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清朝 · 四六 理財
元、明、清三代的財政，總而言之是「糊塗賬」。稍有條理的兩個很短時期，是張居正當國的十六個年頭（從明穆宗隆慶元年到明神宗萬曆十年），與雍正一朝（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
康熙頗想把國家治好，然而為人太重感情，擺脫不了左右的佞幸，真是美中不足。佞幸包庇督撫與布政使，督撫、布政使包庇州、縣官，州、縣官包庇胥吏、里甲，於是老百姓在下面受剝削，康熙在上面受蒙蔽。如此情形，本不限於康熙一朝，可惜的是康熙力圖整頓，而整頓不出多大結果來；常常減賦、免賦，而徒供貪官污吏中飽，老百姓受不到實惠。
當時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丁銀與田賦。男子十六成丁，六十而免。每丁每年的「代役錢」，各省各縣不等，最少的是銀子一分五厘，最多的是八九兩，普通在五錢與一兩之間。
少數狡猾分子「投充旗下」，甘心當旗人的「包衣」（奴才），免納丁銀，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在名義上獻給旗人，再用「佃戶」的身份領回，藉以免納田賦。也有不少的人，用同樣方式依附漢人紳耆。紳耆是地方上回籍退休的大官，或現任大官的子弟親戚，照例丁銀也不出，田賦也不納，督撫與州縣官對他們巴結之不暇，怎敢和他們為難？
兩江總督郎廷佐是一個例外。他在康熙十二年就任，清查了一下屬內積欠的「逋賦」，查出四百餘萬兩之多。他把所謂逋賦分成三類：（一）官侵，（二）吏蠹，（三）民逋。列了一個表報告康熙，而且指出姓名，包括一位在朝作官的狀元徐元文在內，說徐元文的家屬不繳丁銀，不納田賦。（這徐元文並非壞人，壞人是他的哥哥徐乾學。）
順治末年，中央每年的稅收有銀子二千一百五十多萬兩（包括田賦的折銀在內）與糧食六百四十多萬石。到了康熙中葉，在打平吳三桂、接收了吳三桂所割據的雲貴地盤以後，稅收仍不過是銀子二千六百三十多萬兩與糧食四百七十多萬石。銀子雖則多出四百八十萬兩，但糧食少了一百七十萬石，以一兩抵糧食一石（當時的平均價格）來估計，所多出來的不過是二百五十萬兩而已。康熙的積年整頓，可謂白費心力。
康熙除了丁銀與田賦兩項收入以外，尚有鹽稅二百七十萬兩左右、關稅二百萬兩左右。但是所有的稅收加起來，也不過相當於三千六百萬兩而已。
他本人竭力儉省，把宮廷的開銷減到最低限度。他說，明朝末年宮內每天要花費一萬兩銀子，他一個月只准內務府花五六百兩銀子，加上各項賞賜，也不過是一千兩左右而已。明朝末年宮內燒木柴，要燒二千七百八十幾萬斤，他只燒了六七萬斤。明朝末年宮女有九千人，太監尤多，他只用了四五百人。
宮外的軍政各費，他也管得很緊。治河不得不花錢，靳輔用了二百多萬，很值得。
最花錢的，自然是幾次戰爭。打吳三桂及其孫子吳世璠，一定花了極多的錢。三次親征噶爾丹，與用兵西藏，也開銷了不少。
康熙年間，每年經常費的支出共有多少，史無明文。我們僅知道，在乾隆三十一年，是三千八百六十五萬兩以上。這個數目，並未包括直接支付兵士與旗人的糧食，與每年八十萬兩左右的河工維持費。換句話說，中央的歲出，超過四千萬兩。
康熙比乾隆儉省得多，但無論怎樣也得花上銀子四千萬兩左右。日本的歷史家稻葉君山，說他每年應該有四百萬兩左右的不敷之數。他在位六十一年，加起來豈不是要負債到兩萬萬四千四百萬兩嗎？
然而事實上他不僅不負債，反而存了不少積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時候，他已經存得五千多萬兩。
在康熙十八年的時候，他賣官鬻爵，賣了三年也不過賣得兩百多萬兩銀子。（出錢的人，可以不經考試而列為秀才，稱為「監生」；也可以取得當「知縣」的資格，稱為「捐班」，知縣是官委的縣長。）
康熙另有一個財源：鑄錢。順治元年（崇禎三十七年），多爾袞便已在北京用銅鑄錢。每一個銅錢，用三分紅銅、七分白銅，重量合為庫秤一錢，稱為一文。順治二年，把重量提高到一錢二分；順治八年，提高到一錢二分五厘；其後又提高到一錢四分。每一百個銅錢，規定等於銀子一兩。政府發薪餉與收丁糧，一律以「銀三錢七」搭配。
康熙元年，鰲拜等人除了把已有的「順治通寶」錢照舊行使外，發行新的「康熙通寶」錢。元年以後，每年均加鑄若干「卯」。一卯是一萬二千串，每串是一千文（等於一兩銀子左右）。
倘若康熙年間每年鑄錢的數量和順治元年一樣：三十六卯，那末，政府等於多了四十三萬二千兩銀子的歲收，除了銅料與工資，也可以略為彌補歲入不足之數。
此外，康熙還有「意外」的收入。鰲拜、蔡毓榮等人犯了罪被「抄家」，抄出來的財產很可觀。吳三桂在雲南也替康熙留下極多的金銀財寶。
因此之故，康熙才能夠常常對老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災、旱災與兵禍的地方，免稅或減稅。他也常常一筆勾銷老百姓若干年來的欠稅，不予追收。據張鵬翮估計，從康熙元年到四十八年為止，前後所免、所減的丁糧（沿稱「錢糧」），共達一萬萬兩以上。
康熙而且「輪免」了天下丁糧一次：從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在這三年每年免掉全國三分之一省區的丁糧。（他生平羨慕漢文帝之曾經普免天下賦稅，頗想在歷史上也留一個美名。）
這麼一來，中央的倉庫豈不是要短收幾百萬石糧食與幾千萬兩銀子？他認為中央的倉與庫，已經收藏了太多的糧食與銀子，用不完，而且也藏不下。糧食容易壞，自不必說（他在康熙五十五年把倉中的「陳粟」提出四百三十幾萬石作為兵士的額外之賞）。銀子，按照清朝的定例，也是依次先啟封「舊」的「元寶」（每一錠元寶，淨重庫秤五十兩），然後啟封新的元寶，可見庫中的元寶極多。（他曾經命令各省存一些銀子在省庫，不必解到中央的庫。）他所作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從康熙五十年開始，所有「滋生」的人丁，概不加賦。換句話說，他把全國丁銀的總數，固定在康熙四十九年的數字上。這是自動減低政府的歲收，可謂史無前例。同時，這也是鼓勵生育的一種有效政策，而且增加了其後戶口統計的確實性。
果然，全國人口的統計數字，便從康熙五十年的二千五百零八萬九千一百七十四人（包括新出生的男嬰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人），一躍而為乾隆二十九年的二萬萬零五百五十九萬一千零一十七人。中間相隔，僅有五十三個年頭。
再過五十五個年頭，嘉慶二十四年，統計數字又進了一步，跳出三萬萬的大關：有三萬萬零一百二十六萬零五百四十五人。
這些數目字，雖然未必十分精確，但至少充分表明了一種趨向。
雍正皇帝繼位以後，把康熙所固定的丁銀，歸併在並未固定的田賦以內，不再分別徵收，以省手續。每兩銀子的田賦，攤收一些丁錢；各省各地的攤法不同，少的僅攤一分、兩分，多的攤到七八錢，普通是每兩田賦攤丁銀一錢。
於是，田賦因墾田總數增加了很多，丁銀的實收之數也就跟著田賦的實收之數而增加，大失康熙原意。
清聖祖玄燁設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十大壽，版圖歸一，景象昇平，官紳為感「恩澤」，不少老者進京朝賀。康熙帝為顯示皇恩浩蕩，並慶其六十大壽，決定在「萬壽節前於暢春園宴賞眾叟」。三月二十五日，在紫禁城設宴招待各省現任或退休文武官員、士庶年滿65歲以上1800餘人。三月二十七日宴賞八旗滿、蒙、漢軍大臣等65歲以上1000餘人。此宴準備月余，耗銀萬兩，服務者萬餘人。康熙即席作「千叟宴」詩，以記其盛，赴宴之臣亦作詩奉和，其樂融融。宴無定期，清代共4次，此為首次。