大臣、大學士等職位，當然仍舊。
嘉慶三年，四川的義軍首領王三槐被捉，和珅於是又由三等伯爵晉封為公。
如果乾隆不在嘉慶四年正月間死，和珅可能還要高升。
乾隆之待和珅，比起漢文帝之待鄧通不可同日而語。拿和珅比鄧通似乎有點不倫，然而有人說過，和珅最初之所以得幸，與鄧通如出一轍。
然而和珅之所以能夠永久占住乾隆的心，卻全靠「伺意」兩個字。用四個字來解釋，這「伺意」便是「先意承志」。當年楊貴妃之把握住唐明皇，也是用的這種工夫。
乾隆將要喜歡什麼，和珅先就猜到，趕快準備。乾隆決心要做什麼，和珅也立刻遵辦，辦得至少在表面上十分妥帖。不應該做的事，只要乾隆想做，和珅決不反對。應該做的事，而乾隆不想做，或想不到去做，和珅也決不自作主張、露出比乾隆更聰明的樣子。因此之故，乾隆就特別喜歡他，認為他比誰都好。
朝廷之中，比和珅能幹的人未嘗沒有，像阿桂便是其中的一個。然而能幹，而又沒有怪脾氣、怪主張，找來找去，就只有和珅一人。
幾十年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即位不久，那曾被雍正稱為「狂生」而剛被乾隆擢拔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孫嘉淦，就警告乾隆，說：「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非譽則逆……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主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非媚則觸……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人主之]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主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視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
乾隆到了晚年，早就把孫嘉淦的這一番話忘記得乾乾淨淨。自從在乾隆四十年開始重用和珅以來，他只感覺到和珅的言語入耳，面孔悅目，才幹稱心。
誰要是反對和珅，誰便是故意搗亂。和珅也確有辦法，能夠叫「搗亂」的人查不出真憑實據。最著名的一例是：內閣學士尹壯圖在乾隆五十五年上疏，說各省的庫存銀不足，被大官挪走了。乾隆大怒，派尹壯圖到各省去查。和珅為了庇護這些大官，建議派戶部侍郎慶成陪尹壯圖去。於是，每到一個地方，慶成總設法掣尹壯圖的肘，拖延時間，讓管庫的人借好銀子補足，才開始查驗。結果，尹壯圖犯了「妄言」之罪，丟官。
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時候，御史曹錫寶彈劾和珅的一個家奴劉全，說劉全蓋了一座大得超過規定的大房子。乾隆派人去查，和珅卻已吩咐劉全連夜把房子改小。結果，曹錫寶受到申斥。
山東的巡撫國泰與布政使於易簡，也都是和珅的私人，總算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御史錢灃抓住了馬腳處死。然而，這是唯一的例外。
錢灃何以偏能例外地抓住山東巡撫國泰與布政使於易簡二人貪污的真憑實據？原來，有左都御史劉墉給予他以有力的支持。
劉墉的父親劉統勛，也當過左都御史，其後升至「東閣大學士」，查辦過很多大官，如雲南總督恆文、巡撫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蔣洲、西安將軍都賚、歸化將軍保德、江蘇布政使蘇崇阿、江西巡撫阿思哈等，堪稱打老虎健將，與一般專拍蒼蠅的御史們迥不相同。
劉墉不愧為劉統勛的兒子，他探聽到和珅將要派人先期去山東，指示國泰與於易簡以矇混的技術，便趕緊告訴錢灃將計就計。
於是錢灃也提前化裝出發，到了離開北京不遠的良鄉，果然看到有一個人騎馬向南而去，便記住這人的容貌。其後，錢灃在快走到濟南之時，又碰到這人騎馬向北而來。錢灃就吩咐從人將這人攔住搜身，搜出了國泰寫給和珅的回信，裡面說已經借好了商人的款子，放在庫里靜候查驗。
糊塗的乾隆，不但派了錢灃去山東，而且也派了和珅會同錢灃，外加劉墉與諾穆清二人，查辦國泰、於易簡的虧空。
到時候，和珅竭力主張當天抽查幾十封銀子了事。錢灃叫把已查、未查的貼上封條，等第二天再查。在第二天，把所有的庫銀一封一封拆開來查，果然查出了若干封的銀子有「圓絲，雜色」，不像「庫銀」，而像商人的銀子。於是，出了告示，叫商人自己到庫里來領回，來遲的銀子一概沒收。商人們看到告示紛紛前來，於是庫存立刻「如洗」。
國、於二人被解到京城刑部大牢，乾隆下旨賜他們自盡。
和珅因此恨極了錢灃。
錢灃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隆告了和珅本人一狀，說和珅身為軍機大臣，每天不到軍機處辦公，獨自一人坐在宮裡「內右門」的「舊直廬」（舊日的值班官吏休息處）批閱公事。去軍機處的軍機大臣，僅有阿桂一人。其他的幾個，如王傑與董誥卻只到「南書房」，如福長安也只到「造辦處」。遇到皇帝召見的時候，他們才一個一個從各人的房間走出，「聯行而入」。「退，各還所處」。
乾隆大怒，叫錢灃兼一個「稽查軍機處」的差使。這差使很不好當，過一年錢灃便暴卒了。姚鼐說，錢灃不是被和珅毒死的，而是積勞病故。
另一位御史管世銘在一個宴會場中揚言，準備彈劾和珅。當天晚上，他也暴卒。和珅的氣焰，真了不得。像謝振定膽敢棒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燒了這位舅老爺的「違制」大馬車，而僅僅丟了御史之官，真是僥倖。
阿桂的地位在和珅之上，是和珅的眼中釘。和珅常常慫恿乾隆，派阿桂去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疲於奔命，留在京城的時候很少。阿桂能夠在嘉慶二年善終，總算福氣。
阿桂在本質上是一個軍人，政治上的勾心鬥角非其所長。他很厭惡和珅，卻無可奈何，只得在站班上朝之時不與他站在一起，離得遠遠的。非萬不得已，也不與他交談。和珅之所以不去軍機處辦公，而獨坐在「舊直廬」批閱公事，這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和珅一個人批閱公事，可以不讓其他的軍機大臣知道，等於作了皇帝。
皇帝被他蒙蔽得什麼也不知道；而皇帝想幹什麼、喜歡什麼，和珅完全知道。僅憑這一些「內幕消息」，他已經可以大發其財。企圖升官的，必須走他的門路。怕丟官、降官的，自然更要走他的門路。不想升官，也不怕丟官、降官的，為了「辦報銷」，仍舊要走他的門路，因為他可以批駁賬目單據，或拖延歲月，不把「報銷」早日核准。
和珅的「人情」是賣不完的。每一次人情的代價，積累起來使得他成為「萬萬富翁」。
大官為了「報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報效」；於是小官為了「報效」大官，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有和珅這樣一個人貪污於上，已足以弄得全中國民不聊生。倘若清朝在台灣的地方官不貪污擾民，林爽文便號召不了那麼多的群眾造清朝的反。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湖北發動規模巨大的起義，也無非是「官逼民反」的口號，深合當時、當地的人心。
在乾隆六十年的時候，閩浙總督伍拉納為了籌款報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縣知事「倒吊」起來拷打。倒吊，是頭頂向下，腳心朝上。和伍拉納狼狽為奸的，有福建巡撫浦霖、按察使錢受椿，這三人被福州將軍魁倫密參了一本，和珅來不及彌縫，都送了命。
在各省總督、巡撫之中，如有敢於不與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測之禍。浙江巡撫福崧得罪了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的某一天忽然傳下乾隆的聖旨，押解他回京候訊，罪名是他受了兩淮鹽運使柴楨的賄賂一千兩。其實，在柴楨的賬簿上的「福公」是「福長安」，並不是「福崧」。「饋福公金一千兩」七個字是「送了戶部尚書福長安一千兩」，不是送了浙江巡撫福崧一千兩。福崧向人說：「我見了皇上，必定把和珅的秘密完全報告出來。」和珅知道後，就更改福崧的供詞，加幾句罵乾隆的話。結果，乾隆不等候福崧到京，就下旨賜死。
和珅甚至向嘉慶賣人情：乾隆才決定了立嘉慶（皇子顒琰）為太子，和珅立刻去嘉慶那裡報喜訊，不好明說，送了一個玉如意作為暗示。嘉慶不買他的賬，和珅便記下仇。
乾隆調嘉慶的老師朱珪從兩廣總督任上回京當大學士。嘉慶寫詩賀朱珪，和珅拿了這首詩給乾隆看，告嘉慶一狀，說「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不但降調朱珪為安徽巡撫，而且幾乎因此治嘉慶的罪。於是，嘉慶就在乾隆死後抓了和珅，抄他的家，賜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