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五一　徹底集權

曾靜、張熙所崇拜的呂留良，在他的遺著之中，除了強調「夷夏之防」以外，也竭力主張恢復封建，實行井田。 先於呂留良的顧炎武（亭林），以經學大師而一生為復國奔走，寫過《郡縣論》九篇，洋洋灑灑，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他而且提出了一個「寓封建於郡縣」的口號，建議讓成績優良的地方官世襲。他的言外之音，是希望清朝皇帝廣建諸侯，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權，然後反清復明的志士便可以在這些諸侯身上打主意。 因彈劾酷吏田文鏡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軍到阿爾泰（新疆北部）的謝濟世，在雍正七年向當地的駐軍首長平郡王福彭呈獻自己的《古本大學注》，痛論程、朱不是儒學的正統，很受福彭的重視。與他同時被充軍在那裡的一位廣西同鄉陸生枬，也寫了一部《通鑑論》，共十七篇，拿給福彭與振武將軍錫保等人欣賞。 謝、陸二人的思想，和顧炎武與呂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說封建好，專制不好。陸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君）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聖人）雖有國事，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錫保把謝、陸二人的活動，秘密報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繳了上來。雍正讀了，勃然大怒，交朝中的王大臣議罪。結果，謝濟世罰當苦工，陸生枬斬首。 雍正這時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國更進一步地統一起來，把他的君權作更高一層的提高。 他自從即位以來，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獨立的「下五旗」開刀。他怎能聽得進「廣建諸侯」的一套說法？ 所謂「下五旗」，是鑲白、正藍、鑲藍、正紅、鑲紅五個旗。 與「下五旗」對稱，是直屬天子的「上三旗」：正黃、鑲黃、正白。 當年努爾哈赤以「遺甲十三副」起家，聯絡若干女真部落，創造了一個相當大的汗國。這汗國實際上是一個部落聯盟，分成八個旗，每一個旗自有旗主。旗主對下有完全的統治權，對上向努爾哈赤效忠。 努爾哈赤很精明，把這八個旗，全以自己的子侄為旗主。其中皇太極兼掌了正黃與鑲黃兩個旗。 皇太極死後，多爾袞以正白旗旗主的資格，聯合同母弟多鐸所主的鑲白旗，而且勾結了兩個黃旗內部的若干分子，於是搶得了實際政權，先當輔政，後當攝政，終於自稱「皇父」，把順治皇帝當作兒子看待。 多爾袞死後，他的正白旗被順治拿了去。於是正白旗從此被「天子自將」，和正黃、鑲黃一齊稱為「上三旗」。 在謝濟世與陸生枬二人向福彭與錫保大談其恢復封建的主張之時，福彭正是鑲紅旗的旗主，而錫保正是正紅旗的旗主。這怎能叫雍正不生氣呢？ 福彭的爵位是平郡王。他的父親叫納爾蘇。納爾蘇的太太，是曹雪芹的姑母。納爾蘇的曾祖，是代善的大兒子岳托。 錫保的爵位是順承郡王。錫保的祖父是勒克德渾。勒克德渾的父親是代善的第三個兒子薩哈璘。這時候，其他三個「下五旗」的旗主，可能是： 鑲白旗　輔國公塞勤 正藍旗　信郡王德昭 鑲藍旗　簡親王神保住 這三人均不及平郡王福彭與順承郡王錫保之重要。 本來，福彭的父親納爾蘇，比福彭更有力量，曾經被康熙的太子胤礽毆打過，顯然是皇八子胤禩的一黨。雍正在雍正四年將他革去爵位，叫他的兒子福彭繼承。 簡親王神保住的父親雅爾江阿，也是在雍正四年被革去爵位的，和納爾蘇同時。 傳說，曹頫是在雍正六年被抄家的，曹頫可能也是受了納爾蘇的牽累。 雍正從即位的時候起，便頒了「上諭」，禁止下五旗各旗旗主對擔任政府官吏的旗員勒索。 他又把都察院的滿洲人御史調派到八旗去，每旗二人，稽察一切。從此，各旗的內部行政，在實際上被中央直接管理。下五旗的半獨立主權，名存實亡。 過去，康熙也曾經以此一旗的旗員，充任另一旗的「都統」，但是當都統的多多少少要受制於該旗的旗主，與本人所隸屬的一旗的旗主。 雍正卻直截了當，以此旗的旗主兼充彼旗的都統，弄得彼旗的旗主無法抗衡。 康熙以來，除了鑲藍、正紅兩旗為濟爾哈朗與薩哈璘一支的代善子孫所占以外，其餘的三個下五旗（鑲白、正藍、鑲紅）常被插入若干新封的人，每一個新封的人總要占去一個參領（甲喇，等於五個佐領），或幾個佐領（牛錄，牛錄是含有三百個壯丁的單位）。於是這三旗的完整性也喪失了。雍正，不消說，也是採取分割各旗的政策，而變本加厲。 每一個滿洲的旗，在原則上包括五個參領，也就是二十五個佐領。事實上，各旗的大小並不劃一。佐領分為兩種，一種是所謂「旗分佐領」，其分子稱為旗分人員，簡稱旗員，對於旗主很像西洋封建時代藩臣之於藩主，旗主有大的「圈地」，旗員有小的圈地。另一種是所謂包衣佐領，那便是相當於農奴的集團了。 雍正規定：下五旗各旗主對於包衣可以照舊享受「主人」的權利，對於旗員則只能用為「護衛、散騎郎、親軍校（小軍官）、親軍」，不許用作僕從，管家務，供差役。倘若要在旗員中調人充任這些賤役，就必須專案奏請。旗員當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縣知事以上，旗主不許挑選他們的子弟當侍從，或管帶包衣的「下官」。 各旗彼此之間，也不許發生橫的關係。這一旗的旗員與包衣，不許到別一旗旗主那裡去當差。上三旗的旗員包衣，更絕對不許「在諸王門下行走」。 雍正精力過人，喜歡辦事，而不怕繁瑣，可說是天生的一位大行政家。他自奉甚薄，較康熙有過之而無不及，雖致力於清查逋賦、欠賦、增收關稅、鹽稅，卻只是為了充裕國庫，不是為了一己的耳目之娛（宮室），口腹之慾（飲食），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他把整理財政的所得，用在免賦、賑災、浚河、築堤等項目上。 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位宰相或「大學士」，以他那一種綜核名實的作風與政績，其值得後人的歌頌，也許要超過張居正。 我們不可忘記，他是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人（即位於公元1722年，逝世於1735年）。那時候，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具有所謂責任內閣制的政府，除了英國以外。甚至在英國，責任內閣制也不過是剛剛萌芽罷了。 我們也不可忘記，中國自從明太祖晚年以來，一直到他（雍正）即位之時，已經有三百多年不設宰相。大權原則上操在皇帝之手，而若干大學士與（明朝的）所謂秉筆太監，顧名思義，也只是皇帝的書記而已。 我們可以不欣賞他的作風，不佩服他的政績，但不應該責備他不懂得用宰相代治國家，不懂得創設一個民選的議會，正如我們不應該責備孔子不會駕駛汽車。 就事論事，以當時的標準衡量，雍正的用人行政雖不是完全無可批評，的確比康熙與乾隆均高明得多。 他最信任怡親王胤祥，先用為「總理事務」的大臣之一，後用為大學士及軍機大臣。這胤祥是一個忠心、能幹而不要錢的好官。 次於胤祥的，是鄂爾泰與張廷玉。鄂爾泰是滿洲鑲藍旗的旗員，姓西林覺羅氏（不是愛新覺羅氏），可謂與皇家同族，而不是宗室。他的高祖父屯泰率領汪欽地方七個村莊的女真人歸附努爾哈赤，作了牛錄額真（佐領），曾祖父圖們在皇太極之時對明軍作戰陣亡於大凌河。他本人在康熙三十八年考中舉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襲封佐領，在康熙五十五年當了內務府的員外郎。 那時候，雍正以皇子的身份對他有所請託，被他拒絕；不料因此反而很受雍正重視。雍正一即位，便特別提拔他，放他為雲南主考，又任命他為江蘇布政使。 在江蘇布政使任上，鄂爾泰把照例「應得」的「公使銀」（可以「報銷」的辦公費），買了三萬三千四百石穀子，分別存在蘇州、松江、常州三府，作為將來賑濟災荒的一種準備；也上了條陳，想疏浚太湖的兩個出口吳淞江與白茅浦。雍正很高興，就在他三年「任滿」之時，升他為廣西巡撫。 鄂爾泰剛到廣西就職，雍正便把他調充雲南巡撫，「治總督事」（代理總督）。鄂爾泰在代理總督任上不到一年，鎮壓了逼近貴陽的谷隆苗民武裝。谷隆，在明朝稱為谷龍川，分為大小兩個土司，在今日是貴陽東南的龍里縣。雍正很喜歡，升鄂爾泰為實授（真除）的雲貴總督。 鄂爾泰主張徹底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把明朝所設的若干世襲的安撫使司、宣撫使司一概取消，改派知府、知縣，與內地的郡縣制度合流。這一點，雍正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兩人均認為苗人、彝人等，都是應該由皇帝直接管理的「子民」，不容由封建式的土司割據。土司對於土民「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東川（會澤）與烏蒙（昭通）的「錢糧不過三百餘兩，取於下者百倍」。土司之下，又有土目（土司的胥吏），土目之橫，又甚於土司。 依照鄂爾泰的建議，雍正把東川與烏蒙均從四川劃入雲南，由鄂爾泰用武力來「改土歸流」，設立了三府一鎮。其他各地，如貴州的古州（榕江）、黎平、鎮遠、安順，雲南的鎮雄、霑益，也一概於克服了土司的反抗以後改土歸流。 雍正在雍正七年加撥一省給鄂爾泰管理，稱他為「雲貴廣西總督」。於是若干廣西的土司，也歸了流。雍正藉此把廣西與安南的國界也劃定了，送給安南王黎維祹以賄咒河外的土地一百四十里（寬），作為賞地。 鄂爾泰在雍正十年被召回北京，充任「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辦理軍機事務」。他和張廷玉一起，每天在「軍機處」侍候雍正辦公。 軍機處原稱為「軍機房」，是所謂「軍需房」的後身。軍需房設於雍正七年六月，所管的本是軍需，雍正為了「保密」與隨時向胤祥、張廷玉、蔣廷錫三人指示，而把它設在內廷，隆宗門裡邊的一座房子。 那時候，胤祥已經從雍正三年二月解任「總理事務」以來，辦理京畿的水利（如疏浚磚河、興齊河，分減子牙河，導引永定河，等等）頗有成效，奉雍正之命，主持支援西北方面對準噶爾的軍事行動。這軍需房可說是特為胤祥而設。張廷玉與蔣廷錫在當時是兩個得力的大學士，而蔣廷錫又是現任的（管錢的）戶部尚書，所以也被調來軍需房辦公。 軍需房在雍正八年改稱為軍機房。胤祥在雍正八年五月逝世，遺缺由一個叫做馬爾賽的接充。但馬爾賽在雍正九年七月受命為「撫遠大將軍」，八月出發，軍機處只剩下張廷玉和蔣廷錫兩人。到了雍正十年二月，才添進了鄂爾泰，為「辦理軍機事務」的大臣，加上一個「在辦理軍機處行走」的原任貴州提督的哈元生。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個月，便因為貴州苗民反抗再起，奉命回貴州提督原任。 軍需房雖原為胤祥而設，但軍機處之升格為實際的內閣，奪了原有的內閣的實權，卻全是由於張廷玉的建議。 張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翰林），翰林院檢討，「直南書房」（在內廷的「南書房」陪皇帝看書、寫文章），歷任洗馬、庶子、侍講（都是名義上侍候太子的官），在康熙五十九年作到刑部侍郎（等於司法行政部的副部長），不久調任吏部侍郎（內政部副部長）。 雍正即位以後，提拔張廷玉為禮部尚書，其後放他為順天鄉試的主考，加官太子太保，兼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調充戶部尚書（財政部部長）；在雍正四年升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雍正五年，升為文華殿大學士；雍正六年，升為保和殿大學士，改兼吏部尚書；雍正七年，以大學士的資格調到軍需房，與怡親王胤祥、戶部尚書蔣廷錫「密辦軍需」。（吏部尚書一職，由一個叫做查朗阿的接充。）這一年十月，他得了一個比「太子太保」更高的加官（銜頭），即（皇帝的）「少保」。 張廷玉在軍需房一改為軍機房、再改為軍機處之時，用了一張紙條，把內閣所僅有的「票擬」之權，輕輕地獻給了皇帝。他也許是感覺到受恩深重，藉此圖報。 張廷玉的建議是各方面寫給皇帝的奏章，分為二類，涉及普通政務的「常事」稱做「疏」，涉及軍國機密的「要事」稱做「摺」。「疏」由通政司收進，交內閣用籤條（票）「擬旨」；「摺」不再由通政司收進，而改由「奏事處」收進，不再交內閣擬旨，而改由皇帝在軍機處看著軍機大臣擬辦，立刻用御筆朱批，批好了立刻由軍機處的職員抄寫、封發，不經過內閣，更不經過各部，既保密又迅速。 雍正採納張廷玉的意見，從此軍機處成為全國最高而最重要的一個衙門。 也只有像雍正這樣有能力的皇帝，與張廷玉這樣有能力的軍機大臣，才可以把全國的「要事」辦得那樣迅速而大體不差。張廷玉有一個當過大學士的父親（張英），可謂家學淵源；本人在刑部、吏部、禮部、戶部均做過尚書或侍郎，也作了三個殿的大學士，夠得上稱為熟悉一切。只有工部與兵部的事，他較為生疏；有了辦過水利的怡親王胤祥，與剿過苗民起義的鄂爾泰，以及在鄂爾泰內調以前的馬爾賽，雍正也不怕無所諮詢了。 乾隆即位以後，一度改軍機處為總理事務處，但改了不到兩年，仍舊稱它為軍機處。鄂爾泰在乾隆十年病故，張廷玉在乾隆十四年退休。（兩人均在乾隆四年加官「太保」，比「少保」又高一級。） 雍正在雍正十二年添派馬蘭泰與平郡王福彭兩人，在軍機處行走，這兩人不久奉命出發前方，打準噶爾；雍正改派訥親與班第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即位以後，把這兩人升為軍機大臣，而且增加了海望、納延泰、徐本等幾個人。此後，直至宣統三年四月軍機處被裁撤為止，軍機處的大臣時多時少，並無定額。 雍正有張廷玉等人在軍機處，每天陪他辦公。張廷玉同時又是保和殿大學士，所以不僅有關軍機的「要事」，由張廷玉以軍機大臣的資格當面秉呈雍正的意旨迅速執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張廷玉也同樣地可以向雍正解釋章奏與「內閣票擬」的內容，聽候雍正「乾綱獨斷」。 在如此的一種君主專制的政體之下，「會議」的方式也不是絕對沒有。清朝在努爾哈赤的時候，就已經設有所謂「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札爾固齊」（副大臣）十人。皇太極把理政聽訟大臣增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為十六人。入關以後，清室參照明朝的制度，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給「九卿科道」雜議。所謂九卿，並不是僅僅為太常卿、光祿卿等，而包括六部的尚書。所謂「科道」，是指的都察院之中各科（吏、戶、禮、兵、刑、工）的「給事中」與各道（京畿道、江西道等）的監察御史。遇有大官被劾，或對外將要採取軍事行動，事情常常被交給「王大臣」去討論。所謂「王」，包括親王與郡王；所謂大臣，包括宮內、宮外若干負重要責任的官。「王大臣」把討論的結果，用書面報告皇帝，由皇帝作最後的決定。 雍正比起他的若干「王大臣」來，可謂鶴立雞群。他眼光敏銳，記憶又特彆強，不僅對全國的政務了如指掌，很知道多數督撫的能力，而且有時也特別識拔了督撫以下的小官。 在督撫之中，像李衛、田文鏡、王士俊等人，都是小官。李衛是銅山（徐州）人，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時，才不過是一個戶部郎中（相當於財政部的司長）。雍正叫他在直隸（河北）與雲南辦驛運，不到三年功夫，就任命他為浙江巡撫，「兼理兩浙鹽政」，兩年以後又升他為浙江總督。這李衛不但會理財，同時也是一個捕盜專家。雖則他所捕的「盜賊」，包括江湖豪俠與有志復明的義士，但地方上的安寧也的確被他增進不少。他所無可奈何的，始終只有一人：甘鳳池。（甘鳳池在《清史稿》中有傳。）雍正十年以後，李衛被調進京城，擔任刑部尚書。 田文鏡是漢軍正黃旗人。清朝初年，屬於漢軍八旗的「漢族旗人」，比普通的漢人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年羹堯及康熙年間的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彭鵬（《彭公案》的彭公）、施世綸（施琅的兒子，《施公案》中的施公），都是屬於這一類人物。田文鏡與李衛同是捐班出身，於雍正即位之時，也還不過是一個「內閣侍讀學士」，當過縣長級的「知州」，也當過吏部的員外郎，等於今日內政部的專門委員，雍正任命他為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升為署理河南巡撫，其後一再升為河南總督與「東河總督」。田文鏡辦事十分賣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稅收，對人民與屬吏均很刻薄、殘酷。 王士俊是貴州平越人，正途出身（翰林）。雍正先叫他在河南當「候補知州」，其後一直提拔到「東河總督兼河南巡撫」，於雍正十年繼田文鏡之任。此人本以彈劾田文鏡成名，但在繼田以後，作風與田如出一轍。 田文鏡與王士俊在河南墾了不少荒。墾荒本不是壞事，雍正急於求治，對田文鏡之雷厲風行地墾荒，頗為嘉許。然而河南可墾之荒不多，州縣官迫於田文鏡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開的「荒」招人民領種，於三年以後「升科」，叫人民按畝納稅。史貽直在乾隆初年擔任戶部尚書，檢討田、王二人所報的新墾之地，「非河灘沙礫之區，即山岡犖确之地，甚至墳墓之側、河堤所在，搜剔靡遺。」 田、王兩人之勇於任事而不貪污，也是事實。田在兼督山東之時，清查出山東錢糧積虧二百餘萬兩。他向雍正報告：積虧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確沒有力量按年繳納清楚。但是，田文鏡所能想得到的補救辦法，僅僅是「請敕山東巡撫、布政使，協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參，追，禁，革。」 火耗與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額外負擔，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無的「油水」。官吏的俸祿極薄，當一個知府，每月的俸祿只不過是幾兩銀子而已。當時的米價，以山東為例，是每石一兩銀子左右。知府、知縣僅憑几兩銀子的俸祿，如何可以養妻子、養僕役、養「師爺」（私人秘書）、孝敬上司、彌補虧空？ 有一位諾敏，他是滿洲正藍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撫。他向雍正提出一個口號：「火耗歸公。」辦法是，叫各州、各縣每年把所收的「耗銀」，解到各該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庫」，由總督、巡撫提出二十萬兩銀子彌補無著落的虧空，其餘年終發給地方上大小官吏，作為「養廉」的津貼，同時向皇帝奏報清賬。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討論一番，然後就批准諾敏的建議。從此，不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漸樹立了這個「養廉制度」。雍正說，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數字在虧空補足之時逐漸削減，以至於完全豁免。（結果，直到清朝結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無能力建設一個近代式的稅收制度，無足深責。不過，他是有心減輕人民疾苦的。江蘇所欠的田賦丁銀，比山東更多，據巡撫尹繼善與侍郎彭維新清查，從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間，共欠一千萬兩以上。有人建議，把這一千多萬兩銀子「分年帶徵」，加在原有的定額之上。雍正決定：帶徵的欠稅每年每縣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該縣同一數量的正賦。這樣，等於在事實上免收欠稅，而辦法比以前順治、康熙之時公平。順、康兩帝常常無條件免收「逋賦」，結果是拖欠的「頑戶」占便宜。現在呢，頑戶繳出若干欠稅，良戶就減免若干正稅。 雍正在財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撫邁柱的建議，把丁銀攤入錢糧計算，我們不妨稱之為「丁糧合一」。這原是繼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頒布的「以後滋生人丁，概免丁銀」的遺旨，無非將手續簡化而已，但結果是從此有田產的人才出丁糧，無田產的人不僅不出田賦（錢糧），連丁銀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個小小的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