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四五　通僧

康熙自己說過，他在親政之初，便認為削藩、治河、通漕是三件待辦的大事。這三件大事均與財政有關。削藩與治河，都是花錢的事，但辦好以後，增加歲入極多。通漕，實際上完全有賴於治河。運河被黃河堵塞了，漕米便到不了京城。 「漕」字從水從曹，是用軍曹押船行水運糧。漕的創始者是秦始皇。他為了伐匈奴，而不得不「飛芻輓粟」。兩漢、唐、宋在京城（長安、洛陽與開封）均駐有重兵，這些兵與中央各衙門的大小官吏每年要吃很多的糧，而且薪俸也用米、麥計算，所以必須由產米、產麥之地漕運大量米、麥到京城來。當時的運道，是由長江經由「邗溝」入淮，由淮經由汴河入黃河，然後溯黃河而上，到達開封、洛陽、長安。 元朝的首都設在大都（北京）。忽必烈（元世祖）叫郭守敬開了一條「通惠河」從大都通到通州（河北通縣）接上白河，再連上衛河，到達山東的臨清，由臨清再開一段運河，直至淮陰。淮陰以南、長江以北，利用原有的邗溝。長江以南，從鎮江到杭州，經由常州、蘇州、嘉興等地，也有許多天然的小河流及南宋以來的若干大溝渠可以利用。 忽必烈如此做法，本也未可厚非，但是錯在不明河北與山東的地形，把許多流向東北的河（包括黃河）用一條運河截住去路。元、明、清三代之所以常鬧水災，與運河頗有關係。 元朝雖則開了運河，卻不十分靠運河來轉漕，主要的還是靠海運；用大船沿著海岸線走。明成祖改築了山東境內的運河（稱為會通河），才把海運廢了。 康熙初年（從元年到二十年），由於鄭經雄踞台灣，控制了東南沿海，海運無從談起。所以治河、通漕，便成了迫不及待的事。 在靳輔與張鵬翮先後把治河的工作完成、漕運暢通無阻以後，也就沒有人想得起元朝海運的前例了。（到了道光六年，清朝政府才由於琦善及陶澍的建議，恢復海運。） 清朝沿襲明朝的成規，在順治二年立下每年漕運的總額四百萬石。其中有三百三十萬石運送「京倉」，叫做「正兌米」；七十萬石運送「通倉」，叫做「改兌米」。 負擔漕米的責任，以江南行省（包括今日的江蘇、安徽）為最重，占了三百萬石之中的一百七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其次是浙江，占六十三萬石。再其次是江西、山東、湖廣、河南。（山東、河南另加三十萬石左右的小麥、小米與豆類；江、浙二省加征宮廷所需的白糧[糯米]二十二萬石左右。） 老百姓除了繳納漕糧的正額之外，照例要加納所謂火耗。這「火耗」有時相當於正額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六十六。 附帶於漕糧的另一虐政，是所謂「折銀」。官方常常不收米而收銀，所定的米價每每超過了市價，老百姓必須以賤價賣米，按照官價繳銀子。 康熙雖則下過幾道聖旨，限制火耗與折銀的數量，但是官吏、胥役把漕運看作私人的財源，康熙的聖旨等於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